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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女孩的下坠人生（来自博客天下）
泡沫人生的迷惑——汪峰
他们将你狠狠地遗弃在街口
流血的脑袋出现混乱的幻觉
你是否在怀疑你拼死的付出
是否再一次质疑坚守的信仰
你从没得到肯定
也从没获得满足
你有的只是卑微的
泡沫人生的迷惑
你从没得到肯定
也从没获得满足
你有的只是这铺天漫地
卑微的泡沫人生的迷惑
你思考着一整箱糟糕的人生
就象被一万个冷血杀手撕扯
从孔子到黑格尔都无法拯救
你伟大人格中那龟裂的伤口
你从没得到安慰
也从没获得释放
你有的只是卑微的
泡沫人生的迷惑
你从没得到安慰
也从没获得释放
你有的只是那无边无际
卑微的泡沫人生的迷惑
真的需要更高的股票指数吗
真的需要更多的摩天大楼吗
真的需要更贵的有偿爱情吗
真的需要更深的限量悲悯吗
你从没得到答案
也从没获得指引
你有的只是卑微的
泡沫人生的迷惑
你从没得到答案
也从没获得指引
你有的只是那如影随行
卑微的泡沫人生的迷惑
科研经费的灰色利益链
(来自《南风窗》)
& & 从来自各个不同单位和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叙述可知，按照正式的国家规定，他们个人和周围同事的科研经费使用普遍存在许多不合规之处，充满着灰色。
　　作者：本刊记者 覃爱玲 发自北京
　　最近，科技部部长万钢炮轰科研经费腐败严重，再次引起了社会对财政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关注。
　　《南风窗》记者选择了几位普通的科研人员，向他们了解关于科研经费申请和花费的最普通经历。从来自各个不同单位和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叙述可知，按照正式的国家规定，他们个人和周围同事的科研经费使用普遍存在许多不合规之处，充满着灰色。
　　我们无法肯定这几位采访对象所讲的情况就代表了科研经费的普遍情况，但问题之严重已不容忽视。当少数人违规时，应该处罚的是个体，而如果许多人都这样靠灰色方式来运行，灰色收入成为许多人的常规收入的一部分时，也许，真正该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科研人员都无法正常利用现有科研经费做出有益社会发展的科研学术成果，而只能长期生活在这种灰色地带之中？
　　&有的骗钱，有的累死&
　　张宇（化名）是某国家级科研机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他的印象中，即使在同一个所内，因为研究领域、资金来源和具体项目等不同，资金使用的浪费和效用也存在巨大差异。
　　他所在研究所的研究领域主要分四大块：基础学科考核的主要是论文，成果质量完全靠研究者个人把握，有好有坏；生物学，尤其是微观生物学，被他认为&最容易骗人&。他的一个朋友申请一个科研项目并写了相关论文，曾对他说，&就是骗国家点钱花吧&。美国人写的同类论文，发表后国内当天即能看到，相比之下，国内同行写的许多东西是没有实际用处的；而在资源环境领域，普通的情况是，&100块钱中有80块是被浪费或被挪用的&；高技术学科领域内则浪费最少，&投100块，真正用上的能占一半以上&，这有两大原因：一是这个领域为了研究要购置的东西较多，必然需要花费一部分钱；二是研究出来的东西要有实际用途，也使得工作必须要用心。
　　而就各种不同渠道的资金而言，他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相对比较公正，一是对于申请人的条件限制小，从事相关科研的人员都可以申请，且主要由业内专家评审，相对较为公正。而来自科技部的资金，则因为一些体制性的原因，实际中的使用并不太尽人意。
　　比如，科技部的主要导向是要出政绩，设了许多要得比较急的课题，且相关的官员有很大权限：在初审时官员就能按照自己的偏好确定项目，虽然此后也要进行专家评审，但评审后还要经过预算阶段，这一关还是由相关官员决定。这意味着，即使专家评审通过了，相关官员也能以&预算有限&不给钱。张宇本人就遇到过好几次类似情况。
　　另外，从进入门槛而言，虽然科技部的项目按照规定也是相关科研人员都有资格申请，但在实际中，由于它是将名额下放到各个单位，每个单位名额有限，所以单位里能拿到课题的基本只有学霸和领导，&如有两个课题，往往是一个院士得一个，所长或副所长得一个&。
　　具体到经费的使用情况，张宇表示，目前普遍存在的科研经费挪用，不能光说科研人员不好，因为现在科研人员的基本工资很低，还有助手、学生和聘用人员的工资和劳务费用需要发放，这一部分应属合理挪用。另外，由于按照目前的经费管理，只能报销某些科目，一些的确需要花费的钱没有列入科目之中，只能列入一些管理较松的项目中报销掉。一些不合理的费用主要出现在采购和会议方面。购买器材的价格水分可能比较大。会议也可能有很大问题。据他所知，从会议费用中抽取至少20%的回扣，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
　　令他感慨的是，在这种体制之下，有的科研人员可以轻松应付并拿到大笔经费，&基本是骗钱&；另一些科研人员则须面临经费管理和研究成果的双重巨大压力：他认识的同行中，有搞高技术研究累死的；9月份，一位大家平时觉得&很老实&的国家级课题项目主持人跳楼身亡，传言即是因为面对审计，说不清自己项目经费的花费。
　　主要不是贪掉，而是浪费掉了
　　李宏（化名）是某部委下属研究院的中层管理人员，5年来连续主持一个总额为200万元经费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他的切身感受是，各个研究单位的经费管理具体差别很大，但就他自己所在的单位而言，这些经费主要不是被挪用或贪污掉了，而是&被浪费掉了&。
　　他表示，像自己所在的这样较老的部委下属单位，财务制度较严，很多财务人员自己也是做科研出身，比较大额的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要&套钱&，套不了多少，所以经费主要不是贪污了，而是浪费在各种不必要的活动上了。
　　由于按照规定，项目经费只能用在餐饮、车票、住宿和成果出版等几项主要花费上，为了&正当&地得到这些票据，就必须常去郊区的度假村，或者时而去丽江和三亚等地&开会&。吃一顿饭一两千块。有时出去也会带着家人一起去。
　　李宏表示，同时，研究人员的基本工资非常低，好几年都没有涨过工资了。他认为，作为主要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科研究经费，没有给课题人的劳务费用，而是规定都必须花在这种&吃住行&上，是非常不合理的。
　　在这一点上，一些企业课题就显得较为合理，因为这种课题会专门留有20%左右的劳务费用，所以一些研究人员宁愿做企业课题。而做国家课题，主要是为了树品牌，名声好，或者评职称，以及在单位内部的考核。这些国家课题做出来的成果最后审核也不严，很多东西并没有实际用处。
　　财务人员也拿回扣
　　王梅（化名）是中央某直属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她强调，院下属各单位的经费情况区别很大，其中除了各单位领导的因素外，各个单位会计和出纳等财务人员的个人因素也起着很大作用，具体到不同的发票可能在这个所能报，到另一个所可能就不能报。
　　同为社科领域的事业单位，与上述李宏一样，她本人所在的单位主要能报销的项目也是餐饮、住宿、交通和书报资料费等。她觉得有些规定没有什么道理，随意性很大。
　　研究课题，规定第一年要花掉一部分，过时不花掉，就要没收，只能大家去找票。一个熟悉的研究人员有几千块钱年底必须花掉，不然就收回去了，于是分了3000块钱的额度让她去买书来报销。
　　她印象深刻的是，研究经费报销跟财务人员个人的巨大关系。她单位里的财务人员对研究人员算是不错的，会经常提醒她各种要注意的财务问题，&有些东西如果财务人员不告诉你，你自己是不知道的，会搞得很累，许多事还办不了&。
　　有一次，她去报一笔发票，报之前财务人员明确提出，报完了要给拿1000块钱。她跟同事说起来，别人还觉得她这么不懂事，&你怎么还要别人开口？&
　　给财务人员一部分钱，俨然已经成为某些研究单位的潜规则。因为他们掌握着整个钱的流动，早报一点，晚报一点，或者提醒你什么东西有更大的空间，其中获益或受损都很明显。
　　至于有些人说的报销审计越来越严，她认为，道高一尺，魔高一尺，如果手上有课题费，总是能占点便宜的，平时的日常开销一般不用自己花钱，报掉都没问题。
　　找发票成了核心能力
　　李雷（化名）是某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所在的研究所账务是由专人统一报，所以经费使用这一块，关系到自己的，他印象最深的是&找发票&。
　　与上面两位社科研究人员类似，李雷能报销的发票类型也主要是书报资料、出差住宿、会议、餐饮票和出租车票几大类。&哪个课题也得花点钱，但其他的，只要能找到真发票，都报得掉。&
　　他的经验是，像国家图书馆这样大的正规单位一般发票是买不到的，一些复印店、小书店等不太正规的地方则是能买到的。餐饮和出租车票能报的越来越少，现在明显向书报和会议等方向倾斜，一般这方面的发票报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令他感慨的一点是，如今的发票越来越正规，很多营业单位跟税务机构联网，虚增发票很难开，发票成了紧缺物资，一两年前给对方3个点、5个点的回扣能很容易地找到发票，现在要7个点8个点才能找得到；另一方面，财务审计越来越严，&两头一挤压，找票能力成了核心能力&。
　　不同来源的经费管理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来自国家社科基金的钱审得松一些，&国家拨给你的，买电脑都可以&。但自己本单位的钱审得就比较严。他记得，有一次一个同事为了报所里一个1000块钱的课题费，找了一叠出租车票，结果财务就没通过，后来还是托朋友找了当地的住宿票。
　　不同的课题也不一样。最近，他参加了一个研究项目，首期下来10万元，每人分1万元，让每个人自己找发票报，结果是几个组员都只找到四五千块，还是课题负责人找了几万块才算凑满。&为了一点钱，四处找票，很不值得。&作为一个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为要经常四处找发票来领取自己的科研经费感到无奈。
　　他至少可以庆幸的一点是，自己买书可以随便买喜欢的，而他妻子是另一个事业单位的科研人员，开买书发票时，得提供书名，由于研究领域较窄，很难在其中加上非研究领域之外的其他书籍。
　　因为夫妻俩都需要发票来报课题经费，曾让一个开出租车的亲戚找过一些出租车票。那亲戚找了四五个出租车同行，一个车给了几千块钱的票，结果，他妻子也只敢一个车用了两张票。&心虚，给财务的时候，别人发现全是同一辆车的票，问起来没法解释。&以后也不太愿意问人要票，&这也是人情，人家不一定觉得你赚了多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最近发布了一项名为《中国财政科技拨款体制的若干问题与对策研究》的报告，其结论认为，中国的科技预算制度存在科技预算的编制不科学、科研投入多投、预算的管理缺乏约束、科研人力资本补偿较低等问题，建议调整科技拨款结构、改革科技预算制度、充分补偿科研间接成本等。
　　在接受《南风窗》记者的采访中，课题组成员之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汝鹏表示，研究中发现中国目前财政科技拨款体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保障性经费少，而竞争性经费相比之下过高，2005年达到80%，在2009年虽然降到60%，但仍然过高。这使得研究人员在项目申请和考核中疲于奔命；二是财政拨款中基础研究的比例很低，仅占5%左右，大量资金被用于应用化、产业化方面，而这些方面，本应该由企业或其他社会资金来承担；三是经费分散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国家发改委等10多个部委，导致重复投入和低效率。
　　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科研经费成了一条利益链，而科研人员则成了现行体制下的科研食客。纳税人已经不只是在为科研埋单，而是为一条利益链埋单。
(责任编辑：杜伟纯)原标题：科研经费的灰色利益链
南方人物周刊“年度关注”：异化的口罩村
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的职业
徐贲：告别文学研究的“室内游戏”
来源：南方周末
萨义德批判专业主义，亮出&业余者&这个身份，是因为他有本钱。&（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业余性不是不要专业主义，也不是反对专业主义，而是要在专业主义之外另有作为。许多信奉专业主义的人，自以为是&专家&、&学者&的，其实许多不过是有专业无智慧、有知识无见解的庸人，或者根本就是小心眼的知识小贩。他们的全部本钱就是那一点点专业知识，把它说成是了不起的独家擅长，不过是想奇货可居而已。
文学研究的困境
早在1941年，法国作家克洛德-埃德蒙特&玛尼（Claude-Edmonde Magny）就这么评论过文学批评的困境：&文学批评自圣勃夫（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开始，就一直被囚禁在一种两难之境中，它要么只是就研究对象做一些无用的重复，例如简述小说，用平淡乏味的散文翻译诗的内容&&要么就是躲在某种印象之中，或是褒扬，或是贬斥。&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文学研究似乎有了不少新的方法和途径，先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意识批评和存在主义批评，后来又有了神话批评、结构和解构批评、女性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等。
但是，尽管有了这些新的批评话语，我们仍然常常还是会觉得文学批评缺少某种思想睿智的光芒，缺少宽阔思维的敞亮，缺少来自现实关怀的那种震撼和冲击力。我们会觉得文学批评或研究不过是一种精致的、变着花样的、自娱自乐的游戏。
为什么会这样呢？美国学者马克&里拉（Mark Lilla）在《知识分子遇到政治》（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中似乎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回答：许多文学批评和研究并不是严肃的思想者就严肃的论题从事的写作。马克&里拉是这么说的，&严肃的思想者就严肃的论题从事的写作不是做室内游戏。他们的写作是源于自身经验这眼最深邃的井，因为他们意欲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位。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行为，包括他们的政治行为是这一探求留下的踪迹。&现在的许多文学研究之所以显得如此贫弱、浅薄、苍白、空洞、平庸，乃是因为研究者本人根本就不是为了在这种知识行为中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方位，更不要说为自己的写作行为和政治行为留下什么踪迹了。他们的写作因此变成了马克&里拉所说的那种&室内游戏&。
什么是专业主义
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室内游戏&呢？在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讨论中，这个&室内游戏&有一个名字，叫做&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什么是专业主义呢？
按照一般的理解，专业主义就是要强调专业素质，要求在专业上符合规范，有所专精，并精益求精，一句话，就是&具有专业水准&的知识。那么，什么是&专业水准&的知识呢？一般认为那就是能体现和贯彻某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或者是把握一个学科的基础原理和权威资料，经过这类&学科训练&的知识。它有较为严格的专门化研究领域和专业界限，往往用同一套语汇、方法、文献、权威、规范，并可以用这些话语记号来进行学科的自我辨认。如果这种知识被称为&专业&，那么这种知识取向叫&专业主义&。
这种专业主义有它有利的和有益的一面，但也有它不利的和有害的一面。专业主义的问题不在于专业，而在于把学术研究与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割裂开来，让知识分子只是满足于他们自己的小专业（specialty），而对这之外的事情丧失了兴趣和关心，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闲事&。
专业主义异化了，就要告别它
这些小专业的知识只能在学院里的小圈子里内部流通。但是，作为真正有眼光、有见识的研究文学和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运用的是与专业主义不同的知识，知识取向也不同。他们的知识取向不是与专业主义顶牛或对着干的&反专业主义&，而是把专业主义搁到一边的&业余作为&，这种业余性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萨义德在《世界、文本和批评者》（1983）为文学研究者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走出专业主义的研究途径，他称之为&业余性&（amateurism）。
&业余性&是知识分子与学院体制里专业主义保持距离的一种批判姿态。在主张&业余性&的知识分子看来，专业主义指的是某些学院人士在知识活动中画地为牢、自我孤立、逃避社会责任、丧失对现实的批判意愿与能力。专业主义使得知识和学术脱离现实，变得狭隘、琐屑、僵死，成为一种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和精致游戏。专业主义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用来与体制合作，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
其实，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专业主义开始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后来才发生了异化，转变到反面去了。
知识分子最初把&专业&确立为学术自身的价值，是为了用专业诉求来争取自主独立，不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威胁、控制或金钱的收买、利诱。专业主义最初强调的是学术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知识要客观真实。专业主义要求尊重真实，真实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学术之外的势力对知识的产生和传播横加干预。这本来具有争取知识民主的意义。因此，参与到专业主义中去，开始是一种进步的政治行动和反抗策略。但后来&专业化&和&专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于旧日科举制追名逐利的知识方式。
就像科举制度必须对知识士绅社会政治意识的衰退负重要责任一样，新科举的专业主义也必须对&专门学问&所包含的政治冷漠和疏离负相当大的责任。它对知识的作用和知识者的使命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兴趣。在他们的&学问&中，很难看到与现实问题相关的关怀和想法。
室内游戏的内在发展
专业化的英语文学研究与社会、政治问题距离越来越隔膜、遥远，越来越成为学院小圈子里精致的&室内游戏&，这只要看看英语文学研究在思想界几乎彻底的边缘化和不相干就可以知道。即便是这个领域中的重量级人物，他们在领域之外也是几乎无人知晓的，因为人们很难看到他们的学问和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社会目的性）之间有什么联系。
这种对&室内游戏&的迷恋的外因当然是来自官僚化体制的压力。但这种&室内游戏&的发展还有它的内在原因。英语文学的研究和文学赏析、诠释本身是一种智力活动，其吸引力足以激发和维持浸淫于其中者的学术兴趣。因此，这里存在着将手段不知不觉转变为目的的普遍现象。新的&目的&一旦产生，便产生一种新的合理性导向，以至于很难再回到它原先的目的。
萨义德反&专业主义&
而且，任何一个在大学体制内端饭碗的人（更不要说追名逐利者了），要批评专业主义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提倡体制外&业余性&著名的美国批评家萨义德，他一开始也是一个专业研究者，也不敢公然宣告他的业余性，至少是没有这么做。他的第一本书是论英国作家康拉德的，第二本书《开始：意图与方法》仍然是一本标准的关于文学研究的专著。一直要等到他出版了《东方主义》（1978）、《巴勒斯坦问题》（1980）和《报道伊斯兰》（1981）后，他才从文学专业中把自己解放出来。
萨义德批判专业主义，亮出&业余者&这个身份，是因为他有两个本钱，第一，他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专家，有内行的认可；第二，他有社会、政治批评的著作，有社会的认可。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种本钱，他都不能理直气壮地以&业余者&自居。业余者这个说法本来有点以谦虚来自夸的味道，一般的教授、专家根本没有这个本钱。
如今&专业&与&业余&的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感受到，甚至微博上也开始相关讨论，怎么看这样一个过程呢？是知识向下流动、扩散开来的必然过程，还是和中国社会某些结构性的变化相关？
业余，不是降低标准
人们对&业余&有误解，以为业余就是&玩玩&和不专精，所以向下流动、扩散，成为一般民众的普通知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里说的业余，是很有实力的那种业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就是这样。小提琴大师梅纽因说，他希望自己能像一个业余提琴手那样演奏。
麻省理工学院的莱特曼（Alan Lightman）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他业余写了一本叫《爱因斯坦的梦》（Einstein's Dreams）的小说，在全世界畅销。莱特曼要探索的是何种灵感，让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改变了当时世人的时空观念。书中描写的就是猜测爱因斯坦在这段时间里所做的&梦&。有人对此书这样评论，&这个&梦&是三十篇有关时间的故事，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空，流动着不同的人生故事。有时是用雕刻的艺术，把时间凝成永恒的石像。有时用图画的艺术，把时间绘为缤纷的落英。有时用音乐的艺术，把时间谱为一曲悠扬的歌，唱来哀乐却不由自主。有时用灯罩上的虫蚁来写轮回的时间，爬了半天，回到原位；有时用河流中的聚叶，来写淤塞的时间，漩于角落，再出不来。时间如丛立的镜面，影像复制成千，重映成万；时间如枝头的小鸟，人们想捉而捉不到，但捉到时鸟却立即死亡&。这种对人与时间关系的思考，是很有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业余&。
中国人把&业余&理解为&降低标准&是因为不大有机会见识高水准的业余。捷克人在家里跟朋友一起演奏室内乐，就像我们国人在家里的打麻将一样，虽然是业余，水平是一点不低的。
业余性不是不要专业主义，也不是反对专业主义，而是要在专业主义之外另有作为。许多信奉专业主义的人，自以为是&专家&、&学者&的，其实许多不过是有专业无智慧、有知识无见解的庸人，或者根本就是小心眼的知识小贩。他们的全部本钱就是那一点点专业知识，把它说成是了不起的独家擅长，不过是想奇货可居而已。
专业主义起&拉平&的作用
不管话说回来，一直到今天，也不能说专业主义一无是处。专业主义的好处是起到&拉平&（equalizer）的作用，不是拉平起跑线，而是拉平终点线。以前，学问的高低与家庭的文化背景有极大关系，受&幸运&因素的影响特别大，谁如果幸运地能从小在家里学好两三门外语，广泛涉猎中外古今的书籍（并不需要读得太精），就能比没有这个条件的同龄人占先许多，因为少年时代没学到的东西，以后一辈子花大功夫也未必能学好。
你去看看西南联大的那些名教授，差不多都有这种起跑线优势。在古代那就更是如此了。西塞罗少年时代，罗马已经有了拉丁文的修辞学校，但他还是一定得到更高级的希腊文修辞学校去学习。昆体良跟名演说家阿弗尔（Domitius Afer）学习修辞。他们的资质当然都很高，但能在同代人中鹤立鸡群，又何尝不是因为赢在起跑线上？
有了专业主义，情况就不同了。没什么文化家庭出来的孩子，只要小学、中学、大学一路上来，把课堂里的那一点功课学好了，考上研究生，把硕士、博士学位拿到手，得到个大学里的职位，升到教授、博导并不是太难的事情，这叫按部就班、水到渠成。
在这个终点线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专业，每个人都是专家，他们安守一隅，兢兢业业，在专门知识的范围内授业解惑，是大学里最适宜的劳动力。办了那么多大学，招收了那么多学生，要想每个教室里站一个像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根本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现在的学生的知识量和知识面就这么一点，他们上学也不过是为将来在劳动市场上找一碗饭吃，并不是要当什么学问家。
这种时代的变化，不是知识分子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艾略特（T.S.Eliot）嫌大学生素质太差，建议把大学生人数砍掉三分之二，也不过是说说气话、发发牢骚而已。今天的大学生比那时候又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没有专业主义下培养出来的大学教授，一大半的大学都得关门，这么多的年轻人到哪里去上大学？专业主义至少还有这点好处的。
目前的专业已经太细致了
但是，我们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研究生，不可能指望能把专业越来越小地传递下去，目前的专业已经太小，太细致了。你写了一个关于某作家的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一辈子没有长进，成了这个行当里的&专家&，除此之外，其他的知识非常贫乏，甚至完全没有。
即使在&教书匠&这个低标准上，这种狭隘专业的教师在英语系里也不可能成为好的教师。好的教授可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18世纪苏格兰思想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写有《国富论》，但并不是我们今天专业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学教授&。1751年，斯密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并在1752年改任道德哲学的教授。他的讲课内容包括了伦理学、修辞学、法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治安和税收&的领域。在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一书，把他在格拉斯哥讲课的一部分内容具体化了。
在当时，这些研究的发表使斯密获得了广泛名声，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人类如何透过中介者和旁观者之间的感情互动来进行沟通，也就是个人与社会其他成员的互动。他的分析不仅富有创见，而且非常有文采。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教授们是知识兴趣广泛、学识眼光宽阔、思维敏捷睿智的饱学之士。他们活动的学术领域，就像以前有钱人家的大四合院，让主人可以在里面闲散地走来走去。慢慢地，大四合院被好几个人家分别占领了，你住北屋，我住南屋，各住各的，别人不能随便进入。后来，住的人更多了，搭了厨房，又建了小屋。原本宽敞的院子没有了，在原本是共同的空间里，人们各自画地为牢、绝少往来、互不越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现状。下一代的学生还能在这样的研究空间里有什么发展呢？
提倡越界作业
好的文学&&真正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文学&&不能不具有公共的或人文意义的文学。文学的公共性与作为社会中人的作家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作为公共人物的作家，便无法有效地讨论文学的公共性或公众影响。
文学是人的思想和创造的结果，是思想者个人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公共群体中与他人共同拥有生存世界的方式。作家选择了文学这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不只是出于审美或艺术的理由，而且也是因为，文学创作本身体现了人的公共生活和行动特征。
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生活、介入与他人共同生活世界的方式。这也同样应该成为文学批评的方式。在从事这样的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时候，真正有眼光，有见识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者运用的是与专业主义不同的知识，知识取向也不完全相同。他们的知识取向不是与专业主义顶牛或对着干的&反专业主义&，而是一种经常会把专业主义搁到一边的&越界作为&。学术研究的越界作为不仅不会削弱专业素质，而且还会帮助提高专业水准，因此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研究取向。
韩戍：人物、观念、思潮：2012年近代中国思想史阅读回顾
周保松：要求正义的权利
《东方历史评论》：启蒙、革命与自由
傅杰：八卦碎片——忆朱维铮先生
　　&最后一课&日，朱维铮在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三楼为本科生上最后一课：&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
朱维铮大学毕业照
文/傅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朱维铮先生逝世转眼已经一年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怀真集》，是献给朱先生周年祭的纪念文字。
　　朱先生作文不喜欢用&真相&一词，而择&实相&，他说：&我的文章不用&真相&，因为你看到的只能是一个方面。&实相&是真相的一部分，它与真相不同。&《怀真集》所收近70篇文章，是每位作者从自己角度和切身感受写下他们认识和记忆中的朱先生，傅杰先生的《八卦碎片》是其中一篇。
　　第一次见到朱先生是1986年6月。
　　当时我是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浙江从省政协到杭大等多家单位联合举行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我的导师姜亮夫先生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在沪上又问学章门，我去参与会务。
　　那次并没有跟朱先生说上话，只记得他的报告是论晚年章太炎的。他闭着嘴都不是混在人堆里就找不着的主儿，何况开了口？所以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持论则精悍有力量，模样则凛然有傲色。
　　见到朱先生前，其实早闻其名。除了文章，1984年出版的朱先生编定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是我已经购阅的；1985年出版的朱先生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更是我反复熟读的。
　　硕士毕业后，我留在古籍研究所担任亮夫师的学术助手；同时应郭在贻师之命，接任他在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训诂学课。当年的学生、现在已是浙江大学中文系文献专业负责人的陈东辉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在课堂上向他们推销《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并说虽然二书后出的版本甚夥，但他现在给学生首荐的，也还是朱先生的校注本。
　　其后拜读《历史研究》第四期蔡先生的《王国维的学问、思想及死因》，文中叙及：
　　二十年代与王国维同事的赵元任，斥王为&此人无学问而滥竽院中&，却又过甚其词，没有任何根据。王国维是一个对青年学子循循善诱的好教育家。我向他请教有关经学文学问题，他总是很虚心和善地多鼓励我。赵元任说他&时时有不满意同学处，亦一怪人也&，我倒一点也不觉得。
　　所引赵语，标明都出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所载陈守实先生的《学术日录》。
　　我闻不如是。
　　原文一清二楚地记述：王国维自沉后，同仁与门生都为在清华筹建纪念坊而捐款，&教授中唯赵元任不肯出，此人无学问而滥竽院中，且时时有不满意同学处，亦一怪人也&。
　　把这段材料抄示《历史研究》，于是第六期刊出了蔡先生给编辑部的信：
　　拙作《王国维的学问、思想及死因》一文引陈守实先生的《学术日录》，以陈评赵元任之语为赵评王国维之语，此一则史料确实&有误&，是我疏忽。承杭州大学古籍所傅卓荦同志指出，请《历史研究》立即照登，至感至要，并声明将有关十句作废。
　　再见到朱先生，已是六年后了。
　　王元化师复出后，曾一度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尤其是《中国文学》卷的工作，亮夫师是先秦文学分支主编，因此时有联络，元化师还来杭州担任过亮夫师博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
　　1992年秋，由亮夫师推荐，我到元化师兼职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成为元化师最后一个博士研究生&&而朱先生正是&王府&里常见的座上客。
　　朱先生在《元化先生二三事》中回忆，还在学生时代就读到了胡风集团材料按语中对元化师的凌厉谴责，后来又听导师周予同先生提起熊十力晚年寂寞，常去看望的就是周先生和元化师，直到在周先生的病榻前结识刚平反的元化师：
　　我自始就视元化为罕觏的良师，忘年的畏友。不仅由于他较我年长十六岁，还在我出生那年便已投身于革命理论活动，更由于他学识渊博，思想深邃，与他谈学论史，无论是说黑格尔、马克思的哲理，还是评论孔子到龚自珍的史观，总会受到启迪。令我感动的，还有他对学术自由的由衷尊重，例如说到五四时期的杜亚泉等，从不因我见解相左而有拂逆感。
　　&维铮&是元化师经常挂在嘴边的名字。比如正谈着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元化师会突然插进一句：&这个可能维铮不一定同意。&
　　不知远在复旦、没准还在国外的朱先生会不会顷刻间耳根发烫？
　　&维铮&也是元化师《九十年代日记》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名字。比如1994年筹办《学术集林》，&托维铮约请复旦诸人为丛刊组稿，计有陈绛、章培恒、周振鹤、葛剑雄、张汝伦等，我亦赶去蓝天宾馆参加此会&。
　　一天元化师告诉我：有友人打来小报告，称朱先生在外扬言：上海也就是王元化还可以谈谈。&这个朱维铮！我跟他说：你爱怎么得罪人我管不了，你别把我带进去啊！&
　　语气是嗔怪的，但元化师的笑容却灿烂之至。跟朱先生一样，元化师当然也不是怕得罪谁的人&&他的得意是显而易见的。
　　博士毕业那年，命运之神对我特别眷顾。
　　天赐良机之一：复旦就在这年成立了中文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经元化师与裘锡圭先生推荐，我成为第一个被收容进站的幸运儿，住在国定路中心村教师公寓。从此开始旁听朱先生的一系列课程&&除了研究生课，还有本科生的中国史学史。
　　天赐良机之二：过不多久，朱先生就告别了国年路上的旧居&破壁楼&，搬来了中心村，跟我隶属同一个小区，出入同一个大门。从此在他上课的日子，我得以常常当跟班，随他或骑着、或推着自行车，一起去文科楼，一起回中心村。
　　当时还孑然一身的朱先生会买菜，有厨艺，但要那么天天拿自己当回事地好生伺候，他怎么还能读那么多书、做那么多事？所以我经常看见他在小区门口一家只有七八张桌子的只卖面条、不供炒菜的小面馆里对付午餐。更经常的是他每周煮一锅茶叶蛋囤积着，饿了就拿一个热热吃。
　　我说：有医生称茶叶煮蛋破坏营养。
　　他说：好吃。
　　我说：有医生称隔夜熟食不利健康。
　　他说：方便。
　　那会儿师母王医生还没出现&&而除了王医生，别的医生的话他是不听的。
　　一到复旦，所有通讯员的事务自然由我承包，每到有朱先生参加的活动结束，元化师就命令：
　　&傅杰啊，你把朱先生送回去。&
　　哈，元化师说话真艺术&&好像是他派我专程把朱先生送回家似的，其实我就是跟着朱先生一起回家罢了。而且更多地时候简直像朱先生送我：车到小区门口，一进去就是我住的门幢了，而朱先生要再拐两个弯才能进门。
　　那真是老成凋谢前的黄金时代呀！
　　朱先生逢席必饮。某天在上海社科院开会，会后便宴，主人谦称招待不周，饭菜简陋，朱先生面对斟满的酒杯表示有酒足矣：
　　&我是孔夫子的信徒：惟酒无量。&
　　他把自己听来不够入耳的下半句&不及乱&&&也就是别喝醉&&毫不手软地腰斩了。
　　邻座一位学者问道：&孔子在哪里说过这话？&
　　不知是对问者不熟悉《论语》不屑，还是对问者疑心他杜撰典故不满，朱先生手一扬，很话剧地&&据说他在学生时代是复旦剧社的明星&&吐出四个字来：
　　&请读《论语》！&
　　扬出去的手，是在亲自确认了四个字的余音已彻底销声匿迹后，才收回来的。
　　要求既严格，又充分尊重各人不同的学术兴趣，所以朱先生指导的学生，人数众多，领域广泛，远古如郭永秉的《帝系新研》，近代如廖梅的《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不仅都是优秀的博士论文，也成为各自领域里站得住的著作。
　　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出类拔萃者的比率不到百分之三。教了大半辈子书、培养名士无数的名师朱先生面对学生，也有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位女博士生&&朱先生窝心时抱怨是&我出国时他们给我弄进来的&，为人聪明，但志与力都不在史学，人脉广活动就多，读书少基础就差，老师一再敲打精疲力竭，学生遍体鳞伤依然故我，以致老师一提起学生血压就高，学生一想起老师心里就抖。
　　朱先生每周三下午上课，跟那位女生同宿一舍的章培恒先生的博士生爆料：&太可怜了，她每到周一就开始脸色发白，嘴唇发青，等周四才会红回来。&
　　一天下课，朱先生跟我推着自行车回中心村，言及这位低足，气不打一处来：
　　&我让她交开题报告，她千方百计躲着我，实在躲不过了，今天就交给我这么皱巴巴的一张纸。&
　　他一手握车把，一手从搁在车兜的包里摸出一张真的是皱巴巴才写了大半页的信笺。气急败坏之下，连着蹦出两声国骂。
　　林语堂说牛津学生的学问都是导师用香烟熏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朱先生的学生享受到的待遇直逼牛津，足以不让牛人独牛！
　　而吞云吐雾的架势跟朱先生的满腹经纶、挺拔身姿与自信神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我没见过一个比他更有风度的边抽烟边讲课的教授。
　　无与伦比！
　　上研究生课朱先生不带讲稿，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他边抽烟边漫谈，虽然海阔天空，但却不枝不蔓&&这是大半生修炼成的境界。
　　这样讲半年，讲一年，自然不可能没有失口的时候。
　　有一天他提到颜之推的观点，一时口误，所述与《颜氏家训》正相反。下课我又跟他推着自行车回家，我一提你刚才讲到颜之推如何说，他就反应过来了：糟糕，我弄反了。
　　一周后再上课，内容顺流而下，而中间自然回溯到前一次的相关内容时，他又提到《家训》：&上个礼拜我把颜之推的意思讲反了，傅杰给我指出来的。&
　　除了学问渊博、见解深刻，朱先生的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也是有口皆碑的。
　　所谓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就是跟正常人不大一样或大不一样。
　　某次开会，有位自然科学家言辞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文科的轻视，朱先生忍无可忍了：&你不要以为在国外帮人涮了几年瓶子就了不起，我告诉你：你出去是学人家，我出去是人家学！&
　　（七）
　　朱先生和章培恒先生有一位在，酒就是必须的；两位都在，酒就是必须中的必须了&&所谓&重中之重&。
　　元化师五十年代初曾在复旦中文系兼课，章先生是听过课的学生。来到复旦，章先生是我的顶头上司&&中文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站长。章先生的海量是名震遐迩的。元化师曾让我传话：你让培恒少喝点酒！我把口谕带到，章先生嘿嘿一笑，诚恳地说：&我就喝到哪天完了也就算了。&
　　酒过三巡，章先生开始揭朱先生的短：在章府喝酒，朱先生醉了，章先生只好安顿他睡下。第二天朦胧中一睁睡眼兼醉眼，一生中对历史对现实提出了无数问题的朱先生面对章先生，问了一个他一生中最不应该问的问题：
　　&你在我家里做什么？&
　　朱先生否认在近代挨打的中国是落后的，但他并不能否认落后是容易挨打的&&留下话柄、受了奚落的朱先生只好认栽赔笑。
　　其实朱先生不自掩其短，这等丑闻他自己也坦白过。喝不过章先生，他得找人垫背。他说起他们共同的酒友还有中国哲学史专家潘富恩先生。早年的某一天，三人喝到深夜，潘先生已摇摇晃晃，仍然骑自行车回家。因为车常失窃，潘先生习惯扛车上楼，半道难胜酒力，身上压着车倒在楼梯上就打起了呼噜，直到凌晨被人发现&&
　　章先生有恙在先，很多年滴酒不沾。
　　朱先生一进医院，每天闻到的也只有酒精味了。
　　不到一年，章先生和朱先生相继驾鹤西去。
　　腹中书万卷，身外酒千杯&&广陵散于今绝矣！
　　（八）
　　朱先生和师母结婚后，生活才算走上正轨。在师母无微不至的悉心照顾下，朱先生的晚景是幸福的。
　　而幸福总是短暂的。
　　这是日&&离朱先生被查出绝症，只不到一百天了。
　　手术后的一个傍晚，我去肺科医院看他。他的虚弱是显而易见的，他对术后生命重新开始的信心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信心到后来才被逐渐击碎。
　　他从床边取出新鲜出炉的《重读近代史》，像以前的每本书那样，一笔不苟地签上&傅杰兄正&，说书编就有日，序却拖着没写：&来这里前一天，我想这下子一进去不知道还出不出得来，不好再拖了，用了一个晚上，到早上七点总算改完。九点就进来了。&
　　肺癌的病源不全因抽烟，但嗜烟者而肺癌，烟自然是孽重罪深的第一嫌犯。我借机进谏：出院不能再抽烟了。
　　&除非我以后不工作了。&他本能地拒谏，随即带着一种盗光了国库却逃脱了法网的成就感炫耀道：
　　&来这里前一晚弄这篇序，我还抽掉了两包烟！&
　　脸上又一次浮现出&贼忒兮兮&的朱式微笑&&只是这次笑得有点吃力。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这样笑了。
　　从入院到生命终结的二十个月，作为资深烟民的朱先生跟香烟彻底告别；但作为资深学者的朱先生跟学术还远没有彻底告别&&事实证明：在没有香烟提神的时候，凭着信念支撑，拖着如此病体，他仍然可以坚持最后的工作。
　　2011是朱先生与病魔日夜搏斗的一年，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老编辑徐如麒先生来电话：他们拟以线装本形式出版《辛亥先哲诗文选》，请教了朱先生，朱先生推荐我编。
　　那时候的朱先生还是秉持了他的一贯作派，把校样逐页看了个遍。三天后他就把改了错字的部分稿子交我勘正，并让我转告出版社：不要赶什么纪念日，首要的是保证质量。九月中旬，朱先生让我去取序言&&一字一句全是亲笔，方格稿纸整整九页，末尾说：&罹病逾年，握笔为难，草此小文，即耗时一周，已失信于傅杰教授。只好贻读者以草率之讥，倘蒙指正，将至感。
　　距手术已过去一年。
　　朱先生一脸的倦容，说背部开始出现大面积疼痛。这绝对是不祥之兆。
　　（九）
　　在2006年时，朱先生曾出任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首席学术顾问。他是陪着那些大师，或者说是那些大师陪着他，最后离开人世、走入历史的。
　　《大师》中《钱锺书》的拍摄脚本初稿是我执笔的，摄制组一直采访到了美国：钱先生早年的朋友夏志清，晚年的朋友余英时，英译《管锥编》的艾朗诺全都在那儿。
　　年老春心不老的夏先生依然对年轻时没追到杨绛的妹妹杨必耿耿于怀，对杨必先生后来的境遇不胜唏嘘，当着夫人的面，公然驰骋妄想：&要是那时她嫁给我，可能后来就不用吃那么多苦头了&，而尤其重要的是&&&那我跟钱锺书也就是连襟啦！&
　　记得整个&采访&过程，朱先生一直保持着他冷峻的批判精神：&你要了解这一段历史中间，有一群知识分子怎么生活，怎么思考，怎么活动，从《围城》可以了解这个历史大潮流中间某一个点。钱锺书的观点是，我暴露一下我所知道的在大时代的漩涡中间这样一群在漩涡边缘的知识分子的生活。&
　　面对镜头的朱先生嘴角现出一丝嘲讽的微笑。
　　2012年3月下旬，我陪汪荣祖先生去看望师母。汪先生从美国退休回到台湾，受聘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讲座教授，这次是我请他来复旦中文系讲两次钱锺书先生。汪先生说讲完即赴北大，不在沪上滞留，唯一愿望，是去朱先生家看看。
　　这是朱先生辞世后我第一次去复光苑。
　　又走进那间堆满书的客厅，一种前所未有的奇怪感觉慢慢浮上来，我意识到这也是第一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朱先生却不在。
　　曾经熟悉的尊严形象，曾经熟悉的挺拔身姿，曾经熟悉的犀利言辞&&只在一个瞬间&&全都烟消云散、不复可见了。
　　他怎么可以不在？
　　他再也不会在了。
邵建：法西斯公式
邵健：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任教文学理论。
构成法西斯图案的要件有两样，一是束棒，一是劈斧，两者各有其指涉，并由此构成了我们解读法西斯的必要的索引。
一位网友把一段纪念苏联卫国战争歌曲的视频放在微博上，说：&听这首熟悉的歌，你会感到它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分量，我想，也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的民族，才可能具有战胜法西斯和一切极权统治的勇气和力量。&我点开视频边看边听，这是一首合唱，由一个女声领唱。听着听着，头脑里却回旋出纳粹德国第一装甲师&闪电部队在前进&的旋律（当然，网上有人说这曲子有错讹）。于是我跟了一贴：&纳粹进行曲、战歌等和这里分享的是一种旋律&。这种旋律是进行的，雄壮的，顿挫有力的，让人听了热血沸腾，恨不得化身融入。可以说，我这一代人从小就是泡在壮歌之类的旋中长大。就我本人而言，当我如果惯性地为其感动时，立即就会产生警惕，以扼制而非放纵这种感动。我知道，人一旦感动，他的理性就开始睡觉了。
其实，那个跟帖，我真正想说的是另一句。上个世纪二战中苏德之间的战争，如果纳粹是一种法西斯；那么，战胜纳粹的，其实也是一种法西斯。上面说到那个卫国战争歌曲的旋律，在我耳朵里，分明也有相同于纳粹曲子的法西斯性。
这里，我必须申明，自二战之后，法西斯一词已经不可救药地&臭名昭著&了（我本不想用这个带有强烈文革色彩的词，这里是故意而为）。在人们的想象中，法西斯是同野蛮、残暴、独裁联系在一起的，与此相连的，还有二战电影中德国军队的一些镜头，包括他们挺括的军服、锃亮的钢盔、鲜红的袖标、漫卷着印有纳粹符号的旗幡、广场上整齐的阅兵方阵以及海浪一般的万众欢呼等。因此，法西斯一词早已固化了我们对它的认知，更何况那个时代还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里面有一句经典化的台词：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因此，我要申明的是，法西斯在我这里不是一个先在的负面对象。如果我们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法西斯这个词具有相当的正面性，而且风行一时。对一个词或由它所反映的现象不能成王败寇。再说，你认可它也好，或者否定它，都属于价值表述。但我们在行使自己的评判前，还需要从事实层面弄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此即&事实判断&优先于&价值判断&。这里笔者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试图就对象本身来探索法西斯的含义。
法西斯现象首先并非是一种德国现象，它最初形成于意大利；所以我们经常说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当然纳粹也是一种法西斯形态；正如后来极权主义的苏联，亦为法西斯现象之一种。因此，如果谈法西斯，当从意大利谈起。1921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创建了世界第一个以法西斯命名的政党，这个政党的名称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其原义为捆在一起的棍棒，中间插着一柄斧头。这是古罗马行政官的权力标志，棒子用于笞刑，斧子用于死刑。那一捆束棒，音读即为法西斯。很快，继意大利之后，法西斯便成为一种欧洲现象，奥地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挪威，包括英法两国，分别都成立有法西斯性质的政党。转至东方，日本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且不论；当它传到中国时，当时媒体还把它形象地意译为&棒喝主义&。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法西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贬义。它甚至是我们正面学习的对象，这里我不妨以胡适为例。日，胡适从欧洲致信徐志摩，说自己在国内日子过得太好太舒服太消沉了，因此，出来后受到很大刺激。胡的刺激，一个来自苏俄，在胡眼中，苏俄很有发奋振拔的气象：&看那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另一个刺激就来自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成了学习的对象。胡适很肯定地说：&我们应当学Mussolini的&危险的过日子&&，进而又说&我们应当学德国；至少应该学日本。至少我们要想法子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可以说，俄、意、德、日这几个国家即使在当时都已经是法西斯的不同类型。更有意味的是，在提倡学俄、意、德、日的同时，胡适这样批评英国：&英国不足学；英国一切敷衍，苟且过日子，从没有一件先见的计划；名为evolutionary，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功夫。&
此封信中，胡适提及&傅孟真几天之内可以到Paris。我在此等他来谈谈就走。&这个傅孟真即傅斯年，据胡适号日记：&晚上与孟真谈政治。他总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有能力的Dictator who will impose some order＆civiliazation on us(独裁者，以整饬社会秩序，再造文明。)我说，此与唐明皇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有何区别？况Dictator(独裁者)如Mussolini (墨索里尼)之流，势不能不靠流氓与暴民作事，亦正非吾辈所能堪。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唯一之大路也。&这段记载，表明胡适思想的复杂，他从一个月前的激进立场退了下来，尤其当他的弟子激进时。他分明考虑到了法西斯的另一面，这一面会让知识人感到不堪。但从中也可以看到他的学生傅斯年，其思想不无受到法西斯的某种浸染。傅当时在欧洲游学，先英国，后德国。他之希望出现一个有能力能整理秩序的独裁者，从而改变国家低迷消沉的状况并使之复兴，这其实正是法西斯主义在当时的社会心理表现。当时意大利的情形是这样，德国的情形也是这样，于是，意大利出了一个墨索里尼，德国出了一个希特勒。
胡、傅等人希望国家振拔复兴，有焕然一新之貌，统治者又何尝不是如此。1930年代，内忧外患的困扰，使战乱后的中国危机重重。为了冲破困局，北伐之后获得政权的蒋介石，即有心开始全面整顿社会。可以说，他就是傅斯年心目中那个有腕力能铁血一心要振兴国家的独裁者，蒋某人其实也未必不正以此自期。和孙中山不同，蒋介石一改以往的以俄为师，转而以意为师和以德为师；因此，三十年代早中期，中国大地遂有过一场借鉴法西斯（当时又译为法西斯蒂）的政治浪波。1932年，蒋介石在谈&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时指出：&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强调&三民主义下没有私见，法西斯蒂下没有个性&。 1933年9月，蒋介石有&如何做革命党员&的讲演，其中把&法西斯主义共同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三：&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认识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是最光荣的历史，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换句话说，统统要服从、牺牲、严肃、整齐、清洁、确实、敏捷、勤劳、秘密、质素朴实，共同一致，坚强勇敢，能为团体、为党为国来牺牲一切。&&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于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便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政纲，尽管它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很吊诡地倒是当时反法西斯的势力）。当时，国民党内部一些激进而有理想的廉洁之士，痛恨国民党的衰腐和国民状态的堕落，仿照意大利黑衫党和德意志褐衫党而成立一个别动组织&蓝衣社&，就是一个以蒋介石为领袖并向其效忠的法西斯政团。
以上的叙述，基本上没有我个人的价值取向，至少此时此刻我尤其不想妖魔化法西斯，那太便宜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法西斯的形成与诞生，有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同时它的面目也没有后来那么可憎。当然，这不是说它一开始就没有问题，相反，它的问题一开始就那么显见。只是对这问题，不同的价值取向会有不同的评判，而且是非正好相反。所谓是者是之，非者非之，那么，是非之外，法西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审视一下它的logo吧，有的时候，形象比语言更简洁也更得力。我不想在这里重复老生常谈的法西斯特点，我觉得它的特点在它的图案中已经表达得如此充分。注视一下那个当中插着一柄利斧的束棒吧，法西斯的全部秘密其实已经公开在你的眼前，就看你如何对它解读。
构成法西斯图案的要件有两样，一是束棒，一是劈斧，两者各有其指涉，并由此构成了我们解读法西斯的必要的索引。如果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法西斯，我要说的第一句，那是针对束棒而言，它所内涵着的语义，不妨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正面性无可置疑，但它确实可以导往并且事实上也导往了法西斯。反言之，如果人作为个体没有像束棒一样紧紧捆缚在一起，则无以产生法西斯。法西斯不可能是个体的，也不是乌合之众一般的群体，它是个体被束缚在一起的一个集体。惟其如此，它才能产生一般个体和群体无以产生的合力。还是年幼时，笔者就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位年迈的父亲，把他的十个儿子喊到床前，他拿起一支筷子，折给儿子们看，那支筷子就断了。然后他拿过十支筷子，用带子扎起来，再折给儿子们看，结果筷子完好。儿子们当然明白父亲的用意，这个故事的隐喻就是团结起来力量大。然而，它和那个法西斯的图标委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法西斯离不开那被捆束起来的棒子，但，散落的棒子被捆束起来，还只是法西斯的一半。最后需要完成的是同样重要的另一半，那就是插在束棒之中的斧子。这里，斧子的符号指涉是权力，那捆束棒乃是为其所支配的对象。如果没有那么一个集体化了的或一体化了的对象，斧子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所指。由于它位于被捆束的棒子中间，棒子则围绕着它向心；因此，图案本身就已经勾勒出了棒与斧的关系&&这就是我用以描述法西斯的第二句话&&&一切服从权力&。在此，团结就是力量的&力&，需要被导引到斧子的指向上。于是，有了一柄斧子的束棒，就不像以上束筷，只是防御性地怕被折断。它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四下出击，甚至所向披靡。
根据以上，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个公式图示什么是法西斯：
法西斯＝团结就是力量 + 一切服从权力
这两句话或这两个构件，是为法西斯密码，缺一不可。没有民众这样的束棒，法西斯就失去了它的可能；有了权力一般的斧子，法西斯就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因此，20世纪历史上的法西斯，如同一幕活报剧，上演者就是无数束棒一般的民众和对他们握有支配权的领袖。换言之，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或者，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法西斯就已经诞生了而且必然诞生，尽管它的称谓可以不叫法西斯。意大利虽然称谓法西斯，但只是法西斯的一种形态，德意志不叫法西斯叫纳粹（即民族社会主义），但它也是法西斯的一种形态。当时处于纳粹对立面的苏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极权主义&&更是法西斯中的法西斯。甚至，就英美而言，在其战争状态下，尤其对作战部队而言，同样是符合这两个构件要求的法西斯，否则它无以应付这场战争。此刻，我们需要尽可能袪除我们头脑中积淀而成的法西斯的狰狞形象，至少我个人的表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多少价值色彩，它只是力图清晰地说明法西斯是什么，而尽量不涉及它的是与非。价值中性如果是我们此刻审视法西斯的前提，那么，我必须承认，参战的英美部队和苏俄部队，同样需要贯彻&团结就是力量&和&一切服从权力&的战争法西斯原则。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各方，无不具有法西斯性。
笔者所以撇去法西斯各种意识形态的外衣，仅从其构成角度解剖，盖在于披上各种政治外套的法西斯太具有迷惑性，以致我们无法看清其本相。法西斯从其人性的根源和权力本性来看，它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结束。20世纪已然过去，但法西斯肯定不是一个历史过去时，它毋宁就活着今天的各种可能性中。如果一根棒子是独立的，一束棒子则无法有独立的个体选择，它只能被选择。上文那位老父以筷为喻，殊不知，筷子的功能是拣菜，它必须有自由伸展的空间。然而，当它们被束在一起时，空间被减至最低，自由丧失了，原有的功能亦随之丧失。筷犹如此，人亦如是。集体中的人没有独立可言，也不可能让你独立。这其中只有合并起来的个人的力量（power），没有个人的权利(right)。集体需要个人的正是这种力量，因为一百个人集中起来的力量要远大于单个的一百个人的力量。操纵这种力量的，乃是领袖意志或由他所代表的集体意志。因此，面对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特殊重大事件等，这种力量是必要的，这无疑是法西斯的正面性。但，如果是日常生活状态，人则总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即人是群己中的个体，而非被集中起来的个体，后者分明反自然。毕竟个体自在自为，方可以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主体；集体化的人不然，只能集体地成为被操纵和被运作的客体（工具）。这样的客体集众多个人为一体，因而看不清其中的个人的眉目，它本身变为一个庞大的物自体，故可以名为集体主义。由于集体必然要求忘我，因此，任何一种集体主义都可以成为法西斯诞生的温床。它不是从中诞生出一种权力，反过来控制自己；就是权力用它的各种手段，把个体集为一体。权力与集体的关系，就是斧子与束棒的关系。棒与斧的交集，不但是法西斯的象形，同时也内涵着法西斯得以形成的秘密。
今天，如果我们要警惕法西斯，就必须警惕凌驾于个人本位之上的各种集体主义，尤其是权力发出它的召唤时。当然，法西斯不会再以法西斯的名头出现，它早已&臭名昭著&了，但它可以换上各种不同的马甲暗度陈仓，或招摇过市。换言之，法西斯不是主义，它总是以各种主义的名目出现。今天，举凡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社会主义（俄苏式的或类似于俄苏的），几乎无不涵摄着法西斯的基因。尽管在政治性质的解剖上，它们可能是威权主义，也可能是极权主义；但，所有这些主义概为法西斯的不同类型（当然，左的极权主义的法西斯其危害远甚于右的威权主义的法西斯）。它们所以具有法西斯性，因其价值诉求俱在个人本位之上，同时又注定离不开权力对它的范导，甚至它本身即表现为权力运作。以上谈法西斯时曾言及英美，那是因为二战。在战争之外，英美国家由于制度上始终奉持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故法西斯无以席卷整个社会，哪怕这个社会中分明有法西斯性质的政党存在（如英伦）。德意俄不同，不独战争，它们的整个社会形态都是法西斯化了的，国家总是带有战争动员色彩，正如以上蒋介石言及法西斯基本精神时强调&一切军事化&（即使没有战争，也要推行类似战争化的大规模的社会群众运动）。权力显然知道，只有战争状态或运动状态，最有理由也最为方便把无数个体拧成一个集体，当然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比如为了复兴。
&国家是一个有生命的超乎一切的集体组织，他的全部机构，就是一个完密的生命全体，每个国民就是构成这个生命全体的一个细胞。&此语出自蒋介石，它其实就是个人与国家关系中的法西斯。蒋氏提倡有心，推行无力；但当年意大利如此、德意志如此、前苏联如此，和前苏联类似性质的国家俱如此（尽管后者在口号上反对法西斯）。因此，对这些国家而言，这是一种不难观察到的现象：国家政治领袖喜欢穿军服，喜欢广场，喜欢阅兵，喜欢运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经常充斥着军事化的词汇和色彩，墙上和街头不断更换横幅和标语，到处流行的都是宏大叙事的口号，广播电视经常播放大合唱、进行曲，气势恢宏，媒体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提倡奉献与牺牲，歌颂民族的光荣过去，渲染明天的宏伟目标，呼唤万众一心，凡事强调统一，由此延伸出各种社会运动及动员，民众则很容易欢呼并沉浸于那些超越个我的各种伟大的社会规划，他们自豪、激动、忘我、欢呼并愿意奉献自己作为螺丝钉的一切。
正如前文所言，法西斯在战时，有它存在的必要，甚至必须。但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人类必须远离法西斯。法西斯只有集体没有个体，只有权力没有权利&&&细胞&有何权利可言。然而，纠结在于，不但任何一种体制，只要是权力，无论是德意形态，还是俄苏形态，抑或宪政民主性质的英美形态，都天然倾向于法西斯、倾向于权力支配一切，这是权力的本性（只是英美社会有其制度上的制约）。转就民众本身，亦有其法西斯之内倾，亦即具有结群为法西斯的可能和天性。人的&个性&与&群性&都是天性，就后者言，它有其吸引人的地方，至少集体可以给人提供安全感，也可以给人以力量，甚至荣誉。这时个人不再是独立的个体，不再具有独立的个性，一切都不需要你独自面对与担当，也不需要你负责，你只需要把自己交出去。如果人岂非没有把自己交出去的天性，那么，人民其实很容易成为法西斯，特别是在广场上。人民身上内潜着的法西斯性，很容易为艺术所发酵，包括音乐、宣传画、雕塑、大型建筑、影视、广场集会等。这些正是当年纳粹鼓荡民众的拿手好戏，今天的政治家也不缺乏这些桥段。这里尤其是音乐，进行曲的旋律本身就能回旋出一种法西斯，它吸引你跟进，让你化入集体，而且叫你的步伐和身体的节奏还要同别人整齐划一。特别是进行曲有其听觉上的壮丽感，直接激发生理，使你不自觉地消融到它的节拍中。俄苏战歌、纳粹战歌、英美战歌，意识形态可以不同，但它们的音乐语言是一致的。我作为一个文革中和文革后乃至今天听惯了战歌复赞歌的人，很自然，就像戒惧广场一样，有所警觉于这类亢奋性的旋律。
郭学明：路易十六之死
《凤凰周刊》（作者：黄章晋）：苏联大清洗：一个国家的自残
提要：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党一半的成员被捕，一个政权的绝大多数上层成员被处决，一支军队的中高层军官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被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历史谜案成大清洗导火索】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打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的人，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 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仅有游行和表态是不够的，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这将是场残酷的、你死我活斗争。1937年2月，苏共全会发布了斯大林的号召：&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坚决斗争。&
　　斯大林乘着成功破获基洛夫遇刺案的东风，及时为运动指明了继续斗争的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了相互检举揭发阶段，于是，苏联各地都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
　　官方历史上，大清洗被称为&肃反&，当不得不面对惊人的滥杀滥捕无辜问题时，有一个含混暧昧的词被发明出来：肃反扩大化。其意不难理解，肃反是对的，只是具体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是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大清洗完成了苏共的政治大换血。列宁时代的苏共党员，相当多数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对管理一个国家并无经验，但对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却充满热情，他们有着老布尔什维克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党的忠诚。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而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破坏，但仍有宗教势力暗中蠢动。大清洗期间，有165000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000人被枪决。
　　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日KGB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意味着肉体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的签字记录。他全部签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审判。
　　70年后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击场&，是大清洗时莫斯科的一处刑场，此处原为步兵训练基地。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神职人员和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为纪念那些在大清洗死去的冤魂，为纪念那些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受难者，索尔仁尼琴在其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即使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公认最天才的将领，也是红军真正的灵魂。他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这些人被全数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国安全局领导人海因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今天并无确切答案。
　　由观点不同的旧同志参与审判，是大清洗最常见的情形。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帅，他们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叶戈洛夫。
　　在审判书上签字的人当中，思维停留在内战骑兵时代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布柳赫尔、叶戈洛夫则同在1938年被枪决。布柳赫尔死后，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枪决，苏联人一直以为他隐姓埋名在中国作战。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斯大林判断战争即将临近之时。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总和。
　　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4000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当然，也许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体制本身，只有这种体制，一个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才能承受难以忍受的伤亡，才能承受难以想像的苦难。这个体制下，人是低值易耗品，必须承受一切。
　　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是妇女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对日耳曼妇女应当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后代体制的胜利。
　　【那些真正的叛徒们】
　　今天为大清洗辩护者的一个理由是，它使苏联变得更纯洁，使苏联人万众一心地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无意中消灭了许多叛徒，但是，它消灭的叛徒也许远没有它制造的叛徒更多。
　　苏联官方一直不愿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入侵时，将德军当成了救世主。这一点在很多德军的回忆录中可见。但纳粹德国无情的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对刚刚&主动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居民来说，他们原本就认为苏联是侵略者，但对曾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红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只能被理解为大清洗和苏联农业政策的伤害，它在非俄罗斯民族中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人心向背问题。
　　希特勒在日发动侵苏战争时曾宣称：&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的门上踹一脚，它就会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伤元气的苏军不堪一击；他相信，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早已人心涣散。
　　希特勒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国家，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了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承担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将领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作为军事顾问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他因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巨大功勋，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
　　弗拉索夫叛国时，苏联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经验的部队已经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线，成批地死亡，而后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线。弗拉索夫对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
　　赫鲁晓夫称弗拉索夫因为心智不健全才叛国。但对弗拉索夫来说，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因为苏联不承认&战俘&。斯大林1941年8月的第270号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当俘虏的人。刑法亦明确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25年前，列宁正是在德国帮助下回到祖国，靠德国资金支持推翻了正与德国交战的本国政府。但现实却给了欲效法列宁的弗拉索夫一个无情的耳光。
　　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的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从战俘中组建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程度最深、命运也最惨烈的叛国者，是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力&&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有，大批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肉体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1944年 2月23日至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并非只有车臣人遭遇此命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于1943年12月也被斯大林全体迁移。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 &西伯利亚建设&。
　　这个叛逆民族在&东迁&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特殊时期成长的这一代人注定将以特殊方式登场。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暴君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由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鲜血来偿。
　　车臣问题，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伤口。
　　【一种国家恐怖体制】
　　大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做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了大清洗的重新调查，
　　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的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傅国涌：权利，而不是权力——我理解的米奇尼克
【此文为波兰上世纪80年代末转型之际重要的思想家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会》中译本（崔卫平主译）序言之一，写于2004年夏天，转眼十年矣。】
&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团结工会则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主张。&
十多年前，当我在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中译本中读到这些论断时，中国社会正弥漫着一种灰暗、沮丧的情绪，正是在那些星月无光的夜晚，布热津斯基关于波兰社会自我解放进程的描述和分析引起了我内心的强烈震动。那时候我只知道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虽然也知道在瓦文萨的背后还站着一群波兰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但对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为知之甚少，或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后来，我读了胡平的《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对米奇尼克其人其事有了初步的了解，不禁对这位被誉为&杰弗逊式的人物&心向往之。2002年冬天，读到崔卫平的《谁是亚当&米奇尼克？》，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天空、无际的大海，这些精彩至极的片段从此就在我的脑中萦回不去：
&在他（米奇尼克）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采取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合一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
就是那个冬天，我知道已经为本民族引入了哈维尔这一精神资源的崔卫平，又要为我们引入米奇尼克的精神资源。从此我就渴望着早日读到这部必将在汉语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米奇尼克文集》。
米奇尼克被称为波兰的&甘地&、&路德&决不是偶然的，他是团结工会运动的灵魂人物，在波兰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积极参与了反权威的政治活动。从18岁第一次坐牢，他一共经历了5次监狱生涯，在狱中度过了青春时代的6年多时光，至少有两次遭到暴力殴打，他也因此理解了《古拉格群岛》中的一句话：&感谢监狱，它造就了我&。也正是共产党反复地把他投入监狱，使这位具有坚定的行动性格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坐下来思考更深入的问题，并在那里写出了他的主要著作。
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政治家，即使在波兰以不流血的代价成功地完成和平演变之后，他选择的也不是问鼎权力，入阁做官，而是办报，继续以言论影响社会、保持独立的社会批评，并不因为他参与的历史发生了戏剧性转折而改变初衷。他虽然曾高票当选为国会议员，但没有多久就辞职了，从此一心在波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选举日报》主编的位置上贡献他的才智、心血和思想。他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自己是一位政治家，在这个角色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舒服。在离开议会之后，我感到真正的解脱。&
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什么故作姿态的清高，也不是他无法适应复杂的政治运作（历史早已证明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战略家，也是富有才干的政治活动家），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和他的思想完全是相一致的。
对一个从来只知道&打江山、坐江山&，只知道明君、清官的古老中国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这块见证了无数次王朝循环的大地上，和皇帝一道进餐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皇帝的餐桌&之外过自己独立的生活，至今还是一个全新的题目。因此，本文试着从权利，而不是权力的角度理解米奇尼克的思路和作为，理解他对于中国的意义。
1976年是米奇尼克生命中的一个新开始，年仅而立的他写出了注定成为历史文献的《新演进》一文，为波兰未来社会的变革指明了方向。在这篇纲领性的文字中，他无比清楚地认识到了&以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以及有组织地来追求这个目标，是不现实和危险的&，因此一切地下的策划密谋行动都是不可行的，&革命的理论和密谋的行动仅仅适用于警察当局，他们以此来使得群众歇斯底里，这让他们觉得更加刺激。&为此，他提出&持续不断地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而开展的演进&，并把&新演进&的目标定位在逐步和缓慢的改进基础之上，并不要求牺牲和伤亡，它依靠的是逐步加强的公众压力，是公众持续不断地克服恐惧和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而不是依靠暴力和强力来推翻现存制度。他对&新演进&的三种力量作出了准确的分析，一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压力&是通往民主的公众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二是天主教会，他们长期以来支持人的自由和尊严，&更重要的，他们始终在捍卫工人阶级的公民自由，尤其是罢工和独立的劳动联盟的权利。&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责任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和捍卫基本原则&。
特别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米奇尼克第一次提出了&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不是美好的明天而奋斗的说法。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创造，正是在见识了布达佩斯、布拉格街头横冲直撞的苏联坦克之后，形成了他的&新演进&观，与以往各种各样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变革的目光完全转向了&下面&，而不是盯着&上面&，而在此前波兰呼吁改革的声音中，无论是世俗的&修正主义&还是来自教会的&新实证主义&，&这两种理解同样相信改变来自上面&。米奇尼克最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宝座，而是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组织，是直接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告诉掌权者怎样进行改良，他认识到&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实际上就是要求致力于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夺取政权。这一点和中国人总是不断地&上书&、&上折子&，总是期盼着明君、青天来拯救苍生完全不同。
与这篇文章同样重要的是这年9月他和库隆等知识分子一起成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当时他虽然不在波兰，但他是毫无争议的缔造者之一。此前，在波兰Ursns等地曾发生工人抗议事件，他参加了一次官方对Ursns工人的审判，判决的不公正和工人妻子们的哭泣震撼了他的灵魂，他第一个以知识分子身份发表抗议信，接着，库隆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们还向西方知识分子发出呼吁，要求捍卫波兰工人的权利。这是波兰知识分子第一次公开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