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东非遭遇六十年最严重旱灾 超千万人闹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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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难民营内，妇孺排队领取食物。
据香港《文汇报》8日报道，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6日发布人道救援警报，指非洲东部多国正面临60年来最严重旱灾，出现粮食危机，估计有1200万人饱受饥荒之苦。高级专员古特雷斯称这是全球最悲惨的人道危机之一，呼吁全球正视问题，并提供援助。
发生大旱的国家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及厄立特里亚等国。UNHCR调查索马里儿童生活条件的报告指出，50%因气候干旱迁往邻国避难的儿童严重营养不良，部分甚至在抵达难民营24小时内就去世。此外，还有很多儿童在逃难途中因缺水缺粮而渴死饿死。
联合国估计，已有75万索马里人逃离该国。单是上月就有5.4万人逃往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肯尼亚的全球最大难民营目前每天接收1万名索马里难民，人数较去年同期激增6倍。由于物资匮乏，相关暴力冲突正趋严重，许多妇女为躲避盗匪和强暴犯，只能带着子女在极端恶劣条件下日夜不停赶路。
乐施会已定下组织历来最大规模非洲援助计划，目标筹集8000万美元。今年5月，因国际粮食捐赠大幅下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被迫减少援助索马里的粮食。难民署发言人弗莱明呼吁各国政府和民间团体正视此恶劣状况，即刻支持联合国援助行动。
难民署表示，目前肯尼亚的难民营已收容了38.2万人，还有数千人正等待入住。问题在于，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本身也有大旱引起的类似问题，自身难保，根本不具备帮助其它国家难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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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晓塘带领天津人节粮度荒
& & & & & & & &&& &万晓塘带领天津人节粮度荒
& & & & & & & & & & & & & & &谢 燕　
1958年、1959年连续两年“大跃进”过后，中国大陆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历时三年之久。它所造成的后果很不好。《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一书中写道：
“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提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369页）
此后几年全国人口有无减少、减少多少，这本书上没有说。天津人在中共天津市委及其第一书记万晓塘的带领下，和国内许多大、中城市一样，十分艰难地度过了这三年。我现在就这段历史，结合我个人的经历，写点“花絮”，以飨读者。
& 一份“超前”的文件
早在1959年5月，万晓塘签署了《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做好夏季防灾备荒工作的指示》。我查阅档案目录，发现这是当年天津市委颁发的第一份有关度荒的文件。
这份文件的精神与当时国内宣传的所谓主旋律显然不合拍。1958年，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种了一块一亩零四厘的水稻试验田，声称将会收获十万斤稻谷，并曾把毛主席吸引到地头来参观。当年毛主席兴奋不已，走遍大江南北，完全相信报纸上竞相发表的农业放高产卫星的虚假新闻。在河北省徐水县农村，他还向当地干部、社员们提出粮食打多了，吃不完，怎么办这样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1959年，“大跃进”的口号仍然叫唤得震天响，仍然认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万晓塘出身贫苦农家，种过田，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斤粮食。此时，他担任市委第一书记，能随时看到天津市所属各县（其中包括当时划归天津市领导的沧州专区各县）送上来的报告，发现入春以来，有部分农村发生了粮荒。在不种麦或少种麦的地区，这个问题将要延续到大秋收获季节才能有所缓解。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市这类地区有4760个村，其中灾情严重的有1251个村，一共居住着84万人。这与当时报纸上的报道就相距甚远。万晓塘对当时国内的宣传怎么看，已无从知道。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各县送来的报告中所反映的问题是确信无疑的。因此，他才抓紧签发这个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对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灾荒，决不可掉以轻心，并且及早采取措施，做到有备无患。
后来的形势发展，完全证明了万晓塘的处置是正确的。
1960年春天，霸县、武清、宝坻三县上万名农民因为缺粮而误食苍耳中毒，有40人死亡。万晓塘得悉这一严重情况，心急如焚，立即责成卫生部门抽调干部，组成临时防病办公室，先后派出40多批、300多名医务人员，到上述三县抢救中毒农民的生命。
1960年下半年，天津市所属各县农民缺粮断炊情况就更加严重。任丘、交河、沧县、静海等县都发现农民纷纷出外逃荒。万晓塘又随即指示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救灾减灾。同时还要求各县党政领导人努力做好工作，决不能让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要追究那里的领导人的责任。对于农民成群结队离家出外逃荒的情况，万晓塘要求各县领导人派人把他们领回来，妥善安置，决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饿死他乡。……
&&城市蔬菜供应日趋紧张
这份文件是针对农村情况说的。城市的情况远比农村复杂。1958年、1959年“大跃进”期间，首先冲击天津市民生活的问题是蔬菜供应日趋紧张。
我还记得，1958年下半年，就听到一些老工人埋怨道：我们不要求每天吃鱼吃肉，只要求吃上蔬菜，总不算过高。但现在连这一点要求都不能满足，也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
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在日召开的县级以上干部电话会议上承认：“现在副食品供应紧张。……党中央要求京、津、沪、辽省市委书记直接抓这个问题……天津副食品供应紧张是最严重的问题，这是全国解放十年来最艰苦的一年。”
万晓塘在日召开的全市党员大会上也坦言：“1959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主要原材料供应不足，一般只能满足需要的10%--30%。市场上蔬菜、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十分紧张。大家要有一个长时间供应紧张的心理准备，特别是负责干部要主动降低生活水平，和群众同甘共苦”。
粮食供应和副食品供应，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粮食供应紧张，大家都想多吃点蔬菜，藉以填饱肚皮。但是，政府还得保证粮食种植面积，争取多打粮食，不可能按照需要多种蔬菜供应市场。
怎么办？共产党有一条老办法：发扬“南泥湾精神”。日，万晓塘签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发动市区机关、工厂、学校大种蔬菜的通知》，要求在全市开展“大种蔬菜运动”，有条件的单位争取平均每人种二、三分地的蔬菜。我当时所在的工作单位，在东郊区东局子觅得一块盐碱地，种植水稻、土豆、蔬菜，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去参加田间劳动。
“瓜、菜、代”这个名词就是在粮食、副食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兴起来的。瓜即各种瓜果，菜即蔬菜，代是代食品。这代食品花样繁多，如人造蘑菇、人造蛋白、小球藻等等。经市委发动，各单位都投进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开发，一时蔚然成风。
&市民口粮从兄弟省调进
我国在1960年—1962年发生的经济困难，主要表现为从农产品到工业品等各种物资都严重匮乏。其中又以口粮短缺，最为突出。这和马克思解剖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恰成鲜明的对照。
既然口粮短缺，许多人也就不能吃饱饭。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饥饿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问题。由于食物不足，营养不良，又会引起种种疾病，重者死亡。据历史档案记载，天津市区闹饥荒最严重的是1960年下半年和1961年上半年。从1960年10月份开始发现浮肿病人，11月份大量增加，患者累计有90万人，将近占市区人口的四分之一。浮肿病还有一个特点，即得病者多半为年轻人、身体健壮的人。工业生产任务又主要依靠这些人完成。这就可以想像，工业生产会随之下滑。天津市12月份完成的工业产值只有1月份的二分之一。
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多年来天津市自身负担不了市区人口的粮食供应。天津划归河北省领导，成为省辖市，河北省也供应不起天津人的口粮。所以党中央、国务院仍将天津市和中央直辖市北京、上海以及工业大省辽宁一样对待，保证重点，由国务院下令从一些产粮大省调拨粮食给天津。
任何人都不能不吃粮食，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当时天津市常住户籍人口约在580—600万人之间，其中市区人口约有400万人。按平均每人每天吃一斤粮食计算，市区一天就要消费400万斤粮食。郊区除外。政府必须确保这些粮食按时调进，投放市场。否则，将有可能造成人心不安，社会秩序大乱，后果严重。所以，毛主席也曾说过，“家有余粮，心中不慌”。据当时任天津市粮食局局长的刘丕昌回忆，天津市粮库储存的粮食，突然减少到七千万斤，还包括面粉厂、机米厂正在加工的粮食以及正在往天津运输的粮食。这个数字之低，简直不叫库存，打破了天津市解放以来的记录，令人不寒而栗。另据市委政策研究室陶正熠回忆：后来，情况更严重，“宋景毅（副市长）主管粮食，报告说，连粮食门市部的库存统计在内，也仅够三天的周转量。”因年代久远，我已无法核实上面哪个说法准确。但都可见当时粮食供应形势是多么严峻。
万晓塘将调运粮食进津这件事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这时执掌全国粮食调拨权的已不再是中央粮食部，而是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万晓塘每天都要通过电话将天津市的粮食供应情况向两位总理办公室报告，争取他们的指导和帮助。同时他还要求天津市粮食局、副食品局、交通局以及卫生局等部门每天将他们的工作情况，特别是粮食的调进、销售、结存三个统计数字向他汇报。他排除各种中间环节，直接向他们发号施令，布置工作，如同战时前线指挥所的工作作风一样。
国务院下达了调拨给天津市的粮食指标并相应的给有关兄弟省发出调拨命令，还不等于说粮食就能拿到天津人手里。万晓塘为此几次把天津市有关单位领导干部召集在一起，派给他们外出催调粮食的任务。据刘丕昌回忆，全国给天津调粮的有二十二个省、区。天津市先后参加催调工作的有副市长、市委财贸部长、市财贸委员会主任、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主任等多位领导干部。这是过去没有的事。他们为了催调粮食，兵分数路，风尘仆仆，远的到四川，近的去山东、安徽，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令人心神不安的是他们在山东济南所看到的那里的市场供应情况还不如天津好。几乎所有商店的货架上都是空空的，没有什么商品可卖。到了安徽合肥，他们感到合肥的市场供应情况比济南强，仍赶不上天津。这怎么好开口向人家催要粮食呢？尽管他们的文件包里都装着国务院签发的调拨粮食的命令。刘丕昌说：“当年天津人吃的粮食很大一部分都是兄弟省人民勒紧裤带，忍受饥饿节省下来的，天津人应该永远不忘这个事实”。
最令刘丕昌感动的是四川北部大巴山区的农民。这时全国各地几乎都已无余粮。唯独在这个山区，因为交通运输条件极差，粮食运不出去，还有一些余粮可挖。经与四川省委协商，并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将当地男女农民发动起来，用箩筐把粮食从山沟里背出来，然后再用汽车转运到长江口岸或铁路沿线，运到天津。当地农民说，十年内战时期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与敌军作战时，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支援前线取得胜利的。
天津市民的口粮是从兄弟省市调进的。天津附近有些粮荒严重的地区还要求天津市能给他们一些帮助，天津市却无法满足他们。
1960年为了保证春节全市人民都能吃上饺子，天津市粮食局发动全局干部，想尽一切办法，才从外地调进勉强够用的面粉，算是完成任务，喘了一口气。这时，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找市粮食局长刘丕昌，有事商量。刘丕昌一走进万晓塘的办公室，便看出万面有难色，不愿意主动开口说话。原来，他刚刚接到唐山市委第一书记亲笔写的一封信。信中率直要求天津市借给唐山市一百万斤大米，好让唐山人过好春节。信中并言明“保证秋后如数归还”。万晓塘把这封信递给刘丕昌看了，几乎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刘丕昌事后告诉别人：他当时完全能够理解市委第一书记的心情。过去，像这样互通有无、及时相助的事，根本不需要打扰两个城市的市委第一书记。唐山市粮食局长给刘丕昌打来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事情办成了。现在却惊动了市委第一书记，而且叫万晓塘十分为难。须知万不只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他还是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唐山市遇到了困难，他也有责任帮助克服！但是他有心答应唐山市委第一书记的要求，却没有力量做。刘丕昌告诉他：天津市的许多粮库也已空虚得见底了，实在拿不出一百万斤大米借给唐山。
&&核实市民粮食定量，公平分配
既然粮食如此匮乏，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如何合理的分配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但患不均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贫富悬殊，三个人吃的食物往往会给两个人吃。这两个人可以吃得撑坏了肚子，另一个人却陷入饥饿状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三年经济困难这个特定时期，各省市的普遍做法，则将两个人吃的食物匀给三个人吃。三个人基本上都不能吃饱，却不致饿死。
日，万晓塘签发了市委、市人委《关于节约粮食、准备度荒的指示》。要求从该月16日起，首先在市、区、县机关、人民团体及公司以上单位干部中，平均每人每月节约粮食定量的8%--10%。不久，粮食供应情况继续恶化，光节约粮食还不解决问题，万晓塘又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决定从日开始，在全市区开展“清查人口、核实工种、压缩定量、堵塞漏洞”的工作。各类人员的粮食定量从10月起，一律执行国务院规定的新标准。这简直可以说是在天津市民身上施行了一次“大手术”。因为粮食统购统销实行以来，还是十分宽松的，大家并不认真计较定量的多少。但经过这次核实定量，不只是粮食定量有所减少，而且在市场上买点心，进饭馆吃饭，也都要付给粮票。万晓塘深知这与每个市民的利害关系，亲自主持部署了此项工作。市委、市政府首先成立了以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马瑞华为主任的办公室。要求全市各单位也均由党组织具体领导这项工作，一改过去交由行政总务部门承办的做法。结果，比较顺利地达到了要求，全市非农业人口粮食定量平均下降了三斤。当时国内有的中等城市对这项工作不够重视。中央粮食部党组向党中央汇报了北京、天津、上海压缩粮食统销的经验和做法。党中央又将这三个城市的报告批转全国，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仿照办理。接着9月17日，万晓塘在全市党员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向全市人民发出“节粮度荒”的号召。
在这期间，天津市粮食、副食品以及日用商品管理部门在中央的指导下，在市委的支持下，并吸取兄弟省市的经验，不断探索，还创造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安排城乡人民生活的一整套的做法。
为了保证市民日常的基本需要，实行了极为严格的按人口或按住户平均分配的制度。除特殊需要者外，人人所得基本上一样。据我记忆，当年天津市区粮食、副食和日用品供应标准大致是这样：粮食定量，分干部、工人和市区居民三种：干部每人每月平均供应粮食29斤。工人又有轻、重体力劳动之分。轻体力劳动工人每人每月平均供应粮食35斤。重体力劳动工人供应粮食高于此数。此外还有一些特殊工种工人，按其出勤天数给予补助。市区居民则低于上述干部、工人的粮食定量。天津市区居民食用油供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人每月保持四两至五两。猪肉供应，每人每月半斤。鸡蛋供应，每户每月 一斤。有时无货也就不供应。棉布供应，每人每年一丈七尺。当时票证多如牛毛，涉及许多日用品。此外，为了照顾少数富有者的需要，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天津市还从1961年1月下旬开始，实行高价糕点、高价糖果敞开供应的办法，既不凭证，也不限量，只是价格昂贵，“愿者上钩”。
市区有些产品在凭证、限量供应上也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天津地处华北，冬天比较寒冷，居民吃的蔬菜主要是大白菜。但大白菜不好保存，搬运时还有损耗。市委决定大白菜上市时，敞开供应，藏菜于民。到了春天，青黄不接，拿出一些黄豆、绿豆来生产豆芽，供应市场。这豆芽被称为“粮食菜”，很受市民欢迎。
至于农村农业人口的粮食消费，就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的口粮基本上不是由国家供应，而是取决于本地的农业收成和完成粮食交售情况。按照1960年9月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在我国淮河以南地区，每年每个农民的粮食消费，维持在360斤左右（原粮，下同）。淮河以北地区，维持在300斤左右。灾区压低到300斤以下。但中央下达的这些维持农民粮食消费数字，在许多省实际上达不到，因此饿死人的问题就在广大农村大量发生。本文从略。
万晓塘极力主张开放农贸市场。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很多的。农民可以将自己生产的多余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来卖。工人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搞一点副业，增加一些收入。同时，城市居民可以从农贸市场上购得计划供应以外的一些食品，满足他们的特殊需要。但是，市委机关有一些同志提醒他，党中央、毛主席历来认为这样做会助长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万晓塘仍不甘心放弃自己的主张，便拨通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电话。他想，彭真既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又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向他请示、请教，倾听他的意见，就可以下决心是否开放农贸市场。万晓塘还希望在开放农贸市场这件事上，北京和天津这两个距离这么近的大城市，能采取一致行动。彭真在电话中首先问：“你们天津市委如何打算？”万晓塘回答：“如果中央征求意见，我们主张开放。如果中央反对，我们坚决服从。所以，只要中央不反对，天津市委打算开放。”彭真说：“目前北京副食品供应有各省市的支援，市委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先走一步，试试看。如果效果确实好的话，北京也可以照样做。”有了彭真这几句话，万晓塘的胆子就大了，便提交市委常委讨论，责成市委财贸主任马秀中落实市委的决定，在全市开放了37处农贸市场。同时还开大会向党员讲明，可以到农贸市场上买东西，现在是合法的。事实证明，效果不坏。
当时天津市有些零售商业和手工业想从全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征求万晓塘的意见。万表示赞同。他说，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有利于市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人民生活。开放摊贩市场对克服当前经济困难有积极作用。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支持，经过市粮食、副食部门积极组织货源和加工生产，天津市委决定市区从1962年一季度起，除了保持原有的口粮定量标准及各种特需补助外，加强粮食品种的调剂，市区每人每月补助营养豆半斤；同时，继续采取购物凭票证的办法，供应的副食品及日用小商品也日渐增多，人民生活和市场供应情况显见好转，浮肿病基本上不再大量发生。真正因为饥饿而死亡的人一直也没有发现。
&&保住人民的生命是头等大事
国家发生经济困难，政府安排人民生活，不使人民因为营养不良或者饥饿而生病、死亡，保住人民的生命，就成为天津市委的头等大事。
在万晓塘的倡议下，天津市采取了许多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措施。如据陶正熠回忆，万晓塘曾请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刘金组织医药专家座谈：在当时财力、物力允许的范围内，如何保障市民的身体健康？专家们提出了许多意见。他又责成市委政策研究室进行文字加工整理，形成“人民生活守则”，然后经市人民政府审定，颁发全市推行。
全国解放以后，无论是在城市和乡村，都建立了对生活困难的居民给予补助和救济的制度。经济困难时期，万晓塘还指示市委政策研究室对这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重新核定人民生活的必需开支项目，并决定提高补助救济金额。同时，万晓塘还签发了有关部门提出的关于严禁商品走后门和严禁党员干部参与黑市违法活动的通知。
为了照顾领导干部的身体健康，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经市委讨论决定，每月仍给局以上干部增供一点黄豆和白糖。用今天的眼光看，其数量之少，简直不值得一说。
但是，不久，万晓塘发现这点黄豆和白糖并没有吃进领导干部的肚皮。他们拿回家以后，眼看嗷嗷待哺的孩子，都让这些孩子吃掉了。增供这点黄豆和白糖，并没有起到照顾领导干部身体健康的作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万晓塘决定委托市委党校办读书班，分批轮训局以上干部，并将这点黄豆、白糖拨到市委党校食堂去，让这些领导干部都能吃到。开学的一天，万晓塘还赶去讲话，鼓励大家乘此机会多看点书。在轮训期间，不做工作，也可以减少热量的消耗。同时，他还解释，这样做，不让子女吃，作父母的会于心不忍。但现在实在是没有东西，照顾不过来。只能让有限的这点东西，首先保证重点。市委还指望你们今后带领群众，做好工作。
万晓塘还发现，按照统一规定，发给全市所有浮肿病人的营养品和药品，也都和上面说的领导干部的情况一样，拿回家去，被子女们吃掉了。针对这个问题，天津市某单位办起了“浮肿食堂”，把浮肿病人集中起来，在食堂吃饭，效果很好。万晓塘随即指示市委办公厅向全市推广了这个经验。
在市场供应最困难的时候，万晓塘还代表市委、市府登门看望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和著名学者专家，表示慰问，鼓励大家注意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以后还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作贡献。
著名的红色资本家王光英要去园林场参加劳动。万晓塘关照他：“一定要去。但不要按规定劳动半天，每天劳动一个小时，顶多两个小时就够了。你的劳动能创造多少价值呀？反过来，如果腰、腿出了毛病，就得不偿失。你在劳动时，还得注意保护身体！”
据当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诚熙回忆，某一天晚上，万晓塘驱车经过本市唐山道天津市公安局大门前，只见办公大楼里灯火通明。万晓塘曾在这里工作多年，知道这时机关干部一如既往，还在加班加点工作，便下车进去探望。
他首先走进局长办公室。几位局长正在开碰头会。万晓塘既不说明他为何事而来，也不询问局长们正在讨论什么问题，便弯下腰来，逐个卷起局长们的裤管，按压脚背上面踝部的肌肉。结果发现无一例外，一压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他们都因吃不饱饭，营养不良而得了浮肿病。
万晓塘没有表扬他们这种带病坚持工作的精神，而是劝说他们：“现在国家经济困难，大家都吃不饱饭，社会上有的人可能因此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弄得大家不得安宁。所以，愈是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时候，愈是要求我们做好公安工作，维护社会秩序。我们的任务只会加重，不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安局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关怀爱护下面的同志，不能像过去那样要求他们拼命工作。如果个个都像你们这样得了浮肿病，身体垮了，依靠谁去工作？你们要做好安排，有的不急的事可以推延一下，保证每天下了班，就能让大家回家休息，减少体力的消耗。除非急需当天办完的事，留少数人加班加点，但也不能超过晚上八点钟”。
第二天，万晓塘还和宋景毅副市长商量，作出一项决定：全市每个公安人员每天增供二两粮食。
《天津日报》也遇到类似的事。一天晚上，万晓塘为了抓好某项宣传报道，来到《天津日报》办公大楼。和公安局一样，大楼里也是灯火通明。《天津日报》负责人石坚告诉他：报社有很大一部分干部必须在夜间工作，以保证日报能在第二天早上送到读者手中。他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又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商量，为新闻从业人员制订了一项主副食补助办法。
1961年，市委书记处有几位书记病倒了。其中以市长李耕涛的肝炎病情最为严重。万晓塘主动和市卫生局联系，安排他们休息或住院治疗，并经常抽时间去看望他们。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仍然坚持照常工作。
三年经济困难是怎么造成的？有的说主要是由于天灾；有的说主要是由于人祸；还有的说是近十年来党的工作偏差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认为局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还是应该肯定的。华北地区在这三年当中，每年都发生了严重的春旱，接连几个月滴雨不下。在这期间，万晓塘还曾不动声色地扮演了“大旱之望云霓”、渴望下雨征兆的角色。
当时给万开车的司机王志民告诉我，有几次早晨上班时，万不叫他开到市委机关去，而是开往郊区农村，在麦田旁边下车。只见万在麦田里转了来又转了去，时而仰首遥望铅灰色的天空，时而低头看看已经干旱得发黄的土地和半死不活的麦苗，然后默默无语地回到汽车里，流露出失望的神情。这时司机王志民才明白，原来书记此来是为了“求雨”，企求今年有个好收成，让城乡居民少挨一点饿，不饿死一个人。
&&万晓塘廉洁奉公 以身作则
万晓塘的家庭不算富裕。他的子女比较多，其中就有三个子女在经济困难时期，也得了浮肿病和肝炎。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不用说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与他无缘，就是从前门送来的东西，他也按照制度规定和党员标准严肃处理。他关照秘书高书田，只接受市委有明文规定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发给他这一级干部的东西。凡是超过规定的或者制度中没有的东西，就不能接受。至于各单位和个人给他和他的家庭送来的东西，一律拒收，收下的也要坚决退回去。
天津警备区农场种的土豆喜获丰收。在给警备区各位首长分送土豆时，也给警备区第一政委万晓塘家送来了一口袋。秘书告诉了万晓塘，万晓塘说：“不行，我这个第一政委没有参加劳动，不能无功受禄。叫他们拉回去”。
在万晓塘的支持鼓励下，《天津日报》社组织一些人到天津市附近的团泊洼打了一些鱼。有人提议也给万书记家送一份鱼去，表示他们的谢意。万晓塘听到以后，笑着说：“如果全市凡是我提倡办的事情，都得给我送礼的话，我岂不成了‘大地主’！”
说到这里，我自然想到河南省兰考县的父母官焦裕禄。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内，决不只有一个好干部焦裕禄。万晓塘的思想品质就与焦裕禄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许只是由于新闻媒体很少宣传他，他的名声不及焦裕禄大。
万晓塘却被批评为“保命哲学”
据原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崔荣汉回忆：当年经济形势开始恶化时，万晓塘就在书记处书记会议上主动提出，今后他要把主要精力转到抓生活上来。所以当时大家都看到，凡是市委召开的有关抓生活的大大小小的会议，大多都是由他主持。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书记会议还确定了他提出的工作方针：“大抓思想，大抓生活，促进生产”。
我查阅了档案中保存下来的他在1960年10月到12月所作的几次报告稿，发现他说过的类似这样的话很多，如：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么活着的问题。抓生活、救人命就是当前的政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从现在开始，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抓工作，用三分之二的时间抓生活”。
“抓好生活，就可以减少困难，克服困难”。
“有人说不能只抓生活，工作也要抓。好吧，生活第一，工作第一。两个第一”。
“对阶级斗争要放松一段时间。现在国家经济方面很困难，其他方面要松动一点，不要搞得八面紧张”。……
令人不解的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还没有完全过去，经济形势正逐渐有所好转的时候，在1962年8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把阶级斗争、阶级矛盾问题重新提出来，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并且成为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政治运动又一个接着一个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中共中央华北局负责人秉承领导的旨意，检查了天津市委近几年来的工作，批评万晓塘不抓阶级斗争，奉行“保命哲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保命哲学”又成为万晓塘的“罪行”之一。
万晓塘过去长期做公安工作，抓阶级斗争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他不是理论家，对什么叫人道主义，什么叫人性论，未必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他是在长期的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懂得了保护人民群众、爱护革命同志的生命的极端重要性。有几次遭到比我军兵力多数倍的敌军袭击时，他作为公安局长，机智勇敢地指挥部队分兵突围，不和敌军硬拼，尽量减少伤亡，多保存一些有生力量。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之所谓抓生活，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努力争取不饿死一个人。所以，我们不仅不应该批评他奉行“活命哲学”，还要宣传他的爱民事迹，让天津人世世代代记住他的贡献。
资料来源：
刘丕昌回忆录：《从事粮食工作的一生》。
李中垣：《八十述往》。
陶正熠：《万晓塘同志的高贵思想品质》以及《万晓塘纪念文集》收录的其他有关文章。
李定、崔荣汉、王诚熙、李树夫、王辉、陈德仁等同志访谈笔录。
中国文化渊源留长，浩如烟海，近几年，我将整理过的一些文史资料性的文章，汇总归类，以方便大家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