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多时间的不间断探访3万多字的篇幅脚步触及大半个中国& & &这是一篇透过中国春运这条主线，全景式展现长期二元体制下，城乡壁垒高筑下的中国之痛。& & 一边是辉煌的城市，高楼如春天的草般疯长，一边是农民工蜂拥进城后，破旧的乡村如一个个失血的心房。& & 然而进城后的农民工，融不进城市，也回不去乡村。他们一脚踏着城，一脚踏着乡，就这样摇摇晃晃脚踩两只船。对于带着妻儿进城的他们而言，一头是白发爹娘，一头是爱人和儿子，血脉亲情。无论是城，还是乡，扯哪一头都很疼。一颗心就这样无时不刻在徘徊。这就是走出乡村，涌向城市者的尴尬现实。& &《北京文学》2016年第2期头题推出，标题为《中国春运，农民内心深处的痛》透过春运看城乡壁垒高筑下的中国之痛（上）□ 郭震海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大迁徙。短短40天时间内，37亿人次流动，占到世界人口的1/3，相当于让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每年一次，按时上演，被世界纪录协会标上“世界上最大的周期性运输高峰”载于数据库，至今未能被超越。创造了“旅客人数历年之最”、“运力投入历年之最”、“规模之大历年之最”等多项世界之最。这就是——中国春运。中国春运，每年都会牵扯到你、我、他，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一声声回家的背后，除了春节合家团圆的这个千年习俗外，折射出的是多少颗飘泊不定的心？一个个疲惫的身影背后，匆匆回家的脚步声中，又深藏着多少国人的酸楚与真实的心痛呢？& & & & & & & & & & & & & & & & & & & & &&——题记&人海中，回家、回家……&呜呜——呜——中国，北京。被誉为“亚洲第一大站”的北京西火车站，一列火车缓缓启动，准备出站，发出的一声长长的汽笛，迅速被周围林立的高楼撕扯得四分五裂，成为无数的碎屑，随风远逝在城市的上空。这声长长的汽笛，仿佛是出征的令箭，又如激战前的冲锋号，每年一度的周期性人类大迁徙就此拉开大幕。日，农历腊月十六，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这一天也是2015年中国春运第一天。一时间，沸腾腾、喧闹闹、嘈杂杂、乱哄哄……北京、上海、杭州、长沙、成都、广州、郑州……仿佛是一场早已编排好的大剧，按时在中国的大地上鸣锣开幕，隆重上演。普天之下，似乎再也找不出比这规模更大的剧目了，只要这大幕一拉开，就会吸引数亿人的目光，牵动着整个国家国民的心。如果用浩浩荡荡来形容，分量似乎太轻；如果用决堤之水来比喻，力度明显不够。中国春运，这每年一场的大剧，舞台就及其奢华地铺设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海陆空“三军”齐上阵，昼夜不停。以2015年春运为例，短短40天，流动人次多达37亿。不管你是白领、蓝领或灰领都会卷入其中。就连偷窃的贼也会在这段时间里，起得最早、睡得最迟，如秋收期间的田鼠，兴奋异常、活跃十分。北京西火车站，总占地面积51万平方米，最高客运能力可达每日90对列车60万人次，多年客流量在全国稳居第一。无论夜色有多么的浓烈，丝毫削减不了这里的繁忙；无论天气多么寒冷，永远阻挡不住行人匆匆的脚步。南来北往的列车，进进出出的行人，灯火通明中，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不会孤独冷清。冬天的北京其实很冷，一阵风呼啸着穿过楼群，与另一阵风在某一个拐弯处交汇，迎头相击，合为一体，威力很大。这“穿堂风”就如无数支利箭，能穿透棉衣，直入骨肉。然而，浩浩荡荡的人流穿越过街天桥，无数双手一路扶过，原本冰冷的铁栏杆也会变得发热，甚至发烫。这天夜里，侯东升蜷缩在火车站的一个售票口旁边，他刚眯上眼就被冻醒，睡眼朦胧的侯东升欠起身子看了看，用力裹了裹身上的棉大衣，又躺了下去，再次合上了眼睛。或许是天色尚早，他躺的位置离售票窗口不远，只要票一开售，他肯定是第一个，仿佛胜券在握。每年的春节回家，侯东升都会顶着寒风深夜排队，挨冻苦熬，为的就是能买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侯东升的旁边是一位小伙子，他身子斜靠着墙壁，低着头津津有味地吃着桶装方便面，弥漫的热气笼罩着他的脸，或许是有点烫，小伙子吃几口就会猛地抬起头，张大嘴，嘴里冒出的热气，如烟雾般瞬间四散开来……凌晨1时40分，挤得满满当当的第五候车室，突然骚动起来，坐在地上打盹的人站了起来，走动的人停下了脚步，大家纷纷归拢，自觉形成两排歪歪扭扭的长队。此时，农民工吴德利背着一个硕大的帆布包挤在人群中间，他用一只手托着背上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另一只手用力地搀扶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老人手捂肚子，弯着腰，一双解放鞋上还残留着斑斑点点的油漆，他的整个身体似乎就靠吴德利的一只手扶着。他们很吃力地挤在人群中，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前方。这是父子俩，来自安庆农村，在北京打工，就在准备回家的时候，吴德利的父亲老胃病又犯了，疼得直不起腰来，幸运的是他们买到了两张软卧票，如果不是父亲犯病，吴德利肯定舍不得买这张软卧票的。吴德利的脸上挂着一丝满意的笑。2时20分，3个检票通道的门“哗啦——”一声响，全部开启，3个检票员依次排开，检票放行。站台上停靠的3069次列车，红白相间的车身上标着“北京西——安庆”，这是春运第一天，由北京铁路局发出的第一趟返乡临客列车。担当3069次临客列车任务的是北京铁路局衡水供电段，车上的列车员们平日都是手握钳子、螺丝刀，和电网打交道，春运到来，为了运送更多旅客回家，他们临时受命，担当此任。列车长是个80后小伙子，名字叫廉德尚，山东人，在铁路工作了7年，春节从来没有回过家。2时52分，北京到安庆的3069次列车准时出发，18节车厢，全列定员720人，全程1272公里，要行驶18个小时18分钟。吴德利将自己的父亲安顿在卧铺上后，他坐在过道的凳子上，望着繁华的北京逐渐远去，心如一只展翅的鸟，向着家的方向飞去。2015年春运首日，北京西站就临时加开了21列临客，发送乘客15万人（包含北京北），北京南站发送旅客7.8万人。仅北京一座城市的各大火车站，当天就加开临客86对，记录再次被刷新。黎明慢慢接近，寒夜隐退，东边的天色渐白。候车室通道上，售报摊上摆放着五颜六色的报刊杂志，当天的一些最新早报已经上架。这些报纸，不约而同，头版上标题为：春运首日32万人将乘火车离京。超粗黑字体，在灯光下，很是惹眼。人们变得拥挤起来，家的渴望驱动着每个人的脚步。回家，回到那个曾经离开的地方；回家，朝着思念的方向。面对汹涌人潮，北京西站不得不在这一天正式启用南广场，一个面积9000余平方米的临时候车区，可容纳近万人同时候车。但是，依然显得拥挤不堪。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区域，人数一旦以“万”计数，空气都会变得稀薄。如果可以临空俯视，轻轻掀开北京西站的顶盖，就如揭开蚁穴，密密麻麻的人，比肩接踵、项背相望，行色匆匆。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碰撞着、重叠着，耳边就如放着一台调频失灵的巨大半导体，让人有说不出的烦躁，疲倦。售票窗口内，售票员们，身体一侧对着电脑、一侧迎着旅客，始终“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不变的姿态。售票员一边与乘客交流一边快速敲击键盘。他们嘴唇干裂，声音沙哑，一句费话都没有。仅一句“您好！去哪儿”每天就要说3000多次。比起吴德利来，来自昆明的农民工老魏同样是幸运的，他排了四个小时的队，终于买到两张回家的票。四十多岁的男人，手里握着两张火车票，欢快得像一头鹿，几乎是一路蹦着来到自己的同伴面前，憨实的脸上绽放出烟花般的笑容。在一旁看行李的同伴远远地看到欢奔而来的老魏，急切切地问：“买到了？”“哦！哦！”老魏乐得频频点头。“你信不信，我今天去买彩票，肯定中奖。”同伴没接他的话，迫不及待地从老魏手里夺过一张带着温度的票，高高举起来，就像是检验一张人民币的真伪似的，对着候车室的灯光照了照，嘴角的胡子颤动了几下，一个饱满的笑随之蹦将出来。同伴握好那张宝贝似的的票，回头看老魏，老魏的两个裤腿内侧全是湿的。“你的裤子啥时候湿成这样了？”老魏有点不好意思，不大的眼睛眨巴了几下说：“娘的，排队四个小时，膀胱差点憋破，就直接尿球了。”2015年春运火车票从日，提前60天就开始全国预售，被称为史上最长火车票预售期。就在当天，从北京到成都的火车票，硬卧、硬座、无座三种车票均被一抢而空。长沙、广州、武汉、昆明等热门线路的普通列车车票也全部抢光。来自昆明的老魏和他的同伴在北京从事木工，原本一票难求，回家无望，两个人是来火车站碰运气的，用老魏的话说：“假如有人退票呢。”他之所以这样“假如”，是因为他在前年就很幸运地撞上了“假如”，没有想到，今年又一次“假如”对了。暂不说春运首日如雪片般售出的车票，当天，仅北京一座城市，退票的数量就够令人吃惊的。当天北京站接到8000余张退票，比平日增加3000余张，北京西站接到退票9800余张，比春运前增加了百余张。等候了一个晚上的侯东升，也如愿买到了一张回家的票。他手握着车票，回头的瞬间，看到排在他身后的那位小伙子，或许是能买到回家的票对于侯东升来说这喜悦太大了，无法独吞，很大方地送给了小伙子一个灿烂的笑。实际他与小伙子并不熟悉。小伙子没有领情，他完全没有注意到侯东升传递过来的喜悦。现在的他，整个人心里惦念的就是一张能回家的车票，最好能赶在后天到家，他想参加弟弟的婚礼。结果他走到窗口询问却被告知“无票”。小伙子不甘心，就问自己所在地的周边城市，只要离家能近一些就行，到时候可以下了火车再换乘客车回，结果依然是全部售光。小伙子转身，走出售票区，整个人就如丢了魂，眼里挂着泪水。他挤出人群后，从裤兜里摸出手机，拨通一串号码，一只手拿着手机接听，另一只手胡乱地抓着蓬乱的头发，慢慢地蹲在了地上。“爹，俺赶不回去了，参加不了弟弟的……”小伙子打着电话，话刚说了几句就抽泣起来。一双黄胶鞋从他的眼前经过，穿黄胶鞋的是一个高个子，背上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用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提着两个旅行包，牙齿紧紧咬着一张车票，匆匆而过。接着是一个手提旅行箱的中年男人，他来到小伙子面前，停顿了一下，从身上掏出一包纸巾弯腰放到小伙子的膝盖上，匆匆而去。小伙子抬头，瞪着一双泪眼准备说“谢谢”的时候，中年人早淹没在人群中。春运，这个中国专有词汇，如果来一个流行词汇大比拼，肯定毫无悬念地胜出。“春运”从诞生那天起，就年年不得消停，除平素里，一些学者、专家拿了去和“春节”捆绑在一起，作为民俗研究外，每年都会按时被提起、被引用、被纠结，其使用频率之广、范围之大，升温之快，热度之高，无词可比，在短短40天时间会迅速盖覆全国所有大小媒体，以压倒一切的姿态抢占头条，也会反反复复念叨在每一位中国人口中。如果春节是中国情结，春运就是极其头疼的中国情结。春节作为中国一个传统大节，在国人的心目中确实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个洋溢着喜庆和温暖的节日，是每个炎黄子孙心中永远难以割舍的一个符号，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风霜愈醇的古老文化，红彤彤的窗花、喜艳艳的门神；热腾腾的团圆饭、乐融融的全家福……仿佛所有的元素都会在这一天铺洒开来。为了这一天，远在他乡的游子放快了脚步，心中只有一个念想：回家。为了这一天，奔波的人们放缓了脚步，想的最多的就是能和亲人团圆。回家，回家……&春运，“民工潮”的另一种说法&回家团圆，过年回家，家在哪里？难道这匆匆回家的人，原本所在的地方都不是家？整夜不睡，排队守候，为的是一张车票，为的是回家；没有车票，冒着风雪，千里骑着摩托车也要回家，……这声声“回家”的背后，折射出多少国人的无奈，反映出多少奔波在外者的艰辛。在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中，最大的人群莫过于进城务工的农人。农民工，这个将春运汇聚成洪流的群体，从开始到现在，每一步都走得很是艰辛。借用2015年2月《亚洲周刊》里的一段话说：春运是一部拒绝开始和拒绝结束的史诗。拒绝开始，是因为当1987年春运迎来第一个“民工流”，1988年民工从广州站爆发式席卷全国时，中国交通部门用行动抗拒它的出现，在政策与宣传上，这群异乡人被认为是“盲流”，他们被要求“能不回家的尽量不回家”。一直到1994年，国务院在部署春运期间民工“有序流动”时，依然在刚性支配异乡人的回家意愿，其中包括，要求部分民工在打工处就地过年、民工轮流休假、春节后暂停招收外地新民工等措施。拒绝不是办法，“有序流动”也“锁”不住回家的渴望与发自心底的那份情感。2015年春运，40天期间内全国旅客发送量，同比增长3.4%。唯一没有变化的数据是，每一年农民工都占大约春运总客流的70%。“春运”就是“民工潮”的替代词。春运期间，如能顺利买到一张车票，即使没有座位，站在拥挤的火车上，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对于归心似箭的农民工来说，也是幸福的一件事情。然而，一票难求的无奈现实，每年都会阻挡农民工回家的脚步。日上午，春运第二天。&22岁的刘力红焦急地站在北京西站的天桥上，一脸茫然地望着人来人往。票买不到了，回家无望，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知该如何向等待在家里的父母解释。刘力红来自福建一个农村，他和同村的女友18岁就离开家来到北京。刘力红在北京做保安，女友在三里屯，给一户人家当保姆。他们已经四年没有回去过了。刘力红的父母一直电话催促着他，让他在过年期间必须带着女友回家举办婚礼，最后一次，在电话里年迈的老父亲几乎是用不容置疑的口吻下了死命令。刘力红只好和女友商量，女友也同意过年回家办婚事，他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后，满心欢喜的父母在家里立即开始张罗。按照家里的风俗，刘力红的父母向女方家提了亲，出了彩礼，双方父母又协商着请人订了结婚日期，双方各自亲戚都通知后，万事俱备，只等两个人回家。糟糕的是，北京到福建的车票已经售完。刘力红的女友比较幸运。在三里屯当保姆，雇主是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的儿子在国外。因为勤快，刘力红女友很会哄老太太开心，深得老太太的喜欢。临近过年，老太太得知自己的保姆要回家结婚，就偷偷托邻居买好了一张飞机票。女友长这样大第一次坐飞机。傍晚时分，刘力红还和自己的女友在北京一起吃饭，晚上他的女友就打电话过来，开心地告诉他已经回到福建的家。这让刘力红感觉有点恍惚。他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更不知道飞机会有这样快，他坐不起飞机，甚至连坐飞机的念想都不敢有。第二天，也就是2月5日，刘力红急匆匆跑到火车站，结果遭遇无票。他打电话告诉父母说，买不到票回不去了，婚礼推迟吧。在电话里，父亲一听就火了说：“放屁，你个龟儿子，你以为这是儿戏啊，老子在家亲戚都通知了，你让咋整，咋整！兴师动众的说推迟就推迟，别人会咋看，老子丢不起这个人！”挂掉电话后，刘力红几乎陷入绝望中，和他在一起做保安的小伙子，上过技校，比刘力红懂得似乎多一些，他说：“你就是傻，怎么不提前在网上订了票呢。”刘力红很无奈，自己来到北京4年，只进过几次网吧，也是在电脑上看电影，他不会在网上订票，再说需要啥网银，他没有，也不会付款。为了方便大家春运购票，铁路方面已经从单一的窗口扩展到了网络、电话、自助机售票等，渠道确实多了，实行通售共享，每个渠道会按比例分配。然而作为春运主流人群的农民工在抢票上是弱势群体，他们面对这一系列便捷的措施并不在行。别说没有电脑，即便是可以进网吧，也不会使用网络购票。这成为进城务工者的一大硬伤。对他们来说，还是费点时间排队买窗口票靠谱一些、踏实一些。在多个渠道中，最有可能的或许就是电话订票，但是平时务工，等下工后就是晚上或中午，这个时候打电话订票，用他们的话说，纯属抓彩票碰运气。无奈的刘力红不得不花了高过票价一倍以上的钱，从“黄牛“手里买到了一张回福建的票。“黄牛”就是俗称的“票贩子”。在北京，当地人通常称之为“拼缝儿的”，上海人称其为“黄牛党”，也有地方的方言喊他们是“打桩模子”。有的地方更形象，称这类人为“票虫儿”。在解放前，物质比较困乏的年代，这些人多是倒腾诸如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等各类票证，后来逐步演变到倒大剧院的戏票，倒热线火车票。有位“老北京”告诉我，“黄牛”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旧社会，拉车的车夫们都穿黄马甲，城里人出行都坐这种车，因为价钱便宜，老百姓称之为“黄牛”车，后来交通发展后，火车、汽车票很难买到，拉车的车夫们因为经常在火车站、汽车站跑，和车站卖票的混得倍儿熟，有人就找他们帮忙买票，车夫们也从中得到一定的小费。具体这黄牛到底是何来由，这里无暇细究，不过传统的春运开始后，一票难求确实让这些人火了起来，一些黄牛党们不是单纯帮人买火车票，而是事先大量囤积火车票，让更多的人买不到票，不得不从他们手中高价买票，这几乎发展成为一种产业，甚至有内外勾结，疯狂敛财，损害老百姓的利益的事情发生。黄牛党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每年返乡的农民工，他们甚至以高出票价的几倍，甚至黑一点可高到十几倍出售，购不到票又急于返乡的农民工，也只好无奈去演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尽管铁路部门和公安机关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一直在行动，重拳打击黄牛抢票倒票。同时，铁路部门又推出了实名制购票，这确实抑制了猖獗的黄牛党们，一些小打小闹的黄牛们为此断了营生，但一些团伙性的黄牛党，生意照样顺风顺水，他们钻的就是制度和设备的空子。年龄不到30岁的“小山东”，真实的名字叫什么不晓得。我通过购票的方式与他接头后，慢慢才知道他是山东人，外号叫小山东，北漂多年，做过多种行业，四年前因为参与盗窃蹲了半年“局子”，出来后在火车站做起了黄牛。小山东留着小平头，穿着一身牛仔服，看上去时久未洗的样子，身上斜跨着一个黑色的帆布小包，浓密的“八”字胡子凌乱地疯长着，说起话来一个嘴角上翘，胡须跟着一起颤动。我以购票者和他碰头后，同行的一位朋友刚好是山东人，老乡见老乡，亲切的乡音迅速拉近了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距离，朋友和小山东攀谈了几句，中午我们又请小山东吃了一顿饭。那天中午，小山东几罐啤酒下肚，话就开始多了起了，他手舞足蹈，唾沫星儿飞溅说，全国各地，需要哪里的车票尽管说，都可以搞到，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团队，从春运票开售的那天起，他们就忙上了，在电脑前用软件抢票，几秒刷新一次，只要电脑不死机，能刷多快就刷多快。“每天就是，洗刷刷——洗刷刷——”，小山东说着夸张地扭动着屁股。春运火车票预售提前了，但铁路部门现行各种订票方式是“通售共享”，小山东告诉我，不妨想象一下，春运买票就如一群人在河边钓鱼，如果大家都用钓竿，机会均等，如果有人不用竿用网呢？这捕鱼的成功率必将大增，对那些老老实实拿着钓竿甚至徒手捕鱼的人而言，机会显然很少了，只能是碰运气。我问小山东：“现在是实名制，你们买了那么多票，车票上白纸黑字写着别人的名字，这些人又不坐车，怎么倒卖呢?”小山东一听就笑了说：“操，活人怎么能让尿憋死，按你这样说，哥这一行就没法干了，告诉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去哪里只管告诉哥，哥保证让你拿到票就行了。”小山东拍着胸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些黄牛们有一个专用词叫“秒杀退票”。小山东告诉我，他们手里有大把的身份证信息源，当预售票开始后，他们会组织人迅速抢购热门线路的票，比如购进了500张，然后就会派人到火车站去出售，遇到买主后，黄牛们就要来他们的身份证，回到一个他们固定的火车票代售点，两台电脑同时打开，一台电脑负责退票，另一台负责买票。在退票电脑将退票信息输送到网络平台之前，购票电脑已经录好了车次、身份证等信息在那儿等着，然后两台电脑同时操作，一台敲退票，另一台敲买票。就这样，退订的车票刚一到网络平台上，另一台电脑就直接将它买回。我不解地问：“这样成功几率会高吗，如果刚一个退票，就又人买去怎么办。”小山东告诉我，成功率百分百，有时候也会玩漏，因为网上买票的人忒多，刚刚输入退票信息，就会被别的电脑截获，但这样的“事故”并不多，因为这些车的车票早已告罄，在临开车的前几天，没有人会去买。小山东说：“哥们，要不要跟着哥干几天，每天赚几百块钱给玩儿似的。”小山东告诉我，现在的退票手续费是票额的5%，如一张300元的卧铺票，退票后扣15元，再加上售票点的每张5元手续费，共20元。但他们卖给买主时，加价100元以上，如此一来，轻松净赚80元，如果再黑一点，就更可观了。小山东跟着一个东北人干，据说这个人外号叫“刀疤哥”，这个人曾经因为打架斗殴，浑身多处留着刀疤。当我向小山东提出，想去他们的工作室看看，见一见刀疤哥时，小山东的脸色立即大变，他用一双很凶的眼睛瞪着我说：“操，你想干嘛，告诉你，你要想给老子玩阴的，小心你的腿，操——”同行的朋友赶紧上前解围后，我们才迅速脱离小山东。离开小山东后，朋友对我说：“这些人的警惕性很高，多危险啊，你没有看他身上带着两把刀子吗。”说实话，我真没有看到他身上有刀子，更不知道藏在何处，只是为没有深入“虎穴”，获得更为鲜活的素材而深感遗憾。在开往山西长治的一列普快列车上，我又见到了侯东升，很幸运我通过与身边的一位乘客沟通，我们坐到了一起。拥挤的车厢内，我和侯东升一路小声交谈着。侯东升说，对于进城的他们来说，除了户口上写的地方是自己的家之外，其它都是暂住证指定的暂住地方而已。“如果能在家乡就实现打工养家，谁愿意跑这样远啊！”侯东升说着，伸出宽大而厚实的大手掌抹了抹脸，把头扭向车窗外。此时，列车恰好进入一个长长的过山隧道，窗外一片漆黑，我想他的眼里肯定涌出了泪水。《汉书·元帝纪》有云：“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国人向来以安祖立业、儿孙绕膝、无疾而终为太平人生的标准，轻易不愿飘零异地，这也是他们内心深处真实的痛。在中国，曾经因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发展差距、户籍壁垒等，仿佛在城乡之间有一道高高的壁垒，无法跨越；曾经，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又如有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很难逾越。落后的乡村，无奈的乡村人，要生存就要为改变现状而动，所以他们纷纷出动，走出贫瘠的乡村。每年浩浩荡荡的乡村劳动力涌向城市打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为自身的脱困创造了条件。这大量劳动力有规律的移动，必然给交通运输等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如果城乡差距逐渐减小，农民工也可以在当地找到工作，大学生毕业可以回乡就业，春运还会如此紧张吗。”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其实在浩浩荡荡的春运背后，真正考量我们这个国家的是如何快速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如何消除地区发展差距以及加快城市化发展、地区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而不是春运到来，临时增开几趟列车。然而，推进均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何谈容易？每一点、每一滴都需要当下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发展中的通病，也是历史的欠账，这笔账或许很快就得还上。春运，回家，在这年复一年，规模逐年增加，盛况空前的人类大迁徙中，匆匆奔走在回家路上的国人，心里到底有多少无奈与痛呢？&城乡间徘徊的心，很疼、很疼&生在乡村，选择了逃离，对农事越来越陌生。他们属于背叛者；身在城市，又无法融入，行走在高楼林立间。他们属于边缘人。在乡村，每年都会有像李文海或刘晓娟这样的乡村年轻人，或通过考学，或打工，浩浩荡荡涌向城市。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寻梦的暂住地，家，乡村才是真正的家，为了在春节赶回家，他们能在寒风中等好几天。一路拥挤到家后，短暂的团聚，匆匆几天，过完年又会匆匆进城，周而复始，也正是他们在不断刷新和壮大着春运。在北京中关村附近，李文海住在一个地下被称之为“蚁穴”的小房间内，他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处处碰壁，奔波一个月后无果，钱花光了，房租交不起，到了流落街头的地步。当时的他，一个七尺男儿蜷缩在床的一角嚎啕大哭，泪水奔流在那张清瘦的脸上，让人看了揪心的疼。他的眼前是一本毕业证，这一张该死的纸，抽干了乡下父母的血，耗尽了双亲的汗，又有何用呢。后来，学电子商务专业的李文海在一个个体电脑经销店找了一份工作，说直白点就是卖电脑，工资勉强够生活所需。李文海说，曾经，有一个叫麦子的硕士，写了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强大共鸣。这是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才取得和大都会里的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他写道：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吗？不会，肯定不会。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从我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与你有了天壤之别，因为我只能报农村户口，而你是城市户口。如果我长大以后一直保持农村户口，那么我就无法在城市中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的，就算一切如愿，工作搞定，保险也有。然而，面对高昂的房价，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等等，要在城里立足何止是18年啊！李文海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或许有人会说，何苦如此，干脆回乡村嘛，乡村有广阔的天地。话可以这样说，实际好难，贫瘠的乡村，创业对于一个身无分文的农家孩子来说就如登天。再者，父母含辛茹苦把自己培养大，为的就是跳出农门。如今大学毕业了，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又回家种田，肯定会让家乡人戳脊梁骨，自己脸上无光且不说，父母也会颜面扫尽。还有，看似身上流淌着乡村人的血液，却完全不懂农事，对乡村的生活完全陌生。”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他们一脚踏着城，一脚踏着乡，就这样摇摇晃晃脚踩两只船。对于带着妻儿进城的他们而言，一头是白发爹娘，一头是爱人和儿子，血脉亲情。无论是城，还是乡，扯哪一头都很疼。一颗心就这样无时不刻在徘徊。这就是走出乡村，涌向城市者的尴尬现实。在中国，不管是像北京或上海那样的国际大都市，还是一些只有巴掌大的地级城市，但凡称之为“城市”的地方，不管一线、二线或三线，统统如注射了兴奋剂，或中了邪魔，日复一日在疯长。高楼如春园之草，越长越旺，越长越高，让人容不下脚。马路越伸越长，越来越密，如发疯了的爬山虎。那纠缠在一起的、冰冷的钢筋与水泥，没有一丝血色，似乎能让人窒息。不可否认，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然而，当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方方面面可保障和供给人类生存的基本元素，都因城之人聚而聚，且越聚越多，越来越先进，不及时统筹发展，均衡推进，乡村就会如一个个失血的心房，越来越落后，城乡之间的差别便会越拉越大。在乡村，对于许多父母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直接标志就是让孩子“跳出农门”，脱离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的农村生活，到城里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这也是无数乡村父母付出汗水与辛劳的追求。供孩子上大学，年迈的父母，恨不得砸碎老骨头换钱，他们的身子如手中磨损的镰刀般一天天弯下，乌发如岁月漂洗过的染布慢慢变白，但孩子只要有出息，他们心里就高兴，如果靠读书改变命运进了城，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荣耀，是光宗耀祖的事，也是一生操劳的骄傲。供儿女们上大学，年迈的双亲耗干了家当，累垮了身体，往往在最需要有人照料的时候，儿女们却无法守在身边赡养。因为儿女们已再次上路，大学毕业后，他们头顶着光宗耀祖的光环，奔波在高楼林立间，哪里晓得，残酷的现实，大学毕业并不是万事大吉，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为了能留在城里工作，他们怀揣着毕业证和简历，穿梭在各种招聘会中，一次又一次吃了“闭门羹”，拖着疲倦的身体，缩圈在租住的简陋的房间内，啃着馒头，配着咸菜，所有的艰辛，儿女们又怎能和乡下年迈的父母说？所以再苦也得自己扛，这是命运，他们无权选择。在一个简陋的小饭馆，李文海大口吃着一碗面，吃完后抹了一下嘴。他告诉我，他回乡下老家，几次漫步在曾经留下过欢笑和泪水的山野，仿佛是那样的亲切，似乎又很陌生。脚下早春盛开来的小花，朵朵喜盈盈，看上去似曾相识，又喊不出它的名字，就如途中迎面遇故友，握手言欢，就是不知对方姓甚名谁，如何相称，那是多让人尴尬的事情。作为农家孩子，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父辈们至今依然在乡村。本该清楚五谷的秉性，如今却变得陌生；本该懂得节令和农事，现在却这般愚钝。他无法像父辈们那样，手指深入泥土便知墒情，更无法通过晚霞来预知未来天气的阴晴。面对土地，面对乡村，他仿佛是一个不忠的背叛者，选择了逃离，这样的感觉时常让他的心无法安稳。李文海说，无数个深夜里，他都会突然醒来，担心乡下年迈的爹娘，怀念那泥土的芳香，甚至会思念那起伏的山峦，遥想那曾经遗失在沃野里的梦，不知不觉总会泪湿枕巾。城里工作十余载，有时候行走在喧闹的人群中，脸上挂着微笑，心却空空。有时候，穿梭于潮水般的车流中，来去匆匆，人却会走神。对于城市而言，他又属于外来者、边缘人。生在乡村，属于背叛者；身在城市，又是边缘人。这样的尴尬，这样的纠结，这样的困惑常让他常常陷入长久的沉思。刘晓娟来自山西，技校毕业后，和同学一起去了广州，原来在一个电子配件厂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因为一次小失误被解雇。被解雇的那天晚上，她和老乡张娟一起吃了晚饭分手，在回出租屋的路上，她没有打车，徒步走着走着就流出了泪水。小巷子里没有路灯，两旁店铺门口闪烁着的霓虹灯射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发出幽幽的五色光。一家理发馆生意似乎很好，透过玻璃窗看到室内几个染着黄头发，穿着黑色紧身衣的小伙子，正在忙碌着，长条沙发上还坐着等待的人。一家按摩店，门已合上，挂着“客满”的小牌子，一位喝高了酒的汉子，用手掌拼命地砸门，不住地喊叫：“老子要按摩，老子要按摩！”。回到小院，房东正站在院子中央高声大骂：“租不起，就不要租，老娘不稀罕，涨涨房租怎么了。现在萝卜青菜都在涨，电费水费都在涨，老娘不涨房租吃什么，喝什么……”这肯定又是一个租房者嫌房租贵，搬走了，房东心里不舒服骂街。像气球一样膨胀的都市，成群结队的大学生涌出校门后就像民工一样，盲目目标地奔波在城市的角角落落，他们希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希望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住在别人的屋檐下，吃着最低廉的垃圾食品，支撑他们的是内心燃烧着的激情，是活着，活着是什么？用一句最通俗的话说，生下来，活下去，或许人生就是如此简单，然而就这样简单的“活下去”真的好难好难。刘晓娟回到自己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内，重重地把自己摔在床上。怎么办？她在想，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收入，难道还和在学校一样伸手给父母要钱吗？让父母养活自己吗？这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她必须学会自己养活自己。“我能行！”黑暗中，她做一个胜利的手势。仿佛煎熬般的到了天亮，她朝批发市场走去，想批发一点女士的小首饰，丝巾之类的东西，晚上到人流稠密的地方摆小摊。过去，多少次在夜晚回出租屋的路上，经常看到有摆小摊的人，他们中间有的和她年龄相仿，而且多为外乡人，既然他们能行，自己为什么就不行。刘晓娟走进批发市场后，置身在满目的小商品中，才感到自己及其盲目，到哪里批发？如何批发？价格如何？等等，这些对她来说全是未知，摆在她面前的就是一道方程题，这一刻她必须去解，那怕是赔一次也要试试。东西批发到了，指甲油、小剪刀、各色丝巾等，用了不足500元，第一次只是一次尝试。走出批发城，在一个小摊点，刘晓娟随便吃了一口饭，等到夜幕降临后，她提着一个很大的黑色塑料袋加入人流之中。在一个过街的天桥上，刘晓娟摆好了小饰品，面对行人，她想喊几嗓子：“快来看，快来买，便宜甩卖了，含泪甩卖了！”。但她口张了一下，没勇气喊出声来，又张了一下口，还是不行。短短的时间里，汗水已经沁满了额头，她没有想到原来喊一嗓子，是那么的难！当天晚上，她一件饰品都没有卖掉，当她一身疲惫回到租住的小屋，躺在床上，面对着无尽的黑暗，泪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打湿了枕巾。第二天晚上，她再次来到那个天桥上。当时，她想，就是不挣钱也卖出，甚至赔钱也出手，权当是一次尝试。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走到她面前，蹲下身看着刘晓娟。刘晓娟说：“我卖的是小饰品，是女孩子的用品。”男子笑笑说：“知道。”接着男子问：“姑娘，你一晚上能挣多少钱？”刘晓娟羞涩地说：“刚开始，还没有开张。”男人笑了说：“我给你开开张如何，这些东西我全要了，不过，你必须陪我说说话。”刘晓娟问男子，怎么说话。男人说：“你真笨还是假笨，我给你500块，你今晚跟我走，以后不用再摆地摊了，多辛苦啊！哥养你。”刘晓娟看了男子一眼，一张臃肿的脸，几缕头发朝背后梳着，脖子上是一条粗大的金项链，在灯光下闪着光。她说：“对不起，你找错人了，如果你不买，可以到一边去。”还好，男子没有纠缠她，起身笑了笑说：“他妈的，你这真是大闺女讨饭，死心眼子，老子找个小姐也不过百十来块，给你五百块也算高看你了。”说完他扬长而去。这句肮脏的话，仿佛是一把锋利的刀，直刺刘晓娟的心底，一种从未有过的耻辱劈头盖脸朝她涌来，那一刻，刘晓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很想几步过去面对那个老男人唾一口，狠狠地骂他一句，但她没有动，那一刻她感觉自己非常的渺小，在这座浩大的城市里，她就如一粒微尘。&走吧，走吧，放弃土地进城&《谷梁传o成公元年》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农民，有工民，有商民。即士农工商四民”。土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生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一捧黄土，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宇宙，这亿万万粒细小的尘埃凝聚成的赤金，捧在手里，顿感沉重。这粒粒赤金，每一粒都是孕育万物生灵的种子，每一粒都是活着的，都是有血有肉，有灵性的。《易o系辞传》中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如果翻开厚重的世界文化史册，追溯宇宙和人类的起源，穿越亿万年历史烟云，你会吃惊地发现不同地域、生活方式各异、语言有别，但结论居然如出一辙，万物的起源都离不开泥土。从西方创世神话中的“潜水捞泥”到东方古代神话中的息壤，两者惊人类似。在中国有女娲黄土创造人类的神话；在希腊有大神宙斯让普罗米修斯用泥和水捏人的故事；在古埃及有大神喇用泥土和陶轮造出了人；在古巴比伦有天神马杜克用芦苇、泥土和水造人；在古希伯是耶和华用泥土塑造出亚当，再创造出夏娃……如果说上述都是神话，是传说，那么浩浩荡荡，人类从爬行到站立，从游牧生活到实现农业定居，正是因为有了泥土。泥土长百谷、人得食，牲畜壮，泥土制作器物满足了生活的必须。人类也正是因为有了定居，有了农业生产，才逐步从万物的生长中明白了季节的更替，懂得生命的死灭和复苏，才有了二十四节气，有了当今的文明。中国本来是农业大国，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职业，你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曾是农民的儿子，是泥土里走出的人。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农民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是轻易不愿意离开故土的。千百年来，他们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以一种固有的姿态痴心守着脚下那厚重的土地。春天，他们和解冻的泥土同时醒来，不管天有雨还是没有雨他们都会很固执地将一粒粒种子很坚定地播进泥土里，然后站在一望无际的田地里，抱着锄头挥着汗水望天，一遍又一遍，尽管天没有丝毫下雨的意思，但他们总会这样张望。土地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命根子，种好地仿佛就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农民要摆脱乡土观念的束缚、跨越传统制度的藩篱，义无反顾地闯进陌生的城市。这种历史性改变几乎是脱胎换骨。这样的摆脱并不轻松。它极其痛苦。原因何在？还得从制度上找原因。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通过剪刀差和统购统销制度使农产品进城，而大量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导致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发展了，而对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村却被冷落了。王锋博士在《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一文中写道，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仅就农业税而言，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其中仅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这还仅仅是上交给国家的农业税，并非农民承担的全部税费，而在农民的税费负担中，农业税是最少的，农民称其为“头税”。&当时上交集体的“三提五统”（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村教育统筹、计划生育统筹、优抚对象统筹、民兵训练费和乡村道路建设统筹费），农民称为“二税”，达标集资（指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集资、摊派、罚款等）则称为“三税”。据财政部编辑委员会编著的《中国农民负担史》第4卷记载，1985年全国农民农业税交了47亿元，而民办教育16亿，供养五保户10亿，照顾烈军属5亿，文化卫生20亿，民工建勤义务工20亿，计划生育32亿，基层于部和脱产人员补贴70亿，乱收费40亿，总汁257亿元。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俞德鹏在《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中统计，年，全国农民人均农业税从8.6元增长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则由28.86元增长到44.55元，若加上乱收费、乱罚款等社会负担，1991年农民负担约为90元，农业税只占九分之一。为了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和稳定粮价，也为了给工业发展积累资金，1953年开始政府开始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强制农民低价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自己吃的粮食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国家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和出售粮食，而以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将工业产品卖给农民，这就形成了“剪刀差”。&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的“剪刀差”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呢？据王锋博士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相当于至少58亿两，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9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176亿元；1979年到1994年，国家从农业提取了15000&亿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亿元。而90&年代以来每年“剪刀差”的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年统购统销过程中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要知道，1978年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这种“剪刀差”让农村一贫如洗。于瀚在《六十年,农民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一文中曾提到，年大饥荒期间，有些地方为完成粮食征购指标，逼迫农震海文苑(gzh-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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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乡村老人的最后岁月》在6月21日《北京日报》“深度周刊”发出后，被多家媒体转发，得到凤凰网、澎湃、搜狐等多家网站的“重点推出”和关注，从今日起，分三期连载推出。历经2年多时间的不间断探访，3万多字的篇幅，脚步触及大半个中国。这是一篇透过中国春运这条主线，全景式展二元体制下，城乡壁垒高筑下的中国之痛。《北京文学》2016年第2期头题推出，标题为《中国春运，农民内心深处的痛》gzh-1978交流写作，探讨人生。发布最新个人写作动态，分享名家智慧文字；传递美文，感悟事理，共享丰盛的阅读盛宴。欢迎订阅，欢迎参与，欢迎交流。热门文章最新文章gzh-1978交流写作，探讨人生。发布最新个人写作动态，分享名家智慧文字；传递美文，感悟事理，共享丰盛的阅读盛宴。欢迎订阅，欢迎参与，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