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王羲之评传》之一：生平及佚事
&《王羲之评传》之一：生平及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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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评传》①：生平及佚事
一、生活的时代
　　王羲之的"人生长途"跨越了两个朝代，经历了西晋的灭亡和东晋的建立这样的历史大动荡。
　　公元265
年司马炎逼魏元帝让位，自己当了皇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这位晋武帝登基之初，清廉、简朴，两年后，就迫使东吴孙皓投降，结束三国鼎立局面，使全国得到了统一，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晋武帝开始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热衷于享乐，宫中的美女就有一万余人。上行下效，他的文武官员也奢侈腐败，草营人命。后将军王恺和散骑常侍石崇两人斗富，公然把人命当儿戏。王恺请客吃饭时叫美女吹笛，吹错一个节拍立即处死。石崇叫美女在席间劝酒，客人不喝酒，立即将美女杀死，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晋武帝很会玩弄权术，但太子司马衷却愚庸至极。有一次司马衷在华林园听到一阵蛤蟆的叫声，问侍郎贾胤"此鸣者为官乎？为私呼"？问蛤蟆是官的？还是私的？原来很精明的晋武帝，后来变得非常昏庸，在张泓等人的欺骗下，竟让司马衷继承了皇位，史称惠帝。有一年四处灾荒，饿殍遍野，这位白痴皇帝得知后竟说：这些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力何不吃肉粥呢？这些都是历史笑话。惠帝妃子贾南风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她与太医令程据、洛阳小吏荒淫共寝，臭名远扬，让这些人治理国家，情况可想而知。汝南上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河间王顒、成都工颖、长沙王义和东海王越等八王，为了中央统治权，你争我夺，长期混战。他们甚至勾结少数民族首领，互相残杀，搞得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惠帝当政十九年，公元307年被毒死。司马炽即位，这就是晋怀帝，他做了不到七年的皇帝，永嘉七年（公元313
年）匈奴贵族刘曜攻破了洛阳，他就当了俘虏，天子之尊丧失殆尽。后来他也被毒死，年仅三十岁。同年，十四岁的太子司马邺继位，这位晋愍帝他的下场并不比他父亲好。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军队不堪一击，西晋王朝已摇摇欲坠。公元316
年愍帝在兵临城下的形势下投降了刘曜。过了几天愍帝被解送到平阳，他见到了汉主刘聪连忙下跪叩头，从此他成了刘聪的阶下囚。西晋传了四主、历时五十二年，就灭亡了。司马邺在被俘期间受尽了凌辱，刘聪率百官打猎，司马邺手执长乾为其开路。在宴会上为客人斟酒，雨天为客人撑伞，清洗杯盘，连刘聪上厕所也叫这位昔日的皇上拿马桶盖，最后被迫喝药酒自杀身亡，结束了屈辱的被俘生活。
　　愍帝死后，镇守在江南的琅邪王司马睿称帝，重建晋政权，改建邺为建康，史称东晋。
　　东晋得以建立，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原伦陷，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民族矛盾成了主要矛盾。世家豪族辗转逃到南方，他们之间原有的矛盾转变为次要矛盾。为了加强地主阶级的力量，他们需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以维护他们共同的利益。
　　在建立东晋王朝时，王导起到了关键作用。早在西晋"八王之乱"时，王导与司马睿"素相亲善"、"雅相器重，契同友挚"。王导深知司马睿在江南政绩平平，"不显的然之迹"，再加上他不是司马炎的嫡系后代，"名论犹轻"，故更缺乏影响和威望。南渡的士族对他能否抵御外族侵扰、光复中原缺乏信心。鉴于上述原因，王导请握有军权的堂兄扬州刺史王敦共商定国安邦大计，采取种种措施扩大司马睿的影响，提高其社会地位。
　　农历三月初三上已观禊，王敦奉司马睿乘肩舆出巡，王导和北方迁来的一些名士等有身份的人骑马尾随其后，队伍浩荡，声势煊赫。此举惊动了建邺城内外。原来江南士族首领纪瞻。顾荣等对司马睿是不同一顾的，现在，见他这般威风，大力震惊，便刮目相看了。他们"相率拜于道左"，后来包括贺循在内的许多名士也都归附司马睿了。有一次北方来的士族首领在长江边聚会、饮酒，大家面对滔滔江水无不触景生情，对中原失守感叹优伤。这时王导慷慨陈辞，号召大家全力扶助司马睿，以期收复中原。他的一席话得到与会者的赞同。王导又劝司马睿"宾礼故老，存问风俗"，宠络人心。"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由于得到江北南迁士族的支持和江南土著土族的拥护，司马睿做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愍帝被杀后，他立即登基成了东晋第一个皇帝——晋元帝。
　　司马睿心里很明白，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得力于王导的支持，他拉着王导去接受百官朝拜，王导坚决推让不肯。晋元帝任命王导为丞相、骠骑将军、封武冈侯，任王敦力大将军、都督荆。江、扬。湘、交、广六州军事。这种由王氏兄弟掌握东晋军政大权与司马睿共同治理东晋的局面，人称"王与马，共天下"，这种局面被后世称之为"门阀政治"。这种中国历史上仅存在于东晋一朝的政治形态，是当时皇权不振、士族专兵这一现实决定的。晋室在北方已失去生存之地，司马睿系旁支弱藩，既无法统、实力，又无功劳影响，他无法控制士族这一强大的社会阶层，由于北方流民南来，补充兵源，当时武将（流民帅）也随之而来，组成了由士族掌握指挥权的军队，这使士族专兵成为可能。"王与马，共天下"，后来变成"瘐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门阀政治一直沿续到淝水之战前，对东晋的经济、文化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
　　东晋王朝建立以后，"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从北方南渡而来的士大夫和南方原有士族的权力如何分配，成了棘手问题。权衡结果是：南方原有的上族保留其既得的利益，而南渡的士大夫也要安排其官衔职位。而这样势必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所以朝廷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将郡县划小，官府增多，每个官府人员增加，特别是号称江南富庶之区的吴郡、吴兴郡、会稽郡首当其冲，吴郡有户二万五千，但设置了十一个县，每具二千余户；吴兴有户二万四千，设县十个，每县亦两千余户；只有会稽郡户数三万，设县十，每具平均三千户，这是当时很大的县了。有的小县甚至户不满三百，有的郡户不过二千。王羲之给谢尚的信说："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②机构、郡、县增多，人员数量也为之增长。仍以郡、县为例：据《晋书·职官志》："郡国户不满五千者，置职吏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户以上，则职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万户以上者，职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国皆置文学椽一人。"县一级，"户不满三百以下，职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职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职吏王羲之任会稽内吏时，谢安尚未出世，原作给谢安的信，应是结谢尚的，故改。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职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职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以上，职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再加上五百户以上的县所设置的乡级官吏，由下而上，刺史及朝廷各衙门，征、镇、安、平诸将军幕府，其人员数量非常庞大。这么多的官吏，他们不是无所事事，尸位素餐；就是到处扰民，搜刮钱财。据王羲之说："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主者莅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动费万计。"各官府之间"为法不一，牵制者众"。
　　魏晋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法"，起初是"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后来徒有虚名，官职成为中正官的一种交易，任人唯亲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门阀专政"。
　　由于西晋的连年战争，特别是西晋灭亡后，北方大批士族逃到江南，东晋政权建立后，形成了"北方大族为主，南北大族的共同专政"局面。它的特点是重视"门资"。没有一定的家庭、士族背景，那么与政治舞台是无缘的，"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①正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
　　门阀士族是历史进程中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门阀士族中的人并不全是昏庸、无能之辈。东晋之初，风雨飘摇，中原少数民族首领虎视眈眈，南北土族、移民与土著人矛盾重重。加之皇帝短命，弱主强藩，形势十分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庚、桓、谢四家为建立和巩固政权出力最多，威望也最高。他们联合南方士族，实行集体议政方式，初定国家大事，尔后经皇帝（或代替年幼皇帝摄政的皇太后）决定，诏令实施，这实质上是君主制下士族权贵合议的国家体制。明帝大宁三年诏："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大宰、司徒已下诣都坐参议政道，诸所因革，务尽事中。"这些都足以说明并不是所谓"政出多门"。
　　东晋时期除个别高级官员专权跋扈外，一些身居高位、辅政的重要人物尚能以大局为重，为东晋政权的巩固竭尽全力。王导在元帝时任丞相，后来又经历了明帝、成帝，"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善处兴废"。成帝五岁时继位，"主幼时艰"，年轻的庚亮辅政，不少人为此忧心忡忡，然而庚亮"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康帝时，庚亮的弟弟庚冰辅政，"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昼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相。"②孝武初年由王坦之与谢安辅政，王坦之在政治上推崇谢安，但反对他狎妓奢华的作风。王坦之临终时致信谢安、桓冲，没有涉及自己的一点私事，谈的都是国家大事，这些人物传记的记载难免有些溢美之词，但基本上是事实。
　　东晋初期如何安置南迁的侨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自西晋永嘉之乱起，江北的"幽、冀、青、并、兖及徐州之淮北流入相帅过江淮"，以后"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③，总计人口达一百多万。当时东晋草创，经济上根本无力救济，如此庞大的流民队伍，在王导主持下东晋朝廷制订了侨寄法，设立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借助大族力量垦荒务农，对流民免其赋役，这不但对安定人心，减少社会混乱起到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农作物的生长，但人口稀少，农业技术远不如中原地区先进。大批流民进入这一地区，为这里的农业增添了充足的劳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品种。侨居农民"区种寂麦"，他们与当地原来农民和睦相处，经济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同时进行。随着"京洛倾覆"，门阀士族相率南渡过江，他们之中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将书法艺术等带到江南，使晋代的文化艺术延续发展下去。
　　由于较好地处理了南北士族之间和南迁侨民与上著之间的种种矛盾，所以出现了"君臣和睦"、"君臣戮力"、"上下同心"的政治局面。这对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当然，这是就东晋初期的整体而言的，同部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与前期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东晋南北大族地主因为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实行联合专政的门阀政治。封建统治者对农民实行"按丁课田"，强制每一个成年农民耕种一定数量的田地，并按一定的田地数量收取租赋，就是所谓的"课田"。世家大族地主们占有大量的土地而没有课田。当时的王氏家族经济势力强大，受赐钟山田八十多顷，他们"汽山封水，保为家利"。东晋世家大族经济的发展为东晋政治上的统治创造了物质条件，北方大族在江南为了保存既得利益不想收复失地，他们很明白"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①离开苦心经营的江南沃土、产业，冒着很大的风险北伐，去收复失去的江山，士族中很多人都不愿意。对于北伐，虽然在一些北方来的将领中表现出强烈愿望，并付之于行动，但结果都失败了。这中间，除了他们个人的、客观的原因以外，缺少世家大族的有力支持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从客观上说，这一阶段由于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生产有了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王羲之，字逸少，号澹斋①，小字阿菟。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南）。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
年），卒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361 年），②享年五十九岁，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大王"。
　　玉羲之出身名门望族，琅邪王姓原本出自姬姓，其家史可以追溯到周代。根据记载："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敬宗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③王羲之十七世祖王元为避秦乱由咸阳迁至琅邪。从太子晋算起，到王羲之曾祖父王览已有二十六世。④王览和王祥是同父异母弟兄，他们有这样一个故事，也许人们并不陌生。一年冬天寒风凛冽，大地冰封，一位青年正脱去上身的衣服，俯卧在河面的冰上，不多时他胸下的冰冻化成一个窟窿，忽然一条鲤鱼从中跳了出来，那青年用双手捉住，兴冲冲地向家奔去。因为这个青年的继母，身患疾病，想吃鲜鱼，这便是家喻户晓的"二十四孝"里的"卧冰求鲤"的故事。那位青年就是有名的孝子王祥。王祥常受继母的打骂虐待，从不记恨在心，他与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览感情甚好，弟弟在母亲毒打哥哥时经常以自己的身体作掩护。
　　这些动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美谈。王祥受聘出任徐州别驾时，管辖沂海地带，其间"教化大行"，故而在临沂流传"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的歌谣。后来王祥官职很高，为大司农，晋武帝时拜太保，晋爵为公。王览亦官至光禄大夫，他共有六个儿子，排行第四是王正，他就是王羹之的祖父。父亲王旷，字世宏。西晋末年任丹阳太守，永兴二年（接上页注）"少而好兵"，在赞扬他的武功时批评了他缺乏文治之才）王贲（秦统一六国的功臣。《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附载"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王离（《史记》载："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宗谱》说王离"字文明，封武城侯"。
　　上离生二子元、威、王威为太原王氏始祖）王元《秦末大乱，国破之后由秦都咸阳迁居琅邪皋虞城（即今山东墨城）王谆王渊（"字光杰，仕汉至吏部侍郎"）-王吉（"字子阳，汉宣帝时为博士，后至谏议大夫，自即墨迁琅邪临沂都乡南仁里"，《汉书》卷七二有传。）王骏（《汉书》说："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光禄勋匡衡亦举骏有专对材，迁谏大夫，迁越内史??"）王崇（"字安庆）
王羲之生卒年学术界有多说，本书采用303
年生一说，其他说详见本书《有关争论的问题》章节。根据《宗谱》所载：周灵王泄心公元前571 年即位，公元前545
年逝世。其子景王贵不是灵王泄心的长子，是在周灵王废太子晋为庶人的情况下登上王位的。太子晋改名为王侨。王侨生一子，名敬宗，据此王敬宗为王羲之的第二世祖。王羲之的世祖依次列如下：王侨（原为太子晋）-王敬宗（曾为周朝司徒）-一王森。（"多智略，任上卿，封平安公"）-王斌（东周中军大夫）-王升。（"以文学著名，隐居不仕"）-王昱（官任大司徒，退居后作《道义论》）-王硕（"勇力过人，力能举鼎。仕魏，赠广武君。"）-王错（"官任上军大夫"）-王谕（"仕秦为大将军"）——王息（在秦国"官任司寇，敬陈条策，封忠烈侯"）-王恢。（"仕秦封侯阳君"）-王永（官任中军大夫，后恬退，屡召不就"）-王颐（"善承先志，累征不仕"）一王翦（秦代名将，司马迁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说他同上又字德礼，以父任为郎，历刺史、郡守、治有能，上擢为大司徒，封平阳侯，三世并以清廉著名??"〕王遵（字伯儿为后汉中大夫，封义乡侯）王书（"名音，字少元，官至大将。"）-王融（字巨伟，官至散骑侍郎）。王羲之二十五世祖。元配姜氏，生一子王祥。
　　继配朱氏，生一子王览。王览为王羲之自祖父。（305
年）十二月，右将军陈敏反叛，攻秣陵，王旷弃官逃归淮北。司马睿过江称晋王，他"首创其议"。文献载："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诸人在此时（王汝涛按，指公元307
年春夏之交）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在建立东晋过程中，王旷"功当不在王导之下"。永嘉三年（公元309
年），任淮南内史的王旷奉命与刘聪在"长平之间"交战，部下施融将军主张利用河水以阻刘聪，王旷不但不听，反而认为施融焕散军心，削弱斗志，故而一意孤行，致使施融与另一将军阵亡。上党之役惨败后，王旷情况如何，特别是在318
年司马睿称帝后，历史缺乏记述，故后人有很多猜测。
　　王羲之有一胞兄王籍之，在《晋书·王羲之传》及其他史籍中均无记载。王羲之在《誓墓文》中曾说，"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按他自己所述，他有个胞兄，在他少年丧父以后全靠母兄抚育成人。晚清鲁一同在撰写《右军年谱》时，也未指出《誓墓文》中的"兄"是何许人。王羲之叔父王彬传中记有"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并是敦亲"。王彬有两个长兄，一是王旷，另一人是王廙，王廙子中没有籍之，推测应为王旷之子即王羲之胞兄。王籍之在"敦平"（即公元324
年）任安城太守，王玉池根据王羲之《建安》、《灵柩垂至》、《硬安和》等帖认为"似籍之后又曾任建安太守，卒葬其地，至羲之晚年才迁会稽"。
　　伯父王廙（276-322），字世将，晋室过江之前他的书法号为独步："工于草、隶、飞白，祖述张（芝）、卫（瓘）遗法??其飞白志气极古，世将书独为最。垂雕鹗之翅羽，类施旗之卷舒??"他同时也是文学家、画家、音乐家，精通史籍、美术、音乐、杂技等。"羲之少朗拔"，幼年丧父，很受王厚的赏识与栽培，在书法和绘画上得到王廙的悉心指导。王羲是晋元帝姨表兄，曾是晋明帝少年时代的绘画老师，王廖逝世时，"帝犹以亲故，深痛愍之。丧还，皇太子亲临拜柩，如家人之礼。赠侍中、骠骑将军，谥曰康。"王廙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和与皇室的特殊关系，对王羲之的成长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王羲之族伯王敦（266-324），字处仲，小字阿黑。扬州刺史，都督征讨诸军事。据记载，他甚喜颠草，"初以工书得家传之学，其笔势雄健。"
　　王羲之从伯王导（276-339），字茂弘，官至太傅，拜丞相，封武冈侯，谥文献。工行，草书，"晋元、明二帝并攻书，皆推难于导，故当世尤所贵重"。东晋初期，王、谢、郗、庚（又称王、谢、袁、萧）为四大家族。后来"四家"的说法虽有不同，但王、谢总在其中，王、谢两家集中皇室朝廷的大部分重要权力，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无怪乎羊士愕咏出这样诗句："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情况正是如此，在《晋书》中王氏、谢氏列传占据很大的比例。王羲之随父母迁至建康后，住在繁华街市夫子庙附近的一个巷内。因为王、谢两家多芽皂衣，后来此巷索性改称为"乌衣巷"。此巷那时非同一般，轿起轿橰，车水马龙，达官显贵，络绎不绝，然而历史的风云驱散王公贵胄们的宴席，这里也由盛而衰，故而唐代诗入刘禹锡在《金陵怀古》中这样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宣和书谱·草书二》。（撰人不详，有人认为是元代延陵吴文贵所撰。）
三、少有美誉
　　永嘉五年（311
年）六月，匈奴首领刘聪命刘曜、石勒攻克了西晋都城洛阳，怀帝被俘，这位阶下囚于永嘉七年（313
年）死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这段时间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加之司马睿在江南招揽人才，北方士族大批南迁。书法与文化教育联系在一起，当时的平民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缺少文化，更谈不上有什么书法家。而士族中的人文化程度较高，自然书法家全集中在他们中间。北方士族南迁，北方的书法也随之带到了江左。这就是书法史上常说的"渡江"。由于交通等原因形成的两大书派，这次得到了会合与交融，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并为书法新秀的成长，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王羲之家于313
年随琅邪王氏家族迁居建康。王羲之自小求知欲很强，善于思考，对什么事都想弄个究竟。他十二岁的时候发现父亲经常一人待在书房里，拿出一本书来阅读，神态极其虔诚和认真，然后磨墨写字，最后小心翼翼地将那本书放在枕中。王羲之乘父亲外出的机会，偷偷地溜进卧室，将那本书拿了出来。此书原是卫夫人所藏的蔡邕的《笔论》，先由王旷存放，等王羲之年龄稍大一些以后，便作为教科书学习之用。
　　蔡邕，东汉陈留园（今河南杞县）人，官至左中郎将，人称"蔡中郎"。
　　"蔡邕飞白得华艳飘荡之极，字之逸越，不复过此。"《笔论》是他的著作之一，是一本传授笔诀，进以书法启蒙教育的学习真书、行书的好教材。
　　王羲之看到这本《笔论》后，按图索骥，不断地临习，纠正自己的笔法错误，在书法上大有长进。作为父亲看到儿子的进步，自然喜出望外，感到由衷的高兴。当父亲仔细察看儿子的书法时，突然警觉起来，终于发现了秘密：断定儿子对于枕中《笔论》必"窃而读之"。王旷直接了当地提问儿子。根据《临沂县志·古迹》载："王右军故宅??诸王南迁，舍宅为寺"。此寺几经更名，金皇统四年（1144年）修建时。觉海和尚集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墨迹面成的"集柳碑"碑文，以记盛况。碑文云："其地盖东晋右将军王羲之逸少故宅也。昔晋祚中缺，元帝渡江，临沂诸王去乱南迁。""晋祚中缺"是抬两晋怀帝从311
年被俘到313 年"驾崩"一段皇位空缺时间。《晋书·王舒传》云：
"及元帝镇建康，因与诸父兄弟俱渡江委质焉。"王舒系王导的弟弟，王氏家族的南迁是在元帝改建邺为建康后，正式改名的时间是313
年，故王羲之南迁为313 年。此注参照唐士文《王羲之生卒年和南渡时间》一文。
[东汉]蔡邕的《笔论》流传于后世颇为神奇，首先得到密传的是他的女儿蔡文姬，其次是韦诞，后来钟繇"苦求巨法，诞不与"。韦诞死后将《笔论》带进了坟墓，钟繇无奈之下密令将韦诞的坟墓掘开，得到了《笔论》。钟繇从书中得知，"多力丰筋者胜，无力无筋者病。"其朽法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钟繇并未将密传的《笔论》公开，他死后将此书也带进了棺材里。公元230
年， 钟繇死后五十五年（公元285
年），他的学生宋翼用他老师的方法破了钟繇墓。将蔡邕密传的《笔论》抢救出来。宋翼遵循书中的笔法进行创作，名声大振，并写了续集。宋翼是钟繇的学生，钟繇死后五十五年墓方被打开，这时宋翼至少七十岁多了。卫夫人十二岁左右，大约过三十年才传到了大王手中。起初是王旷得到《笔论》，后交给卫夫人以授王羲之，这就是所谓的"枕中秘"。
　　据《世说新语》和《晋书》记载，王羲之幼年时言语不畅，有"涩讷"之疾，长大以后却变得"辩赡"，即能言善辩了。王羲之机敏过人，才华横溢，与一般纨绔子弟绝然不同。他十三岁时曾去拜谒当时的名士周。周老先生官拜礼部尚书，德高望重，赢得很多的人敬仰。他识才、爱才，竭尽全力推举人才。由于他在朝廷有一言九鼎的作用，所以经他褒奖、推荐得到重用的人数很多。当时的文人学士，群趋而至，都想得到他的品题。
　　王羲之到周府上，只见华堂满座，他老人家设宴款待宾客，经过仆人引见，周接见了王羲之，"
察而异之"，通过交谈感到这位少年才学超群，将来必成大器。普希金小时候在皇村学校读书，有一次他当众念完他写的一首诗歌时，他的老师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对大家说，俄罗斯未来的伟大诗人就在这里，这位伟大诗人非普希金莫属，结果是一语中的。而周对王羲之的预言也是准确无误的。当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才脱颖而出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学术高度的人才能发现。也许是当时受经济条件所限或许是缘于某种刁俗，炙牛心为一种名贵的菜肴，宋代虞侍诗云："客来愧乏牛心炙，茶罢空堆马乳盘。"炙牛心待客，具有礼仪的性质。据说这道菜主人请谁先尝谁就是最高贵的客人。周在众多客人没有动箸之前，首先割中心炙给王羲之品尝，这一举动震惊了满堂宾客，大家对面前这位外表普通的孩于顿时刮目相看了。
　　王羲之受到如此的殊荣和礼遇，一时名声大播。周因王羲之的关系与王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周认为：王导有管仲遗风，王羲之有廉颇、蔺相如的气度。
　　少年王羲之还深为从伯王导、族伯王敦器重。当时阮裕有重名，为王羲主薄。王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薄。"阮裕字思旷，是一位博学多才、仗义豪爽、"兼有诸人之美"而很有作为的青年，在王敦的眼中，阮裕是一代典范。可是王羲之与其相比，却没有任何逊色之处，当时阮裕已是青年，羲之却是一个少年，羲之经过一个阶段的成长，在才智方面超过阮主薄是无庸置疑的。王敦对羲之不但宠爱而且寄予厚望。阮主薄对王羲之更是推崇备至，他将王羲之、王承、王悦并列称为"三少"。成人，吾当授汝。'羲之拜曰：
'愿早授之，使得成人已为暮学。'旷语大纲，羲之学功日进。"《晋书·王羲之传》所指"王氏三年少"为王羲之、王承、王悦三人。《世说新语·赏誉》所指王氏三少年为：右军、安期、长豫。右军、长豫分别是王羲之，王悦的别称，安期是谁的别称呢？安期同是王应的别称、王承的表字。王应是王含的儿子。后过继给王敦。王悦是王导的儿子，他们是同辈人，年岁相差不大。而王承根据《晋书·王湛列传》"王承，字安期"。又说"寻去官，东渡江，及至建邺，为元帝镇东府从事中郎，甚见优礼"、"承少有重誉，而推诚接物，尽弘恕之理，故众咸亲爱焉。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可见王承是王羲之伯父王导的同一代人，故相提。
四、婚姻佳话
　　王羲之的妻子名璇，字子房。书法卓然独秀，被称为"女中笔仙"②。她熟读经书，是当时有名的才女。她与王羲之结为夫妻，虽然是父母之命，但有一段佳话传颂至今。
　　官至太尉、为人正直的郗鉴（269-339）虽年逾半百，但家中还有一个掌上明珠、年已及升的女儿尚未出嫁，他想物色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婿，以解决女儿的婚事。在上层社会，婚姻总是带有政治色彩，"先求族，后择人"，是都鉴选婿的最佳方案。当时王氏家族可谓是门第显赫，人才济济。王导丞相子、侄有十余人，考虑从中遴选一位，作为乘龙快婿，岂不美哉！故"使门生求女婿于导"。门生到王导家，王导请他去东厢去挑选。消息不胫而走，都知道郗家派人前来选婿，听说那位千金小姐相貌端庄，性情温柔，谁都想接往抛悬在头顾上空的"彩球"，与这位京城少有的窈窕淑女匹配成婚。他们一个个衣冠楚楚，谦恭有礼，温文尔雅地在大厅等候。唯独王羲之若无其事，袒露着肚皮，躺在床上大啖大嚼胡饼，他对选婿毫不在意，给门生极深刻的印象。门生回到主人家中向郗鉴享报："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郗鉴慧眼识人才。"'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①，从此"坦腹东床"成了女婿的美称，"妙选东床"传为美谈。郗鉴之所以选中羲之为婿，王羲之不矫揉造作，纯真直率，风神潇洒，体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品格，这自然是一个原因。但不光如此，更主要的是王羲之那时已有很好的名声在外，他满腹经纶，学识渊博，特别是他的书法已崭露头角。郗鉴在书法方面造诣颇深，女儿及两个儿子（郗惟、郗昙）在书法上很有成就，他平时很重名节，羲之在许多方面符合他要求的标准，成为理想的女婿人选，是不足为怪的。
　　东晋时代人的审美意识、审美标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崇尚个性自由，特别重视人格和人的价值，讲究潇洒、傲岸、放诞的风度美，蒙以"骨鲠"著称的名士王羲之，被选中也反映了一种时代趣尚。
　　郗璇确是一位很有教养的贤淑女子，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郗鉴为了教育好子女晚辈含辛茹苦，关怀备至。西晋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加上天灾，乡野树皮、草根都被吃得一干二净，郗鉴所在的乡间也不例外，郗鉴是高平金乡入（今山东金乡），儒雅德高，平时不薄百姓，所以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乡亲们仍千方百计地照顾其兄于郗迈、外甥周翼。据《晋书·郗鉴传》记载："初，鉴值水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鉴名德，传共饴之。时兄子迈、外甥周翼并小，常携之就食。"后来粮绝，菜尽，乡亲们只好直言相告："各自饥困，以君贤，欲共相济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鉴于是独往，食讫，以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到了江左，郗鉴呕心沥血对他们进行教育，将他们一个个抚养成人。东晋时郗迈官至护军，周翼为剡县县令。
　　并论，他不可能与王羲之、王悦并称为王氏三少年。《晋书·王羲之传》之所以造成错误是引《世说新语·赏誉》时在"安期"是指谁的问题上张冠李戴了。综上所述，王氏三少年是指王羲之、王悦和王应，他们不但年龄相当，而且同为琅邪王氏，而年龄比他大许多的太原王氏的王承不属此列。马宗霍《书林纪事·闺阁名媛》："王羲之妻郗氏，鉴之女也。甚工书。兄愔与昙谓之'女中笔仙'。"
　　婚后郗璇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她对王羲之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书法家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她一生生了八个子女：玄之、凝之、官奴（女儿）、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不幸的是玄之、官奴先后夭折。中年丧子，"黄梅不落，青梅落"，作为做父亲的"祠庶子哀摧"，是悲痛欲绝的。王羲之寿命不长，妻子郗璇却享有九十多岁的高龄。
五、经历两次叛乱
　　王氏家族因在建立东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有"司马与王共天下"之说，王氏家族日益兴盛强大，握有军政大权，这对朝廷构成威胁，皇帝很是忌恨。王氏家族的势力成了皇帝的心患，对王导"亦渐疏外"。皇帝将刘隗、刁协视作心腹，想用他们的权势箝抑王氏家族。
　　刘隗是一个势利人物，又精通文史，常引经据典为其所用，侵毁公卿，弹劾他人。而刁协性情刚悍，与刘狼狈为奸，两人常密谋策划，投皇帝所好，谄上骄下，他们做官经商大发其财，农田万顷奴婢数千，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刘隗、刁协专权用事在皇帝面前疏间王氏，王敦、王导气愤不平，曾多次上疏，皇帝由于偏听偏信不加采纳。王敦在酒后曾经吟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更加深了皇帝的戒心。王敦对刘隗曾直言不讳地数落："邦佞谄媚，谮惑忠良，疑惑圣德，遂居权宠，挠乱天机，威福自由，有识杜口。大起事役，劳扰士庶，外托举义，内自封植，奢僭过制"，"倾尽帑藏，以自资奉，赋役不均，百姓嗟怨"，"自从信隗以来，刑罚不中，街谈巷议，皆云如吴之将亡。闻之惶惑，精魂飞散，不觉胸臆摧破，泣血横流。陛下当全祖宗之业，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后所启，奈何弃忽忠言，遂信奸佞，谁不痛心！愿出臣表，谘之朝臣，介石之几，不俟终日，令诸军早还，不至虚扰。"王敦与刘隗、刁协之间矛盾冲突发展到白炽化程度。永昌元年王敦再次上表，皇帝勃然大怒："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就在这一年，王敦于武昌举兵想用武力消灭刘、刁之党。王敦是王导的堂兄，发生这样的事件，王氏家族可谓是大祸临头，很可能株连全族所有人员。王导脱下朝服带领土氏子弟二十余人（可能包括王羲之在内），日夜伫立宫门前请罪，听候发落。
　　刘隗、刁协平时专横跋扈，现在更是认为消灭王家势力的时机已经成熟，曾多次连续上奏皇上要求将王氏满门杀绝，斩草除根。元帝面临这复杂的局面，考虑到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对朝廷忠心耿耿，平时尽忠职守，此时态度诚恳，更重要的是万一王敦得势，威胁到朝廷和他本人的安全时，还可以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王导为人宽厚，说不定在大动乱中他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元帝对王导说："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最后以"大义灭亲"为名，免诛其族。王敦的军队从四处进入京城，宫中大小官员逃之夭夭，元帝身边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元帝被迫只好当场封王敦为丞相、江州牧等要职。使王退守武昌。
　　在王敦到了石头城后，元帝召集百官见王敦，王敦问刘、刁党羽戴渊："前日之战（王师败绩），有余力乎？"渊回答说："岂敢，但力不足耳！"敦又问："吾今此举，天下以为如何？"渊回说："见形者为之逆，体诚者为之忠。"王敦冷笑了一声说："卿可谓能言。"尔后又对王导曰："不从吾言，几至覆族。"元帝因受不了王敦的污辱，忧郁而死。公元323
年明帝即位，当时王敦已移往姑孰（安徽省当涂县），他虽身患疾病，仍再次威胁朝廷，明帝乘机派兵讨伐，王敦因病已不能带兵，故指派他的哥哥王含应战，结果大败。王敦也因忧愤使病情加剧而去世。历时两年的"王敦之乱"就此结束。王羲之当时已经成年，亲身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风波。士族的分裂，特别是周被王敦所杀，对他刺激很大。他深深感到当时官场的黑暗和无情，战争的残酷，政治舞台风云的突变，时局动荡，前景令人难测，王羲之曾在以后的兰亭诗中发出"合散固所常，修短定无始"的叹息。
　　咸和三年（328
年）二月发生了苏峻、祖约叛乱。苏峻出身北方坞主，以军功为历阳内史，因恃功"骄溢自负"，又以"单家聚众"发迹，对门阀大族心怀不满，他们以诛庚亮为借口南渡长江，攻占南京，纵兵大掠，驱役百姓。王羲之的叔父王彬等，还被勒令负担登钟山。叛军甚至剥去女性衣衫，裸暴于众，无恶不作。这次叛乱使建康"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大库内藏损大惨重。当年九月，陶侃、温峤、庚亮等起兵讨伐苏峻，苏峻很快败死，祖约失败后投奔北方石勒，最终亦被杀。
　　王敦叛反与苏峻反晋，均属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叛乱平息了，但当时的政局没有丝毫变化，人们认为：庚亮以外戚辅政，引发了危及国家存亡的大祸，他当时窜身苟免，晋室内争权夺利；皇帝幼小，听人摆布，无能为力。王敦和苏峻的两次叛乱，王羲之虽然未曾遭祸，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官场的腐败和朝廷的无能。
　　王羲之步入政界，最初的官职是秘书郎，其主要任务是整理和校阅宫中文库中的图书。究竟是何年担任这一职务，《晋书·王羲之传》只是说"起家秘书郎"，没有说明年代。在东晋，秘书郎、著作郎是贵胄子弟初选之职，如是过早、较晚出仕则标明"弱冠"或说明具体年龄，如庚亮少有美誉，其传曰："年十六，东海王越辟为掾。"王羲之妻弟郗昙较晚出仕，故本传称："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骑侍郎。"王羲之出仕不称"弱冠"又未指出初次任职年龄，再综合其他材料推断任秘书郎为太宁三年（325
年），王羲之当时二十三岁。
　　东晋时期许多贵族子弟，年龄很小就获得官衔进入仕途了，例如王导、王含诸子都弱冠出仕，唯独王羲之在他二十三岁左右才任秘书郎之职，这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古往今来学术界多有猜测，有人认为正如王羲之自己所说："吾素自无廊庙志"，他不想过早地进入仕途；也有人认为，他伯父王导在掌握东晋大权时推行"愦愦之政"的政治纲领，王羲之持不同政见，不愿意与其伯父合作，所以出什的时间一拖再拖。还有一部分学者把王羲之的出仕与他父亲王旷联系起来分析，也不无道理。
　　王旷是晋元帝过江首创其议的重要人物，他这房与琅邪王司马睿最亲，兄弟三人（廙、旷、彬）是睿的姨大弟，《晋书》为王廙、王彬立传，但就是不给王旷立传。很多文献对王旷特别是对他晚年避而不谈，即使有记载也是若明若昧，似有隐情。王旷最后的官职是淮南内史，根据文献记载，公元309
年，王旷受命救援上党之役失败，便无下文了。故有人推测他没有战死，也没有逃回而是像他的堂兄王衍降于石勒一样，投降刘聪了。由于亲戚关系，琅邪王司马睿将王旷的真情隐匿起来，不许别人提起此事。但世界上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时知道此事的人甚多，为防止朝野疑议，所以朝廷以至王导迟迟不让王羲之出仕。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下边的事实就不好解释：王羲之"于父母墓前自誓"，可见他父母死后是合葬的。王旷如真的投降了刘聪，他又怎能与妻子合葬？这些疑问很难说清。以上仅是一种推测，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王羲之咸和三年任会稽王（昱）友官职。咸和九年上羲之应西征将军庚亮召请，赴武昌任参军、长史，咸康二年（336
年）任临川太守。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永和四年（348
年）殷浩参综朝政，委任王羲之为护将军。
　　羲之既少有美誊，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经过殷浩劝说，他最后还是担任了这一重要官职。
　　护军将军权力很大，不但有一支保护皇帝和京师的军队，而且其下有属官，若受命出怔，还可以设参军。王羲之恪尽职守，关心士卒的疾苦，他任护军将军时发了题为《临护军教》的第一道命令：今所在要在于公役均平。其差太史忠谨在公者，覆行诸营，家至人告，畅吾乃心，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自当专详其宜。其大意是：现在的军营里要公役均平，我委派忠于职守、谨慎公平的太史到各营，对于所遇到的困难，可以畅所欲言，如军营中有老弱多病，不能温饱，或无法养家的，都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安置。
　　护军之职流动性很大，有时去江州，有时去到吴国（苏、浙）。经常疲于奔命，也许是这种原因，于永和六年（350
年）王羲之"苦求于宣城郡"。朝廷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后来力右军、会稽内史，赴任会稽山阴。《晋书·王羲之传》载："（王）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羲之代述。"据推断，王羲之于永和七年（351）为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王羲之出任会稽内史，朝廷可能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
　　一、当时西藩桓温势力对中央构成很大威胁，会稽是宰辅司马昱的封国，属中央的势力范围，会稽是三吴腹地，水陆交通发达，物产丰富，许多豪门士族棲居这里，它对于重镇扬州和都城建康无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来说都非常重要，在平息苏峻叛乱之后，曾有人要求迁都于此。
　　二、王羲之是东晋第一大族杰出人才，在王述守丧造成职务空缺时，他是最适合的补缺入选。
　　三、王羲之"不乐在京师"，自然对这一职务会感到满意。王羲之初到会稽，通过旧友孙绰结识了一批名士新友，开始了他最后一个阶段的仕途生涯。
　　王羲之对管理国家，有自己的见解，提出过不少改革弊政的措施，是一位热爱人民，同情百姓，政绩显著的父母官。
七、告誓辞官
　　穆帝永和十一年（355
年），三月初九这个吉日，王羲之独自走到那杂草丛生的他父母的墓地，向双亲亡灵陈词告誓，他将离开官场，绝禄退隐，他说：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夭，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儿。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皎日！后来王羲之把上述的一番话书写下来，这就是后世流传的《告誓文》，《告誓文》情感真挚，诚恳动人，在自谦自责的背后隐藏一种无可奈何、十分忧伤的情绪。王羲之从秘书郎起家到弃官退隐，经历了政坛的风风雨雨，怎不感慨万千呢？
　　对于王羲之辞官，史家、研究家多有分析，见仁见智，但不外乎以下几方面：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其形势极为不利。当时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温攻克了成都，一举打败了成汉国，一时名声大振，其势力迅速壮大起来。荆、扬是当时的两大重镇，荆州位居长江上游，对长江下游的扬州、建康威胁很大，皇帝惶惶不可终日，故将殷浩拉做自己的亲信，并委以重任，让他掌握扬、豫、徐、兖、青五州的军事大权，以防桓温不测。在这种情况下，殷、桓矛盾日渐尖锐，桓温原来与王羲之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由于上述矛盾，桓温视王为殷浩的亲信、党羽，这对王羲之是非常不利的。
　　桓温军事力量的强大对殷浩触动很大，殷浩求功心切，不顾主客观条件先后北伐，每次北伐，王羲之都苦口婆心的劝告他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将会以失败告终。可是殷浩根本不加理会，王羲之预感到"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结果都被王羲之言中，特别是最后一次，损兵折将，损失惨重，大败而回。此时恒温乘机上去弹劾殷浩，结果殷浩被贬为庶人，告老还乡，整天在家书写"咄咄怪事"四字。王羲之在《与孔彭祖帖》叹息："殷废责事便行也，令人叹怅无也。"《增运帖》云："吾于时地甚疏卑，致言诚不易。"他深深地感到人微言轻。"皆谓尽当今事，宜称，好仗义直言，朝廷自然不喜欢他。
　　王羲之辞官一个直接的、公认的原因是与王述的矛盾。关于王述，《中兴书》曰："述清贵简政，少所推屈，唯以性急为累。"《世说新语·忿狷》说：王蓝田（述）性急。尝食鸡子，以害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履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述父）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可见王羲之是很瞧不起王述的。
　　王述原与王羲之齐名，在王羲之为临川太守时，王述只是一位县令（宛陵令），然而，现今王述成了扬州刺史，扬州不但是个大郡，而且是京城所在地，此地的刺史非同一般，其官位大大高于王羲之。会稽属王述管辖，王述来检查会稽刑政，竭尽苛求，王羲之疲于课对，甚为、满，引为奇耻大辱。他曾要求朝廷将会稽改为越州，与扬州并列而不在王述权威之下，结果不但未达到目的反而给他人以笑柄。王羲之气愤之极，甚至拿儿子出气：吾不减怀祖（王述），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坦之为王述子，当时被誉为"江东独出"）
　　关于王羲之与王述的关系，《世说新语·仇隙》作了这样的记述：王右军素轻蓝田（王述）。
　　蓝田晚节论誊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川，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至终。
　　王羲之本来对仕途并不感兴趣，但既然入仕总想为人民办点实事，然而存在不少难处，他在《此郡帖》中写道：此郡之弊，不谓顿至于此，诸逋滞非复一条。独坐不知何以为治，自非常才所济。吾无故，舍逸而就劳，叹恨无所复及耳。夏人事请托，亦所未见。小都冀得小差，顷日当何理。
　　会稽郡拖欠的朝廷征纳的税赋（即所谓逋滞）无法上交，"舍逸而就劳，叹恨无所复及耳"，从中可知王羲之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从而表现出他厌恶仕途官场的思想。
　　王羲之政治上不得志，现在又屈于王述的管辖之下，引起许多人的耻笑，其心境可想而知。羲之毕竟是位艺术家，他热爱会稽的山山水水，"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神仙般的生活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信奉道教，他经常接触的亲朋好友不少是信道入迷的名士，和他们一起浪迹山水，风流自赏，脱离官场的明争暗斗，这些均使他下决心辞官退隐。
八、隐居的晚年
　　王羲之辞官后，则以游观山水弋钓为乐。他不像一些隐居的名士，"被发佯狂"、"污身秽迹"，在当时走这样的道路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会有人认为他不同流俗，不合时尚，朝廷也会生出许多狐疑。辞官后他也不可能像兰亭聚会那样流觞赋诗，兴会无前，所以他说，"可谓艰矣"，然而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认为这是"天赐"，为之庆幸。
　　王羲之去官以后，隐居养真，"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乐。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他游遍了东土诸郡山山水水，感叹道："我卒当以乐死！"王羲之早就爱慕蜀中的山水之奇，与谢安书云："蜀中山水，如峨嵋山，夏含霜雹，碑版之所闻，昆仑之伯仲也。"在幽美的大自然里，王羲之沉潜玩味其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美的享受，再也不愿意重返官场参与政治角逐了。王羲之辞官以后，好友谢万曾经致书于他，要他再次出仕，他写了《与吏部郎谢万书》婉然谢绝。此文说：古之辞世者，或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免，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戒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
　　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旷，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怀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土，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矣。②王羲之过着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享受人间的天伦之乐。王羲之辞官后隐居于浙江剡县（今嵊县）金庭。这是在他任会稽内史时，遣人行视选定的。这当然不是随意确定的，因为剡多名山，被称为福地。"入判经金庭，见五老、香炉、卓剑、放鹤诸峰，以为奇丽幽缈，隔绝世尘，眷恋不能已！遂筑馆居焉。从之者夫人郗氏、乳母毕氏、中子操之。"①唐代裴通说："越中山水奇丽判中为最，剡中山水奇丽全庭为最。"白居易亦说："越有桐柏之金庭，养真之福地，神仙之灵墟，亦三十六洞天之一。"传说山上有灵芝，"尝闻异香，泉则石髓金精，清馨甘冽，时值仙人，从古下死，真天之绝境也。"王羲之迷恋山水，信仰道教，判之金庭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金庭白云洞，传说是王羲之始祖王子晋吹笙处。出于对祖先的崇敬，这也是王羲之择金庭而居的原因之一。
　　王羲之辞官后没有繁琐的政务纠缠，用不着在官场朝廷间周旋，更不要在枯躁无味的案犊疏奏上劳神。显然在精神上是得到了解放。然而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毕竟是件很遗憾的事。谢安对王羲之说："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人别，辄作数日恶。"王羲之说："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王羲之当时他已到五十三岁的暮年，"衰老之弊日至"，伤心痛苦的事接踵而来。其一是两个孙女夭折，心灵巨创；其二是病魔缠身。痛苦不堪。
　　王羲之是一位感情丰富而细腻的人。延期的女儿"四岁暴疾不救"，另一个孙女即官奴的女儿玉润，也是幼年因急病而亡。王羲之在《延期官奴帖》中说："十日之中，二孙夭命"①，他还在《二孙女夭殇帖》中称"二孙至此"。对于两个孙女的夭折极度哀痛，他曾说："吾已西夕，情愿所钟，唯在此等。（指儿孙）。"自己已到夕阳西下之年，把感情、心愿凝聚在儿孙身上，目前是老者未去，幼者先亡，使王羲之"伤惋之甚，不能已已。"王羲之信奉道教，认为服食可以成仙得道，延年益寿。所以早就养成服食习惯，到了晚年有更多的时间到深山中采集药石，加之挚友周抚经常送些"胡桃"、"青李"、"来禽"等眼食所须之品，服食从不间断。
　　药石并没有使王羲之长生不老，相反损害了他的健康，其晚年的病痛，他自己有很多这方面的陈述：鄙疾进退，忧之甚深。仆进下数日，勿勿肿剧，数尔进迟，忧之转深。
　　亦不知当复何治。得散力，烦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经日。
　　吾肿，得此霖雨转遽。吾遂沉滞兼下，如近数日，兮无复理。
　　吾昨暮复大吐，小啖物便尔。
　　吾此日极不快，不得眠，食殊顿。吾胛痛剧灸不得力，至患之。五六日来小差，尚甚虚劣，且风大动，举体急痛。
　　仆下连连不断，无所一欲。啖辄不消化，诸弊甚，不知何以救之。
　　王羲之少患癫痫，一二年辄发一次。晚年多病，这是他长期服药行散产生的恶劣后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吾服食久，犹为劣劣"，服药短暂的快感换来的终日病痛。由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年仅五十九岁就与世长逝了。随后朝廷"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父先旨，固让不受。王羲之死后葬于浙江省剡县（今嵊县）金庭瀑布山南麓。现今该地还留有"晋王右军墓道"石牌坊及"晋王右军墓"碑亭。王羲之在他逝世前给周抚的信中曾说："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已毕，惟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晋书·王羲之传》也说："有七子，知名者五人"。长子玄之，英年早逝；次子凝子，字叔平，亦工草隶，历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为孙恩所害，妻谢道温，为谢安侄女，聪慧有才辩，是东晋著名女诗人、书法家；徽之，字子猷，官至黄门侍郎，以卓荦不羁著称；操之，字子重，历任侍中、尚书、豫章太守；献之，是王羲之七个儿子中最为知名者，关于其他两子说法不一，宋人黄长睿在《东观余论》中以涣之为王羲之之子，《全晋文》将其列入第三子；鲁一同引《王氏谱》加了肃之，其长幼次序为：玄之。凝之、肃之、涣之、徽之、操之、献之；《金庭王氏族谱》以璠之、穆之为二子，并排在献之后面，此说与献之最小之说有矛盾。王羲之的两个女儿何名，史无记载，仅知一女嫁给刘畅，生子瑾，官职尚书、太常卿；另一女，嫁给谢殃，生著名诗人谢灵运。
　　（一）写经换鹅
　　民间有王羲之有爱鹅的传说。鹅，洁白的羽毛，红冠红爪，煞是好看，加上它迈着笨拙的步子，或引项高歌，或张开双翅翩翩起舞，也许给王羲之的书法有启迪作用，从中领悟到点画运笔技法，执笔时食指应如鹅头那样昂扬微曲，运笔时则像鹅掌拨水，这样才能将精力集中于笔端。清代书法家包世臣将这种情势用诗表达出来："全身精力到毫端，定台先将两足安；悟入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齐难。"王羲之爱鹅常画鹅，出于写生的需要，他买鹅养鹅在情理之中。从分析的角度看以下的两则轶事，却是有根据的，《晋书·王羲之传》也作了记载。
　　会稽有一位孤居的老婆婆养了一只善于鸣叫的白鹅，很逗人喜爱，王羲之叫人去买来，不料老人不肯出售。无奈，上羲之只好经常去看这只鹅，使老人百思不解。后来王羲之又派人前去说服老婆婆割爱，老人还是不答应。那人只好开诚布公地告诉老人说，那是王羲之所要。当时王羲之是妇幼皆知，享有美誉的大书法家了，老人喜出望外，又听说王羲之要亲自拜访她，更是高兴。第二天，王羲之带了不少礼品去登门求鹅，不料老人为了招待这位大人把鹅宰了，当王羲之不见白鹅，并得知鹅已被宰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伤心地离开了农舍。以致回家后"叹息弥日"。
　　山阴有一位道土，养了许多白鹅，王羲之看见了非常喜爱，向道士购买。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应为《黄庭经》），当举相赠耳。"要王羲之抄写经文作为交换条件。王羲之爱鹅成癖，又是道教的忠实信徒，故欣然同意。他怀着虔减之心花了半天的时间，工工整整地抄完了经文，十分高兴地"笼鹅而归"。唐代大诗人李白根据这一传说，先后写了两首诗。一首题为《王右军》的诗：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
　　山阴遇羽客，爱此好鹅滨。
　　扫素写《道经》，笔妙精入神。
　　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后来又写了一首《送贺宾客归越》的诗：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若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道德经》即《老子》，是道家的主要经典，《黄庭经》是道教一种经的经名，两者是不能混同的。然而在流传的过程中，将《黄庭经》误写成《道德经》了。
　　《晋书·王羲之传》也有此错误，李白在两首诗中都写换鹅，一首是"扫素写《道经》，一首是"《黄庭》换白鹅"。李白于天宝元年游会稽时所写的《王右军》，当时可能是根据传说，写成"道经"。后来也许看到了换鹅的书法作品，知道这是《黄庭经》，所以天宝三年正月送贺知章时所写的诗中写成了"黄庭换白鹅"，以示更正。《黄庭经》是王羲之楷书的代表作，如今每当我们欣赏这幅名作时，尤感其气韵高逸，笔致婉丽，李白"笔妙精入神"的评论并非溢美之辞。
　　（二）书扇济贫
　　王羲之为官期间经常深入底层贫苦百姓中，体察民情。有一次在蕺山看到一个老妇卖六角扇，这种扇子是用竹蔑编成的，为了制作和使用的方便呈六边形，现在绍兴一带山村里仍有用这种扇子扇风纳凉。由于当地百姓普遍贫穷，虽然这种扇子非常便宜也无人问津，老妇忧心忡忡满面愁容，王羲之看到这种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他找来笔墨在老妇出售的所有六角扇上都写上五个大字。王羲之当时已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了，虽不能说是一字千金，但想求他的字也是不容易的，老妇人由于孤陋寡闻，有眼不识泰山，她被这位官人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羲之便向她说明"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老妇半信半疑照此办理，果然人们争相购买，六角扇销售一空。第二天老妇又掮了一批竹扇来，再求羲之书写其扇，羲之只好笑而不答了。民间传说老妇还找到羲之家中要他继续为她写扇，羲之哭笑不得只好东躲西藏，传说如今绍兴市的"躲婆巷"就是他躲藏的地方。
　　蕺山南麓的戒珠寺，相传寺址为王羲之别业，寺前有他的养鹅池和洗砚池。王羲之喜欢玩明珠，一天明珠不见，他怀疑是与他关系甚好的老僧所窃，老僧含冤而死。后来一只鹅死了，宰杀后发现了那颗明珠，王羲之后悔莫及，决定舍宅为寺，以戒玩珠之癖。
　　（三）入木三分
　　传说王羲之有一次走访一门生家，不巧门生外出未能见到，此时羲之在门生的书房里看到一张桌子，台面光滑如镜，洁白如纸，书案上还有一砚新墨，于是王羲之信手拿来一支毛笔，舐蘸了墨在桌面上急书挥写，不一会字迹满桌，王羲之便停笔归去。门生的父亲回到家中看到台面上墨迹斑斑，火冒三丈，便责问木工谁敢如此放肆，木工只好照直说来。门生的父亲令木工将台面刨去一层，结果刨掉了三分还清晰地看到字迹。从此"入木三分"用来形容书法笔力遒劲雄健，比喻见解、议论深刻。
　　对于"入木三分"，还有另外一种传说：王羲之曾经写过祭北郊祝版（古代祭祀时写祝文的版），晋成帝时决定更改原有况文，故请工人将版面刨去三分厚度，不料王羲之的字迹仍然可见??有人认为，"入木三分"显示了字在垂直方向上的延伸，字的笔画打破了平面局限而具有立体感。这种论点未免太"现代化"了，当时的中国人尚未有追求立体感的审美意识。"入木三分"与"力透纸背"在古代都是对字的骨力形象的一种夸张与形容。
　　《晋书·王羲之传》原来是这样记述的："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上面的两种传说很可能源于此，《晋书》作为史书，绝大多数内容是有事实根据的，由于后世人对王氏书法艺术的酷爱与推崇，故在《晋书》记述蕺山：位于绍兴市东北隅。根据《山阴县志》记载："山多产蕺，蔓生。茎紫，叶青，其味苦，"越王勾践常到这里采集这种植物充饥，以不忘报仇雪耻，故名蕺。
郭廉夫，笔名仲扬，1938年生，江苏扬中人。196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曾任江苏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职称编审。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美协艺委会委员，绘画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省市展览并获奖，在《文艺报》、香港《大公报》、《美术》等海内外报刊发表，作专题介绍。同时有《色彩美学》、《王羲之评传》十余种著作在海内外出版发行，其中三种著作在全国获奖。曾在《美术史论》、《装饰》、《书法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鉴于他对文化艺术的突出贡献，现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任教三江学院艺术学院。
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303-361，另一作321-379），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濛、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睿鞔洳檠椅薏火б劳豸酥Ｇ宕湟员Т蚱铺У姆段В豸酥氖槭サ匚蝗晕炊　！笆槭ァ薄ⅰ澳省彼溆小笆セ敝樱来摇⒕拮樱ü冉稀⒋Γ薏恍脑贸戏，推崇备至。
东晋升平五年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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