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时,农民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斗地主农民怎么才能赢”?手段残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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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区分“土地改革”与“土地革命”
文章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更新时间:日
区分&土地改革&与&土地革命&
第一个要说明我不是研究土地改革或者土地革命的专家,所以在这儿做点评有点超越我的专业范围或者研究的范围。另外,高老师从90年代一直做土地研究。我确实做过土改,做过土改以后对有些东西有点肤浅的了解,不知道在座各位同学或者是各位听众,没有接触过土改或者土地问题的年轻朋友,听完后是不是有点困惑,有些概念是否能搞清楚?我发现题目是&斗地主:土地革命70年&。首先斗地主跟土地革命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或者密切的联系?土地革命是什么?刚才大家都在讲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跟土地革命是否一回事?其实不是。李里峰讲到最基本的现象是土地改革,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包括亚洲、东亚很多国家不搞,土地改革不见得斗地主,土地改革也不会必然导致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一个概念,土地改革是另一个概念。就&土地革命&而言,它是中国特有阶段的一个名词,如黄老师讲的年我们管这一段时期叫&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而且主要不是斗地主,而是杀地主。土地革命那一阶段重要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先把土豪抓起来,不会说完全不会斗,是直接杀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苏维埃革命暴动开始,到1928年初,是广泛地杀,抓住就杀。后来不见得一定都杀掉,但打土豪本身是一个必然现象。打土豪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了解决根据地特别是为了解决军队经费财政,分田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取地方农民,许农民以地,鼓励农民跟着红军走。换句话说,真的到了土地改革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从1946年&五四指示&也就是国共和谈期间,到1947年底,最迟到1948年1月、2月,随着中央对土地改革的纠偏,暴力式土地改革到1948年就停了。土地改革本身不见得是暴力,土地改革中当然有暴力土改。1950年中国要搞一个全国性土改,通过了《土改法》,也通过了与土改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法律规定。这以后,土改发生过一段波折。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土改法》开始搞土改,1952年全国性土改。到1952年基本结束,个别地方延续到1953年。最初的土改是和平土改,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也就是1951年以后,进入到暴力土改或者斗争土改。所以在讨论这段历史时,要澄清一个概念,概念要搞清楚,土地改革和土地革命不是一回事。
如果这么看历史,中共对土地问题的解决,直接开始触及土地问题,是从大革命后期开始。1927年5月、6月、7月,这几个月时间没来得及,虽然土地问题提出来了,但没来得及触动,而且什么叫地主的标准制定不了。一直到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那时候部队南下广州过程中,考虑究竟打哪些地主,那时候还在给中央写报告,究竟是多少亩以上的农民才算地主,对此有争议,当时的基本倾向是500亩以上的算大地主,可以去打,500亩以下的算中小地主不要去打。苏维埃革命一提出后,整个过程暴力化,只要有土地出租就是地主。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红军长征到陕北,这段时期基本属于暴力土地革命阶段。到1936年又开始恢复团结统一,或者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期,到整个抗战八年,地主成了团结的对象,不存在土地革命,当然也没有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1946年,抗战结束后过了半年后,日这个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但重新提出来也没有进入到斗争土改或者暴力土改结果。1946年底或者1947年初,这个土地改革过程是和平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1946年7月毛泽东专门提出搞土改可以搞和平赎买。这种土改其实是孙中山的土改方法,也就是台湾后来的土改方法,政府发公债或者政府提供债券向地主买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的政策到1947年初,在陕甘宁边区一直在贯彻。但内战爆发后,也就是1947年2月份以后这个政策被废弃,开始要搞斗争土改。所以斗争土改,大规模的斗争土改(零星的一直就有),从1947年4月刘少奇带着中共中央的工委从陕西到河北的路上把斗争土改做起来。斗争土改的激烈程度非常厉害,杀了很多人和很多干部。但1947年底,中共中央毛泽东发现后,开始纠偏。所以1948年以后,斗争土改基本停了下来。
后来到其他地方,比如新解放区,1948年开始中国进入进攻阶段,是新解放区,新解放区中共没有搞土改。1949年新区基本固定后,在北京、华北地区开始搞土改试点,包括北京周围都搞过。这段时期搞的是和平土改。1950年以后中共开始搞全国土改,继承的经验也是和平土改,希望不用暴力方法、不采取很激烈打杀的手段,但斗地主还是有的,各种诉苦也有。后来朝鲜战争爆发,搞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为什么朝鲜战争爆发后要搞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激烈的斗争土改?重要的原因在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统统集中在战争上,对内清理,把农村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换句话说是为了要建立巩固政权,从这个角度看土改,会知道土改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波折、复杂、起伏很大的情况,并不是土改就是革命,土改就是暴力的,不同时期土改呈现的方式不一样。
斗地主与土地改革
今天谈土改,它的意义在哪里?回过头看土改会看到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搞过土改,土改对于现代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土改一定会变成斗地主,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中国的土改变成斗地主?刚才李里峰老师讲,土改是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与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所谓阶级斗争的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共意识形态理论性思维是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阶级斗争解决问题的斗争方式,阶级斗争的划分、解决社会矛盾的革命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有一个是与非的问题、黑与白的问题、敌与我的问题。
我要纠正李里峰刚才讲的&敌友&问题,还有一个&我&的问题。&友&是&我&的团结对象,&敌&、&我&是对立的,&友&是中间力量,对&友&的争夺是复杂的阶级政策。1925年毛泽东那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是站在国民党立场分析的,把工人算成友谊,把国民党看成&我&(当时毛是国民党的中宣部部长,代中宣部部长),从国民党角度认为敌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朋友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特别是农民中的贫苦农民,做了这样的划分。后来,中共开始逐渐把&我&的范围扩大,因为中共本身是一个阶级政党,中共是无产阶级代表或者工人阶级代表,工人算是&我&这部分,农民变成&友&,因为农民不是无产阶级,有的有财产有的没有,有的有很少的财产,所以后来毛泽东按照列宁的贫农、中农、富农划成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把农民中最贫困的部分,比如雇农没有财产,算成无产阶级,是&我&的依靠对象;贫农有一部分土地和财产,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只能算半无产阶级,属于争取团结的对象,依靠的对象;中农不算,所以中农是典型的&友&,可能会导向贫苦农民方面和中农、富农方面。在阶级阵营两边,中农是被争夺的对象。后来在土地改革和土地斗争中,中共最容易犯错误的地方是对中农的政策。中国是一个小私有者的汪洋大海,农民中中农比例在各个地方占比非常高,而且中农在农村中属于农村的精英阶层,对农业生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把中农打了、伤害了,甚至把中农土地给没收了,导致农村经济会出现问题。包括1947年底毛泽东为什么要坚决地纠偏暴力化,是因为他觉得伤害了中农。他们有一句话&伤害中农是共产主义原则绝对不允许的事情。&他认为阶级斗争,过去成功失败最重要的一个策略性的分界点在于要把&敌我友&区分清楚,&友&是要坚决团结的。抗战期间毛泽东还有一个总结,中共最成功的经验是发展进步势力,进步势力是指&我&共产党,争取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指&友&,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势力,反动势力指&敌&。把这个划清楚,中国革命就成功了。所以这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毛重要的成功策略。
讲土地改革,跟今天密切的重要联系在于土地改革目标很大程度上是私有化,把土地分给农民,不是把土地收归国有或者收归集体。换句话说,包括杜老,他们后来总结中共土改出现问题最大的失误是农民拿到土地。假如要发挥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优越性的话,就应该让农民多掌握私有土地、多发展,起码持续10年、15年的时间,经过相当一段时间让农民享受到发展的甜头,把农业生产力发展起来。结果1950年土地改革,1952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53年开始搞合作化,1955年合作化基本实现,1956年进入高级社,高级社跟初级社最重要的区分是把土地所有权交出来,到人民公社不用说。农民拿到土地还没有把土地消化变成自己生产力最重要的发动机时,就不得不把土地交出去,以致于今天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使用权是国家政府、集体规定的,规定30年就是30年,政府突然说这个地方要用那就拜拜了,农民没有任何资格对这个土地发表任何意见。当然,土地私有是不是最好?这要你看对工业化和对现代化的理解,我们知道在土地国有化的情况下,在国家支配土地的情况下,初期工业化都是利用土地的集中优势,如果在土地纯粹私有的情况下,初期工业化很难实现,大规模调集全国各种资源发展工业化很难实现。我们今天的研究,包括今天社会上对土地问题的讨论分裂得很厉害,究竟是国有化好还是私有化好,评价的尺度在于对现代化、对工业化究竟起的什么作用,假如你认为现代化最重要,可能会认为土地的集中是最好的,如英国和法国都搞过土改,但英国的土改是土地尽可能的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后来是资本家的手里。法国不是,法国是小农经济,结果英国的工业化走得很快,法国的工业化走得比较慢。我讲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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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后,被“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得到了可耻的下场……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贫农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又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展览内容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无限上纲,不择一切手段丑化刘文彩。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二)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害了200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样的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们承认,地主中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约占总数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地主”这个名词,已成为一个深含贬义的词汇,人们一见到“地主”二字,就联想到剥削和压迫,产生厌恶感。其实,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土改”运动中杀掉200多万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第一,祖传家业。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化孙子”,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1950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化孙子”,他“崽卖爹田心不痛”,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转,“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土改”中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第二,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第三,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戳他的背皮”,耻与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那时候的人,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三)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作用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四)发动“土改”的目的1950年6月,中央决定在“新解放区(1947年之后“解放”的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为什么要开展“土改”,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记者斯诺足迹遍布全世界,见多识广,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个内行。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说呢?显然有难言之隐。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井冈山五次“反围剿”,枪炮齐鸣,火光冲天,捷报频传……最后兵败逃窜。仗打得那么热闹,支撑热闹场面的军粮军饷、武器弹药补给……钱,从何而来?“战士(农民)的鲜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战士都是农民;“农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钱财,消耗的自然是农民的血汗钱。“地主的鲜血”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红区”(共产党占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得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袭队,趁月黑风高之夜,到“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区”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条30多里宽的“赤、白交界”绝无人迹的“阴阳地界”……1949年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入不敷出,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在军事方面,西边要进藏,南边要“解放”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边要“抗美援朝”,几百万“解放军”军粮军饷从何而来?……于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夺最富庶的江南农村地主财物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应运而来了。1950年6月中共 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 毫不讳言,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实目的:夺取地主的财富,解救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共建政后,国民党及其遗留、派遣在大陆的军政人员,反抗是相当强烈的。自发性的民间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个乡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内外交困,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毛泽东认为,必须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杀谁呢?不幸,历史选择了“地主”作为“儆猴”的这只“鸡”。“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这时,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劝说,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事后这位善良的农民良心发现,一辈子追悔莫及!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动员广大农民参军,上“抗美援朝”前线。(五)地主的“罪恶”有几分真实?带着政治目的,用文学艺术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实的吗?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说实话,那些虚构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绝对骗不了亲身经历者和历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是虚假的、编造的,有些则是将许多坏人坏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将社会阴暗面发生的各种坏事堆砌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人也就十恶不赦了。就拿姓周的小地主来说,他真的会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吗?不会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声音可以传过去嘛。笔者小时候居住在农村,偶尔醒得特早的日子,听到远处的雄鸡打鸣,叫声由远及近,最后,邻居家的雄鸡、自家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远远地学鸡叫,即使学得不十分准确,由于距离远,雄鸡听不分明,可能跟着叫;趴在鸡笼子旁边学鸡叫,它听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会跟着叫了。——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那时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一般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总体任务交下去后,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长工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笔者务过农,做过工,深深知道“活在手里”这句话的分量,如果“对着干”的话,工人和农民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因此,用欺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田里没收成)。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适可而止,如果太厉害,吝啬的臭名远扬,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 、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极左年代,许多中、小学的工宣队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请来当地“土改根子”当过长工的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老贫农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忘乎所以,话题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说:有人说地主坏,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东家对我就特别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过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 1960年过苦日子,饭都没得吃,差点饿死了……工宣队一听,不对头,老农民在“忆甜思苦”,对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场”,抢过麦克风对同学们说:老贫农讲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讲一讲地主是怎样压迫剥削农民的……说着,便把老贫农撵下了讲台。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地主的好话,作“反动宣传”,会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还可能枪毙。但那老贫农是“土改根子”,讲的又是实话、真话,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2000年,历史学家笑蜀先生根据多年调查,写了一本《刘文彩真相》,还了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一般来说,地主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斥资200万美金兴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学”),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根据笑蜀先生的调查,刘文彩家根本没有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为了宣传“阶级斗争”,煽动人们仇恨地主编造出来的。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好人占绝大多数。共产党为达政治目的,编造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论,地主中有人为非作歹,贫下中农之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虚假的,“土改”中绝大多数被杀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状,含冤受戮的。(六)“土改”的恶果及其后遗症“土改”,产生了的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本文第二节指出,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是倒退了。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 ,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4万万5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泽东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 ……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第四,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直至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作者: 陈沅森)
“大部分地主都是靠自己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省吃俭用起家的,他们比平常人更能干更能省,一步步买房置地,所以成为了地主。”&br&这答案真是拍脑袋就来。&br&&br&大部分地主实际上都是从权力中得来的,孔子教弟子不要学种田,而要学礼,“禄在其中矣”。封建社会为笼络士人,提供了大量优惠,发家的地主,祖上大部分是退休的官僚——不信你翻翻自家的族谱去。真正省吃俭用土里刨食的,成个中农就不错啦。&br&&br&当代何尝不是这样呢?只不过以前依赖公权,现代依赖公权或资本。身为底层,还给地主或资本家贴金的话,脑袋真是长别人屁股上去了。
“大部分地主都是靠自己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省吃俭用起家的,他们比平常人更能干更能省,一步步买房置地,所以成为了地主。”这答案真是拍脑袋就来。大部分地主实际上都是从权力中得来的,孔子教弟子不要学种田,而要学礼,“禄在其中矣”。封建社会为笼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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