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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升haobc:安组织部长级会议：美俄外长微笑握手 当面交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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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日 21:56&&【字号：&&&&&&】
　羞澀與懊惱，眨巴著幹澀的眼。吹噓一口霧氣，模糊瞭自己，也模糊瞭松樹下的影子。月色如水，打開銹紅瞭的窗，輕爬在書桌上，細數著從遠處飄蕩而來，絲絲入心的暖意。樹影婆娑，重疊交織，網住瞭多少個不舍日夜？孤守空靈？隻為一句，當夕陽遮臉，香葉飄落時，你可否還記得我那熟悉的面孔？輕觸，秋風蕭瑟下松垮瞭的屑皮，植入點點手中春意。松根下，沉睡瞭幾年的記憶，經一夜霜露凝身，瑟瑟地探出頭來，頭頂著一抹綠。身上透明的雪。
　，所以聲聲入耳。有一個回憶，刻骨難忘。那是祖父留給我的一抹微笑，如今祖父已離我而去二十多年瞭，然而那一抹微笑留給我的思考卻成為永恆。祖父一生在鄉下度過，難得幾回進城，即使是我們全傢落戶在城裡多年，他仍然捨不得離開他那片黃天厚土。記得那一年過年，我們把爺爺接來，這是他第一次到我們新傢，也是他唯一一次在城裡過的年。正月的一天，祖父翻著日歷，一臉專註的神情，突然轉過頭對我說：這個是初字吧，今天是不是初三。
　個人的世界，獨處的孤獨是一種特殊的語言，是一種超然的領悟和體會，孤獨不是冷漠體會，而是一種獨有的溫暖的心情的燃燒，當你在瞬間感悟到瞭一份別致的情韻，也許，你才會懂得這是一份別來無恙的恩賜。都說生活是一本書，然而，每一個人在裡面感悟的角色，都有著不同的內心世界，不管是宏觀的感性還是微觀的沉默，都會把那套不屬於自己的戲裝，套在自己的身上，然後癡傻的扮演著，瘋狂著，當你脫下那身戲服的時候，忽然感覺很孤獨。
　靠運氣現在，傳說中美好的大學生活已經開始瞭但傳說終究不是現實，大學遠遠沒有想象的那麼好因為有瞭目標，就想要實現雖然幸運女神很照顧我，，但運氣總是會用完所以，從大一起，就要自律自覺堅持晨讀，晚自習堅定目標有瞭目標，朝著它一直走，就算到達不瞭，也會很接近它。未來，我不知道會如何安逸的生活總是埋藏著危險。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無論是考研還是考公務員，都得從現在開始著手三年光陰，你若付出，不負光陰，時光定。
　裸的呈現在世人面前，道出瞭古往今來，人們對愛情最美狀態的追求和執著。愛，總能讓心充滿柔情，柔柔的關懷，柔柔的思念，柔柔的甜言蜜語，柔柔的心海微漾。像春風拂過臉頰，像秋月透進窗欞，像夏雨般連綿，像冬雨般晶瑩。擁有美好的愛情，全身的每一寸肌膚都會沉浸在愛的甘露裡，眼角眉梢會不自覺的流淌出喜悅和甜蜜。幸福是無法隱藏的，可以忍住不去笑，但無法忍住因為心底的快樂而神采飛揚的神色。看過無數的愛情片，電影電視不。
　活動。化學院黨委李梓副書記做瞭精簡重要講話並宣佈瞭2014年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活動正式啟動，他指出本次三下鄉活動會讓學生們受益匪淺，並且學到很多在學校裡學不到的東西。同時，他教導學生們在三下鄉期間要註意安全。接著，副祕書長黃思韻帶領三下鄉全體隊員宣誓後，盧福老師和章晶晶老師為化學院10支暑期社會實踐團隊授旗。隨後，音樂奏起，10支實踐隊旗手環繞著會場跑一圈，旗幟飄飄揚，展示的正是當代大學生的精神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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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日 21:17&&【字号：&&&&&&】
　鑫鼎国际娱乐?夏文化探索是我国历史和考古研究中的一个老课题，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至今有近百年的历史，曾出现了仰韶文化说、山东龙山文化说、河南龙山文化说、良渚文化说、二里头文化说、齐家文化说等诸多观点。其中，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的观点由李民、文兵先生正式提出[1]，经邹衡先生系统论证[2]，又经长达20多年…
夏文化探索是我国历史和考古研究中的一个老课题，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至今有近百年的历史，曾出现了仰韶文化说、山东龙山文化说、河南龙山文化说、良渚文化说、二里头文化说、齐家文化说等诸多观点。其中，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的观点由李民、文兵先生正式提出[1]，经邹衡先生系统论证[2]，又经长达20多年的论战后，目前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但由于二里头文化没有像殷墟甲骨文一样有自证性文字材料的发现，仍有少数学者表示怀疑①。尤其是当下，由于碳十四年代数据的越测越晚，许宏先生又重提二里头文化为商文化的旧论[3]。在此背景下，笔者也对夏文化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并再次全面检索关于夏的历史文献，发现夏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当时的东夷族和商族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因此，在目前商系文化和东夷族系文化均已经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夏文化应该也能够确认。一、晚商文化的发现与商系文化的推定始于1928年的殷墟发掘，不仅发现了数十处宫殿建筑基址、十余座王陵大墓等象征王权的遗迹，也发现了大量的甲骨刻辞、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高规格遗物。尤其是王国维发现了甲骨文中反映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中对商王世系记载基本一致②，从而验证了《史记》记载的可靠性，使商史成为信史。甲骨刻辞和相关历史文献表明，殷墟就是商王盘庚迁殷后商代后期的殷都遗址。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殷墟遗址出土的大量物质文化遗存，不仅揭示了商代后期的文化面貌，也为我们认识更早的商文化提供了参照。关于殷墟文化的前身，要在比其早的考古学文化中去寻找。目前，在我国境内比殷墟文化年代稍早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分布在大中原地区的二里冈文化，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分布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分布于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于甘青地区的卡约文化和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马桥文化等。据比较，这些文化中，与殷墟文化的相似度最高的文化当属二里冈文化。从殷墟遗存中可以发现，商代后期的商人习惯使用鬲、[、簋、豆、大口尊、觚、爵、械忍掌髯楹献魑约旱娜粘Ｉ钣镁摺1953年，在郑州二里冈发现的二里冈文化[4]，在使用陶器的习惯上跟殷墟文化基本一致。1954年，在郑州人民公园上层又发现了类似安阳殷墟一期的文化遗存，其下叠压着二里冈文化遗存[5]，从地层关系上确认了二里冈文化早于殷墟文化。由此可以确认二里冈文化是早于殷墟文化的商系文化。从二里冈文化继续向前追溯，比其稍早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分布于中原地区南部和江汉地区北部的二里头文化，分布于中原地区北部的下七垣文化，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分布于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分布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以及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马桥文化等。与二里冈文化进行比较，与其相似度最高的是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和分布于河南中西部的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具有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其年代大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二至四期③。下七垣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虽然存在一些共同因素，但差别是主要的。如二里头文化的陶器陶胎较厚，绳纹较粗，而下七垣文化的陶器则陶胎较薄、绳纹较细。如二里头文化流行鸡冠耳、捏口和附加堆纹作风，而下七垣文化则基本不见。如二里头文化以罐为主要炊器，用甑为主要的蒸器，而下七垣文化则以鬲为主要炊器，用[为主要的蒸器。酒器组合，二里头文化以觚、爵、B为主，而下七垣文化则以觚、爵、形鳌６锿肺幕纳罡古瓒啻兴诙缕咴幕蛑饕餍形薅罡古琛６锿肺幕纳罡构薅辔驳祝缕咴幕蚨辔降组祥巍６锿肺幕谐＜耐咦闩琛⒋笃降着琛⒖滩叟琛⑷ψ闩痰龋缕咴幕胁患蛏偌６锔晕幕缙诘奶掌魈仗ソ媳　⑸平舷福魑镒楹弦载[、簋、深腹罐、无耳深腹盆、觚、爵、小⒋罂谧稹⒍沟任鳎蘼鄞犹仗ァ⑽粕推魑镄沃频确矫婢胂缕咴幕冉辖咏侵涞南嗨贫纫对洞笥谟攵锿肺幕南嗨贫取Ｒ虼耍锔晕幕胂缕咴幕ξ幌低车奈幕κ羯滔滴幕４幽壳暗目脊欧⑾掷纯矗缕咴幕饕植加诮窈颖笔≈心喜俊⒑幽媳辈俊⑸蕉秃幽辖唤绱σ约霸ザ鞑恳淮Ｒ虼耍滔滴幕娜范ㄎ剿飨奈幕峁┝艘桓鲋匾幕恪６⑾纳淌逼诙奈幕娜范ǘ氖俏夜瞎攀逼诘闹匾褡濉Ｔ谖宓壑料纳讨苁逼冢胫性淖迨倍逋皇倍希詈笞呦蛉诤希侵谢褡宓牧酱笤赐贰Ｖ劣谙纳淌逼诙淖宓奈幕谀睦铮菸夜乩砦恢玫奶厥庑裕冉先菀兹范ǎ荒茉诹俳蠛５幕坪酉掠蔚厍パ罢摇Ｕ庖磺蛟诳脊叛弦话惚怀莆ａ返厍Ｄ壳埃ａ返厍目脊叛幕蛄斜冉锨逦釉绲酵硪来问呛罄钗幕⒈毙廖幕⒋筱肟谖幕⑸蕉轿幕驮朗幕κ遣煌逼诘亩奈幕６奈幕鹗加诤罄钗幕毙廖幕逼诘某醪椒⒄梗诖筱肟谖幕⒘轿幕恢钡皆朗幕捌诖锏狡渥钗比俚慕锥危猎朗幕笃谟晌飨蚨鸾ノ笊涛幕〈Ｔ朗幕呛ａ返厍塘轿幕蟮囊恢Э脊叛幕妹谏蕉蕉榷朗胖返姆⒕[6]，主要分布范围包括山东、河南东部和江苏、安徽北部一带。岳石文化的陶器以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为主，次为泥质黑陶，另有少量红陶和黄陶。陶器的火候较低，颜色斑驳不纯。装饰方法，素面为大宗，占一半以上，纹饰主要有凸棱、附加堆纹、划纹、弦纹、压印纹等。器形多子母口、平底、三足或圈足器，少见圜底器。器类以袋足[、夹砂中口罐、子母口尊形器、子母口罐等最具特色。相对于中原地区夏商系统文化而言，岳石文化的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殷墟早期，其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450年[7]。由此看来，岳石文化当是夏商时期的东夷文化无疑。夏商时期东夷文化的确定是探索夏文化的另一重要基点。三、二里头文化及其与商、夷文化的关系在中原商系文化的二里冈文化之前除商系文化的下七垣文化之外，还分布着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山西南部和黄河以南的河南大部分地区，其势力最南可及长江北岸，最西可达关中盆地，最东可至豫东地区。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相互毗邻，下七垣文化在北，二里头文化在南，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一方面，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有下七垣文化的因素，如在距下七垣文化距离较近的沁水以西的武陟北平皋、赵庄等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较多的鬲、足带竖沟槽的[、蛋形瓮、素面有肩盆等典型的下七垣文化因素④。在二里头文化核心区的二里头遗址也发现有高锥足细绳纹的[和鬲、橄榄形罐、素面有肩盆等典型下七垣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在下七垣文化中也同样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如在距离二里头文化较近的沁水东岸地区的一些遗址中就发现较多的大口尊、平口瓮、刻槽盆、捏口罐和爵等典型二里头文化因素④，甚至远在冀南的磁县下七垣遗址第四层中就发现有二里头文化非常流行的长颈花边口沿罐、箍状堆纹罐、伞状钮器盖等[8]。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也相互毗邻，二里头文化在西，岳石文化在东，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密切交流。在二里头文化中常见子母口罐、中口罐、大口罐、鼎、小[、小口瓮、卷沿束颈盆、子母口器盖、半月形双孔石刀等典型岳石文化的陶器和石器;相反，在岳石文化中也发现有圆腹罐、深腹罐、折沿盆、箍状堆纹缸、爵、觚形杯、三足盘、大口尊等典型二里头文化因素[9]194-198。从地理分布上看，二里头文化在西，商系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在北，东夷文化的岳石文化在东，三种文化相互毗邻，大致呈鼎立之势，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和联系。四、从夏、夷、商三族关系看夏文化相关历史文献表明，夏族与商族和东夷族共存，并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因此，在目前商文化和东夷文化都能确定的情况下，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最具合理性。(一)从夏、商关系看在夏代，夏族人在朝，而商族在野，商族有几位先公曾在夏朝为官。如商的始祖契与夏禹是同时代人，他不但与禹同朝为官，而且也曾佐禹治水。如《史记殷本纪》说：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10]91夏朝建立后，商族首领相土和冥都曾在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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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达芬奇的《救世主》以29亿多人民币成交的事刷爆了朋友圈，很多人也因此注意到了艺术品市场的巨大机会。然而大多数人对艺术品的鉴赏、收藏甚至是投资并不了解。《收藏投资导刊》与中国财富网联合出品了视频节目《艺术指南针》，跟广大艺术品爱好者们聊一聊艺术品鉴赏与投资的那些事儿。今年内地的秋拍马上开始了，很多朋友问我们，怎么样才能将自己的藏品送上拍卖会呢?参与竞拍需要注意什么呢?于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就讲了讲藏品送拍需要注意哪些事情。01如何选择拍卖公司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具有资质的拍卖公司，有营业执照，有商务部门批准的拍卖经营许可证。要看这个公司拍卖文物艺术品的业务历史情况以及业绩，具体可以参照中拍协的年报，里面有很详细的资料，包括成交额、交割情况、税收情况等。条件允许的话，大家也可以去他的预展现场和拍卖现场实地考察。02送拍流程当选好拍卖公司以后，就是送拍流程了。拍卖公司会根据计划发布拍品征集广告，大家可以留意这些征集信息，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把藏品送拍。另外，每个工作日，各大拍卖公司都能办理送拍业务，每种拍品的送拍时间不一样，大家可以参见各拍卖公司的官方网站。当办理送拍业务的时候，拍卖公司专业人员对藏家送来的藏品进行鉴定、评估。这个时候，专家会给出一个起拍价，藏家可以定一个自己希望的保存价，也就是自己的心理价位，保存价可以和起拍价持平，也可以高于起拍价。但是价位定得太高的话，可能会有流拍的风险。再接下来就是要双方签署委托拍卖合同，送拍的藏品就会被拍卖公司收存。拍卖公司会将这些拍卖标的编入图录，在拍卖公司预展的时候公开展示，最后就是拍场见了。03注意事项在这我们要提醒大家，正规的拍卖公司，一般都不会事先收取任何费用，什么图录费、保管费，统统都是拍卖公司垫付，如果不成交，作品退还，您一分钱都不用交;如有成交，才会扣除必要费用。一般来讲，成交之后，卖家所承担的费用为：佣金10%-12%，个人所得税3%，保险费1%，图录费等等，总计费用在大约在16%左右(注：此数据只是参考价格，各大拍卖公司所收取的佣金不一样)。特别提示大家，国内外拍卖公司所收的佣金不一样，但基本都不会事先收费。大家千万要警惕一些所谓的文化公司天价鉴定的行为，而且不要轻信所谓的帮助拍卖，应该自行选择信得过的拍卖公司，以防上当受骗。来源：收藏投资导刊。
　鑫鼎国际娱乐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于1996年10月在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广场走马楼古井群J22中出土，共计约10万枚，内容主要是孙吴嘉禾年间临湘侯国的行政簿书。这批简牍从出土伊始，就引起了中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吴简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的&ldq…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于1996年10月在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广场走马楼古井群J22中出土，共计约10万枚，内容主要是孙吴嘉禾年间临湘侯国的行政簿书。这批简牍从出土伊始，就引起了中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吴简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的二重证据研究。这类研究或以吴简中出现的新词语和独特事物作为课题，结合传世文献开展研究，如吴简中出现的丘、二年常限田、复民、给吏、限米等。或围绕传统研究中的重大历史问题、遗留难题，利用吴简新材料提出新认识、新解答。如沉寂多年的吏民、丁中制、户调等社会经济史问题，以及近年来讨论较多的早期户籍、社会身份、乡里制度、土地制度等。目前，这方面的探讨在吴简研究中占主体地位，既奠定了吴简研究发展的基础，揭示了吴简的重要价值，又开启了汉晋之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里程。其二，吴简分类、集成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借鉴以往西北边塞简分类、集成的研究方法，或归纳简文格式、或根据简文内容，对吴简进行分类、集成，再以此为基础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这两类研究方式显然是当前简牍学研究中的主流。在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持续增长的同时，学界开始对这两类长期运用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首先，从历史问题出发选择吴简新材料进行研究，较为关注吴简的独特之处，对吴简中大量重复的一般性材料往往缺乏应有的重视，以致它们很容易被选择性忽视。其次，分类、集成研究虽然重视吴简的系统性，强调对吴简应有整体性的认识，但分类和集成的结果与其簿书的原始状态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如依收支结算程序对仓、库账簿中的简牍进行分类集成，就很容易将不同簿书中的简牍混合归拢在一起。走马楼吴简原本应是以简册的形式弃置于井中，很多成坨竹简呈现出收卷状，如《竹简〔贰〕》附录揭剥位置示意图(简称揭剥图)呈现出简册样貌，简牍残存上下两道编痕，表明它们原来编连在一起，不仅如此，简牍在J22中的摆放有一定的顺序，层层相迭，似有意为之。只是，因久埋地下，编绳朽无，编连已失，腐蚀严重，长期受到挤压，堆积状况复杂，埋藏的目的亦不清楚，出土时还经受人为扰动，原来的簿书已是丧失编连的散简。要想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吴简丰富的内容，理想的前提是，将这些片简零篇尽可能地恢复到簿书的原貌。然而，走马楼吴简是首批发掘于古井的简牍，其埋藏的环境、考古发掘整理的方式，与边塞简、墓葬简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其簿书复原整理缺乏可资直接、全盘借鉴的经验、方法，仍需要在研究中不断摸索，并加以总结。在这一方面，侯旭东先生最先利用揭剥图对嘉禾六年广成乡广成里吏民人名口食簿进行了复原，讨论了簿书的构成、形制及其反映的相关问题，复原后的簿书标本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吴简户籍簿做了铺垫，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侯文利用揭剥图复原吴简簿书固然具有导夫先路之功，但其所利用的揭剥图完整性和准确性较高，而采集简其他揭剥图残缺严重，扰乱明显，故这类揭剥图很长一段时间内乏人问津。此外，吴简考古学整理信息如盆号、清理号，简牍遗存信息如简牍形制、编痕、笔迹等，皆有助于簿书的复原整理，但学界关注得不多，利用得不够。有鉴于此，近年来，笔者尝试着综合利用走马楼吴简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对采集简中的嘉禾吏民田家a、征赋与派役户籍簿、库钱账簿体系(含S钱入受簿、S钱承余新入簿、S钱领出用余见簿)、两套作部工师簿、S皮入受簿、库布账簿体系(含库布入受簿、库布承余新入簿等)、隐核波田簿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复原整理。兹不揣谫陋，试将研究思路和方法总结如下，期待抛砖引玉，为发掘吴简，乃至其他古井简牍簿书的复原整理与研究提供参考。一 、考古学整理信息走马楼吴简簿书复原整理的依据主要有二：一是考古学整理信息，二是简牍遗存信息。先来分析考古学整理信息的作用。走马楼吴简由考古发掘和采集而来，目前学界主要对采集简部分开展了系统研究。采集吴简原处于J22北半部分，因机械施工遭到破坏，被铲掘当作渣土运走，倾倒在十里之外的湘湖渔场。这是一批经考古工作者探查清理而抢救回的简牍。整理者根据采集简的遗存情况进行清理、揭剥，分别绘制了揭剥图、盆号和清理号。揭剥图是根据成坨竹简清理揭剥时的留存状态，绘制的侧视位置示意图。整理者根据采集成坨竹简的遗存情况，采用自上而下、从左至右分层揭剥，和由外往内、环绕揭剥两种方式进行清理揭剥。因清理揭剥方式的差异，揭剥图可分为分层、环绕以及分层环绕结合示意三类。虽然在清理揭剥过程中，难免存在观察与操作的失误，绘图时也根据各种需要作了适当的调整，但揭剥图还是基本真实而直观地反映了残存简册的留存状况。因此，以揭剥图为依据，我们可将对应的简牍大致整合为采集时残余簿书的状态，这为我们进一步考察簿书的编连、收卷和内容构成奠定了基础。采集吴简共有11幅揭剥图，绝大多数为单个简册的中心或部分遗存，保留了许多简册原始编连的信息。其主要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揭剥图为依据，考察简与简、简层与简层、甚至揭剥图与揭剥图之间的关联，有助于判定簿书的编连、收卷以及各组成部分的编排次序。探究揭剥图中各简层、以及相邻简层之间的联系，一般存在许多以地名、人名、亲属关系和文书语句关联的对应简。这些对应简的位置关系反映出简牍之间的编连关系。在分层揭剥的示意图中，倘若以中心简面(直线表示简面，弧线表示简背)相对的简层为基准，将揭剥图划分为上、下部分，上、下部分的简层也大都以所属县、乡、文书类型和特定内容等为依据，集合为关联简群，一般具有层次性，且上、下部分简层大致呈现对应关系。而关联简群之间的位置关系则反映出簿书各内容的先后编排。不仅揭剥图内各简、各简层之间关系密切，而且多个揭剥图之间也可能存在对应关系，如揭剥图壹图一和图二两坨户籍简就是从嘉禾四年小武陵乡征赋户籍簿中离散的，又如揭剥图叁图二和图四、叁图三和图五之间也因为内容对应而组合为同一个簿书，分别为某类户籍簿、仓米承余新入簿。第二，揭剥图有助于我们判别簿书的内容构成，避免混淆不同簿书中内容、格式相近的简牍。采集简揭剥图除叁图六由仓米简和户籍简混杂外，其他10幅揭剥图所对应的残存簿书内容单一，阑入简极少。即使存在阑入简，也因其形制、格式、内容迥异，一般排列在揭剥图外围而容易剔除。因此，揭剥图有助于我们判别不同的简册及其内容的构成。比如吴简户籍簿，由于不同简册的形制、格式、内容十分接近，对其分类学界历来争议纷纭。然而，采集简5幅户籍簿揭剥图中，壹图一和图二、贰图一、叁图二和图四分别对应着3个不同的简册，这为我们探讨户籍簿的类型和功能，廓清相关争议提供了重要依据。又如揭剥图叁图一中的师佐简与《竹简〔壹〕》中师佐简因格式的细微差异(简牍底端注记见、留等的有无)而可分属于两个簿书。第三，揭剥图有助于我们探讨走马楼吴简在J22中简册的位置关系。走马楼吴简各简册在古井中放置的状况关系到古井简牍这类独特埋藏方式的探讨，揭剥图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条件。如揭剥图叁图七对应着S钱领出用余见簿，但该图最下方4枚简为隐核波田简，属于叁图八所对应的隐核波田簿，这两份簿书主要处于第37盆中，关系密切，它们原来在古井中应是放置在一起的。而揭剥图叁图六中仓米入受a和户籍简混杂，或许反映了某类户籍簿和仓米入受簿原来的放置位置接近。今后可以结合发掘简揭剥图，对简册在古井中放置状态展开全面研究，考察各簿书在J22中大致的排列情况，进而探讨其埋藏方式和目的。如上所述，揭剥图是吴简簿书复原整理与研究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依据，但采集简揭剥图也有其局限性。其一，采集简揭剥图数量过少，并未涵括采集吴简中所见的全部簿书，特别是大量出现的仓米入受簿、仓米领出用余见簿、库钱入受账簿、地僦钱簿、户品出钱簿，军吏簿、州吏簿等，皆未见相关的揭剥图。其二，采集吴简中成坨竹简的留存情况决定了揭剥图所蕴含原始遗存信息的多少。有的揭剥图所对应的留存简册保存比较完整，如《竹简〔贰〕》附录的揭剥图为嘉禾六年广成乡派役户籍簿的中心，呈现出环绕收卷的形状，该图比较完整而准确地描绘了广成里派役户籍簿留存原貌，循该简册收卷方式，按示意图编号排定各简的先后次序，并根据简文格式和内容关联进行微调，能较好地复原整理该里户籍簿。而采集简其他揭剥图所对应的简册非常残缺，简册编连经受的扰乱较为严重，仅按揭剥图编号编排各简次序就会与简册的实际编连相去甚远，复原的难度更大。虽然这些残缺严重的简册揭剥图，依然能为我们大致分析简册的编连、收卷和内容构成提供依据和线索，但是，要更为全面地了解吴简各簿书的基本情况，还需要以揭剥图为依据，初步复原整理出残余簿书，再利用其他有用的信息，在更大范围内对相应簿书进行有效的整理。盆号是扩大吴简簿书整理范围的另一个重要而又比较可靠的考古学依据。考古工作者在建筑垃圾倾倒场抢救清理走马楼吴简的过程中，每发现一处，就将清理出来的简牍及时用大盆盛装，并按清理盛装的先后顺序对各盆进行编号，是为盆号。每盆中的简牍基本上皆属同一清理地点的采集简，相邻盆号则反映清理地点邻近。采集简在J22中的原始留存状况虽然遭到施工毁坏，但是，因同盆竹简出自同一采集地点，又因淤泥的粘连，关联性较强，这不仅从成坨竹简揭剥图中可以得到反映，而且同盆中往往聚集出现大量同类散简亦可说明。如作部工师簿Ⅰ中的师佐简绝大部分出现在第12盆，小部分出现在第13盆，在其他盆号中出现的非常少;而作部工师簿Ⅱ中的师佐简基本上出现在第25盆，其他盆号中只有零星出现。又如隐核波田簿中的简牍大部分集中在第37盆，少数在第36盆。可见，吴简采集简册的主体部分大多集中在单个盆号或相邻盆号。而发掘吴简部分，考古工作者分区揭取，同一区域内的简牍放置在同一盆中，同盆之中简牍间的联系显然更为密切。据此，我们以揭剥图初步整理的残存簿书为基础，聚集同盆或相邻盆中的同类简，结合清理号和简牍遗存信息，进而可对该簿书进行比较全面的编排整理。如根据第37盆中的揭剥图叁图七，可以对库钱账簿体系中残缺严重的S钱领出用余见簿进行初步整理。考察第37盆及相邻的第36、38盆中的库钱散简，基本上也都从属于S钱领出用余见簿。确定了这一簿书的基本内容，再分析其他各盆中出现的库钱散简，S钱承余新入簿聚集在第12盆中，多个S钱入受簿简册分别聚集出现在第5、8、28盆中。通过揭剥图和盆号的结合，我们基本上可以对库钱账簿体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整理。盆号不仅为扩大簿书整理的范围提供了条件，而且为区分簿书体系中的不同简册提供了依据。在利用揭剥图、盆号整理簿书的过程中，清理号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理号是整理者逐盆清理竹简时为每枚简编制的简号，简号直接地反映了粘连竹简之间的关系。采集吴简出版号就是根据清理号进行整理的(请参见各书凡例)，揭剥示意图编号也与清理号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请参见各书附录揭剥位置示意图下竹简整理编号与揭剥位置示意图对应表)。因此，清理号不仅体现了成坨竹简清理揭剥的排列状态，也大致反映了零散竹简的粘连情况。我们在利用揭剥图进行簿书复原整理的过程中离不开清理号，在考察各盆聚集简的过程中，也需要根据清理号对连续出现的同类简进行分析。清理号有时还保存了非常重要的原始遗存信息。如吴简中一类以凡口○事○ 算○事○为户计简的户籍簿中，因揭剥图残损、简牍编连扰乱以及关联依据不好确定，从中较难复原家户例证。然而，散简中连续清理号壹1和10092整齐地显示了一组完整的对应家庭简，这组家庭简很可能因淤泥的粘结而未离散，经过整理者细致的清理而保留了下来。这为我们研究这类户籍簿的类型和功能提供了难得的完整家庭简例证。走马楼采集吴简考古学整理信息揭剥图、盆号和清理号形象而具体地反映了吴简的采集原貌，为散简的复原整理提供了客观可靠的考古学依据，而发掘简更为详实的考古学信息，必然会推动吴简簿书复原整理长足发展。二、简牍遗存信息简牍遗存信息如简牍形制、编痕、笔迹、简文格式和内容等也蕴含了许多可供簿书复原整理的信息，在吴简簿书复原整理时值得深入发掘和有效利用。简牍形制是简牍本身的形状和样式。简牍时代以事之轻重为策之大小，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吴简基层官文书也因簿书性质、内容、作用、制作等的不同，表现出复杂却有规律可循的形制。如汇集长沙郡中部各县工师及其家属的师佐简，简宽1.2-1.5cm，比乡里户籍简(大多数在1cm以下)普遍要宽一些。田家a和仓库入受a因破a不均，宽窄极不匀称，而以入受a为根据制作的各类统计简，以及以入受簿为底账制作的上一级账簿如承余新入簿、领出用余见簿的形制却比较规整。可见，孙吴基层文书简也因行政级别的高低、簿记的流程而具有不同的形制。各类文书的形制差异虽大，但一般说来，级别越高、事情越重要以及记账归总，文书简的形制就越规整、美观、大方。因此，吴简的形制有助于我们判别不同类别的簿书。简牍长度也值得引起重视。田家a虽然存在编连，但长度差异颇大，如嘉禾四年完整券a最长的有55.4cm(简4206)，而最短的仅有42.2cm(简4264)，相差长达13.2cm。竹简簿书长度的差异看起来并不明显，但测量同一简册，其中简牍的长度也不齐整，如揭剥图壹图一和图二对应的户籍简长23.5-24.0cm，叁图二和图四对应的简长23.023.3cm。而贰图一对应的简长约23.5-24.5cm，该简册差异变动达1cm，甚至简贰cm。简牍长度对于簿书整理的意义逐渐被揭示，以揭剥图贰图一为例，鹫尾v子根据该坨简长短差别，总结出两类格式，推测这两类简可能分属于不同的里。侯旭东先生受此启发，以简牍长短差异为依据，结合其他信息，将第16盆中的户籍简归类集成，在广成里之外，又整理出嘉禾六年广成乡弦里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同时，不同类簿书之间的长度差距则相对较大，如师佐简整体看来比户籍简短1cm以上，簿书之间简长的差异更为明显。由此看来，简长也可作为编排简册构成和判别不同簿书的重要依据。此外，吴简木牍和竹简在形制上的关联颇值得注意。木牍一般长2323.5cm，与竹简的长度基本相同，其编痕间距在78cm左右，与竹简编痕间距亦基本相等。这些形制相同、材质不同的简牍是否混编为同一份簿书呢?从采集简隐核波田簿来看，该简册由文书和记账构成，皆由竹简编连而成，其中竹简文书的格式与木牍文书的基本相同，据此，吴简中的简册似也可以是木牍(官文书)和竹简(记账)的混编，军、州吏簿极可能就是这样编连的。这为探讨吴简簿书的编连，特别是木牍和竹简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编痕是简册编绳的朽存痕迹，它不仅是判断简牍是否编连的直观证据，也是研究简册具体编连的重要条件。吴简基本上有上、下两道编痕，简与简之间成8 字形交错编连。如果编痕比较清晰，可作为判定前后简编连的依据。由于簿书内简长并不齐整，上、下编至两端的间距，即使是前后简，也会有差别，因而难以作为判定依次编连的依据。而同一简册内，上下编的间距虽然变动不大，但非前后编连简的差别依然存在。不过，编绳以8字形交错编织简牍，在前后编连简之间交错，前后编连简连接处编痕位置应大体一致，两简连接处中栏的间距应基本相同。因此，根据内容、形制等初步判定的关联简，可通过两简相接处内侧编痕间距是否相等进行确认。同时，编痕间距的差异也是区分不同简册的依据，如作部工师簿Ⅰ编痕间距约77.5cm，而作部工师簿Ⅱ约88.5cm，两者差距比较明显。与编痕联系紧密的还有契口、刻线，如嘉禾吏民田家a有的编痕处有契口，大木简及木牍简面留有细刻线，由于图版难以显示或显示不清，这是否与编连和内容分栏有关，还有待今后结合实物进行全面分析。简文笔迹也是判明不同类别簿书以及简册内容编排的重要依据。以笔迹为依据对簿书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搞清楚簿书的制作者。如果簿书由一人或少数几人制作，笔迹就可作为区分不同简册、判别简册各部分内容编排的依据。如采集简揭剥图对应的户籍簿简文笔迹基本相同，而与师佐简的笔迹差异比较明显。又如 隐核波田簿中存在2-3种不同的笔迹，不同的笔迹组合成简册中的不同部分。如果簿书成于众人之手，笔迹一般芜杂，这时，笔迹就很难作为判定簿书编排的依据。如吴简各种仓、库入受簿，甚至同乡丘入受a的笔迹也不同，笔迹对于这些簿书整理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另外，如果簿书制作者的书写风格大众化或写作工整，不同簿书之间的笔迹差异可能并不明显，这时笔迹也难以作为区分简册依据。如吴简户籍簿书写比较工整，即使类型功能不同的户籍簿，其笔迹也不易区分。因此，很多时候，笔迹只能作为区分简册和确认简册中各部分编排的辅助证据。简文一直以来是簿书整理与研究的根本依据。简文大致可分为内容、格式和符号三个方面。首先谈简文内容。简文内容既是简牍学研究的主体，又是簿书复原整理不可或缺的根据。一般说来，簿书都是以特定内容为中心的简牍集合。简文内容反映了簿书的类型和性质，通过简文内容的对比分析，可以确认簿书的特征和功能，为簿书的分类提供基本依据。同时，简文内容的连贯性和关联性是分析简牍编连和簿书内容编排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无论通过考古学整理信息，还是简牍遗存信息进行简牍簿书整理，都必须结合简文内容进行分析，简文内容是簿书复原整理的中心。其次，简文格式历来是簿书复原整理的重要依据。不过，在运用简文格式集成同类简之前，很有必要率先判定簿书的性质。就吴简而言，这类基层簿书的书写要求可能并不严格，常见简文要素缺省，特别是券a成于众人之手，又因征缴赋税同时存在多种方式，有时同一簿书内的券文书写格式多样化。如库入受a样式根据不同的纳入者(编户民、吏)可粗分为二，券a对同一税种(如调布)名称的书写也不一致。又如户籍簿中，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等的记录比较整齐，然而，赋役注记则存在一些差别，甚至同一户籍簿中的赋役注记也时常阙如，如揭剥图叁图二和图四对应户籍簿中算赋注记就时常阙如。又如户籍簿和作部工师簿中的总结简，或以凡起始，或以右起始，但两者皆表示总起，很多时候并无明显的区别。倘若以这些简文格式的细小差异作为依据，对简牍分别进行整理，有可能反映出的并非簿书的原貌。因此，在利用简文格式对走马楼吴简这类基层行政文书进行整理时，不仅应大致明确簿书的性质、内容，以及制作者对文书书写的影响，也应当集其细末而成其大者，在简文格式众多的细微差别中，总结出最能体现簿书本质差异的特征，以此作为簿书集成分类可信赖的依据。简文格式不仅是吴简简册分类整理，也是簿书编连的研究依据。简文格式的显著差异有助于对同类簿书中的不同简册进行区分，如以户人简○○里户人公乘、户计简凡口○事○ 算○事○和户人简吏民身份、户计简右○家口食○人的格式差异作为依据，可将相应简牍分类为不同户籍簿;如以注记见、留等的有无作为依据可以区分两套作部工师簿;又如以是否记录纳入仓库内容作为依据，可以区分仓库入受簿和新入簿。不仅如此，简文的具体格式也有助于判定简牍的编连。如成组家庭简往往按户人简、户口简、户计简顺序排列;簿书则往往先后排列标题简，内容简和总结简;而文书一般有固定的用词和格式，如以叩头死罪等用语为首尾，以诚惶诚恐、白、签署日期为末尾等，因书写格式的固定而形成文书简的满书、留空形式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排列简牍的先后次序。再次，简文符号也是簿书复原整理经常利用的依据。吴简中常见的简文符号有同文符和点记。料核军、州吏a据、嘉禾吏民田家a和仓、库券a上皆书有同文符，而在其他类简文中未出现。因此，同文符很直观地反映了券书的契据性质，这为我们判别不同簿书提供了依据。又如仓库入受簿和新入簿的部分内容和格式基本相同，但前者记有同文符，说明其简为券a，其简牍形制宽窄不均，简文笔迹繁芜，与新入簿差异极大。可见同文符为区分簿书的类别提供了直观的依据。吴简点记符号则多记在总结简(集)凡、右之前，对相应簿书内容进行统计。因总结简一般排在相应简之后，点记符号无疑也是分析簿书编连的直观依据。三、复原整理的原则以上我们举例讨论了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在吴简簿书复原整理中的作用。值得强调的是，这两类依据常常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也并非全盘利用才可行，而是需要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实际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在各种信息中捕捉到可靠而有效的依据，进行复原整理。下面，本文就吴简采集簿书复原整理过程中，如何利用这两类依据谈谈我们的看法。第一，要全面了解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在簿书分类或复原整理的过程中，首先应考察有哪些可以利用的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并考虑如何综合利用。在之前的研究中，许多研究成果未全面利用这两类信息，特别是对考古学整理信息的关注很不够。比如，在采集简户籍簿的分类研究中，一开始很少有研究成果利用揭剥图。其实，揭剥图为户籍簿类型和功能的分析提供了比较准确的考古学依据，有助于解决一些长年争议不绝的问题。又如，通过采集简盆号，我们能探寻簿书主体内容的集聚状态，然而，目前虽有许多以简文格式为依据集成簿书的研究，而利用盆号进行簿书整理的依然很少。因此，笔者认为，开展吴简簿书复原整理的首要步骤就是要占有丰富而合乎实际的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这是进行吴简簿书复原整理的基础和前提。第二，要根据簿书的实际留存情况，综合运用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开展吴简簿书复原整理。吴简采集簿书复原整理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因此，首先应协调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之间的关系。我国简牍学研究有强调简文内容的传统，而对考古学相关信息的利用稍显不足。毋庸置疑，简文提供的信息最为丰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考古学整理信息为簿书的复原整理提供了相对客观的依据。因此，要实现简牍簿书复原整理的快速发展，就需要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比翼齐飞、相得益彰地发挥作用。第三，吴简簿书复原整理应坚持从整体到局部，存小异求大同和由此及彼的原则。从整体到局部是吴简簿书复原整理应坚持的首要原则。通过简文和形制，我们很容易从整体上了解吴简的内容。比如，因简文内容的不同，走马楼吴简按记载的对象可分为田家a、仓米、库钱、库布、库皮、户籍簿、作部工师簿、隐核波田簿和其他各类特殊簿书;又因形制和材质的差异，吴简可分为嘉禾吏民田家a和竹简两部分。按内容、形制进行大致分类，是从整体上初步认识吴简最便捷的途径，也为簿书的复原整理指明了大致方向。以此整体认识为前提，有助于我们更为细致地分析吴简的各个组成部分。由于揭剥图一般对应着残存的简册，簿书的主体内容聚集出现在单一或相邻盆号中，揭剥图和盆号为在同类简牍中判别不同简册提供了条件。根据簿书的实际留存状态，综合利用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不仅能在同类散简中辨别不同的简册，也能对简牍编连、内容编排和简文样式等进行有效的探索和总结，从而为簿书的复原或集成整理提供可靠的依据。在吴简簿书复原整理过程中坚持从整体到局部的原则，先全面感知吴简大概内容，再具体探究其簿书构成，有助于在大框架下协调各簿书之间的关系，为简册复原整理指明方向，从而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偏概全的研究弊病。存小异求大同是在吴简簿书复原整理过程中需要引起切实注意的原则。吴简同类简牍的简文格式往往大同小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需要仔细辨析，应分析这些格式不同的简牍是集中出现，还是混杂在一起;格式差异是否分别具有特殊的含义，是因制作者不同造成的，还是书写不严格的缘故。比如，采集吴简中，两套对应的作部工师簿因注记见、留等的有无而在各盆中分别集中出现，分属于两个簿书，注记有无这一格式差异就是区分两个简册的关键依据，我们可以据此对两个簿书分别加以复原整理。而仓库入受簿中的券a，由于成于众人之手，且官府对这类券文书写的要求似不严格，由此造成券a的形制不匀、简文格式存在诸多差异。然而，这些简牍在各盆中是混杂在一起的，应是混编在同一简册当中。由此可见，券a之间某些形制、券文的细小差异可能并非区分簿书的依据。总的说来，在以简文格式为依据整理簿书之时，应坚持存小异求大同的原则，以切实反映簿书本质差异的简文格式为简册分类的依据。由此及彼是拓展吴简簿书复原整理的必要途径。由于采集吴简保留的成坨竹简较少，以揭剥图为依据复原整理的簿书虽然最为可信，但这仅仅是吴简简册的一小部分。不过，坚持由此及彼的原则，在同类简牍中，一种簿书的确认，有助于其他簿书的整理。如库钱简格式多样，内容复杂，根据揭剥图叁图七能大致复原整理S钱领出用余见簿，确认该簿书内S钱简的样式和内容的编排，就可聚集相应简而组合为簿书。而其他同类简，依据盆号、简文内容和格式等差异，也就比较容易分别组合为S钱承余新入簿和S钱入受簿两种簿书。由此可见，如果能够先确认一种簿书，通过由此及彼的研究方式，就有可能对该类简牍中的不同簿书，利用相关依据开展复原整理与研究。四、意义综合利用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对吴简采集簿书进行复原整理，大致明确了采集吴简中簿书的种类及其构成。采集吴简按材质和形制可粗分为嘉禾吏民田家a和竹简两大类。竹简簿书大致可分为五类：户籍簿、名籍簿、库账簿、仓账簿以及特殊簿书。这五类簿书又分别由多种具有特定功能的简册构成，如户籍簿涵括具有征赋、派役、限佃等功能的户籍簿;名籍簿含两套作部工师簿、户品出钱人名簿、私学簿、军吏簿、州吏簿、叛走簿等;库账簿含库钱账簿(S钱入受簿、S钱承余新入簿、S钱领出用余见簿)，库布账簿(库布入受簿、库布承余新入簿、库布领出用余见簿)，库皮账簿(S皮入受簿);仓账簿含租税限S米账簿(S米入受簿、S米承余新入簿、S米领出用余见簿)，贷食簿，取禾簿等;特殊账簿如隐核波田簿、官牛簿等。以相对客观的吴简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为依据，复原整理的各类簿书、简册，与过去主要以简文内容、格式为依据进行的分类相比，更加客观、可信。吴简簿书复原整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近年来，古井简牍多批次大量出土，而吴简是其中最早的一批。古井简牍的遗存情况与边塞简、墓葬简不同，其发掘、整理也有自身的特色，而过去简牍簿书的复原与集成，主要集中在边塞简和墓葬简研究上，古井简牍文书学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相关学术积淀相对薄弱。开展吴简簿书复原整理与研究，建构吴简文书学，尽快更好地奠定古井简牍文书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将有力地促进简牍学科的发展。其次，将零散的吴简尽可能地恢复到簿书的原貌，使相关历史问题的探讨摆脱了以零散简牍作为论据的局限性，促使吴简研究从关注独特性简牍扩展至篇章的整体研究。面对失去编连且纷繁杂乱的残篇落简，简牍学研究以往比较关注特殊的简文，而忽视了这些简牍原本从属于某一簿书，在这一簿书中有着特定的位置和作用。因而，这类研究很容易放大单枚或数枚简牍的特殊性，对簿书却缺乏整体性认识。而簿书的复原整理，一方面，使得研究的对象不再是零散的、特殊的少数简牍，而是汇集同类散简、接近原始状态的簿书，使那些内容单调、格式同一的散简同特殊简牍一起，在簿书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简牍学研究很多时候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兴趣出发，选择相关简牍作为论证材料，以问题为中心选材，很容易将原本不同类或多个簿书中的简牍拼凑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的结论有时难免会发生偏差。簿书的复原整理促使简牍学研究更加注重选材，不是随意地各取所需，而是在特定簿书之内分析材料，从而避免混淆不同簿书的内容。在簿书的框架下分析材料，也能有效地防止研究者对材料进行随意解读，使结论更可信。再次，吴简采集簿书的复原整理，是发掘简进一步整理的前提，有利于传承经验，改进不足。不仅如此，近年来，随着基础建设的快速发展，简牍频出，其中多为抢救性发掘或零散采集简。这些简牍脱离了原始埋藏环境，但因原有器具的盛装、淤泥的粘结等，仍带有遗存信息。采集吴简室内清理及簿书复原整理的经验对其整理与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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