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积储文学底蕴，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的境界当作文学的内蕴，文学上主张，肯定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活动，\义法\是方苞的文学见解，4、张君瑞这一人物改变了前代文学作品中男子多负心汉的形象，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四.借鉴和吸收杂剧创作的文学成就，“性灵说”，袁宏道《叙小修诗》“独并性灵，不拘格套”。即从创作角度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 “性灵说”，袁宏道《叙小修诗》“独并性灵，不拘格套”。即从创作角度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反对约束及“粉饰蹈袭”，这样即使作品有“疵处”也值得赞赏。.抒发“性灵”还要摆脱道理闻识束缚；这受李贽“童心说”影响：从反道学角度，把“道理闻见”看成是“童心”（或“真心”）失却的根本原因。袁宏道在此基础上，将“无闻无识”与“真声”创作作因果联系，肯定“性灵”中蕴含个人情感与生活意欲的合理性，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任性而发”，“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致张幼于》）。 竟陵派 晚明时期，继公安派之后，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两人均为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 。受公安派的影响重“真诗”，重“性灵”，竟陵派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储文学底蕴，客观上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一定积极作用。敏锐地看到公安派末流俚俗肤浅的创作弊病，企图另辟蹊径，但未找准路子，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的境界当作文学的内蕴，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重视作家个人情性流露，代表作品是锺惺、谭元春编选的《诗归》。 晚明小品文 小品文在晚明时期趋向兴盛，与当时文人兴趣发生变化有着重要的联系，人们的欣赏视线转向轻俊灵巧而有情韵的“小文小说”。小品文体制较短小精练；体裁不拘一格。内容题材的特点：趋于生活化、个人化，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艺术上率真直露，重真情实感。公安三袁具代表性。代表作有：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 复社与几社 崇祯初，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带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松江人陈子龙和同邑夏允彝、徐孚远等创建几社；二社以“复古学”为宗旨，企图从文化上复兴传统精神，挽救明朝危亡。代表作家陈子龙。文学上主张。重复古，但不主张泥古不化，而重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个人真情实感，肯定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活动，但指出“摹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仿佛楼诗稿序》），即要求学古与求真统一。 梅村体 清初，吴伟业的七言歌行在继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它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才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开出新境界。它的体裁、格式、风格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怆怀故国和感慨身世荣辱为主，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它以任务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代表作《圆圆曲》。 阳羡词派 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是清初词坛代表之一。阳羡词宗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学苏、辛，所作1800馀首，居古今词人之冠。尊词体，以词并肩“经”“史”，摈弃“小道”和“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继承《诗经》和白“新乐府”精神，拈大题目，写大意义，反映明末清初国事―“词史”。其风格源于辛弃疾，但比辛词抑郁悲哀更重；也学苏轼逸怀浩气，却无苏词洒脱旷达；以悲愤苦涩笔调抒感伤故国之情，如《夏初临?本意》。 南洪北孔 这是对清初历史剧作家洪N和孔尚任的合称。洪N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有著名历史剧《长生殿》传世；孔尚任是曲阜人，有著名历史剧《桃花扇》传世。这两部著作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并代表了清初感伤审美思潮的重要剧作。 才子佳人小说 它是清初的一种小说类型，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是从晚明话本小说发展而来，片幅增长，一11
般在15-20回之间，成为章回式的中篇。文字比较清顺、规范，中间夹杂着较多的诗词韵语，大多以诗词为主人公发生爱情的契机，从这一点说，这类小说又受到了明传奇的影响。就内容而言，它是晚明拟话本中婚恋小说的新变，三言二拍里都有才子佳人的婚恋小说。清初的这类小说叙才子佳人才色相慕，终成连理，是超世俗情欲的，追求理想的配偶，却严守礼教规范，并往往与才子的功名遇合纠缠在一起，题旨、意趣与晚明小说是不一样的。该类小说明白表现了自主择婚意识，提出了以才、貌相当为条件的爱情婚姻观。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家是张云的《玉娇梨》《平山冷燕》，徐震《珍珠舶》《赛花铃》 红学 20世纪以来，《红楼梦》以其所塑造的异常出色的艺术形象和极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底蕴，使学术界产生了以该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红学。红学的历史大致分为五个时期：许品派时期，索隐派时期，新红学时期，评红时期和红学研究的正常时期。红学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学者有王国维、俞平伯、周汝昌等。 沈德潜及其格调说 诗歌理论：论诗本叶燮，以儒家诗教为本，倡导格调说。尊唐抑宋。使诗歌“去淫滥以归于雅正”（《唐诗别裁集序》），起到“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的教化作用。鼓吹“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要求创作“一归于中正和平”。（《重订唐诗别裁集》）为使“格高”“调响”，以唐人为楷式，以古诗为源头，选辑《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树立学习的范本。 诗歌创作上.如明代七子，古体摹汉魏，近体法盛唐。有“以微词通讽谕”的诗歌，如新乐府《制府来》《哀愚民效白太傅体》《海灾行》《刈麦行》等，讽刺官吏跋扈，反映民生疾苦，语言朴素自然。近体诗《金陵咏古》等高亢雄健。大量诗作雍容典雅，平庸无奇，为典型的台阁诗体。 翁方纲与肌理说 翁方纲，论诗倡肌理说，主张“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肌理”源于杜甫《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之句，包括义理与文理：义理为“言有物”，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思想与学问；文理为“言有序”，指诗律、结构、章句等作诗之法。主张义理为本，通变于法，以考据、训诂增强诗歌的内容，融词章、义理、考据为一。诗歌理论受考据学风影响。 .袁枚与其性灵派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因居南京小仓山随园，称随园先生，号仓山叟、随园老人。标举性灵说。 1.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在性与情上，主张即“情”求“性”（《书复性书后》），突出尊情；在言志与言情上，认为“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随园诗话》卷三）。强调情是其诗论的核心，男女是真情本源；反对宋学、汉学，质疑“六经”。 2论诗宗尚性灵。“性灵”：包括性情、个性和诗才。性情是第一要素，“性情以外本无诗”（《寄怀钱屿沙方伯予告归里》），即说诗生于性情，性情是诗的本源和灵魂，要“自把新诗写性情”。这种性情要表现出诗人的独特个性，没有个性，就丧失了真性情（《续诗品》辟“著我”一品，就是明确提倡创写“有我”之旨），这是性灵说审美价值核心；诗才：才气、天分与学识。 3.该理论在“吟咏性情”基点上构成，冲破传统与时代风尚，对格调模拟复古、肌理考据学问、神韵纤巧修饰、浙派琐屑给予有力的冲击，是晚明文艺思潮的重兴。 袁枚诗作 .以才运笔，抒发性灵；笔触广泛，反映现实、咏物怀古、描绘山川自然和表现个人志趣，大都不受传统思想束缚和正宗格调限制，信手拈来，矜新斗捷；且清灵隽妙，具感情奔放、议论新颖、笔调活泼、语言晓畅、句法灵巧等特点，有一定创新。 写景之作模山范水，落想不凡。《观大龙湫作歌》等。还有一部分小诗以清新灵巧见长，如12
《苔》《遣兴》《湖上杂诗》。 桐城派 是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姚鼐，因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其理论主张主要为“义法”，“雅洁”，“义理、考据和词章”等等；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代表作是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 义法 \义法\是方苞的文学见解。他认为作文要讲究义法，\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是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是说文章要有条理、有层次、有技巧，也就是指形式。方苞主张要写好文章，必须学习古文的法则，必须向古代学习。这既是道统又是文统，是道统和文统相结合的完整的体系，“义法”说也是桐城派尊奉的论文纲领。 浙西词派
清代词派，其创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都是浙江人，故称之，该词派其他主要作家还有李良年、李符、沈日、沈登岸、龚翔麟。他们竭力推崇姜夔、张炎，该词派标举清空醇雅风格，蕴藉空灵，独具机杼，韵律和谐。代表作品朱彝尊《高阳台》。浙派中期领袖厉鹗。.推衍朱彝尊“醇雅”说，向往“清空”境界，姜、张之外再揽入北宋周邦彦，音律和文词更为工练。词作以记游、写景和咏物为多，擅长山光水色的描绘，表现幽隽清冷之美。如写月夜游富春江的《百字令》和描摹秋声的《齐天乐》。但是由于生活狭窄和词境单一，也有真气少存、意旨浅薄之弊，加速浙派衰落。 常州词派 发轫于嘉庆初，背景：社会矛盾激烈，浓重的忧患意识使学者眼光转向国计民生有用的实学；词的领域，阳羡末流浅率叫嚣，浙派襞积，把词引向淫鄙虚泛。 由张惠言开创。主张尊词体，提高词的地位。倡导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和“深美宏约”之致，对扭转词风和指导风气起积极作用。论词重意，所作40多首词，态度严肃，“标高揭己”，实践其词学主张，有力地荡涤淫词、鄙词、游词的词坛三弊，朱孝臧称他为“词源疏凿手”。 周济发扬，主张以艺术审美眼光推尊词体，突出词的“史”性和与时代盛衰相关的政治感慨； 比兴寄托：从创作与接受角度上，阐明词“非寄托不入”和“专寄托不出”。在正变理论上以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为学词途径，使学周邦彦、吴文英成为时尚，既纠正浙派浅滑甜熟，也使“常派”真正风靡，笼盖晚清词坛。但是其创作与理论脱节，如《味隽斋词》中多数作品过于强调寄托和不露痕迹，晦涩难懂、“如索枯谜”（吴梅《词学通论》） 简答题 散曲体制 主要有小令、套数及介于两者间的带过曲等。 1.小令，又称“叶儿”，是散曲的基本单位。 （1）其名源自唐代酒令。单片只曲，调短字少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2）小令除单片只曲外，还有联章体，又称重头小令，由同题同调的数支小令组成，最多可达百支，用以合咏一事或分咏数事。如张可久〔中吕?卖花声〕《四时乐兴》，以四支同调小令分咏春、夏、秋、冬，构成一支组曲；《录鬼簿》载乔吉有咏西湖〔梧叶儿〕百首，是重头小令最长者。联章体虽以同题同调的组曲出现，内容上互有联系，但组曲中的各支曲子仍是完整独立的小令形态，仍属小令范畴。 2.套数，又称“套曲”、“散套”、“大令”，从唐宋大曲、宋金诸宫调发展来。体式特征最主要有三点： （1）由同一宫调的若干首曲牌联缀而成。 （2）各曲同押一部韵。
（3）通常在结尾部分有〔尾声〕。 3.小令和套数是散曲最主要两种体制，一短小精练，一富赡雍容，表现功能不同。 4.带过曲：由同一宫调不同曲牌组成，如〔雁儿落带得胜令〕、〔骂玉郎带感皇恩采茶歌〕等，曲牌最多不能超过3首；属小型组曲；与套数比，容量小，且无尾声，是介于小令和套数间的特殊体式。 王西厢对董西厢的继承和发展
1、王西厢加强了崔老夫人作为封建家长的典型性，深化了董西厢反封建的主题思想。
2、王西厢充分发挥了戏剧艺术的特色和长处，使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的性格，更丰富，更充实，更典型。
3、王西厢克服了董西厢在作品的前半部单线描写张生的倾向，细致地描写莺莺叛逆性格的形成发展过程，突出了崔张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的对立。
4、张君瑞这一人物改变了前代文学作品中男子多负心汉的形象，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张生在爱情上始终如一的多情重义的性格，体现了作者“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
（《西厢记》在元代剧坛上所获得“天下夺魁”的美名，且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知道]） 王《西厢》对董《西厢》的改编 重新调整董解元改编的莺莺故事，最重要的是改造故事题旨。 （一）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把《会真记》改写为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大和封建家长展开斗争的作品。把莺莺的爱与“报德”连在一起，歌颂对爱情追求得的同时，又表明越轨行为有合礼的一面；莺莺是深受封建思想束缚，又追求爱情的大家闺秀。 （二）《西厢记》。 1.才与貌并非是张生、莺莺结合的唯一纽带；肯定真挚的爱情，认为它纯洁无邪，不必涂上“合礼”、“报恩”的保护色；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只要“有情”，就应同偕白首，一切阻挠有情成为眷属的行为、制度，都应受到鞭挞。 2.从宋入元社会思潮变化： （1）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越来越松弛无力； （2）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成为自觉要求。 3.王实甫对“情”的关注，比关汉卿、白朴更进一步：关白的祝愿，是针对已婚夫妇而言；王所祝的“有情人”则包括那些未经家长认可自行恋爱私订婚姻的青年。 4.“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 《西厢记》的人物塑造。 崔莺莺。 1.对爱情炽热地追求，始终把“情”摆在最重要位置上，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是一个赤诚追求爱情，大胆反抗封建传统的女性形象。 2.长期受到礼教的熏陶，性格热情又冷静，聪明而狡狯。 张生。 1.去掉功名利禄的庸俗及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突出对爱情执著诚挚的追求,是一个“志诚种”。 2.大胆追求爱情而又鲁莽痴迂。 红娘。 1.不满封建礼教对年青人的捆束，机智倔强的个性。 2.搬弄封建教条，对其大胆嘲弄，泼辣又机智。 3.《会真记》里红娘无足轻重→《西厢记诸宫调》里红娘成为不可缺少的助力，董解元意识到在强大的封建压力面前，才子佳人要冲破罗网，必须获得外力的帮助；突出红娘的作用，14
说明下层人民对自身力量有所认识→《西厢记》红娘出于对爱情追求的认同，见义勇为，缘情反礼。 《西厢记》的语言艺术 徐复祚“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曲论》）。 1、“当行”指《西厢记》语言符合戏剧特点，能和表演结合，具有丰富的动作性，如第三本第二折的一段曲文，动作性强，适合于舞台表演和人物性格的刻划。 2、鲜明的个性化特点。 1）.唱词根据人物身份、地位、性格不同，呈现不同风格：张生文雅，郑恒鄙俗，惠明粗豪；莺莺婉媚，红娘鲜活泼辣。 2）.文采与本色相生、藻艳与白描兼备，具强烈的戏剧效果，是《西厢记》语言特色。 3.唱词部分大量置入唐诗宋词意象，因此也被誉为诗剧。 《琵琶记》的悲剧意蕴 《琵琶记》写“子孝与妻贤”的内容。 1.强调封建伦理，希望通过戏曲力量，教化观众。明太祖“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南戏看作“载道”工具，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同时能正视社会生活真实，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矛盾，展示封建伦理产生的社会悲剧。 2.戏剧冲突围绕“三不从”展开。 （1）第四出“强试”是冲突开端。 （2）入赘牛府，因伦理纲纪的不合理及自身矛盾，成为牺牲品。 （3）尽管正面肯定封建伦理，但展示“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其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 一.人物塑造。心理刻划尤为突出： （一）蔡伯喈。体现知识分子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 1.软弱性格与恪守礼教伦理观念相关，封建伦理本身的矛盾。 2.有情有欲、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软弱性格造成人生悲剧。 （二）赵五娘。 1.善良朴素、刻苦耐劳，体现中国妇女优秀品德。 2.揭示出其不幸是礼教纲常造成的。 3.歌颂其“有贞有烈”，守礼行孝，但更多揭露封建伦理纲常下女性的隐痛。 （三）蔡伯喈和赵五娘形象的出现，说明元后期，戏剧舞台逐步摆脱单线平涂的类型化的写法，注意多角度地展示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 二.戏剧冲突。 （一）情节沿两条线索发展： 1.蔡伯喈离家后的遭遇；
2.赵五娘家中种种苦难。 （二）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中辗转无奈和赵五娘饥寒交迫，广阔展示出生活画面。 （三）关目安排上，注意两条线索交叉进行，让不同的生活场景对比衔接，有助于加强整部戏的悲剧气氛，使人物性格呈现得更加鲜明。 三.语言运用。 （一）最突出成就：配合人物不同处境及两条线索，运用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赵五娘语言本色；蔡伯喈词藻华丽，充分注意到语言与环境、性格、心理的关系。 （二）富动作性。不少唱词、对白能与角色动作结合，成为蕴味深厚的潜台词。 四.借鉴和吸收杂剧创作的文学成就，如“临安感叹”、“糟糠自厌”、“祝发买葬”等大套曲文抒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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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宋元南戏与明清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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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高明所作南戏《琵琶记》代表南戏最高成就,它的诞生标志着南戏创作艺术上的成熟,对后世传奇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因此被誉为“南戏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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