很抱歉，没有找到您需要的信息
马上发布一条相关信息
桂林路暗黑破坏神3品牌导航
qq号码出售
桂林路暗黑破坏神3转让频道介绍
桂林路二手暗黑破坏神3频道为您提供桂林路二手暗黑破坏神3转让/出售信息，在此有大量桂林路二手暗黑破坏神3报价/图片/价格信息供您选择，您可以免费查看和发布桂林路二手暗黑破坏神3信息。玩游戏，就到平台！ 触屏版,极速版。
桂林路暗黑破坏神3转让相关城市
桂林路暗黑破坏神3相关分类
桂林路二手暗黑破坏神3周边城市　　斯巴达人凭借武力夺取的拉科尼亚的土地，被分成30000万份，它们平均地分给了当地的居民，他们被称为“庇里阿西人”，意思是“居住在周边的人”，他们是纯粹的生产者，他们还从事手工业和经商，虽然是自由民，但却没有政治权利。另一个更低下的社会阶层是“黑劳士”，他们的意思是“沼泽的居民”，这是斯巴达在美塞尼亚战争中俘获的战俘，他们被强制性地捆绑在土地上，为斯巴达人劳作，关于这些人究竟是奴隶还是农奴，历来就有争议。通过土地的分配，斯巴达实际上分为三个集团，首先是全权公民，他们是统治阶级，由黑劳士为他们提供无偿的劳役；其次是庇里阿西人，他们大概人口最多，是主要的劳动大军，最后是没有任何权利的黑劳士。值得说明的是，在紧迫的战争时，庇里阿西人和黑劳士也充军，前者组成轻装步兵，后者是斯巴达人的随军仆役。　　利库尔戈斯土地立法的用意，是他决心要消除骄横、嫉妒、贪婪、奢侈，以及那更加根深蒂固地折磨着城邦的弊病：贫与富。贫与富，这说到了点子上，翻看人类历史，实际在起作用的就是这个贫与富。一次一次地贫富差距增大，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一次的吃大户；一次一次地平均地产，消除贫富差距，然后就是更加贪婪的侵占和掠夺。那些有限的财富不断地被重新分配，然后又以更加巧妙的方式重新聚集，穷人还是穷困，富人依旧富裕，千年不变，至于谁成为穷人谁成为富人惟系天意。只要游戏规则不变，游戏就得照样玩下去。斯巴达作为一种理想的神话，之所以千年不灭，就是因为人类从未很好地解决贫富问题。从根子上说，这是匮乏的结果。古典经济学认识到这一问题，他们说，好吧，既然匮乏的资源不能满足人类的奢望，那么就利用看不见的手来自动地配置资源吧，使得它能倾向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事实上并不尽如人意。地球的自然资源有限，每个人虽然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不可能每个人都幸福。所以分配和再分配成为政治家们最难处理的问题。而哲人们说，既然扩张性的征服自然效果并不好，那么就让我们从限制自己的奢望开始吧。而这后一点，正是利库尔戈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是羡慕斯巴达的柏拉图理想国的人性改造的依据。这就是说，除了平均财富外，还要消除骄横、嫉妒、奢侈、贪婪及由此造成的种种罪行。　　怎样做到这点呢？利库尔戈斯的法宝首先是共餐制。有些人把共餐制写成公餐制，但我的理由是，斯巴达人的共餐是需要自己提供月供的，这就与免费大锅饭有点不一样了。而从共餐制的实质看，它实际上是一个吃饭的共同体。这一制度据说是从克里特学来的，但它多少是古老的部族社会中战士聚餐的遗存。我们已经看到努比亚人的习俗“太阳桌”的传说，反映的就是某种古老的共产制（共餐制）。因此共餐制最古老的起源可能是献祭后人们分食牺牲品的习俗，后来演化成战后大吃一顿的习惯。利库尔戈斯所做的是把它世俗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斯巴达成年公民都在一个锅里吃大锅饭，每个人的月供由自己提供，分成15人一组，适龄青年的加入都要履行一定的程序。大锅饭所提供的食物“七荤八素”，让吃的人既吃不饱也饿不死。青年人也是如此，据说这是因为利库尔戈斯认为，在一个人长身体的时候，不能吃得太饱——吃得好当然谈不上了，如果吃得太好太饱就与大锅饭的原则不符，因为此时吃得太好太饱容易长膘而不是长个子，我觉得这道理与利库尔戈斯喜欢的类比法，比如养猪类似，比较好懂。大锅饭中最著名的一道菜就是大酱汤，据说大酱汤扬名天下，彭托斯的一位国王从善如流，特地从斯巴达买了一个厨子，为他烹饪大酱汤，结果大失所望，厨子告诉他，能够品尝这种大酱汤的人，一定要先在欧罗塔斯河里洗洗澡。欧罗塔斯河是斯巴达平原的一条主要河流，厨子的意思是，你不是斯巴达人，没有吃过斯巴达人那样的苦，怎么能品尝出大酱汤的美味呢？大酱汤可能是一种加入蔬菜叶子的肉汤，但黑乎乎的味道难吃极了。如此说来，谁又愿意加入大锅饭的行列呢？其实不然，首先它是法律，每人都要参与；其次它如同一个身份确认的俱乐部，不加入其中必定被人说闲话或被瞧不起。更主要的是大锅饭有它积极的一面，它鼓励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形成一种众志成城的感觉。用我们的话说，公共食堂也罢，共餐制也罢，它营造了一种同志间的亲密感情和气氛，以及实现一种高度平等的认同感。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共餐制成了训练斯巴达人独特品行的生活方式。但人性中贪嘴的本性实难消除，那么什么时候斯巴达人能吃到美味佳肴呢？那是在打仗出征之前。要打仗了，这对斯巴达人来说，就是盛大的节日，这也是利库尔戈斯的良苦用心，以提升一种视死如归的境界。如此说来，斯巴达人那种不怕死的精神有些是真的，有些则是被逼无奈。话说斯巴达国王阿吉斯有一次远征雅典，凯旋而归，小资情绪发作，想回家与妻子共享晚餐，就派人到公共食堂取回自己的份额，但被拒绝了。愤愤不平的阿吉斯第二天忘了本该举行的献祭，结果被罚了一笔款。还有一个斯巴达国王，名叫克列欧美涅斯，西徐亚人唆使他学会了喝纯酒（不掺水的酒），结果失去理智发疯了，自戕而死。看来公共食堂制度多少实现了利库尔戈斯的预想，因为其中既无贫富差距，也无法奢侈，更没有特权。　　利库尔戈斯的立法所形成的严酷坏境，几乎达到了自觉的禁欲主义的程度。有一则故事说，一个斯巴达人访问了科林斯，让他感到奇怪的是，科林斯的房屋建造的是那样漂亮，以至于他虚心的请教科林斯人，是不是科林斯的树木长得特别，所以造就了他们特别的建筑？这个斯巴达人，在利库尔戈斯眼中一定是个好公民，因为他不但自己住着毫无装饰的房屋，而且他还真没有受到精神污染，不知道花花世界的那些花花样。还有一个故事体现了利库尔戈斯的这一指导思想。这一故事说，利库尔戈斯指定的集会场所是在露天，在一座桥和河之间的河滩上，因为如果公民在厅堂建筑里集会，人们会注意建筑的装饰（壁画、浮雕），从而宗旨严肃的大会就可能让空虚的念头搅得愚蠢可笑和一事无成。严酷的坏境教导人们，人生不是享乐，也没有享受这回事。为此，利库尔戈斯取消了所有奢侈品以及奢侈品的生产。这些措施的道德上的好处，可以从最终结束了斯巴达霸权的科林斯的著名将领伊巴密浓达话中看出，当他坐在斯巴达人的餐桌前时他说：“如此菜肴与背信弃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为此，我们也可以感叹，利库尔戈斯的法典能在斯巴达维持300年之久，它完全有资格进入神话的殿堂。　　利库尔戈斯实现上述目标的第二个办法是取消贵金属货币，他认为，人的贪婪取决于他拥有流动资产，所以他规定只能使用铁币，如果你拥有10明那（大致相当于上世纪初40英镑或200美元）的钱币，那么你就需要一大间库房存放它，需要两头牛才能搬动它。而且这种铁币铸造时用醋淬过火，使得它不能派其他用场。这种货币在斯巴达流通时，据说许多因钱而生的罪恶从此消失了。钱能生钱，这是钱的原罪。直到马克思写了煌煌巨著《资本论》，钱的罪恶仍然畅行无阻。君子也爱钱，况小人乎？但看起来贵金属货币的消失和铁币的流行，并不是原因，而是简陋生活的结果，因为它属于比较后来事。利库尔戈斯还取消了在他看来那种只会教人耍嘴皮子的修辞学教师（智者），曾经辉煌过的诗歌艺术也退出了斯巴达的历史舞台，自“七贤”之一奇隆之后（约公元前6世纪中叶），斯巴达再也没有出现过以智慧闻名的人。考古也证实了这点，公元前6世纪以降，斯巴达出土的文物显示，好像又进入了“黑暗时代”。这不仅是因为斯巴达自己的产品粗制滥造，还因为它根本上拒绝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往来。普鲁塔克还说了，斯巴达人应该为了这一切感谢自己的立法者，因为他们的工匠摆脱了从事无用劳作之苦，并把他们美妙的手艺运用到了耐久而又实用的物品上去了。所以在太阳普照着的所有城邦当中，唯有在斯巴达，人们才能看到那种声名远扬的景象：一个双目失明的财神，就像一幅画那样没有生命，一动不动地躺着。财神在斯巴达没人礼拜，说明了许多问题。
利库尔戈斯法典中，还有一个饱受病垢的制度就是共妻制。让我们来看看，它是否能消除人的嫉妒这种阴暗的病态心理。首先让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应放弃那种恶心的情绪反应，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让道德判断模糊我们的事实判断。之所以要如此，乃是因为共妻并不像有些邪恶的宣传家所说的那样，是突然之间无缘无故地强加在人们的生活中的，它有意或无意利用了初民的遗风。在事实上，共妻看起来是为了一种目的而自然形成的。这个目的就是利库尔戈斯法典的根本目的——培养共和国战士。所以，优生学自然就进入人们的视野，普鲁塔克说：利库尔戈斯“从其他国家人民所制定的法律里看清了许多愚蠢和浮华不实之处：他们繁育犬马时反倒坚持要得到最佳雄性良种，不惜金钱或利用私人交谊；但是，他们却将自己的妻子锁在深宅内院，让她们只给自己生儿育女，哪怕他们自己是些笨伯，或是孱头，或是病夫。”斯巴达公民到达结婚年龄必须结婚，因故不能生育者，可以把老婆出借，出借者则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便，因为这是为了城邦的最高利益，即生育更强壮的孩子。一些老夫少妻中的老夫也会觉得让妻子与他人生子，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在这种风气下，利库尔戈斯可谓一举两得，既实现了优生的目的，又泯灭了人们的淫荡行为。因此，据说在斯巴达人们根本不知道通奸是什么。有一个著名的传说是这样说的：一个外邦人曾向一个叫格拉达斯的斯巴达人打听，他们是如何处治通奸犯的；格拉达斯回答说：“外邦人，我们这里没有通奸犯。”外邦人又说：“那么就假设有一个吧。”格拉达斯说：“我们将罚他一头公牛，一头其大无比的公牛，能把头伸过泰格托斯山峰去饮欧罗塔斯河的河水。”于是外邦人十分惊讶地说道：“哪来这么大的公牛呢？”格拉达斯面含微笑，回答说：“是啊是啊，斯巴达怎么能有通奸犯呢？”这种共妻与诬陷者意义上的乱交是两回事，因为前者的目的是优生，而后者只是情欲或引逗情欲。我倒宁愿相信，不是没有通奸，而是通奸在一种堂皇的理由下被容忍了。　　与共妻制度配套的做法有两项，其一是公开的裸体的行为在斯巴达受到赞扬，特别是在训练和竞技中。女孩子亦是如此（大概是半裸），为了养育健康的孩子，需要体格强壮的母亲，因此斯巴达女孩也进行多项体育训练。这违反希腊人性禁忌的做法，让其他城邦的希腊人大跌眼镜。当赤身裸体没有了羞耻心的时候，嫉妒之心恐怕也就没有了，如此一来老婆是谁的就不重要了。其二涉及残酷的弃婴行为。多数民族都有弃婴的习俗，它是残酷坏境下的残酷行为。斯巴达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把弃婴同他们培养战士的目的结合起来，凡是不符合要求的婴儿，在他们看来就不值得存在。我们可以想象，有多少斯巴达母亲因失去孩子而痛苦不堪，但作为补偿，斯巴达的妇女却在整个希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当一个外邦人恭维斯巴达妇女是自己的丈夫的唯一统治者时，斯巴达妇女的回答是：“你说得对，我们是唯一生养战士的女人。”这样的妇女的确值得尊敬，但也很可怕。　　在利库尔戈斯的法典中，我们看到一幅熟悉的大军营图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结果是国家取代了社会，社会又取代了家庭。斯巴达男子30岁才能结婚，这一年龄的依据也是优生学。他们认为男子30岁，女子17岁是最佳的生育年龄。但结婚的男子没有家庭生活可言，在有孩子之前，夫妇分居两地，丈夫只能偷偷摸摸地与妻子幽会，按照普罗塔克的说法，由于禁欲提高了性生活的质量，有利于怀上健康的孩子。而当有了孩子后，虽然夫妇能在白天见面，但晚上还是要回归军营，更何况孩子不生活在身边的家庭岂能称为家庭？不难想象，这样一种孩子有孩子的世界，妇女有妇女的世界，男子有男子的世界的世界，客观上鼓励了同性恋。这样的国家构造，尽管为了一定的目标，其效率很高，但为人伦所忌。在现实中，要么纯粹是神话，要么为时难以持久。一个斯巴达人迷恋家庭生活会被人耻笑，但他如果没有子嗣，那就不是耻笑了，还会受到羞辱。羞辱的办法照普鲁塔克说是这样的：除了不许他们观看青年男女的竞技活动外，在冬天里，只穿着内衣内裤，在市场上游街，边走边唱着一首指定的光棍歌曲。据说利库尔戈斯本人在他未有儿子之前也遭到了嘲笑，当他来到公共食堂时，一个青年不愿为他让座，并且对他说：“你还没有生下将来一天给我让座的儿子呢！”在斯巴达，首先上前线作战打仗的总是那些已经有了子嗣的男子。温泉关300勇士，个个都是这样的父亲。　　最后简单提一下，要做到消除骄横、嫉妒、贪婪、奢侈和贫富差距，还必须付出一个代价，那就是杜绝与外界的往来。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利库尔戈斯的立法也很成功，它禁止公民游历外邦，除必要外，也禁止外邦人访问斯巴达，它能做到这点是因为斯巴达经济上不依赖贸易，它是一个农业“大国”，为了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自给自足绰绰有余。我们有一个奥运会的数据很说明问题。从保留下来的奥运会胜利者的名单看，公元前576年以后的两百年，奥运会举办了50届，却只有十来个胜利者来自斯巴达；而在这之前，自从公元前720年斯巴达取得第一个奥运会桂冠开始，在以后的144年中，出现在奥运会胜利者名单上的斯巴达人占了半壁江山。如果我们考虑到有一个传说说利库尔戈斯参与了奥运会的发起或停战规则的制定的话，那么这种反差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正是斯巴达自觉地与外部世界的隔绝，导致了它的排他性和封闭性的特征。作为这种特征的结果，就是艺术品和艺术品位的微缩和消失，以及思想和学术园地一片荒芜。奇怪的是，尽管斯巴达在奥运会上的金牌数大大下降，但它的国际地位却蒸蒸日上，稳坐头把交椅而几百年不坠。斯巴达的希腊世界的领袖地位靠的不是美元外交，不是石油外交，也不是订单外交，而是靠它输出的军事统帅。希腊城邦对斯巴达无所求，也没有什么好求的东西，但斯巴达帅才将才之多，多如天上繁星。外邦人若能求得一将一帅，那就等同于在神庙中得了上上签。连希波战争这样重大的战役，统帅之位斯巴达当仁不让。相比于雅典这个花花世界，斯巴达的简单纯朴是多么触目惊心；相比于雅典的开放社会，斯巴达闭关锁国是如此不可思议。然而作为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的也是这些将帅，因为他们与花花世界的接触太密切了，首先受到的精神污染，而后被糖衣炮弹击中，加倍的腐败和加倍的腐化一发而不可收，最终的结果是颜色革命——酱汤变得好吃了。　　上述所有，当然不是传说中利库尔戈斯法典的全部，把它们全部罗列出来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现在我们应当问这样一个问题，上述所有看起来似乎严酷的法律怎能实施？因为我们知道，任何强制性的法律没有人们自愿的或消极的配合，就是一纸空文。而这正是利库尔戈斯法典的成功之处，他把立法建立在教育之上。我以前学过一点教育学，当老师说，西方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学家是柏拉图时，我是不太理解其意的。柏拉图有名不就是有名在他的《理想国》吗？实际上，只有把柏拉图的教育理论与他的那个最著名的“乌托邦”联系起来，我们才能既理解柏拉图教育理论的实质，又理解他的理想国能立起来的关键。说穿了，柏拉图的写在书上东西，就是以斯巴达为摹本的。而理想国能成立就是以教育为本的。
　　利库尔戈斯认为，倘若那些促使城邦的繁荣与美德的最主要和最有约束力的原则，深深地在公民的习惯和训练当中扎下了根，它们就会经久不变和牢固可靠，因为通过教育使青年人明确坚定不移的目标，要比强制更具有约束的力量，教育对于每个青年来说，就起着立法者的职能。这曾经是我们熟知和践行的教育理论，至今看来仍然是富有教益的教育理论，只是它对人性中相互冲突的价值目标缺少足够的估计，还有就是它对实现这一目的所需付出的代价估计不足。　　在利库尔戈斯的设想和后来斯巴达人的实践中，教育乃终生大事，从零岁开始直到去世。当一个婴儿诞生的时候，做父亲母亲的并没有权利决定这个婴儿是否能生存，他们要把婴儿带到部族的长老那里，长老们代表城邦检查婴儿，如果婴儿合格，他们就命令父亲抚养他，并将我们上面提到过的“份地”给他一份；如果婴儿瘦弱或畸形，那他将被丢弃，为此专门有一个山崖用来抛弃婴儿。他们深信，倘若造物主一开始就没有把健康和力量赋予这条生命，那么他的存在无论对自己来说还是对城邦来说都毫无裨益。孩子的抚养也遵循同样的原则，母亲们用酒而不是用水给婴儿洗澡，她们认为这是一种锻炼；他们不用襁褓，而是让婴儿的肢体自由发展。因为养育得法，斯巴达的保姆与它的大酱汤同样有名。孩子长到7岁，便离开家庭，由城邦收养，编入连队，开始接受教育。当然，在我们看来，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训练。文化知识仅仅以够用为限，主要的科目是体育。他们分组进行模拟战争的游戏，进行实战的狩猎训练，以养成服从命令和吃苦耐劳的习惯。他们总是赤脚，并只有一件外套，训练时则是裸体，经年累月很少洗澡，让皮肤变得干燥坚硬，睡在用灯心草穗子铺成的地铺上。严酷的坏境多为刻意营造，以训练和考验孩子们的极限能力。他们鼓励一种仪式化的偷窃行为，并让孩子们演练，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生存训练。体罚是当然的教育手段，并公开执行。在罗马时代，当斯巴达已退化成一个吸引游客的“主题公园”时，游客们能够欣赏到的节目之一，就是这种对孩子的鞭笞。这被认为是一种承受力的特殊训练。在这种军营般的集体生活中，唱歌是经常举行的活动，没有歌声就没有斯巴达，这一点不错。他们的歌决没有情意绵绵的小资情调，而总是高亢嘹亮的进行曲式。平时的话题总是围绕政治与军事展开，孩子们熟知这些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并被教育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和荣誉，以及怎样培养勇气和珍惜荣誉。20岁是一个关口，被认为是成年的开始。成年仪式极其残酷，它被要求以杀人的方式完成。此时青年被要求单独行动，白天埋伏起来，而在夜间他将杀死一个黑劳士（奴隶）来完成他的作业，以此证明他金榜题名。接下来他就被接纳为“共餐团”的一员，成为保家卫国的共和国战士。这种教育让我特别感念，是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小时候也有某种同感，从绿领巾到红领巾再到团徽，我们始终生活在集体中，而集体主义则是那时的核心价值观，个人属于和服从于集体，然后是国家。这与斯巴达没什么不同，尽管斯巴达没有雷锋，但他们的“螺丝钉”精神的境界更高。只要看看那无坚不摧的步兵方阵，它的战斗力就是“螺丝钉”精神的体现。　　我们可以十分信服地看到，在这一幅教育画面中，利库尔戈斯的法典的确能够落实在行动上，溶化在血液中，哪怕这部法典没有成文。于是，一个伟大的城邦就这样被教育出来了，被训练出来了，或者说被打造出来了。它建立了一种广为传播的“优良秩序”，历时300年而不变。这种秩序建立在平等之上，斯巴达人自觉到这一点，并自豪地以“平等者”相互称呼。这种“平等者”的关系，只能在常识的意义上理解为“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只是年龄和荣誉，前者通过熬资历可以解决，后者只能鼓励人们去争取了。然而经过那么多无情岁月的砥砺，人性的弱点并不能就此成功地改造，一旦它融入希腊世界大家庭，就像出土文物一样马上风化了，见光死了。斯巴达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信仰和服从。信仰勇气和荣誉，服从长官和城邦。斯巴达，它的简朴是那么有名，它的纪律是那么有名，它的团结是那么有名，它的战无不胜同样是那么有名。后人难以再现斯巴达那种独特的历史环境，给人留下强烈的高山仰止的感觉。它的旗帜是英雄主义，它的战歌是青山处处埋忠骨，而它的旗帜之所以飘扬，它的歌声之所以嘹亮，是因为有均贫富的平等之基础，是因为它遵循着集体主义的伦理操守。作为旁观者，我们享有指手画脚的权利，但对当事人来说，这曾是他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沸腾年代。有史家说的一点没错，斯巴达是一个理想的“战士共和国”。可惜，它仅仅是一个“战士共和国”而已。　　斯巴达由于上述特征，无疑是希腊世界最为强大的城邦，也是最为成功的城邦，但它是否真是利库尔戈斯一手缔造？这还是疑问。探讨利库尔戈斯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就是探讨斯巴达政制的发生和流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利库尔戈斯只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在时间上的起点而已，但这里的“而已”无疑不能“而已”待之。逝者如斯，历史与故事混淆，激情与岁月缠绕，但我们还是要把利库尔戈斯的故事讲完。　　功夫不负有心人。利库尔戈斯创建的制度终于在人民的风俗习惯中牢牢地扎下了根。普鲁塔克说：“他确立的政体也已成长壮大，足以支持自身沿袭下去了。恰似柏拉图所说：造物主看到自己创造的宇宙万物出现并开始运动是十分欣喜的。同样，利库尔戈斯对于自己所创法制的重大意义和精妙之处也是非常满意、非常喜悦的。这套法制正在施行，按着它自身的规律运行。就人类的预见能达到的极限而言，他热切地渴望这套法制永垂不朽，千秋万代不变地传给子孙。”于是他考虑怎样善终的问题。他对斯巴达人说，他的法典已经能够促进城邦的繁荣和美德，但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完成，他必须去德尔斐，向神请示，回来以后才能告诉他们。因此，他要求斯巴达人必须恪守法典，不等他回来就不能有任何改变。在国王、元老和公民们都立下了誓言后，他就动身去德尔斐了。　　在德尔斐，他首先向神献祭，并询问他的立法是否完美。神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把神谕写了下来，托人带回了斯巴达。然后，他又向神献祭，满怀深情地与友人和儿子作了诀别，决心要让他的同胞永远不能解除他们的誓言，所以他甘愿结束自己的生命。普鲁塔克说：“他已经活到了这样的年岁，即生还没有成为一件负担，死也不再是一种恐惧。”他认为一个政治家，即便死也要有益于城邦，所以他就绝食而亡。利库尔戈斯的遗体火化后撒入大海。　　人们建立寺庙供奉利库尔戈斯，而普鲁塔克则用他的笔写下了他的事迹，其结果是深远地影响了西方的思想史，而后随着西风东渐，又深刻地影响了东方社会的近现代史，尽管它可能仅仅是一个神话。　　（第五卷第七篇完）
　　第五卷：希腊　　骨殖的故事（第八篇）　　利库尔戈斯立法解决了城邦内部（国内）的秩序问题，斯巴达人便开始向外扩张。我们熟悉的历史，大部分是扩张和兼并的历史。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就是解决生存空间的历史。但这种历史观无法用在希腊的城邦时代。希腊人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对迷你型的城邦情有独钟，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成为那种地域广阔的领土国家，即便是大规模的移民和殖民，母邦与子邦之间也不存在政治上的宗主关系。可想而知的结果就是，城邦数目巨大，城邦规模微小，它构成了城邦制度的外观特征。然而，这种希腊城邦历史的主流特征却不是斯巴达的特征，斯巴达在城邦制度中是唯一一个从事扩张和兼并的城邦。从这一点说，斯巴达的制度是最能发展成后来那种罗马式的帝国的，因为他们都以农业立国，因为他们都渴望城邦的幅员辽阔，还因为他们都凭借重装步兵，以及由重装步兵带来的顽强、坚毅和铁一般的纪律。普鲁塔克给利库尔戈斯的立法披上和平的外衣，实际上最黩武穷兵的就是斯巴达。在现代意识形态的背景中，也有学者称斯巴达为军国主义。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个这方面的故事。　　希罗多德说，利库尔戈斯立法后，他们很快地强大起来了，变成了一个繁荣兴盛的民族。结果他们就不能满足于安静不动地呆在那里了。他们认为自己比阿卡迪亚人要强，于是他们便派人去请示神托，问是否能征服阿卡迪亚。神的回答模棱两可，大意是说，阿卡迪亚太大了，不能给，只能给属于阿卡迪亚一部分的铁该亚，并且要斯巴达人带上枷锁和绳子。斯巴达人以为枷锁是用来枷俘虏的，绳子是用来丈量侵占的土地的。结果事与愿违，战争失败了，斯巴达反倒戴着枷锁，用绳子来丈量自己服苦役的土地。以后断断续续还进行过多次战争，斯巴达屡战屡败，他们也弄不清缘由，只好再去问神。这次佩提亚（阿波罗神的代言女巫）道出了真情：　　阿卡提亚的平坦的原野上有铁该亚这样一个地方；　　在那里绝对无可避免地有两股风在吹着，　　一个打击过来另一个打击必定打过去，祸与祸重叠无已。　　万物之母的大地就在那里保藏着阿伽门农的儿子。　　把他带到你们的城里来，那样你就成了铁该亚的主人。　　我们看这一神谕只会一头雾水，但斯巴达人是看明白了。神谕要他们把阿伽门农儿子的骨殖找回来，这样他们就能取得胜利了。但为什么把骨殖找到就会有好运气了呢？老实说我也不太懂。我只知道后来雅典人也被同样要求找回他们的始祖——开国国王忒修斯的骨殖，我还知道在后来的时代，圣人的骨殖具有神奇的作用，而且成为人们普遍崇拜的对象，比如早期的基督教，再比如菩萨的舍利子。但阿伽门农儿子的骨殖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呢？阿伽门农在荷马史诗时代是迈锡尼的王，他远征特洛伊10年，回来后被他妻子及其情夫谋害，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替父报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及其情夫。这是神话世界最著名的案件，熟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国读者，对此都比较熟悉。后来俄瑞斯忒斯经过一系列神话经历，其地位超过了他父亲，成为迈锡尼、阿尔戈斯和斯巴达的王，成为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半神），这也许就是神谕让找回骨殖的原因吧，先人的遗骨能够庇护和保佑后人，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尽管斯巴达人明白了他们一直遭到失败，是因为祖先骨殖的遗失，但他们无法从神谕中猜出骨殖在什么地方。他们当然也知道神谕已经暗示了骨殖在什么地方，但是，什么是“两股风”吹来吹去的地方呢？慢慢地我们对神谕知道得多一点后，就会明白，神谕就是猜谜，谜底在祭司手中，但谜底又是不确定的，以祭司的解释为准，这就保证了神谕的永远正确，从而维护了神的威信。古人生活在巫术和迷信之中，并依赖于巫术和迷信的程度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现代人保留了自主的选择权，而行动的可靠性并不比古人高，反而造成令现代人莫名苦恼的心理负担。古人有古人的苦恼，今人有今人的苦恼。就进步这一词的客观意义而言，它对解除人的苦恼意义不大。斯巴达人很苦恼。但机缘巧合，一个偶然的机会，帮助斯巴达人解除了苦恼。　　据希罗多德说，一个叫里卡司的斯巴达退伍骑士，由于他的好运气，也是由于他的才智，他竟然找到了这个埋葬俄瑞斯忒斯的墓地。一天，里卡司来到铁该亚的一个铁匠铺，看见一个铁匠在打铁，他对铁匠的高超手艺表示惊讶。铁匠就像所有技痒难熬的手艺人一样，向里卡司炫耀道：“拉科尼亚的客人啊，既然你看到我在这里打铁你都感到惊讶，那么如果你要看到我所看到的东西，那你一定更要大吃一惊了。原来我想给自己在这院子里打一口井，可是在我掘地的时候，我却看到一个七佩巨斯（每佩巨斯等于46.2公分）长的棺材。我以前从来不会相信在古代人们长得比现在的人高，所以我就把它打开了。果然里面的尸体和棺材一样长；我把它量了一下之后就把这个土穴照原来的样子封上了。”有没有搞错？这一尸体竟然长达3.23米！这是怎样的一个巨人？干脆是神算了。难怪铁匠害怕了，把它重新掩埋好。　　然而，里卡司却是一个有心人，他想起了佩提亚的话。他从神谕中推断，这具尸体应该就是俄瑞斯忒斯的遗体。他的推断如下：铁匠锻铁的风箱有两个风口，一进一出，铁锤和铁砧相当于一击与反击，而锻铁也正是要使祸与祸相重叠了，因为铁的发现引起了对人的伤害。里卡司回到斯巴达，把他所见和所想告诉了斯巴达人，大家都同意他的看法，就找了一个借口把里卡司公开地逐出了斯巴达。这时，里卡司又来到这个铁匠铺，叙说了他的不幸遭遇，要把铁匠铺租下来，以此为生。起先铁匠不同意，但经不起软缠硬磨，或许还有利诱，里卡司终于盘下了铁匠铺。当这件事办成之后，他就很容易地把俄瑞斯忒斯的遗骨收集起来，带回了斯巴达。从此以后，斯巴达人每战必胜，不但征服了铁该亚，而且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也征服了，成为希腊本土最强大的城邦，其领土面积据布罗代尔估计大约有8400平方公里。无论怎么看，这是一个领土国家的规模了。
　　说点离题的话。斯巴达为什么没有像后来的罗马那样，发展为一个帝国呢？在我看来主要的原因是由斯巴达人狭隘和封闭的公民权造成的。由于斯巴达人无论如何不愿与人分享公民权，这样庇里阿西人（边区居民）就永远是庇里阿西人，希劳特人（黑劳士）就永远是希劳特人。而公民本身由于战争的消耗，人口不可能增长很快，所以它的常备军数目大概从来没有超过1万人，这也是它的公民数。这点军队应付城邦内部时常发生的反叛已经够吃力了，如果还要用在“国际”上，只能偶尔为之了。希波战争之际的斯巴达王克列欧美涅斯大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决定性地扭转了斯巴达的对外政策，把征服变为联盟。头号霸国的外交政策的变化，一定会给“国际”形势带来明显的影响，这点我们马上就能看到了。　　（第五卷第八篇完）
　　第五卷：希腊　　锦标之战（第九篇）　　战争是历史的永恒主题，这不用我多说。但我无法想象当真有一天普世和平永久实现，历史学是否就此打住？人类进化就此结束，从此逐步退化为猿？　　古希腊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两部著作——前者是开世之作，后者是巅峰之作，写的都是战争。这不会是他俩都“热爱”战争的结果。如果说，他们是“历史之父”，那么说史学开始于人类的战争，大概也没错。它证明了战争在古代世界的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人们对它的记忆特别深刻。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记录的这两场战争，前一场是发生在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的国际战争，战争的双方同种不同文；后一场是发生在希腊人之间的“内战”，他们同种同文。这里的“内战”必须打引号，否则会产生误解。因为如果我们把拥有主权的希腊城邦看成是独立的国家，那么也可以说雅典人及其同盟与斯巴达人及其同盟的战争也是国际战争。　　战争对希腊人来说，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它的家常便饭性质。从战争的角度看，把希腊城邦称之为“战士共和国”是不会错的。公民即战士，战士即城邦。任何读希腊史的人，都会为希腊人之间那种无休止的争斗和战争感到痛惜，如果有10年时间不打仗，那反倒是无法想象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希腊的特例，它与那种“马赛克”式的政治分立有关，上千个城邦都拥有自己的主权，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他们在天性上又是那么热爱自由。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希腊的政体由于经不起这种没完没了的内耗，必定会被政治上高度统一或中央集权的帝国所代替。希腊人自己做过尝试，但没有成功，所以它只能屈服于外来的帝国统治。这自然是后话了。　　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一次小小的战斗，但却是一场著名的战争。顺便就战争的问题展开一些技术性的讨论，也算是为将要来临的世界大战作一铺垫。　　希罗多德在说到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打算与波斯人交战的时候，派人去打听希腊人的情况，以便他能与希腊人中强大的城邦结盟。打听的结果是，斯巴达和雅典是强大的城邦，但他们都有自己的麻烦。雅典当时的情况正处在纷乱之中，庇西特拉图正在利用这一纷乱的局势打算进行僭主统治。而斯巴达人则正因为领土问题在与阿尔戈斯人打仗。我们的战争故事就发生在斯巴达人和阿尔戈斯人之间。对希罗多德来说，这个故事大概是他顺便提到随便讲讲的，但希罗多德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故事在希腊人的历史中竟然成了一个典范，流传千古而成为史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后世把这一次战斗贴上了标签，称之为“锦标”之战。　　斯巴达人和阿尔戈斯人同处伯罗奔尼撒半岛，大概同属多里安人。在历史上阿尔戈斯是一个强大和重要的城邦，在斯巴达未称霸伯罗奔尼撒之前，它一度称雄伯罗奔尼撒。阿尔戈斯与斯巴达之间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一直在进行着，这可以看作是争霸战。后来阿尔戈斯逐渐衰弱了。大约在公元前550年时候，斯巴达人与阿尔戈斯人为一块叫做杜列亚的土地发生了争吵，这个地方本来属于阿尔戈斯，但以后被斯巴达人占为己有了。阿尔戈斯人出兵想把这块土地夺回来，双方的军队严阵以待，但奇怪的是，在交战之前，双方进行了谈判，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协议。这个协议规定，双方各自出300人作战，胜者取得土地。此外还约定，双方必须把其余的军队撤回国，以防止帮仗。等到双方的军队都撤走之后，一声号令之下，战斗就开始了。在很长时间里哪一方都不能占上风，直到夜幕降临，600人当中只剩下了3人，两个阿尔戈斯士兵和1个斯巴达士兵。谁胜谁败了？也许你觉得应该是人多的一方胜了，两个阿尔戈斯人也是这样想的，认为他们自己已经战胜了，便回国去了。但剩下的1个斯巴达人却留在战场上，从战死的阿尔戈斯人的身上收集了他们的甲胄和武器，把它们带回自己的营地，他自己则留在了战场上。　　第二天，双方的军队来到战场，检查战斗的结果。双方发生了争执，一方说自己活着的人多，自然是胜者；另一方则说，只有坚守战场并最终夺取了对方的甲胄武器的才是胜者，而对方虽然活下来的人多，但却逃回去了。那末究竟结果谁胜谁败呢？这个结论我不说了，因为只要对希腊人的战争规则多少有所了解的人自然知道。而在当时，由于双方争执不下，便开始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在双方都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斯巴达人最后赢得了胜利。据说，对这样的结果双方都不服气，阿尔戈斯人决定在收复杜列亚之前都要剃光头而不留发，同时规定妇女不许佩戴金饰；而斯巴达人则制定了相反的法律，那就是从此以后他们要留长头发，而这之前他们是不留长发的。还据说，斯巴达人中那个唯一活下来的人，耻于在他的所有同伴战死之后返回斯巴达，便在杜列亚当场自戕了。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但由此而引发的联想却无穷无尽。最突出的就是这种战斗方式的“仪式性”，这种仪式很古老，到现在也没有绝迹，在我小的时候，小伙伴之间解决争端，或争胜好强也采取单挑摔跤的方式。输者“称臣”，直到下一次挑战，或不再挑战。这一规则很有效，如果不遵守，那就不会有人与你玩了。说不定在我们这一代人后，这种古老的方式就绝迹了，因为文明终于战胜了野蛮，只是我不太清楚，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惋惜。战争形同儿戏，可能在最古远时期，战争就是游戏。古人裁断事务亦是如此，私事或公事，或遵循神意或是人之间的角力，但以往的争端往往都在个人之间了断。荷马史诗的英雄时代，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方式，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和斯巴达国王美涅拉欧司为争夺海伦，就约定在战场上决斗，谁赢就赢回这个女人。决斗的传统悠久而又绵延，它的最野蛮方式是罗马斗技场，而它的最浪漫的代表则是中世纪的唐吉坷德。　　“仪式性”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它的竞技性质上。竞技体育起源于希腊，这点毋庸置疑，奥林匹亚赛会就是例证。但这种体育性竞技又起源于什么呢？答曰：起源于战争。我们在荷马史诗中已经能够看到，战士的葬礼总是伴随着竞技，他们用这种方式取悦于神，并祭奠死去的人。这种方式代代相传，成为一种和平的竞技。但是想不到的是，希腊人把这种竞技用在如此极端的场合，而且双方竟然都能守约。从这一点我们即可看出竞技在希腊文化中的重要性，充分地竞争（包括各行各业），是希腊人创造力的源泉，但它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即四分五裂。我们不清楚的是，是希腊人争强好胜的性格促成了竞技，还是在竞技的过程中，形成了希腊人那种正争强好胜的性格。
　　然而，我们要假设竞技是普遍的希腊性格，则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他们为什么而竞技？这就涉及到希腊人中一个重要的观念，即荣誉、勇气和美德。我读希腊史，常常为希腊人的那种“傻劲”感到迷惑，正像公元前480年，薛西斯一世大兵压境时所产生的迷惑一样。这个故事是说，在温泉关战役后，有几个阿卡迪亚的希腊人投奔到波斯人那里去了，薛西斯问他们，现在希腊人正在干什么？阿卡迪亚人告诉薛西斯说，希腊人正在举行奥林匹亚祭（赛会），正在举行运动比赛和赛马。这一年正是第74届奥林匹亚赛会的举行之年，这是天地之间头等重要的大事，风雨无阻，战争亦无阻。战争若是发生在希腊人之间，则立马停战参赛。即便是波斯人已兵临城下，也不能改变奥林匹亚的规则。接下来薛西斯又问，希腊人比赛时所得到的奖品是什么？阿卡迪亚人说，优胜者的奖品是橄榄冠。希罗多德说，此时阿卡迪亚人“说出了极其崇高的一些话，不过他却被国王（薛西斯）加上了懦夫的名号；原来当他（薛西斯）听到奖赏并不是金钱而是一顶橄榄冠的时候，他再也沉默不下去了，他向所有在场的人们说：‘哎呀，玛尔多纽斯（波斯的军队统帅）啊，你率领我们前来对之作战的是怎样的一些人啊，他们相互竞赛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金钱啊’。”阿卡迪亚人说出了哪些“极其崇高的话”，希罗多德并没有说，这是因为希罗多德的希腊读者和听众对这一问题是再明白不过了。全希腊的赛会，包括奥林匹亚在内有4个，还有不计其数的地方性质的赛会，可以想见的是，希腊人为这些赛会忙得不亦乐乎。我年轻时读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它的作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后来把这一时代的希腊文化归结为伟大的“竞技时代”，现在似乎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赞同了。可惜这些赛会都是“无用”的，奥林匹克赛会的奖品是橄榄冠，德尔斐赛会的奖品是月桂冠，伊斯特米亚赛会是松树冠，最后一个尼米亚赛会的奖品是野芹冠。后来想跻身“世界大赛”的泛雅典娜赛会，搞了一点物质刺激，获奖者可以捧回一罐橄榄油。我觉得希罗多德在写这段话时，一定很自豪。在新拍的电影《伊利亚特》中，这种观念通过阿喀琉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再现。他们在兹念兹的就是荣誉，就是让后世的人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因而他们要展示他们的男子气概，而拥有这一切就是拥有了美德。在希腊语中美德与勇气是同一个词，看来这决不是碰巧如此的。从荷马时代开始直到古典时代的结束（公元前4世纪末），这是希腊人以一贯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可能最好地体现在如下的一段话中：　　第一，我生而为人，而不是畜牲；第二，我生而为男人，而不是女人；第三，我生而为希腊人，而不是蛮族人（barbaran）。　　我们是不必同意这种观点的，但它反映了当时的精神风貌却是无疑的。这段话被塞在许多伟大的人物口中，有的说出自泰勒斯，有的说出自柏拉图……，这就证明了希腊人是特别相信这种说法的，非要把它的出处归在伟人的口中不可。蛮族人是希腊人对不说希腊话的人的一种称呼，它并没有“种族主义”的成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蛮族人就是说话“巴拉巴拉barbar”的人。我说希罗多德在写这一段话时很自豪，是有充分根据的，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通过数十个事例提到了因竞技而获得荣誉的重要性。随着我们的希罗多德故事的进展，我们将会更多地目睹希腊人的这种独特的风采。　　回到“锦标”之战。这一战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荣誉之战，勇气之战了。所以称之为“锦标”，名符其实。但是，土地就不重要了吗？显然不是，战争的根本还是利益驱动，我们只是说在形式上，它带有“仪式性”的特征。这种形式上的“仪式性”，我们还能说出很多，比如交战时间是确定的，一般都是在夏季，这样可以确保生产战斗两不误。打仗的具体时间一般是在午后，即当太阳天中时。战争历时也不会很长，一般都在一两个小时内结束。地点是约定的，一般在平原和开阔的坡地。战前的占卜献祭是必须的；战争进行是伴随着笛声和鼓声（或用矛打击盾牌），现代战争的那种恐怖场面很少出现，反倒是像一个盛大的节日；战后的收尸就更为重要，这是双方约定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雅典曾在（公元前5世纪末）一次胜利的海战中，因为风暴没有收尸，结果指挥战斗的十将军被判死刑，立即被处决了。还有就是胜利的一方在战地要竖立一个胜利碑，好笑的不是这种胜利碑本身，而是这种胜利碑往往有两个，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胜利了。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战争的“迷你型”，即参加人数有限，击溃便罢，那种歼灭战是很少听说的。这种战争的儿戏性质，仲裁性质，以及竞技性质都非常明显，但它决不是无缘无故的，决定战争方式的是生产方式，这点我们马上会说到。在中国古代，战略战术非常发达，所以我们会感到希腊人的做法很傻很好笑。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兵法，可以说领先世界潮流，其要点一言以蔽之：兵不厌诈。但我相信，在这之前中国的战争也有“仪式性”的一面，可能还有更强的人伦道德的“陈规陋习”的一面，不然就不会有被人笑了千年的宋襄公这个人物了。战争像任何事物一样，都有自己的规矩。在一定的框架内进行战争，就是遵守一定的规矩。但后来人们发现，从输赢的结果看，反规矩总能赢得胜利，此即所谓出奇制胜，也即所谓兵不厌诈。所以战争就越打越复杂，越残酷了，也越来越不讲道德了。希腊人也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波斯人时，战争规矩就不中用了。即便是希腊人之间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有些规矩也不起作用了。比如，雅典人就拒绝与斯巴达人在陆上交战，这在“锦标”之战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有碍荣誉。雅典人学会了扬长避短，他们在陆军方面逊于斯巴达，却在海军方面胜出一筹，所以那时的战争总是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海洋上。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在我们的叙事范围，但海战却是希波战争中的关键因素，我们总会说到它的。　　从荷马时代开始，希腊人的战争实质上是贵族之间的战争，单挑独斗是它的主要方式，混战式的乱杀一气也是有的。但是到了“锦标”之战的时代，战争的形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的标志就是重装步兵方阵的出现。重装步兵也称重甲步兵，或简称甲兵。斯巴达的战无不胜的神话，就是建立在这一作战方式上的，罗马军团的无坚不摧的神话，同样是建立在这一作战方式上的。　　重装步兵的出现还是不久以前的事，大概在“锦标”之战前150年到100年之间，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重装步兵及其相关战术的出现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不仅具有军事史的意义，更有政治史的价值。在重装步兵出现之前，决定战争胜败的是骑兵（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骑兵作战，而是战车、骑射、冲击或骑着马到战场，然后下马战斗，因为那时马镫还没有发明），一个人的胜利常常就是全军的胜利，没有什么战术和协调配合。重装步兵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战法，它讲究纪律和配合，它就像现代战争中出现的坦克一样，具有攻守兼备的战斗力。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数较少的希腊人总是能战胜拥有庞大军力的波斯人的原因了。这种在希腊内部往往是没有什么杀伤力的战争形式，在与波斯人的交战中竟然成了杀人的机器。原因很简单，希腊人内部大家都使用同一方式，推推搡搡，你打我一下，我还你一手，往往无关痛痒。像“锦标”之战那种全军覆没的极端例子，神话的成分是大于史实的。而当波斯人看见“坦克”但还没有给“坦克”碾压时，可能已魂飞魄散了。但实际上，希腊人也很害怕波斯人，这一方面是因为波斯人征服世界的武功他们早已耳熟能详（在这里心理因素是主要的）；另一方面从波斯人这面说，他们则是无知者无畏，直到他们领教了“坦克”的威力。
　　一个重装步兵的主要装备有头盔、胸甲、胫甲、盾牌、长矛（标枪）和短剑。这些装备加在一起可能超过75磅，因此单个的步兵不仅无法作战，而且会成为敌方任意攻击的目标。新的战法取决于集体、纪律、训练和协同配合。以前的盾牌是用绳子系住挂在胸前，其作用有限，而此时的盾牌上已安装两个固定的环，一个在边缘，一个在中央，手伸进去套在小臂上，然后用手握住中间的环，盾牌在实际使用时，就以肘为圆心做上下左右的运动。这样一来盾牌既是防御武器，又是攻击武器，效用大大提高。据希罗多德说，这是卡里亚人的发明，虽然不能说这是伟大的发明，但却是决定性的发明，它使盾牌成为战斗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而且成为战斗和荣誉的象征——被夺去盾牌是最大的耻辱。斯巴达人在送亲人上战场时的赠言就是：带着你的盾牌回来，要不就躺在盾牌上回来。这是斯巴达人的著名商标，前者是凯旋，后者是光荣战死。投降是不可想象的事。盾牌一般用木料做成，表面用青铜包裹，主要用于防身，但也用来猛击对方。盾牌圆形，其大小上至咽喉下至腹部。所以它部分地取代了胸甲的作用，以至于有些重装步兵为了减轻重负而逐渐放弃了胸甲。头盔是必须的，但它的缺点也十分明显，既沉重，又妨碍视线和听觉，这就更突出了协同配合的重要价值。　　攻击性的武器是长矛和短剑。其中长矛是主要的武器，只有在矛掷了出去，才拔出短剑。根据公元前6世纪的陶瓶画，一个重装步兵一般持有两支长矛，首先掷出一支，第二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掷出。长矛和盾牌一样，是重装步兵标志性武器，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战争从军事技术上说，就是长矛对抗飞矢的战争。希腊人非常鄙夷波斯人那种躲得远远的射箭的方式，认为这是娘娘腔，只有短兵相接才显男儿本色。我们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那句在温泉关战役中斯巴达人说的笑话（以后我们会说到）。　　重装步兵之间的战斗，伤亡率一般不大，据军事史家研究，胜者在5%左右，而败者也只有15%左右，这是可信的。战斗都是阵地战，在约好的时间和地点展开，以击溃对方即告结束，因为身负重装的步兵根本不可能追击。武器损耗也很小，所有装备修修补补都能反复使用，不像热兵器时代，火药不可再生。战斗结束后，双方各自清理战场，收回战死尸体，为死亡将士进行国葬，只有阵亡将士才进行国葬。战士们自备装备，自带口粮，战争费用低廉也是随随便便就能打仗的原因之一。藏兵于民是希腊兵制最主要的特点。　　经典的作战方式，也许是这样。方阵8人一排，纵深4排到8排，视情况而定。方阵在军乐声或歌声中行进，直到与敌人相遇。前排的战士最为最要，他们一般都是有经验的老兵，此时他们举起盾牌护柱自己的半个身子，以及旁边战友的半个身子。其关键是要抗住敌人的冲击，而不能乱了阵脚。此时脚力最为重要，一旦前排被冲垮，势必打乱整个阵势。所以战斗一开始首先是武器相触的铿锵之声，震耳欲聋，以及人的喘息声，低沉而又深远。随着百夫长的一声令下，盾牌组成的防护墙突然闪开，后排的战士即用长矛挺刺，然后盾牌又聚拢。在这样的反复过程中，当第一排战士阵亡或负伤时，第二排的战士就会顶上。当一方被击溃时，战士会掷出长矛，然后散开手握短剑追杀逃敌。请你放心，逃的总比追的快。因为追的人总要携带武器，而逃命者则轻装而遁。战斗就这样结束了。这只是一个范例，正式的战斗一排人数有多达上百人的，而且有多排。从范例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一个步兵方阵就像一只长满了铁刺铁甲的刺猬，说它是“坦克”一点不夸张。　　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的诗句残篇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战斗情景，他创作的年代要早于“锦标”之战大约100年，写的就是重装步兵的战斗场面：　　如果一个年龄更大的人处于前排，倒在年轻人之前，那可是耻辱。他的头发已白，胡须灰黑，他那伟大的心脏在尘土中呼出最后一口气，双手抓着那血淋淋的生殖器。（这是残篇的散文表述）　　让他脚对着脚，盾牌顶住盾牌，　　盔缨擦着盔缨，头盔撞击头盔，　　胸膛贴近胸膛，以男人的气概战斗，　　手握剑柄，抑或长矛。　　男人就是城邦。城邦就是战士共和国。这对斯巴达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对其他希腊城邦来说，也大致正确。之所以正确，是因为重装步兵这一战斗集体的存在，是因为组成重装步兵的是城邦公民。希腊人很少或者不用雇佣兵打仗，战斗在法律的形式下，永远是自由自愿的，因为这是他们的荣誉所系。在那个时代，公民的绝大多数是殷实的农民，这在希腊城邦就是国本。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首先重装步兵基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即以自耕农为主的生产方式，他们平时耕作，战时打仗（斯巴达人例外，因为他们不干活，只训练），人数众多，自己拥有土地和财产，自己配备武器装备，它代表了一种社会由贵族主导向平民主导的转变。其次，从政治角度，即公民角度看，由于上述转变，导致政治体制的平民化，进一步加强了民主化的进程，使得民主由于重装步兵的存在而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战争之伟力深蕴于人民中间，这句话用在希腊更为合适，希腊的战争就是人民战争，他们是懂得人民战争的巨大潜力的。所有这些，包括军事技术上的、经济政治上的，以及自由公民和道德勇气等方面的因素，将在希波战争这一更为宽泛的历史舞台上集中表现出来。　　（第五卷第九篇完）
　　第五卷：希腊　　庇西特拉图的故事（第十篇）　　庇西特拉图是希腊古风时期雅典的重要人物。雅典本来是一个二流的城邦，在梭伦手中崛起，在庇西特拉图手中兴旺发达，经过克利斯提尼的民主改革后，雅典更为强盛。在英雄辈出的年代，雅典成为战胜波斯的主力，自此进入伯里克利的全盛时代。但僭主的名声很坏，似乎与庇西特拉图的历史地位相互冲突。从梭伦经过庇西特拉图到伯里克利大约经历了近2个世纪的时间，这是雅典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希罗多德没见到过庇西特拉图，但他肯定见过伯里克利。　　希罗多德在说到“最初开始向希腊人闹事的那个人”克罗伊斯时，说了他准备向波斯人发动战争，为此他请示了神意；而另一方面他也准备与希腊人结盟，共同对付波斯人。所以他研究了当时在希腊人中最强大的两个城邦，斯巴达和雅典。希罗多德就是在这里向读者报告了庇西特拉图的故事。庇西特拉图的故事没有出现在“僭主排排坐”中，因为我们对这个大僭主要作一个专题报告。　　当克罗伊斯是吕底亚的国王时，在爱琴海彼岸统治雅典的是僭主庇西特拉图。希腊的政制分为四种，即君主制、贵族寡头制、民主制和僭主制。希腊政制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民族之处，就是它的王政既弱小又时间短暂，而它的僭政既普遍又强大。我们读荷马史诗，知道特洛伊战争时期的阿伽门农是王，并且是“万王之王”，而实际上从阿喀琉斯能够轻易地反抗他的王权而言，阿伽门农不过是一个酋长联盟会议的主席而已，所谓“万王”指的是众酋长，所谓“万王之王”指的就是酋长联盟的头头。我们从荷马被称为“战舰目录”的那一段诗篇中，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王（酋长）不下几十个，包括阿伽门农那个倒霉的被拐走老婆的弟弟斯巴达王美涅拉欧司，以及后来成为《奥德赛》中主角的伊萨卡王俄底修斯。如果《伊利亚特》是信史（或有一些信史的成分），那么，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希腊的王政。另外在一些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中，也提到过一些希腊的王，但也往往缺少史料的依据，只是英雄传说。希腊的王政为什么弱小？为什么为时短暂？这是希腊史中的大问题，它甚至影响和改变了西方今后的历史——西方的王总是做不大，对于这个问题，由于涉及城邦制度的性质，我们当然无法在这里讨论，我只想说，也许正是王政的发育不良，才有僭主政制这一希腊城邦社会独特的现象。因为在希腊人看来，所谓僭主就是“僭越为王”，而重要的是，僭政一度是希腊城邦制度的主流形态，一直以来总是吸引史家的眼球，成为关注的焦点。　　希罗多德讲述的庇西特拉图的故事，其内容就是庇西特拉图在雅典是怎样三起三落“僭越为王”的。　　庇西特拉图平民出身，也就是说他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他出生于那一年无法考证，死于公元前527年。梭伦于公元前594年被选为执政官，主持了影响深远的民主改革，那时庇西特拉图可能已经出生，据说他与梭伦还沾亲带故。还有人说庇西特拉图是梭伦的娈童，这当然是制造丑闻的胡说八道。梭伦之时，随着经济的发展，雅典的贫富差距日渐扩大，导致激烈的阶级冲突，这样才有了梭伦的改革或曰立法。自梭伦后，雅典法律条文公开昭示，从此进入法治社会。但梭伦的变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只是暂时地缓解了矛盾，为了避嫌，梭伦自行流放海外10年，他的条件是雅典人不能废除他的立法。梭伦不愧为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是希腊的“七贤”之一，他知道即便是一项合乎正义之法，也取决于法律环境；法律的作用离不开人们的守法精神，而这种精神只能在法律实践中慢慢成熟。所以，他让雅典人起誓，不能废除他的立法。而所谓避嫌，避的就是僭主的嫌，因为在当时的情势下，他能够很容易地成为僭主，公民们选举梭伦主持政局，本来就含有后来罗马时期那种民选独裁官的性质，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他的一些朋友们也劝他成为僭主。但是，梭伦拒绝了。这是因为希腊的传统中僭主从来不具有合法性。梭伦是个聪明人，他不想聪明一世而留下万世骂名。但看起来僭主在当时是势所必然，有人想当，有人不想当，梭伦无论出于他的淡泊名利或出于他的深谋远虑所避免的事，在庇西特拉图那里却成为了现实。以贵族为一方，以平民为另一方，两个阶级斗来斗去，斗得你死我活，但是无法分出高低胜负，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一场社会灾难，它要求一种凌驾于双方之上的权力，先是梭伦，然后是僭制。历史选择了梭伦，也同样选择了庇西特拉图。梭伦以立法者和仲裁者的形象青名垂史，庇西特拉图作为僭主而引发后人激烈的争议。　　传说中庇西特拉图的出生颇为离奇，他的父亲在一次奉献牺牲的时候，附近装满水和肉的大锅下面没有生火就沸腾了起来，直到水溢出了大锅。当时正在那里亲眼看到这一奇迹的奇隆（斯巴达人，希腊“七贤”之一）就忠告庇西特拉图的父亲说，如果他还没有结婚，那么就不要把会给他生孩子的妻子娶到家里来；如果他已经有了一个妻子，那么应该和她分居；而如果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那么就与这个儿子断绝关系。可想而知，这话说给谁听，谁都不会当真。但在神秘兮兮的希腊社会，这种预言总会兑现。过了不久，庇西特拉图就诞生了。他也像许多帝王和英雄人物一样，有一个身世神话。　　庇西特拉图似乎是个天生的统治者，在他的一生中表现出强烈的政治野心，或者说政治抱负。乱世英雄起四方，而英雄不问出处。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左右，他已经成年，并在对美伽拉人的战争中建立了功勋。战功是获取声望和赢得荣誉的主要途径，这在古代在今天是通例。这也为庇西特拉图捞到了一些政治资本，他审时度势，组建了一个以山地居民为主的党派，称之为山地派，以便与当时已经存在了的平原派和海滨派角逐政权。平原派的领导人是里库尔哥斯，他们的政治纲领是建立寡头统治；海滨派的领袖是美伽克列斯，他们的政治诉求是创立一种中庸的宪法，可能前者代表了传统的贵族派，后者代表了那些新富起来的工商业者；这两派的头头都出自雅典的名门望族，政治势力盘根错节，十分强大。庇西特拉图的第3党，打出的旗号是农民的利益，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庇西特拉图“被看成是一个极端倾向人民的人”。我以前读希腊史，颇感奇怪的是，希腊人怎么这么早就懂得了拉帮结派？是不是后来的史学家用了现代的语言来表述希腊的事情？实际上，这反映了当时希腊的社会分工已经十分发达，阶层、阶级已有相当的发育，利益多元自然就派别林立。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小小的雅典，当时的人数大约不会超过20万，就分成了平原派，海滨派和山地派，各个派别中又是党中有党，派中有派，与我们中华传统所谓的“君子不党”全然不同。拉党结派，为的是得到多数支持，庇西特拉图的用意就是如此，生活在城镇中的雅典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是那些生活在山区的牧人和周边地区的自耕农，他们构成重装步兵的主力。亚里士多德说，还有两拨人也加入了庇西特拉图的党派，其一是那些在梭伦改革中债权被剥夺者，他们的动机是贫困；其二是身份不明者，这里指他们可能是由于外邦人的缘故，而不具有公民身份，他们的动机是恐惧，因为没有公民身份，就不受法律保护，就像现代社会那些出于种种目的而黑掉身份的人一样，他们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感觉就像没有驾照而整天在驾车一样。
　　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庇西特拉图成为山地派领袖后，想出了一个策略，他弄伤了自己和他的骡子，赶着车进了市镇广场，扬言敌人想在他驱车回乡下的路上把他杀死，他要求民众拨给他卫兵来保护他。民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欺骗，就选出了一队市民作为他的卫兵，这些人被称为“带棒者”，人数大约在30至50人之间（史家说法各异），据亚里士多德说，梭伦知道这件事后，明确地加以反对，但这时梭伦老了，人们并不听信于他，梭伦就把自己的甲胄放在家门前，以示抗议。庇西特拉图利用了他的“带棒者”卫队，占领了雅典卫城，实施了他第一次的僭主统治。　　我们已经说过，所谓僭主，顾名思义就是“僭越为主”，抽象地说就是不合法的王，现在我们更具体地知道了，僭主就是使用武力而不是通过选举或者惯例（习惯法）获得权力。有人会问，僭主的这种看上去极不像样的武装，竟然也能自立为王？这是由于隔膜于希腊的具体史实所会产生的疑问，我这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好在我们以后终会说到这一话题的。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敌对党派联手赶下了台。这是庇西特拉图的一起一落。　　但是离开了僭主统治的雅典，老问题依然存在，新问题又不断出现，平原派和海滨派党争不止，老百姓依然水深火热。在这样的情景下，美伽克列斯又与庇西特拉图互通款曲，私下协议，以美伽克列斯把女儿嫁与庇西特拉图的政治联姻方式，两党联合让庇西特拉图再次上台。具体的上台方式让希罗多德大惑不解，希罗多德说，他们想出的办法在他看来是历史上最愚蠢的办法，特别是考虑到希腊人从远古的时候起，便以较大的智慧和远非愚蠢简单而有别于异邦人，何况他们所玩弄的这个花招的对象又不是一般希腊人，而是希腊人中间素称是最聪明伶俐的雅典人。庇西特拉图找到一位人高马大的妇人，把她装扮得像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一模一样，即打扮成战神雅典娜的模样，让她站立在战车上，与庇西特拉图一同进城，同时让人放言：“哦，雅典人啊！热烈欢迎庇西特拉图吧，把人间的最高荣誉给予他的雅典娜神亲自把他带回卫城来了”。这样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阿提卡，人们深信这个妇人就是雅典娜，便向她顶礼膜拜并接纳了庇西特拉图成为统治者。不要说希罗多德对这样的方式大惑不解，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这是发生在希罗多德以前100多年的事，让我们想想，在我们的100年前，天灵灵地灵灵这样的事同样是很灵的。但实际上，庇西特拉图可能是巧妙地利用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崇拜雅典娜热潮的宗教感情，使得这一看似拙劣的花招水到渠成。这点我们以后再说。　　但庇西特拉图的僭主之位还未坐热，又被赶下了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破坏了政治联姻的规定，尽管他娶了美伽克列斯的女儿为妻，但他不想与她同房，或者像希罗多德说的那样与她进行不正常的交合，因为他已有多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一旦有新孩子出生，就是对原有孩子权利的侵犯，所以他不想再生子了。这样一来，两个家族之间如果没有后代，所谓政治联姻也就成了泡影。这是一个很严重很严肃的错误。美伽克列斯感觉受到了羞辱，非常气愤，于是便和敌对派言归于好而重新携起手来。庇西特拉图知道了这件事后，马上逃出了雅典。这是庇西特拉图的二起二落。这次庇西特拉图做得比较过分，输得比较惨，他被宣判流放10年。此年约公元前556年。　　这次流亡在外的庇西特拉图进行了长时间的秣马厉兵，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卧薪尝胆，悬梁刺股，以图东山再起。庇西特拉图亡命阿提卡北部，经营山地派的根据地马拉松地区，开发银矿积累资金，并展开外交斡旋，得到一些城邦，比如第比斯、阿尔戈斯和纳克索斯等的保守派的支持。10年后，庇西特拉图已经羽毛丰满，卷土重来，率领一支军队向雅典进发。组成这支军队的多数为异邦人，其中有色萨利的雇佣兵，有埃列特里亚的军队，以及由纳克索斯僭主提供的人马。他首先占领了优卑亚岛，这个岛距阿提卡近在咫尺，以此作为进攻的基地。在帕列尼斯一役中，他利用酷暑，当敌人在午睡或赌博玩乐时，发动突袭，大获全胜，第3次成为雅典的僭主，直至他去世。这次，他汲取了以往的教训，对枪杆子出政权的道理，算是想明白了。于是，他着手解除公民的武装。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知道了解除武装的经过。当庇西特拉图召开公民大会的时候，他用很低的声音说话，人们嚷嚷说听不见，他便让他们走近些，在他发表长篇大论的同时，早已安排好的一些人收集了公民的武器，把它们锁在了一个神庙中。这一说法有些不明之处，公民携带武器参加公民大会自属当然，但为什么“走近些”后，武器就放下了？庇西特拉图又玩了什么花招？这些我们都不知道，知道的只是结局，当武器被锁以后，庇西特拉图告诉公民们所发生的事，让他们不必惊慌，只须回家料理他们的私务，至于公共的事务则由他来照管。　　解除公民武装，兹事体大，让我啰嗦几句。现代国家都有常备军，它是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最重要的基石，是庞大的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个东西不是从来就有的，比如我们说到的庇西特拉图时期的希腊。那时的军人有两种，一种是受雇的雇佣军，打仗是为了挣钱；一种是自备武器的公民，打仗是为了和平。这两种人都是业余的，没有雇主就没有雇佣军；城邦之间不发生战争，公民就从事其他活计。一个人想成为一个城邦的僭主，除了其他政治手段外，使用武力也是一种出路，而且是便易的出路。庇西特拉图第一次成为僭主所依靠的就是“带棒者”，但是他失败了；第二次用的蒙骗手法，也不能维持长久，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他没有掌握城邦的武装力量，即公民预备役军。一旦公民拿起武器反抗他，庇西特拉图连一天的僭主都当不成。我们在上面说到的梭伦反对庇西特拉图的方式，即把甲胄放在门前，也是这个意思，他知道自己老了（死于公元前560年），但他示意人们拿起武器反抗僭政。所以在庇西特拉图一而再再而三之后，他悟出来一个道理，不能让公民手中拥有武器装备。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公民拥有武器是西方社会自由理念的一个重要原则，它的源头就是希腊，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公民持有武器的习惯起源于海上劫掠。关于海盗行径的盗亦有道，我这里说不了，我只能说说我的两个观感。其一，大家一定知道美国社会是私人持枪最多的国家，美国又是每年因私人持枪而造成伤害最大的国家。多年来反对私人持枪的舆论一直很响亮很高昂，但为什么没有实际的立法来禁止私人持枪？道理就在于私人持枪是公民权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基于的理由是自由，如果弱小的个人公民面对强大的暴政，要么屈服而被奴役，要么反抗。如果是后者，没有武器怎样反抗？这是公民与政府之间契约的底线，政府一般在法理上无法剥夺公民持枪的自由，不然的话，碰到好的头领还好说，碰上暴君那么公民自由就是一句空话。我们中国人不大容易理解这种理念，往往认为即便拥有武器也于事无补，因为我们没有希腊人的那种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传统。其二，马克思在说到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时，提到了那时的国家原则之一就是取消常备军，因为那时的国家已是多数人统治的国家，因而只需要藏兵于民就够了，作为国家机器的常备军已是多余，国家也将随之消亡。这当然是马克思的理想，但这一理想得自于希腊史的史实却是无疑的。
　　话说庇西特拉图经过16年的努力，儿子们都长大成人了，这次才真正坐稳了僭主的宝座，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546年。他于公元前527年去世，把他的权力传给了他的儿子们，他的儿子们接续他们的父亲又统治了雅典17年，直到公元前510年僭政被推翻。世袭性是僭政的一个主要特征，这倒不是因为僭主不肯把权力让出来，而是因为他已经让不出来了，他只有一条道走到底走到黑，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这充分暴露了僭主的非法性——权力无法在法制框架下平稳地过渡。但是纵观希腊僭政，世袭没有超过两代以上的，这也是缺乏合法性的原因。接下来简单点评一下庇西特拉图的功过是非。　　小时候看电影，喜欢问好人坏人，读史的时候，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庇西特拉图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感觉有点像问秦始皇是好人还是坏人一样。这样问问题当然很幼稚，希罗多德就高明得多，在说到庇西特拉图的功过是非时，只有一句话：“他取得了雅典的统治权，他毫不弄乱先前已有的各种官职，也不改变任何法律。他根据既定的制度治理城邦，他的措施是贤明和巧妙的。”但是，希罗多德也明确指出，僭主政制是与自由原则相违背的。这句话不是正面说的，是希罗多德在说到庇西特拉图第三次用武装力量夺取政权时提到的，希罗多德说，在庇西特拉图进军雅典的路上，许多人来支援他，“因为他们爱僭主政治是甚于爱自由的。”为什么这些人“爱僭主政治是甚于爱自由的”呢？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人可能是债务奴，或外来移民，他们失去或没有得到公民的权利，因而他们构成僭主支持者的大部分，这些人热爱僭主或许是为了获得自由。希罗多德的评论就这么简单，多余的就让历史去评说吧。历史自会作出评价。　　用我们现在的套话来说，希罗多德对庇西特拉图的评论是具体的肯定，抽象的否定。这话怎么说呢？这话的意思就是庇西特拉图做了许多好事，可惜僭主制度毕竟是希腊传统中的另类，表现为奴役而限制自由，因而没有合法性。我们先说肯定的一面。肯定庇西特拉图功绩的文字材料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还有就是考古的发现。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其壮丽宏伟的建筑就不用我多说了，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沧桑中，它们只剩下了依然壮丽宏伟的遗迹。后人在维护这些古迹时，发现了埋在伯里克利时代古建筑下的庇西特拉图时代的伟大建筑遗迹，这些建筑在波斯人于公元前480年的入侵中被焚毁，直到公元前449年，雅典及其同盟与波斯人签订了“卡里亚斯和约”后，伯里克利才重建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雅典城遗址。新的遗址覆盖在老的遗址之上，老遗址很久以来一直不为人知。庇西特拉图所留下的古迹说明了他试图把雅典打造成一流城市的努力，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相当一致。　　亚里士多德说：“在城邦事务方面，庇西特拉图奉行一种谦和的政策，比僭主制更为开明；他在各方面都仁爱而温和，并且对过失者甚为宽容……”。他得到贵族和平民两方面的支持，“这是由于他因通达而赢得了前者，因帮助其私务而赢得了后者，并且其天性讨两者喜欢。”就这一点说，形成了与梭伦的鲜明对照。我们已说过，梭伦变法是两头不讨好，这或许是梭伦不愿当僭主所必需付出的代价，或者就是梭伦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政治实践方面不够灵活和不够机会主义。亚里士多德称赞庇西特拉图统治的时代是“克洛诺斯时代”（克洛诺斯是宙斯他爹），意即黄金时代。　　庇西特拉图究竟做了些什么，得到了如此的赞美？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要对当时雅典的局势有一个概观的了解。我们说过，僭主的出现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所谓阶级斗争，指的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表现为贫富的差距日益增大，平民为债务所困，逐渐地沦为债务奴。债务奴的增多直接影响到雅典的“国本”，这是因为公民即战士，公民少了，兵源也就少了，城邦就岌岌可危了。梭伦改革，应付的就是这种局面，梭伦改革中最著名的“解负令”，针对的就是债务奴。然而，梭伦变法不可能一蹴而就，梭伦的立法也需要一个被接受的过程，从历史的延续性这一角度看，庇西特拉图完成了梭伦的未竟事业。这就是希罗多德说的，“他毫不弄乱先前已有的各种官职，也不改变任何法律。他根据既定的制度治理城邦，……”。什么是既定的制度呢？那就是建立在公民大会、议事会、元老院和执政官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这是当时希腊社会，无论什么城邦都大同小异地在实施着的基本制度。所谓党派斗争，都是在这一基本的制度框架下，力图控制公民大会，进而控制选举，最终控制权力的斗争。而所谓多数人、少数人或一个人的统治，就是多数人、少数人或一个人力图控制上述权力机构的统治。这里涉及的政治制度的复杂性，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我们只要记得，希腊人发明了政治，他们的政治“规模”和“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我们熟悉的古代政治，常常表现为一人统治，众人服从这样的具有宗法性质的家长式统治，它的好处是一目了然，所有的政治构想或实施围绕着一个人展开，纲举而目张。可以举国之力办大事。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批判西方政治制度的“清议”、“扯皮”、“腐朽”和“无效率”。　　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当时雅典政治制度的“扯皮”或“无效率”，导致了僭主政制的风行一时，因为现行的制度无法解决实际的社会矛盾。在梭伦变法的基础上，庇西特拉图可能通过卖官鬻爵迎合了贵族对荣誉、地位、名望的爱好，通过让利于民予民实惠而赢得了多数拥护，构成了他的权力基础。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制的实质，就是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上，以武力或说服的方式加上了他个人的意志。他没有当选过执政官，也不是元老院元老或议事会议员，但他总能够通过他的政治影响力，实现他的意图。这表明庇西特拉图无疑具有高明和娴熟的操控政局的政治手腕，在僭政这一舞台上，他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所以僭主虽然名不正言不顺，是假王，但在特定的时期却是事实上的王。　　记在庇西特拉图名下好事很多，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一个老农在乱石堆上掘挖，出于好奇，他让人去打听是怎么回事，问在这乱石堆上能挖出什么，老农说了：“一切疼痛和痛苦，而庇西特拉图一定要收取这些疼痛和痛苦的什一税”。庇西特拉图听了非但没有惩罚老农，还免除了他所有的税项，一时成为美谈。再比如，庇西特拉图为了让农民安心种地，组建了一个30人的巡回法庭，定期到乡间开庭审案，大大节约了农民进城打官司的时间，而我们知道雅典人向来诉讼成性，爱打官司。当然，巡回法庭的另一个目的则是有效地阻止了公民进入广场（agora），从而削弱了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果我们知道，所谓城邦政治就是广场政治，那么就可以看出庇西特拉图这种让老百姓安心务农的“三农政策”的良苦用心了。庇西特拉图也没有因为自己是僭主就无视雅典的法律，曾有一次为一桩凶杀案指控他被传唤去最高法庭（即元老院）受审，他亲自出庭申辩，而发出传唤的人却吓得逃走了，因为不管是他装装样子还是真心实意，毕竟他是一个僭主。庇西特拉图发展生产，给小农发放小额贷款，鼓励工商业，促进贸易，并派了他的一个儿子占据了细该伊昂，为的是控制赫勒斯滂海峡，保持与南俄粮仓的通道畅通无阻，这是雅典的生命线。庇西特拉图还利用把银矿“国有化”的办法，增进政府收入，他可能对各行各业只征收5%的税，因而做到了藏富于民，使得雅典百业兴旺，富足一时。
　　最让后世文人称道的是，庇西特拉图在文化事业上的贡献。他建立了雅典的供水系统，美化了雅典的广场（是城邦制度中政治、经济、宗教的中心）；他重振了泛雅典娜节，通过荷马诗歌朗诵比赛和体育竞技提高了雅典的国际声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设立了悲剧竞赛的奖项，开创了每年一度的悲剧竞赛制度，正是这一制度培育出了作为戏剧艺术顶峰的雅典悲剧。据说，他还第一次将口传的荷马史诗用文字固定下来，并以其书籍的方式作为商品流传。在柏拉图的一篇对话录中说到了雅典存在着图书市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它就源自庇西特拉图。这里提到的悲剧和图书，当然是开创性的杰出贡献，只是前者比较肯定而后者却存在一些疑问。后者或许是出自这样一种推测——既然要进行荷马诗歌比赛，就需要一种标准的版本作为依据。特别是阿提卡黑画陶和早期红画陶绘画，继科林斯之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这是一个画家辈出的时代，他们在一些陶器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作为奉献给神的礼品，又在神殿的废墟中保留到今天。这些陶画记录了僭主宫廷生活的优雅和完美，从而使人忽略了民间的疾苦。庇西特拉图还像所有好大喜功的僭主一样，搞一些巨大的“面子”工程，他为了与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争霸，在雅典也兴建了宙斯神殿，只是它的尺寸过于庞大，无论财力和人力以及所需的技术支持都无法实现他的雄心或野心，直到600年后，在罗马时代这一神殿才建造完毕。　　庇西特拉图的时代，是雅典人休养生息时代，尽管庇西特拉图去世时，雅典还不是希腊本土的一流城邦，但他已为一流城邦打好了基础。当雅典人经历了希波战争的洗礼后，终于一跃而成一颗耀眼的明星，创造了无论是谁都叹为观止的奇迹。　　然而，欲损之，先益之，这是做文章的一般套路，也是我的套路。说庇西特拉图的花好桃好，是为了说他的山重水复，因为毕竟僭主得不到正名。现在我们就来说说庇西特拉图的否定一面。我们在上面说的庇西特拉图的劳苦功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受到后人的赞赏，而且有越到后来评价越高的趋势，可惜当时的希腊人并不这么看。我们说到的亚里士多德的“黄金时代”的评价，毕竟时隔近两百年，而且这是从既定的亚里士多德特别推崇的秩序角度看，庇西特拉图带来了和平、稳定和繁荣。　　我说“当时的希腊人并不这么看”的依据是，在僭主制被推翻时，雅典人为“诛杀暴君者”立了雕像，这是一件著名的事件，雕像在波斯人入侵雅典时被掳到了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波斯4个首都之一），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这一雕像的罗马复制品。虽说被杀者是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但是它把民心的向背和僭主的不合法性表现了出来。这个“诛杀暴君”的故事我们会另说。　　合法性对一种统治或一个政权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在读史的时候常令我困惑。合法性显然是一个西方的观念，可能就是希腊的观念。我们中国人很少像希腊人那样在合法性的问题上斤斤计较，胜王败寇是中国改朝换代的准则，而所谓的“君权神授”的天意，则多少是文人墨客的鼓噪或事后的追认。土匪强盗尽管也说“替天行道”，但他们只要一直是土匪强盗，只要没有登上龙庭或者被招安，那么他们只能是土匪强盗，是一点合法性都没有的。相反，胜者则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合法性的问题非常复杂，表面呈现的是一种抽象的自由观念，而蕴含在底层的则是一个人民同意的问题，这只有在契约的框架内才能被理解。但它的起源一定与习俗有关，在这里不适宜进行这种探源性的研究，我们只要知道，僭主在当时的希腊法律语境中是非法的。僭主一般都以武力夺取政权，而不是经过选举或依据惯例习俗，这就是他们天生不合法的“阿喀琉斯之踵”。　　亚里士多德在说到庇西特拉图时，说到了当时雅典的一条法律条文：“雅典世传的法规兹此：如果有人起事以图行施僭政，或者有人出力匡助以建立僭政，他本人连同其家族将被褫夺公民权。”僭主的非法性毋庸置疑，那么庇西特拉图是靠什么维系他的僭政的呢？　　首先，当然是靠武力，庇西特拉图不但解除了公民的武装，同时配备了私人卫队；其次，他把雅典知名人士的孩子作为人质送到纳克索斯岛上去，而我们记得这里的僭主吕戈达米斯帮助过庇西特拉图进攻雅典；另一种说法是庇西特拉图帮助吕戈达米斯取得了僭主之位。这种“人质在我手上”的做法，有效地防止了贵族的反抗。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暂时地得到了人民的默认。说“默认”是因为他剥夺了公民的积极主动的政治权利，他没有通过票决（人民的主动选择或事后追认）而成为统治者，其交易筹码是给人民以实惠，让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私务。作为放弃政治权利的补偿，再笨的统治者都知道以小恩小惠换取人民的默许。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城邦政制显示，政治权利有积极主动与消极被动之分，僭政剥夺的是积极主动的政治权利，所以从表面上看，一切照旧，执政官还是每年选举，议员们天天议事，公民大会也如期举行，但他们却无法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意志，成了摆设。而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在于老百姓有钱可赚。这些实惠有物质方面的，比如生活的改善，也有权利方面的，比如人身安全和社会秩序。但是得到实惠的希腊人如果失去了积极的政治权利，他们仍会不满，他们会感觉到自己如果不能对城邦公共事务说三道四，他们就失去了某种自由，生活在奴役之中。这有点像我们在“文革”时所背诵的语录：“国家者，我们之国家，天下者，我们之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在读希腊史时发现，他们的这种主体意识是如此的强烈，如果不让他们说话而得到好的结果，如果让他们说话而得到坏的结果，他们可能宁愿选择后者。诚然，不自由毋宁死也。城邦兴于此焉，城邦也毁于此焉。相互比较之下，我们中国人就实惠得多了。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希罗多德对庇西特拉图的抽象否定，在僭主制被推翻后，希罗多德作了这样的评论：　　雅典的实力就这样地强大起来了。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像是为主人作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愿做个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　　主宰着古代社会的世界观是一种“退化论”，它教导说，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再到青铜时代乃至黑铁时代，是一蟹不如一蟹的；在政治理论上也是如此，所有政体都是一个退化的过程，王政时代就像宙斯的父亲克洛诺斯统治的神界一样，是最好的时代，然后就是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时代，然后礼崩乐坏，进入了1人统治的僭主时代和N人统治的平民时代，甚至是全民统治的时代。　　（第五卷第十篇完）
　　第五卷：希腊　　诛杀暴君的故事（第十一篇）　　僭主统治被推翻后，卫城竖起一根石柱，上面记录了庇西特拉图家族侵害雅典人民的罪行。薛西斯二世洗劫雅典以前，广场上还屹立着一座雕像，雕像由两个孔武有力的全裸的男人组成，他俩不是神，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他们死了，人们塑造雕像纪念他们，想让他们一直活着。在雕塑史上，这是第一次以凡人的形象出现的雕像。在雅典人的心目中，他们就是神，甚至比神更伟大。考虑到雕像起源的神圣意义，那么它的潜台词就是明确的：赞美他们，荣耀他们。他们的名字叫阿里斯托盖通和哈尔莫狄欧斯。前者年长一些，满脸络腮胡子，后者则年轻一些，是个帅哥。雕像的整体形象具有后来的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所推崇的马拉松时代的男子汉的高贵特征：“强壮的胸腔、健康的皮肤、宽宽的肩膀、瘦弱的舌头、大大的屁股和小小的鸡鸡”。两个人都手执武器（剑），一个举过头顶，一个引臂向前，但留存的雕像中剑和剑鞘都已断裂而遗失了。　　在一个诗歌的残片中，是这样歌颂阿里斯托盖通和哈尔莫狄欧斯的：　　他们的名声将在世上永存，　　最亲爱的哈尔莫狄欧斯和阿里斯托盖通，　　因为他们杀死了僭主　　并授予了雅典人以平等的秩序。　　我们不是在欣赏艺术作品，而是在理解历史。这尊雕像讲述了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从雕像的名称“诛杀暴君者”可以看出，它讲述的就是一个诛杀暴君的故事。暴君者，Tyrant也。在诛杀者那里，也在人民眼中，被诛杀的Tyrant已不再是中性的独裁者而是暴君了。这个暴君就是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帕尔科斯，那时庇西特拉图已死了十几年了，他把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尊雕像是罗马时期的复制品，原件在薛西斯二世入侵雅典时被掳到波斯的首都波斯波利斯去了，将近200年后，亚历山大大帝在占领波斯波利斯时发现了这尊雕像，以希腊文明的保护者和传播者自居的亚历山大大帝，把这尊雕像高调地运回了希腊，还给了雅典。我们不知道后来回到雅典的雕像真品去向了何方，我们也不知道，它作为罗马赝品而怎样保留了下来，但我们知道，雕像把两个事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公元前514年。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希罗多德肯定到过雅典。那么，希罗多德肯定讲述了这个故事，但这个著名的故事在故事大王的笔下却极其简单，也许希罗多德觉得没有必要在希腊的听众面前，特别是在雅典的听众面前，讲述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吧。所以，下面讲述的诛杀暴君的故事来源，一部分出自希罗多德，而主要的部分则出自修昔底德。据说，当希罗多德游学雅典，并在雅典的听众面前朗诵他的作品时，听众中有一个少年，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凝神聆听。希罗多德也很感动，对少年的父亲说，他将来一定超过他自己。这个少年就是修昔底德。他后来果然成了一个历史学家，一个与希罗多德齐名或更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俩各自都拥有众多的学富五车的大牌“粉丝”，至今在排名座次上难分伯仲。　　一个故事值得一说再说，是因为它是经典。但愿我的复述不至于辱没了故事的经典价值。而作为历史，这个故事就是一个谜团。很可能它是我们理解城邦制度的钥匙，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庇西特拉图嫡出二子，长者希庇亚斯，次者希帕尔科斯；庶出二子，伊俄丰和海该西斯特拉托司。子又有孙，长孙与祖父同名，子嗣繁衍，人脉昌盛。所谓庇西特拉图家族指的就是这些人。庇西特拉图的第二位妻子是阿尔戈斯妇人，通过联姻，庇西特拉图得到过阿尔戈斯人的支持，在他第三次武力夺权时，阿尔戈斯派出1000名战士帮助他。庇西特拉图死后政权移交给了儿辈，亚里士多德说，希庇亚斯具有政治家风度，又生性聪敏，所以政府实际上控制在他的手里；希帕尔科斯则为人风流倜傥，喜爱文学，他曾邀请阿那克列昂和西蒙尼戴斯以及其他诗人到雅典来。后来惹出麻烦来的正是希帕尔科斯的风流倜傥。小儿子海该西斯特拉托司则一直经营雅典在赫勒斯滂的殖民地细该伊昂，以确保南俄粮道的畅通无阻。但是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据亚里士多德说，惹麻烦是海该西斯特拉托司，但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版本中，都是希帕尔科斯，相信谁？看起来后来的史家在这件事上都倾向于相信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特别是相信修昔底德，这是不无道理的，就其史料的运用上，修昔底德是最严谨的，现代史学大厦就是奠基在修昔底德之上的。几千年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书被反复阅读，人们发现几乎可以相信修昔底德的每一句话，而对希罗多德则要细心甄别，因为后者是故事，是口传历史。　　关于诛杀暴君的故事，我们先来看希罗多德的说法。希罗多德的叙述很简单，抄录如下：　　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僭主希庇亚斯的兄弟希帕尔科斯作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告他说他将遭惨祸的梦，因而被原来属于盖披拉人的一族的阿里斯托盖通和哈尔莫狄欧斯杀死，但是在这之后雅典人在四年中间却受到了不但不轻于，反而更重于先前的僭主的统治。　　希帕尔科斯所梦见的情景是这样的：在泛雅典娜祭的前夜，他梦见一个身量高而姿容美好的男子站在他的面前，向他说出了这样的谜一样的诗句：　　用像狮子一样的忍耐心来忍耐那难以忍耐的苦难罢，　　世界上的任何人做了坏事最后都是要得到报应的。　　而在天一亮的时候，他立刻便把他的梦告诉了圆梦的人。在这之后不久，为了不再作这样的梦，便去率领一个行列去向神奉献牺牲，而他就死在这个行列里面了。　　希罗多德没有叙述故事的细节，但他的好奇心在探索盖披拉人的来历时，却透露出了希腊字母起源的信息。阿里斯托盖通和哈尔莫狄殴斯虽然都是雅典人，但他们却属于盖披拉人。关于这件事，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