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的版块
您还没有收藏版块 提示：收藏版块请点击列表页的
1 Pages: 1/5& & &Go
发表于： 10:12
级别: 长老
威望: 122 点
金钱: 0 RMB
所在城市:武汉
在线时间:38(小时)
生活还是快乐的(连载中）
— 本帖被 想想 执行合并操作() —
生活还是快乐的 ---一个平凡人的平凡人生 一、儿童时代 珞珈山街 我于1949年9月6日凌晨出生在四川重庆。1949年9月，全国处于解放的前夕，重庆是国民党最后的防线，社会动荡不安。听母亲说，我出生的那天却难得有短暂宁静，因此父母给我起名“小宁”。渐渐长大以后，同学们笑我取了一个女孩的名字，也经常将有人将我的名字写成“小林”或“小玲”。南方人的发音是“L”、“N”不分，所以才会将“宁”、“林”、“玲”搞混。我对我的名字也很不满意。到读中学时，父母曾将我和姐姐的名字分别改为“志坚”和“志勇”，结果姐姐的名字说改就改了（因为她的名字叫都都，作为小名还可以，上学读书就显得太不正规了，亏她用了整整小学6年），而一旦真的要改名字，我又对新名字完全不能接受，好像“志勇”是与我不相干的另一个人，很不习惯。并且班上一位叫谢安娜的女生，几乎在父母为我改名字的同时也改名叫“志勇”，我更坚决不肯用“志勇”这个名字了。所以，“小宁”这个自己小时候并不喜欢的名字一直叫到如今。 抗战期间（1942年--1945年），我父亲在国民党空军运输大队作随机报务员。1945年内战全面爆发，父亲自动脱离国民党空军，到中央航空公司重庆站电台工作。当时，国内有两家由官僚资本办的航空公司，一家叫中央航空公司，另一家叫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两航”，总部均设在香港。 1949年11月9日，“两航”在香港的总部发出起义通电给尚未解放的西南各分支机构，号召“两航”人员起义。我父亲参加了保护电讯器材免遭国民党破坏的“护产”起义活动。但解放以后，政府一直没有将我父亲作为“起义人员”对待，只承认在香港总部所在地的参与保护飞机及机场的人员为“起义人员”。直到改革开放后的2004年，国家落实参与“两航”起义人员的政策，我父亲终于得到“起义人员”的待遇，此时，他已是85高龄的老人了。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我父母亲都加入到欢迎解放军入城的队伍中。 解放后，共产党也要发展自己的航空事业，国民党航空公司的这一大批专业人员成为共产党的留用人员。1950年，武汉建立机场，父母调到武汉机场工作，我和姐姐随父母一起迁到武汉。我们家先后搬迁了几次住所，最后落脚在汉口珞珈山街1号湖北省民航局宿舍（此处原来是军委民航局华中分局的办公楼，分局撤销后才改为宿舍的）。父母在这儿一住就住了五十多年，我的整个童年、少年、青年和成年的一段时间都是在珞珈山街度过的。 汉口珞珈山街解放前属于俄租界，街道两旁都是连成一体的一栋栋三层楼的红砖洋房，房内的楼梯和地板都是用上等木料铺设。房间中还有大大的壁炉，用于冬季生火取暖。这些房子都是按一家人居住设计的：一层是车库、杂物间和佣人的住处，二层是接待客人和社交活动的场所，三层是主人及家人的卧房。解放后，这些房子的内部大多作了重新隔断，安排住进了更多户人家。 这条街是闹中取静的一条小街，环境十分幽美，街道中央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小花园，将街道分成丫字型。花园里面有葡萄架、水池，还有几棵高大的法国梧桐和槐树，沿着花园四周种满了矮矮的女贞树，整个花园小巧而精致。解放前这儿是有钱人的住处，解放后住在这条街上的也多有显赫人物。如：武汉军区副政委张广才、武汉市的老副市长、民主人士华煜卿、我党早期的“28个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中的王盛荣等，还有空军部队一批师以上的高级干部以及地方上的一些局级干部。 前几年，武汉市政府将这条街列为历史建筑保护单位，原有建筑得以长久的保护。
发表于： 10:14
级别: 长老
威望: 122 点
金钱: 0 RMB
所在城市:武汉
在线时间:38(小时)
生活还是快乐的（2）
生活还是快乐的---一个平凡人的平凡人生幼儿园4岁时，我父母将我和姐姐送进位于洞庭街的“康乐幼儿园”。幼儿园离家有一公里左右，离武汉市第二医院很近。每天早上，幼儿园的三轮车将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小朋友从家里接到幼儿园，晚上再送回各自的家。一天三餐我们都在幼儿园里吃。这所幼儿园是私人办的，条件还不错。幼儿园里有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内种了一些树木，还有一些游乐设施，如：滑滑梯、摇船等。院内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房内设有大、中、小班的教室及几间活动室。每天的课程有唱歌、玩游戏、做手工、捏橡皮泥、画图画等等。&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过“六一”儿童节女孩子们表演的《采茶舞》，分别由十个小女孩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腰间还系着小围腰，扮演十个大姐采山茶，每个大姐都有一段表演，边跳边唱，云南民歌的曲调十分动听，这也是我最早记得的第一首歌。班上还有两个同学我也记忆深刻，一个叫尤其德，是个女孩，个子高大，皮肤白皙，满头的金黄色的头发与众不同，像个外国小孩（现在想起来，她可能有白化病，但不是那么严重）。参加工作后，曾在中山大道荣宝斋旁的一家拍卖行里见过她，她在那儿当营业员；还有一个叫张正鹏，脸黑黑的，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力气也大，是班上的大王。我对他一直不服气，但确实打不过他。他后来上中学后与我姐姐是同班同学。我在幼儿园时的表现一般。我现在还留着康乐幼儿园给我的鉴定，每学期上面多有“不爱讲话、不爱整洁、不爱剪指甲”等缺点，也有“能辨认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等领袖，能识别方形、圆形、椭圆形，能分别红色、黄色、绿色等颜色，能数1到多少的数字”等的表扬。从小我就是一个在正规场合比较腼腆、与小伙伴在一起时又十分调皮的孩子。玩闹起来，我精力充沛，胆子也很大，这也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不少麻烦。在幼儿园读小班时，一次玩木摇船，我将手伸到正在摇晃的船底捡石子，右手大拇指被压出血，手指甲盖变得乌黑，最后指甲盖掉了，好长时间才长出新指甲盖来；读中班时，老师带我们到附近的公园—文化俱乐部去玩，与同伴们在撒了滑石粉的舞池里疯跑得忘了形，不小心滑倒，将右手小臂摔断，整整打了几个月的石膏。我的右手一直吊在胸前，只有五个指头从石膏缝中露出来可以动弹动弹，日常事情只能用左手来做了。拆掉石膏时，小手臂软软的，没有一点力气，手臂上的皮肤全被石膏烧成黑黑的，可以一片片剥下来。由于长时间使用左手，因此，我也成为一个后天的左撇子。我还将桔子核塞进耳朵里，结果弄出不来了，家里的保姆用炒菜的油灌到我耳朵里，希望润滑后能掏出来，也没有成功，只有到我母亲单位去报信。母亲回来要带我去医院，我死活不干，又哭又闹，母亲哄着我到餐馆吃了一碗馄饨，才勉强到了医院，医生很快就用镊子将桔子核夹了出来，一点也不痛。5岁左右，一个星期天，父母单位组织到东湖去玩，将我也带去了。在公园里我玩得忘形了，一个人跑丢了，吓得我大哭不止。一位解放军叔叔发现我，将我抱着到处找家人，还给我买了一些好吃的东西，哄我不哭。不久就找到了父母，他们好像还没有发现我跑丢了，一点都不慌张。还有一次，和同屋邻居的小孩白起鹏抢高粱杆吃，两人拉扯时，高粱杆的皮将白起鹏的手的虎口划开，露出青蓝色的肉，把我吓得够呛。我父亲知道后，狠狠地拧着我的耳朵转了几圈。读大班时，我被转到另一所公立幼儿园，好像在汉口五圣路一带，离家更远了，晚上住在幼儿园不回家。在我印象中，这个幼儿园比康乐幼儿园大得多，游乐的设施也多得多。对这个幼儿园我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忆，只记得毕业时离园前唱的一首儿歌，歌词很简单，重复唱就几句词：“再见，再见，老师们再见；再见，再见，同学们再见”。&&&&我之所以记住这首歌，是因为在离园那天，中午可能吃得过多，消化不良。到下午上了幼儿园接送小朋友的三轮车准备回家时，我的肚子突然痛得厉害，感到马上就要拉稀了。但三轮车已经缓缓开动，欢送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们齐声唱起这首《再见歌》。歌声起时，我实在憋不住了，将稀屎拉了一裤子。当时已是深秋，天气比较凉，我穿的是夹裤，比较厚，但我还是闻到自己身上发出的阵阵恶臭味，特别不好意思。环视周围，好像大家都没有发现，我憋着一声不敢吭，只担心稀屎会不会从裤腿流出来。我就是在这样难堪的情景中，记住了这首歌。1956年，我从幼儿园毕业。母亲送我和姐姐一起到鄱阳街小学报名上小学（姐姐比我大将近两岁，她早我一年上幼儿园，因上一年她的年龄还不到7岁，没上成学，所以这次又跟我同时报名上小学）。报名时，也要进行面试。老师拿出图形、色块等要我辨认，又让我们数100以内的数字，我都回答对了，很是得意。到了公榜时，从上到下反复看，也没找到我的名字，只有我姐姐的名字，很是失落。母亲去问学校的老师，老师说今年报名上学的孩子太多，我年龄差一点，学校是9月1号开学，9月1号以前出生的满了7岁的才能被录取。我是9月6号出生的，差6天才满7岁，没上成学。
发表于： 10:24
级别: 长老
威望: 122 点
金钱: 0 RMB
所在城市:武汉
在线时间:38(小时)
版主：如何以连载的方式发表，请告之
发表于： 11:03
级别: 长老
威望: 122 点
金钱: 0 RMB
所在城市:武汉
在线时间:38(小时)
生活还是快乐的（3）
学前顽童幼儿园毕业了，小学又不能上，父母都有工作，没时间管我。姐姐上学了，家里除了我，还有一个4岁的妹妹，家里一直请了保姆照看我们几个小孩。当时，街道里将我这样一批从幼儿园毕业又没有上成小学的孩子集中到一起，办了一个学前班（当时肯定不是这个名字，作用是一样的），由一位中年家庭妇女管着我们。每天，我自带一个小板凳，到街道学前班去。学前班的条件十分简陋，设在我住的街道顶头的一栋房子的一楼，房间只有两个很小的窗户，仅靠大门才能透进一点光线来，十分阴暗。每天小朋友们围坐在这间黑乎乎的房子里，由那位中年家庭妇女要我们不断地唱歌，再就是发几本图画书给大家传着看，到时间发给每人一块点心，天天如此，十分无聊。上了几天学前班，这群孩子都坐不住了，大家都不听这位大妈的管教，一哄着跑出去玩自己的了，学前班半途夭折。每天，我们这群街道上的孩子聚在一起，成天玩得昏天黑地。爬树是我们最喜爱的活动。珞珈山街的街心花园中有三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喜欢爬到树上去玩，胆大的还敢顺着树杈爬到离地面有6、7米高的树梢上，有风吹过，树枝轻轻地摇晃，人也跟着一起摇晃起来，十分刺激。树上还生有一种叫“洋辣子”的毛虫，颜色鲜绿，腹部两旁有金黄色夹杂着黑色的圆斑，浑身长满细长的、有毒的针毛。被“洋辣子”蜇了，身上会起红红的疙瘩，不久就变成水泡，疼痛难忍。树上还经常爬着一种叫“打屁虫”的硬壳甲虫（学名好像叫椿象），浅灰色的壳上有着白色的圆点斑纹。用手捏住它时，手上会留下一股难闻的气味，洗也洗不掉。文革时串联到北京，过早吃面条时，碗里漂有一些像芹菜状的东西。我吃到嘴里，马上就吐了出来。这种菜的味道与梧桐树上的“打屁虫”身上发出的气味一模一样。后来才知道这种像芹菜的东西叫香菜，从此，我坚决不吃香菜。梧桐树结的球状果实，掰开后成为无数支长条并带有绒毛的种子，绒毛粘在皮肤上，奇痒难忍。我们互相把它偷偷从领口塞进别人的衣服里面，痒得大家都慌忙把衣服脱光。我们把梧桐树的果实叫“美（每）人脱衣”。由于成天在街上玩，我身上的衣服也从来没有干净过，还老是挂了一个个破口子，脸上、手上也是黑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到吃的时间，家里的保姆在街上到处叫我，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吃玩饭又赶紧跑出去玩，直到天黑。天天如此，完全变成了一个无人管的“野孩子”。
发表于： 11:06
级别: 长老
威望: 122 点
金钱: 0 RMB
所在城市:武汉
在线时间:38(小时)
生活还是快乐的（4）
二、小&学&生&活到成都读书1957年，鄱阳街小学又开始了新学年的招生。我已满8岁了，顺利地上了小学。我比同班的大多数同学稍大一点。我所就读的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小学，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一百米左右，从珞珈山街到兰陵路再转个弯就到了。学校临街的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也是俄式洋房，一层下面有一米多高的地下室。学校有一个近一千平方米的操场，操场旁边对着三层洋房还有一栋两层楼的砖木结构的房子，也是学生的教室。木制的楼梯和地板已经很陈旧了，走上去嘎吱作响。我读一年级的教室就在这栋破旧的两层楼里。由于玩野了，上学后，我还是很调皮，在学校及在家里都经常惹事，老师、邻居和家里的保姆没少在我母亲面前告我的状。在那个年代，各家的父母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几乎没有时间管我们这些小孩，保姆和老师的告状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小学一年级还没上几天，我的舅舅从老家成都来到武汉。他由于患有风湿性心脏病没能考大学，到武汉来散散心。他听我母亲说我调皮，没人管，就要求把我带到成都去读书，由他来调教我。我母亲一口答应了。对于只身一人到遥远又陌生的成都去读书，我是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想去的。但我太小，没有自主权，大人作了决定，我再不愿意也只能服从，满怀委屈和眼含泪水，随我舅舅登上去重庆的轮船。当时要去成都，交通不太方便，只能坐船从重庆转道。从武汉到重庆，逆水行船要走三天两夜，其间，因避免夜间过三峡中险滩较多的瞿塘峡，轮船要在万县停泊一夜，同时给轮船加煤。长江三峡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过瞿塘峡夔门时，就感到船笔直朝山壁撞去。两岸陡峭的山壁高耸入云，蓝天成了一道缝，山体仿佛随时会从两边往中间挤压过来似的，使人心惊胆颤。长江在这儿就像一条细细的溪流，轮船就像一片树叶片漂在水中，人就显得更渺小了。从三峡中穿过，还可以听到猴群们一阵阵的吼叫声在山峡两岸回荡，经久不息。大自然的雄伟壮观给人以震撼。上中学时，课文中有唐代诗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读到诗中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时，倍感亲切。后来，参加工作后，又多次出差经过三峡，但再也没有听到“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撼人的声音，总觉得三峡中缺少了什么，使三峡逊色不少。轮船到达重庆，舅舅要在重庆呆几天去见几个朋友，他把我托付给开往成都列车上的乘务员，由乘务员把我带到成都。到站下了火车，乘务员将我送上一辆人力黄包车，我拿出舅舅写给的有我外婆名字和地址的纸条给拉车人看，他看完以后，拉起我就走。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万一中间有点什么闪失，把我弄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良好和民风的纯朴，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拐卖儿童的事情发生。&我舅舅和我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住的地方叫槐树街39号。槐树街是一条较狭窄的小街，过去可能因槐树多而成名。街旁是一排排四合院，每个四合院的两扇大木门上面都钉有铜门环，院内都种了不少大树，整条街古朴幽静。拉车的人到了门口，对着院子大门大声叫道：胡雅奇（我外婆的名字），出来接人！不一会，大门打开，我外婆急匆匆走出来，付给钱后，一把将我抱住，大声说道&：“我的孙子来了！我的孙子来了！”
发表于： 11:07
级别: 长老
威望: 122 点
金钱: 0 RMB
所在城市:武汉
在线时间:38(小时)
生活还是快乐的（5）
外公、外婆及舅舅一家人这儿，我要谈谈外公、外婆及舅舅一家人。外公解放前毕业于袁世凯政府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到国民党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当教官，最后的军衔是上校。成都解放后，当时军官学校的人员被解放军收编，由于他的年纪较大，政府发给一笔遣散费被资遣回家。我到成都时，他大约有五、六十岁，清瘦清瘦的，留着稀疏的三羊胡子，已经花白了。外公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虽上了年纪，但身板挺直，保持着军人的姿态。资遣回家后，他用遣散费买了一部木制的机械纺纱机，以表示愿意接受劳动来改造自己。纺纱机成天吱吱哑哑、哐当哐当地吵个不停。以后上中学后，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叫《木兰词》。开头一句就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我一念到这两句时，头脑中马上就涌现出外公坐在他家里的那台纺纱机旁的情景，不过不是“木兰当户织”，而是“老头当户织”。《木兰词》这篇古文我至今几乎还能全文背下来，可能跟我在成都的这段生活的经历有关。从我到外公家那天开始，直到离开的那一天，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从没看到外公对我露出过一次笑脸，也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超过10个字的话。要说话，也是“快吃饭！”、“买葱去！”、“别乱动！”等，一开口都是军人式的命令语气，简短有力，后面都带有惊叹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不喜欢我，也不知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我见了他就像老鼠见猫一样，躲避不及。但他看见隔壁的小毛弟时，却是满脸笑容，可见他还是会笑的，只是不对我笑。外婆是这个家里唯一让我感到有一丝温暖的人。她个子不高，不胖不瘦，说一口北方话。她见着我时总是满脸笑容，慈祥和蔼。我很愿意亲近她，也不怕她。在这个家里，她其实也是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外公是绝对的权威，只要他发威时，谁也不敢吭声。外婆的脸上已有很多皱纹，在我看来，她已经很老了。但她还在一所叫西马棚街的小学当老师，教三年级的语文。当时也就五十岁左右。我到成都后，就在她教书的这所小学上学。对于我的学习，舅舅有时会过问一下，更多的时候都是外婆管我。舅舅当时高中毕业不久，也就20来岁，他圆圆的脸庞，中等身材，长得很英俊、壮实，从外表看不出他是一个心脏病患者。他因病没能参加高考，正休学在家养病。他喜欢写诗歌、小说什么的，书桌上总是堆放着厚厚的稿纸，只要他在家里，总看见他伏案写作。他还担任着街道青年团组织的书记，社会活动很多，经常有年轻人来到家里，和他一起讨论工作或文学创作。他也经常在外边忙一些社会工作。舅舅其实是一个比较和气的人，但在我面前，也许是为了显示出他的权威，他总是摆出一付严厉的样子，我也比较怕他。到成都不久，全国开展了反右斗争。一天，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去忙，而是阴沉着脸在他的书桌上、抽屉里清东西。然后，抱了一大摞笔记本呀、稿纸呀、书呀什么的进了厨房，地上堆了一大堆，他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沉默不语，把笔记本、稿纸一点点撕碎，再往炉灶里塞，点上火烧起来。我从厨房经过，感到气氛有点不对头，赶快跑到外面去玩。很久以后听我母亲说，反右斗争中有人揭发他们办的一个油印刊物上发表的东西里有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还有组织地下诗歌朗诵会什么的问题。街道党组织撤销了他的团支部书记职务，还开除了他的团籍。这以后，舅舅就像变了一个人，没有人来找他了，他也不再伏案写作了，但仍很少在家，在家时也很少有笑脸，很少说话。后来，他谈了一个女朋友，好像姓赵。他经常自己动手制作小卡片，就像现在的贺年片，他将调好的颜料蘸在牙刷上，用梳子弹刷，将雾状的颜色颗粒喷在硬纸上，形成五颜六色的图案，再贴上他女朋友的照片，卡片做得十分精致、漂亮。谈了女朋友后，他的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多年以后，听我母亲说，他后来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去了包头，在包钢工会里做点宣传工作，是临时工性质。并和他的女朋友在包头结了婚。谁知好景不长，包钢精简人员时他们又失去了工作回到成都，舅舅只能找一些代课老师等临时工作做，过得十分落魄。他的这位夫人也因此同他分手了，使他在精神上又一次受到打击。又过了几年，在我读中学时他去世了。他死的时候还很年轻，死因是心脏病。我更多的认为还是心情郁闷所致。外公家里，还有一个人跟他们一起生活，他就是外公的叔叔，我叫他二太爷。他长着浓密的兜腮胡子，佝偻着腰，一只手搭拉在胸前，一刻不停地颤抖，一只手拄着拐杖，走起路来拖着步子，一颠一颠的。他的嘴边总是搭拉着老长的口水，不时地滴流到衣服上，湿漉漉的一大片。时间长了，衣服的袖子上、前襟上都黑油发亮。二太爷是解放前毕业的大学生，我后来看过他读大学时的照片，长得高大英俊，一表人才，与我见到的判若两人。大学毕业不久，他患了一种叫“帕金森”的病，就变成现在这样。他一直跟外公一家生活在一起。外公对他的态度很不好，跟他说话的态度比对我还凶。外公训他时，他多是默不作声，偶尔也低声咕哝两句，得到的是更严厉地训斥。他还成天在熬中药、吃中药，身上的中药味和脏衣服发出的臭味混合在一起，十分难闻。我对他身上散发出的难闻气味十分厌恶，总是离他远远的。在这个家里，除了外婆，就是他对我好。每次他好不容易向外公讨了几个零用钱，马上就带我到商店里去买点心给我吃。买东西时，我都抢先从售货员手中把食物接过来，生怕被他碰着。我在成都时，他曾经颤颤巍巍地拿着绳子往窗檐上绑，想上吊自杀，被外公发现，大骂了他一顿。回武汉多年后母亲告诉我，二太爷还是死了，好像是病死的。&
发表于： 11:08
级别: 长老
威望: 122 点
金钱: 0 RMB
所在城市:武汉
在线时间:38(小时)
生活还是快乐的（6）
西马棚街小学到成都以后，我就读于外婆教书的西马棚街小学，学校离外婆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上学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巨大的排污水渠，粗大的排水口可以喷出直径一米多的水柱，水花飞溅，响声震耳，十分有气势。每次从这里经过，都有不少人立在一边观看，我也常常驻足不前，看得忘乎所以，如醉如痴。直到现在我还惊奇排污口怎么能喷出如此宏伟有力的水柱来。到成都不久，我就能说一口地道的成都话了。在班上，也与同学混熟了。同学之间，也是以武力称王，我在摔跤中只输了一个同学，屈居二王。上课时，我的精力充沛得一刻也不能安静，经常乘老师不注意时不停地换位子坐，以寻求刺激和博得同学的注意。由于在班上是“二王”，我的作业也经常叫其他同学帮我做。下课后，也与同学们疯闹不停。学校的操场上有个秋千架，一次，荡秋千时，我一边荡，下面有一个同学在下面推。秋千荡得太高，我心里害怕，手一松，从高高的秋千上掉下来，又将左手小臂摔脱臼了。外婆送我去看中医。脱臼复位后，手臂用纱布吊在胸前。这次没有像上次摔折后打上石膏，而是用中药敷了好长时间，敷伤用的中药的气味与二太爷吃的中药一样的气味，闻起来很不舒服。上幼儿园时，因为疯闹将右手摔断，现在又将左手摔脱臼。我的一双手跟着我真是多灾多难。但从好处讲这也锻炼出我“左右开弓”的强项：重活如提拿东西、打球等肯定是左手干的；写字、吃饭等轻巧活就交由右手去做。这样一双手分工明确、各尽所能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由于自己太调皮，经常被老师惩罚。一次因上课太闹腾，放学后老师又将我留在老师的办公室里面壁而立。这次留校的时间很长，老师故意将我晾在一边不理我而专心去改她的作业（她肯定是被我的调皮气坏了）。眼看天都开始黑下来了，我的心里又着急又害怕，真希望老师快点放我回家，要我作一千个保证都愿意。正在这时，恰好有一位认识我和我外婆的女老师进了办公室（外婆中午和晚上有时工作忙不回家吃饭，都是我吃完饭再给她送饭到学校。所以，有些老师认识我）。她看见我，笑着说：“这不是胡雅奇的外孙吗？又做了什么坏事呀？”将我留校的老师这才放我走人。回到家里，天色已晚。外公、外婆、舅舅他们已经在吃饭了。因为害怕挨骂，一进屋，我没等他们开口问，马上就嚎啕大哭起来，哭得伤心极了，一抽一抽的。这一招确实有效，外婆马上过来安慰我，哄着我把饭吃完。饭后，外婆没问我为什么回来晚了（她是当老师的，当然明白我回来晚了肯定是被老师留校了），而是叫我把课本和作业拿出来给她检查。课本破破烂烂的，作业本中有不少“5分”、“4分”，也有一些“3分”甚至“2分”，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外婆也没有批评我，她继续检查，并不停地向我提问，我都老老实实地一一作了回答。她又拿出她教课的三年级的语文课本，随便翻到一篇叫《西门豹治邺》的课文让我读，我除了几个生字不认识，看了一下拼音后再读以外，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外婆还就课文提了几个问题要我回答，我都答对了。第二天，她找到校长，请求将我跳到三年级读书。我想她这样做，是认为一年级的课程可能对我太简单，所以我才这样调皮不好好上课；跳到三年级读书，她也可以管住我。校长说现在已经取消了跳级的制度，学校不能批准，此事只好作罢。我的印象中，在成都的这段日子里，我没有好生读过一天书，但成绩好像还说得过去。
发表于： 11:09
级别: 长老
威望: 122 点
金钱: 0 RMB
所在城市:武汉
在线时间:38(小时)
生活还是快乐的（7）
成都的小伙伴外婆所住的四合院内一共住了三户人家。外婆对面的一家从没有见人回来，大门上老挂着一把锁。院子顶头一家姓赵，赵奶奶和赵爷爷跟外公、外婆算是一代人。他家是个大户人家，共有小孩九个，最大的已经参加了工作，跟我差不多大的是老七、老八和老九。老七在读五年级，老八跟我一样在读一年级，老九比我小一点，还没有上学。老七是个女孩，老八、老九都是男孩子。按辈分我该叫老七为七阿姨，老八、老九分别为大毛叔、小毛叔。他们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大，我无法接受喊他们为阿姨、叔叔，他们也不习惯听这样的称呼。所以，我喊他家的老人为赵奶奶和赵爷爷，喊老七、老八、老九为七妹、大毛弟、小毛弟，有点乱了辈份。家里给我带的换洗的衣服中有一件泡泡纱的衬衣，上面还有水红色的圆花点点。这件衣服我一直不肯穿，舅舅将它送给了七妹，她很喜欢，马上穿到身上。舅舅给我和七妹、大毛弟、小毛弟照过一张合影照片，照片中，七妹穿的就是我的那件泡泡纱的衬衣。四合院中央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种了几株栀子树，还有几棵高大的柚子树。栀子树开花时满院清香扑鼻，我很喜欢栀子花的香气。女孩子爱美，七妹还把栀子花摘下来插在头发上，高兴得满脸笑容。柚子树结果时，一颗颗黄橙橙的柚子挂在树上，十分诱人，我天天盼着柚子赶快成熟，盼望舅舅能摘下来让我们尝一尝，想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院子里还有一口水井，全院的人吃饭、洗漱都靠这口水井，井水清澈冰凉，可以直接饮用。外婆一家跟赵家关系特别好，我跟七妹、大毛弟、小毛弟的关系也特别好。放学后，大多时间都是和他们一起玩。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也总不忘给我一份。舅舅高兴时，也带我们几个去河边游泳，或者到郊外田野去游玩。一次，舅舅带我和七妹、大毛弟、小毛弟几个孩子到城墙外去玩，去城墙的路上，要经过一片竹林。当时，正是全国大炼钢铁的大跃进时期，城墙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拆下来的砖被用作盖土高炉炼铁。竹林周围有一大片坟地，也被破坏得不像样子了，在竹枝上可以看到挂着的绣花鞋子，竹林地上还有坟被毁后扔弃的无名骷髅。我看见一个骷髅上的两排白牙十分显眼（此鬼的年龄肯定不大，不然不会有这么一口好牙），就把这些牙齿偷偷拔下来，拔下来的牙齿还带着牙根，一颗颗牙齿老长老长的，十几颗牙齿足足装了半荷包。回到家里，我把这些牙齿又偷偷放到七妹床上的枕头下面，晚上睡觉时吓了她一大跳，好多天她都不敢一个人进她的房间去。槐树街上与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不少，大家经常聚在一起玩。一边玩一边还不停地唱一首不知是谁看了《渡江侦察记》后编的歌：“李连长，刘四姐，他们两人坐起扯，扯过来，扯过去”。玩伴中有一位比我大一些的男孩特别会画画，他能随便拿一段粉笔或一块砖头碴，就可以在地上画出惟妙惟肖的图画来。特别是他画的穿戴盔甲、骑马挎刀的武将，神气极了。我看得目不转睛，十分羡慕。回到家里，我也拿出一本图书，照着上的画临摹，画了半天也画不像，就干脆用薄纸蒙在画上影描下来。我天天这样影描，很快就攒了一大摞。我将一些影描的图画给我父母寄去，他们来信夸我画得不错。我对画画越来越有兴趣，几乎天天都要对着小人书画几张，也不再用薄纸蒙在图画上影描了，画画的水平逐渐有了较大的长进。喜爱绘画这个特长，在我以后人生道路的几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真要感谢那位不知名的启蒙小老师。
发表于： 11:32
级别: 长老
威望: 122 点
金钱: 0 RMB
所在城市:武汉
在线时间:38(小时)
生活还是快乐的（8）
成都印象在成都呆了近一年的时间，由于年纪太小，也没去过很多地方。像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宝光寺、青城山等名胜古迹都是我参加工作后回成都玩才去的。我在成都读书期间只去过百花坛公园。各地的公园大多一样，除了到处是花草树木，没有留下其他什么印象。成都在我这样只有8岁多的孩子眼里，留在印象里的是树木很多，很高大，葱郁而茂密。而且银杏树、核桃树、石榴树、柚子树很多。之所以记得这些树，主要是他们的果实我都吃过。槐树街上就有很多银杏树，落下的树叶像一柄微缩的扇子，我们拿它当书签。外婆住的院子里有柚子树，院墙隔壁还有几棵核桃树。一次下大雨，刮大风，将还未成熟的核桃刮下来不少落在我们这边的院子里。看到青绿滚圆的果实，十分诱人。我捡起来擦一擦就咬了一口，又苦又涩，赶快吐了。后来才知道，核桃吃的是它果实的核，果肉是不能吃的。成都留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东西好吃。外婆和舅舅他们带我吃过赖汤圆和郭汤圆，在家里吃过白斩肉、油炸锅巴、炕馍等。其味美至今不忘。成都给我最不好的印象也有两个：一个是厕所。学校和外婆家的院子里的厕所都是用木板搭盖的，十分粗糙、简陋。拼凑起来钉在一起的木板大缝连着小缝，不但可以从里面看到外面，而且天冷起风时，在厕所里大便，风透过板缝“嗖、嗖”地吹在屁股上，就像无数把小刀在皮肤上划，十分难受；解大便的地方也是用一条条木板拼凑而成，板上留出一排洞口，下面摆放几口大缸装粪便。木板被尿液和粪迹弄得肮脏、潮湿，滑岌岌的，大便时，总有滑下去掉进粪坑的担心。夏天，厕所里绿头苍蝇扑面而来，数都数不清。粪缸里满是蛆虫，在粪缸里活跃地上下蠕动，一片白茫茫。而且厕所里臭气刺鼻，混合着小便积留成垢形成的氨气，熏得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每次上厕所都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第二个是河里的水，呈暗青黄色，像酱汤一样，稠稠的、粘糊糊的。舅舅曾带我到离家不远的西郊河里游泳，我站在岸边半天不敢下去，不是怕水深，而是感到水太脏。我从成都回到武汉后不久，满身起了无数个红疱，奇痒难忍，擦药也不见效。折腾了好长时间。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在成都的脏水里游泳游出来的。1987年我带儿子一起回成都玩了一趟，在都江堰，看到岷江的水也是那种暗青黄色；在郭沫若题字的桂湖公园里的湖水也是这样的颜色，看着让人十分不舒服。天回镇　&&一个星期天，舅舅带我去了一趟天回镇。&&&&天回镇是我的祖籍地，位于成都市区以北约20里，当年，这里只是一个弹丸小镇。从小镇这头走到那头，也就一袋烟的功夫。&&&&位于天回山、凤凰山两山之间的天回镇，历来为四川首府成都北出秦岭的门户。据说，当年玄宗皇帝逃难进入成都，走到这个当时大约还不叫天回镇的小镇，疲劳饥饿难以成行。后来，找到一家小饭馆，小饭馆里也只剩了豆腐。饥饿的皇帝刚吃了碗豆腐，就听到都城光复的喜讯。于是，就此打道回府，不进成都了。从此，当地人就把这地方叫作天回镇。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名字就叫《天回镇》。可见天回镇在历史上的名气还是很大的。&&&&我父亲早就离开老家参加了工作，解放后又到了武汉，还有一个姑姑在南京，只有我的奶奶和大姑妈他们还住在天回镇。我是郭家的长孙，长这么大了奶奶还没见过我。我们是乘早班的火车去的，到奶奶家已是十点多钟了。奶奶和我的一个叫小宝的表哥在家。奶奶已是老态龙钟了，精神还很好，看到我们来了，她笑得合不拢嘴，忙着杀鸡买肉，给我们做午饭。&&&&奶奶家有一个不大的院子，一间老屋比较陈旧了。院子里（还是外边？记不清了）有一小片竹林，竹林间有一条小溪水潺潺流过。我到后，表哥带我到竹林去玩，舅舅留在屋里和奶奶说话。表哥用竹叶做成小船，放到溪水中，竹叶小船慢慢顺水漂流。我一下就和他混熟了，玩得十分起劲。奶奶做的中饭有白斩鸡和回锅肉，很好吃。吃完中饭，因为要赶下一趟的火车回成都城内，我就和舅舅离开了。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对奶奶和表哥的印象也变得十分模糊。回家一转眼，我在成都快一年了，我升到二年级读书了。一天，母亲又来信了，信中提到要我回去的事情。当外婆让我念信给她听时（每次父母来的信后，外婆都要我念给他们听，恐怕是想考核我的书读得怎样罢），念着念着，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其实，我早就想回武汉的家了，只是不敢提出来。现在父母终于要我回去了，我有一种长期受到压抑和委屈而止不住流泪的激动。我不喜欢成都这个家里的毫无生气的气氛，我总有一种坐牢的感觉，很不自由。我除了喜欢外婆外，对于外公、舅舅、二太爷我一个都不喜欢。我向往过去在武汉家里的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外婆倒是一点也不想让我走，她再三劝我留下来。我坚决表示要回去，她也不好再挽留了。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一位我父亲的老同事冯叔叔来到外婆家准备带我走。他原来也在武汉机场工作，后调到成都机场。临走时，大毛弟将他喜爱的一个巴掌大的木雕小马送给我。平时，他总舍不得给我玩，生怕我弄坏了，这次却大方地送给了我。舅舅的女朋友送我两个颜色鲜艳的塑料圆盘，赵奶奶也给我一大包吃的东西，要我带给我父母。走出大门时，外婆抱住我不放，眼泪都流出来了。和小伙伴们分别，我的心里也是酸酸的，有一点依依不舍的感觉。但我一想到马上要回到武汉自己的家中，还是义无反顾地赶快跟着父亲的老同事走了，生怕发生什么变故又将我留了下来。到了成都机场，天已经很晚了，冯叔叔的家就在机场内。我到他家时，他的几个小孩都已经睡着了。我和他的孩子挤在一张床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把我唤醒。起床后我迷迷糊糊地被他带上了一架飞往武汉的飞机。飞机上除了我，没有其他旅客，只有几个机组人员。不久，天也慢慢亮起来，飞机终于起飞了。飞机的颠簸让我十分不舒服。我打开临走时小毛弟他们送给我的礼物，一件件欣赏起来。其中，赵奶奶送的是一袋花生糖，我平时是最爱吃的。前一年，舅舅将我从武汉带回成都时，船泊万县过夜，舅舅上岸去买东西，我一个人呆在船上。无意中发现床旁边挂着舅舅带的一大包花生糖，我抠出一块尝了尝，香甜极了。我吃了一块又拿一块，不知不觉将一大包花生糖全部吃完了。吃完后，马上害怕了，心想舅舅回来肯定会对我大发雷霆。舅舅一回到船上，我马上告诉他花生糖被我吃光了，接着就等着挨骂。没想到舅舅听到后脸沉了下来，但没有说什么，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赶快睡觉。而现在眼前这么一大包花生糖，却一点也吊不起我的胃口，飞机的颠簸让人直想吐，胃也很不舒服。上了一趟厕所，稍好一点，花生糖仍是一块也没吃。&好在飞机很快就到了武汉。飞机一落地，我就见到了我父亲站在停机坪旁边等着接我。下飞机后，父亲将我带到他工作的调度室里，调度室在候机大楼的顶部，透过硕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飞机跑道和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还没坐一会儿，他就拿出一张纸，要我将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画出来。画好后，他又拿出一本俄文的硬面图书，要我照着书中的插图画画。父亲也许是想考核一下我的画画水平究竟怎样，也许是想向他的同事展示一下他的儿子的绘画能力。我画好后得到父亲同事们的夸奖，父亲也是满脸笑容。父亲下班后，带我回到位于汉口珞珈山街的自己的家里。家里的一切是那样熟悉而陌生，姐姐和妹妹见到我回来，也是兴高采烈的，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对我满口的成都口音，也让她们大笑不已。我终于又回到了离开一年的武汉，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真是高兴极了。回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从成都的生活习惯中解脱出来，除了满口的成都话外，再就是吃饭的姿势。坐在饭桌旁，我的眼睛从不敢正眼看菜，只顾低头看自己的饭碗，大口大口往嘴里扒饭，夹菜时也像小偷一样，筷子伸出去，夹了菜赶快收回来。而且只敢从离我最近的菜碗里夹菜，夹一筷子菜就赶快往嘴里塞。我吃饭的模样，也让大家感到奇怪和好笑，他们不知道我吃饭的习惯是在成都被外公逼出来的，他是不许小孩在吃饭时盯着好菜不停地夹，不许筷子“过河”，更不许用筷子在菜碗里翻来搅去。我在吃饭时，不知被他用筷子打了多少次手，也不知挨了他多少次训斥。每次跟他一起吃饭时，就像犯人一样。时间不长，我又恢复了满口的武汉话，而且就像从牢里放出来一样，感到格外自由，闹腾得更欢了。鄱阳街小学从成都回到武汉，我又回到鄱阳街小学插班读二年级。我所在的这个班有30多位同学，班主席是一个叫王腾皇的男生，长得十分秀气，文静。男生都叫他“假姑娘伢”，有点羞辱他的味道，但老师和女生很喜欢他。对一个文文弱弱的听话的乖孩子，我是不佩服的，但对他担任班主席，我却是十分嫉妒。在班上，我的年龄稍大一些，而且个子也比大多男同学高。可能是年龄的关系，我也比其他同学显得更有主见，点子更多一些。在需要用力气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时，我也会竭尽全力去拼。很快，我在班上就有了一大群的追随者，成了班上的大王。没过多久，王腾皇转学走了。我取而代之当了班主席，接着又担任了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委。这里要说明的是，学校中男女生的界限是很分明的，男生跟男生玩，女生跟女生玩。所以，大王其实是男生的大王，女生也有女生的大王，叫王萍萍。当大王后，身边总有一群听命于我的“小兵”围着我转。每天早上，听命于我的“小兵”&们还会自觉地将他们的早餐分一份放到我课桌的抽屉里，叫做“进贡”。我吃不完，就叫姐姐在校门口等我（她在天津路小学读书，应该也是从鄱阳街小学转过去的），我拿下楼分给她吃。也有不愿意“进贡”的同学，我会叫其他同学不跟他玩，孤立他，甚至会发动“小兵”们去围打他。一次，我指挥一群“小兵”们在校外追打另一名不愿听命于我的男生时，我帮他们拿书包，恰好被班主任简老师看见了。她把我叫住,很生气地对我说，你是班主席，怎么能叫同学打同学呢？简老师的话让我感到羞愧。1959年，读三年级时，我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饭，成天饥肠辘辘的，心里想的都是吃，哪有心思读书？一次，有个同学带来一小块轧过油的花生饼，是作为喂牲口的饲料用的，她分了一点给我吃，真是香极了。从学校门口经过的江边码头运货的电瓶车，有时装运古巴红糖，也让我们这些学生兴奋不已。大家都追着电瓶车跑，抢着从装糖的麻袋的破洞中，抠出一点糖连忙往嘴里塞。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也被打乱了，原来的老师也走了不少，留在学校的老师也不安心教课，经常出现没有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情况。为了保证正常上课，学校又请了一些代课老师来教我们。代课老师只把上课当作任务完成，根本没有责任心。所以，常常是老师在上面讲，同学在下面闹，甚至给代课老师起绰号。一位代课的女老师长着两颗往外暴出的大门牙，讲课时口水四溅。我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喷涎的老师”。每当她上课时，下面就不停地起哄：“喷涎的老师真好玩！”&她没法上课，气得哭起来，罢课不上了。班上张友际同学家住鄱阳街和兰陵路交叉路口的武汉食品厂宿舍，一楼是食品厂的门市部，二楼和三楼是宿舍，二楼宿舍后面有一个大平台，平台中央有一个玻璃气窗，下面是邦可食品厂的糕点制作车间。困难时期，大家都在饿肚子，在他家玩时，平台的气窗口飘出阵阵烘烤糕点的香味，让我们垂涎欲滴。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又在张友际家宿舍的平台上玩，发现下面工人已经下班，车间里空无一人，案板上的食品箱里还摆放着烘烤好的面包和蛋糕。大家顿时激动起来。张友际从家里找来一根细长绳子，在顶头拴一个铁丝弯成的钩子，从透气天窗口慢慢往下放，想用钩子钩住糕点提上来。试了半天，也没法钩住食品，时间长了怕被大人发现，只好放弃。后来看《三剑客》的电影，其中也有从天窗钓烧鸡的镜头，看到这儿就想笑，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只不过没有成功。整个三年级，我们没有好好上课，这是我们最放任的一段时间。我们的教室在主教学楼的一楼，下面是地下室。教室的木地板破旧不堪，有的地板已经松动，可以看到黑黢黢的地下室。我灵机一动，叫“小兵”们把地板撬开，形成一个可钻人下去的洞口，再把地板还原盖好。当老师上课在黑板上演板时，我就指挥同学分批钻到地下室去，钻下去十几个同学后，老师发现班上没有多少同学了，也不知人都跑到哪儿去了。胆大的女生也有跟着钻洞的，剩下不敢跑的女生们偷偷捂着嘴笑，把老师气得够呛。由于经常钻地下室，被学校的校工发现。一次，他守在破洞口，我们一下去，他就用扫帚猛敲打我们的脚，吓得大家惊叫不止。我们再也不敢钻洞下地下室了。岳飞街小学我们这个班，在学校是有名的调皮班。1960年，我们三年级的下学期时，又有一所新小学—岳飞街小学成立了，我们班被整体转到这所小学，班主任简老师也和我们一起转过去，同时转过去的还有鄱阳街小学教体育的陈老师、大队辅导员王老师（他的头发总是梳成向后翻的大背头，抹上发油，油光光的，同学们暗地里都叫他王包头）等其他一些老师。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姓简，叫简德华，是个没有结过婚的老姑娘。她就住在我们上课教室后的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的套房里。&当时她大约有四十多岁，身体一直不太好，说一会儿话就要喘气，现在想起来她可能是得的肺气肿病。她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一直挺器重我，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我们全班同学没有一个敢在她的课上或当她的面调皮。在岳飞街小学，我虽然还是调皮，但多是在课余和课外，上课时不像在成都西马棚街小学和在鄱阳街小学读书时那样肆无忌惮，无法无天。这也许是自己慢慢长大，懂事了一些。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我一直担任班主席和学校的大队委。班主任老师很喜欢我，在同学中我的威信也很高。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喜欢一本正经，规规矩矩，我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虽然我长期担任班主席，却很怕在正式场合出头露面。一上台就面红耳赤，说话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见。作为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委，我曾在全校开大会时，担任旗手，在两位护旗手的护送下，在队歌和鼓乐声中，在全场同学的注目中，举着队旗，绕场一周，登上主席台。做这样的事情，我都显得很不好意思。我之所以在老师眼中有好印象，在同学中有威信，主要还是我具有其他同学所不具备的长处。首先，我绝对是一个聪明、有号召力的小孩。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有人气”。虽然我不是那种埋头读书的乖孩子类型，但我的接受能力较强，悟性较高，成绩也较好。看起来我成天都在玩闹，其实功课我上课时都已经听懂了。别的同学稀里糊涂地跟着我闹腾，而我玩也玩了，学也学了。他们大多都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人的聪明很大程度还是天分，我一直不欣赏“笨鸟先飞”、“勤能补拙”等成语。你想，一只笨鸟，可能连方向都搞不清楚，就是先飞，把劲使错了地方，谁知道能飞到哪儿去？笨鸟怎么努力，都赶不上聪明鸟。因为它只会用蛮力气，不会动脑筋。我坚信这一点。其次，我的画画得很好。从二年级一直到小学毕业，学校的墙报的报头和插画都是由我一人包办的。大队辅导员王老师特别欣赏我，这也是别人不可企及的。第三，我家中的藏书较多，我也很喜欢看书。班上的同学都想从我这儿借书看，拼命巴结我。现在想起来，多看课外书籍，其实是对提高学习成绩大有好处的。读书可以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分析能力、欣赏能力和理解能力。课外书籍看多了，学习语文就不感到吃力，而且有兴趣。我总是把语文课本当文学作品看，新学期刚开始，语文课本我肯定是先看过一遍。上课时，学起来就很轻松。语文学好了，对学习其他课程在理解能力上就要强一些，确实有帮助。从小学到中学，我在学习上都没有下太大的功夫而成绩一直较好，我认为是与我从小就爱看课外书籍有很大的关系。有一次，班主任简老师家访，看到我、我姐姐、妹妹各自抱着一本小说看得入迷，门背后还贴着读书计划表（谁定的，不知道）。开班会时，将我好好地表扬了一番，并要求同学们向我学习。饱览群书我从很小就喜欢看书，《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少儿读物，在我不同的年龄阶段，我几乎是期期都买。街边的小人书摊也是我最喜欢呆的地方，一分钱借一本书可以坐在书摊旁看，再多花几分钱，还可以将书拿回家看，第二天再还。在小人书摊上，我几乎看完了全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的连环画。三年级开始，虽然我只有十来岁，就已经开始看很多大部头的书。我父母比较爱书，家中的藏书不少，多是中外名著。我印象最深的书有：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神秘岛》，精装本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厚厚的分成上下两集，四本一套的《一千零一夜》，里面还有精美的插图。苏联作家写的《士敏土》，中国作家碧野的《阳光灿烂照天山》，还有玛拉沁夫的什么书，俄文版精装大本的苏联童话故事集，里面的插图色彩鲜艳，又大又漂亮。父亲在书的空白处将俄文翻译成了中文，所以我都能看懂。不少故事是这样开头的：“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或者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等等。其中我记得有一篇《九头凶龙》的故事，写的是一位勇士（王子？）与山洞里的一只长有九个脑袋嘴里还喷火的凶龙搏斗，最后将这头凶龙的脑袋一个个都砍下来，将凶龙杀死。家里还有不少《收获》杂志，其中有不少中长篇的小说，我也比较喜欢看。我还记得《收获》杂志的主编有巴金和靳以，靳以的名字上还打了黑框，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以为此人很重要。我还看过舅舅写的小说的手抄稿，记得其中写到一群年轻妇女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边打毛线一边谈天，东扯西拉的，看得十分乏味，没有看完。由于有这样的读书环境，对于书我是情有独钟，不需要大人督促，也不需要老师要求，完全是自觉并有兴趣地去看书。玩耍时，我可以玩得昏天黑地，看书时，我也可以若“老翁入定”似的进入旁若无人的入迷境界。小学几年中，家里的藏书不管是我读得懂的还是读不懂的，几乎都被我翻阅个遍。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和《神秘岛》是我的最爱，看得爱不释手。这两本书后来被班上的一个同学借去，一直没有还给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也坚持看完，书中的一句话我牢记至今。拿破仑的军队攻打莫斯科时，行军途中，拿破仑（？）寻问路边一位老人去莫斯科的路怎么走时，这位老人回答：“正如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还有彼埃尔（？）跟娜塔莎的忘年爱情故事，看得让人好生感动。但对书中不时出现的大篇大篇的议论，却让人不甚其烦。每当出现大篇议论时，我都翻过去不看。以后看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雨果也有托尔斯泰的毛病，看得正起劲时，出现大篇大篇的议论，倒人胃口。有同学（好像是王萍萍）借我一本《老残游记》，其中半文半白的句子实在枯燥，也看不懂，坚持翻了几回，实在看不下去，就丢到一边去了。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严文井的《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等也是我最喜欢看的书，外国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看后感觉一般。《吹牛大王历险记》倒是有趣得多。在我的各科成绩中，语文，特别是作文，我的成绩都是班上最好的之一，直到中学都是这样。四年级时，区里举办小学生作文比赛，我的《春游》一文获得了三等奖。我还记得我在作文中写的春游出发前的情景：“清晨，东方刚露出鱼肚白，我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学校，一进教室，看到比我早到的同学还真不少。大家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都十分兴奋”。在对东湖风景的描写时，我是这样写的：“到了东湖，看到湖边的小路两旁种的一排排杨柳树，细长的柳枝轻拂在湖面上，微风吹过，柳枝轻轻地摇动，好像在挥动手臂欢迎我们的到来”(我真佩服自己的记忆力，那时写的作文我现在还能记得其中的一些段落)。学校召开大会对获奖的同学颁发奖品和奖状，到台上领奖时，我得意极了。值得回味的几件事1961年读四年级时，我迷恋上游泳。为了不花钱游泳，我们几个喜欢游泳的同学跑到青少年宫后面的鲩子湖去游泳。这儿的湖水很脏，也很浅，湖中还有不少荷叶和荷花。我们一下水，腿就陷进淤泥中，但我们还是游得很愉快。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太阳一晒，口渴得厉害。我渴得实在受不了，忍不住喝了湖中的脏水，结果患上副伤寒，高烧不退，在儿童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的院。跟几岁的幼儿住在一个病房，睡在两边有栏杆的像摇窝一样的病床上，真是不好意思。我的肠胃病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后来我们就办游泳证到游泳池去游，汉口这一带的游泳池几乎都被我们跑遍。如：体育馆游泳池、中山公园游泳池、海员游泳池等。整个夏天，我都泡在游泳池里，我很快就能游几百米远了。到游泳池深水区游泳需通过测验。当游泳池里的人在我们的游泳证上盖上鲜红的“深”字圆印章，能在游泳池深水区戴着蓝游泳帽游泳时，真是兴奋无比、骄傲无比。我们都以谁晒得最黑，身上能划出白道道为自豪。小学生活中，最值得回味的还有放暑假到父亲工作的南湖机场去玩。每次去，我还有姐姐，都住在白妈妈家里。白妈妈一家原来也住在汉口珞珈山街民航局宿舍，后来搬到南湖机场去住的。白妈妈家也有三个孩子，老大是男孩，叫白起鹤，比我大几岁。老二是女孩，叫白起翔，跟我姐姐差不多大。老三叫白起鹏，是个男孩，跟我差不多大。当时他好像被他家里送到广东汕头的亲戚家读书去了。我和姐姐每次去，姐姐和白起翔玩，我就像一个跟屁虫似的跟在白起鹤后面，屁颠屁颠的，和其他一帮小孩在机场内到处闲逛。一次，正在机场内玩耍时，突然听到救火车和救护车“呜呜”的警报声。我们知道出事了，跟着车子跑。原来是一架安二型的双翼飞机刚起飞就栽下来了。飞机的残骸被拖到飞机库房，断裂的巨大的螺旋桨放在一边，从断裂处看到螺旋桨原来是木头做的，让我十分惊奇。在机场过暑假时，最高兴的是看露天电影。机场每个星期都会放一到两次露天电影。天刚嚓嚓黑，空地上刚开始支起银幕，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聚集到放映场地上，你追我跑，打打闹闹，等着电影放映。我在机场看过的电影还真不少，印象深的有《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侣伴》、《芦笙恋歌》、《红字》等。《青春之歌》是在饭堂里放的，没有支银幕，就直接放在白墙上，片子开场是湖中的一大片荷花，还是彩色的。《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侣伴》、《芦笙恋歌》里面的插曲十分好听，每次看完电影，大家都要哼唱好几天。上中学前，父亲调出民航系统，就再也没有机会到机场去过暑假了，十分遗憾。还有一件事情我记忆深刻。那是读五年级时，中南剧院正在播放《夜半歌声》的电影。这部电影十分恐怖，据说外地放映时还吓死了一个小孩。对于电影恐怖的传言更勾起我的好奇心，我买了一张下午5点钟左右的《夜半歌声》的电影票。电影是黑白片，一开始就给人一种十分恐怖的感觉：在一个傍晚的一座地处偏僻而空旷废弃的旧剧院里，昏暗的楼梯上只见一双脚在慢慢地上楼，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咚、咚”的脚步声十分沉重而刺耳，就像跺在我的心口上一样。在楼梯转弯处，突然“刺溜”一下窜出一条蛇，突然响起两声短而尖锐的音乐，我的心跟着一下就提到喉咙眼上来。从这一双脚慢慢往上移可以看到一个人昏暗的背影。这个人继续往上走，走到一扇门前，慢慢伸出手来扭门把开门，这是一只瘦长的大手，五个指头的指甲老长老长的，十分吓人。镜头慢慢再往上移，这时我终于看到这个人的脸，这是一位老人，瘦长的脸上毫无表情，他长着一个巨大的下巴，从昏暗中看过去，就像是一具僵尸。电影从一开始就把人带入一个十分恐怖的环境里，我开始后悔不该看这部电影了。后面的情节让人更是坐立不安，当故事的主人翁宋丹萍出场后，只见满脸缠着厚厚一层纱布，后来有人帮他揭开蒙在脸上的纱布，也是慢慢的解开，一层一层又一层，终于将纱布揭完，从一个人举着的一面镜子中，我终于看到他的那张被硫酸烧伤满是凸凹不平伤疤的十分恐怖的脸，宋丹萍大叫一声将镜子摔碎，我的心情紧张得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接着又是一个月黑风不高的晚上，也是这个废弃的剧场的花园里，有个女人在唱《夜半歌声》的主题歌。只见昏暗的树丛中露出半截宋丹萍那张恐怖的脸，一声不吭，像幽灵一般。电影院里几乎坐满了人，但安静得可以听到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我就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在看电影一样，孤独而恐惧。我完全没有心思关心剧情的发展，只是在想现在几点钟了，外边的天黑了没有，我怎么回家，怎么进我住的一楼同样黑暗的小房间。当看到人们发现了宋丹萍，把他当成鬼魂追赶，他跑到一座塔内，下面围满了人要放火烧塔时，我下定决心不看了，起身离开电影院。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街上也没有几个人，我是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家的，好在家里还亮着灯，姐姐和妹妹都在家里看书，我气喘吁吁地坐下来，心情好半天都不能平静。文革后，又重新拍了《夜半歌声》，是彩色的，就完全没有老片子的味道了，我也没有去看。我倒是希望把原来的黑白片的《夜半歌声》接着看完，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再播放。罢官风波到了五年级，时兴学习小组，是自由组合还是由班主任老师安排的，记不清楚了。就是放学后或是吃完晚饭后，各学习小组的同学集中一起，到小组中的某个同学家中去做作业。其本意是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对我们来讲，学习小组的最大乐趣还是做完作业后有伙伴一起玩耍。我做作业的速度总是最快，做完以后给其他人抄，抄完赶紧去玩。学习小组也是经常变化的，开始在一个叫方地的同学家里，都是男同学；后来又和另一个叫周兆武的男同学跟班上几个女同学编在一个学习小组。周兆武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住在离我家很近的楚善里。我们这个学习小组集中在女同学王萍萍家中做作业。王萍萍是班上女生的大王，她家住在中南剧院对面的兰陵村临街的一栋三层楼房的二楼，家里有一个十多平方的凉台。做完作业后，大家在凉台上玩游戏。女孩子的游戏与男孩子不同，我们男生在一起时喜欢玩“救命捉跑”、“斗鸡”等有刺激性的游戏，而女生们玩的游戏就温柔多了。王萍萍提议玩一种叫“蒙眼抓人”的游戏，就是用手绢将一个人的眼睛蒙住，然后让他去抓别的人。他蒙着眼睛乱抓，其他人在他周围推他、撩他、躲他，不让他抓到。如被抓到以后，被抓的人不能作声，他要通过触摸来辨认出被他抓着的是谁。猜对了，就该被抓的蒙上眼来抓别人，猜错了，还该他继续抓。就是因为和女生一起玩过这样的游戏，不久就给我惹出了大麻烦。几天后，班主任林老师找我（原来的班主任简老师身体不好，病休了。教我们语文课的换成了林老师，同时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她是一位很年轻的女老师，好像刚结婚不久。她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有人告我跟女同学疯闹，摸女同学的脸，还说了我的其他一些什么问题。说完，她又问我，你知不知道是谁告的你？我说不知道。她告诉我说：“是你最好的朋友周兆武。”我当时就觉得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被人出卖的感觉，而且还是被最要好的朋友出卖。在他告我密之前，我们之间没有发生矛盾，甚至连脸都没有红过。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实在不明白。后来回想，有一次，我们在玩“蒙眼抓人”的游戏时，几个女生跟我闹得欢一些，他玩了一会儿，就站在一边不玩了。我似乎隐隐约约感到他有一点受到冷落而不快乐，但当时没有太在意。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孩子，但在班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也可能是对我在班上长期当班主席和大王有嫉妒心？我想这几种原因都可能有，但他从来没有跟我流露过，使我一直蒙在鼓里。我一直他当成无话不说的朋友，而他却对我留了一手，真是人心叵测。而班主任林老师又为什么要将给她打小报的人告诉我？是提醒我还是挑拨？如果是对周兆武出卖朋友的做法有反感，提醒我交朋友要注意，那她就根本犯不上对男女生在一起玩游戏这样的小事大动干戈，而且平时也没有见她有对我不满意的表现，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对我下手如此地狠。第二天，班主任林老师就主持召开了班会，主题就是对我的行为不检点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揭发，帮助我提高认识。当林老师简要地把我的问题讲了以后，就要求同学们发言。有了老师的支持，发言的同学一个接着一个，十分踊跃。有同学还揭发说，我曾经拿一元钱给三个女同学分。这本来是三个女生从我家门口经过时，我跟她们说的一句玩笑话，结果也成了我的罪状。何况那时候一元钱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钱，我怎么可能拿出一元钱给她们分呢？纯粹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同学们把我平时的点点滴滴都抖搂了一遍，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在同学的眼中是如此的坏，如此的欺压他们，如此的“十恶不赦”。游戏的始作俑者王萍萍和告密者周兆武在班会上都没有发言。王萍萍是最有资格出来澄清事实真相的，因为游戏是她提议玩的，但她在班会上采取了保持沉默的态度。我能够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如果她站出来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必然会引火烧身，将她和我连在一起批判，那让人更难堪；如果和大家一起来批判揭发我，那肯定是昧着良心胡说八道，她肯定不愿这样做。周兆武没有发言，我想也有几个原因：一是他可能只想在班主任面前告我一刁状，使我失去老师的信任，没有想到事情会演变成一场批判会；二是他保持沉默，就不至于让我怀疑是他告的密。班会形成了一边倒的态势。当我看到原来听命于我的“小兵”们一个个“反水”落井下石，心中涌上一股悲凉。大势已去，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那个年代，男同学和女同学在一起玩就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何况我还摸过女同学的脸。我就像犯了多大的作风问题一样抬不起头来。班会以后，我的班主席被撤了职，大队委也给免掉了。同学们都对我采取了疏远的态度，周兆武也跟我保持了距离，我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这样的环境让我过得很难受，王萍萍倒是和以前一样快快乐乐，继续当她的女生大王。周兆武却是一蹶不振，好像受到批判的不是我而是他，成天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见到我眼睛连忙向一旁瞟去，不敢正眼看我。这件事情很快被传开来。同年级其他班的同学都开始嘲笑我，并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三角三”。他们满校园乱叫，甚至叫到“三角三分三厘三毫”，搞得我十分狼狈，下课也不敢到操场去玩，放学后就赶快回家。好在大队辅导员王老师还记得我。他也许是同情我，也许是学校办墙报离不开我。在我被免去大队委后，他马上聘我为大队部的宣传员，并用大红纸写出公告贴在校园大队部门口，同学们都看到了，这也给我挽回了一点面子。报考中学小学剩下的最后一年是我最难过的一年。好在这一年，我小学就要毕业了。虽没有了一呼百应的威风，没有了可以在一起玩耍疯闹的伙伴，我反而有更多的时间看我爱看的书，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宿舍里还有一帮和我差不多大的邻居小孩，回家后也不寂寞。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这也是在小学最后一年的生活中让我唯一能得到安慰的地方。在我小学毕业前夕，班主任林老师被学校停职检查，听说是她和一位教历史的男老师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想当初她那样小题大做地整我，想不到她也会有今天，我心里有一种遭报应的快感。终于熬到了小学毕业考初中的时侯。我发誓要考上武汉最好的学校，不蒸馒头也要蒸(争）口气。我在要求填写的四个志愿中，第一志愿是省实验中学，第二志愿是武汉一中，第三志愿是武汉二中，第四志愿是市二十中。前三所学校都是省重点学校，第四志愿也是江岸区的重点学校。而班上其他同学没有一个敢填报省、市重点中学，最好的也就填了二十中，不少人连二十中都不敢填。因此我又多了一分得意。考中学的考场设在二十中。考试结束后同学们忙着对答案，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垂头丧气。我的感觉十分良好，特别是语文考试我最满意。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我的好朋友》，大多同学都写的是班上的某位同学，也有少部分同学写的是笔盒、书包什么的，明显跑了题。就是写某位同学是好朋友时，大多都是写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写的好朋友却有意义得多。我编造了一个遇见拖粪车的故事：说有一天，我和我的好朋友张友际（他是班上一位人缘很好的男生，写得一笔好字，成绩也不错。很多同学的作文《我的好朋友》都是写的他）一起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边说边笑时，见一辆粪车从身旁经过。我赶忙捂住鼻子，并厌恶地说：真臭。他在一旁听见后严厉地批评我的思想不对头，瞧不起劳动人民等等，并讲了一番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的大道理，使我惭愧无比，对他产生无限的敬佩，并因有这样的好朋友而感到骄傲（这又显示出我的记忆力是如何的好，考试作文的内容我现在还能记得如此清楚）。这完全是一篇跟形势的十分做作的文章，缺乏真实感，也不生动有趣。但这篇作文比起大多同学所写的琐碎小事，以及有的同学将笔盒、书包作为好朋友来写，我的作文明显在扣题和立意上，都比他们要技高一筹。考试完毕，学校放了暑假，我们毕业班的同学也不再是岳飞街小学的学生了。我们在家等通知进中学。我虽然感觉良好，但也有些揣揣不安，不是担心自己考得好不好，而是不知道会被哪所学校录取，在家玩得也不太安心，盼望入学通知书早点到手。终于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看书，突然听到楼下有邮递员在喊：“有郭小宁的挂号信!”我赶忙放下手中的书，飞快地跑下楼，迫不及待地把信拿过来。拆开信封一看，果然是录取通知。油印的录取通知书上赫然写着：“郭小宁同学，你已被武汉市第二中学录取，请予某月某号到学校注册报到。”上面还盖着“武汉二中”鲜红的大印。我为没被省实验中学及一中录取有一点失望，但能上省重点中学还是很高兴的。我的苦日子终于熬出了头，在我面前又展现出一片光明。后来，我了解到，岳飞街小学六年级四个毕业班的一百多位同学中，只有三个人考上省重点中学，也都是武汉二中，而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我既为学校赢得荣誉（这也是我自己现在这样说，当时学校根本没有当一回事，不像现在还要张贴出大红喜报，以示本校的教学师资力量如何强大），也为自己争得面子，终于出了口恶气。小学毕业宣布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的结束，面临我的将是一个全新的生活。回顾我的童年和少年，物质生活虽然贫乏，但精神生活还是很丰富的。那种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乐趣。这是现在的小孩完全不可能享受到的。没有家长和老师的高压督促，没有那么多的培优班、提高班，不用背沉重的书包，不需要做永远做不完的作业，在玩玩闹闹中，我不是也能取得好的成绩，考上重点中学吗？还是前面说过的那句话，一个人的聪明和悟性主要是先天的，勤奋只是第二位。什么苗就结什么果，不能强求。所以，在对我自己的小孩的学习教育上，我基本上还是采取任其自由发展的方式，课外兴趣的培养，我倒是下了一点功夫。对其今后的发展，采取“花开花落两由之”、“顺其自然”的态度，这是我一贯的观点。小学同学逸事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班不少同学的名字。看见这一个个名字，我都能记得起他们的相貌，以及发生过的一件件往事。陈修强—住在黎黄陂路与胜利街的交口处，家里摆了个水果摊。他长着一副圆圆的脸，一双大大的眼睛。他的哥哥骑自行车可以在放双手的同时，弯腰从地上捡起东西，让我羡慕不已。我晚上在同学王萍萍家所住的兰陵路中南剧场对面兰陵村二楼家里的平台上做作业或游戏时，经常可以从凉台上看到陈修强胸前挂着一个木制的冰棒箱，在等着看电影的人群中穿梭，听到他“冰棒，美的牌冰棒”响亮的叫卖声。周兆武—家住兰陵路上的楚善里中，个子不高，总是显得很稳重、很成熟。他的无线电玩得很好。我们曾在一起装矿石收音机，装好后，他又帮我在家里的天花板上用细铜丝拉室内天线。当耳机中传出微弱的“小喇叭开始广播”的播音员的声音时，我真是兴奋不已。他成为我最好的朋友，甚至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在我一点也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他向班主任林老师告我的黑状，把我整得好惨。使我在年仅12岁，就体味到被人出卖，特别是被所谓的“好朋友”出卖的那种打击和彻骨的痛。后来在看鲁迅的杂文时，对他写的“敌人的明枪并不可怕，就怕从朋友阵营中放出的暗箭（大意）”感受颇深。林泽斌、郑惠川、方地—他们三人都住在中山大道与兰陵路和黎黄陂路相交的中间这一段路上，这一带都是两层楼的老房子，楼顶有天窗，可以从窗口爬到屋顶玩。他们三家住处紧连，是邻居。我与他们在一起做作业的时候最多，在一起玩的时间也最多。林泽斌家楼下是一间大而敞的堂屋，好像是用作收废品。在这间堂屋里玩耍时，我的脚还被装在麻袋里露出尖尖的玻璃碴划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我还在他家里用贴有红、黄、蓝等颜色的玻璃纸的纸眼镜看地图，将几种颜色分别重叠起来，看到地图的颜色发生不同的变化，很是有趣。&一次，我们在他家玩时，从他家的天窗爬出去，爬到隔壁的人家房顶，将他家马桶中的大粪装在一个盒子里，用绳子系好，从这家人的天窗吊放下去，然后想象这家人回来看到家中的天井上方吊着一盒大粪时的表情，得到一丝害了人又未被发现的快感。郑惠川是班上的中队长，胖胖的，眼睛大而微凸。属少年老成那一类人。后来好像在运输公司开长途汽车。方地是留级留到我们班上的年纪最大、成绩最差的学生。大家都说他小时候生病时吃过朱砂，所以有点愚笨。他跟我的关系一直较好。在学习小组中，他几乎每次都要抄我的作业。小学毕业被录取到当时称为流氓学校的八中，后中途辍学，去了161医院当了一名男护士。我参军后跟他一直有联系，还给他寄过灰军装。我部队复员分配工作时，他也帮过我的忙。参加工作一段时间后，往来慢慢中断了。朱文军—家住兰陵路到中山大道交叉口的兰陵村，属流里流气那一类人，成绩极差。在班上男生中，唯有他不听从我的，我曾指使同学追打得他满街跑。一次休息在家时，他顺着下水管爬到我家二楼的窗户口，看到家里有一群隔壁邻居的女孩子在玩耍，到学校后大肆宣扬我跟姑娘伢玩，让我很没有面子。读中学后，一次在体育馆游泳池排队买游泳票时，见他和几个流里流气的人在一起。他看见我后，互相都没有打招呼，他指使那几个流里流气的人在我身边挤来撞去，我心里有点害怕。他们挤了一会儿也就走了。文化大革命中，听说他因耍流氓或是盗窃，被公安局送劳动教养。王祥康—一个瘦而高的男生，在班上默默无闻，成绩较差，属最不起眼着那种人，后来我看见他在家小副食店踩三轮。王萍萍—班上女生的大王，皮肤稍黑，眼睛大大的，个子在女生中算比较高的，比较活泼。她家住兰陵路中南剧场对面的兰陵村，父亲是医生，家里挂有人体骨骼的架子。看着有点瘆人。我就是在她家玩过“蒙眼抓人”的游戏，被周兆武告状后挨整。后听说她下乡后抽到武汉保温瓶厂工作。张友际—家住兰陵路16号武汉食品厂宿舍，是班上的好学生，在同学中威信也很高，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升学填志愿他填报的是二十中。我认为凭他的成绩是完全可以报考更好一点的学校，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这个胆量。我和他也保持了较长时间的联系。知青下乡时，他回了湖南老家，后留在长沙工作。他曾给我写过信，后来断了联系。刘道伟—家住兰陵村，出身工人家庭，毽子踢得特别好。他比我晚一年当兵，也晚我一年复员。一天，我在兰陵路口碰到他，他得意地告诉我他在部队入了党，分配在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工作。后来就一直没见着面了。杨&&坤—家住洞庭街一栋老式洋楼里，瘦瘦长长的个子，有一副上海小少爷的打扮，衣着整齐，头发总是梳得油光水滑，一丝不苟。他的家庭环境较好，但学习成绩较差。我和他也经常在一起玩。景向生—长着一副圆圆的脸、圆圆的鼻子，鼻子很软，似乎没有鼻梁骨。大家都叫他“橡头鼻子”。1972年的某一天，他突然找到我，要求在我家借宿一晚，我答应了。我不知他到底在做什么，他也没有告诉我，使我对他怀有警惕，第二天走后再无音信。王德华、鲍鸣初、胡三毛、陈德华—都是住在我家后面一个叫新华村的贫民区里的孩子。新华村原来也是洋房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轰炸武汉时，这片房屋被炸，成为一片残垣断壁。一大批贫民在此地搭盖简陋的窝棚，形成闹市区中的一个贫民窟。与周边的洋房形成强烈的反差。鲍鸣初的母亲一次给他送过早的东西到学校，她不顾学校正在早自习，在走道上扯起喉咙大叫他的小名“苕货”，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胡三毛是个极男性化的女生，粗鲁、莽撞，不修边幅，成绩极差。&&&陈德华是一位长得十分清秀又很干净的女孩，与她生活的环境极不相称。&&&&王德华则是一位个子高高、比较壮实、五官端正的男孩子，为人处事也比较稳重，其它就印象不深了。王重贤—与她的名字一样，是一个安静、端庄、贤惠的女孩。当时我就想过以后找女朋友就要找她那样的。吴&&健—住胜利街和兰陵路的交叉处的一个巷子里，他吹嘘家里有一把小手枪，但我们从来也没见过。安智和—一个不出众、成绩也不太好的男生，住楚善里。他与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余智平是亲戚，所以我读中学后跟他还有联系。俞强干—一个满口乡下话的老实的男孩，住兰陵路兰陵村，其余就没多少印象了。胡志超—住胜利街与黎黄陂路和兰陵路相交段之间处，与陈修强家对街相邻。父亲好像是牙医。他的姐姐是我二中的校姐，比我高一届。我进二中，学校选大队委，我是候选人之一，她发动班上及同年级的同学投我的票。季忠义—家境殷实，他家在洞庭街一个里弄里有一栋的两层楼的私房，家里有不少好玩的东西。特别是见过他家的一颗不大的玉石珠子，从珠子中间贯通的针眼大的小孔中，仔细观看，可以看见里面有彩色的菩萨图像，很是神奇。翁寿婷—一个个子高大健壮的女孩，之所以记得她的名字，是因为觉得她的名字像位老人。唐民宪—脸上有麻子，一只眼珠的瞳孔正中有一大块白斑，一只脚还有点微跛。我们叫他“麻瞎跛”。他的家境好像特别不好，长年总是穿一身旧得发白又打了不少补丁的衣服，但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他肯定有一位会持家的好母亲。王腾皇—二年级时的班主席，长得很清秀，又很文静，男孩子都叫他“假姑娘伢”。他深得老师和女孩子的喜欢。我跟他同学不到一年，他就转学走了。
发表于： 13:05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级别: 总纂
发帖: 19442
威望: 27323 点
金钱: 1 RMB
所在城市:北京
在线时间:6149(小时)
引用引用第2楼钢铁石于 10:24发表的 : 版主：如何以连载的方式发表，请告之
连载方式请点击其实就在置顶的文章中，置顶的文章主要是一些介绍和使用方法，您可以都看一看。
人生何时不迷狂 正心诚意修非常 道体玄通无为处 佛性妙谛真如藏
发表于： 13:35
级别: 长老
威望: 122 点
金钱: 0 RMB
所在城市:武汉
在线时间:38(小时)
三、中学生活 红二中 1963年9月，我进入武汉二中读书。 武汉二中位于汉口中山大道三元里附近。学校始建于1946年，1951年确立为湖北省重点中学，1953年确立为中南行政区重点中学。有段时间，二中只招收男生，称“二男中”。在我进校的前几年，又改为男女混校。 武汉二中因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取得过显著的成绩，又称为“红二中”。二中学生的校徽也独树一帜，是红色的。当时，武汉市的其他学校包括大学，只有老师才配带红校徽，对于我们二中的学生来说，能配戴红色校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走在街上都会引起别人的注目，很是骄傲。 武汉二中长年来，不但在高考的升学率上排名武汉市各中学的前茅，而且在体育项目上，也有优异的成绩。特别是篮球项目，长期占据着武汉市中学生篮球比赛的霸主地位。学校篮球队中有几个人还是经武汉市业余体校培训的队员。1966年，我读初三时，也被选入校篮球队，正准备代表武汉市中学生参加在青岛举行的全国中学生篮球比赛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比赛取消。 武汉二中在德、智、体全面发展上，是武汉市各中学的典范。 一进校门，就可以在右手边看到一片不大的植物园地，里面种了许多不知名的树木和花草。我只记得其中有薄荷。因为我曾摘过它的叶子，用手搓揉碎后，满手都是薄荷的清凉香味。 学校只有一栋呈“L”形的狭长的三层楼的教学楼，这栋楼房解放初就存在，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红瓦铺就的屋顶，室内铺设着木地板。由于年数久远，木地板已经开始破损。老师的教研室和学生的教室都在这栋楼里面。 学校院内有一个很大的操场，沿操场四周是一圈跑道，跑道中央又分为两个区，一边是一个足球场，靠教学楼一边则是三个并排的篮球场。足球场前面靠教学楼有一个大的司令台，司令台后方是学校的大礼堂，大礼堂旁边的一排平房是学校的校办工厂，专门生产灭火机。我们的劳动课经常安排到校办工厂去劳动，帮助做一些翻砂、换药等事情。 操场顶头的一角，还有一个不大的游泳池，游泳池长25米，寛15米。在当时，中学内设有游泳池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二中在众多中学中独有游泳池，说明二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夏天，我们的体育课中就有游泳的内容，这对我们喜欢游泳的学生来说，真是太幸福了。 紧贴跑道的后面，还有两条狭长的两米多高的土坡，土坡下面是防空地下室。土坡后面，还有一块不大的运动场地，设有单、双杠、杠铃等体育锻炼的器具。食堂和厕所也在这一片。再往后，是学校的院墙。院墙外面，是京广线的铁路。现在这条铁路已经改道废除了，原来的铁路线被修成京汉大道。 开学第一天跨进校园，迎面看到的是满操场的高年级的师哥、师姐们。他们有的在围着操场跑步锻炼，有的手捧书本，边走边读。连小土坡上都坐着不少人在埋头看书。这一片认真学习、热气腾腾的景象深深地感染了我。作为刚进初中的新生，从狭小的小学校园走进如此开阔、漂亮的新环境，一切都是那样新鲜，眼睛都看不过来了。 我为自己能成为二中的一员感到无比自豪。 又当了大队委、班主席 我们这一年级共有四个班，每班五十人左右，我被分到初一（三）班。 班上的同学聚在一起，互相都在打探对方在小学的底细。我知道同学中有不少人在小学时都是班干部，是各个小学的佼佼者。而岳飞街小学只是一所没有几年历史的新学校，而且学生也是各个学校中比较差的转过来的，在武汉市的小学中根本排不上号。我在小学时的那点优越感放在新的环境中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心中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开学不几天，校团委要改选少先队大队部。因为我们这些新生都还戴着红领巾，初二的学生中没有加入团组织的，也大多是少先队员。在校团委公布的大队委候选人名单中，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名字也赫然在上，同学们向我投来的惊奇和羡慕的眼光。 我怎么会成为候选人？也许是我的升学考试的成绩特别好（这种可能性有，但不会很大，比我成绩好的肯定大有人在）？或是小学转过来的档案鉴定中有我长期担任大队委和班主席的记载（好像理由也不是很充足，同学中相当多的人在小学时都担任过这些职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在小学五年级时受到批判、撤销职务的事情没有记录在案，“三角三”这个羞辱的绰号从此就和我告别了。 通过投票，我顺利地当选为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委。由于有这个基础，在班上，我又顺利地被选为班主席。 第一炮打响得如此突然，让我都有点手足无措又兴奋不已。我能这么偶然地从众多的优秀者中脱颖而出，继续了我长期担任的班主席和大队委的职务，我只能归结为运气好。我真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由于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也由于进入中学后环境的变化，我的思想仿佛在一夜之间变得成熟了，也可以说是出现一个飞跃。我暗下决心：要尽力向大家证明我确实很优秀，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政治表现上我都会做得比别人更强。 初一（三）班 时间不长，班上的新同学们很快就熟悉起来。看来我刚进中学时的有些判断是不够准确的。在我们这些新生中，并不都是凭成绩优秀考进来的。 我们班五十几个同学中，主要分为三块： &一块是干部子女，包括市委干部和军队干部的子女。军队干部的子女又统称“革干子弟”。这些人中，有当时的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的儿子宋小迪、市委组织部蔡部长的儿子蔡前进、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姚喆中将的女儿姚稚英、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戴克明少将的儿子戴晓宁等。他们大多是凭父辈的显赫地位无条件安排进来的。不过学校在照顾关系的同时，还是尽力把了一点关。如：由于八一子弟学校在我们进入中学前后被撤销，原来就读于八一子弟学校的革干子弟们全部被打散，就近分配到他们住地附近最好的学校。武汉二中在接收八一子弟学校的这批革干子弟时，大多是降一年级安排，这些革干子弟也都愿意。他们也知道，凭他们在八一子弟学校读书的成绩，要跟上武汉二中这样的省重点中学的进度是很困难的。与其不留级跟着拖，还不如再重读一年，起码在成绩上不至于太难堪。 第二块是工农子弟，以头道街一带工人居住区的工人子女为主。这些人因为家庭成分好，苦大仇深,就近安排入学的。共产党办的学校不为工农子弟服务还为谁服务？学校教学大楼的墙上就写有“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醒目的大红标语。这在那个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学校作为政治任务来安排这一批工农子弟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 第三部分是其他子弟，这部分人员的成份比较复杂，包括地方及企业干部家庭、知识分子家庭、职员家庭、自由职业家庭、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子女们，主要来自武汉市闹市区。只有这拨人才是真正凭实力考进二中的。所以，班上成绩好的也大多在这批人中间。 其他班，包括学校其他年级的学生组成，和我们班的情况大体一样。 干部子弟，特别是革干子弟中，多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也存在较明显的骄、娇二气，这拨人中，不乏有成绩优秀者，但大多数成绩平平，甚至很差。除了上学在校，放学后他们很少与其他同学在一起活动。工农子弟则比较朴实，有的还略显寒酸，成绩普遍不太好。其他家庭出身的子弟则显得更有教养，兴趣更高雅，爱好更广泛，同时也比较谨慎，成绩也普遍要好得多。 入团 我担任班主席后，要求入团是我的迫切愿望和努力的最大目标。 班上在初一下学期开始发展团员。最先入团的是一位叫苏传娣的女同学。她的家庭出身是工人，原来在小学时也长期担任过班干部，她年龄比较大，长相比较老气，我们都叫她“苏太婆”。她的社会活动经验丰富，又热心快肠，同学关系很好但成绩不是一般的差。她入团后，又担任了校团委的委员。 第二个入团的是朱家平，也是工人家庭出身，父亲在跑重庆的轮船上当厨师。朱家平也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在班上同学中的威信也很高，但成绩也不是太好。他入团后，担任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1968年，我们一起当兵并分配在一个连队。我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于1997年患病去世，去世时年纪还不到五十岁。英年早逝，十分可惜。 第三个入团的是魏东林。他是革干子弟，其父亲当时的军衔是少校。在当时革干子弟中，他父亲的军衔是较低的。他长得腰圆膀咋，有一身蛮力气，在班上义务劳动时是一把好手，但学习成绩极差。 班上已经有三个同学入了团，我心里是既羡慕又着急。作为班主席，我在班上各方面的表现毫无疑问是很突出的。而且我早在初一下学期开学不久，我刚满满15岁够入团年龄时，就第一批向校团委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但一次次的发展团员却还没有我的份。 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我迟迟不能入团的最大原因就是家庭出身职员和有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的历史污点。 读小学时，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因家庭出身问题影响到我入队和担任大队委、班主席。但进入中学后情况就不同了。需要填写的各种表格中都有家庭主要成员及其亲属中的政治面貌和有无历史问题的栏目，这些都是需要老老实实向组织上交代清楚的。我是在填写表格时询问母亲才知道父母亲解放前都有历史问题。在我前景一片光明时，突然知道家庭的历史问题，对我的打击是沉重的。我多羡慕那些出身好的同学，心中也有点怨恨为什么老天爷要安排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对出身是很讲究的。虽然共产党一直强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有成份论、不惟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等，但这些口号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政治歧视性。 对我这样出身不是很好的人来说，在政治前途上就要低人一等。除了在选择大、中专等学校和专业上，一些军事院校和其他学校中涉密的专业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是没有资格报考的。就是在要求加入党、团组织时，也需要接受组织上的长期考验，需要与家庭划清界限，需要向组织汇报思想，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已经脱胎换骨来取得组织上的信任等等。这个长期的思想和行动的改造过程，对每个要求进步的人来说，心理上是一种折磨，压力十分大，思想包袱也特别重。 而“红五类”出身的人生下来就有了一条光明大道，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和“自来红”的思想，使他们中的有些人（主要是军人家庭出身的革干子弟）显得格外的高傲。他们嘴上虽然不说，从他们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出身不好的那些人的轻蔑和不屑。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暴露得更充分。 家庭的历史问题成了我心中不能抹去的痛，就像阿Q头上的那一块疤。阿Q听不得别人说“癞”、“疤”之类的话，甚至听到“光”、“亮”之类的词都会恼火。我最不愿提起的话题就是“家庭出身”，一谈到家庭出身我就英雄气短。 要求进步的迫切愿望和家庭问题的沉重包袱使我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家庭历史问题”是我心灵深处最敏感的地方，它被我包裹得严严实实，生怕被人触及。 &&&&一天，苏传娣和朱家平代表团组织跟我谈话，说团组织正在考察和培养我，要我提高对父亲历史问题的认识，向团组织写出思想汇报，并要经得起团组织的考验。 回到家里，我挖空心思回想父亲的点点滴滴，想向团组织写出一份认识深刻的思想汇报。因为我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从小他就没有怎么管我们，我跟他也几乎没有思想交流，确实没有什么可写的，就将我们睡觉的房间里墙上贴的由我父亲画的小虎子、知心姐姐、小灵通、动脑筋爷爷，并配上“好好学习”四个字的画，被我在思想汇报中上纲成只要我们“专”，而不提倡“红”。因为毛主席的原话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父亲只引用了前半句。（小虎子、知心姐姐、小灵通、动脑筋爷爷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四个漫画人物，相当于现在的“蜡笔小新”什么的。小虎子是爱劳动、做好事的象征；知心姐姐是交心谈心、做思想工作的象征；小灵通是关心国家大事的象征；动脑筋爷爷则是学习知识的象征。） 我给母亲看了我写的这份思想汇报，她的脸色明显表现出不赞同，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她没有阻止我这样写。我将思想汇报上交给团组织。 现在想起这些往事，觉得挺对不起父亲的。从中学入团到参加工作后入党，每次涉及到自己的进步时，都要把父亲的历史问题违心地拉出来批判一番，以表示自己和他划清了界限。 其实父亲也挺不容易的。他经历了解放后的各种运动，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更多。特别是在我小学毕业前后，他又从民航系统给“转业”出来，后来又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的冲击，他的精神上的压力不知要比我的大多少倍。而我们做子女的还不能体会他的心情，反而对他那么一丁点的所谓“历史问题”多有责怪、埋怨、甚至批判。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要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但愿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965年初，进入初二上学期不久，我终于在班上第四个入团了。 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