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比这些提示更让人难受的了【1】【2】【3】【4】【5】【6】【7】【8】【9】还有一个是：点开他的朋友圈，发现是一道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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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11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国内外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回顾及未来十天天气趋势预报。走过春夏秋冬，躲过花粉、雾霾，感激相遇，感恩信任感谢，一路有你，有大家！感恩节快乐冬季来临，为了缓解干燥感，很多家庭和办公场所都会选择使用加湿器。但是近日，朋友圈却流传着这样一条消息，称加湿据科学日报报道，空气污染，即便是中度污染，一直被视为增加中风的风险因素。由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贝斯以色列女执这就是为什么你还没收到快递的原因？快递到了，在那一堆里面也要找好久华丽分割线01花样百出的“加湿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越来越懂得享受生活，追求更高的品质！既要实用、安全、有效霾星人本条图文不仅呛嗓子，甚至有点齁嗓子。看完如有不适，概不负责。有多少沈阳的小伙伴，昨天早起一拉窗帘，看到雾霾攻陷全国随着冬季的到来，各地陆续开始进入供暖期，雾霾也由之前的“突袭客”渐渐变成城市的“常客”。近日黑龙这篇文章，转自我知乎上的一篇回答：【有哪些失败的广告文案？—赵洪流的回答】以前，我一直觉得：后来，我渐渐觉得“早起拉开窗帘，看见外面灰茫茫一片”“出门上班，没走多远回头一看家没了”……在一轮接一轮的雾霾中，乐观的网民创造了不少黑色幽默。“你在南方的艳阳里笑魇如花，我在北方的雾霾里吸着煤渣～” 每年春季、秋冬供暖季，许多北方的小伙伴常常感到鼻部干燥甚至出现鼻出血现象；一些饱受鼻炎折磨的人群，也经常因这是一个你初中时上自习课的情景重现……我不是普通分界线我是霾星人专用分界线中新网10月26日电 10月24日，2016年法国PBP不间断骑行挑战赛暨ROCN青岛中心300km选拔进入秋冬季节，空气湿度变小，催生身体各种不适，其中尤以鼻子首当其冲。干燥、堵塞、甚至出血等恼人的问题让人叫苦上周末， 河南省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太极广场，一万多名太极拳爱好者同打太极拳。说是为了挑战吉尼斯记录？雾霾预警中国天气网讯 今天（14日），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继续遭遇雾、霾袭击。明天，在一股弱冷空气的作用下，最近《琅琊榜》这么火，导致整个琅琊山N壮士都被玩坏了！↑ 苏宅日常之“雾霾来了，苏哥哥不怕”↓下文为“今天忘当PM2.5浓度每增加103微克/立方米时，居民全部死因的超额死亡风险会增加2.29%，滞后时间在1-2天。心脑血管疾病增加的超额死亡风险更高，为3.08%，身体抵抗力低下的老年人首当其冲。又到冷秋，有些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们会发现鼻子越发难受，清晨和睡醒时会喷嚏不断，一早开始离不开纸巾，总觉得鼻子痒华尔街日报报道：一名男子在雾霾天戴着“鼻罩”观看塞尔维亚选手特洛伊基(Viktor Troicki)和加拿大选手拉奥尼奇(Milos Raonic)间的男子单打比赛。日，上海。PM2.5指数34，空气质量优。宜：大婚现状秋分过后，天气渐冷，此时北京地区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降水减少、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温湿宜人。尽管如此，什么样的赏月方式最有创意、最浪漫？如何拍摄中秋月更有趣？中秋好天气，共谁赏佳月？赏月攻略转起~~~感觉get施主，请留步！中秋礼物都藏在........雾霾看起来扑朔迷离，实则里面暗藏各种对人体有害的细颗粒、有毒物质这里是帝都有车和没车的区别第一条就中枪了……/1501有车的人出门都是按-1楼，没车的人只能按1楼。/150入秋之后，天气忽冷忽热，尤其是早晚温差变化较大。日前，从市医院的耳鼻咽喉科了解到，自从秋天急匆匆地赶来后，秋真正受教育者，一生应该具备的思维方式记住这些，一生受益服不服？大鼻子过敏若不处理，可能因长期流鼻水、鼻塞造成黏膜肿胀，形成鼻甲肥、鼻腔过窄而影响呼吸，严重者成人后还要透过长姿势了惊天秘密！古人为什么要在屋顶上放这些小兽？你平时是怎样拿住手机的？单手还是双手？其实，你习惯性拿手机的动作已经彻底暴露了你的各种性格！欢迎自己来对号入过敏性鼻炎的防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自然环境的改变，地球变暖，恶劣气象频发的趋势，变态反应性疾病患者也在逐年上这是一个最坏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好的年代；没有一味的自夸自炫，不伪饰才是真的强大！请在WiFi条件下观看，土豪随意！据说，有这么一群朋友……他们闭上嘴巴就难眠；他们经常需要深呼吸；他们出门可以不带钱，但绝对不能不带纸；他们做maixingren关注霾星人，随身携带的空气净化器。畅享纯净生活，有你为伴更精彩！热门文章最新文章maixingren关注霾星人，随身携带的空气净化器。畅享纯净生活，有你为伴更精彩！几篇文章看透中国人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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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篇文章看透中国人&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孙隆基与妻子叶绍国。图 黄广明
　　“中国人探讨国民性往往是为了救国家，美国人探讨国民性往往是为了救个人。”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孙隆基更倾向于后一种态度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发自香港
　　7月中下旬举行的香港书展上，学者作家名流云集，孙隆基在其中绝不是最惹眼的一个。香港市民追捧最多的是金庸、倪匡这样的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大家，学者方面，于丹和她的“庄子”、易中天和他的“三国”大行其道，相比之下，孙隆基似乎有些小众，而他的讲题――《美国大众文化中的第三性和东方人》也稍显另类，或者说后现代。
　　为数不多专访孙隆基的媒体，兴趣点主要在他的一部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前现代”作品――《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20年前的中国大陆，它以非法出版物的形式(主要是复印件)一纸风行。学者许纪霖回忆，“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份复印件，书角已经卷起，字迹模糊，不知道已经是原本的第几代孙，上面还布满了各色各样的手印、油迹和警句式的批注――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人曾经向我借阅过。”而作家傅国涌也描述，当年他拿到十多页该“书”的详细目录，“如获至宝”，那时他是一个乡村中学的教师，不容易得到全本。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成为那个年代“文化热”的必读书目，甚至可以说是它拉开了“文化热”的序幕。
　　但这本书却因为对中国文化劣根性“硬心肠的”、“千刀万剐”(孙隆基语)式的解剖，而迟迟未能在大陆出版。
　　2004年，《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删节本)一书终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大陆出版，此时，已距书稿面世二十又一年，孙隆基也由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须发灰白的老者。
　　“千刀万剐”解剖国民性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18岁高中毕业后去台湾上大学，在台7年，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70年代初去美国深造，1981年至1982年，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东亚史博士学位的孙隆基来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让孙隆基谙熟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同时在海外的学习生活，让他在与外族的对比中对中国人的特性有了深刻的了解。
　　终于，一直以来郁积在年轻的孙隆基心中的对自己文化的不满，于80年代他在大陆的两年时光爆发――1983年，他写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
　　“本书是作者对自身文化‘硬心肠的’反省的结果。”孙隆基自白，“的确，读者会感到本书的行文是炽热的，但不是炽热的爱国主义，而是对自身文化的一种接近白热化的反感。这种反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由它启发的文化批判远远超出一般的国民性批判。本书的特点，正在于它不是泛泛地罗列几项或十来项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近乎千刀万剐式的切割。这个浓烈的感觉，是只有身处其中而又全力地挣脱出来才有的感觉。”
　　孙隆基并不健谈，他所有的深刻都集中在了他的文章里，他的书面语，比他的口头语表达流畅得多。以下是几则孙隆基典型的表达(均见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代，就被扩充为社群与集体关系，但在“深层结构”意义上则基本未变。
　　――中国文化“二人”定义“一人”的设计，就是让双方具“体”地感觉对方的“心”“有到”自己“身”上时，才去“做人”，一旦越出了人情磁力场的温暖包围，自己就不知怎样去“做”，也毋须理会。笔者当时在大陆时发现：在公共汽车上以及街道上的吵架，几乎无日无之。确实，如果熟人走路时提箱子，中国人总会抢着替对方提，然而，如果是陌生人，自己提箱子刮到了对方，也很少道歉。有时，在马路上看到骑自行车者撞到了路人，对方已经痛得弯下了身，撞人者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振振有词地诉说对方不对，结果自然引发了吵架。此外，大陆的人在排队时遇到了熟人也要来排队，总会硬将他拖到自己之前，热情地说，“你先！你先！”但是，如果是陌生人，即使已经排在自己前面的，也会设法抢在他前头。
　　――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
　　再如，他观察到，中国男性有如此倾向：即使对一个女的感兴趣，但第一次接近时，往往会带了另一个男的一起去，结果搞到女方不知到底哪一位才是要向自己发动攻势的人。(女性也有类似倾向)进而判断，中国人除了没有强烈的代际分化之外，也比西方人少性别分化。从一些迹象――文化中主流的男性形象是女性化的“白面书生”，大众戏剧中“颠鸾倒凤”倾向的普遍化――可以看出中国人有将男女之性别暧昧化的倾向。如果一个文化中的主流男性形象是女性化了的男性，就似乎可以显示出：无论男女所喜爱的，想与之认同的形象都是性别暧昧的，在异性的外形下有着许多同性的内容，或在同性底下有着许多异性的内容。
　　“一些在大陆普遍性存在，在香港与台湾也仍然可以见到的现象――随地吐痰、吐口水、擤鼻涕、当众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上(在公共食堂则吐在地上)、将公众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没有排队的习惯、对身体的动作失去控制(随便撞人、抖脚)，等等――都是在孩提阶段没有训练好的结果。”这些在中国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孙隆基眼中，是中国人具有“身体化”特征的表现。孙隆基进一步指出，“一般说来，当一个人养成自制自律的肌肉动作之时，就是他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之时。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养成的那种可以将排泄物随意地放入外在世界，以及可以让外在的意志任意地加在自己身上的习惯，则仍然保持了口腔期的‘人我界线不明朗’。因此，当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的阶段，也正是中国人训练孩童不要有‘个性’的时刻。换而言之，从‘人之初’，中国人就设计了由‘二人’定义‘一人’的局面。”
　　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在国人身上自然而然而不自知的现象，在有着国际生活经验同时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孙隆基眼中，却解读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人对个人观念、身心态度、公私利益、家国关系等根本问题的认识都沉淀在这种深层结构中――总体上，他用“二人”与“一人”的文法规则来整理这些观察与印象：中国人的“二人”表现为“心”，而“一人”的型态则是“身”，正是“心”对“身”的“照顾”造成中国人个体的不发达，前者变成后者的组织原理，它导致“自我之被非组织化”，使人格构造具有过度“母胎化”、“口腔化”以及“身体化”倾向。后者包括对身体动作和功能采取较放任态度。这种“心”对“身”的组织或者非组织的文法也表现在中国“国家”对“社会”的作用上。没有前者的“治”，后者会趋于“乱”。
　　我和柏杨、李敖都不同
　　很多论者将孙隆基与柏杨、李敖相提并论。“确实许多人将我和他们两人作比较，但这其实是对我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误读，我和柏杨、李敖都不同。”孙隆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写《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主要是从学理上研究中国人性格中的“劣根性”，试图从中国人两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找出“劣根性”的文化基因，“柏杨和李敖主要以文采取胜，在当时台湾特定历史下，他们用夸张的语言描写中国人的‘劣根性’，吸引了读者和年轻人的眼球。”简言之，两者的区别是学者与作家的区别。
　　谈到这本书的写作动机时，孙隆基说，“对这本书较常见的反应是：‘它如何去救中国？’关于这一点，我确实没有答案。在有机会与读者面谈的场合中，我的答复总是：‘这本书中是我个人的陈词。’换而言之，‘救国’原非写这书之目的，它只是表达了一个人与其原生文化之间的疏离而已。以一个‘个人’身份，毋须藉着‘替中国找出路’的名义，而斗胆反映一己与文化之间的异化，这已经是一种立场――也就是我主张的确立‘个人’的一个表现。”
　　“中国人探讨国民性往往是为了救国家，美国人探讨国民性往往是为了救个人。”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孙隆基更倾向于后一种态度。
　　矛头指向美国
　　按照中国人的骂人方法，你真可以骂孙隆基“没良心”、“数典忘祖”，最后你还可以质问他，“你还是炎黄子孙，你还是中国人吗？”
　　其实，孙隆基早已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他现在是美国公民。
　　即便是在文化上，孙隆基也有意识地疏离己身所出的中国。对孙隆基来说，写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身人格重组的过程。他对自己出身民族的劣根性了然于胸，因此，自觉不自觉地，他开始了自我反省的过程。
　　孙隆基在香港长大。小时候，他梦想当一名画家，但上大学时最终选择了更喜爱的历史专业。无论是绘画，还是历史，在务实的香港人眼中，都是没多大用处的东西。70年代初，他去美国之后，一位香港同胞问他学什么专业，他说是历史，这位同胞脸色立马变了，那意思很明确，“觉得那是很笨的人读的，日后找不到工作”。
　　类似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让他思索中国人的务实与身体化倾向，这正是他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一版序中写到的――
　　笔者原本的计划是探讨中国人“现代化”的问题，因此书名原定为《中国人与现代世界》。但是，深入探讨的结果，发觉固有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特色并不因“现代化”而减灭，反而是有加强的倾向。因此，遂憬悟到：“传统”与“现代化”的二分法不一定能够成立，而所谓“现代化”可能只是表层的现象，至于一个文化则有其不变的深层形态。
　　例如，香港与大陆、台湾比较，无疑是最“现代化”的中国人社会，而中国人的“食”却因物质条件的许可而获空前未有的发扬。香港有四五层的饭店，每层有四五十张桌子，乃世界上少见的现象。连当今之世最富庶的美国都没有这种现象。笔者在日本的东京时，则发觉有七层楼的书店，每一层比香港的“三越”还要大，也是世界上罕见的现象，连美国也没有。从香港与东京的这两个特色，就可以看出两地不同的精神面貌。
　　孙隆基在中国进修时，大陆刚去“文革”不远，物质还很贫乏，观今日大陆经济起飞之后餐馆的火爆，毫不逊于香港，可见孙隆基当年观察之深刻。
　　记者请他给出医治中国人国民性的一个药方，他却说没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只是一个文法(grammer)，这个文法可以创造出佳词妙句，也可以创造出很丑陋的句子。”正如他在书的结尾所说，“在本书里，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原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中国文化的‘文法’规则能否在新的世局里创造出簇新的佳词妙句，我们将拭目以待。”
　　孙隆基有着典型的江浙人的相貌。日，61岁的他在台北举办了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婚礼，摆宴席15桌，与学界知己、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通识与核心课程中心”主任叶绍国喜结连理。此前，孙隆基曾与一位意大利女性有过一段婚史。在叶绍国眼里，丈夫是一个很聪明很勤奋的人，有大智慧，不重细节，“很潇洒，出门时两手空空”，“业余爱好是收集瓷器”。
　　2005年，他以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之职回到台湾，任职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我虽然在美国生活了34年，是人生中最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在美国不生根，在中国也不生根。乡愁的问题有一点，但是要说很深的概念，真的没有。”
　　孙隆基的母亲还健在香港，此次书展期间，他与妻子抽空探望年迈的母亲。在推崇孝道的中国，这个举动与所有正常人无异。但让记者联想起他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所批判的中国人的“恋母情结”，而中国母亲对子女过于呵护也造成中国成人的不独立和儿童化。在记者采访他的过程中，遇到双方都想表达时，他竟停下话来让记者先说。孙隆基身上中国文化的因素还有几何？它与西方文化的因素是如何搭配重组他的人格的？在短时间的接触中还真不好判断。
　　“身为中国人我也曾经自卑过。”孙隆基说，这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作为学者的孙隆基很简单，支撑他学术进程的只有“求真”与“批判”二词，与爱国与否无关。“读者或者会发觉到我对中国人的批判不如20年前热衷，这是由于本人的一个毛病：我总是对自己的祖国批判不遗余力，如今既然入了美国籍，因此遂把矛头指向了美国。请读者对我的《杀母的文化》拭目以待。”
　　孙隆基 　1963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后进入台大历史学研究所。1971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东亚史，后转俄国史。1977年入斯坦福大学博士班。1983年在香港发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流传于中国内地并引起巨大反响。1984年获博士学位后，任客座教授于堪萨斯大学苏联与东欧研究所与历史系，1985年获梅隆研究员奖，在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访问一年，旋即获加拿大克伦研究员奖， 1986年获得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永久教职，于孟菲斯大学任职至2004年12月，转赴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著作有中英文论文多篇，收集于《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2004)。专著有《未断奶的民族》、《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 》(2002)等。
&“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 这是200年前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的一句话，这是令人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其意义胜过无数研究中国人煌煌巨著的总和。&& 闲来无事读闲书，近期看了一些关于英国使团第一次觐见乾隆的趣闻，联想到当下的中国，联想到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拆迁、高房价、高物价、跨省、上访、抢尸、李刚，不由得生出无数感慨，且看今日之中国，谁之胜景，谁之天下？
&&&&&&&&&&&&&&&&&&&&&&&&&&&& 【1】&& 乾隆仅仅为了自己的面子就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说劳民伤财太轻，简直是祸国殃民。
当时的中国正值”乾隆盛世”，中国人是好面子的，乾隆帝更是好面子的。对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准备。
皇帝确定的接待工作方针是，一要隆重热烈，照顾好外国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证他们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展示中国的富庶强大。
据估算，英国人一行使北京花费了五十多万两白银，即十七万三千多镑白银。折成今天的币值，为一亿零三百八十万元人民币。这其中当然不包括皇帝赏赐的礼品，这些礼品价值要远远高于此数。
&&&&&&&&&&&&&&&&&&&&&&&&&&&&&&&&&&&&&&&&&&&&&&&&&&&&&&&& 【2】
英国人对于”乾隆盛世”的感受。
盛世下极端贫困的中国人。
当时正处于所谓的”乾隆盛世”，而当时中国百姓的真实生活如何呢？对此英国人也有详细记载。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十八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却惊讶地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
中国官员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但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官员贯彻皇帝旨意，在一切环节中全力展示帝国的富强。但这一旨意毕竟没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领会，他们关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国家的尊严，这个细节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尴尬。
事实上，在登陆中国后，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繁华表象下的贫穷。
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还有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基督教国家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很明显，这是人口压力和贫困所致。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政治上的贫困。
“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英国人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英国人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事实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在中国法律中，个人财产权却屈居政治权力之下。英国人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对权势的忧惧也许使他们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但是那些大富却实难逃脱他人的巧取豪夺……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执法官员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对善与恶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
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但是，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因为“任何财产违反了他的主张是得不到保障的”。马戛尔尼不否认中国存在着大土地产业，但他认为它们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如“高利盘削和官职馈礼”所获取的。它们是贸易或侵吞的短暂的积聚，而不是土地贵族或绅士的产业。他写道：“在中国确切地讲没有世袭贵族。”
中国人精神文化上的极端贫困让人震惊
在那些推崇中国政治的欧洲学者们的著作中，中国社会的和平、稳定、井井有条一直是他们赞美的重点。他们认为，这说明中国是民权、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国。“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组织”。
然而，与中国官员的交往，却让英国人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那就是王权、专职和严苛的礼法。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国人在山东登州府短暂停留。登州知府闻讯前来拜访，“知府带来了许多随从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在知府问到他话的时候，立刻跪下来回答，这给英国人一个很大惊异。知府安然接受这种礼貌，似乎他们之间一向是这样讲话，这给英国人更大的惊异。”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能打下级的板子。
被扒掉裤子当众打屁股，对英国绅士来讲，是无法想象也无法容忍的耻辱。然而英国人却发现，中国人对此却司空见惯。
英国人说：“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中国官员）认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罚，无需预审或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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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对中国的重新认识
1、偷奸耍滑成性
在英国人到过中国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国人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尤其使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
与传教士所描述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员出现，立刻就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
英国人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英国人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英国人回国之后，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
&&&&&&&&&&&&&&&&&&&&&&&&&&&&&&&&&&&&&&&&&&&&&&&&&&&&&&&&&&&&&&&& 【4】
黑格尔对中国的结论让人害怕又脸红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黑格尔仔细阅读了当时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关中国的文字，得出了以下结论。
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么，中国文化是什么呢？黑格尔说，是幼年。中国人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的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得出这样结论，这是一个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 ‘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因此，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读这些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乾隆盛世”真实与当下联系起来，想必“乾隆盛世”在国人和乾隆看来也是“和谐社会”吧。
参加过中国盛会的外国人是不是在表面赞扬中国的同时，暗地里发出和英国使团一样的感慨呢？
上海大火和北京大火都在冥冥之中警告我们：脱离现实的过度奢靡和炫耀必将遭天谴和报应。乾隆、慈禧等无数的超级败家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现在，这个名单还在不断扩大。
重复看了无数上演的历史大戏后，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在广阔的土地上重复庄严的毁灭，而又在本质上毫无变化。
我们的体制为什么不再有改革 ?
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状态，完全放弃了1980年代曾一度提上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一词本来包含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性变革在内，但中国大陆现在却把各种政策规定的改变都挂上改革这块招牌，甚至许多违反社会公正、伤害多数民众利益、只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的政策变动也一律戴上改革的桂冠，比如义务教育被改革成教育产业化，公费医疗体制被改革成医疗商业化，这类假改革之名、行敲剥民众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改革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充满希望的概念已经被严重异化，所有能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进步变革的改革反而陷入停滞状态。究其原因，这与两个重要因素有关，一是民众的圣君贤相幻觉，二是开放以来形成政治退出机制导致精英集团行为短期化。大陆统治之所以能维持，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有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党中央，这是多年来中国通过反复教育宣传在民众头脑中定格的形像。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例如，被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迫害和打压的民众经常说：实际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边就搞坏了，他们所作所为不符合共产党逻辑，共产党一贯做事光明磊落，现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们又见不到。一到下面就变样了。如此等等。中国思想界对民众的这种认识持两种评价，部分人认为这是民众的策略考虑，以便通过这种表述来争取中央同情，藉此保护自己。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民众一直怀有圣君情结与清官梦，期望中央政府的清正廉明，将中国引领到光明之途。实际上，这种现代圣君贤相情结是中国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文化的现代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中国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不但未改造这种文化，毛泽东时代还通过造神运动把这一观念推到了极致。10多年前朱F基就任总理时，就是被视为贤相而被赋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因而不得不承载了太多的民意和过于厚重的期望。这固然因朱个人特殊的性格极富魅力，但归根结底还是民众的圣君贤相梦想在起作用。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民众再次寄希望于一点：高层权力的代际更替能让所谓党内健康力量上台，从而维持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一如当年对朱F基的热切期望一样，人们盼望着新一届领导人有能力有决心抑恶扬善、除奸举贤，把中国带入一个文明兴旺的新时代。多数国人所期盼的新时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在中国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下，中国人大多对民主政治其实并不了解，不少人仍顽固地抵制西方民主制度），而是新在领导人的贤明与亲民。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梦想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且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比如毛泽东可以超越制度行使超常规的个人权力，并且率性而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邓小平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服从制度的惯性；此后的领导人因此也越来越为现存制度的惯性所支配。领导者对现存制度所赋予的合法地位依赖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间就越小。圣君贤相式幻想不仅存在于工农民众当中，也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当中。然而，这种幻想却一次又一次被严酷的事实无情地击得粉碎。比如山西省记者高勤荣因写内参揭露运城地区当局弄虚作假、大搞假渗灌工程，次年即被该地政府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诬陷而判刑12年。江西省府政策研究室《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副社长桂晓琦将中央政府历年来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成册出版，帮助农民了解有关的政策法规和他们的权利，结果该书却被江西省政府宣布为反动书籍，强行全部收缴，桂晓琦为逃避省公安厅的追捕被迫流落外乡。高勤荣是想藉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桂晓琦则是想借中央文件这柄尚方宝剑帮助农民，但他们信赖的中央却并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支持或保护他们，而是听任地方政府践踏蹂躏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又比如2003年SARS爆发初期，中国大陆按惯例封锁疫情消息，从而导致疫情迅速蔓延。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将卫生部长张文康解职；但许多中国人宁可相信隐瞒疫情只是张文康的个人行为，而不愿意承认这只是张按照体制运行惯例所作的反应。　　其实中国大陆早有保密法规明文规定：重大疫情属于国家机密，不得随意披露，况且控制新闻以维持社会安定团结更是政府的例行公事。在中国，民众对事涉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信息没有知情权，而政府通过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内部文件制度让各级官员按级别获取内部信息。大量有关拉丁美洲国家改革史证明：专制（或极权）国家的任何改革，毫无例外都是该国权势阶层与精英群体重新瓜分资源的过程；改革的口号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称是为了民众利益着想，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而在精英群体中居于弱势地位的知识精英，为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块，整体上也必然走上与政治经济精英合流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圣君贤相幻想之现代版的存在，也与当代中国的冷酷现实有密切关系。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第一，在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的反抗能力，而新闻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在传统社会中，官民对峙所凭藉的装备虽有优劣之分，但毕竟同属于冷兵器时代的产品。而在如今，民众充其量拥有热兵器时代的早期装备，而官方却拥有核武器时代的先进装备，以及信息时代的一切先进通讯、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对称是盲人也能看见的事实。与此同时，官方还拥有发布一切信息的权力，镇压民众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释成政府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阴谋颠覆政府的暴乱。在这种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无反抗能力，也很难争取社会得广泛同情。　　中国民众与官府的关系，《炎黄春秋》杂志常务社长、总编辑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这两本书中都有极为精当的分析，那些元规则与潜规则至今还在支配中国社会，并未成为历史，出售英雄的戏剧也正在各地的反抗事件中不断重演，只不过出场的人物与时代有所变化而已。第二，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化暴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使用个人暴力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并非有能力保护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近年来中国刑事犯罪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体制化暴力催化了个人报复性暴力。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冲突日益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恶化、道德秩序崩坏的社会里，穷人感到绝望，富人感到担忧，几乎没有多少人有安全感与幸福感。于是今天的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上最爱离开母国到他国寻找幸福的族群。这种对外开放带来的移居国外的机会，无异于给中国的贪官污吏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这个退出，不是指他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退出权力中心，而是指他们在凭借权力资本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后，退出这个被他们折腾得千孔百疮的中国。因为有这一政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没有政治责任感的统治集团。中国的官僚阶层通过内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学者和民众不知道的社会经济真相，他们的危机感其实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家属已经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继续捞钱的方便场所而已。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等、新西兰、加拿大等将吸收中国留学生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大举措，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出国留学需求。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发生的资金外流高达近50亿美元，其中很大部分是让子女借读书之机出国打前站的官员。如果说钞票也是一种选票，那么中国精英对子女与家庭的未来安排，已经表明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投了什么样的票。这一政治退出机制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几乎可以用近年来在海外定居的中国大陆人的数量与资本外逃数额作为衡量指标。被中国大陆与民族主义者詈骂有加的美国则成为中国精英们到国外定居的首选，它那富饶的东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滩，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总会在这片海滩上留下几片贝壳。如今，迁居这些地方的中国新富们如同过江之鲫，汇成了一股人潮。在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一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为。由于这种另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两大精英集团的成员不必再与本国人民共同承受必将到来的各种社会危机，共享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对统治集团来说，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维持眼前的政治社会稳定，将目前政治体制所赋予的权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积累退出所必须的本钱。因此，精英集团成员的行为明显的短期化。　　如今，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国成为世界上收入和财富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更把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财富分配的失衡推到了一个危险点。当前层出不穷的极端事件，使得整个社会对现状不满、对未来不抱希望的情绪显现无遗，再也无法靠粉饰升平来冲淡和遮盖。据最近《经济观察报》题为收入分配改革转向，重点减少政府国企财富的独家报道，中央高层似乎有意不再回避财富分配这一核心问题，做一些实质性改革。与过去单纯依赖主管行政部门作改革方案不同，这一次由人大财经委，民盟中央和国家发改委三套人马进行全国调查，要拿出三套不同的改革方案。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减少政府和国企的财富比例。但正如报道承认的，这其实既不是什么新问题，也不是新思路。文章透露，早在2000年，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的华建敏就曾组织相关部门拿出过一份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最终面世。究竟是什么样的种种原因，该文只敢透露有限的细节，比如国资委人士在2006年阻击了提高国企上缴利润比例的方案。但为什么一个部门，就有权力否定关系到整个国家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改革，文章不敢深究。文章说，此次中央决心已下；但问题是，高层有这个政治决心，但真的有能力推行必要的改革吗？！　　　　两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则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中国既然不再被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员视为家园，他们自然也不必再为过分压榨而产生后顾之忧，中国历史上有关统治者与人民的传统舟水理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约束作用.&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时刻提醒着我们，要“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不要被虚假的表象所迷惑，不要忘记那些远远没有克服的劣根性。&& “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就是让我们以最虔诚的心态反省自己，以最大的“恶意”来怀疑我们的社会。在这里，最坏的恶意也成了最大的善意。当年鲁迅的“最坏的恶意”，鞭策了一大批民族的栋梁，启蒙了一大批国家的精英。〕&&&&&& 在一个缺少甚至没有大师的年代，怀念和重温已经逝去的先贤，也许是一个追求理性的人在浮躁的社会里并不那么浮躁的唯一法门。 读鲁迅不能不读他的杂文，但是，最值得我们怀念的，似乎仍然是他的小说和散文。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从《孔已己》和《狂人日记》，鲁迅作品处处蕴涵着毫不做作的深刻。许多句子，如果单独拿出来，都是很好的警句，都足以代表一个深邃的头脑对生活乃至人生永恒的理解和感悟。&& 重读鲁迅，印象最深的是，鲁迅是一个“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人。鲁迅的朋友和敌人的林语堂，对中国人也有过很多观察和描述，有的也堪称精彩，但是林语堂没有鲁迅那般直白和入骨。在《中国人》一书里，林语堂绕着弯子既骂中国人也捧中国人，多是些不痛不痒的句子。而鲁迅则怀着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深厚的责任心，触及了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劣根性。
　　这句话字面的意思是：我从来不怕从最坏最心存恶意的方面去推测中国人。　　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瞒和骗深恶痛绝，观察社会观察生活时往往抱着怀疑主义的态度，透过粉饰装修过的外表直达其黑暗罪恶的本质，从不相信任何冠冕堂皇的表演。　　这句话出自《纪念刘和珍君》，原文是这样的：“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表示尽管自己惯于冷眼看待军阀政府的文过饰非，从最坏最恶毒的方面去推测他们可能的做法，仍然料不到他们竟然凶残到超出自己的想象。“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卑鄙无耻、比这更凶残的吗？！下文“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直接表达了鲁迅先生对如此文治武功的段祺瑞执政府的强烈的愤慨，已经对国民性丑恶面的深沉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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