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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徐新生：五帝与五朝文化（第1编）
第一编 中华五帝朝帝都九州 （九丘）
A篇 帝都九州之第一坟（分）——《山经》的海、动物、人物与文化
B篇 帝都九州之第二坟（分）——《海经》的海、动物、人物与文化
C篇 帝都九州之第三坟（分）——《大荒经》的海、动物、人物与文化
D篇 《海内经》的海、动物、人物与文化
E篇 《山海经》所载动物、植物与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动物、植物互证
第二编 中华早期国家五帝朝
A篇 早期国家的产生与五帝朝社会
B篇 五帝朝是图腾式社会
C篇 五帝列传及其年代
D篇 对中国五帝、夏、商朝是奴隶社会说不
第三编 五帝朝社会经济与文化、科学技术
A篇 五帝朝社会的经济
B篇 五帝朝社会的文化与科学技术
第四编 集锦
A篇 《山海经》与《尧典》 、甲骨文的四方神
——兼及《山海经》名人与甲骨文互证
B篇 《山海经》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翻版
——夏后氏著《五帝、夏朝帝都九州志》
C篇 马王堆汉墓帛画释读
——夏后氏祖先的图腾像
D篇 大吴族题冠、雕题、文身与虎鲨图腾
——新石器时代大吴族奇特习俗
E篇 中国第二帝朝
——夏朝帝都与夏后帝王年表
F篇 周武王克商年月日考
——与《夏商周年表》商周分界年商榷
G篇 汲冢 《竹书纪年》 、《穆天子传》作者是三国曹氏魏王考
本著《中华第一帝朝——五帝与五帝朝文化》的历史资料，大多取自《山海经》。因为笔者对难读的奇书《山海经》经过全方位的破译，有了新的认识：《山海经》是中国唯一的一部真实可信的上古历史文化书。而研究的学者说：“《山海经》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百科全书”。
据笔者考证，今本书名《山海经》，乃是西汉官方校书官补取的新名，而其原初书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九州）》，是收藏于五帝朝黄帝之孙帝颛顼（执政期：公元前2133至公元前2112年）之孙祝融后裔八姓之一芈姓的春秋楚灵王（执政期：公元前540至公元前529年）的楚王宫守藏室。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九州）》（汉称《山海经》。下文仍称《山海经》）的来历，是这样的。
中华第一帝朝——五帝朝晚期帝尧（执政期：公元前2067至公元前2046年）时，帝都九州（九州，是古代东海浅海中九个岛屿。《说文》：“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绕其旁。……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帝都九州的地望，是今黄海之滨的江苏省连云港市；它在距今四千年前是浅海中的九个岛屿，汉以后至清代，逐步成陆）发生特大海侵（已为考古证实）后，帝尧命司虹（空）官夏禹，对帝都九州地域圈的岛山、土地和海的分布进行全方位的“三分”划定。这是中国早期文明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对新建帝都的地理作出规划。见《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是指帝都九州发生海侵）。……[尧]帝乃命禹卒（完成）布土（布，布陈，设置。布土，对土地作设置）以定（定，划定）九州（五帝朝帝都地名）。”本句意是：帝尧命令夏禹完成划定帝都九州地理的系统工程。——此之中华早期文明史上之首创，为其后历朝所继承，如东周《周礼·天官冢宰第一》所载：“惟王（帝王）建国（建立新国都），辨方（辨别国都土地的东、西、南、北方向）正位（确定帝王所居宫室），体（分别）国（国都）经（筹划）野（国都郊野。此“体国经野”的句意：划分国都中心和四野的土地）……”
这种对帝都九州地域圈的地理进行规划，乃是史无前例的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因此，夏禹率领规划帝都九州所组成的群团人员分赴九州各处实地勘察。待此工程结束，于是夏禹将帝都九州实地勘察所得资料汇集，遂著《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九州）》（三坟：是将帝都九州地域圈地理划分为三：《山经》、《海经》和《大巟（广大水域）经》），按书的类别说，应属《五帝、夏朝帝都九州志》。夏禹（帝）殁，其子夏后启继帝位，号称帝鸿。并且，夏后启是在帝都九州接任帝位的，这样夏后启在帝都九州执政时发生的史事，亦由他续记入《山海经》中。因此，《山海经》是夏禹和夏后启两代人所著，故《山海经》所载是五帝朝和夏朝初期的两朝史事。由此可见，《山海经》并非旧说战国人所著。
本著写作遵循当今考古界主张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古籍所载的文明史与考古发现互证。众所周知，中国的古籍记载，其中史事存在不少伪作或杜撰，所以古人云：“全信书，不如无书。”因此，欲使古籍的史事存真去伪，那么，考古发现不仅是验证其真伪的唯一标准，并且可弥补古籍的挂一漏万的失载。——这反映了考古学对历史学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反之，若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脱离历史学（我指的是古籍中真实可信的史事）的指示，那么，就无法辨别考古发现的各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族属，同时无法分别其文化是史前还是文明时期。目前田野考古的现状，岂非如此？但是，考古文化的族属及其相关的年代，是考古研究者追求的两大关键问题，岂容忽视。所以，资深的学者张忠培《关于文明探源工程的质疑》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如果真要探索文明起源的话，则必须认真地面对《史记·五帝本纪》和《史记·夏本纪》……”，确是顶好的主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今存诸多记有关于中华早期文明的“后世”文献，为远离当世的后人所撰，由此可见其史料之真实性，远逊于五帝朝夏禹和夏后启所著中华早期文明的“当世”文献——《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九州）》（汉称《山海经》）。
令人庆幸的是，本著所引述《山海经》的史事，均获得考古发现的证合，这足可表明夏禹、夏后启著的《山海经》，是一部经受考古学验证的信史。如以此为例：2004年春，上海的好友朱明岐、刘心田陪我去连云港市（五帝朝、夏朝帝都九州）考察《山海经》所载的五帝朝和夏朝史事留存的遗迹，因笔者对《山海经》全方位的破译，遂认定今连云港市之孔望山，便是《山海经》所载的“天穆山”（又作“大乐山”），是夏后启作《九歌》祭神的场所。因此，我与朱、刘三人在孔望山顶发现了夏初的夏后启作《九歌》祭神的三足石祭台，以及在祭台东侧下斜面上凿刻有一个古文字，而我当场立即辨识其字是作《九歌》者夏后启的“启”字。此外，发现了女娲、黄帝、帝颛顼和夏禹的蛇氏族的蛇图腾和黄帝的猪兽面纹图腾，以及同时用作燎祭的石坑等。之后，上海的朱、刘朋友将我们在孔望山发现的如上考古遗迹，转告了当地考古学者张传藻、黄海歌吟，并得到张、黄二人的共识。由是，张传藻、黄海歌吟撰文：《上海学者在我市孔望山发现夏代第一帝夏启的祭台——华夏立国第一台》（载《连云港日报》周末特刊《旅游》日），文中说上海朱明岐、刘心田和苏州徐新生三位学者发现的石祭台的“启”字，乃“是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夏的开国之主的夏后启的‘启’，将启的名字凿刻在祭台上，就是诏示天下，启就是天下共主。”并将历代“启”的字构一脉相承的变异，一一序列如下：
本著创作时代背景。本人自1996年执笔，以迄2006年（作者虚岁八旬）止，五易其稿，终于完成。——十年磨一剑。同年将定稿交付个体打印社打印。在此打印期间——自2006年11月至2007年11月，因为不断见到考古发现的新资料的公布，所以又将此类新资料及时地补充入打印稿。
值得提出的是，本著创作的十年时间，恰与如下国家科技重点攻关项目的启动实施相同步：
一、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自1996年5月启动，经过多学科的200位专家的集体努力，以迄2000年11月止，“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大成果——《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
二、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2001——2003年）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
三、国家“十一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面启动，有200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
由此可见，本著创作期的十年——年，同样是如上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的启动、实施时期。但是，为了分阶段实现各项科技项目，因此国家有目标的加强了田野考古的发掘，这样，在本著创作的十年期间，笔者见到田野考古新发现的报告不断公布，诸多学者研究文章的相继发表，——这么多新资料便成为本著重要内容的组成部分。由是，使笔者产生了这般的认识：本著是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时代产物。此其一。其二、本著是同一目标的国内外学者、专家和田野考古者共同努力的成果，可以说是众志成城吧。
笔者创作的动机。中国誉称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恰似朝霞般灿烂的中华早期文明文化，却没有一部与之相匹配的合乎真实历史的专著。作为黄帝子孙、龙的传人来说，未免愧对创造伟大的中华早期文明文化的老祖宗。由是，为了让中华早期文明的辉煌的历史文化重现，立下誓愿，排除万难，创作《中华第一帝朝——五帝与五帝朝文化》，以告慰老祖宗。这样，我在十个三百六十五的漫长的日子里，饮尽这份孤独。
笔者是一个考古无名的新兵。中国著名考古老前辈苏秉琦教授，谦称自己是“一个考古老兵”。那么，笔者无疑是一个考古无名的新兵了。这是因为：笔者从青年到老年退休，一生从事的科技专业是纺织工业。因此，对考古学来说，隔行如隔山，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但是，到了五十五岁时（离退休缺五年），按政策规定厂领导干部一律退居二线，这样，我便终止了原来工作，成了不是失业的失业者。我在反思中，痛惜蹉跎年华，虚度一生。奈何，老冉冉其将至兮。知昔年之已逝，觉来日之可追。这样，在余生之年，选择了自己年轻时喜爱的文字创作，即研究春秋吴国文化。所以如此。因为我久居之地，是我少年时从出生地上海迁入的苏州市，它是春秋吴王的都城。所以，这是在追溯春秋吴文化。就这样，我无所畏惧地单枪匹马闯入考古迷宫探宝。大致经过十个春秋，我创作了《春秋吴国与吴文化》稿本，其中《春秋吴国铜器铭文新证（四件吴王铜铭释证）》发表在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韵——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这是一个新兵的初战告捷。并且，在此基础上，笔者接着创作《中华第一帝朝——五帝与五帝朝文化》。
既然笔者是一介考古新兵，又是单干户，但是研究考古，需具备多学科的综合性的渊博知识，相形之下，笔者个人在这方面的知识是局限的，不言而喻，故本著的不少考证，难免有如此这般的失误，所以敬请阅读本著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和读者指教，以匡不逮。
最后，我们以十二万分的虔诚向中华民族的老祖宗——黄帝曾孙夏禹（帝）和子夏后启（帝鸿）致敬，感谢他们为后代亿万子孙留下至尊无上的中华早期文明的历史文化遗产——《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九州）》（汉称《山海经》）。这是一部经受四千多年风雨洗礼而永葆青春的“中华早期文明圣经”。
第一编 中华五帝朝帝都九州（九丘）
夏禹、夏后启著录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汉朝官方所取新名《山海经》）所载五帝朝的帝都九州——九丘，是古代中国东海浅海中的九个岛屿。我们历经长期探索，此九州之地望是今江苏省北部以黄海之滨连云港市为中心的地域圈（连云港市的云台山脉，在古代是浅海中的岛屿，自秦汉以迄清代，海岸线逐步东移，因之沧海成为桑田），它的地理中心位置在北纬34°30’、东径119°一带。
现将五帝朝帝都九州之地望——是今连云港市，考证如次：
一、五帝朝帝都九州——九丘&
帝都九州——九丘，是古代东海浅海中九个岛屿。
《山海经·海内经》载：尧“帝乃命禹（是司虹（空）官，主管水土）卒（完成）布土（布土：布，布置，陈列；土，土地，指九州。本句说白了，是帝尧命令司虹官禹完成帝都九州地方的地理规划）以定（定，定分，确定名分）九州（九州：州，水中之岛屿。见《说文》：“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绕其旁……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诗》曰‘在河之州’。”）。
《海内经》又说：“禹鲧（鲧，是汉人误增。因为，司虹鲧已为帝尧所杀，这样，鲧之子禹才子承父官职，而任司虹官，由是，才接受帝尧命令以定九州的）是始布土，均定（均，平遍也。见《说文》：“均，平徧（遍）也。”段注：“平徧（遍）者，平而币（匝，环绕也）也。言无所不平也。”）九州。”
如上《海内经》二段经文，清楚地表明这样的事：帝尧命司虹禹开展帝都地区测定工程，即环绕九州——九个海中岛屿的地理方位图进行界标。
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海内经》所言之“九州”，即是同一经文所称之“九丘”。因为，“丘”与“州”的含义相同——均是水中之岛而互通。所以《山海经》中诸多以“丘”为地名者，此类地域均是海岛。例见《海内经》：“有九丘（即九州），以水络（环绕）之（丘，被水环绕之，当然是“州”，即岛。所以“九丘”即“九州”）：名曰陶唐之丘（由于帝尧居于此陶唐之丘，故帝号：陶唐氏）、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帝颛顼之孙黎——祝融后裔八姓之一“昆吾氏”，因居于此昆吾之丘，而号昆吾氏）、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大皞（五帝朝首任五帝）爰过，黄帝（五帝朝第三任五帝）所为。”——由此而知，五帝朝帝都之地域——海中群岛，在第一任五帝大皞时期，尚未取有地名，只是到了第三任五帝时期，黄帝才将“九丘”分别予以命名。这是进入文明社会——早期国家五帝朝前期的一大进步。但是，到了第七任五帝帝尧时期，又将“九丘”改作“九州”。这就是五帝朝帝都九州地名的来历。
综上所述，《山海经》（原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见第四编B篇）所谓的帝都九州，无疑是被浅海水域所环绕的九个岛屿。这对我们研究《山海经》的学者来说，必须首先认知的。因此，与孔丘伪作的《尚书·禹贡》陆上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不可混为一谈。
既然九州——九个岛山的载体是海，所以夏禹在运作“均定九州”系统工程时，是按照帝都九州现状的地形、地物作出如此“三坟”的。此之“三坟”，即《山海经》原书本名《三坟……》，坟，划分也。如帝高阳苗裔屈原曾阅读藏于楚国王宫守藏室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由于难以理解，故其所作《天问》有此之发问：“地方九则（是指九州），何以坟之？”《章句》：“坟，分也。”）。所以“三坟”，即本书目次分列之一《山经》，其中分为南、西、北、东、中山五经（这是因为“九州”是山岛）；之二《海经》，其中分为“海外”和“海内”，二者各分为南、西、北、东四经（《海经》中何以要分“海外”和“海内”，及其如何划分，详见下文）；之三《大荒（巟）经》，其中分为东、南、西、北四经。值得一提的是，《山海经》中各篇称“经”的含义问题。袁珂认为：“《山海经》之‘经’，乃‘经历’之‘经’，意谓山海之所经，初非有‘经典’之义。”郝懿行云：“经，言禹所经过也。”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三坟”中前之二坟的《山经》和《海经》中之山和海，是一目瞭然的，而后之一坟《大荒经》的“大荒”，所云何物，令人惘然。因为，自西汉《山海经》公之于世，以迄于今，历代的注释家因对“大荒”未能理解，故从未见过校注者作注解。现在，我们破译于此：“大荒”的“荒”，其初文是“巟，水广也。”例见《说文》：“巟，水广也。”段玉裁注：“《周颂》：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传》曰：荒，大也。凡此等皆假荒为巟也。……荒行而巟废矣。”由此可见，《山海经》原本所作的是“大巟（解：广大水域）”，在后世流传中遂被改为“大荒”的。这种古籍文字在流传中被改动，在先秦文献中习见，不足为奇。
承上所述，此之帝都九州的第三坟——“大巟——广大水域”，实是九州——九个岛山的载体，也就是《海内经》所载围绕“九丘（九州）”的水环境。既然“大巟”已被破译，因此《大巟》四经中的不胜枚举的记有“大荒（巟）之中（即广大水域中）”之“山（岛山）”，均可迎刃而解了。并且，因为“大巟”的破译，这样，第三坟“大巟”和第一、二坟的“山”、“海”才合乎帝都九州地理的实况。但是，西汉早期，汉武帝所见的《山海经》，已是佚书名的“古图书”，为了取以新名，由于官员没能解读《大荒经》的“大荒”,于是新名中“大荒”阙如，而称《山海经》，此与本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中的“三坟”来说，则缺了一坟——大巟。
二、帝都九州之三坟（分）——《山经》、《海经》、《大巟经》的海、动物、人物与文化&
由于帝都九州是浅海中的九个岛山，因此，夏禹为之划分的“三坟”——山经、海经和大巟经中，普遍出现“海”的记述。这样，又为帝都九州是海中九个岛山提供了实证。
并且，帝都九州是海中的岛山，因此，《山经》中记有名称繁多的海生动物，但其绝大多数海生动物品类为后人所不识，所以造成注家未留下注释，而其中已认识的有：“蛟（同鲛，鲨鱼）”、“鲛鱼（鲨鱼）”、“虎蛟（虎鲨）”和“蠵龟”等。根据现在海生动物分布的知识，今连云港市的黄海海域有鲨鱼和虎鲨分布（北宋，海州——今连云港市——渔人曾在当地捕获过虎鲨。见沈括《梦溪笔谈·异事》：嘉祐中，海州渔人获一物：鱼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此即今称宽纹虎鲨）；江苏省沿海（连云港市属江苏）是蠵龟分布地域之一。此外，《东山经》记载了大型水禽——利鹕（郭璞注：鹈鹕），棲息于沿海湖沼，在河北一带为夏侯鸟，在江苏等地为冬侯鸟。——从如上《山海经》所载的海生动物和大型水禽分布的地域看，这是考证帝都九州地望，即今黄海之滨江苏连云港市的力证之一。
A 篇 帝都九州之第一坟（分）——《山经》的海、动物、人物与文化&
据《山海经》载，《山经》中所有的山，均是海岛上的山，并且在岛山的海域中分布着难以计数和识别的海生动物品类。所以，我们认为这种与距今四千年前五帝朝时帝都九州地域相适应的海生动物的分布记载，毫无疑问，只能是负责“均定九州”的夏禹及其所率官员等成员在亲临现场经过考察后的实録。所以，此《山海经》所载，不是战国人所可伪撰，因为，战国人不可能已有如此的动物学知识。
一、《南山经》&
1．《南山经》之首曰鹊山。
（1）鹊山之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丽旨之水（山涧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
（2）箕尾之山，其尾踆于东海。
2．《南次二经》之首曰柜山。
（1）漆吴之山，无草木，多博石，处于东海。
3．《南次三经》之首曰天虞（同天吴，即大吴，是虎鲨的别称）之山，其下多水，不可以上（此是岛山）。
（1）祷过之山，“泿水（山涧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虎鲨）。其状鱼身而蛇尾。”我们知道，产于黄海中的虎鲨当有若干品种，而经文所载的鱼身而尾如长蛇者是其中之一。在2004年春，我们一行三人曾专程去连云港市考察当地的五帝朝时期文化的遗迹时，曾在市区就餐的大饭店的养鱼玻璃柜中见到经文所述的这种“虎蛟”。此类黄褐色的虎鲨，有二尺多长，鱼身具宽横纹多条，尾巴长度超过鱼身，细长如蛇，店家称之为鲨鱼。它产于连云港市的黄海之中。由此可见，《山海经》所载帝都九州地望海域所产的“虎蛟”，而在连云港市地域获得印证。
（2）丹穴之山，“丹水（山涧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这是帝都九州海域的名称，非今之辽宁省的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凰）。”（图一）①它是生物界的禽类，并且，记载在五帝朝帝都九州有凤鸟的，亦见于《左传》昭公十七年：春秋郯国国君郯子高祖帝少皞（帝喾）在帝都九州初任五帝时，“凤鸟适至（说明是侯鸟。而帝少皞时，是以四种侯鸟的出没季节，以定历法的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的），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由于古代侯鸟凤凰棲息于东海的岛上，故《汉书》记载：“凤凰集于东海”。而这种刻有凤鸟形象的实物，见于考古发现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古代河姆渡遗址，地处东海杭州湾沿岸）文化：出土二件刻凤鸟和太阳的具有历法含义的象牙和骨器②（图二：1），在放光芒太阳二侧各有一只相向的凤鸟头，此象征春分节气；（图二：2），刻有二组相同的图案——在放光芒太阳二侧各有一只相背的凤鸟头，其一组象征春分，另一组象征秋分。此之凤鸟图案，正反映东海岸的史前余姚河姆渡地区也是侯鸟凤凰棲息地。——据上所述，古代凤凰是集于东海的。而《南山经》说帝都九州的岛山上有凤凰，因此帝都九州的地望在东海。但是，连云港市的黄海，在清朝及其以前原称东海，而黄海是在清朝后才改今名的。我们从古代凤凰分布地域看，有凤凰的帝都九州的地望，应是东海（今称黄海）的海州（今称连云港市）。
（3）发爽之山，无草木，多水。汎水（山涧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
（4）鸡山，黑水（山涧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鱄鱼。
（5）南禺之山，其下多水。“佐水（山涧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有凤凰（这里再次记载，说明帝都九州岛山上棲息的凤凰是普遍的）、鹓雏。”
如上《南山经》所载的海共九处。并且，经文明白地记述山上的山涧水流注于海，由此可以反映，这些山是海中的岛山。
① 《殷虚婦好墓》文物出版社 1980年
② 牟永抗 《试论河姆渡文化》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79年浙江省博物馆等《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物》1976年8期
二、《西山经》&
《西山经》的范围，我们经过考证，是今连云港市云台山西南约9公里的锦屏山（旧称朐山）地域。锦屏山周围约19公里，主要有：马耳峯（海拔427米）、孔望山、凤凰山、青龙山、夹山、刘志洲山、后小山、刘顶山、白虎山、小礁山、石棚山、磨盤山、塔山等峰。
1、《西山经》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其上多松。
（1）騩山，是錞（錞，犹蹲或踞也）于西海，无草木，多玉（玉同石通。可见，騩山，是海中的岩石岛山）。凄水（山涧水）出焉，西流注于海。
2、《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
（1）泰器之山，观水（山涧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海岸的沙滩）。是多文鰩鱼（是海中的鱼类），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这种海鱼，不识），常行西海，游于东海（此西海和东海，是指帝都九州四周方位的海），以夜飞（此之鰩鱼，是一种会飞——滑翔于海面上的鱼）。
（2）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山涧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此之泑水，是山涧水和海水二者交汇之水域）。其中多蠃母（郭璞注：“即蒲螺也。”其实，蠃，今文作螺。蠃母，即海螺之类）。
（3）“西南……昆仑之丘（是海外“昆仑之丘”，今连云港市西南约9公里的锦屏山；昆仑，是锦屏山的马耳峯。说详下文），实惟帝（天帝，即天神）之下都（郭璞注：“天帝都邑之在下者。”），……赤水（山之南麓的山涧水，今锦屏山马耳峯南麓的桃花涧。说详下文）出焉……”
（4）“西……长留之山，其神（是下文的“员（圆）神”——太阳神或日神）白帝（《说文》：“白，西方色也。”白帝：西方之帝（神），即《海外西经》：“西方蓐收，左耳（珥）有蛇，乘两龙。”）少昊居之（少昊，是夏禹；《大巟东经》谓：帝颛顼之孺子（继位者）“少昊之国”国君少昊。）……实惟员（圆）神（圆神——太阳神或日神。郝懿行注：“是神，员（圆）神，盖即少昊也。”）磈氏之宫（高禖氏之社宫[一]）。是神（圆神白帝少昊）也，主司反景（返影）[二]。”
[一]磈（隗）氏之宫：隗氏：隗，高峻貌《辞源》。隗氏，是高氏，即高禖氏。因此，高禖氏之宫，即社宫。如闻一多说：“古代各民族所祀的高禖全是各该民族的先妣。夏人的先妣是涂山氏（禹妻）……《鲁颂·閟宫》是先妣姜嫄（按：《山海经》称“赤国妻氏”，是
——夏禹之子后稷之母）的庙……‘是禖宫也。’禖宫即高禖之宫。”而高禖之宫即社宫。“因此我们说社神即禖神”。
①如经文说，此高禖氏之宫——社宫是圆神（日神）少昊（夏禹）的。据《史记·封禅书》：“自禹兴而修社祀……郊社所从其尚矣”，与此相合。
[二]是神（圆神）也，主司返影：郭璞注“日西入则景（日影）反（返）东照，主司察之，”其实圆神（日神）少昊主司的是西下的夕阳，所以如上经文称“西方蓐收（蓐收，今称“夕日”）”。而帝大皞之神，是主司“东方勾芒（勾芒，今称朝日）”。
如上所载经文，与如下考古发现之互证。
据《调查》报导：“连云港市郊西南九公里锦屏山马耳峰（按：即《西次三经》所载的海外昆仑之丘的昆仑）南麓的将军崖发现一处岩画遗迹（按：将军崖岩画遗址，在桃花涧西侧。图一）岩画刻于海拔20米处。在长22、宽15米的平整光亮的黑色岩石上，分布为三组”。②
“解放以来，在连云港锦屏山、云台山周围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处。将军崖下的蚂蝗涧里历年来多次出土骨针、网坠。1970年还出土过磨光石斧。向东二公里处，有二涧村、陶湾、马腰岭、尾圹坝、九龙口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锦屏山北麓至古海州城南郊，即为白鸽涧遗址，多次出土骨针、磨光石斧等新石器时代遗物。……即在将军崖第一组（A组）岩画西边十米的地方，最近还发现过新石器时代的镂孔、轮制陶器残片、灰陶纺轮以及磨光石斧。围绕着岩画的这些遗址和出土器物的情况，可以作为对岩画（按：岩画的年代）探索的重要依据。”③
以下对将军崖岩画作解读：
（一）将军崖岩画第一组——A组（图二）
其一、岩画人面头像，是圆神——太阳神少昊（夏禹、帝 ）。
画面均是人面头像，个个似圆形太阳，故上述经文所说圆神——太阳神少昊居之得到了印证。但是，画面是由大小不等的九个人面头像组合，此九人便是《山海经》所述的帝（少昊、夏禹）及其八子。见《海内经》：“帝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这是说，在祭神时，帝与八子同歌共舞）。
其二、为何帝与八子同刻一处？因为，此地是祭高禖的夏社（见下文）。而社中祀高禖（丰产女神），其目的是获得丰产——人类自身和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两个方面的丰产。这样，由于祀高禖——丰产女神（社主）时，夏禹与妻涂山氏（羲和）在社中“野合（做爱）”，因此高禖恩赐其子，年复一年，获得了八个儿子的大丰产。由于这样的缘故，所以帝之八子与父亲的人面头像同被刻在此夏社的岩石上，以表明夏禹祀社主高禖获得八子的丰产。
其三，为何岩画上的帝（少昊）及其八子的人面头像，个个均呈太阳般的圆形，换言之成了大小的太阳神。理由是这样的。我们见到《山海经》内容，瞭解五帝朝进入晚期的夏禹时代，婚姻已从对偶婚过渡到专偶婚階段（此时氏族组织自然消亡），而专偶婚生的儿子对父亲的权贵职位和财产等有合法继承权，这样，夏禹便将帝位传于儿子夏后启，从此开了中国帝位世袭制的先河。见《大巟东经》：“帝（少昊、夏禹）生帝鸿（夏后启）”。那么，既然夏禹是帝生帝，圆神少昊生的便是小圆神了。
其四、有多个圆形人面头像头顶戴有网罩状冠，这是以鱼——虎鲨为图腾的大吴族人习俗戴的“鳀冠”——海鱼皮缝制的帽子；以及脸部的腮、嘴两旁刻有与五官无关的多条横斜线，这是大吴族人的习俗“雕题”。此之岩画均是人面头像，若是连有躯体，还可见到大吴族人习俗的“文身”。——这种大吴族的“鳀冠”、“雕题”和“文身”的习俗，有古籍记载可据。如《国策·赵策二》：“被发（一作短发或断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於越，简称越，春秋国名）之民也，黑齿（因嗜食槟榔，将齿染黑）、雕题，鳀冠秫（秫，同鉥，长针。《辞源》）缝，大吴之国（春秋吴国。吴王是大吴族）也。”其实，春秋吴、越之王，均是大吴族夏禹的后裔。由于吴、越王均属大吴族，因此二者传统的大吴族习俗：鳀冠、雕题和文身是一致的。那么大吴族为何有如此的习俗呢？事情是这样的。大吴族的鱼氏族是以鱼为图腾，其生物是虎鲨。由于这样，“图腾民族有竭力模仿图腾的习俗，这种模仿是按人与图腾同样化原则行事的。”如雷纳克《图腾崇拜的规则》十二点：其（六）“在某些仪式特别隆重的场合以及在宗教仪式中则要披戴某些动物（按：指图腾动物）的皮毛。”所以，以虎鲨为图腾的大吴族人要戴“鳀冠”——海鱼皮缝制的帽子。此其一。其二、雷氏《规则》：其（八）（图腾氏族的）“人则把图腾动物的图形或描绘或鲸墨（按：即“文身”）的方法画在自己身上。”所以，大吴族人要在脸腮上“雕题”和躯体上“文身”。——这样是大吴族人对其崇拜的虎鲨图腾的竭力模仿。据此，由于岩画人面头像所饰是大吴族人的习俗——鳀冠、雕题的破译，因此九个人面头像是大吴族人夏禹（少吴）及其八子，再次获得明证。此外，说岩画人面头像是大吴族人，又有考古发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在夏禹社石旁的岩画中，找到了二条大吴族的鱼圈腾（图三）。
其五、禹妻涂山氏即帝妻羲和的立像。在岩画人面群像的右侧，有一个着衣裙的立人像（图四），高68、头高4厘米，上窄下宽——小头长颈，躯体“三围”——胸、腹、臀异常丰隆，是孕妇的特征。此是禹妻涂山氏，是夏后氏的先妣：高禖即社神、丰产女神。
其六、画面中有几个鸟面纹，这是夏禹和夏后启等的鸟图腾。
其七、岩画的扶桑树叶和树干。岩画底部一排横列的呈向上伸开的手掌状物，是扶桑树叶。分列于岩画前沿有五个头像的人面正中，被一根连接扶桑叶的长木杆梢头串通，这是升挂日旗的扶桑木杆。此之人面中被扶桑木杆串连，它所表明的是此日神——太阳神本是置于一面日旗上，并且被升挂于扶桑木旗杆上。此说的情况，见于《山海经》：帝（夏禹）妻羲和（涂山氏）在帝都九州东极“青丘”（今连云港东磊和渔湾村的渔湾山，在清初前，是海洋中的岛山）司历，出于“敬授人时”的需要，于是羲和将轮值的当天“日旗”（有日——太阳图案）升挂于汤谷（今渔湾村的渔湾龙潭）的扶桑木旗杆上。例见《海外东经》：青丘“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十面日旗。古人将一月分为三旬，一旬十日，为天干——甲、乙、丙、丁、戌、己、庚、辛、壬、癸之数）……居水中（指扶桑木旗杆竖立在渔湾龙潭之水中），有大木（指扶桑木旗杆），九日（指按天干数序轮流升挂的十面日旗中备升的九面日旗）居下枝（指系于扶桑木旗杆下枝的九面日旗，作为备升），一日（指按天干数序当天轮值的一面日旗）居上枝（指这面日旗被升挂于扶桑木旗杆的顶端）。”并且，与此《海外东经》对应的《大巟东经》：“汤谷上有扶木（即扶桑木）。一日方（方，是旗的本字。日方，即日旗。下同）至（至，指日旗落到下面），一日方（旗）出（出，指轮值当天的日旗向上发出。此反映日旗是按天轮流升降），皆载于乌（郭璞注：日“中有三足乌。”袁珂案：《淮南子·精神篇》云：“日中有踆乌。”高诱注：“踆，犹蹲也，谓三足乌”。）。”此之“日中踆乌”，是以少昊（夏禹）圆神（太阳神）与夏禹的乌鸟图腾结合的日乌合一标志。
如上《山海经》所载夏禹《少昊》的圆神——太阳神和“日（太阳）中踆乌（三足乌）”标志，有考古发现的岩画可互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连云港市东磊与渔湾村交界的渔湾山山脊上有一块巨大的夏禹《‘日中踆乌’·星象石》（初称“太阳石”）岩画，其中镌有“日中踆乌”和少昊的圆神人面头像（图五：1）。此岩画的少昊圆神的圆形人面头像正中，为一根由下向上延伸的扶桑木杆所串连，此是表示含有少昊圆神标志的日旗升挂于扶桑木杆上。由此可见，帝都九州西极的将军崖岩画——扶桑木上的圆神人面头像（图五：2），与帝都九州东极东磊渔湾山“‘日中踆乌’星象石”的扶桑木上圆神人面头像相一致。
如上所见将军崖A组岩画人物：圆神少昊——帝和八子的圆形人面头像，以及帝妻羲和（涂山氏）的高禖立人像，可以这么说，A组岩画是夏禹（少昊）和妻涂山氏及其八子的“合家欢”图像。
此外，与帝都九州（今连云港市）的东极（东磊渔湾山）和西极（锦屏山将军崖）的岩画内容相同——扶桑木上有九个太阳，其中一个大太阳中有踆乌，在其下是八个小太阳（图六），（此图像见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此之帛画内容，是夏后氏的祖神及其图腾。详见本书第四编C篇：徐新生《马王堆汉墓帛画图像释读》），并且二者的图像含义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苏、浙、沪大吴族良诸文化地域圈（包括长江下游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其良诸文化大墓出土玉石斧钺（包括玉琮）的大圆孔象征——太阳神（圆神）的问题。
[日]量博满说：穿孔石器上的圆孔，不是出于实用性的目的，而是基于某种装饰性或某种意图而加工的。因此，“前面曾假设钺上圆孔（无系缚功能者）是基于某种意图而特意制作的。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现在可确切地说，这些圆孔就是为了表现太阳而做的。”并说：“在复原钺的装柄方法时，江苏海安青墩出土的‘有孔穿柄陶斧’（图七）……的图像可资参考。”④又，[日]林已奈夫说：有孔斧“器物那样孔如是作为穿细绳来将斧身捆绑在柄上的目的而产生的则未免大得过余，反倒使人想象它具有什么象征性意义。那么，它到底象征着什么呢？”而“从这些石斧的雕刻可以证实有孔石斧的孔表现了日月神的光明。……如前面所见，有孔斧的周围用朱色描绘并从那里呈放射状地引出三条朱线，这样的造型是为了在斧上反映日月神的象征而加上去的。”⑤日本学者量博满和林已奈夫一致确认石斧钺的硕大圆孔是象征“太阳”和“日月神”，颇具卓识。并且，我们认为，此之太阳（日）神，便是如上《山海经》所说的圆神（太阳神）少昊（夏禹、帝），而月神，乃是帝（夏禹）妻羲和（涂山氏）。据此理由，得推而广之，凡大吴族良诸文化大墓出土的玉石斧钺的大圆孔，是少昊（夏禹）太阳神（圆神）的象征。并且，大墓出土的神人兽面纹玉琮（图八），其器面大圆孔，是少昊（夏禹）太阳神（圆神）的象征，而其器底的大圆孔，是帝（夏禹）妻羲和（涂山氏）月神的象征，同时，其琮面上的神人兽面纹，是夏禹的神像。因此，玉琮是夏禹后裔的诸侯国君祭祀其高祖帝（夏禹）的崇拜的礼器，亦是墓主国君掌握祀权的权器。
其次，如上《山海经》所载，帝妻羲和升挂于帝都九州“汤谷”（今连云港市渔湾山的渔湾村渔湾龙谭）扶桑木旗杆上的日旗，皆载夏禹的“日中踆乌”标志（此是以少昊（夏禹）的圆神（日神，或太阳神）与夏禹的乌鸟图腾相结合的日鸟合一图象），而此之特殊标志，已有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印证。其一、与羲和司历的今渔湾村的渔湾龙谭——“汤谷”同地的东磊村渔湾山顶，考古发现的夏禹《‘日中踆乌’·星象石》的岩画，有“日中踆乌”（图象见另文）和少昊（夏禹）的“圆神”（太阳神）图象。其二、是夏禹后裔的良诸文化的玉器图案。如江苏省苏州市昆山赵陵山良诸文化遗址，⑥墓M77出土一件有肩石钺，钺面大圆孔内置一件雕刻玉器：器下半部雕一戴冠而身躯下肢蹲踞的人像，人的左手托住一小兽，器的顶端刻一鸟（图九）。这件玉器所雕的是大吴族夏禹的鸟图腾神像。因为，此躯体下肢作蹲踞状的人像是夏禹，头上所戴是大吴族习俗的“鳀冠”，左手托的小兽，是象征兵符的兽面纹，而在顶端的鸟，是夏禹的鸟图腾。此之夏禹的鸟图腾神缘，与余杭反山墓M12出土甲型玉琮的夏禹鸟图腾神像（图一0）相似。
此后者夏禹神像所以头戴大羽冠，以及“下肢作蹲踞状，脚为三爪的鸟足”⑦，因为夏禹是以乌鸟为图腾之故。所以如此。由于“图腾民族有竭力模仿图腾的习俗，这种模仿是严格按人与图腾同样化原则行事的。弗雷泽说：‘图腾部族的成员，为使其自身受到图腾的保护，就有同化于图腾的习俗，或穿着图腾动物的皮毛或其部分（按：由于这样，所以玉琮上的夏禹神像要戴大羽冠，以模仿鸟图腾），或辫结毛发，割伤身体，使其类似图腾，或取切痕、鲸纹、涂色的方法，描写图腾于身体之上。’”⑧并且，夏禹神像的胸腹部饰有兽面纹，这是兵符，表示掌握戎权。而这种情况，夏禹（少昊）为帝颛顼孺子时的“少昊之国”国君，便在其胸腹部饰兽面纹（说详另文）。因为，国君掌握有二件大事——祀权和戎（军事）权。见《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据此，良诸文化玉琮上的简化之神人兽面纹，均是墓主诸候国君的高祖圆神夏禹（帝）的神像，也就是被祭祀的对像。
再说，此石钺与夏禹鸟图腾玉雕组合的问题。已如前述，此石钺大圆孔是日——太阳的象征；那么将雕有夏禹的乌鸟图腾置于大圆孔中，这就是上文《山海经》所述的日旗载有乌鸟——“日中踆乌”。与此“日中踆乌”类似的标志，还见于这样几处：一是，河南陕县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階段，或可认为是早期龙山文化。新按：其年代，属夏朝早期）的彩陶残片（图一一）；⑨二是，四川省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太阳神鸟金箔（图一二）。⑩（新按：此金箔图案被反置，本文已予更正。这样，四只三爪鸟的飞行方向为顺时针。因为，日中四鸟所处方位是东、南、西、北，为一岁春、夏、秋、冬时序的象征）此其一。其二、与“日中踆乌”相反，图案是“日外乌鸟”，有人称为“日鸟合一的太阳神”。这种“日外踆乌”的标志：一是见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良诸文化玉壁（图一三）；二是见于浙江省余抗安溪出土的良诸文化玉壁（图一四）。
再次，良诸文化出土的装有木柄的大圆孔玉石斧钺（图一五：1）其物体造型，来自对帝（夏禹）妻羲和（涂山氏）在汤谷上的扶桑木杆顶端升挂的“日（太阳）旗”（由纺织品制成）实物，予以缩小比例的仿作。这就是说，用有大圆孔（象征日——太阳。斧钺面上有双圆孔者，为日、月二神）的玉石斧钺的硬质旗面替代纺织品的软质旗面（其用意是为了不让“日旗”腐朽），以握手的超长木柄替代扶桑木旗杆。
关于此类有超长木柄的大圆孔（少数有二个）玉石斧钺的用途问题。据报导，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出土“钺（包括冠饰、钺身和尾端饰）5组。分别出自M12、14、16、17、20五座墓，除M20为北列墓葬，共他四座都在南列。钺在墓内的位置均偏于一侧，除M17在右，其他都在左侧。按墓内部位，大致可认定钺的柄端握于死者左手，钺身在左肩部，钺冠饰在上端。虽然木质柄已腐朽不存，但经过精心剥剔，发现了镶嵌在柄上的小玉粒，确认了钺上端的玉质冠饰和柄尾的玉质端饰，玉钺的全貌得以瞭解。如M14出土的玉钺（图一五：2）（新按：钺面并列大小二圆孔，大者是日神——帝（夏禹），小者是月神——帝妻羲和），从钺端饰至钺冠饰全长70余厘米。左手部位为钺端饰，左肩上方为钺身和钺冠饰。由此而知，我们认为墓主在参与祭祀高祖帝（夏禹）的仪式，他左手举起这面硬质“日（太阳）旗（是夏禹家族的族徽）”，以示意墓主是圆神——太阳神夏禹的子孙。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大吴族良诸文化大墓出土神人兽面纹玉琮和有大圆孔玉石斧钺的，其墓主当是圆神——太阳神少昊（夏禹）后裔的诸侯国君。
①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闻一多全集》（1）三联书店
②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将军崖岩画遗迹调查》《文物》1981年7期
③李洪甫《将军崖岩画遗迹的初步探索》《文物》1981年7期
④[日]量博满《关于新石器时代的钺——论圆孔的象征意义》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诸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⑤[日]林已奈夫《有孔玉、石斧的孔之象征》载同④
⑥江苏省赵陵山考古队《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载徐湖平编《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⑦浙江省文考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抗反山良诸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期
⑧屠武周《再谈半人半兽实质的起源》载南京博物馆《东南文化》1992年2期
⑨戴尔俭《从神人族徽、聚落网络和文化关系看文明前夕的良诸酋邦》载同④
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金沙》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
（二）在将军崖A、B、C三组岩画中间，聚集四块大石（图一六），其中最大的石A与将军崖的山体生根相连，长420、宽260厘米，其余三块是从别处移来的，石面上分布着对称的圆窝，窝径3至7厘米。——这是如上《西山经》所述的圆神——太阳神少昊（夏禹）的高禖氏之宫，即夏社。其中心最大的与山体相连的石A，是社神——丰产女神。而石面上的许多圆窝，是丰产女神的丰裕之仓。
首先将此遗迹推定为“社祀”的，是俞伟超。其文说：遗迹所在地的将军崖，四周群峯环境，不见一片平坦之地，唯独在锦屏山马耳峯（按：《山海经》称海外“昆仑”）南麓，有一片直径30—40米的地方，相当平坦，就在此平坦山地的中心立有四块巨石，在巨石周围平坦岩地上，分别刻有三组岩画。“这个遗迹，应当就是古代的社祀场所。”而与之相同的是，江苏“铜山丘湾发掘出的一处相当于商末的社祀遗迹（新按：据笔者考证，该徐州市——因是古代彭祖氏的封邑，故旧称彭城——的铜山丘湾商末社祀遗址文化的族属，是《国语·郑语》所载的帝颛顼之孙祝融后裔八姓之一的彭姓彭祖氏，是商朝的诸侯，并为商所灭。因此，铜山彭祖氏的石社遗迹，与连云港市将军崖夏禹的石社遗迹，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在一片黄土地面上，矗立四块天然大石（图一七）作社神”。“进行社祀活动，在农业区域中恐怕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都是十分普遍的。”①俞伟超推定将军崖的四块巨石为社祀遗迹，颇具卓识。
既然将军崖所聚集的四块巨石，已被证实是圆神——太阳神少昊（夏禹）的高禖氏之宫——社宫。那么，夏禹在祭祀夏社社神——高禖——丰产女神时，便在此遗迹之地与妻涂山氏野合（做爱）的。这就是帝颛顼的苗裔屈原《天问》所说：“禹之力献功（土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野合）于台桑。”台桑之桑，是桑林。桑林，是社。见《吕氏春秋·顺民》：“天大旱，五年不收，汤（商王）乃以身祷于桑林”。闻一多说：“桑林即桑社，所以《墨子》以宋之桑林与齐之社稷并称，而皇甫谧又称之为桑林之社。……所以桑林即桑社”。②因此，A组岩画：帝及其八子，与禹妻高禖涂山氏，就刻在此夏社旁，并且，其画面上有许多扶桑树——桑林。屈原如上之说，有依据的。因为，我们在夏禹社石旁的岩画中，找到了野合的交媾男女生殖器岩画（参见后文）。
①俞伟超《连云港将军崖东夷社祀遗迹的推定》载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闻一多全集》（1）三联书店
（5）“西……曰泑山（昧谷[一]），神蓐收（少昊之神[二]）居之。……是山（指泑山，即昧谷）也，西望日之所入（观察夕日西下），其气员（员同圆。指圆形的夕日。唐诗“长河落日圆”。郭璞云：“日形员（圆），故其气象亦然也。”），神红光所司也。”红光，指夕日西下，满天红光。因古人是万物有神论者，故认为红光有神所司。由此可见，此黝山——昧谷，是司历者设天文观测站以观测“日之所入”之地。
[一]泑山：郭璞云：“泑，黝黑之黝。”黝山，又称“昧谷”、“蒙谷”、“蒙汜”。如《尚书·尧典》：历正羲和“分命和仲（历官），宅西，曰昧谷。”《淮南子》：日至于蒙谷。屈原《天问》：“日出汤谷，次于蒙汜。”因为五帝朝帝都九州用的是天文历法，所以司历官在东极汤谷观察日出，以辨别测定日东升时刻；同时在西极昧谷观察日入，以辨别测定日西下时刻。由于司历官要观察日出、日入，所以《山海经》记载，在帝都九州东极的岛山上设置六处天文观测站，以观测日出、月出；并且，相应地在西极的岛山上设置六处天文观测站，以观测日入、月入。
[二]神蓐收：此《西山经》所载的“神蓐收”，即是与此经对应的《海外西经》所载“西方蓐收，左珥有蛇（夏禹蛇图腾），乘两龙。”西方蓐收，是西下的“夕日”；东方勾芒，是东升的朝日。所以，东方勾芒——朝日神和西方蓐收——夕日神，是受到司历者观测。而西方蓐收——夕日神，是圆神（太阳神）白帝（西方之帝）少昊（夏禹）。例见如上引文：《西山经》：“长留之山，其神白帝（西方之帝）居之……实惟圆神（太阳神）磈氏之宫。是神也（郝懿行云：“是神，圆神，盖即少昊也”），主司反（返）景（影）。”郭璞注：“日西入则景（夕日之投影）反（返）东照，主司察之。”由此可见，圆神白帝少昊（夏禹）是主司夕日——蓐收之神。因此，《吕氏春秋》孟秋纪：“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北斗）中，旦毕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昊（今本作少皞。据《山海经》载，少昊与少皞，本是二人。但是，在战国时，昊与皞互通。《辞源》：皞通昊。因此，古籍中将少昊与少皞混为一人），其神蓐收。”
如上经文所载，帝都九州西极的黝山——昧谷的地望，是今之连云港市之西南锦屏山马耳峰（《山海经》，称海外昆仑之丘）南麓桃花涧的东南1.5公里的有小姐洞的夹山和刘志洲山。因为，有如下的考证为依据。
2004年春，在全方位破译《山海经》的基础上，按照《山海经》的具体记载，我们一行三人专程来到连云港市，有目的有方向的到各处去考察五帝朝时期留下的遗迹。这次，我们对锦屏山桃花涧的将军崖岩画和夏社社石等考察结束，便向夹山步行而去，途中经过酒店庄露天磷矿区，此之地区便是《大巟西经》所载：海外“昆仑之丘（州）”——今锦屏山马耳峯，“其外有炎火之山”。所以称“炎火之山”，因五帝朝时酒店庄的露天磷矿，正发生自燃。这样，我们在刘志洲山的几处小岩壁上发现了五帝朝夏禹时代所刻的多处岩画：
（1）羲和（涂山氏）的“天文观测室”岩画（图一八）。这块岩面上刻有两座并列的大吴族干栏式木结构建筑（考古发现的大吴族余姚河姆渡遗址文化，有大批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我们认为这两座特殊的干栏式木屋，就是给历官观察天象的“天文观测室”。因为，在木屋顶的斜披和屋壁开有多个圆形的大窗孔，并在圆孔上竖立两根交叉的木棍，用以观测室外天体的运行，记录太阳、月亮及其他星宿升降——出入的时间和方位。与此类似的“天文观测室”，也见于拉丁美洲考古发现的玛雅文化（图一九）。此天文观测室，为奇钦伊查“蜗形塔”遗址，建于两层重叠的方形基础上，高约12.5米，其中有一螺旋形梯，通至塔顶观测室。玛雅人通常利用庙宇进行观察天体运行。庙宇顶端留着窗孔，或在顶上竖两根交叉的木棍，用以观测天体的运行，记录太阳、月亮、金星及其他行星升降的时间和方位。——玛雅人通过对天体运行的观测和计算，根据宗教、农事活动和记事的需要，制定出多种历法，主要有三种：神历、阿布历和轮回历。由于他们通过对太阳运行周期的观察，确定一年为365.242天，与现代天文学计算出的365.2423天，几乎完全一致。他们通过对月亮运行周期的观察，确定每月为29.53020与现代天文学计算出的29.53059天亦相差无几。阿布历为365天与神历260天相组合轮转，18980天为一轮回历。①
五帝朝晚期帝（夏禹）之妻羲和（涂山氏）在帝都九州（今连云港市）司历，她观测天体运行的方法是与拉丁美洲玛雅文化的玛雅人相同的。因此，她所制定的阳阴历——夏历：一岁（年）的天数366日。因为古人的一日，不用分数表示的，而用四舍五入的整数。见《尚书·尧典》：羲和在“昊天”——南方夏天司历，敬授人时，尧帝曰：“咨，汝羲既和！期（一周年）三百有六旬（旬,十日）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四季），成岁（年）。”阴历一年12个月，每月日数，大月30日，小月29日，全年12个月的累计总日数，与阳历全年366日相差之日数，用置闰月补足。
我们既然在刘志洲山发现了羲和的副职历官在昧谷司历的“天文观测室”岩画，那么此山当是《山海经》所载的“黝山”——昧谷，并且，和《山海经》所记黝山的地理方位相吻合的。
（2）鲧、禹的马、鸟图腾岩画（图二0）。这块岩石画面内容分为左上和右下二组。左上：主体是一匹大白马，马首有缺，此是鲧的白马图腾。见《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鲧的图腾是白马，因此，鲧用图腾白马取名。所以如此。雷纳克《图腾崇拜的规则》十二点归纳之（七）“氏族及其个别成员都须采用图腾动物作自己的名字，凡用动物的名称来称呼人的名字的动物就是图腾动物。”），白马是为鲧。”在鲧的白马图腾后，有三只不同姿态的鸟，这是鲧之子孙的鸟图腾。其中在马尾巴后的是一只鹳鸟，鸟喙下悬一条首尾垂直的鱼，表示鹳食鱼。这是鲧之孙以鹳鸟为图腾的渔官鹳头的鸟图腾。例见《大巟南经》：“大巟（广大水域）之中（岛山），有人名曰鹳头（以鹳图腾作自己名字）。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鹳头。鹳头人面鸟喙，有翼（鹳鸟图腾），食海中鱼”。右下：一组三只鸟，是鲧之子夏禹父子的鸟图腾。其中右侧一只是三足乌，即踆乌，据《山海经》载，它是帝（夏禹）的鸟图腾。在三足乌前面是二只振翅飞鸣的鸟，表示歌舞，均是夏禹之子的鸟图腾。夏禹子夏后启的鸿雁鸟图腾，见《大巟东经》：“帝（夏禹）生帝鸿（夏后启）”。鸿，是鸿雁。由此可见，夏后启是以鸿雁为图腾，故将鸿，作自己的帝号。另外，《西山经》（在“泑山”条的上一条记载）：“天山（可能是今之刘志洲山）……英水（山涧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昧谷（今本误作“汤谷”），有神鸟（鸟，今本误作“焉
”），其状……六足四翼（夏后启之父夏禹的鸟图腾为三足乌，是三足二翼，而被夏后启继承的三足二翼的鸟图腾，却将它增添一倍——六足四翼。所以如此。由于《山海经》所述的动物图腾均是牝、牡两性之故），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毕沅云：“江读如鸿”。帝江即帝鸿。
如上的左上和右下二组岩画，是有这样内在联系的。那便是右下——禹和子三只鸟图腾，向着左上——鲧的白马图腾进行祭祀，并且，祭祀时需要歌舞，所以禹之子二只鸟图腾作振翅飞鸣之状，以表示歌舞。与如上《西山经》说昧谷有帝鸿的“神鸟”（鸟图腾）“是识歌舞”相合。
B篇 帝都九州之第二坟（分）——《海经》的海、动物、人物与文化
一、《海外经》与《海内经》的划分
从《山海经》卷目看，《海经》分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所以如此。由于我们对《山海经》的全方位破译，于是清楚地认识了夏禹之所以将其区分为“海外”和“海内”的原因是这样的。
如上所述，帝都九州，乃是中国古代东海浅海中聚于同域的主要九个州——岛屿。这样，夏禹在均定九州时，其首要的任务是在此九州之中选立一个具有中心地理方位的界标，即座标，就可以凭借此基准点以区分九个岛屿在浅海中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东南西北方。说来也巧，连云港市南云台山——花果山岛最高峯玉女峯（南云台山，在清朝前是东海的岛山。图一。这是清代东海中云台山石刻图），海拔625.3米，不仅是连云港市而且是全江苏省的最高峰，于是夏禹将此最高峰作为帝都九州的自然体中心地理方位座标，遂名之曰“昆仑”（意为中央）。并且，将玉女峯——昆仑所在的南云台即花果山岛，取以“昆仑之虚”（虚同丘，即州。见另解）。此外，因为“昆仑之虚（丘）”已成为帝都九州的内环中心，故夏禹又将其称作“海内昆仑之虚（丘）”，以与另一海外“昆仑之丘”相区别。这样，“海内昆仑之虚（丘）”，遂成为帝都九州的内环中央之州，于是《山海经》卷目将其划入《海内经》；而在帝都九州内环中央州——“海内昆仑之虚（丘）”海岛的海岸之外者，《山海经》卷目将其划入《海外经》。
此“海内昆仑之虚”，见于《海内西经》：
“海内昆仑之虚（郭璞注：“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山。”郝懿行注：“海外昆仑即《西次三经》昆仑之丘也。”），在西北（西北，是指花果山岛内的方位），帝（天帝）之下都（郭璞注：“天帝都邑之在下者。”经文所以这么说，因为那个时代的古人认为，天帝是聚居于山的高峰之顶，因为峰顶是在天空的云雾之中。所以《山经》所载，其祭神都是在山上的；并且，考古发现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祭祀遗址，都是设于山顶上的，即是明证）。昆仑之虚（《说文》：“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此处所记，省去了海内），方八百里，高万仞（此八百里和万仞，是西汉领校《山海经》之臣刘秀所乱加，这种乱加情况，在《山海经》中比比皆是）。上有木本（今本误作禾），长五寻（长度单位，一寻为八尺。五寻合四十尺，约十余米），大五围（围，是人的两手伸直合抱，其长度约1.5米。五围约合7.5米，直径约2.5米，是“木本”的树干之粗。这种木本树，是当时热带雨林中的树种之一）。面有九井，以玉（即石，古代玉和石互称）为槛（井旁围以石栏）。旁（今本作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百神，即天帝。神在之所，指昆仑之虚——花果山岛玉女峯顶——昆仑。此与上述：天帝之都在上者，是指天神聚居于山的高峰之顶相合）。八隅之岩（隅：角落或边侧之地。八隅，八边。岩：高峻之山。见《辞源》。八隅之岩：是有八边的高峻之山），赤水之际（赤水：是此高峻之山的山涧水。所以取名“赤”，是表示此水出于山之南方。因为，中国古代人，是以青（或苍）、赤（或朱）、白、黑（或玄）四种颜色，分别表示东、南、西、北四种方位的。所以海外“昆仑之丘”，亦有“赤水”的。际：会合。故“赤水之际”：是说此高峻之山的南方有二股山涧水会合。而在花果山南方的水帘洞的山涧水，（图二）正是由山上二条大山涧——东秃龙沟和西秃龙沟二者之所交汇而下落的。由此可证，“海内昆仑之虚”的“昆仑”，是今之花果山玉女峰），非仁羿（仁羿，即同书所称之“后羿”，是帝
——夏禹的司射的武官，本领高强，常人莫能与之较量）莫能上冈之岩（本句用今之文法，当改为：“非仁羿莫能上岩（高峻之山）之冈。”冈：山脊或山岭。见《辞源》）。”从如上经文所知：要攀登上“昆仑”这座如此高峻的山脊——峰顶，只有本领高强如后羿才成。而今之连云港市旅游胜地——花果山，正是如此。我们一行三人曾经专程去花果山，共登玉女峰（图三），深有感觉：在四千年前五帝朝时，不像今日那样，山上没有人工开辟的路径，以及在陡峭的峰崖上开凿登山的石梯，那么常人要攀登花果山玉女峰真是难于上青天了。因为，现在登绝顶玉女峰之路依然陡峭难行，越往上越险，如最后一段有八九十层坡度极陡的人工石梯（未凿石级前是悬崖），人在上面不敢向脚下看，两人攀登时，前一人的脚竟像踩在后一人的头上。当登上山脊——峰顶，才如临平地。由此可证，“海内昆仑之虚”的“昆仑”，即今之花果山玉女峯。
再说，海外“昆仑之丘”的问题。所谓海外“昆仑之丘”，便是在今花果山岛玉女峯——“海内昆仑之虚”——中心方位座标的西南约9公里的锦屏山岛（先秦时，仍是东海中的岛山之一），锦屏山有马耳峰，海拔427米，次于花果山玉女峰。由于锦屏山岛是帝都九州中的第二大岛，为了便于分辨此岛山地理方位，因此，夏禹将马耳峰作为锦屏山岛地理方位的中心座标，亦取称“昆仑”；并且，将有马耳峰的锦屏山岛，亦称之“昆仑之丘”——这就是海外“昆仑之丘”。此海外“昆仑之丘”，见于《西山经》和《大巟西经》：
《西次三经》：“西南（帝都九州的中心方位座标——海内昆仑，即今花果山玉女峯。因此，本文所记方位西南，当指是在花果山玉女峯之西南，此正合锦屏山的地理位置）……曰昆仑之丘（此即海外昆仑之丘），是惟帝（天帝，即天神）之下都（郭璞注：“天帝都邑之在下者。”此与上文“海内昆仑之虚”相同），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天帝）之囿时（莳）。……赤水（是山南麓的山涧水，即锦屏山马耳峰南麓的桃花涧）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泛天之水。……黑水（是山北麓的山涧水，今不知是何名）出焉，而西流于大杅，是多怪鸟兽。”
同经：“西……曰玉（同石）山（石山，是锦屏山马耳峯——即“昆仑”之北的连云港市海州区之白虎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西域商队的女酋长）其状如人（指书中画的西王母图像），豹尾虎齿（指西王母制作玉器用的金属管钻）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炎火）及五残（五瑞玉器）。”
《大巟西经》（《大巟西经》与《西山经》二者地域是对应的，因此所记的地名和人事，亦是对应的，并详略互见）：“西海（指在花果山玉女峯之西的海域）之南，流沙（岛屿岸边的沙滩）之滨，赤水（是山南麓的山涧水，即锦屏山南麓的桃花涧。图四）之后（后，指下文之“大山”——锦屏山），黑水（是山北麓的山涧水，今不知何名）之前（前，指下文的“大山”——锦屏山），有大山（锦屏山），名曰昆仑之丘（丘，同州，是岛。昆仑，指锦屏山马耳峯）。有神——人面虎身，文尾，皆白——处之（此地是锦屏山马耳峯之北海州区的白虎山）。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是指“大山”——锦屏山之下有弱水之渊将其环绕，此大山当是岛）。其外有炎火之山（炎火之山，是在离锦屏山桃花涧东南1.5公里的酒店荘露天磷矿地区，因在五帝朝时，磷矿发生自燃，古人不知是怎么会事，故称炎火之山），投物辄然（燃，燃烧）。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处，居所），名曰西王母。”
据如上地域相对应的“西经”——《西山经》和《大巟西经》共同所载的西王母“穴居”之山如下：前者《西山经》：在“昆仑之丘”——今锦屏山马耳峯岛山附近有“玉（石）山”——石头之山，“是西王母所居”；后者《大巟西经》：在“昆仑之丘”——今锦屏山马耳峯岛山附近有座形状如“虎身”通体皆白之山，是西王母所“穴处”——居住之洞穴。我们经过排比，认为在锦屏山马耳峯——“昆仑之丘”之北的“海州区”的海州南门外的“白虎山”，与如上经文所述完全相合。因为，此山是座石头山，自然外形如虎踞，山石通体皆白，故俗称“白虎山”。白虎山高62.8米，周围2里。东依古海州城墙，南靠锦屏山，西临蔷薇河，东对石棚山。
我们虽然瞭解经文所述西王母居于“白虎山”的洞穴中，但是，为了要获得实证，我们一行三人亲临海州区的白虎山。经过遍山踏勘，觅到白虎山的洞穴，名曰“小石棚”（图五），洞口朝南。目测：洞口高约2米、阔约5米，洞底高约1.5、阔约3.5米，洞深约6米。洞内空旷，光线明亮，地面岩石很平坦，犹如水泥平地。——这样有20—30平方米的空旷洞穴，冬暖夏凉，当时称得上是“豪华洞府”，西王母是乐于居住的。同时，我们想到，西王母既然居于此“小石棚”内很久，说不定会在洞内留下石刻遗迹来。我们有幸地如愿以偿。这就是，最后我们地毯式地展开用双手拂去四千多年尘封的地面积灰，发现二个石刻图案：其一、（图六）是九宫格，表示九州。我们在连云港市考察五帝朝时留下的多处遗迹之地，与之同样的石刻，频频见到。因此，我们认为，夏禹在划定九州的工程开展时，每当一处踏勘工程完毕，就刻下这样九空格标志，表示此处工程已毕。另一、（图七）是个像“山”字形的图案，目测：高70、阔80厘米。这件器物，是在下部冠状物载体上插三根长羽毛，我们认为它是《山海经》多次述及的西王母“蓬发（阿拉伯人长有自然卷曲的头发。因为西王母是两河流域的阿拉伯人女酋长）戴胜（郭璞注：蓬发：“蓬头乱发；胜，玉胜也。”）”之玉胜。由于我们在小石棚洞穴中，发现了西王母留下的石刻“玉胜”标志，由此可与《山海经》所载，昆仑之丘——今锦屏山马耳峯之北附近的白虎山洞穴是西王母所居，互为印证。再说，与西王母所载玉胜相同之多件玉器，出土于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大墓。如墓M14出土的“玉三叉形冠饰”（图八）①，此冠饰像“山”字形，器上三叉，每叉顶端各有一圆穿孔，是供插羽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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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浙江省文考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期
二、《海外》四经和《海内》四经的海、动物、人物与文化
I《海外》四经
（一）《海外南经》
“海外自西南陬（陬，同隅，角落。西南隅，是西南角。本经方位，是用复名，比单名精确。下同。），至东南陬（隅）者。”
据我们的破译，《海外南经》所载的范围：“海内昆仑之虚”——今有玉女峯的花果山岛海岸之外的西南角至东南角海域。
本《海外南经》区域，是帝都九州的手工业作坊集中的中心地区。因为，如下所述的各种经济行业，均记于本经之内。此之帝都九州之手工业中心，与如此的说法相符合。即张光直说：文明的出现，是社会演进过程中一个突破性变化。而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有这样几点：其中“第四种因素是城乡分离。城市成为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
1、“结匈（胸）国（胸：是新石器时期石器工具的石斧、石锛等器坯的专称。这种石器在崧泽和良渚文化中普遍出土。因为，其器形像人之胸，故名。由于胸——石锛、石斧要与握手木柄两者相结扎固定，才能作为生产工具使用，而这一工序，称之“结胸”。国：西周金文作“或”；《山海经》中之“国”，解释有三：一是诸侯国；二是地域；三是工作场所。故“结胸国”，是结胸工场，或称作坊。下同）在其（此“其”指“海内昆仑之虚”）西南。其为人结匈（胸）。”“其为人结胸”，换以今之语法：“其人为（工作）结胸（解见上文）。”由此可见，本条句意：“结胸”工场（作坊）的人，工作“结胸”。
2、“羽民国（作坊）在其（指上条的“比翼鸟”）东南，其为人（即“其人为”）长头（矢镞），身生羽（矢杆有羽毛）。”由此可见，本条句意：羽民作坊的人，生产带羽之矢。可能包括弓。因为，据《山海经》载，五帝朝时，弓矢的用途有三：一是狩猎；二是敬神所用的“射礼”——三矢敬天；三是先进的射兵器。如《海内经》：“帝（夏禹）赐羿（后羿，司射之官）彤弓素矰（矢）（按：《礼记·王制篇》：“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斧钺然后杀。”《白虎通·考黜篇》：“能诛有罪者赐斧钺，能征不义者赐弓矢。”），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因此，后羿用弓矢将凿齿族的酋长凿齿射死。见《海外南经》：“羿与凿齿（大汶口文化族属，是以獐牙为图腾的凿齿族）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今花果山岛）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崧译和良渚文化墓出土石镞，比比皆是。
3、“讙（原文作鹳）头国在其南（此鹳头国在花果山岛外的正南方），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鹳头：是渔官名，五帝朝中期始，以“鸟名官”，因此，鹳头以善捕鱼的鹳鸟作为图腾，并以此鹳图腾作其官名。经文“人面，有翼，鸟喙”，便是半人半鸟图腾），方（是指捕海鱼的工具——拖风网。说详下文）捕鱼（指在海中捕鱼。见下文）。”与此相同的记事，亦见于《大巟南经》。我们在《山海经》中，累见将同一事件分别记入“三坟”中的“二坟”，如上之事即是一例。所以如此。著者夏禹出于防止阅读者对其“三坟”之地域的误解考量，故将“鹳头国”之事，既记入“第二坟”的《海外南经》，同时又记入“第三坟”的《大巟南经》，此之二者均是“南经”，方位相同，其地域亦是同一的。其余，以此类推。采取这一措施，可见夏禹之智识。
与上述相同之事，见于《大巟南经》：
“有人焉（指下文的鹳头），鸟喙、有翼（是半人半鸟图腾），方捕鱼于海（此是说在海上捕鱼所用渔具是“方”。方：两船并行。见《说文》：“方，并船也。”段注：“并船者，并两船为一。”据此，鹳头在海上捕鱼所用渔具，是两艘并行的船。并据下文的鹳头“杖翼（指船上桅杆挂起如翼的风帆）而行”，由此而知，此并行的两船，依靠风帆在海上行驶进行捕鱼。而捕海中鱼，必须有渔网。因此，这种渔具——由两艘风帆船拖拽一囊两翼的网具，今称“拖风网”，也叫“大拖风”。图九)。大巟（广大水域）之中（是指海中之岛），有人名曰驩（原文作鹳）头（鹳头，是渔官名，以图腾鹳作官名。见上解）。鲧（禹之父）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鹳）头。驩（鹳）头人面鸟喙，有翼（半人半鸟图腾），食海中鱼（因为鹳头是捕海鱼的），杖翼（捕鱼船的桅杆挂上风帆）而行。……有驩（鹳）头之国。”关于鲧之孙鹳头的鹳鸟图腾，发现于刘志洲山的“鲧禹的马、鸟图腾”岩画。（见前述）
并且，我们发现了灌云县大伊山当年鹳头捕海鱼所用的“大拖风”渔船的岩画（图一0），与上述《海外南经》所载可以互证。
此事是在2004年春，我们一行三人从连云港市乘车赴其南方的灌云县大伊山（是一座海拔226.7米的孤山，由大小12个山头组成，属云台山系。此即《山海经》载，在五帝朝时，是帝都九州海域中的岛山，鲧之孙“鹳头之国”——海洋渔业大队的居地），抵达目的地后，我们从大伊山东北隅的一条蜿蜓曲折的山径，登上大伊山中峰北麓，在阅古亭下一块石面光滑的巨石——海船岩，见到了当年鹳头所用“大拖风”渔船的岩画（见上图）。而在此北麓的山脚，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港湾。这就是当年“鹳头之国”——捕鱼大队众多“大拖风”渔船停泊的港湾遗址。遥想当年，这里是樯桅林立，人声喧腾的偌大渔场。我们从地图所标方位看，大伊山的方位，是在连云港市花果山岛之正南方33公里。此之情况，正与如上《海内南经》“鹳头国在其（即“海内昆仑之虚”——花果山岛玉女峯）南”，完全相符。
现将发现的遗迹，论述如次：
（1）大伊山阅古亭海船岩画与《山海经》的鹳头之“大拖风”渔船互证
我们对如上海船岩画作解读：岩画绘刻（为了显示岩画轮郭线条清晰，用白粉笔在刻痕中作了勾勒。下同）画面分为三部分：
其一、左方有一条大海鱼，大鱼与其尾后的海船处于同一水平面上。所以在海船前刻画海鱼，是表示海船用途是捕海中大鱼的。
其二、画面中部，即大鱼之尾右侧，是一艘船头和船尾高翘的海船，船中间竖立的高桅上挂着一面大风帆，这就是经文所谓鹳头捕海鱼的“方——两船相并”，“杖翼而行”者。船艄用绳索系着一只口大尾小的囊（渔网）。这就是鹳头所用“大拖风”的实物岩画。
其三、画面右部，又是一艘海船，船身中间竖立高桅杆，未见挂风帆。船艄也是用绳索系着一囊（渔网）。此亦是“大拖风”渔船。但是，我们说现代在广东沿海用“大拖风”在海上作业时，是由两艘风帆船拖拽一囊两翼渔网的（见上图），但是，岩画上的两艘风帆船各归各的。因此，这反映了岩画的渔船，不处在海上作业，而停泊在港湾中休整，母需两艘船并列一起。同时，岩画上鹳头国的大拖风渔具，它是现在广东沿海所用的大拖风渔具的祖型。——据此，五帝朝晚期大吴族鹳头发明使用的“大拖风”渔具，在四千多年后的现在尚在使用，可见当时鹳头之国的海洋捕捞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具有科技高度的先进性。并且，其年代之早，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此外，我们有理由可以断定，在五帝朝晚期，大吴族人渔民普遍地用“大拖风”在东海沿海捕海鱼。举例述之：我们知道，大吴族鱼氏族是以鱼——生物是虎鲨为图腾。所以，大吴族良渚文化大墓，普见出土鲨鱼牙齿，这就反映墓中随葬品有大吴族墓主的鲨鱼图腾。
所以如此，由于图腾不仅与人的生命有关，而且还与人死后灵魂转化为图腾有关，所以，正如岑家梧指出的那样：“图腾民族的葬式，有将尸骸化装为图腾而后埋葬者，有用图腾实物的一部份以为殉葬者。不言而喻，这类化装或以图腾实物的一部分殉葬，也应按上面所说的人与图腾同样原则（此即：“图腾民族有竭力模仿图腾的习俗，这种模仿是严格按人与图腾同样化原则行事的。”）来理解。”①（同样的例证：凿齿族的大汶口文化墓，普见出土獐牙器，此獐牙是墓主凿齿族的图腾）由于良渚文化大墓中普见出土鲨鱼牙，所以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鲨鱼牙在浙江反山、瑶山的良渚大墓中多有发现，瑶山七号墓一墓多达四枚，上海福泉山T22M4墓出土一枚宽约1.4厘米的等腰三角形的鲨鱼牙齿，鱼类学家认为宽约1厘米的鲨牙，其个体起码长达2米。由此说明了鲨鱼是良渚人有目的的捕获对象，但“很难想象良渚人使用了什么工具，涉海的船、捕鲨的钩、网等”。②这个“谜”可以破了，那就是用大吴族鹳头的“大拖风”。
（2）大伊山“鹳头之国”的其它遗迹
其一、祭台和燎祭石坑遗迹。在阅古亭海船岩画下有石平台是鹳头的祭台，旁有燎祭（焚柴祭天）石坑，其坑内有浓重的黑色炱痕。
其二、九宫格图案： 岩刻。刻在海船岩画下石平台之前的左边。已如前述，这是夏禹均定九州的标志。
其三、禹妻涂山氏——丰产女神巨型石蛤蟆图腾（图一一）。这是块天然的平面巨石，形如蛤蟆，很奇特。巨石前半部——表示蛤蟆的头连背部凌空伸出于一条乾涸的山涧上；巨石后半部——表示蛤蟆后背部与山体相连（已如另述，丰产女神的足要与土接触）。石蛤蟆遍体满布人工击凿的圆形凹坑，并且呈这样的组合——以一个大凹坑为中心，四周环列多个不等的小凹坑。这种每组以大小配套的凹坑的用途，我们认为是祭祀丰产女神时，注酒和盛放食物的。其实石蛤蟆实物的大小圆坑比图上所示的数量大得多，难以计点，从远处看恰似蛤蟆背上的密密麻麻的疙瘩。石蛤蟆的目测面积：纵向约7、横向约6米。我们认为此石蛤蟆是禹妻涂山氏的图腾，即丰产女神像。值得一提的是，此类涂山氏石蛤蟆图腾，我们这次在连云港市考察五帝朝的遗迹时，还发现了另外二例：其一、孔望山南麓的山坡上，它是一只写实的巨型石蛤蟆；其二、是东磊渔湾山顶的“‘日中踆乌’·星象石”（前称“太阳石”），它的整体外形是一只伏身仰首的石蛤蟆。
如上这件石蛤蟆的位置：它是我们从大伊山东北隅向中峰北麓阅古亭攀登，未到中途处发现的，这就是说在中峯阅古亭之东山坡下的山经旁。那么，涂山氏石蛤蟆图腾——丰产女神何以置在这里？因为，大伊山北麓之下，是鹳头之国停泊大拖风的渔港，而鹳头要扬帆出海捕鱼前，先要来此祭祀丰产女神，祈求海鱼丰产，满舱而归。
其四、大伊山新石器时代的石棺葬墓地。
大伊山是一座海拔226.7米的孤山（按：五帝朝时，是海中的岛山），南北长2.4、东西宽2公里。遗址位于大伊山东麓青风岭岗地上，海拔8米。1985年，有关考古单位在遗址清理了38座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墓葬。1986年，第二次发掘，清理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石棺墓葬24座（图一二），岳石文化和两周的灰坑各1个。石棺墓平面均为长方形，是用数块薄石板嵌入泥土中，成为石棺四壁，上面平铺数块石板作棺盖。经鉴定所用石材为花岗片麻岩质，系大伊山所出。制作不规整，大部份未经加工。③
大伊山两次发掘的62座墓所出土的器物，其中“带腰檐喇叭形圈足器、腰檐鼎与江苏淮安青莲岗遗址、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腰檐釜相似。”而马家浜文化是大吴族的文化。此反映石棺墓主中有大吴族人。但是，马家浜晚期文化的年代，属五帝朝早期，而鲧之孙鹳头的年代是五帝朝晚期，两者相差约150年。因此，当渔官鹳头上任来到大伊山渔港统治渔民队伍之前，已有从事捕鱼的渔民捷足先登此处女地大伊山孤岛。而这批五帝朝早期延续到晚期的渔民，应是发掘的60余座墓葬的墓主。既然这批渔民的葬式是石棺墓，那么其生前所居应是石砌屋；此与大吴族人生前居干栏式木屋，死后用木棺葬是相同的。因为，古人认为人的亡灵世界，与人间生活世界是相同的。据此，那么在大伊山之东北约20公里的伊庐山（海拔212米，五帝朝时，是海中之孤岛），其向阳山坡的“石室”聚落群，应是这批石棺葬墓主生前的居室。（见下文）
其五、伊庐山的中庵向东，在长达三里的向阳山坡上，到处散落着一个建筑形制相同、大小各异的石室聚落群，星罗棋布约有三百余处。室壁皆用毛石筑砌，上面用长条石横铺封顶，室外用土封实，周围再砌以山石。出口朝南，室内可立可行。这种石室当地群众称为“藏军洞”。④其实，这是上述五帝朝时期海洋捕捞大队渔民之居所。
①屠武周《再谈半人半兽实质的起源》载《东南文化》 1992年2期
②张明华《良渚古玉琮论》《东南文化》 1992年2期
③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1986年的发掘》《文物》 1991年7期
④李洪甫刘洪石《连云港山海奇观》地质出版社 1986年
4、“厌（今文作冶，熔炼金属）火国（冶金炉作坊）在其（鹳头国）南，其为人（即其人为）：兽身黑色（指外形如黑色兽身的冶金炉），火出其（指黑色兽身的冶金炉）口中。”因为冶金炉熔炼金属，需用火升高炉温。
此经文记载，在夏禹时代，帝都九州已有冶金炉作坊。这是可信的。因为，据另外古籍记载，尤其是考古发现，证实夏禹时代已铸造青铜器了。如《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贡金（铜也）九牧（杜注：“使九州之牧贡金。”九州之州长曰牧），铸鼎（青铜鼎）象物”。杨注：“古代于夏铸鼎之人有两说，一说为禹，‘方有德’之时指禹之时；一说为启，则‘方有德’之时启之时。”我们认为当始于禹之时。因为，夏禹在帝都九州任五帝，称帝，那么，九州之牧，当贡金于帝。
另有考古发现可以印证。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按：据笔者考证是夏后启始建的第二夏都。这是夏后启从帝都九州——今连云港市迁都于此的。在此夏都执政的夏后帝有：夏后启、启子太康和仲康、仲康子帝相。时至帝相执政，为武装夺取夏政权者所杀，于是此夏都遂废。说详另文），“在手工业方面：二里头遗址三期文化层中，发现铜渣、坩埚残片（新按：出土的坩埚，是冶金炉中铜液的盛器；出土的铜渣，是冶金炉高温熔炼过程中排出的废渣。由此可见，二里头遗址是有炼铜的冶金炉设施的。据此，如上夏禹记入《山海经》中的帝都九州设有冶金炉作坊，获得考古印证）、铸铜器用的陶范；出土了许多铜器，如盉、爵（铜礼器）、凿、锥、刀、鱼钩等；还出土铜质武器，如戈、戚、箭头等。经化学分析，证明确为青铜器”。①据此，夏代早期的夏后氏冶炼金属手工业已相当成熟和发达。所以如此。因为，这不是夏后启的初创，而是他继承了其父夏禹时代的高科技的冶金技术。
此外，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殷墟五号墓”，被人推定为《殷虚妇好墓》②，墓主妇好，是殷王武丁配偶。但据笔者考证，此“殷墟五号墓”墓主是商朝末帝后辛，即纣王。（见注[一]）据《史记·殷本纪》载，后辛（纣王）为周武王所灭亡，因此该墓是为后辛的亡国葬。值得一提的是，何以“五号墓”出土了不属于殷王而属于夏后氏的大量青铜器和玉器呢？原因是这样的。商王成汤在灭亡夏后桀时，将夏后氏藏于宗庙中的大量青铜器、玉器和甲骨卜辞作为战利品劫为已有。以迄周武王灭亡后辛（纣王），殷王室人员怕收藏如此多的夏后氏青铜器和玉器为胜利者周武王所劫夺，由是，秘密地将其剩下的全部随葬于后辛的亡国葬——“殷墟五号墓”。所以，“殷墟五号墓”出土的夏后氏青铜器中有夏禹、妻羲和（涂山氏）和子夏后启之器。例见：
a、夏禹之铜铭（图一三）
笔者释读：“耑（颛）子（虫、蛇、禹）”。“颛子”，是颛顼之子省称。此与《山海经》载，帝颛顼孺子少昊（夏禹）相合。虫，为蛇。见《海外南经》：“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号为鱼，指夏禹的鱼图腾名—鱼妇）。”又，《说文》：“禹，虫也。”段注：“夏王以为名，学者昧其本义。”既然，禹为虫（蛇），那么，即虫（蛇）为禹。闻一多《伏羲考》说：关于夏人的“姒”姓和禹的名：刘师培《姒姓释》说‘姒’‘已’同文，姒姓即已姓。“实则‘已’‘蛇’古同字。‘禹’字从‘
’与‘虫’同。‘虫’在卜辞里又与‘已’同字，并即虺蛇等字所从出。……所以禹已（姒）都是蛇名。”③那么，夏禹何以用“蛇”作为其名和姓呢？理由是这样的。因为，夏禹自作为蛇氏族帝颛顼孺子，便成为以蛇为图腾的蛇氏族成员。这样，按照雷纳克《图腾崇拜的规则》的十二点归纳之（七）“氏族及其个别成员都须采用图腾动物作自己的名字，凡用动物的名称来称呼人的名字的动物就是图腾动物。”因此，夏禹是以蛇氏族的蛇图腾作自己的名字——
（禹），其姓也同。此外，夏禹的铜铭中，相当多的是在“子”字旁用二个相对的正反书的“ （禹）”，所以如此，因为“
（禹）”是蛇图腾，而《山海经》所载动物图腾是用牝牡两性，如四个四方神——东方勾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玄冥，皆“乘两龙”。
但是，“殷墟五号墓”，出土有铭“耑（颛）子（禹）”的礼器109件、大型铜钺2件，其器主被《殷虚妇好墓》编著者推定为墓主“妇好”，并说妇好是商王的配偶，是缺乏依据的。
其次，我们说如上铜礼器109件和大型铜钺2件为夏禹之器，还有如此的理由。
众所周知，凡是礼器的器主，按照国家《礼制》规定，当是掌握祀权的人，而国家祀权持有者是帝王。如《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么，夏禹——帝是五帝朝晚期五帝，他是掌握国家祀权的帝王，所以，此109件铜礼器的器主是夏禹，是毋庸置疑的。再说，以下的夏、商、周三代的国家祀权，同样是属于男性帝王，并且，自进入早期国家以来，已是“男尊女卑”的社会；既然如此，那么，商朝的国家祀权属于男性商王武丁，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殷虚妇好墓》的编著者认为此109件青铜礼器属于此之墓主——商王武丁配偶妇好，此说之谬误，是不言而喻的。
再说2件同器主的大型铜钺问题。据古籍所载，铜钺是男性帝王将有罪人戳首的刑具，所以铜钺是帝王用极刑的权器，他人不得染指。例如：夏代诸侯国君商汤，在用武装夺取夏朝政权时，成汤亲自手持铜钺，率领大军去攻伐夏朝末帝夏后桀。见《诗·商颂·长发》：“武王（成汤）载旆，有虔秉钺（手持铜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韦、顾（韦，豕韦氏；顾，顾国——是夏朝诸侯国，也是帝颛顼之孙祝融的后裔）既伐，昆吾（亦是祝融的后裔[二]）、夏桀。”同样的事例是，商朝诸侯国君周武王——发（周王，是帝（夏禹）之子后稷的后裔），在用武装夺取商朝政权，武王率领多国军队长驱直逼商王都城之牧野，武王左手执黄色铜钺。见《史记·周本纪》：周“武王朝（甲子早晨）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黄色铜钺），右秉白旄，以麾。”商朝国破。“纣走，返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至纣死所……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此外：《礼记·王制篇》：“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斧钺然后杀。”《白虎通·考黜篇》：“能诛有罪者赐斧钺，能征不义者赐弓矢。”《史记·周本纪》：商纣王“赦西伯（周文王），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
据上所述，铜钺是男性帝王的权器，故此2件大型铜钺器主是五帝朝帝（夏禹），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殷虚妇好墓》的编著者断定此2件大型铜钺属于此之墓主——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其之失误，毋庸赘言。
b、禹妻涂山氏之铜铭
铭文有多种形式，并有正反书，今择其两式释读：
其一、如（图一四：1），“司，菟（读涂，今作兔）氏· （禹）”：
司，掌管，是官职。禹妻涂山氏的历正官名羲和、常羲。
菟（读涂，今作兔）氏，是涂山氏。我们有理由说，涂山氏名字的标志，历来是用菟（兔）的动物形象——图象文字。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据笔者考证，是夏后氏的祖神图腾像）的月神涂山氏图像（图一四：2）：动物菟，是标音“涂”的图象文字，蛤蟆是涂山氏的图腾。
（禹），是夏禹之名。此表明涂山氏是禹妻。
其二、如（图一四：3），释“司癸，菟氏·
（禹）”。本铭文为反书，但正、反书互通。首字“后”是司的反书，故仍释作司。《山海经》所载之官名：后稷（帝之子）、后羿（帝之臣），其“后”即司也。
司癸：司，掌管，官职；癸，是天干十个数序之第十名称。据《山海经》载，帝尧时，历官羲和（涂山氏）在帝都九州汤谷司夏正之阳历，她用标有十个天干数序的十面日旗，轮流升挂于扶桑木旗杆上（详见另文），所以铭文将此称作“司癸”。
菟（涂）氏：涂山氏。
（禹）：用此表明涂山氏是禹妻。
但是，郑振香之文将此铭文释作“司 母”，并在“其他‘司 母’铭文铜器汇集”中将另有所见者作了介绍：
（1）宋代王厚之《王复斋钟鼎款识》著录一件铜甗，有上下二铭，其中一铭即“司 母”。
（2）[日]赤冢忠、梅原末治等著《书道全集》1，著录一件“司母”铭文的铜钺（图一五），无全形，内长约6.8、宽6.2厘米。钺的形制比较小。
笔者认为此件铜钺的全形，是原本铜钺按装握手长柄。其钺面上有一圆孔，象征日——太阳，因此钺面是“日旗”的象征。而其铜钺的握手长柄，是升挂日旗的扶桑木旗杆的象征。所以，如前文所述，笔者曾将与此铜钺形状相同的良渚文化墓出土的有柄玉钺，亦作过相同的解释。但是，从铜钺铭文看，此铜钺是涂山氏之器。而其形制所以比较小，因为，这是羲和（涂山氏）司历的权器。例见本书下文所述，即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夏后启造），其中16、17、18三组中均有一面旗帜，而此旗帜便是帝颛顼命其孙重、黎司历，之后又命帝妻羲和司历的历正权器标志。
（3）战前在小屯北地发掘的一座殷墓（原编号为M066），墓内出土有“司 母”铭文器盖一件。④
由如上所述可证，为商汤劫夺的夏后氏的涂山氏铜器，被商汤后裔分别随葬于多处殷墓中。
再说，“殷墟五号墓”出土的“司菟氏”铭文铜器都是成对成套的酒器。所以如此。因为，涂山氏是历正官，她司的是日、月、星、辰（北斗）的天文历法，因此，对日、月神等要用美酒祭祀的。如《尚书·尧典》：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南方夏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在东极“旸谷（即汤谷）。寅宾（用射礼向日神致敬，同时用美酒祭祀）出日（即朝日）”。在西极“昧谷。寅（用射礼致敬）饯（以酒食送行）纳日（即夕日）”。因此，此之二十八件铜器——方壶、圆斝、圆尊各一对，觚十一件，爵九件，大方尊一对的酒器，器主为涂山氏是有据可稽的。
c、夏禹之子夏后启的铜铭
“殷墟五号墓”出土有铭铜钺（图一六）二件。钺的柄端铭文：上面是一个漏空“十”字形符号，其下是“启”字。这是夏朝开国之帝夏后启（帝鸿）的刑具铜钺。此是继承其父帝（夏禹）而来的。另外同墓还出土一件铭文与铜钺相同的方彝（823）。此亦是夏后启之物。不仅如此。与此夏后启二种器铭“启”字相同的，亦发现于河北滋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启”爵和“启”觚，⑤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