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3年（崇祯十六年），这一年，崇祯如何解掉明朝这个“死局”？
这一年，顺治继位，李自成建大顺政权，张献忠武昌立国，最后一个名将孙传庭也死了，距离李自成进入北京还有一年，这一年，明朝的局势是死局吗？崇祯如何才能解掉这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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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改制、做军阀。弃帝王之虚名，取军阀之实利。崇祯末年，大明朝看似面上光鲜，甚至哪怕北京城破前几个月，中枢朝令还能切实下达到全国各地府县，南北十三省人事权也看似尽数执掌。其实二百多年积累的体制弊病，早已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十余任皇帝薪火相传至此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跟不上生产力水平发展，适应不了当时局势的切实需求。其实一个延续二百年以上的老旧帝国，必然是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牵一发则动全身，其实置身其中的上上下下谁不聪明？谁不是帝国亿万人中搏杀出来的人中之菁？谁对朝局没有清醒认识？无奈都被方方面面牵扯，只能坐以待毙。体制内改良必无出路，掀翻桌子另起炉灶是唯一优解。以数百年前的宋朝为例，靖康之变便犹如一场大手术一般，把从前让大宋所有明君贤臣措手无解的百年积弊挖了干净。就如宗泽这等无双国士，在徽宗时代年近花甲却只能沉沦下僚，国难当口则临危受命，出镇为大员成为国之栋梁。更不说良相赵鼎们才得以主持中枢，才有岳帅吴帅这些中下级军官的出头之路。南宋初年，并非丢了一半国土还能保住另一半，就不知耻地自夸为“中兴”， 而就是指这种和北宋暮年截然不同的崭新气象和清明政治，后虽有秦桧乱政之波折，帝国续命百余年亦成定局。松锦大战打光了最后一支庞大帝国军团，退守山海关才变成无奈选择；孙传庭潼关大战战没，最后一支机动武力也丢了，则“传庭死而明亡”。对崇祯帝来说，这个时候哪怕再想迁都，已经完全不足以保障压制江南，就只有等死和晚死的不同了。只因为没有足够核心武力支持做保证的中枢，权威是荡然无存的，甚至2万战兵实力的左良玉之流，都能反过来割据一方，崇祯末年在北京，已经对左良玉们无可奈何了，难道丢掉半壁江山，背负丢弃祖宗陵寝的骂名，孤家寡人去南京，就反能王霸之气让他们俯首帖耳么？江南是当时全世界最富庶的地域，生产力水平达到相当的高度，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每年从欧洲日本换回大量的白银，竟能让中国这么一个贫银国实现了银本位。崇祯末年，一边是国库空得见底，一边是财富皆集中于巨室。江南有能让帝国得以续命的一切钱粮财赋，可在现存的帝国体制下是根本不可能收取得上来的。洪承畴部和孙传庭部毁败后，帝国机动军力已经全军覆灭，但九边重镇尚有十几万、几十万缺衣少食的边军，正是以后束甲投闯投清，又让满清下江南取四方的主力军团。李自成数万老营东征，几十万河东明军卷甲而降，几个月就逼得崇祯上吊；多尔衮入关后，一片石之战打垮李自成核心主力，旋而收降原明朝九边大军，战略上更把明朝和李闯皆藐视到了极点，就以区区二三十万八旗壮丁的基本盘，分散兵力，四面开花，甚至令同时阿济格攻李闯，多铎攻南明。其后豪格进川，勒克德浑扫湖广，博洛攻浙江福建，都是几千真八旗+几万伪军，一路收编各种降兵；如此骄狂浪战，竟能以倒卷珠帘之势打下大半疆土，甚至若非“剃发令”导致反复，近乎摧枯拉朽。而南明原来的守护者江北四镇和左良玉部，倒戈之后攻扬州攻嘉定，扫荡南方各省，都是冲锋在最前的急先锋。因此，无论满清、李闯还是崇祯帝，谁能满足这些武夫们去抢掠江南财帛的利益需求，谁就最有可能得天下，这是为之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的。也便是当时中国任何一支军政集团的核心问题。崇祯帝的致命问题，就是他既想要救国家、保皇位、保社稷，还一定想在史书上留下明君圣主之名，这怎么可能实现？帝国此时需要的皇帝，正是不惜留下千古骂名，排除一切干扰，人头杀得滚滚的朱元璋朱棣。遗憾的是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却是多尔衮们，所以明亡清兴，便成定局。一个从后世角度得出，在当时看来天马行空甚至疯狂的建议，给松锦大战后的崇祯帝：放弃辽西退守山海关还远远不够，应该索性丢弃整个北方各省，全部都不要了。就以最后一支尚能掌控的武力，孙传庭部为核心，让孙传庭火速带精兵进北京。轻装简从只带皇后和皇子上路，武力护送强行迁都，那些反对迁都的朝臣和勋贵的说辞，怎能真拦得住大头兵的钢刀？真有拼死拦阻者，直接用【内通李闯、东虏，陷天子于危城】的罪名杀了，（诛心而论，很多并不冤枉），抄他们的家产当路费和军费。崇祯帝是泰昌皇帝仅存于世的儿子，上无太后，下无兄弟，他横下心定要当个暴君的话，大明体制下根本没人拦得住他，只需严密看管住几个幼子别让人劫走就行。自身都已经快众叛亲离的绝境了，还差一年就要上煤山了，难道还在乎真当一回杨广纣王么？因此不但要迁都，更要搏命，把愿意南下的边军将士全变成武装讨薪集团，皇帝化身军阀头子，带领他们去抢富庶的江南；而不愿离开北方的军队和将领，如辽西将门吴三桂之流，把北方各省全部扔给他们，裂土封王、广立藩镇，加强其实力，刺激其野心，让他们切实割据一方为藩镇甚至诸侯。比如大可封吴三桂为某某郡王、蓟辽总督，整个京畿全扔给他做藩地，许他自行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则满清或李闯要收编他，又将如何困难，多耗费几年时间，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想要铁血救国，皇帝自己就得放弃现有体制、撇开文官体系去做最大的军阀，把王朝的军队变成自己的私军。要和朱元璋、朱棣一样，和同时代的古斯塔夫，腓特烈II，彼得，拿破仑这些英主一样，和士兵们同吃同睡，一起摸爬滚打，把自己从官僚们的皇帝，变成大头兵们的皇帝，真正建立仅仅直属自己的皇家禁卫军。否则哪怕崇祯或太子去了南京，就必然是其后弘光帝隆武帝永历帝们的下场，沦为军阀的玩物，空有心力而无可奈何。大明不是士族天下，想重复东晋那种世家大族相互制衡、皇室得以苟安的局面是不可能的。即使唐朝安史之乱后能延续百年，和藩镇相安无事的前提，那也得是自己有一支能打敢战的神策军。至于“大明祖制不可违抗”云云，不妨看看朱棣改了朱元璋多少祖制，连皇帝都烧了连都城都迁了，祖制能奈他何？建内书堂教太监读书参政，司礼监和内阁共掌相权，这难道也是朱元璋定下的祖制？他老人家特意打造的铁牌，子孙们还不是说扔就扔？而朱元璋让藩王拥兵监视政府的祖制，朱棣之后哪个皇帝执行了？所谓“祖制不可改”云云，从来只是皇帝和官僚们冠冕堂皇打击异己的借口罢了。当真要废除，就和英宗朱祁镇废宫妃殉葬一样，一句话而已。只有对明史并不了解的人，才会相信大明朝是因为“祖制”才不能迁都、不能改革，只能坐以待毙。皇帝南下迁都之后，便以武力为后盾，不惜大开杀戒，也要取消科举士绅免税特权，将科举官僚和工场主资本家尽可能分离，与后者紧密利益结合，帝国皇帝和军队切实转化成他们的利益保护者，为此不惜压制一切反抗，然后重建一套崭新的帝国秩序。参照阉党和东林，对明末士人的节操根本不需要有过高预期。只要大明朝还开科举，就永远不愁没有一心从龙上位的读书人投效。杀掉保守老旧大臣越多，就越容易给新晋之臣腾出位置，上升渠道反而越通畅。毕竟是二百多年的正统王朝天子，哪怕崇祯帝再如何“倒行逆施”，比起几年前还是流贼的李闯，和强令剃发易服的满清鞑虏，依旧是天下最具大义名分的一方。弃虚名而取实利，放弃已成空谈的统一大帝国君主之虚名，而取切实掌控江南地区之实利。坐拥半壁江山笑看闯顺、满清、吴三桂、张献忠们各方争斗，然后操练新军，稳定淮河-襄樊-秦岭一线，再缓缓徐图规复。而且大明朝当时确实还有一股无人在意却潜力庞大的力量，可充分为皇帝所用。那便是二百多年繁衍下来的几十万凤子龙孙。其实这些大明宗室，肥的流油却一毛不拔的藩王只占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是不许科举做官、不许经商营生，只能守着点几经克扣禄米的可怜人。甚至贫困之极的远支宗室，上奏本想做小买卖贴补生计，皇帝都不允许。而即使是锦衣玉食的藩王，离开四方天的王府超过几里就被当造反，英宗天顺年间以后，甚至连生母去世想回京奔丧都不被允许，被皇帝和官僚们限制得如同囚犯。除了欺凌小民、聚敛财富、混吃等死，他们又还有什么人生价值可言呢？因此，完全可以将这几十万远支宗室全部利用起来，作为皇帝真正的统治基础，允许他们参政，正可以成为皇室最重要、也最可信任的依靠力量。历朝能作乱的大都是亲王和皇子。对于距离皇室血缘很远的远支宗室，如果放下对他们的约束猜忌，让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正常为官从军，只会是皇室之屏藩，也可能是刘秀、刘备一样的最后起死回生的备份。可参照满清怎么使用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废物八旗，而明末的宗室子弟丁口之兴旺，远比之满清的满洲八旗人数更多。正因血缘太远，是以对龙椅没有威胁；正因是开国皇帝的子孙，所以先天必然就是皇朝的拥护者。其他人都可以投满清，投李闯，只有他们在大明亡了是死路一条，所以绝没有其他选择。启用宗室为朝官和地方官的好处，根本并不在于他们自身才具如何，而在于给官僚士大夫掺集团沙子卡位，使之难以形成合力；禁卫军用来做军官，特务机构用来当首脑，野战大军中用来当监军和督战队。这样科举官僚集团就被严重限制了，根本没办法和宋朝、之前明朝那样形成合力，对皇帝的变法进行阻挠和干扰。那些从成祖靖难后被打压了200年的天潢贵胄，将会是皇室的天然拥护者，皇帝锐意革新和铁血变法的坚决支持者；远比太监们更可靠的存在；并和武将勋贵、科举文官鼎足而三，互相制衡，共同成为新帝国的支柱之一。满清虽经不世人杰皇太极打造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但他们致命弱点就是本族核心武力太少，和历史上裹挟了契丹、渤海、奚人，有两三百万丁口的女真金国比都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根据满清官方档案资料，萨尔浒之战时，八旗总男丁6.9万，当时以满洲八旗为主。而到顺治入关时后数年的另一份统计，因为持续几十年战争的损失，真满洲只剩5万、编入八旗的蒙古不足3万，剩下26万多，都是历次战争中陆续俘虏、征服、归顺的汉八旗男丁，满清称为“包衣”和“尼堪”。统共加在一起，八旗总男丁不过区区34万。按其“三丁一军”的习惯，核心兵力不过10万余。」因此其实新军都并不需要比八旗兵战力更强，哪怕2换1,3换1的野战比，满清都不可能支撑得下去。换言之，只要汉人皇帝能切实掌控一支相当于3倍史上李定国部的战力，满清便只有举族覆灭于关内绝无遗类，和一路逃到松花江北深山老林苟延残喘这两个选择了。4000年来的人类历史，其实真正最有意义的事情只有一件：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gdp一直在低水平中反复循环。而西元1640年以后的世界史，谁切实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谁就顺应了历史潮流，此大潮浩浩荡荡不可抗拒。因此为了顺应历史大潮，便必须把化江南为英格兰，崇祯帝自己来做东方的克伦威尔，充当新兴工场主资本家们的武力保护者和代言人。帝国新军战刀针对的是坐拥天下财帛而不肯拿出来救国的士绅巨富们，而并非升斗小民。这是为了真正让华夏天朝不至于落伍于时代，而不仅仅救大明救朱家，给一姓天下延命。各国变法，从无不流血者。几十年后的彼得大帝变法，让沙俄帝国跻身近代列强的代价，便是不惜杀掉了1/3的保守贵族，以反对改革和贪腐受贿等罪名处死几十万人。其中一次就处决火枪兵千人，第二次又一次处决火枪兵七百人；包括杀死他自己唯一长大成人的儿子，太子阿列克谢，同时罢黜皇后。这种果决才让他的变法得以成功，成为世界近代伟人。崇祯帝若有如同彼得大帝一样的铁血魄力，即使是松锦大战后这种绝境，又为何不能绝处逢生？如果崇祯帝在成功救国后，便历史满清那般，站稳江山就竭力强化封建统治、压制资本发展的做派，则大明虽存亦亡，堂堂天子武力抢掠江南之举，也必将作为暴君行径写进史书为后人非议。反之，把江南和东南沿海作为帝国复兴的工业基地来打造，那么这些地域仅仅经过初始阵痛后，就势必是新帝国体系下最得利的一方，当地民心并不可能失去，相反定会成为新帝国最坚定的拥护者。北方各省包括四川两湖才是真正在帝国复兴中被牺牲的，即使驱逐满清，平定闯顺，陆续收复后，也将变为原料产地、劳动力输出地和产品倾销地。这种注定不公平的倾斜式发展，只能用强大武力威慑来作为保障，压制其不满和利益诉求。而这一漫长历史过程可能持续百余年二百年，才会有“先富带动后富”，推进整个帝国的集体近代化，以及未来的工业化。而崇祯帝也将不仅是大明的中兴之祖，获得一个【大明世祖武皇帝】的庙号谥号，足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成祖文皇帝朱棣并列而无愧；更将作为整个远东和亚洲的近代化之父，跻身整个人类历史伟人之列。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正如同一时期在不列颠岛发生的一切那样，伴随着征服、奴役、掠夺、杀戮。没有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没有禁止流浪者法案，不牺牲千百万小农，将他们驱离、监禁、毒打、残杀，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和统治七海的日不落帝国。这亦是大国崛起和争霸全球的必须代价，从上到下不论是帝国顶端精英，还是升斗小民，每个人都被无情当做筹码和棋子，放入历史的祭坛，冷酷而容不下半分温情。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死棋，没有办法。（答案较长请耐心看完）崇祯十七年的困守北京，是崇祯做出的一个不正确，却合理的决定。很多同学们说迁都，客观来讲迁都确实是能续命的唯一办法，但是也仅仅是续个几年而已，没有实质性改变，大明一样药丸。崇祯十六年发生了很多事，年初孙传庭还没死，年末李自成都要称帝了，我们姑且认为崇祯在崇祯十六年初进行选择。后世的人总说崇祯帝太要面子，早下定决心的话迁都就不至于有甲申之变这种事。可是大家明不明白，这个决心不是这么好下的！举凡中国的皇帝，法统问题是天大的问题，谁有了法统谁就有了统治的合法性。古代的军阀们为了一块传国玉玺打的翻江倒海，其实谁也不缺那块玉，为的是向天下人证明——我才是正牌的皇帝！到了崇祯这，传国玉玺消失多少年了，崇祯的法统是什么呢？北京。天子居于九五之城，不战而走，轻弃祖宗陵寝，这个话可不仅仅是个舆论压力。全天下的人都会看见，你崇祯没等李自成到北京，自己吓的屁滚尿流跑了，丢了个首都给李自成，到时候知乎上就会有另一个问题——如果崇祯坚守北京会怎么样？对于李自成，没有了崇祯的北京估计打都不用打，直接投降，兵不血刃拿下北京，占据中原，这时候你一个逃到南方的崇祯跟我谈正统？Excuse me？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算崇祯不管不顾，只顾眼前，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他走不了。有人可能说了，有什么走不了的？天津巡抚把船都准备好了，带上老婆孩子上船跑路不就得了吗？迁都不是搬家，成祖爷从南京迁都北京用了二十来年，不是没有原因的。好，现在崇祯决定强行迁都南京。内阁搬不搬？司礼监搬不搬？六部都察院搬不搬？北京的王公贵戚搬不搬？紫禁城里的十万太监宫女搬不搬？锦衣卫搬不搬？京师三大营搬不搬？（评论区里一大堆跟我说南京有备份了，我知道南京有备份的，但是北京文武群臣跟着你辛辛苦苦十几年你把人家抛弃了？等于直接送了一个朝廷给李自成）这些部门有多少人？别忘了，明朝的北京又不是什么商业中心，百万人口大部分都跟这些衙门有多多少少的联系。钱从哪来？崇祯让关宁军来救北京，军饷都掏不出来，让这些人迁都就有钱了？何况明末的腐败大臣在京城产业无数，你让他抛弃这些搬家，他是一万个不愿意的。好，这些我们都不考虑，就光皇家成员和亲信太监走。其他人留在北京。谁留在北京监国？明末的大臣大家是知道的，气节是没有的，殉国是不行的。崇祯如果真的自己走了，开门迎闯/清那是分分钟的事。所以北京得有自家人看着。崇祯有三个儿子，无论哪一个留在北京都可以监国。万一北京守住了呢？那么天下人会看到什么？一个丢弃都城，偏安江南的老皇帝和一个有胆有识，保护神京的新太子。唐玄宗落荒而逃，让儿子唐肃宗统领剿匪军，宋徽宗落荒而逃，留一个烂摊子给儿子宋钦宗。明英宗被也先俘虏，监国的景泰帝挡住了瓦剌的进攻。现在监国的挺住了，你跟我说你还要接着当皇帝？古代皇帝，只要还没闭上眼，皇位永远是第一号问题。好，就算我们这些都不考虑，就算所有的大臣们公忠体国，都跟着崇祯走，大家一起转进南京，北京扔给吴三桂，崇祯在南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然后呢？就像说的，用孙传庭的秦兵作为中枢军队，那您怎么保证比秦兵先到的不是李自成呢？怎么保证秦兵就不会裹挟天子，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呢？天下的军阀不少，到崇祯末年，如刘泽清左良玉之流就已经听调不听宣了，你跑到南京他们就会听话？这帮军阀战斗力不行，内斗一个比一个厉害，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像南明左良玉一样也来个清君侧？到了南京，崇祯有可能面临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兵不血刃拿下北京（指望别人替你守北京不可能），坐拥中原，朝气蓬勃的李顺政权。一个是秋风扫落叶一般扫清华北（参见清朝灭李闯），满人过万无敌的满清政权。看看自己，背负着不战而逃的骂名，指挥着一堆跋扈而虚弱的军阀，还拥有一个内讧空前激烈的腐败官僚系统（如果北京的文官去了南京，那画面不敢想），还TM没钱。你换了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南明怎么丸的，南京的崇祯就怎么丸的，时间长短而已。那些说稳固江南徐图恢复的，听听就好了。评论区里和其他答案里一大堆说纵兵抢劫的真是够了，同志你这是典型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你要现在崇祯的角度去想，不能跟玩游戏似的认为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朱由检是皇上，崇祯知道北京城里有钱吗？知道。他知道大臣贵族们一毛不拔吗？也知道。但是他知道北京城会沦陷吗？他不知道！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以来，在有抵抗的情况下就没有被攻陷过！单就明朝而言，景泰朝一次，嘉靖朝一次，崇祯朝三次，都没有被攻陷。李自成再猛，能比也先猛？能比八旗兵皇太极猛？他们都没攻下来为什么崇祯要相信李自成能攻下来？很多人估计会说，那后来一看当时北京的防御不堪一击，崇祯心里没数？你别说，还真没数。在中国当领导，从来就是欺上瞒下，如果当皇帝，那所有人都会瞒着你。尤其碰着崇祯这么个脾气不好的皇帝，大臣都战战兢兢，敢说真话的少，当时确实也有人跟皇上说北京的防御情况不怎么样，但是也会有人跟皇上说北京固若金汤，你是崇祯你相信谁？在自己的心里，当然倾向于相信好的一面啦。何况北京的防御力从纸面上看还是相当可观的，宣府大同几十万边兵，北京城高池深还有三大营（虽然后来一场鼠疫下来全挂了），辽东还有吴三桂，直隶还有唐通，崇祯还让湖广左良玉，山东刘泽清，河南许定国来支援，按照以往的经验，是能守住的。所以，崇祯对北京能不能守住，不能说有信心，至少没有绝望。他的信心是不断的被打击没的，山西陷落，宣大投降，南方的援军不至，辽东的兵行进缓慢，等到他明白过味了，晚了。如果崇祯事先知道北京会沦陷，那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抢大臣，可是万一北京能守住，你把大臣给抢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还指不指望大臣们给你打工？明天还见不见面了？天底下的读书人看到了你一言不合就抢大臣谁还跟你混？崇祯是皇上，皇上做事得讲理，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如果崇祯真抢大臣的钱，他这队伍以后也不用带了。就好比习大大再缺钱，估计也不会放纵解放军来抢老百姓。因为你是领导者，不是土匪，你得负责任。你站在上帝视角，当然认为他这么做很愚蠢。可是在当时，这个选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崇祯当了十七年皇帝，比你我这样的键盘侠强的多啊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附上我的一篇文章
前因闯贼起事，东虏入寇，九夏沸腾，生灵涂炭，朕特命大宋澳洲行在元老院奉天勤王，收拾时局，荡清六合，绥靖地方。战祸虽弥，民心难安，两年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大宋，闽粤诸省，既倡议于前，蓟辽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朕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将统治权移诸大宋，定为元老院统领之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王洛宾前经元老院选举为主席，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明宋统一之方，即由王洛宾组织政府，以康保群黎。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乂安，仍合大明大宋之完全领土，为一大澳宋国，朕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髡酋王洛宾听罢怒曰：“朕，朕，狗脚朕！”使马前卒殴帝三拳，奋衣而出。……………………………………………………………………………我觉得朱由检最后的归宿是大宋元老院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资料专员……某天，朱由检想去故宫看看，结果被门口的假髡告知自己得买票。以下是元老院钦定禁书，《髡事拾遗》节选，大图书馆一级管控图书，仅供元老及政治鉴定IIA级以上归化民调阅。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克潼关，朝野震怖，上阴使内官王承恩髡发易服，携诏南投，谋于海上，加封王罗宾为大宋国国主，可称九千岁，马千卒为大宋国丞相，可称永远健康，言及宋季故事，辞极悲痛。髡人闻之亦不应，囚承恩于大铁船之上，然髡人所谓首长者，多私见承恩，络绎不绝，或曰：“崇祯老儿的诏书我们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或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公公放心，某等即刻提兵北伐，灭东虏，破闯贼，必不会让思宗和公公在景山公园荡秋千。”王承恩乃求见主事者，髡人悉召其部众集议，命承恩侯于门外，俄顷召入，承恩跪云蓟辽糜烂，京师危急，急切之处，竟以头抢地，血泪俱下。有髡人曰：“明国之事，于我澳洲有何干？”对曰：“诸公乃崖山遗民，先祖泛舟海上，得以逃生，北兵肆虐，海波无定，其间困厄，百辞莫达其一，而今大厦将倾，若重蹈崖山覆辙，诸公犹自袖手旁观，人何以堪？”承恩北拜，又云：“今臣来时，爷私命臣带话，若诸公领军勤王，破闯贼东虏，平巴蜀陕辽，贼之土地部众任取之，循琼州故例，惟田赋照旧尔！”髡人乃屏承恩，引其党议之。次日复会承恩，示以书契，上书三条：“一、自今以后，大明皇帝恩准大宋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明沿海之海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宋澳洲行在元老院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二、因大宋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明皇帝准将天津一地给予大宋澳洲行在元老院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三、大宋澳洲行在元老院因大明内患，拨发军士征讨，今酌定水陆开拔费库平银三千五百万两，由元老院企划院及契卡征收自取，征讨期间一应耗费由大明供给，征讨所得之土地民人，悉听元老院分配，大明国设主官数人，照例接收田赋。”承恩观罢，泣血再拜，恳请髡人火速发兵，云朝廷必守此诺，上愿以太子为质，大宋湖广宣慰使文德四闻之笑曰：“尔若不予，我自取之，何必劳烦太子？”承恩跪地称惶恐。髡贼者，奥州人也，自古未闻有州名奥，当不在九州之中，有粤人云奥州实乃澳洲，在满者伯夷以南，洪武初年，满者伯夷来朝，亦未闻之。髡人自言赵宋苗裔，崖山遗民，北兵迫境，自度不可免，遂泛舟海上求死，未料风浪不定，竟至一大岛，飞禽走兽闻所未闻，有野人者，批发文身，遂暴霜露，斩荆棘，复建其国，然帝昺投海，余众多殉之，遍寻竟不得宗室，乃仿共和故事，不称帝号，各家商讨，同为摄政，行天子事，是为元老院。故土沦丧，亡于海岛，众皆不忍，乃自髡，以示祖宗之地涂炭，后人勿忘在莒之意。初，上闻髡贼入寇两广，召众臣，皆曰不可讨，上乃问曰：“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至安南有无旱路可通，与缅甸是否接壤？”皆不能对。或云髡贼船坚炮利，附众甚多，粤人称其带铳十余万，其铳亦精巧，髡人之工部，名曰科技部，凡制成利器，必加其人名号与其上，故有毛瑟将军铳，其母铳中纳五子铳，连环施放，绝类佛郎机，子铳轻便，千步可及，有马恪钦机关铳，亦用子铳，然以布带束之，施放时子铳随布条依次进铳，弹发如雨，顷刻百数发，铳管外复设一铁套，其内储水，以水激火，方可使用，髡人手铳繁多，除六星连珠外，多用白朗宁，匿于腋下腰间，以便猝然发难。更有大髡铳者，号克虏伯大将军炮，缘宋为北虏所破，后人遂制此铳以灭仇雠，故称克虏伯，多用开花炮子，落地即伤人无数，一炮糜烂数十里。
神州陆沉，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不仅当事人深感无能为力，后人也扼腕痛惜，徒留遗憾。但我要说的是，历史是没有假如的，它不是游戏，可以重新来过。也不是老友记，当最后一集曲终人散，罗斯关上门之后，你又可以跳回到最开始瑞秋穿着婚纱闯入中央公园咖啡馆那里。千万别以上帝视角看历史。也许崇祯可以带上国库家财、宗室大臣，百姓军队，回到南京，与清军和李自成划江而治，等到二者两虎相斗，大明或可成为得利的老猎手。毕竟南京是大明的都城之一，行政系统，军事系统完备，随时可以使用。崇祯时期，战火也一直没有烧到南方，闯王高迎祥想攻打南京，但是被卢象升打败了。明朝末年，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极为富裕，民间工商业发达，百姓对于大明崇祯皇帝的正统地位，也不会有丝毫的疑惑与不满。倘若崇祯退回到南京，税银不需要再像以往那样辛辛苦苦运到北京。一切似乎都有可能，就像司马睿，就像赵构，重新开始新的历史。但是，崇祯皇帝，已经累了，达到了自己作为皇帝，作为人，所能做到的一切。你可以惋惜，但不能不敬。蒋介石当年，飞机轮船的，从南京败退到台湾，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搞运输。而北京距离南京路途更远，还是陆路，走不了水运。当初李自成从山沟里跑出来，去河南闹事，恰逢河南严重的旱灾，大饥荒，李自成沿途收编农民军，后来击败孙传庭，在西安称帝，度过黄河，进军山西，攻克太原，随后大同总兵，宣府总兵相继投降，只花了三个月，就从西安打到了西直门。在当时，就算给崇祯汽车，按照这个速度，他也开不到南京城了。他是光宗皇帝的第五子，鉴于他爹是宫女所生，他爷爷万历一直不喜欢，迟迟不立太子，导致学业荒废，没法出阁读书，等立了太子之后爆发梃击案，如屡薄冰。做了皇帝了，想着消遣一把，又是红丸案，刚做了一个月的皇帝位置，屁股还没坐热，命直接没了。他哥天启皇帝也没读好书，他倒是书读得不错，聪明，就是地位不高，没人鸟他，碰到了魏忠贤，也得客客气气。16岁做皇帝，刚开始费尽心机搞掉魏忠贤，很多人马后炮，说阉党功劳大，东南税银全部仰仗他们收取，并运送到北京。这是扯淡的，魏阉权大势大，越俎代庖，结党营私，秘书司机如此放肆，董事长能忍吗？之后碰到了一个好的部门经理袁崇焕，可是他杀毛文龙自毁长城，甚至在北京城外消极抵御皇太极，这已经涉嫌串通投敌了，舆论压力大啊，哥也救不了你了，再说，万一关宁防线大门洞开，那我这个董事长岂不是梦里就要被搞死了？之后温体仁，周延儒等人的ceo之争，各种只拿工资不干活，还要扯淡瞎指挥的国企中下层言官们的空谈误国，再加上内部底层员工闹事，罢工，打砸抢烧。外部竞品公司千方百计要取代你，置你于死地。内忧外患，你说说看，这家公司能活多久？崇祯是一个很好，很敬业的裱糊匠。是末代帝王里，相当有觉悟，有敬业精神的一个。16岁做皇帝，直到17年以后吊死在景山，人生的一半时间，全部用来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夜里做噩梦，白天看着朝堂大臣吵闹撕逼，然后时不时传来满清，李自成闹事，哪哪被攻陷，谁谁谁战死，全军覆没，谁谁谁投降，做了带路党的噩耗。就问你，作为一个人，能受得了这时时刻刻，一惊一乍的压力？现在好多人都说三胖牛逼，嗯，夹在大国中间，甚至造出了核武器。崇祯那时候压力更甚，至少三胖目前国内没人敢造反，稍微有想法的都被犬决了。至少他还有一个老大哥给他撑腰。崇祯也想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但是，幼年不幸，成人之后，处处小心阉党，言官，东林党。成为皇帝之后，兢兢业业，每日如坠冰窟，如被人架在火上烤，又如从高空坠落。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烂摊子早已经造成，眼睁睁看着公司要在自己手里破产，也是没办法的事，人不能逆天改命。成与败，由我一人承担，我背了这么多年的锅，实在是背不动了，也不想背了，哥哥，爷爷，上数几代人造的孽，作为后代的人，也没有办法去追究，去理论。崇祯后期，皇帝经常痛哭，下罪己诏，那种深深的孤独，那种寒风彻骨的冷，后人是体会不到的。许多人嘴上说着史实与当时的客观情况，但是，依旧不客观，而且非常之主观。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是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话。
...好多觉醒来发现还是没有破百赞，比较揪心，故更新一下答案...预警！！：写得有点嗨，歪楼了，勿喷再次预警！！：本答案含有大量个人观点，结论下拉加粗部分。要是不赞同也没关系，理性评论，拒绝撕逼(反正我匿名)=====================其实我明白楼主的意思，就是如果现在回到四百年前开上帝视角如何给明朝续命。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明朝的灭亡不是因为偶然发生一两件事而导致的，这样庞大的一个国家走到如此地步是因为整个国家机器都锈烂了，转不动了。就正如扁鹊与蔡桓公的故事一样，病入膏肓了才想着要去治，为时已晚矣。那时的明朝就如同一个躺在icu病房里的一百岁老太太，哪都有问题却已经经不起折腾了。假如这个老太太最终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她的主治医生心有不甘，于是穿越回去专治她的心脏，却又因此对肾导致副作用，老太太又可能因肾病去世。你要是治肾，她就肝衰竭。你要是都治，那好了没等她哪犯病就被你折腾死了。所以呀，历史的蝴蝶效应不可忽视。如今快四百年过去了，你说要穿越回去救明朝，怎么救全凭一张嘴，根本不考虑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影响，那和那些网络上的爽文有什么区别。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与必然性，有人觉得明朝灭亡了很可惜，当年明月还觉得崇祯运气不好，上任以来年年闹饥荒。我确实觉得崇祯运气不好，不过倒不是不好在他没能挽明于危急，而是倒霉在明正好在他当皇帝时灭亡了。因为那个时候明确实该亡了。这是必然。那什么是偶然呢？土木堡之变，包括宋的靖康之耻就是偶然。假如（，我是说假如）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没有于谦，我认为（，仅仅是我认为）哪怕是北京被攻破了明朝也不会这样轻易狗带。所以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没用的，就算是穿越回去也没有用的，哪怕是干掉了李自成，也会有王自成张自成出来的。YY一下就好，洗洗睡吧。以下为原dǒu答jī案líng：==================我在高中浪了三年，请我在问在六月六日晚上做些什么才能考上清华呢？
趁这年清兵来抢劫回程的时候传位给太子、溜出北京，“南巡”到澳门。告诉葡萄牙人朕已受洗皈依公教，将仿效约翰八世皇帝，去罗马向教皇求援兵。用卷出来的一点儿内帑在罗马买房当寓公。
有啊，紫禁城下挖个超级大地窖，储藏满火药，献城投降（至于献给谁，这无所谓啦），然后在典礼上炸他丫的。别的还有火烧北京城啦，给华北大瘟疫再加加油啦，诸如此类。反正都要死，挂歪脖子树还不如趁热来把大的。当然了，我还是觉得紫禁城下埋炸药自爆这个最带感了。要知道牌桌上的终极一招是什么，关灯掀桌子啊。
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告诉世人，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集散地，而欧洲人则更像《泰坦尼克号》里面的穷小子杰克。诚然，欧洲人只有用美洲的白银来与中国进行贸易，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拥有了货币主导权。恰恰相反，白银短缺带来的通货紧缩是明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的重要因素。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欧洲人纷纷出海找黄金白银，而美洲满足了欧洲人对贵金属的渴望。黄金白银是财富的象征，但是货币只有流动才能创造财富，按照货币的定义，欧洲人将大量的白银出口到中国，换取陶瓷、丝绸等奢侈品，在贸易的循环中实现财富的增值。除此之外，黄金与白银的比价，中国是金贱银贵，欧洲人拿着白银换中国的黄金，然后再倒卖到欧洲，也是一笔盈利的买卖。无论金银比价还是贸易，都推动中国成为白银的聚集地，有人说中国是白银的“坟墓”，因为全世界主要的白银都流向中国。欧洲人的贸易逆差是白银流向中国的“推力”，而中国货币的“白银化”是一个重要的“拉力”。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之后，中国事实上采取了白银本位制，田赋、徭役都换算为白银，虽然政府没有规定白银作为货币的法律地位，但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地位却被承认了。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货币化的进程，因为货币是债务关系显性化，对货币的需求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交换活动增加带来的需求，另一个是经济货币化带来的，也就是既有的存量财富需要货币化来表达出来，从而增加交易的灵活性。明代也是如此，虽然有大量的白银流入，但是却无法满足需求。当白银成为中国的本位货币之后，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货币的多寡几乎由外部力量来决定，一旦外部白银的流入减少或者中断，就会引起通货紧缩。17世纪前半期，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不断减少，欧洲人忙于“三十年战争”，主要大国都卷入其中，包括西班牙。而西班牙控制着墨西哥和南美的白银，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白银出口也趋于停滞。套用货币发行的观念，中国经济已经深深地白银化了，但是却没有掌握白银供应的主导权，因此，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白银流入减少，势必会导致一场货币危机，这种危机与财政危机、边患危机相互叠加最终让明朝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洪业 清朝开国史》的前言部分对世界贸易萧条，白银输华锐减对明朝的负面作用说的更为清晰：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 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 　　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1]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②。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③。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 中国。①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② 　　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③中国尽管与欧 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① 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②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③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 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① 　　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②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 衰落①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②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③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④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 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①。 　　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②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③ 　　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④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 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①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②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③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④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 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①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② 　　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③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④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 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①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②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③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 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①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② 　　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③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④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 （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①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②。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③ 　　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④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⑤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 　　老天爷， 　　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 　　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 　　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 　　老天爷， 　　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吧！。① 　　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②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③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④　　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 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①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②至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③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④　　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 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① 　　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 　　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 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 　　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①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②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 去。①因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②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1] ①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244—245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25—28页。“几个世纪过去了，一切如旧。无论其来源是旧塞尔维亚（old Serbia）、阿尔卑斯山、撒丁的银矿，苏丹、埃塞俄比亚或经由北非和埃及的苏法拉（Sofala）的金矿，还是因谷（Inn Valley）之施瓦兹、匈牙利之纽索尔（Neusohl）、萨克森之曼斯费尔德、布拉格附近之库坦勃格（Kuttenberg）或埃尔茨山脉的银矿，以及16世纪初期以后西北各国的银矿——无论来自何地，这些曾被吸引到地中海沿岸居民生活中的贵金属，又被抛进了源源东去的洪流。在黑海、叙利亚和埃及，地中海人的贸易总是出现赤字。与远东的贸易又只有通过耗尽其储备的金银出口才有可能。甚至有人提出这样一种不无说服力的见解：“罗马帝国的生命力，是因贵金属大量外流才枯竭的。”费南德·布罗代尔：《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464页。又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108—109页。沃勒斯坦关于东亚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主张，受到布罗代尔的驳斥。见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43、93—94页。 　　② 北京的太仓，是为朝廷接收白银的主要机构。据该机构的白银收据判断，贵金属的流入至1571年达到高潮。该年太仓的白银收入量从230万两（8.625万公斤）跃升到310万两（11.625万公斤）〔译按：此处括弧内的换算系原作者所加，其换算比例为1公斤相当于26.6明两〕。这场洪流恰好与贸易限制的放松（1567年）、日本长崎港的建立（1570年）和马尼拉被选定为西班牙驻菲律宾的首府（1571年）同时。此外，白银提纯技术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使秘鲁总督辖区的波托西等中心地区的白银产量猛增至原来的三倍，随后又增至五倍。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0—31、53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76页；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213页。 　　③ 1597年，西班牙大帆船将34.5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科运到中国。这一数字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多（明朝官府银矿的年产量约为6000公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7—158页。 　　① 肖努的估计略低于此。他认为远东吸收了美洲产白银总量的1/3强。见皮埃尔·肖努：《菲律宾和太平洋中的伊比利亚群岛》，第269页。在16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在佛兰德雇用的外国雇佣兵要求付给他们黄金。这些黄金是由赫诺瓦银行家们提供的。他们通过与远东的贸易，将西班牙提供的美洲白银兑换成金锭。在“长期的白银统治”时期（约年），这种局面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以意大利、中国为中枢，从美洲出发，通过地中海或好望角，通向整个世界。这可以看作一种结构，一种在20世纪以前从未受到干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持久而突出的特征。”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99—500页；又见伦纳德·布莱塞：《近代世界体系》，第96页。 　　② 艾维四：《论白银、外贸与明末经济》，第1—10页；米歇尔·德韦兹：《18世纪中国社会对英、法、俄的影响》，第8—9页；S.A·M.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5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4—125页。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和铜而进口黄金，因为在中国用白银兑换黄金比在大多数其他地区（包括日本）都更为优惠。16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是1：4；欧洲则是1：12。到1650年，欧洲的比率又升为1：15。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59及499页。阿特韦尔对日本白银输出量的估计，低于其他多数经济史学者。他估计在年间，日本白银的输出平均每年为3.3万到4.8万公斤。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1页。肖努估计在近两个世纪间，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银总量，在吨之间。皮埃尔·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8—681页。 　　③ 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55页；简·德·夫里斯：《年危机时期的欧洲经济》，第20页。肖努找出了中国与欧洲贸易形势的五个转折点：（1）从年，伊比利亚人突然打通了中国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通道；（2）年间，马尼拉与澳门决裂，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的欧洲经济出现萎缩；（3）1600年左右，荷兰公司到达印度洋；（4）年间，荷兰人封锁了摩鹿加，切断了澳门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5）年间，明朝灭亡，日本人血洗澳门大使馆，伊比利亚王国的分裂将澳门与马尼拉隔开，以及由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的敕令引起的礼仪之争。“中国的衰落与欧洲的衰落发生在同一时刻。因此，中国贸易的这一灾难性变化表现为双重的衰退：一方面，美洲白银的出口无疑减少了，而同时，一场周期性的或者说是破坏性的危机又席卷了中国大地。”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79页。布罗代尔只看到了17世纪最初20年美洲白银输入减少后的一种重要转变，并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包括：由于收益递减律，开采成本更高了；以欺诈手段使美洲保留更多的硬通货，以满足当地对货币的需求；以及向当地居民征收十一税，这妨碍了提取白银所需的劳力之补充。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36页；又见厄尔.J.汉密尔顿：《年的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第293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20、25—27页，及其《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3、109页；卡罗·M·辛宝拉：《工业革命前（）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第212—216页；雅各布·克莱佛伦：《经济通史》，第152—153页。 　　① 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6页。经济衰退继续引起经济衰退；结果变成了原因。但是，中国的国内危机也许促进了全球性危机的爆发。“我们可以证明，中国对马尼拉遥相呼应的支配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使得中国贸易和世界贸易的长期周期性波动出现了一致性；甚至还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中国贸易的波动幅度比世界贸易的波动幅度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正是跟中国大陆之贸易的兴衰，支配着西班牙海上贸易本身的消长。”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67页，又见K.N.肖德胡里：《年的亚洲贸易市场和东印度公司》，第456—458页。 　　② 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6—567页。 　　③ 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页。从16世纪到18世纪，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货币的内在价值都下降了。这一现象与大西洋经济的膨胀有关，首先是吸收黄金和将非洲部分人口掠为奴隶，然后是开发美洲财富。短期内，白银紧缩会减慢表面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在贵金属大量输入之前，西欧的物价就已开始上涨了）。但从长远看来，表面价格却和美洲白银产量一同上升。“16世纪末的价格革命”在欧洲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三到四倍，达到了1500年的水平。菲力浦二世时代的人们，因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费用急剧提高而目瞪口呆。17世纪上半叶，人们的实际收入比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减少了1/2；17世纪20年代，欧洲人经常抱怨，跟其三四代以前的祖先们相比，他们吃得太差了。 17世纪20和30年代，几乎所有欧洲货币——包括比较稳定的英镑——都不得不贬值。E.E.里奇，C.H.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82—383、400—405、428、458、484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17页。这次通货膨胀也打击了奥斯曼帝国，其小麦、铜、羊毛等商品被偷运出境，以满足欧洲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一项有关伊斯坦布尔为旅行者和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的济贫院之预算的分析，表明了同样的通货膨胀。如果将年度的物价指数定为100，那么年度的物价指数便是182.49，年度的物价指数则是272.79。奥默·卢德菲·巴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9页；又见霍里·伊斯拉莫格路和卡格拉尔·基德：《奥斯曼历史大事记》，第34、49—55页。 　　① 艾维四：《论白银》，第10—15页。肖努在综合了他的全部指数之后，断言1640年后没有一项指数可以说明这一过程不是“灾难性的指数减小过程”。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50页。换个说法，假定某人于年间在马尼拉所作的生意是一个点，后来于年间所作的生意为另一个点，那么，他就会发现收益下降率是40：1。肖努确认这一转变发生在1642年，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经济空间的彻底消失”，或“全球危机中的死亡时刻。”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2页；又见布罗代尔：《反思》，第42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页。 　　② 例如，1630年松江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1632年米价为每斗120钱，到1639年上升为每斗300钱。浙江北部地区，每石米原来值银一两，到1641年上升为每石值银四两。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74页；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1—12页；又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81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44页。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食物价格上涨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与较早出现的通货膨胀形成对比，中国似乎又随着由囤积、歉收和投机活动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此说采自艾维四给作者的私人信件）。 　　① 森正夫：《16—18世纪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2—433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6—19页。 　　② 这大约相当于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时代”初期。太阳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时代是从1645年持续到1715年的“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其间地球表面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大概与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树木年轮的碳异常中测定出的阳光辐射的减弱相对应）。H.H.拉姆：《气候变迁》，第10—11、65—66、174页；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726、739—740及743—744页，及其《停滞的最小限度》第—页；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瑞：《太平之年，饥馑之年》，第58—59页；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12页；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8—19页。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干旱和低温的袭击，致使北方农作物生长季节比正常年景缩短了两星期。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地方志载，黄淮平原地区的大旱之年，有、、、、和1786年。据《山东运河备考》载，1638年，漕河干涸；1640年，“大旱，黄河水涸，流亡载道，人相食。”《睢宁志稿》第十五卷。引自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整理》，第184页。同一时期，长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全部封冻。同上书，第188页； G·威廉姆·施坚雅：《市场体系与地区经济》，第77页；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30—31页。 　　③ 蝗灾发生于1638年。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5—16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90—191页。严重的时疫有两次：一次发生于年，另一次发生于年。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7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9—10及16—18页。饥荒与瘟疫，尤其是与天花，有着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关联。拉尔夫·W·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 　　④ 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 　　① 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 　　② 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 　　③ 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 　　④ 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 　　① 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 　　②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 　　③ 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 　　④ 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 　　① 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骢：《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 　　②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 　　③ 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 　　④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 　　① 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 　　② 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 　　③ 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 　　① 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 　　② 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 　　③ 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 　　④ 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 　　① 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 　　② 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 　　③ 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 　　④ 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 　　⑤ 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 　　① 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 　　② 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 　　③ 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 　　④ 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 　　⑤ 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 　　① 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 　　② 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 　　③ 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 　　④ “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 　　① 《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 　　① 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 　　② 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 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 　　① 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 　　② “洪业”（great 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
明亡在于马尔萨斯陷阱的到来，表现为社会矛盾的激化。解决马尔萨斯陷阱的办法只有增加粮食产量和减少人口两种办法，说抄没贪官的，迁都南京的，都无法解决这个实际矛盾。皇帝不过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崇祯当皇帝，顺治当皇帝，都比农民阶级当皇帝强。看清了这些，思路就有了。如何既能紧紧地抱住地主阶级的大腿，又能名正言顺减少掉过剩的人口呢？唐末就有办法，重启节度使制，地主阶级令统治下农民当兵，讨伐农民军，死的都是农民，兵和粮都由地主阶级自行解决，国家准备好顶戴花翎。培养好自己的基本盘，以地侍清，出让辽东朝鲜，拖后金十年。待各军阀平定农民军，再迁其威望最高者封燕王，改南京为都，另在北方封几个同姓王。南方一折腾，人口折损一小半，农民都有地种了，都有饭吃了，也就不闹腾了。地主阶级有了主心骨，也就不和后金一条心了，至于后来的节度使叛乱，那还得等下次马尔萨斯陷阱到来，最少也得几十年，而且过不了多久玉米和番薯就推广了，还会更晚，时间跨度大了，说不定中间还有机会撤藩。唐和清都是这么续命的，汉朝也用了，不过汉帝岁数太小，一点威望都没有。
抓兵权，招揽武将，讲和，割地，放弃北京。这点我同意狐狸晨曦的看法。反对小约翰的看法。法统？神马时候了你给我讲法统？刀子就是我的法统，有种法统给我显个灵！ 舆论压力？有说三道四的，先打屁股，再说砍头。有啥可说的，历史上的崇祯，是看书看成了傻子，才会把舆论压力当回事。李自成过来，一个个上夹棍，有什么舆论压力，清军过来，屠城十天，都给我金钱鼠尾，舆论压力这时候干嘛去了？黄宗羲不一样留了尾巴，他也怕清朝的刀，为什么就不能用明朝的刀威胁？要干好这种事，第一步就得抓军权，就得打好和军队的关系，也就是做军阀。晚明政制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帝不知将，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等人久镇外藩，却连皇帝一面都见不到，何况战功不如的呢。平时多和将领套近乎，私下多写信，撇开文臣直接联系武将。崇祯被文臣禁锢了思想，有一种固执的思路是非要用文臣去掌兵，现成的武将总不放心。也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战机，坑死了多少军兵。后来的史家因为都是文科举出身，也昧着良心胡说，整天说没良将没良将，人多尔衮用着孔有德这些半土匪杀来杀去的都所向披靡，为什么在崇祯手下就不是良将？说来说去这就是门户之见，不是科举出身的，不算东林党集团，都是被黑的命。要改变命运，就不能听这些人胡说八道。告密制度挺好的，本来就是紧急时刻的特效制度，拿来用啊。让东厂调查京城官员，富户的财产。调一支忠诚的部队进城，从告密箱里找大户的黑材料，然后抄家，这就是军饷的解决方式。抄个差不多，然后迁都。有什么干不了的，董卓这货都能从洛阳跑到长安维持好几年，皇帝要是干不好也太废物了。这种时刻还在乎什么法统，仁政之类的废话么？内阁官员？好多人啊，也就是好多钱夹子。都给抄了不好，抄一部分，剩下的打借条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等天下安定了，让子孙还钱去。太监，宫女？有什么不好搬的，带走一部分可信任的，剩下的---守陵去，没几天他们自己就跑了，宫女带走一部分，分给将领一部分。平安到了南京，就赶紧建设水军，水军不仅是防守长江，必要的时候也能用来逃走，派人去开发台湾，以备万一，万一不行了咱去台湾小岛！联系葡萄牙人，买红衣炮，建洋式船只。台湾那边，揆一只占了一部分地方，人也不多，把丫打回去。重新整顿思想，给秦桧平反，情理文庙，把一帮子没实际功业光空口谈道德的都给轰出去，现在要搞汉家制度，霸王之术。你不正本清源，一帮子酸儒在下边骂得人心都散了。就得杀几个酸人，宋朝那什么太学生陈东之类，就该杀。魏晋空谈，还有刘琨祖逖击楫中流，后来的酸人，拿着皇帝的钱不去抗敌，拐着弯骂皇帝，不杀他们杀谁？杀了陈东，高宗的半壁江山才得安稳。崇祯南迁，也少不了这种酸人，就得杀。没看后来康熙乾隆文字狱嘛，杀出来一个盛世。放心，肯拍的绝不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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