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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428360 头衔：大明永历皇帝元年 工分:659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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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帝国西班牙：为扩张版图付出惨重代价
文章提交者：zhangzizhong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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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察西班牙帝国错失称霸良机的，让我们感到震惊的不仅是它在拉美国家建立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而且这些制度至今阴魂不散;最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15世纪西班牙对自由市场、自由劳动力的限制，在21世纪依然是其主流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 | 格伦·哈伯德、蒂姆·凯恩摘自《平衡：从古罗马到今日美国的大国兴衰》,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已获出版社授权我已将另一个世界收归国王、女王陛下统辖，从此人们眼里贫穷的西班牙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致胡安娜公主函，1500年10月西班牙(年)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帝国。这样说是因为它错失了称霸世界的良机。从来没有一个大国具备像它那样繁荣强盛或者引领世界的潜力，但它根本不懂得因势利导提高生产率，实现经济繁荣。历史学家亨利·卡门曾经写道：“一个不发达国家居然还没变富就‘衰落’了，这实在令人费解。”这样的评价抹杀了西班牙帝国曾有的光辉、勇敢、高贵的历史时刻，实在令人遗憾。1492年发现“新大陆”后，丰富的白银资源使刚刚统一的西班牙帝国的经济实力得到出人意料的提升。然而仅一个世纪后，西班牙帝国就两次宣告破产。到了17世纪，该国破产的次数更多了。受狂热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西班牙帝国国库里的白银堆积如山，但是国家的生产率和国民的长期生活水平低得可怜。因为缺乏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创新，西班牙无论在相对意义还是绝对意义上都是落后的。关于西班牙的这段历史，没有任何争议。对西班牙帝国的兴衰，人们已达成了以下共识：西班牙国力的提升靠的是经济，具体来说主要是在新大陆发现的资源;西班牙忽视发展资本主义，蓄意排斥本国商人，还驱逐了成千上万的居民和非天主教教徒;财政失衡导致西班牙不止一次无力偿还债务。西班牙帝国（年）1为扩张版图而付出惨重代价单一民族国家西班牙，是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统治北大西洋海岸的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统治横跨地中海南部和意大利的阿拉贡)联姻之后于1469年建立的。不久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来到西班牙宫廷，游说伊莎贝拉女王，希望从西欧向西横渡大西洋，请求女王资助其“发现之旅”。16世纪，西班牙急剧壮大，至少从版图扩张就可以看出。伊莎贝拉与斐迪南分别于1504年、1516年去世，胡安娜公主得到西班牙的统治权。后来，胡安娜公主与哈布斯堡家族的腓力一世结婚，哈布斯堡统治的低地国家和勃艮第也并入了西班牙。1506年，腓力一世去世，胡安娜成为西班牙的最高统治者，统治西班牙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她的儿子查理五世后来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二世在位期间(年)，西班牙国力最为强盛。在16世纪的黄金时代，西班牙被誉为“日不落帝国”。我们今天以为它指的是，事实上英国是第二个荣膺“日不落帝国”称号的国家。西班牙统治的领地遍布各大洲，包括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荷兰、意大利大部、匈牙利、半个美洲、及葡萄牙的贸易港口(分布在西非、东非、印度及马六甲海峡和中国澳门沿海地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有一种观点，也许历史学家一般也持这种观点，那就是西班牙差点儿就成了欧洲霸主。如果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打败英国，欧洲大陆的势力平衡状况就可能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如果葡萄牙不是在几乎最糟糕的时候(1640年)造反，那么西班牙公开对法宣战后，战争最后的赢家就很可能是西班牙。然而，1648年，懦弱的西班牙国王同意荷兰全面独立，意图集中全力对付法国。试想，如果元帅、将军或步兵等更加善战，谁知道战事会如何变化。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争使西班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员死伤惨重，财富大量流失。保罗·肯尼迪认为，只要看看“不断上涨的军费”，西班牙衰弱的程度就暴露无遗。的确，由于战事频繁，参与战争的人数不断增加。新式武器和新战术的出现，一改传统以骑兵为主的作战方式，代之以大规模步兵编队的大众化作战方式。16世纪20年代，查理五世抵御法国入侵意大利，动用的士兵为30000人;到了16世纪30年代，士兵人数增加到60000人;到了16世纪50年代，他指挥的军队更为庞大，超过15万人。后来的80年时间里，西班牙军队人数翻倍，增至30万人。然而，到了17世纪40年代，军队人数骤减至10万人。人口规模，尤其是卡斯蒂利亚的人口逐步减少。主要原因是战争，私营经济的发展严格受限和宗教迫害也是导致人口减少的重要因素。1938年，经济历史学家厄尔·汉密尔顿曾发表一篇有影响的论文，文中提到17世纪的西班牙人口如何骤减了25% ，而且认为战争因素对其影响甚微。经济迁移几乎掏空了伊比利亚半岛，汉密尔顿在论文中写道：“根据年的人口调查，几乎所有从事制造业的城市都遭遇了人口骤减危机，巴利亚多利德、托莱多、塞戈维亚等城市的人口减少了1/2以上。”1659年，西班牙和法国签订了《比利牛斯条约》，西班牙的大国梦从此破碎了。西班牙不得不应付仍在其治下却图谋分裂的叛军，肯尼迪推测，西班牙“在为其当初的过度扩张付出代价”。这个结论本身看起来有些牵强，与肯尼迪对西班牙的其他许多看法也不一致。难道1519年查理五世谦恭地接受领土划分协定，一切就会是大团圆结局吗?不，欧洲各国的竞争是根深蒂固的，军事战争只是其一。我们认为战争是“变相的政治扩张”，就像普鲁士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战争无疑会导致交战各方血流成河，但是隐藏在其背后的经济竞争，对战果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为什么荷兰和英国没有因为持续的战争而耗尽国力?1557年，法国和西班牙一并宣布破产，而英国财政预算的90%都用于军费开支，却越来越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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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被称为西班牙"经济奇迹"年代。十年当中,西班牙发展了一系列基础工业,国民生产总值由1961年的6,600亿比索提高到1970年的25,760亿比索。农业实现了现代化,农业人口在人口总数中的比率由1959年的42.47%降为1969年的26%,农业产值195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33%,1969年占15%,从此摘掉了农业国的帽子。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五十年代仅500美元,1969年增至720美元,1974年已达2,150美元。八十年代,西班牙人均收入已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与意大利相近。 1959年至1973年,是西班牙近代史上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14年间,国民总产值增长5倍,平均每年以7.6％的速度递增,工业产值增长3.4倍。年平均增长率为9.3％,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欧洲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使西班牙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比较发达的工业国。被称为欧洲的“经济奇迹之花”。 1 987年,西班牙的经济增长率比欧洲共同体任何一个成员国都高出一倍。西斑牙的消费者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购买汽车、第二所住房和价格高昂的进口食品及杂货。尽管如此,通货膨胀率并不高,西斑牙货币比塞塔巳成为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之一。费利佩,冈萨雷斯首相和他那重点放在商业上的社会主义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并且很有希望在未来几年中继续执政。全世界的投资者涌向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甚至更小的城市,人们相信西斑牙的繁荣兴旺能够持续下去。 前财政部长米盖尔·布埃说:“有些数字真可观。”西班牙的国民生产总值去年飞升了5.2%,19合8年可望增长4%。西班牙人1987年买了92,7万辆汽车,比前,一年提高了35坏,而前一年的数字本身就是创记录的。新开工的房建率跃升了14%在欧元启动前的１９９８年，西班牙经济增长率接近４％；次年虽遭国际金融动荡的冲击，增长率仍达３．７％；今年第一季度更是高达４．１％。与此同时，就业形势持续好转，失业率大幅度下降，从４年前的２２％降至今年第一季度的１４％。投资势头兴旺，跨国公司崛起，资本对外输出迅猛。自１９９７年起，西班牙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该国居民消费信心充足，整体经济运行健康、稳定。西班牙经济大臣拉托把经济的快速发展归功于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启动。西班牙是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首批进入欧元区的１１个国家之一。。。。。欧元在西班牙的影响已超出经济范畴，对西班牙社会和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冲击。西班牙曾有过“游离”于欧洲大家庭之外的时期。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到欧元启动，西班牙逐步融入到这个大家庭。在此期间，西班牙人的生活水平由只居欧洲平均水平的７０．６％升至现在的８３％。从住房、汽车到出国旅游，西班牙人的消费意识正在向更发达的国家靠拢。欧洲的一些媒体评论说，在加入欧元区以后，西班牙人的进取心和消费信心表现得比任何其它欧洲国家都坚定。
1987年西班牙全国工资总额实际增长率为5~6%,人均实际工资增长率为2~3%。85一gc%白勺西班牙居民感到他们的生活在改善。令西班牙政府感到欣慰的是,西班牙的外汇储备直线上升‘在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到1987年9月为止已达28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西班牙的外债数目,今年的外汇储备总额上升到35(亿美元,从而佼西斑牙的人均外汇储备居于西欧国家前列1940年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饥荒。在二战后，西班牙关键的地理位置和佛朗哥强烈的反共政策，使得西班牙逐渐和西方民主国家缓和关系。但因从1939年起佛朗哥一直推行一种自给自足的政策，到1950年代初为止西班牙的人均GDP勉勉强强为西欧国家的40%不到。从1950年代开始很多技术官僚的想法得到了佛朗哥的批准，且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西班牙的经济大大得到了发展，它成了当时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第二快的国家，稍微比日本的低一点。该原因有很多不过主要的原因是旅游业的开放和国家的工业化。至1974年，西班牙的人均GDP达到了西欧国家的80%。这种水平西班牙只在1990年代时又达到过。汽车业，核电，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西班牙国产的SEAT 600，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在当时的工薪阶层中很受欢迎。在1946年西班牙仅有72000辆私家车，至1966年有超过一百万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涨幅可与此相提并论。但佛朗哥直到他死前几个月，依然严格的控制着国家体系西班牙在19世纪内持续衰落，丧失大量殖民地，至1956年，那个过去辉煌一时，用无敌舰和火炮将地球像切蛋糕般一分为二的殖民霸主，沦落到只掌控着非洲在大西洋沿岸的几个小殖民地。1976年西撒哈拉独立，宣告了强盗时代的彻底结束，掠夺策略不再有任何市场。年的内战大大地重创了国内的经济，加之当时的二战环境，甚至曾引发过饥荒。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国际政治环境下，复兴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当二战结束，冷战的铁幕落下，佛朗哥利用美苏矛盾，实行亲美政策。1953年，佛朗哥与美国签订了《美西协定》，向美国提供海、陆、空四个军事基地。从而获得美国经济、技术上的援助，依仗美国的势力和影响，佛朗哥在外交上获得了更宽的活动空间，以打破联合国对西班牙的制裁。对英、法两国，佛朗哥也一直在寻找改善关系的机会，以此来增强同美国交往中讨价还价的实力。1963年，美西协定十年有效期满，按规定重新讨论延期的条款。正值此时，美法关系十分紧张，佛朗哥又利用这一机会，发展与法国的关系，双方外事活动频繁，委员互访，发表联合公报，签订海空军联合演习协议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美西协定延期谈判增加筹码。果然，在1963年签署的美西延期协议中美国几乎满足了西班牙的所有要求，通过这个协定，西班牙共接受40多亿美元的援助。佛朗哥又利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的先进武器，武装西班牙军队。在70年代，西班牙是世界上六个进口武器最多的国家之一。西班牙关键的地理位置和佛朗哥鲜明的反GONG政策，使得西班牙逐渐和西方民主国家缓和关系。但因从1939年起佛朗哥一直推行一种自给自足的政策，到1950年代初西班牙的人均GDP勉勉强强为西欧国家的40%不到。从1950年代开始很多技术官僚的想法得到了佛朗哥的批准，且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开发旅游业，推动工业化，细节上，禁止解雇固定工人，建立较发达的社会保险制度，禁止把小佃农从土地上赶走。西班牙的经济得到了大力发展，它成了当时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第二快的国家。至1974年，西班牙的人均GDP达到了西欧国家的80%。这种水平西班牙只在90年代时又达到过。汽车业，核电，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SEAT 600，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深受工薪阶层的欢迎。在1946年西班牙仅有72000辆私家车，至1966年有超过一百万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涨幅可与此相提并论。1959年至1973年，西班牙经济的飞速增长，中产阶级增加。建于1957年，坐落在西班牙广场上高达142米的马德里塔，向世人宣布了西班牙经济奇迹Milagro económico espa&#241;ol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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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美同是西方的殖民地,然而,北美富裕昌盛,南美贫穷混乱,原因何在?有人认为,北美新教徒承袭了英国的法治精神,南美的天主教徒继承的则是西班牙的专制传统.而且二者在价值观念上有明显不同.正是不同的价值观念创造了绝然相异的社会.那么,二者的价值观有哪些不同呢?《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社会》一书做了分析,现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1.南美的天主教徒认为,贫穷是正当的；北美的新教徒则认为,富裕是上帝的恩惠.2.承袭西班牙专制传统的南美人,要么服从,要么革命,这二者均不能促进社会发展.承袭英国法治传统的北美人,信奉自由,自由气氛使个人的首创精神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首要引擎.3.南美人高唱道德理想,实际行事则自私自利,寡廉鲜耻.北美人信奉合理的利己主义,在法律框架中追求个人利益,遵从契约,信守合同.4.移民之初,南美土地全归王室（国家）所有.财富属于权势,培养的是阿附权贵之风.北美则是谁开垦,谁所有,培育的是积极进取精神.5.南美反对竞争,凭权力垄断、调节社会生产关系,这必然强化对权力的顺从依附.北美强调竞争,在竞争中发挥个人潜力,培育的是民主精神.6.南美看重现有财富,强调平等分配；北美取向于创造财富,强调自由和创新发明.7.南美人认为工作是受苦,是负担；北美人认为工作是对上帝的责任,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是自我尊严的证明,普遍有敬业精神.8.南美压制异端邪说；北美宽容离经叛道.9.南美的教育是灌输教条,培养服从；北美教育提倡质疑,着意创新.10.南美精英偏爱大叙事,宏观大理论,建设大工程；北美精英强调实用主义,实验精神,关注具体创新.11.南美强调过去辉煌,喜谈乌托邦式的远大理想；北美关心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与可以预见可以控制的将来.12.南美神化当权者的专制意志；北美尊重个人需要与自由.13.南美人认为自己的命运由外力决定,具有依咐性被动性.北美人认为我的命运我做主,有很强的自主姓独立性.14.南美人关注来生,崇敬的是神父；北美人赞赏现实成就,榜样是企业家.西班牙在南美洲拥有大量殖民地是不假，它也掠夺了大量殖民财富，问题在于这笔财富消耗在两个地方：一是在运归国内途中被英国海盗拦截了部分；二是运归国内的财富被封建皇室奢侈生活所浪费。所以在早期殖民时代五国（西，葡，荷，英，法）中，只有荷英法三国才用掠夺来的财富发展资本主义，它们可以说“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西，葡历史上被称为“黄金漏斗”，是典型败家仔！这就是西班牙现在落后英法德的历史原因之一。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败于英国使得西班牙从此一蹶不振，海上霸权落到了英国手中，这是西班牙现在落后英法德的历史原因之二。3、西班牙政治民主化进程慢，它不仅长期实行君主制，而且在20世纪30-70年代一直由佛朗哥统治，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结束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这是西班牙落后英法德的原因之三。4、在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西班牙没有把握机遇，缺乏科技创新能力，这是西班牙落后英法德的原因之四。拉丁美洲（简称拉美；英语：Latin America；西班牙语：América Latina 或 Latinoamérica）通常用来指称美国以南的美洲大片以罗曼语族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或者主要语言的地区。因为罗曼语族衍生于拉丁语，拉丁美洲由而得名。拉丁美洲由墨西哥、大部分的中美洲、南美洲以及西印度群岛组成。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水平较低。本区居民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以初级加工为主，除了巴巴多斯，本区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16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入侵。葡萄牙侵占了巴西，西班牙统治了除巴西以外的南美广大地区。16世纪末，英国、法国和荷兰殖民者经过激烈争夺，分割了圭亚那地区和近海一些岛屿。从此，全洲进入了长达 300年的殖民统治时期。西班牙先后在南美洲建立了秘鲁（包括秘鲁和智利）、新格拉纳达（包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和拉普拉塔（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3个总督辖区,葡萄牙在巴西建立了总督区。殖民者用暴力推行各种奴役制度，强迫印第安人在种植园或矿场作无偿劳动，大肆掠夺南美洲的土地和金银财富。印第安人的家园被破坏，古文明遭摧毁，人口锐减。为补充劳动力的不足，殖民者又从非洲贩入大量黑奴。宗主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强迫殖民地人民专门生产一、二种能在国际市场牟取暴利的农矿产品，形成单一产品制，导致社会经济畸形发展。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统，随移民大批涌入，传播到南美各地，西、葡语也逐渐取代印第安语，成为普遍使用的正式语言。之所以叫“拉丁美洲”，是因为美国往南绝大多数国家说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从历史上看，南美洲的解放和美国相差的时间也就30年，但现在南北美洲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经济状况等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其实从南北美洲独立的过程中来看，就已经存在着不同。北美独立是血战大英帝国得来的，而30年后南美各国独立是靠拿破仑灭了宗主国西班牙、葡萄牙从而引发的。如同生孩子，北美是自然分娩，南美是剖腹产。美洲先后独立时，南美土地、矿产、人口等各项资源都远超北美，两位国父玻利瓦尔和圣马丁也不输华盛顿，两人都仿效华盛顿，希望建立南美合众国，然而由于南美洲自然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各国奉行制度的不同，结果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北美独立前虽也处于被殖民状态，但是总督负责制，而南美当时是直接归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君王管辖，因此北美基层体制传承了英国的纳税人自治形成的商人社会，南美沿袭的是封建地主社会。不同的社会基层体制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在体育上也体现出了这种不同，美国发展出了更符合自由形态的体育项目，就连足球也是所谓的美式足球，就是橄榄球，而真正的足球则不被重视。而南美正好相反，在沿袭过来的封建地主社会基础上，尽管后来也走上民主道路，但一些过去的传统却保留下来，包括对足球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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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诺斯 (Douglass C. North) 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史学家发现，公元 1500 年开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贸易，特别是跨大西洋长距离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之一。这其中，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贸易带来的好处以及相关的经济增长可以用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 的分工理论很精确地刻划其中的精髓。亚当﹒史密斯认为，分工的发生将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上升；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创造了供给与需求；于是，贸易随之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变大；而市场的变大，将进一步将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贸易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正是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亚当﹒史密斯所认为经济发展的起源。经济社会也就不断地从这种分工与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中获得成长。西欧的大西洋贸易正触发了上述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过程，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自 1500 年以来，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在 16 至 19 世纪从事大西洋贸易获利的国家，以亚当﹒史密斯的思想足以刻划经济增长的精髓。不过，同样进行大西洋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但是却不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这又是什么道理？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许多条件优于英国。也就是说，从客观条件看，如果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也应该能在西班牙发生。他们发现，西班牙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优于英国。第一、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大西洋长距离航海探险，较早掌握并拥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可以说，这两国是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先行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甚至垄断了整个大西洋贸易。第二、由于西，葡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他们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葡比英国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不过，英国与西班牙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有显著的不同。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为主。基本上，英国让各殖民地成立议会自治，各殖民地拥有各自的宪法并有自主的税收权利。只有当英国本身遭遇战事，英国才会透过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国国会，以决议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缴交特别税捐来支应战费。英国对前殖民地香港连这种战费要求都没有，所以中国政府1997收回香港后也不敢向香港收税。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大部分被送回祖国。也就是说，相对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并非以剥削殖民地而满足祖国为目的。但西班牙、葡萄牙的确对殖民地进行剥削。所以，依照马克思以及边缘理论的说法，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帝国主义发展，应该使工业革命发生在西葡两国。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至今，原来分别为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与南美，北美的美国甚至已成为世界的超级强权，而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仍为开发中国家，政局不安，经济动荡。强森等人对上述的发展提出三个重要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第二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第三个假说是，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专制权力的强弱有关。强森等人根据以上三个假说所建立的完整论述如下：大西洋的贸易机会，若能与各国国内内在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循环，则从大西洋的贸易得到的好处会引发经济成长与工业革命。 而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与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后所进行的制度转变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搜集历史资料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以城市化程度以及平均每人国内生产毛额两项指针作为贸易发展下分工高低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收集了15至20世纪的东欧、西欧与南欧的城市化数据。他们的经验研究发现：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均有长足的发展，而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例如东欧、中欧或地中海的城邦，如意大利的城市等，则发展迟缓。另外，他们发展出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用以刻划三种制度特征。其一，为刻划各国或各城邦、皇室或其它特权阶级侵犯商业活动权利限制的程度、其二，为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其三则为允许人们在有利可图的产业中自由经商的程度。这些指数可以作为交易效率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发现，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进展，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各个城邦对财产权的保护，对特权阶级权利的限制以及自由经商的权利等均明显地增加，而那些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邦则变化有限。他们对经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证明, 除大西洋贸易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正面影响外，一国的政治制度的专制程度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负面影响。第三，他们也发现，英荷两国在大西洋贸易之初，对专制王权的限制明显多于西葡。英国的议会对皇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而西葡则为专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 (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 以及人们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等，在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下，改进的程度远优于西班牙。也就是说，在理解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经济成长的影响后，人们对工业革命的发生有了很不一样的图像。这个图像是以英国为背景而非以西班牙为背景。英国在进行大西洋贸易之后，社会中出现新的富有商人。这些富商为了保护既有的财富， 或为了创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权阶级发生冲突。由于英国自始就有比较自由的代议政治制度，这种议会政治对制度改革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动注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也就是一般民众可以自由从事大西洋贸易而获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制度因此出现。这些制度的出现以英国大革命打破都铎王朝贸易特许垄断权为先导，其中詹莫士二世复辟时期又打破革命后共和国执政克伦威尔的政治垄断，恢复议会制。但詹莫士二世企图恢复王室各种垄断特权，又被议会从荷兰请来客籍国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有英国王位继承权), 发动光荣革命，既避免了第二次大革命可能导致的新政治独裁，以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又以威廉的武力革了詹莫士二世的命，避免了王室的各种垄断特权的复辟。强森等人发现的大量历史证据说明，这一时期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规模大多也相对变小，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人民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财。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贸易机会造就了与王室特权无关的新商人阶级，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富可敌国。这些新富正常交税，在国会中有代表为他们发言，因此能在政治上发挥相当影响力，这使得整个新富阶级在人数与影响力上比旧有的等级特权更强。另外，社会中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阶级有了很大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亚当史密斯所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而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发生。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大西洋贸易创造出来的新富中，有许多人是拥有地产的企业家。这些地主在产权能获得保护之后，利用土地取得资金，而这些资金也就成为进一步促进投资与赚钱的资本来源。亦即，有效地保护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财产权，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地主，不仅不会成为妨碍经济成长的障碍，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而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却得到与英国相反的结果。由于西班牙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在当时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许的公司或等级拥有贸易的权利外，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加上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有税收权，这使得王室从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益加助长王室权力与专制地位，造成社会中不可跨越的等级越加坚强。与此同时，王室却将贸易所得到的好处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之上，社会不能善用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因此，社会中出现一种不能被逾越的等级，社会的流动性反而更僵固，贫富差距亦越悬殊，大西洋贸易的好处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没有新的商人阶级出现，最终社会也就没有新的制度创新，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总结的说，强森等人的发现有以下几个含意。第一，让人们重新认识西欧经济发展的历程，理解大西洋贸易在其中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及其如何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相应而来的经济成长。第二、颠覆了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必须以剥削为手段。事实上，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的出现反而发生在限制专制王权的议会国家，这些国家内没有皇室的特权，没有固定的特权阶级，社会的流动性高，并且保护私人从事商业的各项权利等等。也就是说，英国与西班牙在制度上的差异正反映在商业活动是否开放，而商业活动的开放与否则影响了社会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阶级。第三，他们的发现与诺斯、托马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发现制度的确在经济成长中扮演关键角色。李斯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李斯特经济学总结了英国工业革命及其以前西方世界兴衰的经验教训，是经济学中最早系统地揭示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历史规律的经济学说，对美国和德国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是导致中日两国在近现代史上发展道路“大分流”及其截然不同命运的首要根源。 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反对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民族主义经济学的创建者，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仅次于马克思被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最多的德国人的著作，对19世纪2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斯特在美国流亡期间曾成为第一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和该学派保护主义经济理论的整理者，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家迈克尔·赫德森曾把包括李斯特经济学在内的美国学派与李嘉图的自由市场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并称作1815年至1914年间发展起来的三种主要的经济学说。李斯特总结了在他之前西方世界兴衰特别是英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批判性地继承了重商主义经济学现实主义的经济学成就，为当时的落后国家追赶发达的英国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国民经济学说及其政策建议。李斯特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及其之前西方世界兴衰的历史考察，提出了一种与技术革命导致工业革命的老的经济史学、诺思有关西方世界兴起的“新经济史”，在李斯特看来，西欧各民族国家为争夺霸权而展开的激烈竞争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这种激烈的竞争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国富国穷发生机制的探索和发现过程，它最终从实践中发现了“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这种重商主义的国家致富原则，这一原则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诞生和随之而来的殖民主义时代的来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而爆发的，但悖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却导致了旧殖民主义的瓦解，但在此之前，“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一直都是国家崛起的一种“普遍的真理”，所谓殖民地在经济学上的经典定义就是沦为宗主国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虽然这一原则早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就被意大利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焦万尼·伯特罗和安东尼奥·舍拉明确阐述，并在西欧大陆得到了传播，但只有英国对其理解最到位，并得到了最早的系统性实施。英国以这一原则为指导，在内政外交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国家建设，通过“对外关税保护和对内自由竞争”，不仅在西欧国际竞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主导产业上依次打败了原先在麻纺织业、丝织业和毛纺织业占据国际领先地位的国家，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还通过对当时印度次大陆占据世界统治地位和技术领先地位的棉纺织品的禁止性关税保护，在进口替代战略之下，最终催生了震撼世界的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但当英国在大机器工业占据世界垄断地位后，转而诋毁贸易保护，大肆宣扬自由贸易等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李斯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一个人已经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 李斯特经济学就是建立在上述西方世界兴衰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李斯特指出，“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准则，即一个国家出口的工业品越多，进口的原料越多，消费的热带地区的产品越多，它就越富裕、越强盛”］。他所提出的国家主义经济学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生产力理论、工业化理论和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实际上都是针对“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在国家崛起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典型化事实而提出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李斯特并不热衷于建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他最为关心的是在英国的排挤性竞争中，他的国家如何才能不沦落为英国的附庸。直接促成了世界上两个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商业政策”但是，甲午战争前的中国却无人知晓李斯特（可能严复除外）。虽然李斯特经济学在戊戌变法之后已经被个别中国人所知晓，但只是到了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刘秉麟所撰《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李士特”是当时对“List”（李斯特）较普遍的汉译。和同年春王开化翻译完成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王开化1925年将李斯特的这本著作的书名翻译为《国家经济学》，直到1927年8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李斯特经济学才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因此，我们把1925年作为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的标志性的一年而加以纪念，本组专题严鹏的论文对清末和民国时期李斯特经济学在华传播过程进行了研究。对比一下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当时中日两国被接受的巨大时间差，我们就可看出它对各自不同命运的深远影响：在中日两国迎接西方列强挑战的关键时期，刘秉麟与若山则一介绍李斯特经济学相差了55年；中日两国翻译出版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相差了38年。由于缺乏李斯特深刻的工业化思想和可借鉴的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所提供的话语体系根本就无法分析西方的挑战并提出适应世界大势的战略和政策，这是导致中日两国在迎接西方列强挑战上出现“大分流”的最重要因素。李斯特经济学自1925年传入中国，特别是李斯特的著作在1927年出版后，其就在中国得到了迅速传播，并对当时的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首先从刘秉麟和李斯特的著作再版情况可以看出：刘秉麟的著作于1931年4月收入《经济丛书社丛书》再版，并以《李士特》为名在1930年和1933年再版两次；李斯特的著作在1929年再版，并在1933年和1935年出版“国难后一版”和“国难后二版”（见本组专题严鹏的论文）。其次，李斯特的经济学对民国时期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之争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与现在中国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信奉者不同，即使是当时推崇新古典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民国经济学家们也都赞同李斯特的保护民族工业学说。然而，由于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等因素的严重影响，李斯特经济学并未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作用，其历史教训至今仍需深入探讨。随着1949年的政权更迭，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取代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原有的发展理念已无用武之地。因此，虽然李斯特在同古典学派的争论中所得出的结论被肯定为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在196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重译本主要是作为批判“庸俗经济学”的参考资料而出版的。然而，由于战后的冷战环境，社会主义中国被迫走上了与资本主义世界“脱钩”的发展道路，高关税保护一直持续到1995年开始为加入WTO大幅度降低关税时为止，例如，1993年中国的加权进口关税率仍高达38.4%。近半个世纪的高关税保护无意中创造了李斯特式追赶型工业化的必要条件，这不仅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中国奇迹”的重要成因，而且也为加入WTO之后仍保持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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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是16世纪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以及之后在非洲发现的黄金，使海外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据统计，公元年间，西班牙海军从海外运回的黄金即达200吨，白银达18.6万吨。到16世纪末，世界贵金属开采中的83%为西班牙所得。虽然当时的大明GDP可以全球第一，但如果说起人均财富，西班牙毫无疑问是第一，并且大明非常需要西班牙的白银。意外的横财也消弭了西班牙人的勤勉精神。当时的西班牙流行着一股轻视实业的风气。一个西班牙人在1675年说的话，以说明意外横财给西班牙人带来的虚妄的骄傲感。这个西班牙人豪情十足地说：“让伦敦满意地生产纤维吧；让荷兰满意地生产条纹布吧；让西印度群岛满意地生产海狸皮和驮马吧；让米兰满意地生产织锦吧；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所有低地国家都在为马德里训练熟练工人，而马德里是所有议会的女王，整个世界服侍她，而她无需为任何人服务。有钱的西班牙开始大量购买奢侈品，恰巧1573年明朝开放海禁，明朝使用白银做为本币，而明朝本身白银产量极低，不过西班牙白银产量极高，又对中国奢侈品瓷器、茶叶和丝绸极有兴趣（瓷器当时是绝对奢侈品，主要用来收藏），两者一拍即合，西班牙人的白银开始源源不绝地流入大明朝，当时西班牙占据菲律宾，先将白银运到菲律宾，然后与大明开展贸易，1602年，西班牙驻墨西哥殖民当局给马德里的报告说：“每年从Acapulco运往马尼拉的白银总计有500万比索，1597年高达1200万比索”。 1602年，Fray Loyola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提到：“菲岛每年得到的二百万比索，均流入中国人的手中”。1628年，Madrco说：“每年由新西班牙运往菲岛的法定银币数量为二十五万比索。然而，除此之外却有无以计数的巨额银币流入了菲岛”。《菲律宾群岛》记载，1729年，西班牙商人抗议国王对马尼拉商人特别优待，称Acapulco进口中国的丝绸，每年换去白银三、四百万比索“。每年从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约在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之间，从1571年到1644年，大约有6294万两白银自西班牙流出，明每两折合现今的37.3克，也就是23496吨白银。明隆庆五年，也就是公元1571年，国家岁入白银（财政收入）250万两;万历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400万两。当时大明可是地球上财政收入最高的国家，而西班牙每年仅买奢侈品的金钱就达大明财政收入的25%。今天中国各种收藏品价格飞涨，数亿的字画屡见不鲜，未来可能出现10亿的字画，跟西班牙当年很类似。当年西班牙的瓷器可不是用来腌咸菜的，那是做收藏的，清朝向欧洲输出的瓷器才慢慢走向平民。西班牙不仅从中国大肆购买奢侈品，从欧洲国家也大肆购买奢侈品，甚至是敌对国家，如英国，西班牙权贵热衷于纯种英国骏马，今天中国也很热衷纯种英国骏马、德国和日本的进口大排量SUV（你开个国产的Q5 多不好意思啊）。富二代数百万的豪车跟买白菜一样，嫁个闺女的嫁妆超过2亿。一块田黄石超过1亿。奢靡程度远超西班牙人。西班牙的富裕并非是全民富裕，财富尤其是土地大量掌握在贵族和高级教士手中虽然贵族和高级教士合起来还不到人口的2％，他们却拥有95一97%的土地。因此，约占西班牙人总数的95%的农民几乎全都没有土地。剩下的3%是教士、商人和专门职业者，其中不少人为犹太人；就任何经济或社会的意义来说，他们不能算一个中产阶级。这些富裕阶层沉迷于对地产和奢侈品的疯狂追求中，制造业被人严重鄙视。大量金银输入西班牙，给西班牙权贵带来丰厚的财富，给西班牙的升斗小民带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首要的就是通货膨胀。大量的金银使得金银的价格下降，物价上涨，首先是农产品，既而是工业品。到了16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平均上涨了4倍多，谷价上涨了5倍。法、英、德等地区的平均物价上涨了2倍半以上。价格的上涨使西班牙制成品价格昂贵，因而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在国内由于物价上涨速度超过了普通人的收入增长速度，造成群众购买力下降，国内市场日益狭小。其次，就是对国内工商业的打击。由于本国产品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不占优势，为了挣钱，国内外纷纷把其他国家的产品走私到西班牙来，从而进一步打击了西班牙本已弱小的工商业。不过西班牙权贵们根本不在乎底层小百姓，因为西班牙人最热衷于暴力镇压，他们当年就是靠暴力征服新大陆起家的。拥有大量财富的西班牙权贵们总是想着法的花钱，他们总认为自己的钱花不完，最大的花钱方式就是战争了，西班牙人开始四处打仗，反正钱多得用不完嘛。一些战争完全没有必要，比如镇压尼德兰革命，西班牙放水淹没了安特卫普，这个结果是破坏了自己的出口贸易。要知道，尼德兰的税收当时几乎占西班牙国库总收入的一半，所以这简直是杀鸡取蛋的做法。支出的增长远远大于收入的增长。1552年，查理五世在梅斯一战中就花费了约征自美洲的正常收入10倍的金钱。在不断的战争中，帝国来不及喘息。查理五世发现他的各种收入根本不能支付开销，连税收也早已抵押。查理不断向银行家借债以支持战争，但借款条件越来越苛刻，王室的信用在下降，利息越来越高，正常收入的大部分只能用来偿还以往债务的利息。金钱大量流入银行家手中。再多的没有再增殖能力的财富也经不起贵族们漫无边际的消费和国王们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战争。1557年、1575年、1597年西班牙政府都宣布过国家破产。尽管多次破产，但是美洲源源不绝运来的白银和黄金还是让西班牙人很满足，感觉没什么大不了。1588年后英国人占据大西洋的制海权，而西班牙人还傻乎乎地盯着地中海。最致命的是，矿产资源不是无限制的，17世纪30年代，西班牙最大的宝库，墨西哥的银矿产量急速下滑，西班牙王室如梦方醒，禁止白银流出，为时已晚，大明朝拿不到白花花的银子，崇祯皇帝不得不上吊自杀。西班牙人把银子花光，还背负1亿金币外债，一直到今天，西班牙都严重缺失制造业，房地产业、旅游业是西班牙的支柱，毫无疑问，西班牙现在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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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时,西班牙称霸欧洲,盛极一世。进入17世纪便迅速地衰落，以致最终成为欧洲的乞丐。其兴盛的原因，是由于从新大陆流入的财富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占有外来财富的极大部分。但是，西班牙王朝却将其用于买卖商品，进行军事扩张，从而摧毁了西班牙的工农业和商业。 与英法等国不同，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仍然是个典型的封建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十分微弱，封建政权仍很原始。汤普逊说：它要比其他欧洲国家约落后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的时间。然而16世纪时，几乎没有那个西欧国家不在这个落后于它们一百年的国家的威慑面前不寒而栗。西班牙已成为欧洲富国、强国。16世纪因而被称之为西班牙的世纪。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十七世纪，西班牙从强盛的顶峰上跌落了下来，成了西欧最贫穷的国家，国势如此大起大落。这在世界史上是罕有的。人们为此列举了种种原因。如强调它的经济落后：它的统治者忽视自身的工业生产、强调西班牙人对黄金的狂热追求、大量人口迁往了新大陆等。这些都不无道理，但都不能说是根本原因。问题是它的经济为什么落后？政府为什么不对工业进行扶助？如果西班牙的经济条件适于人们生存，政府政策鼓励生产，宗教政策比较宽容，那西班牙也会同荷英等国一样，吸引欧洲各国居民前来居住。那不仅能补充外迁的人口，还会使西班牙的人口上升。因此，人们所讲述的西班牙落后的种种原因都能追溯到它的社会结构的原始、僵化，完全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首先，它的政治结构僵化，政权原始。它是欧洲封建王权中最原始、最专制、具有，最浓厚的贵族色彩，，最敌视资产阶级发展的封建政体。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国王手中。国王依靠封建小贵族实行对全国的统治，小贵族不是封建主就是奴隶主，他们尚武好战，经济原始，不是在本国进行土地的封建租佃，就是在殖民地拥有奴隶制种植场。他们在各个地方都是专制政体的社会基础。有力地抑制了大贵族势力和城市势力对专制王权的威胁。其次，文化结构原始单一。天主教是唯一的信仰，至高无上。其他一切思想都是异端，都要被无情铲除。 ，在其他地方宗教裁判所从事没有像在伊比利亚半岛这么重要、这么强大。，为了保持西班牙这块，净土，，它建立起了最严格的文字和思想审查制度，焚烧禁书，绞杀异教徒，连不吃猪肉的人也被当作了异教徒。近代西欧各国，人文主义广泛传播，宗教改革风起云涌，各种新旧思想、宗教，文化相互并存竞争。唯独西班牙始终是天主教的一统天下。它不仅彻底地清除了它境内的犹太人、摩尔人和其他异教徒，也成功地阻挡了新教向西班牙境内的渗透。在年的半个世纪内，西班牙被审查的持有新教观点的嫌疑人仅有 325个。第三，经济结构也是原始、单一的。首先，产业结构单一。西班牙各地基本上是以畜牧业为主，农业极不发达，工商业者不是异教徒、犹太人，就是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 1478年，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在加泰罗尼亚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大批的犹太人携带着他们的货物和资本离开了这个国家，巴塞罗拉被，完全毁弃，，整个西班牙的工商业也就荡然无存。西班牙从此是畜牧业一枝独秀。其次 ，产权结构单一 。封建土地所有制居统治地位，且绝大部份土地产权属于僧俗贵族，行会制度原封未动，资本主义手工场微不足道。农村生产关系的封建性质依旧，阿拉贡仍保留了最具压迫性的封建领主制度，农业和工商业都先天不足，畜牧业一枝独秀。这种极为原始和简单的经济结构使畜牧业税收成了西班牙国王的主要税收来源。凭借麦斯塔缴来的丰厚收入，王权也就无求于贵族和市民批准他的征税权。因此，西班牙各地的议会早都无足轻重。西班牙大贵族的封地分散而不是集中于一处，这又为两个国王达到加强王权的目的提供了方便。国王们以小贵族和对他惟命是从的教会为根基，利用 1480年成立的卡斯提尔各城市总联盟和1488年成立的阿拉贡城市联盟的势力消灭了许多贵族匪帮，摧毁了所有大贵族的城堡，彻底地铲平了大贵族的割据势力。国王趁机建立了一支四万人的常备军。在此过程中，宗教裁判所也功不可没，它帮助国王铲除了不少政敌。教会因而成了，专制政体的最厉害的工具，，对付贵族后，两位国王又将城市置于他们的权力之下，他们向各个城市派去了市长。这些，专制君主的万能臣仆，统揽了城市的一切权力，城市自治全被取消。自此之后，西班牙国内再无任何势力敢向王权提出挑战。西班牙建立起了欧洲最独裁的专制统治。国王又通过联姻和依靠好斗成性的小贵族获得了广袤的殖民地和富裕的尼德兰。于是，在麦斯塔上缴的巨额税收之外，国王又有了两大财富来源：美洲的金银和尼德兰的税收。西班牙因此而空前的富强起来，成了16世纪时欧洲最大的霸主。王权因而高于一切。而这个王权又十分忠于天主教的理想。从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两位国王联姻、西班牙国家正式问世时起，国王们就被载上了，天主教国王，的桂冠。而西班牙的贵族也是在与异教徒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中不知有多少人的亲人死在异教徒的刀下，因此，在西班牙，无论是国王、贵族，还是一般居民的，宗教狂热达到了极点，，腓力二世公开宣称，为了保卫天主教的正统信仰，他准备烧死几十万人，甚至他的儿子。西班牙因而成了天主教的宪兵。在西班牙的社会结构极其原始的情况下，尽管西班牙敞开了它的大门，对外开放，但从外面注入的财富却不能撼动西班牙的社会结构。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西班牙本身根本不具备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内在条件，在此情况下，外来的物质能量流虽然可以使它强盛于一世，但却不可能改变它的社会结构。依据英国的历史经验，西班牙似乎不缺乏农村商业化的条件，它的美利努羊毛驰名欧洲，质量并不亚于英国的羊毛，在尼德兰和欧洲其他地方广有销路。但结果却与英国完全相反，不仅没有改变西班牙农村的经济结构，反而使西班牙的农业饱受牧羊业的摧残。以致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才能养活国民。导致这一结局的直接原因是王权赋予牧羊主的特权及其所建立的垄断组织麦斯塔。在英国，牧羊业是后来才兴起的，在它兴起时，土地的用益权早已广泛地分配于社会各个阶层，因此，凡是占有土地或有权享有公用地的乡村居民都可以养羊，牧羊业依据土地产权的这种结构而广泛地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并没有为贵族所垄断。贵族、农民都有羊毛卖，农民还可用它纺织呢绒自用或出售。 如此一来，英国农村也就势必要商业化，毛纺业等手工业自然也会发展起来。 而西班牙就不同了。卡斯提尔王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只适于畜牧业发展而不宜农业发展的地方、土地又是国王和贵族们一寸一寸地从摩尔人那里夺过来的，产权自然是他们的。而畜牧业的特点又要求土地集中而不能像农业那样将耕地分散，这就必然使畜牧业的产权集中于牧羊的贵族手上而没有分散到社会其他阶层中间。拥有大量羊毛的贵族们只有将羊毛出售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但这只能使他们涉足商业，而不可能使农民进入市场，因而不能促使西班牙的农村走向商业化。羊毛的大量出口表明西班牙有能力对外开放以吸入财富，但是，西班牙的这一特定的产业结构和产权结构决定了它吸入的物质能量流不可能平权化，不可能像英国那样为社会各阶层所分享，而只是牧羊主和国王所得。麦斯塔的财源十分兴旺，国王不仅从它那里获得大量的税收、牧场租金，还可获得贷款。，查理一有困难就前往求助，。国王当然也就没有理由舍弃它而去保护国内的毛纺业。 1462年的法令规定每年留在国内的羊毛不得超过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查理想将这个比例调整到二分之一，但遭牧羊主的反对而没有成功。西班牙的毛纺业也一直没有大的发展，因此，西班牙的对外开放不仅没有促进自身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反而进一步地扩大了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差别，增强了牧羊业主摧残农业的力度。牧羊主们不仅大量地掠夺土地和劳力，还肆意地让羊群践踏路边的庄稼。每年秋天，，200万到 300 万头羊沿着，莱昂路，和，塞哥维亚路，南下、春来北上，羊群所过之处，庄稼被踏吃一空，致使道路两旁的耕地大都被农民抛弃。再加上代役租、什一税，国王的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整个西班牙的农村了无生气。只要有可能，农民们就去当兵，作僧侣、仆人、寄食者或流浪汉，那还谈得上，耕种对他毫无成果的西班牙土壤，，去发展商业性农业。因此，这一由牧羊业的发展而导致的对外开放所吸入的财富更加强化了西班牙的传统社会结构。牧羊业所导致的这一结果预示着后来的尼德兰和新大陆流入的金银和财富的命运。据统计，在三个世纪中，西班牙从新大陆共输入 225万公斤黄金、1 亿公斤白银，及大量的热带农副产品，如糖、可可、棉花、蓝靛等，从尼德兰得到的收入则使其他收入都黯然失色。马克思说，分配的机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机构，。这些流入的财富的分配的依据自然是西班牙的产权结构。哪个拥有西班牙的产权，哪个也就得到这个产权所带来的收益，财富是哪个带来的，哪个就是当然的受益人，尼德兰是查理五世继位时带过来的，尼德兰的税收理所当然地归王室所有而其他任何人都与其无关，远洋航行和新大陆的发现也是在王室的主持，资助和组织的，王室是理所当然的第一受益人，贵族在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中是领导者，组织者，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成为新大陆的另一个主要受益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除了国王通过殖民地总督在新大陆直接获得的财富和从印第安人那里征收来的赋税外，每个从新大陆回来的西班牙人都要将他们从那里获得的黄金的五分之二和其余财产的十分之一上交给国王，殖民者从矿山，种植场和直接掠夺来的一切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必须上交给国王，此外，从新大陆运进的一切商品还须交纳占其价值 9.5%的关税，而进口的外国商品则一律征收占其价值29% 的关税，贵族们直接参与战争和殖民地的开发与掠夺，他们自然也是主要的受益人， 16、17世纪时，西班牙年收入在 1万至 1.5万埃斯库多的显贵约为180家，天主教僧侣达16 万人，不足人口的五分之一，却拥有国民收入的二分之一，西班牙的其他阶层当然也就只能分享新大陆给西班牙的残羹剩饭，国王，贵族和工商业者将其得到的收入自然会用于他们最感兴趣，最能体现其价值的地方，其结果也就决定了外来财富对西班牙所起的作用。西班牙原始的政治结构使国家权力集中于国王之手，国王一旦坐上权力的巅峰，就决不可能自动地放弃这个权力，因为权力不仅关系到他的地位，也涉及他的人身安危，而他所获得的财富，首先自然要用于维护他的权力，为天主教国王的光环所笼罩的西班牙国王所关心的不仅是他的权力，领土，他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和他所要建立的世界帝国，还很在意他作为天主教世界的主要卫道士的形象，他治下的国民的纯洁性，而西班牙政治结构的无序性使国王的权力几乎没有任何制约，国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大量的金钱一是被国王用于维护他的庞大的，且不断膨胀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十五世纪时，行政费用就占去了岁入的半数，十七世纪时升至 80% ，二是大量财富被投入追求其天主教的价值的“既无结果又无止境的欧洲战争中”，西班牙参加了十六，十七世纪所发生的几乎所有的大型战争，仅查理五世一人就参加过40次远征，为了实现他的世界帝国的梦想和保卫天主教的纯洁性，他和其子孙经常同法国国王，土耳其苏丹，德国新教徒作战，用西班牙人的鲜血和财富去捍卫天主教世界，当他们全心全意投入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时，他们从来不关心国内经济的命运，不仅从来没有对国内工商业农业实行过此时欧洲各国政府已广泛实行的对工商业的扶持政策，还对各行各业横征暴敛。他攫取的财富虽然巨大，但维持他的统治和进行战争却需要更多的钱财，仅 1688年武装无敌舰队就耗费了380万杜卡脱，战争都是在国外进行的，军需品都就近采购，因此，任何一次战争，那怕是胜利的战争也不能给西班牙带来任何收益，从新大陆和尼德兰得来的收入，麦斯塔所交纳的税收都不敷其用，国王因而随心所欲地增加国内的各种税收，规定国民出售任何一种商品都要征收其价值的 10%给国王，名为交易税、税率还不固定，国王时常提高，另外还征收名目繁多的新税， 并广泛地实行包税制度，包税人变本加厉地进行搜括，将商品搬过一条街，从一处搬往另一处，也要缴纳交易税，结果，人们交纳的税收往往占商品价值的3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40%-60%，重税之外，还要对商人进行赤裸裸地剥夺，而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世间的一切似乎都是属于国王的”，市民们困苦不堪，揭竿而起，换来的则是残酷地镇压和更贪婪的剥削，到十六世纪末年，腓力二世就把西班牙经济力量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700年时，查理二世去世时，国库竟然连出殡的费用都拿不出来，僧侣贵族们也获得了大量财富，但他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其身份和地位，他们紧紧抓住封建经济形式不放，满足于原始的牧羊业和剥削殖民地人民的寄生生活，用流进他们的腰包的金钱过着挥金如土的寄生性生活，始终不屑于资本主义企业活动，而弱小的西班牙工业无论是品种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满足贵族们的奢华生活的要求，他们用从殖民地得来的黄金白银购买外国的工业品以供其享受，1568年，让.博丹在研究美洲的财富对法国经济的影响时写道：“其生计完全依赖于法国的西班牙人，从我们这儿获取粮食，亚麻布，布匹，菘蓝，纸张，书籍，甚至木器，总之，什么产品他们都要。”以致当时的一个威尼斯人说：西班牙没有其他国家的援助就不能存在，而西班牙的贵族却普遍以世界各国人民为西班牙生产，而西班牙人却不为世界其他国家生产为荣，完全不了解隐藏在这后面的致命的民族忧患。从十六世纪后期起， 西班牙不仅丧失了它的国外市场，也丧失了它的国内市场，它已经成了法国，荷兰与英国商品的一个重要的倾销地。西班牙的工商业者从尼德兰那里分享不到任何好处，从新大陆能够分到的仅是国外市场，故此，在新大陆发现的初期，西班牙的工商业由于殖民地的需求确实红火了一阵子，但好景不长，这是西班牙的工商业先天不足的结果，它的商业原本十分落后，卡斯提尔在没有从摩尔人手中夺得南方的两个海港城市之前，商业几乎是个空白，为犹太人所掌握的加泰罗尼亚的商业又因地中海贸易的衰落和犹太人的被驱逐而不复存在，同时，二国的合并，并不意味着利比牛斯半岛关税限制的废止、每一省仍然把其它省的市民当作外国人看待， 各王国都保留着各自的政体，法律，法院，税制和货币 ，统一的民族市场没有形成，国内工商业都得不到发展，要想在国外打开市场也就是异想天开，故此，西班牙在欧洲和东方都无商业网络和金融据点，它用大帆船从新大陆运来的金银都只有通过意大利人，佛兰德人，德国人在欧洲和东方的商业网络和金融据点换得货物，16世纪90年代，由西欧输入列万特的金银每年达 150万杜卡特，年间超过了150 万杜卡特，其中84%是西班牙的里亚尔，而从事东西方贸易的商人则全是意大利人，德国人等西欧其他国家的商人，西班牙商人被完全排除在欧洲内部和东西方贸易之外 。由于资本太少，西班牙商人当然无法充当国王的贷款人，西班牙国王对外战争所需要的大量经费只得求助于德国人，意大利人等外国商人，但这都是有条件的， 要有抵押品，于是，外国商人不仅成了西班牙同欧洲各国贸易和同东方贸易的代理人，中间商，也垄断了西班牙国内的许多商业和金融业。奥格斯堡的银行家富尔格开采了西班牙的矿山，垄断了水银交易，16世纪中期，西班牙的食品，羊毛，丝，铁交易的垄断权都已归之于热拉亚商人。到17世纪时，整个，西班牙的批发贸易的六分之五都落入了外国商人手中，同商业一样，西班牙的工业也是先天不足，生产能力极其有限，它又实行宗教极端政策，大批摩尔人犹太人出身的熟练工匠被驱逐，加上它的传统的行会制度和对工商业的抑制和摧残政策，其工业基础十分脆弱是必然的，1557年，一个威尼斯使节写道：我相信没有哪个国家像西班牙那样仅有这么少的技术工匠。工业基础过于脆弱，西班牙自古而来就是向别国输出羊毛，蚕丝等原料，然后再买进用这些原料制成的工业品，自己的工业产品，无论是品种，还是质量，都不能和西欧其他国家相比，新大陆在给它带来市场的同时也给西班牙带来了大量贵金属，也带来了通货膨胀，西班牙首当其冲，物价的上涨不仅比西欧各国早，上涨的幅度也要高得多，西班牙的工业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因而远高于其他国家，这一切都决定了它无法应对新大陆发现后所带来的经济局势的急遽变化而衰退，16世纪前期，新大陆的需求确实使它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到了16世纪中期，它就感到力不从心，无法满足殖民地对各种工业品的大量需求，也无法满足国内贵族的日益奢侈的生活的需要，1545年，西班牙手工制造业主手中来自新大陆的订单足够其工作六年之久，而殖民地的订货又必须及时送达。 于是，商人不得不从西欧各国进口商品再用他们的名义转运给各个殖民地，也不得不进口大量的工业品来供应西班牙的贵族，结果，随着西班牙殖民地的日渐开发，不是西班牙工业的兴盛，而是西欧其他国家工商业的发展，16 世纪前半期，托勒多和塞哥维亚的呢绒业空前兴盛，其产品大量销往新大陆，到了16世纪下半期，它们的呢绒业却全都衰败了，除了国王的横征暴敛外，主要原因还是英法荷兰的毛呢的竞争 。同时，西欧各国商人也不会坐失良机，它们纷纷采用走私等非法和合法的手段向西班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输送货物，西班牙的工业品当然不是它的竞争对手， 西班牙政府早就知道这一点，它早就对其殖民地贸易实行了垄断政策，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禁榷如同虚设。上至英国国王，法国国王，下至美洲沿岸的关税吏，马德里的西印度参议官，西班牙领美洲副王等，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向西班牙殖民地走私的活动。于是，西欧各国的工业品也就涌进了西班牙及其殖民地，18世纪时，殖民地消费的物品中，只有二十分之一是西班牙生产的， 其他全部由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提供 。工业本来就远落后于西欧各国，再加上国王的横征暴敛，宗教裁判所的野蛮摧残，西班牙的工业也就在这重重的压榨下崩溃了。通过上述各种途径，西班牙从尼德兰和新大陆得来的大量金银和财富最终都流往了西欧其他国家，转为了这些国家的原始积累，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在这之中，西班牙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可怜，它就犹如一个漏斗或者一个屋顶，将来自新大陆金银和财富输往了英法这些极力想置它于死地的国家，而它自己不但什么也得不到，反而赔进了本国人民的大量财富和生命。西班牙的原始的文化结构也注定了它无法利用外来的财富成为内源型的现代化，它不仅使国王竭尽所能地将国家大量的金钱和其国民的无数生命用来保卫天主教的纯洁性，在国外四处征战，四处结怨，充当欧洲的宗教宪兵，使西班牙不仅浪费了本来可以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大量资金，牺牲了国民的无数生命，还消灭了无数的民族精英，摧残了民族生产力，因为宗教异端常在工商业者中发现，一旦发现不是处死就是驱逐出境、就是皈依了天主教也得不到信任而迟早也要遭到迫害，1391年，他们就在全国范围内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仅塞维利亚一处就杀死了 4000 人， 1483年之后的15 年内约有 9000多人被处以火刑，另有九万多人被处以其他各种刑罚 。大批的能工巧匠和商人仅因出身和信仰等问题而被驱逐出境， 1492 年有16.5万人逃出西班牙，结果，大量的摩尔人联同其无数的能工巧匠被赶出了西班牙，据统计，西班牙总共因此而损失了50万国民，而，这些臣民的勤勉和文化曾是它的经济繁荣的保证。随着这些异教徒的被驱逐，不仅西班牙的许多工商业，如丝绸业彻底地消失了，灌溉农业也不复存在了，，羊群也开始游牧于过去曾是阿拉伯人美丽园地的南西班牙地区。更要命的是，西班牙文化结构的原始单一不仅使西班牙无法成为内源型的现代化，也必然使它在后来的现代化浪潮中成为落伍者，因为任何后来的外诱型的现代化都或多或少地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而不仅是历史自为的结果，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无疑是正确的，而人的现代化首先是指其国家的领导人和民族精英要具有现代化意识和现代化学识，而这需要广泛地吸收人类的思想成果和现代化成败的历史经验，因而也就意味着兼收并蓄，意味着文化的多元化，思想的多元化，意味着宗教宽容，政治宽容，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文化结构从一元走向多元，显然，在工业**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西班牙做不到这一点，正因如此，西班牙也就不可能像荷兰，意大利那样，能在较短时间内克服经济政治上的障碍以实现现代化，转变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构的难度毕竟要远远地大于克服政治经济上的惯性，总之，西班牙社会结构原始单一决定了它虽然可以依靠外来的财富成为强国富国，但却不能实现现代化。相反，外来的财富还会在这种社会结构内部转换成。毒药，，摧残它的国民经济，腐化它的贵族，腐蚀它的国民，让它的国王和教士们疯狂，令它的工农商业凋零，让它们的人民无以为生。十六世纪后期，西班牙的赤贫现象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到十七世纪初年，全国乞丐已是空前的多，寄食于寺院者达数十万人之多，人口急遽减少，许多市镇和乡村已完全从地面上消失，交通工具被抛弃，大路上空旷无人。而剩下的西班牙人则普遍地。轻视劳动。与其劳动，莫如忍受饥饿。于是，一个世纪的繁荣留给西班牙的只有抛弃的土地，无数的僧侣和乞丐，和蔑视工商业的贵族。因此，西班牙在十六世纪时上演的富国闹剧充分地证实了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国家的富强，但并不能一定带来国家的现代化，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西班牙到世界商业大**时代仍是一个封建和农业国家。为了实现国王和贵族们的天主教的价值观，他们仍然不吝惜国民的生命和国家的财富，于是，西班牙也就盛极而衰，成了现代化中的迟到者，因此，道格拉斯诺斯对西班牙的总结是经典的：一个地方只要政治支配一切，那个地方的经济就会凋零和衰落，西班牙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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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石油和军事工业复合体重蹈西班牙模式——贵金属加军事复合体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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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帝国重蹈罗马帝国覆辙，以征服掠过的资源支撑国力，不重视内生性的工商业发展和轻视科学技术的进步力量。以宗教裁判所的恐怖政治消灭异端异见，维持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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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入侵印加4、集权政策产生的挤出效应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用利维坦来形容高于一切的国家权力，该词源于《圣经》旧约部分，指的是一种可怕的怪兽或强大的撒旦。考察西班牙帝国错失称霸良机的历史，让我们感到震惊的不仅是它在拉美国家建立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而且这些制度至今阴魂不散;最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15世纪西班牙对自由市场、自由劳动力的限制，在21世纪依然是其主流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想想欧元区目前的债务危机，西班牙、意大利是其成员国，荷兰、德国也是其成员国。四国失业率跟世界银行《经商》报告上的排名有密切关系(西班牙的全球排名是第44位，德国的全球排名是第19位)，跟四国的债务水平关系不大。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德国的失业率为5%。在西班牙，街头暴乱不断，失业率比德国高出5倍。有一个好消息是，很多欧洲人，其实是很多西班牙人，都察觉到了事情的真相，他们要求结束“来钱容易”的解决方案，就是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在几百年前倡导的那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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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殖民帝国无敌舰队3债务危机导致帝国破产1492年不仅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年份，而且是西班牙帝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其中有两个不相关的理由。经过8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卡斯蒂利亚的天主教军队击败顽强抵抗的格拉纳达酋长。日，格拉纳达酋长向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投降。同年，西班牙国王决定驱逐境内的犹太教徒，这是已实行了10多年的宗教迫害的扩大化。1492年3月的最后一天，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发布了臭名昭著的阿兰布拉诏书，下令在4个月内将不少于15万的犹太人逐出西班牙。留在境内的犹太人被迫改信基督教，可以保留私人财产，但依然有可能遭到迫害。无论如何，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都将永载史册，尽管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淡化此次发现的意义，或者用后来发生的残忍事件诋毁这一发现。哥伦布永远都会是发现美洲的最重要人物，不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发现者，而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发现者。1506年，哥伦布去世，他到临死的时候都认为自己发现的是亚洲。但是，他多次到加勒比海岛屿和中南美洲航海，已经开了不好的先例。这不仅仅是因为哥伦布引进了奴隶制，与伊莎贝拉一世女王的想法背道而驰，还因为他的求财之道充满血腥与暴力。西班牙人从旧世界带来的动植物将使新世界焕然一新，包括马、牛、绵羊、猪、甘蔗、小麦和咖啡。与此同时，他们从新世界带回玉米、土豆、西红柿、烟草、巧克力和香草等欧洲闻所未闻的新奇事物。尽管如此，探险者梦寐以求的东西主要是亚洲的香料和黄金，因此他们开始了残暴的寻宝行动，最终他们找到了白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征服者，只凭27匹马和180名士兵之力就成功地击溃了印加帝国。他多次前往新世界，1530 年受命起航征服印加帝国，两年后战胜并生擒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为了赎回他们的国王，印加人想方设法开采出成千上万磅黄金、白银。可是，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幕发生了：1533年夏天，皮萨罗断定印加人再无金银可提供，便杀死了阿塔瓦尔帕。10多年过去了，1545年，西班牙征服者在秘鲁高山上发现了全球最大的银矿。与此同时，查理五世进入他的统治生涯的最后一个10年，此时的西班牙已成为新兴大国。西班牙征服者在发现白银的矿山下建起了波托西城，很快波托西就成为帝国重镇，人口达到20万(比大部分欧洲城市人口还多)。此后两个世纪，从波托西城运回西班牙的纯白银的重量约为45000吨。随后，西班牙征服者又找到其他富含贵重金属的矿山，但是只有位于萨卡特卡斯的墨西哥矿能与波托西银矿媲美。白银“贸易”的集中化管理表明了西班牙统治者对这笔财富的利用方式。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货币崛起》一书中写道：“西班牙护航舰队—一次多达100艘—每年送运170吨白银，跨越大西洋，最终停靠在西班牙塞维尔港口。其中有1/5的白银会留给统治者，占王室总开支的44%。”西班牙建立了这样一种帝国形象：生为白银，死为白银。只要有白银，帝国就会繁荣，但是，“17世纪二三十年代贵金属进口量锐减，船队撤回，西班牙就无法生存了”。历史学家丹尼斯·弗林认为，大量的白银流入“造就了西班牙的强大”，但是导致帝国衰落的是间接的财政问题，而不是直接的货币供给。16世纪，从美洲人那里搜刮来的白银，数量上或许增加了，但同时在贬值。查理五世和他的智囊团一样，不知道手上的白银会发生通货膨胀。弗林运用标准经济学的逻辑，指出“白银的市场价值无情地暴跌至其生产成本”。这是一个供求关系的教训：增加商品的供给，价格就会降低，这意味着白银的价格相对于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降低。美洲庞大的白银产量，引发了欧洲所谓的物价革命。根据综合价格的历史数据，年，几乎所有物价都翻了一番，到1585年，物价又上涨了50%。1585年，一个银币能买到的食物或衣服比1500年少了很多，整个欧洲都能感觉到这种变化，因为3个世纪以来欧洲的物价一直很稳定。这次通货膨胀导致欧洲的生活水平大打折扣，穷人更是深受其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西班牙王室所面临的难题。大量优质白银怎么会导致通货膨胀?罗马出现通货膨胀难道不是因为它的银币贬值吗?不管银币的含银量高还是低都会出现通货膨胀?我们现在知道答案是：通货膨胀跟通货膨胀是不一样的。不管是罗马还是西班牙，两个国家的实体经济是不变的，而且两国的商品价格都在急剧上涨。以一个面包为例，我们来看看两国的通货膨胀如何不同。在罗马，面包涨价表现为货币价格上涨，而不是白银价格。把硬币的白银含量减半，你会发现面包(及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翻了一番，因此白银与面包的实际交换量不变。16世纪，西班牙物价上涨则截然不同，因为白银供过于求导致白银价格逐年走低。在西班牙，流通中的白银总量翻了一番，但是面包的供应量相对稳定。钱太多，商品太少，所以物价自然会上涨。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在《这次不一样》一书中提到，23个前工业化国家因为通货膨胀而欠下巨额债务，其中西班牙的情况虽然不是最严重的，但却最早出现通货膨胀。1521年，埃尔南·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阿兹特克，此时西班牙的物价涨幅超过40%。西班牙向欧洲主要的银行家族借钱，承诺将来用更多的白银偿还。同时，西班牙又急需多的白银支持军事扩张。查理五世曾用大量白银从欧洲各地的投资者手里换取大笔新的贷款，有富有的佛兰德、德意志、葡萄牙家族，有西班牙商人，还有意大利银行家。西班牙以前没有国债，这些国债特别合国王的心意，因为它不需要西班牙立法机关批准。这样的事件应该引起人们对制度的警觉，如果政府部门发行国债的能力得不到约束，国家必将陷入财政混乱。莱因哈特和罗格夫指出，西班牙欠下的债务，相当于国家总收入的1/2。16世纪50年代，西班牙受到第一次债务危机的冲击。腓力二世曾在信中对他的父亲查理五世说，财政赤字高达300万达克特(曾在欧洲流通的金币)，就算来自新世界的资金也无法填补，“因为签署的汇兑许可协议不允许，来自印度的钱这几年尚无法动用”。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次年，西班牙帝国仍无法偿还债务。3年后，即1560年，西班牙宣告破产。之后在1575年和1596年，腓力二世两次宣告破产。后来的国王又有三次宣告破产，分别在1607年、1627年和1647年。西班牙怎么会频频宣告破产?1557年西班牙第一次宣告破产后，贷方在借款给西班牙时应该会非常谨慎才对。原因在于，1557年西班牙宣告破产并不意味着它拒绝支付本金，而是暂停支付，并且通过谈判对债务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还请记住一点，许多债权人都是帝国的臣民，没有什么政治分量。西班牙发明了一种减少债务的机制，即发行了长期政府债券(juros)，按固定利率支付利息。长期政府债券是一种安全的投资产品，腓力二世从来都是如期偿还债务，但是这样一来导致国家的整体财政吃紧。1977年，《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荷兰发现大型天然气田，虽然推动了国家经济的繁荣，却掩盖了其他行业的衰落，尤其是制造业。该杂志把这种现象称为“荷兰病”。外汇流入生产资源领域，导致国内其他行业的竞争力减弱。这种资源危害在西班牙帝国更严重，因为美洲白银并没有被用来发展金融业。白银一部分流进国王的口袋，一部分用于军事扩张。汉密尔顿说，1585年，“西班牙的海上船队即使没有荷兰强，至少也跟后者旗鼓相当，装载量是德国的2倍，是英国、法国的3倍”。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西班牙商船的装载量下降了约75%，绝大部分停靠在西班牙港口的都是外国船，西班牙的造船业“几乎不复存在”。陆上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汉密尔顿说，当时西班牙的经济政策饱受诟病，特别是“沉重的赋税”。17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贬值的情况更加严重，主要是因为“长期的财政失衡”造成的。汉密尔顿列举了7位17世纪的西班牙经济学家，他们“历数了导致西班牙衰落的大多数罪状，例如长子继承权、永久占有权、流放驱逐犹太人、砍伐森林、神职人员冗余、轻视手工劳动和艺术、无节制的施舍、币制混乱、沉重的赋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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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在南美掠夺的白银几乎都通过贸易的形式最终流入了中国2超级大国梦的破灭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西班牙的衰落是因为军事上的过度扩张?答案是“无知”。1492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3个世纪前，威廉·配第出版《政治算术》的两个世纪前)，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经济理论。当时，识字的人很少，迷信大行其道，教会倡导人们重道德、轻物质，做法则是将异教徒逐出欧洲(如几百年前的收复失地运动)，以及向海外的野蛮人传教。尽管当时的统治者对经济增长缺乏认识，但增长幅度相当大。16世纪，大部分欧洲国家空前繁荣，尽管增长幅度比不上今天，但却实实在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后世界版图又扩大了，与此同时，新科技、新粮食作物与新种植技术带来更大的效益，欧洲大陆的竞争激烈，贸易不断扩张。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图6–1)，年，西欧29国的人均收入逐年递增，从771美元增长到890美元，增长率为15% 。西班牙的人均收入尽管起点低，但是增长速度较快，从661美元增长到853美元，增长率为29%。比西班牙的人均收入增长更快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英国，100年间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达到36%，另一个是荷兰，增长率高达82%，令人咋舌。17世纪的经济增长态势则截然不同。年西班牙、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停滞不前，与英国、荷兰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一些国家的经济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将其他国家甩在后面。1600年后, 西班牙的经济实力下降，而英国的经济实力增长一倍，荷兰的经济实力增长近两倍。相对而言，1600年的西班牙几乎不具备竞争力，但请注意，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整个西班牙帝国的情况，它们只代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发现美洲，曾希望建立一个与整个欧洲相抗衡的王国。倘若它没有大肆开发、实行奴隶制、疯狂榨取剩余价值，而是采取不同的殖民统治方式，也许新西班牙帝国就会建立，也就不会有现在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甚至美国。可是，统治者们都热衷于宗教战争，他们认为军队比商业更能代表国家实力。更可悲的是，当时有些西班牙人看到了正确的道路，却没能说服统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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