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卓宣（）中国政要、政论家。。1923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回国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被捕后叛变，担任过副部长，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活动。去台湾。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北政治大学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在台湾逝世。
任卓宣早年的经历合乎彼时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家庭生活贫苦，少年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张澜）学习，毕业后在小学教书，深受梁启超及《新青年》等影响，思想激进。得推荐，离川北上，考入高等法文专修馆，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
，在时任四川省长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钢铁厂当学徒，后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技工。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思想逐渐由实业（化工）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1922年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不久，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转为中共党员，并成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一说为总书记），负责宣传事宜，与周恩来等办报刊（《赤光》等），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5年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游行示威，声援国内。6月21日，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遭到法国当局镇压，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4个月后，任卓宣被驱逐出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卓宣自幼勤于读书，又有留法、留苏经历，外语也不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曾为巴黎公社老社员担任翻译），掌握理论也很快，这都为他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物奠定了基础。到莫斯科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三个负责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据说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中共支部负责人，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陈独秀，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冬，王明等来到学校，矛盾自然升级，王明曾与任卓宣开展辩论（即“教务派”和“党务派”之间的辩论），任卓宣不敌王明，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国。由于其特殊经历，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以上是任卓宣的前半生经历。此后种种，大不同矣，其人亦以“叶青”的面目出现于世间。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叛变过程可谓极具传奇性。
1927年末，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被捕，任卓宣被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并负责领导长沙一带的革命活动。是年冬天，任卓宣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某日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为其中第7人。至刑场，10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众人陆续仆地。任卓宣呢？枪声过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倒在地上的任卓宣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要害（一眼被击穿）。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已昏死过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任答：“没死，请你补一枪吧。”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笔者注）的，我可以救你，呢？”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人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但为了“救死扶伤”，仍尽心医治。这就是当年国民党“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两次枪毙，有一个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 “落水”后的灰色地带与灰色人物
在医院调养期间，正是“立三路线”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但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却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这次他彻底告别了共产党，并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什么“新生”呢？在左的介绍下，任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教官，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历史上向来有“早（晚）死一年是好（坏）人”的俏皮话——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此后“任卓宣”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钉在史册上。（历史上也有“晚死一年是好人”的例子，比如杨度。彼人系袁世凯称帝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揭露了“、任卓宣、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也提及国民党“清共”中“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郑超麟说：“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
郑超麟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革命队伍中，如任卓宣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实有总结和警示的必要。不过，此处大有玄机的，是如何“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或者，当时之其人，是否有什么不能言说的苦衷？笔者多年查询此一关节，终于有幸在吴福辉先生《》一书的“”一节中找到了答案。
晚近中国出版史上著名的“红色书店”之一书店，曾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显著的贡献，1927年3月由四川共产党人杨伯恺等创办。担任中共文化支部书记。任卓宣当时也是该书店的成员之一，并被聘为总编辑，他的“学者”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沙汀传》在“辛垦书店”一节中记述：“青锋（任卓宣的一个笔名，是他返回四川后使用，当时他创办《科学思想》，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笔者注）到上海后改名任卓宣，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被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
在湖南做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政治教官后，任卓宣回到故乡，“自称今后当脱离政治生活……效陶渊明之隐居，长为农夫以没世”，果真如此，倒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可是，他真耐得住寂寞么？不久，任卓宣到了成都，给自己的师长和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当时正在主持）做秘书（一说依靠刘湘任主任），又创办了《科学思想》旬刊，以“不再盲目的相信主义”为名，意欲“继续和完成‘戊戌’、‘五四’以来思想界底破坏和建设——思想革命到底”。也就是说，他要另起炉灶了。尽管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暧昧的了，不过在当时却可以迷惑许多人。至1930年，任卓宣得友人之邀，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从事编辑和著译。《沙汀传》中说，当时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得知即将加盟的“青锋”（即叶青）是中共叛徒时，都表示反对，但杨伯恺却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中共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才勉强答应。“从此，任卓宣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任卓宣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书店所在地——笔者注）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任卓宣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垦’没有正式编辑，任卓宣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此后，由于辛垦书店不断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还发行了《二十世纪》、《研究与批判》等杂志，均由任卓宣主编），在社会上也有了一些名声。
8月，正在开展“文化围剿”的国民党当局派遣“复兴社”特务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捣毁进步书店，压迫出版界。“北新”和“良友”等进步书店先后蒙难，杨伯恺忧惧“辛垦”也会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任卓宣去与周佛海拉关系，但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此事遂罢。后来任卓宣还是到南京找过周佛海，彼时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文化方面的事。经过周的调停，“辛垦”暂时无虞，不过书店内部却产生了矛盾：任白戈、沙汀等决定脱离“辛垦”，而当时职任左联党团书记、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扬也支持他们离去。杨伯恺一再挽留，最后建议他们与任卓宣谈谈。“任卓宣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时阔气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任卓宣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给）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
以上是难得的对叛变后的任卓宣的文字描写，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任卓宣的叛变，尚不是彻底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其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当时的确有许多这样的人）。坊间传说，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被捕，任卓宣曾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但随即遭到杨的严词拒绝，不久杨壮烈牺牲。其实，杨开慧被捕之时，任卓已在上海加盟“辛垦”，埋头译书，他似有“不在场”的证据。 暧昧与吊诡：号称“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叛变后的任卓宣，特别是他从创办到在上海从事文案时的表现，此前很长时间里，我们的叙述中都是说他“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云云。为什么指认任卓宣是中国的“托派”（其同伙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吴曼君、张绚中等）？这要具体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及此后“宏大叙事”中的特别表达来看。时至今日，“托派”案已重新解读了，换言之，且勿论“托派”的是是非非，即以任卓宣而论，他果真是一个“托派分子”么？真正“托派”且以此自豪的郑超麟并不把任卓为自己人。任卓宣自己也否认是“托派”。抗战爆发后，在武汉有几出关于“托派”的著名诉讼案，中共长江局的王明等指认陈独秀等是“托派”、“汉奸”，把任卓宣也刮了进去，任卓宣还聘请律师登报予以澄清，后不了了之。 任卓宣是迟至1939年才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和潘公展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的，当然，这个国民党与此前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已大不一样了。国民党“清共”后的中国思想界，叶青表现得异常活跃，在著名的哲学论战中，就有所谓“新康德主义”的与任卓宣之间关于。不过，在左翼学者看来，两人的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由于任卓宣“托派”的名声在外，辛垦书店和《二十世纪》承受不起一波接一波的压力，任卓宣只好退出，另与郑学稼等组成“真理出版社”，后又创办了《时代思潮》杂志。其实，任卓宣之所以色彩驳杂，不外是他的“反共”与当时其他“反共”人士的著作（多系武断和粗制滥造的宣传品）不同，即他号称自己是一位“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如他后来所自言，他的“反共”“是从学术上着眼”的），形式上又是所谓“不反之反”。他号称“中国虽不需要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诏其所包涵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仍可单独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并且动辄拾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加以旁征博引，不惜文章佶屈聱牙让人看了昏昏沉沉，这在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还没有凸显之时，“任卓宣”在中国思想界的出现带来了一点暧昧和吊诡。就在上世纪30年代的理论热潮中，很多人还错以为他就是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者，这不仅因为他提出了许多貌似“学术”的问题（又有所“创新”），还因为他以其译著数量庞大而吓人不轻（另有《费尔巴哈论纲研究》、《论问题》、《为发展新哲学而战》、《救国哲学》等大批哲学著作——编者注）。
率先攻击“毛泽东主义”，延安掀起“批叶”高潮
“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任卓宣，到抗战时期索性成了“三民主义理论家”。
原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月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会后遂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宣传潮流，其中任卓宣的言论最为突出。他召集了一些人发起了所谓“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而当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发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他的理论为核心的。叶青也达到了他一生“反共”理论的巅峰时期。他明白无误地宣布：“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桂林《满地红》第4卷第15、16期，日）
任卓宣的理论迅即遭到中共理论界人士的批判。毛泽东于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中说：“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任卓宣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面对任卓宣等国民党“理论人才”的污蔑和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吴黎平等相继发表文章加以反驳，形成了延安理论界对任卓宣等人的批判高潮。
有意思的是，也是因为任卓宣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似是水到渠成地提了出来。原来，1941年任卓宣在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文章之后，在重庆出版的《抗战与文化》杂志撰写读后感，文章中率先提出了一个概念——“毛泽东主义”。当然，任卓宣是想说“毛泽东主义”是所谓“中国的农民主义”，即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个再版”。无疑这是他在攻击“毛泽东主义”。日，延安理论家张如心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驳斥任卓宣，但接着任卓宣的说法，提出“主义”，后来又有王稼祥等修订为“毛泽东思想”。至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报告中正式提出“”。
1940年，任卓宣受国民党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邀请，赴江西参与指导“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并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和创办“三民主义研究会”，影响达于周边诸省，受到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康泽分别电邀其返回陪都，加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在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表扬之后，任卓宣发起成立“中国三民主义学会”。此后他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中央干事、中央干部学校教授、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败退前夕，蒋介石问计于任卓宣
晚年的任卓宣著文《我为什么反共？》，回顾了他的叛变和反共经历：旅欧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继之，他说：“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这段说辞由所谓“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反共元老”、“反共专家”甚或“反共教父”的任卓宣说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任卓宣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可以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类。前者，是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反共”；后者，则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的“统一救国”。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即1937年前后——笔者注），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国民党CC系骨干，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笔者注）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樊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任卓宣这种弥合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被指控为“”、“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除任卓宣之外，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任卓宣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任卓宣却因“反共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当时、、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任卓宣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回忆说：“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任卓宣呢？因此想看我为（是）何（如）人。”
此后任卓宣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戡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等，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自称是“主战派”）。1948年底之际，时任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任卓宣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反共演说（组织巡回讲演团），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无奈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尽管任卓宣“一心反共，不计其它；只知谋国，不管己事”，甚至母丧不归，颓势也无法挽回。
1949年，“引退”回乡的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会见了任卓宣，并向他问策。任卓宣回忆说：“我当详陈戡乱失败之故，以为是实行三民主义不够、不快、发生毛病所致。总统以为然，要我写出来。”7月，任卓宣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任卓宣为困兽犹斗的国民党拼命打气，他奔波于西南，所谓指导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等，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等，以鼓舞早已瘪空了的旧政权的士气。
在中国革命的风云史上，一些混迹于革命队伍的不坚定者，甚至是叛徒，最终被历史无情地淘汰；而在这五光十色的叛徒行列中，某些所谓“高级”竟由此前的“革命先锋”蜕变为反革命先锋和“反共理论家”，成为以反共著称的“学者”和“著作家”。
不同于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猝然叛变对革命造成的直接危害，也不同于张国焘等人的返身而退、屈居为反革命特务而遗臭万年，曾经大名鼎鼎的革命先进任卓宣（叶青）以及郑学稼——这两人自从脱离革命后，热衷于从事所谓“三民主义”研究，以“学者”面目重新出现，并以所谓“三民主义理论家”载入史册。
尤其任卓宣，可谓“变脸”的活样板。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组织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曾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而当他活着走出反革命的刑场之后，却开始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充当重量级打手，以至于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以往很少“光顾”这些人物，其实，从他们多变的人生轨迹中，可以总结、疏理出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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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与革命先驱一起战斗在法国的青田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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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祚侯，我县仁庄镇吴岸村人，1907年出生，1923年与其兄吴仲言一起赴法经商。根据其本人的自传材料显示，1924年1月，吴祚侯在巴黎郊区比央谷，经由当时的共产党人任卓宣、张竹轩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
　　阿伯公学中国留学生迎送新旧校长合影，摄于日。照片中有青田人张若琴、陈孟渊、叶植春和吴祚侯（最后排左二）。&&
　　这是当年周恩来总理那一代的部分中国留学生在巴黎市远郊的一个咖啡馆门前合影。（这张照片是咖啡馆老板保存多年特意送给中国客人的。）& & 　　日前，县华侨史料征集办公室征集到了一张足以让青田人感到骄傲的照片——1924年，周恩来在巴黎与包括青田华侨在内的华侨、华工的合影。于是，工作人员找到了照片中青田华侨吴祚侯的后人吴绍裘兄妹，揭开了那段青田华侨参加中国早期革命的历史。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法国巴黎西部的比央谷工业区和里昂火车站等地，有3000多名青田籍华工、商人和勤工俭学的学生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分别参加了华工夜校、华工俱乐部的学习和活动。当时在巴黎，任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有周恩来、邓小平、任卓宣、李富春等。当时，每逢周末，华侨们聚集在小咖啡馆里，聆听周恩来的精彩演讲。 　　在给旅欧华侨灌输马列主义思想的同时，中共旅欧支部也在积极吸收同志，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根据中共青田党史第一卷记载，中共旅欧支部先后在法国巴黎、里昂、马赛和比利时、德国等地建立了党组织。当时在法国比央谷旺脑铁工厂和巴黎十二区里昂车站工作的张竹仙、吴岩进、陈育黄及在阿伯公学勤工俭学的吴祚侯等7名青田华侨，于1923年底至1924年夏，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比央谷、里昂车站两个海外中共青田小组，小组长分别为张竹仙、陈育黄。旅欧支部成员任卓宣每周都送《向导报》给各小组成员学习。 　　说起这位任卓宣,他于1923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回国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被捕后叛变，担任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活动。1949年去台湾。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北政治大学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1990年在台湾逝世。 　　法国政府当时为了让华工和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能融入当地社会，也为了让他们少闹事，开办了众多公学，吴祚侯就读的阿伯公学是其中学校之一。当时还有一所专门的女子高等学校叫杉松公学。杉松公学是蒙塔日第一座女子高级学校，日落成，现为杉松公立初中。上世纪20年代，大多数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女学生都是杉松公学的寄宿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蔡畅以及中共早期党员、妇女运动领导者向警予等就曾在此就读。 　　而中法大学，始建于1921年，是在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中国教育家的协助下，法国用“庚子赔款”在里昂创办的。这是中国在海外的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大学。这里成了中国留学生的聚集之地。在法求学并从事革命活动的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聂荣臻、徐特立等都曾在里昂逗留，并在中法大学就读过。可以说，中法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有新中国的缔造者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科学家钱三强、严济慈；艺术家徐悲鸿、冼星海；文学家巴金、钱钟书等。 　　1927年，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中国即将取得国民革命胜利之时，国民党右派却突然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宣告破裂。在巴黎参加革命的青田华工中至少有四位被反动派秘密杀害，其中包括吴祚侯的哥哥吴仲言。1927年12月，吴祚侯经组织批准回国，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港，他将证明其身份的入党证和介绍信全部丢弃。回到青田后，能证明其身份的共产党同乡也被国民党枪决，从此以后便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1941年后，吴祚侯靠行医为生，直至终老。解放后，吴祚侯曾经多次找到党史办，将其身份情况和证明照片交给省委党史办。至终，其早期中共党员的身份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答复。但是他带回的那两张早期珍贵照片，验证了早期青田华侨曾经那么近地参与到了中国革命的萌芽期，还接触到了一批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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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青田网 作者：通讯员 周峰 编辑：sun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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