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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的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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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娅和舒拉20世纪20年代出生于苏联的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在父母的倾心教育下，姐弟俩从孩提时代起就逐步养成许多优良品质：尊重长辈、乐于助人、勤奋学习、积极劳动、热爱生活、兴趣广泛等等。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还在读九年级的卓娅告别母亲，加入游击队，走上保卫祖国的前线，在敌占区烧毁敌人马厩时不幸被捕。坚强的卓娅经受住了种种非人的折磨，没有泄漏游击队的任何秘密。最后，残忍的德寇绞死了卓娅。弟弟舒拉从小就与姐姐感情深厚，他在卓娅牺牲后，怀着为姐姐报仇的决心进入了坦克学校接受培训，成为坦克车手。不久，他驾着坦克奔赴前线，和战友们奋勇杀敌。在战斗中，他镇定勇敢，冲锋陷阵，屡建功勋，先后荣获一级金质勋章和红旗勋章。最后在1945年4月——二战胜利前夕，在攻打哥尼斯堡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1645年，清兵下江南，夏完淳年15，随父、师在松江起义抗清。两年后，不幸被清虏捕获，于9月19日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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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妇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妇女作者：何黎萍《光明日报》（ 日&11版）战时美国女飞行员前往欧洲战区的美国陆军女护士　　一般来说，当人们肯定美国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时，都极力赞扬二战对提高美国妇女地位的作用，认为二战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又一个转折点和“春天”。然而，同样存在的事实是，传统的性别观念与性别制度并没有在二战中消失，性别歧视现象与妇女对二战的贡献相伴而行。其实，妇女作用的彰显和地位的改善只是战争的间接结果，战争的本质从来不是以改善女性地位为目的。　　自古以来战争都被认为是男性较量的场所，所谓“战争让女人走开”的传统长期将美国妇女排斥在战场之外。所以，在二战前的美国历次战争中，妇女从未被国家征召入伍。然而，战争所拥有的政治意义会最大程度地激发人们（包括女性）的爱国主义激情。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宣布参战后，美国妇女立即以女公民的身份，公开提出为国家效力、参军入伍的请求。经过艰难斗争，国会终于在1942年5月通过了建立陆军妇女辅助军团的法案。美国妇女首次以准军人身份进入所有需要并适合女兵担任的“军职专业”岗位。1943年7月，国会又通过了建立陆军妇女军团的法案。从此，妇女获得了陆军部队真正的军人身份。这标志着妇女传统性别角色的转换。　　妇女一旦占领陆军这个滩头堡，其他军种也向妇女敞开大门。1942年7月，海军建立了妇女自愿紧急服务队；11月，海岸警卫妇女预备队产生。1943年2月，建立了海军陆战队妇女预备队；8月，创立陆军妇女航空队。除了陆军妇女航空队始终保持平民性质外，其余组织都成了真正的军队。此外，二战前就已经存在的陆军护士军团和海军护士军团也被接纳为军队的一部分。起初女兵在国内服役，随着战事需要，她们被派往海外。大部分被派往欧洲战场，其次是西南太平洋战区，然后是在北非、东南亚、中缅印、中东、加拿大、波多黎各等地服役。虽然她们并没有作战指挥，只是协助军队做勤务工作，但是却在如下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一，后勤保障。由于男兵被大量调往战场，女兵就用来填补空缺的文职工作、后勤工作和预备役，以解决人力的匮乏，结果女兵囊括了几乎所有非战斗性的工作岗位。无论何种工作，她们都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第二，救死扶伤。女兵的另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护理伤员。美国二战时期的护士女兵人数众多，她们常常冒着敌军炮火坚持手术，每天工作10～12小时。“从北非到诺曼底和安齐奥都有护士在滩头阵地进行救护工作。”“她们忍受了无情的轰炸、炮击、海上鱼雷的攻击”，有255名女兵英勇牺牲。女兵完成了男兵不能胜任而战争不可或缺的工作。故而有人说，仅海军妇女队的力量就相当于10架飞机、10艘战舰、50艘驱逐舰和28艘巡洋舰。　　应该说，参军参战只是少数妇女支援战争的方式，大多数妇女是在后方以从事工业生产和其他职业的方式为二战效力。二战前，美国妇女职业已经取得很大发展，但是主流价值观仍然认为妇女的位置是家庭，已婚妇女不应外出工作。一般高薪技术职业和重工业部门都拒绝录用妇女。然而，随着战争对战略物资的需求猛增和上百万男子应征入伍，劳动力短缺，急剧膨胀的工业生产在吸纳了几乎所有能工作的男子后，发现不得不雇佣妇女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在爱国的号召和高薪的吸引下，成千上万的妇女走出家庭，被迅速推进了劳动力市场，制造了美国妇女史无前例的就业规模。在整个二战期间，有600万妇女首次参加工作，就业妇女总数达到近2000万。妇女劳动力从年增加了50%，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由25%上升到36%。她们不仅占据着传统的女性职业领域（服务业、轻工业、初等教育），而且进入了传统男性职业领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进入白领职业领域。据统计，1940年至1945年，约100万妇女在联邦政府各部门工作，女职员比男职员增长快4倍，联邦政府的女雇员达到了38%。同时，各生产企业也增加了对文秘和管理人员的需求，有教育背景的妇女被大量雇佣。第二，进入重工业部门。最突出的是交通运输业，女工在工人中的比例从1940年的5.7%增长到1944年的24.4%。其中，造船业和飞机制造业最典型。战前造船业不雇佣女工，到1944年女工比例已达到10%。飞机制造业几乎变成了“妇女的领域”。新职业领域的开辟不仅改变了妇女职业结构，由低层次职业（低薪非熟练工作）转向高层次职业（高薪熟练工作），而且也改变了女性劳动力的构成。由于未婚妇女不足以支撑生产，政府和工厂不得不打破传统大量雇佣已婚妇女，并最终取代未婚妇女成为职业妇女的主体。妇女支撑着整个制造业生产，她们每天延长工作时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生产记录。此外，妇女们还自发在后方以其他方式来支援战争。她们积极自愿加入红十字会，做各种服务工作。&　　美国妇女对二战的贡献向社会显示了自身的价值，实现了性别角色的转换：由家庭妇女转为职业妇女，由女性职业转向男性职业，并从事实上证明了战争无法让女人走开。然而，这并非战争本意。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政治的特殊形式。而政治历来为男性所主宰，他们是战争的主导者和主要承担者，女性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战争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女性需要放弃自己的利益以助手身份去协助男性赢得战争胜利。其结果，不仅无法废除男性的特权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观念，反而保卫和巩固了男性的政治地位与统治现状。与此同时，我们又会看到，女性对战争的参与常常发生性别角色转变的“意外现象”，而这又违背了男性的初衷。作为战争主宰的男性似乎处于一个矛盾境地：既在客观上需要妇女，又从主观上排斥妇女。于是，在战时美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一方面是美国官方和主流社会积极动员妇女参军参战，走出家庭承担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又在行动中实行性别歧视。有大量事实显示，美国政府利用报刊、杂志、广告、海报、宣传册子、文学作品、电影等各种新闻媒体来动员妇女担当女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将妇女的一切工作都赋予爱国主义的意义，以此传播“工作的妇女越多，我们获胜就越快”。但妇女性别角色的改变只是暂时现象。实际上，当他们号召妇女参战和从业的时候，就一再强调妇女地位的暂时性，并向人们保证，非常时期一结束，妇女自然会回归传统角色。为此，一些企业有意识地雇佣军人的妻子来代替她们出征丈夫的工作，以便于战后她们心甘情愿地把工作交给自己的丈夫。显然，这样的主观意识必然带来性别歧视的行为。所以，在妇女参军从业的时候，各种性别歧视现象就不断涌现。例如，为了男飞行员的利益拒绝授予女飞行员军人资格；男兵蔑视女兵；陆军女兵的最高军衔只能是上校等。在工作中，同工不同酬，女性与男性相比没有同等的提升机会。女工接受的职业技术训练比男工少，特别是黑人妇女基本被排斥在较高层次的工作之外，她们遭到性别和种族双重歧视。　　虽然妇女利用战争的非常时期打破了性别分离的劳动模式，获得了公众对妇女就业和参军的赞同，但这仅限于战时。战后伴随人们恢复和平局面的希望，常常出现回归传统的思潮，即“妇女回家去”的现象。因此，战争从本质上无法真正有效地提高妇女权利和地位。但是，就妇女突破女性角色、进入男性领域来说，战争又在客观上间接改善了妇女地位。妇女对新职业的体验的确有助于战后妇女对权利的追求。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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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代意义
【摘要】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了70年，但各国迄今仍未对这场战争达成充分的共识，从而制约了对历史教训的全面总结。面对一些国家内部右翼势力上升可能对世界和平带来的潜在挑战，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和平力量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共同维护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与此同时，吸取历史教训，按照互利共赢原则促进各国发展利益的协调，为普遍持久和平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 反法西斯战争 世界和平 中国 【中图分类号】D513 【文献标识码】A
实现世界和平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永久和平论》中推断，世界和平是必然会来的――不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共同的正义感，而是由于威力越来越大的战争周期会教育人们，冲突无补于事，世界和平总会到来。200多年来，战争的硝烟虽然从未消失过，但每一次战争都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尤其是破坏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了持久广泛的国际反思，成为我们今天共建世界和平最宝贵的教材。
西方话语主导下的二战叙事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相关国家相继推出了不同的纪念活动。但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仍未达到足够的统一。这不仅削弱了相互之间的信任，更制约了对历史教训的全面总结。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仍然存在很多不同的表达。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时候爆发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既然同为法西斯轴心国，那么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有没有得到充分认可？如果有，那西方主流观念为什么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间定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而不是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或者更早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也存在一个分段评估的问题。比如，作为同盟国，英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日本与英国宣战之前，英国驻亚洲军队的任务是什么，其性质是什么？不可否认的是，此时英军的任务就是维护英国殖民统治、镇压亚洲民族解放。不能因为后来英日之间的战争就可以使英国在亚洲的全部行为合法化，更不能美化。否则，就无法理解二战结束后席卷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斗争的一个主要对象就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英国等；也无法有力驳斥日本当时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将亚洲从白人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今天，日本一些右翼势力仍然以西方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来为其战争罪行开脱。在他们看来，对日本的批评不过是“成王败寇”的政治审判，而不是基于普遍道德和原则一致的公平做法。
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述主要是由西方主导的。在西方的二战叙事中，他们是拯救人类的孤胆英雄。客观地讲，西方盟国的积极贡献确实是有目共睹的，但与对西方贡献的赞誉有加相比，中国的民族牺牲和历史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显然，这种叙述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并试图掩盖甚至美化其殖民统治的事实。
德意日法西斯反人类的邪恶本质是不可否认的，但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单地描述为西方盟国拯救人类的战争，不仅降低了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巨大贡献，也导致了西方内部意想不到的逻辑矛盾。根据当时的政治宣传，反法西斯斗争是一场拯救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所有正义力量都应竭尽所能、相互援助。这既是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美国作为战时盟国最主要的后援，对同盟国坚持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面对战后归还美国战时债务问题，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就曾希望美国能以此为由免除战时债务。当然，英国的这一理由遭到了美国的拒绝。相反，倒是战后全球政治经济的需要才使得美国转变了对西方盟友战时债务问题的态度，并共同构建了西方对二战的主流叙事。
语言的结构并不总是等于事实的结构。对二战历史的叙述往往会受到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表述。这不仅源自各方经历的差异外，更体现了其立场和认知尚未达到充分的统一。其结果，不能不影响到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对二战教训的全面总结。
对战争根源的基本反思
作为一位理想主义者，康德对世界和平的信心源自于对人类理性的乐观。二战结束至今，确实没有再爆发新的世界战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人类社会远未实现理想的和平。这不仅是因为各种形式的局部冲突和战争从未停止，更因为这是一种核均势下的 “恐怖和平”。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卡尔?多伊奇认为，如果人类在明天突然灭亡了，那不会是因为饥饿，也不会是因为瘟疫，而是战争！因为以人类今天的科学技术水平，任何饥荒和瘟疫都不足以毁灭全人类。但以核武器为代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使得现代世界大战一旦爆发，足以毁灭整个人类。在这种情况下，阻止新的世界大战不仅是一种道义责任，更是一种政治必须。
既然和平是一种普遍追求，那战争为什么依然存在？这是人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除了对具体战争的历史性研究外，学术界主要从三个层面探索战争的一般根源：第一个层面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探寻，比如认为国家就是一个人格化的理性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相互冲突；第二个层面是从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进行分析，比如各种版本的帝国主义论，将对外扩张视为国内发展或转移国内矛盾的现实选择，由此导致相互之间的战争；第三个层面是从国际力量结构变化进行分析，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与既有大国之间的霸权之战。
应该说，导致每场战争的具体原因很多。但与传统战争相比，现代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与领导者个人意识的关联越来越弱，而越来越多地与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关联起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生产与市场的矛盾常态化，必须通过外化的方式来缓解。而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和政治参与面的不断扩大，使得现代国家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责任。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扩张本国经济作为生存之道而又缺乏一个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的时候，战争的爆发就很难避免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许多战争的爆发主要是源自于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技术变革所导致的。在这里，社会变革既包括国内协调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组织制度，更包括国际上协调各国经济政治关系的组织制度。
假如历史可以重来，如何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对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答案。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源自于法西斯主义的邪恶本质，而绥靖主义则纵容了他们的野心。它给我们的教训是，维护和平的根本途径就是到世界各地不断寻找新的“邪恶力量”，并从一开始就采取强硬立场，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不是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引发并加剧30年代大危机，法西斯主义势力很难在国内获得那么大的支持，世界大战或许就可以避免。建立一个稳定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是避免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社会政治危机的根本途径。这两种观点在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中都可以找到其影子。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加强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使西方避免了重蹈历史覆辙；而坚持对抗思维的结果是，导致了战后持续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对抗以及各种形式的代理人战争。期间，双方还几次将人类拖入到相互毁灭的边缘，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代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空前的人类浩劫。70年过去了，痛苦记忆对战争的抑制作用在退化，世界和平面临的现实挑战更加复杂。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深度调整之中，而对抗性的旧思维依然存在。在这种背景下，纪念反法西斯战争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过去的牺牲，更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今后的和平。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就是要不断提醒国际社会，和平需要共同维护，否认历史决不允许。和平是宝贵的，需要倍加珍惜；但如果和平是我们的唯一目标，对战争的恐惧就会成为最冷酷敌人手中的强大武器。和平不是免费的，也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的责任，因而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正如习近平在访问澳大利亚时所强调的，“如果大家都只想享受和平，不愿意维护和平，那和平就将不复存在。中国人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这条道路，共同应对威胁和破坏和平的各种因素，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是要不断教育世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牢记历史，珍惜和平，避免重蹈历史覆辙。针对一些国家否认二战历史的各种势力和苗头，国际和平力量应保持高度警惕。近年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抬头。他们不但不认真反省历史，反而通过肆意激化矛盾为其重新军事化制造借口，对地区和世界和平构成了潜在威胁。这就需要各国保持高度警惕，共同维护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而国际上一些国家无视日本国内否认历史的政治实质，反而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纵容这股力量的抬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视做法，是新时期的绥靖主义。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就是要创新发展模式，以互利共赢实现持久和平。二战告诉我们，没有普遍的发展，就不能有广泛持久的和平；没有公平有效的国际协调，普遍的发展又可能导致普遍的战争。因此，能否公平有效地实现发展利益的协调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关键问题。20世纪初，英国既面临着美国崛起，又面临着德国崛起的挑战。最后，英国选择联合美国对付德国。这其中，既有“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考虑，更有发展利益兼容的问题。美国采取的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新方式，而德国采取的是抢占殖民地、建立排他性商业帝国的传统方式。德国对英国的威胁大大超过美国。其实，近代以来的大多数战争都可以从发展利益的协调中找到其根源。随着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社会化大生产的道路，互利共赢的交流合作是协调各方发展利益的根本途径。“赢者通吃”、“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做法是不合时宜的。
改革开放30多年，不仅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也让世界受益匪浅。通过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经贸技术交流，逐步形成了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事实表明，那些将中国崛起视为威胁的偏见是站不住脚的。201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宿命，是构建普遍持久和平的伟大尝试。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就是要学会相互尊重，在交流互鉴中共同进步。面对法西斯的疯狂进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西方与苏联通力合作，对加快德意日法西斯的灭亡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证明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并不能成为阻碍合作的理由。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交流更加频繁。一方面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另一方面也一度导致了相互之间的摩擦。客观来讲，这都是一种正常现象。但对和平的真正威胁源自那种极端的自我优越感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思维，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企图以自身文明来取代其他文明，其结果导致了更严重的问题。德意日法西斯在发动侵略战争时，无不是以自身优越感来为其反人类罪行寻求借口。在不同文明普遍觉醒并日益自觉的当下，试图将自身文化价值和制度强加于他国的做法都可能导致冲突。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国情，文明的多样性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模式探索不仅是世界的本来面貌和基本特征，更是人类进步的条件和动力。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和道路选择，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是我们今天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又一时代意义。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②【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③【美】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④【美】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信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
(责编：覃博雅、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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