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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新趋势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
由于中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西学东渐局面。在这一过程当中，“随着条约口岸的开放”，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作为西方文化的附生物也渐次传入中国，国人开始接受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在中国形成了“西俗东渐”的现象，晚清时期的城市华人社会生活方式开始了习俗化。
当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先进。但是它作为在近代工业文明基础是哪个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毕竟在实质和内涵上比在农业社会文明和封建专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要先进许多。虽然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挫折和阻碍，但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西化的过程。
服饰、饮食、习俗、文化、政治，反映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生活方式最为直接的窗口。而中国人生活方式西俗化的历程也是首先从这里开始的。
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特别是服饰与文化的变迁。我们可以认识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诸如穿鞋戴帽，本是纯粹的个人生活行为，但在近代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代先辈思想启蒙的先声，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滥觞。&
鸦片战争后人们痛感到国家的积弱是由于民智不开，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裹足成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旧习，波及千家万户。19世纪末兴起男子剪辫子的风潮，成为维新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动员号召。&反对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辫子，必然推动鞋帽服饰的改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
断发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孙中山还提出“适於卫生，便於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这一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在中国的实施，使得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服装，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规范，向着实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这是服装史上的重要转折。&
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去掉腰带。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式，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服装的变化，那服装就成为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所以一部优秀的社会生活史必定是社会文化史；一部优秀的社会文化史必然要对社会生活作出具体详实的文化和社会的阐释。这是从不同方位对同一课题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会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联系和区别。&
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礼仪文化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植到中国的外来戏剧样式。为与传统舞台剧、戏曲相区别，被称为话剧。中国话剧大体经历了以下5个发展阶段。
一、新剧时期　　1906年，受日本“新派”剧启示，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组织春柳社。1907年在日本东京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同年，王钟声等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这就是“话剧在中国的开场”。这种以对话为主要手段的舞台剧被称为新剧，后又称文明戏。辛亥革命失败后，新剧逐渐衰落。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欧阳予倩。
二、爱美剧时期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人对新剧启发民众觉悟的力量给予特别的关注，推崇介绍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1919年胡适发表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是他们主张的代表。
三、左翼戏剧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29年上海艺术剧社成立，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1931年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从此中国话剧进入以左翼戏剧运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左翼“剧联”总盟设在上海，领导北平（今北京）、南京、广州、杭州等分盟，建立50多个左翼剧团，演出《血衣》、《乱钟》、《怒吼吧，中国》、《香稻米》、《回春之曲》等大量进步话剧，涌现出夏衍、于伶、陈白尘、宋之的等一批新剧作家以及章泯、金山、赵丹、舒绣文等舞台艺术家。
四、延安和解放区的话剧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原在重庆、上海的戏剧工作者纷纷投奔延安，壮大了这里的文艺力量。
延安时期戏剧成就的重要标志，是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优秀多幕剧《白毛女》。
《白毛女》（1945年）是一部新歌剧，但舞台风格却有类于话剧，是话剧的表现形式与民谣巧妙结合的产物。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7月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成立，中国话剧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龙须沟》、《茶馆》（老舍）、《蔡文姬》（郭沫若）、《关汉卿》（田汉）、《万水千山》（陈其通）、《马兰花》（任德耀）等优秀剧目大量涌现。
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话剧毕竟走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自身的创造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涌现了《战斗里成长》、《红色风暴》、《万水千山》、《茶馆》、《马兰花》、《蔡文姬》、《关汉卿》、《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一大批成功的剧作。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成为某些剧团的保留剧目，甚至成为民族艺术的骄傲。
《茶馆》是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创作的话剧剧本，经由中国著名导演焦菊隐执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参与演出。多年以来，这出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已成为中国当代话剧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80年代初期，《茶馆》曾赴联邦德国、法国、瑞士、日本等国演出，反响强烈，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茶馆》演出的成功，既显示了老舍戏剧创作的雄健笔力，也凝聚着导演焦菊隐舞台处理的超人才华。
总的来看，90年代的探索剧，已经从单纯的形式变革的热衷转向了对于戏剧以独特视角阐释现实人生的注重。有人认为，90年代的话剧探索，实际上是向着新现实主义的方向回归。所谓新现实主义，即在传统的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中融入现代主义的基质，从而使话剧舞台呈现出新的态势。
第一、政治的近代化（民主制度）1．戊戌变法时期：允许官民上书言事，有利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政权。2．辛亥革命时期：武力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颁布《临时约法》。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31年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4．社会主义时期：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代表人民的利益。第二、思想的近代化1．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2．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李鸿章主张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自强”和“求富”。3．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倡西学、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4．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等主张用武力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5．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文化，提出民主和科学。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挥集体的智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7．社会主义时期：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构造
我首先说一下，今天主要研究什么问题，主要探讨什么问题。我想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德国诗人海涅讲过的一句话，他说：“每一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那么当前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课题是什么呢？有人说主要是“发展”问题。就是我们人类主要面临的是：我们这个世界如何发展，我们人类如何发展，我们中华民族如何发展。这个回答，我不完全赞同。我认为，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表面上是发展问题，实际上是生活问题，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人如何生活？那么当前我们人类如何活下去？现在人类到这个关键时刻，是不知道选择怎样生活道路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生活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课，这个讲座要和各位老总共同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我们整个人类如何生活？如何活下去？
那么有人说，我们现在不正活得好好的吗？不，不是这样的，西方多少个有识之士已经向人类发出了警告，按照现在这样生活，继续下去，人类过不了几个世纪，就走向灭亡了。所以现在世界上一切有头脑的人们都有一个共识：我们必须“换个活法”，要换一种生活方式。那么二十世纪的人们是怎么活的呢？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人类如何生活呢？从全世界范围来说，指导我们生活的有这些价值取向：第一消费主义，第二享乐主义，第三现实主义，第四个人主义，第五科学主义。就是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人类基本上是按照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现实主义、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这种价值取向下生活的。人是什么？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什么叫理性呢？就是人有自觉性。人有思想，人不是盲目的生活的，人是自觉的生活。对整个人类来说是这样，对我们单个的个人也是如此。我们人一定要思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总是有一个生活的目的，我们人总是在一定的价值取向下生活。现在我们到了反思的时候，反思一下二十世纪的价值取向，我们能不能还要坚持下去。要不要换一种价值取向？要不要换一种活法？那么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只能是社会的精英来思考，社会众人当中最有觉悟的人来思考。我认为在座各位是有作为的企业家，就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就应该自觉地来反思我个人、我的家庭、我的企业、我们国家、我们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我们怎样活下去。我认为，当今中国有三大精英。从我内心来说，我最看好企业家，特别是看好民营企业家。哪三大社会地位呢？第一是行政干部、领导，他们手中的资源是权力，power。第二大社会精英，是知识分子，知识精英他们手中握的资本是知识。第三大社会精英就是企业家。企业家拥有什么呢？有人说，企业家拥有资本，拥有金钱。不，企业家既拥有资本，也拥有金钱；既拥有金钱，也拥有power，权力，也拥有知识。我不完全看好中国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我认为重任不在他们身上，我可以这样说。一个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写过一本书，叫《合法性危机》，是研究统治的合法性，我认为现在他们面临合法性危机，他们不断执政的合法性。当然我们还需要他们领导。
第二种是我们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成气候。毛泽东讲了很多话，但是毛泽东有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知识分子是毛，他是附在皮上。现在知识分子还是这样，知识分子本身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起作用。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在企业家。当代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承担起民族的使命，历史的使命。
那么企业家也是可分的，有三大资本，也就有三种不同的企业家。我们用一种比较不大乐意听的说法，一个是官僚资本，一个是买办资本，一个是民族资本。中国还是三大资本并称，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在三大资本里面，我本人尤其看好民营资本，尤其看好民族资本。尽管，民族资本在当代中国比起来，它还处于弱势地位，但它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目前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由于它天生比较弱小，还不能承担起社会责任，还不能完全承担起他的社会责任。因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没有付出血和泪的代价，成长太顺利了。西方的资产阶级取得他的社会地位，经过了多少斗争，付出多少代价，无论是英国的还是法国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功，付出的代价太少了，经过的苦难太少了，所以毛泽东说，严重问题是教育农民，当今中国严重的问题教育民营资本家。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对民营企业家，我们看他的觉悟，他的思想主要是看他什么呢？从表面上，主要是看他对中国发展、世界发展的认识。实际上，我认为更进一步还是对看他对生活方式的认识，也就是说看他如何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决定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道路，中国有三大思想资源，第一西学，第二国学，第三是马学。西学就不用说了，就是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国学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马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建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思想资源也有三个：西学、国学和马学。按照“全盘西化”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显得很容易，在把西方人的发展道路搬到中国来的同时，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完完全全搬到我们中国来，不是就解决问题了吗？就是我们完全按照西方人的生活样式来指导我们，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美国人、西欧人。但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完完全全按照西方的发展道路，中国行不通。中国人完完全全按照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也是不可能。所以当代中国的重要问题是，要闯出一条中国的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要寻找到中国人自己的生活道路，就是我们如何生活。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问题，中国的命运也代表世界的命运。所以今天我这个讲座，要和各位老总共同探讨的问题是，如何构建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如何构建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我要和大家交待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研究和探讨。对当代中国人如何生活问题的探讨，可以有很多角度进行研究，我今天的讲座只选择其中的一个角度，主要是通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关系来探讨中国人如何生活，通过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关系来进一步探讨当代中国人如何生活。所以我只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论述。
我要向各位交待的第三个问题是，在正式进入我们的演讲之前，我认为有几个概念必须要澄清，“名正言顺，名不正言不顺”，只有把这几个概念基本内涵交代清楚了，那么我们下面的演讲，就可以统一来在共同的概念下进行思考。
哪几个概念呢？“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什么？那么对这两个概念了解后，那么下面了解什么叫做“生活方式”？那么生活方式又可以分为“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那么什么叫做“日常生活”，什么叫做“非日常生活”？我认为必须要把以上概念交待清楚。
下面我们看“文化”。那么什么是文化？我想下面各位老总，对什么是文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文化的研究有一个文化学。但是我们在了解“文化”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文化学奠基人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的论述，必须看泰勒他怎么对“文化”下定义。泰勒说：“文化或文明”，注意，“或”，泰勒是把文化和文明看作是同义字。“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所有东西都可以包容下文化这个概念之下。这就是文化学奠基人泰勒对文化下的定义。有人说，根据泰勒的这个定义，文化就是人化。这句话是有道理，因为文化与人化，揭示了人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当然文化有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之分。但是无论是广义文化还是狭义文化，要注意文化基本可以看作我们人类生活的样式。文化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模式。
对文化这个定义，我们要把握两点。第一点，文化与生活方式密切不可分。一定的文化引导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我们如何生活，是由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决定的。第二点是，我们不要把文化看作一个静态的实体。文化是一个包括了静态实体的动态过程。这是我对文化这个概念的解释。
下面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你把文化搞清楚了，那么对传统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比较清楚了。我认为必须要消除误解，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的“博物馆”，也就是文化是一种传统，“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这是一种误解。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流变，它是一个处于人类文化演化时间与空间中的动态过程。注意，它是动态的。也就是它是我们提炼出来的一个动态的，影响我们现代的一种思想资源。所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跟中国传统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跟我们当下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我们自称为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自称是炎黄子孙。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有共同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中国共同的传统文化所决定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
下面是生活方式。什么叫生活方式？我这里下了一个定义：“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中生活的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需要的生活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的总和。”这个就叫做生活的方式。这个定义我希望把它表述得比较准确，所以用了很多限制词。那么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主要是我们需要了解生活方式有三大要素：第一，我们的生活活动条件什么？第二生活活动主体是什么？第三生活活动的形式是什么？条件加主体加形式就是生活方式。
下面我要讲的是，生活是可以分的，分成两类，一类是指人的日常生活，一类是指人类的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指人类生活的原生态。非日常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次生态。所谓原生态，就是指以个人家庭、以天然共同体等生存环境为基本寓所，主要是为了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日常生活的主要特征是原始性和重复性。这是我们人类的日常生活
人类的另一种生活是非日常生活。当我们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就出现了非日常生活。非日常生活主要是由有组织的政治、经济及各种公共事物组成的社会活动领域和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所构成。这就是非日常生活，它是以自觉性为特征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们中国人获得了很多的成果。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获得了合法性。在以前，特别是在“文革”时代，人的日常生活是没有合法性地位的，一种强势的真理、权威，强迫我们人类，强迫我们人民必须要把日常生活跟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日常生活，我们没有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没有合法性。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现在中国人获得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获得了合法性地位。我们是人，我们是凡人，我们是凡夫俗子，我们就要过日子，过日子就是过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不要讲崇高，也不要讲伟大，生活就是生活，这叫日常生活获得了合法性地位。这是来之不易的。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人又走向了反面。当我们好不容易日常生活获得了合法性地位，同时我们中国人却都不珍惜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就彻底丧失了它应有的意义。日常生活世界成了一个无意义的世界。要知道，人类没有日常生活是痛苦的，但是一旦日常生活丧失了应有的人的意义，也是痛苦的。虽然生活中没有多少人感觉到痛苦，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丧失了人的意义确实是痛苦的。所以当今人类，当今中国人处在这样的双重的痛苦的煎熬之中。尽管我们自己感觉不到痛苦的存在，但感觉不到痛苦的存在，不等于痛苦不存在。只能说明这个痛苦已经痛苦到使你感觉不到痛苦的程度。也就是甚至麻木不仁，只能使你的痛苦增加。
所以今天我们开始和大家反思这个问题，怎样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当然我这里讲的生活主要指日常生活，但是也包含了部分的非日常生活。就是说怎样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是我们的主题。
那么我们人类生活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怎么生活，我的生活要素是什么。生活是零零总总，非常丰富的。在我看来，我们的生活最主要的是五大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劳动。劳动是生活的重要内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劳动。你们企业家自己在劳动，还带领企业的成员在劳动，这是生活的第一要素。那么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是，作为生活的劳动，我们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二个要素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消费。那么我们如何面对消费，如果面对作为一种生活内容的消费。第三个内容是谈情说爱，过性爱生活，过夫妻生活，这也是生活。那么中国人，当代中国人如何性爱，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实际上没有解决。人们有很多烦恼。现在一种正确的、有意义的作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性爱，我们没有真正构建起来。第四个作为我们生活重要内容的是交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那么如何面对生活中的交往？如何交往，这个问题很大。第五个问题是休闲。生活的休闲，像是旅游啦，包括休息拉，这些都是属于休闲，如何休闲。我认为这五大要素劳动、消费、性爱、交往、休闲，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些内容。
下面我们就从这五个方面来看看，如何构建我们的生活。主要从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当中来探讨这些问题，讲每个问题的时候，我都要讲三个层次，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教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劳动，如何性爱，如何休闲。第二个层次是当前我们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现状如何，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按照我本人的理解，应该如何生活。那么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我们中国当前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话题，研究还很肤浅。尽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的问题。我想我接下来的演讲会会引起大家的思考，共同来进行探讨。
下面我们来讲第一个问题。生活方式之一，劳动。我刚才说了，劳动是生活方式的第一内容。所谓生活就是劳动。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对劳动的看法。首先我说一下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农耕文化，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对劳动的看法。我这里找了一些成语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对劳动的看法：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守望相助；田园牧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劳动的看法。“守望相助”特别是在抗非典时期用的。他讲的是在农耕文化时，田野里一块块的土地，你在这一块土地里劳动，我在另一块土地上劳动，劳动的时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守望”，需要的时候互相帮助，叫“守望相助”，“守望相助”这个词是描述，在农耕文化下，中国人劳动的一个情景。非常确切，非常传神。
为了说明这个中国农耕文化对劳动的看法，我这里选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这首诗比较形象的表述了农耕文化下人们劳动的生活状态。他说：“有财不入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民，死为陈村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这是白居易的一首诗。大家注意这里面“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这说明了中国的农耕传统，“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也就是守望相助。陶渊明有句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那么从这些农耕文化里面看到中国古代人，中国传统人如何看待劳动，和为什么要劳动，劳动应该是怎样的。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谋取人的生活资料。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中国古代人并没有把劳动仅仅看作是谋取人的生活资料的手段。中国古代人还希望我们在劳动过程中，在劳动本身当中要获取某种欢乐，也就是把劳动等同于消遣，把labour等同于play。劳动就是消遣，就是玩乐。这是中国古代人的观点。
那么看看现代我们中国的看法。经过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100多年的历史，在劳动问题上，中国基本上实行西方化。人们很明确，劳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我为什么从事劳动？就是谋取生活资料。所以组织劳动的过程就是要谋取最大的效益。这样人们在劳动过程当中，实际上仅仅是作为工具在起作用，作为一颗螺丝钉，作为一种工具在那里运作。这就是劳动的现状。那么这里面就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劳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目的是否仅仅为了创造物质生活资料？就是我们为什么劳动，它的目的是否是仅仅为了创造物质生活资料？人们参与劳动，是不是以获取最大的效率为宗旨？劳动的组织是以效率优先为宗旨，人们的劳动过程本身是否也会充满着欢乐？
我们为了要活下去，幸福地生活下去，这些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是回避不了的。我们对当前中国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构建，主要从构建我们的劳动开始，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值得我们重视。马克思提出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劳动？因为劳动能满足人的三大需求。人活在世界上有三大需求，一是生存，生存需求，我必须活着，我要生存。第二个需求是发展的需求，人类要发展。第三个需求是享受的需求。人有三大需求，生存、发展、享受。劳动对于人来说，之所以如此重要，它的意义就在于，能同时满足人类的三大需求。道理很简单，人类的物质生活资料是靠劳动来创造的，人的脑力和智力的发展是靠劳动来实现的。所以，劳动能满足人生存的需求，劳动能满足人发展的需求，没有什么异议。常常为我们遗忘的是，劳动能满足人的享受的需求。劳动对人类主要的意义就在于，劳动能满足人享受的需求。为什么能满足人享受的需求？这时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人是什么？”我们知不知道人是什么？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在哪里？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才叫做像人一样的生活。我认为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够从事某种活动，这就是劳动。人从娘肚子里出来以后，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能力能够得到展现、实现，那么这是靠劳动来实现的。就是说把所有的内在的能力尽量发挥出来，这是人的唯一目的。发挥得多，说明人活得越有意义。这个过程就叫做劳动。这个过程当中，人得到实现，人就获得幸福。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有误解的。误解在什么地方呢？人们往往认为，我的满足、我的幸福在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人最大的误解就是人们拼命从消费领域寻找满足，这就错了，应该在生产领域寻找满足。人类最大的幸福是在生产领域。所以我要问各位老总，你们的满足感、幸福感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你们握有这么多得财富，你可以随意的消费，还是来自于自己的能动，来自于你们由于花费了自己劳动的过程取得了成果。你们心中明白。我认为人的幸福感跟快乐感主要是来自于你的劳动过程。这是一种对自我的认识。所以人类的目标应该是使劳动成为消遣。所以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构建，在劳动这个问题上，基本原则是使劳动成为消遣。
那么在这里要把三个概念区别开，劳动、工作、就业。要把劳动、工作、就业分开，人类需要的是劳动，不应该把劳动混同于就业，混同于工作。那么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它要把企业建设成为具有文化涵养的现代企业，我认为第一个要求就是让你们企业的员工能快乐的工作着，要让企业员工在你这个企业里面，感到我在这里劳动是舒畅的，是幸福的。我在这个企业里面存在的意义，不仅是对于我来说通过劳动，能够取得对我的报酬，而且劳动的过程我感到很舒畅。所以我很欣赏有些企业，贴上这样的标语，“让我们快乐地工作着”，我看了以后真高兴死了。后来我问这些企业家，我说你们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他们说，“这是您告诉我的，我听了您的课才知道的。”这是一种境界。这是第一个话题，不知道我讲得有没有道理。
第二个话题是，讲讲消费。首先讲中国传统文化是怎么看待消费的。enough is enough这是中国人对消费观念的看法，够了就行。enough is as good as a feast，知足常乐。这是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消费的看法，够了就行，知足常乐。对生活目标，古代人是这样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种五十株桑树，我的衣服就有了。“鸡豚狗羊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养七十只牲畜，我就有的吃了。“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充饥矣。”一百亩土地种好就可以了，知足常乐。所以孟子说：“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畜妻子。”知足常乐，这是中国人的消费观念。
但是，这还不仅仅是知足常乐，还需要节俭，崇俭黜奢。这是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当中的一段话，我就不读了。但是中国人的消费观念讲节俭、勤俭，但俭而不吝，不吝惜。王夫之有段话“俭者，节其耳目口体之欲，节己不节人。”我自己俭，不节俭人。“吝者，贪得无已，何俭之有！”吝惜的人谈不上节俭。这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消费文化是崇俭黜奢。
下面我们讲讲当代中国消费观念。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感谢我们改革开放，中国终于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目前，我认为从总体上说，中国人经过努力，原来“短缺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流行的，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因为我们已经告别了短缺时代。但与此同时消费主义在全球流行，在我们中国也开始流行。在消费问题上，中国当前是消费主义盛行。什么叫做消费主义呢？在整个社会的消费中有三多：多买、多用、多扔。不是知足常乐，不是崇俭黜奢，而是越多越好，越奇越好。多跟好联系在一起，奇怪的奇跟好联系在一起。人们不仅追求多，还追求奇。什么叫奇呢？这样的东西大家都有没什么好，只有我们几个人有就是好的。追求多和奇，这个叫做消费主义时代。消费主义现在西方批判的很尖锐。目前，全人类都在消费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关键是消费是怎样的消费，我们可以用一个概念“强迫性的消费”，消费不是出于我们内心实际，是社会强加给我们的。现在这个时代是广告的时代，是广告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为什么要有广告？打开报纸，打开电视，走在马路上，满目都是广告。广告的功能，一个就是制造需求，就是制造出需求。所以现代西方的消费的基本格调就是制造需求，引诱需求。你们读MBA和EMBA在营销方面知道的一个基本知识是制造需求，起码是引诱需求。我们哲学家和管理学家同样讲这个话，但含义是有区别的。我们认为，你根据广告制造的需求，我给你一个概念，是“虚假的需求”，不是真实的需求。不是我们人类内心的需求，是强加给我们的需求。广告的时代，这样做是成功的，它可以把社会希望我们有的需求成功地投射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我们接受了。在这个虚假的需求指导下，我们人就去消费，但这个消费是强迫我们，强迫我们去消费不是皮鞭、棍子，是什么呢？是制造虚假需求的文化。那么在消费社会下，我们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叫“痛苦中的安乐生活”。安乐的、舒服的，但同时是痛苦的。为什么叫“痛苦中的安乐生活”？因为在消费主义下，人跟商品的关系完全颠倒了。不是商品的制造和存在是为我们人服务的，而是我们人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消费商品。这样，现代人在成为劳动的机器的同时，又成为一个消费的机器。所以说，消费主义是一种“温柔的陷阱”。它是陷阱，是温柔的陷阱。
那么从中国传统的消费文化所给我们的启示，对照我们当代人的消费观念，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构建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越多越好？是不是越奇越好？现在我们面前有两种生活方式：to be or to have。To have是指占有，就是占有东西越多越好。存在，to be就是能够反映我们真的存在。今天我们要创建一种新文明，就是从改变我们消费方式开始。要适度的消费，满足我们真正的需求。那么要从我们中国当代人开始。这是我们要构建人的生活方式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性爱，生活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或者说主要内容是性爱。这是每个人都经历的事情。爱情生活是人的一个主要生活。人的幸福，活得有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性爱生活的质量，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那么中国传统的文化告诉我们如何性爱呢？在这里面，我也作了一些基本词汇的表述，譬如说，男女授受不亲；明媒正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一而终；守身如玉，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性爱的态度。
那么从这些性爱的态度中，引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本位的看法。中国是家庭本位社会。“家之外无事业，家之外无思虑，家之外无交际，家之外无社会，家之外无日月，家之外无天地。”家就是一切。性爱生活和家庭生活是合二为一。
那么我们如何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所告诉我们的性爱生活呢？中国传统的性爱生活是有弊端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家庭革命，主要针对的是性爱生活。这些弊端主要是，具有强制性。他不是出于一种真挚的爱情，出于感情，它是媒妁之言。但是，这里面，中国传统的性爱生活告诉我们一个可取之处，那就是责任。就是性爱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要对对方负责任，要对家庭负责任，要对自己负责任。那么中国经过了几百年的革命，冲击最大，是对中国传统的性爱文化的冲击。尤其是二十年，对中国的传统的性爱生活、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发起了强大的攻击。那么现状如何呢？
中国人目前感到最痛苦的，或者最忧虑的，最受煎熬的，可能就是性爱生活的问题。我们感到，最现实的问题是，能不能把性爱作为一种交易。近二十年来对中国性爱生活的最大冲击，就是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到两性关系中。婚姻关系、性爱关系作为一种交易来进行。人与人的性爱之间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将爱情变成交易，将两性变为杯水；试一试、尝一尝，用了就扔掉，这是当前中国的现状。有些人，包括我们大学生，往往把性作为获得金钱或者其他目的的手段。为什么在复旦留学生楼前专有些女孩子兜里兜去呢？她寻找目标。寻找目标的原因不是我爱这个人，而是希望可以找到我可以交易的对象，外国留学生。借助外国留学生的地位，我可以出国，我可以留学，这就是交易。还有所谓先性后爱，有性无爱，只要性，不要爱。所谓先性后爱，有性无爱把人混同于一般的动物。把性爱完全看作是动物的本能。
当前的性爱有三大敌人，第一是金钱，第二是道德，第三是权力。如果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它的主要敌人是道德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的主要敌人是金钱。金钱可以购买性爱，权力也可以占有性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当前中国人的性爱生活幸福吗？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做一个基本的回答。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的性爱的不到满足，所以发出了很多的呼唤。那么当代社会从表面上看，表面上性的自由增加了，但实际上人的性爱生活没有得到满足，人们没有得到真爱，人们还要渴求真爱。我这里举了个例子，前几年有一个调查。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四个地方，调查了几百个青年妇女，18岁到23岁，就问她们，唐僧师徒四个人做你的丈夫，你选哪一个作为你的性爱对象吧？出于大家意料之外，百分之八十几的人都选的是猪八戒，只有百分之一、二是唐僧，那么孙悟空也只有百分之几，百分之十是那个沙和尚。关键是后面对她们的采访。你为什么作出这个选择？她们渴望真爱。你为什么不选择唐僧呢？唐僧是白面书生、一表人才，她们说唐僧不近女色，和他生活在一起，等于和僵尸在一起。那么为什么不选孙悟空呢？孙悟空事业有成，很有本领。她们说孙悟空不行，孙悟空是事业有成，但是他太有事业心了，跟他生活在一起，唐僧来一个电话，他马上把我扔在一旁，跟唐僧取经去了，这样的人能一起生活吗？那么第三个人沙和尚，沙和尚勤勤恳恳，可以，但是沙和尚没有生活情趣。最后只能选猪八戒。猪八戒一心讨女人喜欢，他对女人的感情是真挚的。这也就反映出了当代妇女的内心还是渴望一种真爱，渴望真正的爱情生活。
这里面我们需要思索的问题，爱情究竟是什么？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爱情？我们人类拥有的所有的智慧、理论都告诉我们，爱情是人性的呼唤，它具有创造性。它不仅是种文明的创造、人性的创造，还是美的创造。所以我们这里讲的爱情是两类源泉，它不仅仅是生活的源泉，还是幸福的源泉。我们构建要我们日常生活，就要从构建我们的爱情生活开始。因为我们中国人一生当中最富激情的那部分生活，就是爱情生活。
那么什么叫爱情生活呢？也就是让世界上真正相爱的人都能生活在一起。理想的爱情生活是让世界上真正相爱的人都能够生活在一起。但是爱情的生活的构建跟现实是有碰撞的。它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也就是我们人还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过自己所希望的那些爱情生活。是不是这样？但在现实与目标之间，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张力。我们不能放弃爱情这个目标，同时我们不能无视现实来追求爱情生活。我认为在现在情况下，在大多数家庭都是凑合的情况下。我就对企业家说，你们千万不要跟着去嫖娼，但你们找个情人还可以。情人还可以把爱和性联系起来。当然也有人说情人也不可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说任重而道远。按照我的看法，目前的婚姻之路，特别一夫一妻制，总体上来说已经不适合现在生活的需要。因为一夫一妻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夫一妻制有它的功能，但它大部分的功能已经丧失了。一夫一妻制家庭就剩下一个功能还存在，就是对后代的抚养，对子女的扶植，其他功能已经基本不存在了。这个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西方多少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如果马上这样做的话，就会酿成社会的大混乱，人类可能自己毁灭自己。但是我们当前的中国人，包括全人类都这样，要构建我们的日常生活，要从构建我们的性爱生活开始。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的人类日常生活研究的是交往。这个交往的问题，可能是现在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它的问题存在的严重性可能超过性爱问题。因为交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但是人们交往遇到的问题太多了。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充足的财富。首先我们说一下中国传统交往文化是怎么交往的，它教我们怎么交往。一是讲等级，二是讲人情。中国著名的理学家程颢、程颐说：“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理之本也。”交往要讲究上下、尊卑。林语堂在《中国人》这本书当中说：“中国人从来不讲‘平等’之类的废话。”交往没有平等的废话，就讲等级。这样说来讲等级是中国人交往的原则。显然中国人不能再用等级制作为交往原则
问题是人情作为交往的原则对不对呢？我们还是看林语堂怎么说。他说：“对中国人来说，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远远不够”，符合逻辑还不行，也就是符合道理还不行。“它同时必须合乎人情”，就是一种行为、一种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关键是看是不是合乎人情。“实际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逻辑更重要。中国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对符合道理的事情。”也就是中国人的交往的主要原则是，注重情感、注重纽带，注重血缘情感和亲情纽带。所以中国人日常交往的实质即为人情交往。讲人情、讲面子。所以说中国人在人际话语中形成了人情关系网与人情磁力场。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是华夏文化所特有的。
那么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中国传统文化冲击，向西方学习，我们最大的一个手段，就是向中国的人情世界开炮，与中国的人情关系战斗。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人，目前中国人努力在寻求的一种新的交往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注重实利，就是注重利。我们希望人情法则向法律规范转换，就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不是讲人情，而是讲法律，讲规范。也就是说，从“耻感文化”向“罪感文化”转换。中国人的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如果交往不好就会感到很羞耻，羞耻这个词是很严重的问题。但现在不讲羞耻，而是有没有犯罪，是不是符合法律。触犯法律会有犯罪感，羞耻感向罪恶感转化，也就是从注重人情关系，讲求为他人尽义务，转向注重法律关系，讲求维护自身权利。从人情的过剩转为人情的淡漠，薄情寡义。这就是当前中国人际关系的现状。
那么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当前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当中是继续沿着注重利，注重理、注重法的道路继续下去，还是继承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情，注重义？现在中国不是有国学热吗？讲国学吗？它就是要引导中国人去讲情、讲义。要重新构建一个人情世界，不仅要注重利，注重理，注重法，要合情、合理、合法。要合情，而不仅是合理、合法。我认为要构建人的交往的生活，构建交往世界，当前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要正确处理情和理之间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既不能没有情，也不能没有理，要在情和理之间要保持张力，但目前主要问题是，当前中国人太注重理、注重利，而忘了情。不只是一个人，任何团体里面，包括你们的企业里面，仅仅是讲究利是不行的，是没有出路的。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要讲良知，要讲情。在情的基础上，才能讲规范。企业的战斗力，纯粹是靠契约关系，纯粹是靠规范，在西方文化中可能可以，在中国不行，中国人是讲良知的。什么叫做良知呢？或者良心。什么是良知和良心呢？良知是先天的情感，而不是先天的理性。我们讲良心是情感，而不是西方的理性。西方人内心是讲理性的，不是情感，中国人讲情感的。所以说关键不在于是使私情变成公理，而是使私情变成公情。这是我的看法。
现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宣扬一个概念，人都是经济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要从经济人出发，这是毫无异议的。那么“经济人”这个概念最早提出来，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后来人们片面理解它，成为是西方新老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这个概念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市场经济的驱动力，就是人的功利主义，就是说每个人要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在这样功利主义下，市场经济才有它的活力。这是对的，但问题就在于，如果把经济人加以普遍化、永恒化，那就错了。我们这个社会是要靠经济人，但人不完全是经济人，人是一个复杂体，人有自私的一面，但也有利他的一面。人有性恶的一面，但人肯定也有性善的一面，所以说，我们在管理企业的时候，仅仅抓住人是性恶的一面，来作为管理的出发点，来管理中国的企业是不会成功的。人还有情商，还要抓住性善的一面，通过把人性善的人性基本内容发掘出来，把两个方面须结合在一起。这是成功的企业家基本的管理经验。所以我们不要相信有些经济学家讲通过契约关系，通过刺激和满足个人的私利，就可以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我认为我从不相信这个道理。根本的还是情、良知在起作用。不要忘记了这是中国人的道德资源，我们不利用这个道德资源就太可惜。所以人和人的关系不可能完全按照理和利来进行交往，很大程度上中国人就是讲情、讲义，所以是情跟理的结合，我们要创造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是第四个方面。
下面讲最后一个方面，休闲。生活的第五项内容是休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人的休闲时间增多，所以休闲在人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在上升。休闲，必须要有休闲时间。现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跟以前的社会相比，我们用不着花这么多的劳动，就能够满足人的生活资料。所以说纯粹是为了生产出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必然减少。大量时间可用作休闲。所以休闲将成为当代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对休闲文化有很多论述，但比起那个性爱文化、交往文化，消费文化来这方面论述要少一些，因为中国人太痛苦了，太劳碌了，所以休闲是士大夫的事情。但尽管是士大夫、读书人的休闲，他们还讲出了不少道理。我这里用了几个成语来反映，修身养性，休闲；闲情逸致，休闲；逍遥自在，休闲；怡然自得，休闲；优哉游哉，休闲。所以欧阳修有这么一句话：“金马玉堂三学士，清见明月两闲人。”这都是讲休闲的状态。那么中国的士大夫讲休闲，有一点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它有文化含量。休闲不等于就是一般的逍遥，一般的发泄，不是一种感官的简单的满足，休闲要有文化，要有一定的文化含量。所以中国人讲休闲，它是跟那个做诗、画画、音乐、旅游、学习、打太极拳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中国的休闲文化的一个很好的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我们称之为文化含量。
但是我们还要回到现状来。现在中国人是有着休闲时间，有着休闲的可能性。一般的正常工作的人一个星期有两天休闲，而且一天劳动八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可以休息，更有些人在工作岗位上连八个小时也不到，甚至他全部时间都在休闲。但中国人的休闲怎么样呢？很可惜，没有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具有文化含量的方式的休闲。中国人的休闲是不成功的，我的看法是，主要问题是反文化，不是一种文化指导下的休闲，而是反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与赌联系在一起，休闲等于赌博。大赌、小赌、中赌，老人赌，年纪轻的人也赌，到处麻将声此起彼落，有的贫穷的乡村里也赌博成风。我看到一种说法：“10亿人民9亿赌，剩下一亿是憨大”。所以休闲是反文化，而不是人的美感，是一种文化现象，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休闲不是娇正人性，而休闲是迎合人的一种劣根性。
休闲有三个环节，一个是旅游，还有一个是学习，还有一个艺术活动，三个环节。旅游，我们都去旅游，但人在风景点，人在如画的环境中，你有没有做到了陶醉其中，天人合一呢？没有。旅游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消磨体力而已，没有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旅游是具有文化涵养的人才能真正享受的。没有文化涵养的人，没有美感的人，旅游充其量是体育锻炼。去年还是前年，我和几个台湾大学的几个人在太湖边上旅游。我很喜欢太湖，太湖很美，自然美超过西湖。当时是夕阳西下，非常美丽。前面有一帮上海人在吵架，那时候我心里很沉痛。太湖有条渔船在卖鱼。几个上海人就跳到渔船上买鱼。一边买，一边抢，还和几个渔民吵起来，打起来了。很多人围观。我和台大的教授看到后，心里面非常难过。台大的几个教授跟我说，“陈教授，你过去问问渔民，整条船上的鱼值多少钱，我都把它买下来。”后来又补充说：“而且把你们上海人已经买走的鱼，用双倍的价钱把它赎回来。”后来一共大概千把块钱。后来他把鱼交给渔民，让他放回太湖里去。那么这个台湾教授很狡猾，他们让我去问问那些上海人：“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来了？就是你们到太湖边来干什么来了？是买鱼来的？还是打架来了？还是来欣赏太湖风景来了？”我就问那些上海人：“刚才那个台湾朋友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到太湖边来干什么来了？来买鱼来了？还是来欣赏太湖风景来了？”几个上海人看看我，只说了一句话，我哭笑不得。他说：“你是上海人吗？”我说是上海人。他说：“这鱼真便宜阿，拿到上海去不会臭的。”他告诉我，鱼是便宜的，杀了以后，拿回上海还能吃，你看这种人是什么境界？这种人，我真的是不理解。你说这种人来太湖来干什么呢？他是旅游的吗？不是，因为他没有文化
我这里还讲遇罗锦的例子，这个例子也说明这个问题。那么遇罗锦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女的作家。她讲和老公怎么离婚，她讲的是不是真实的原因姑且不论，但是描述的情景感人至深。她和老公在小城里，在傍晚手挽手在散步。小城风景非常好，也是夕阳西下，凉风习习，树枝在飘动。两个人在荡马路。突然，他老公离开了她，来到旁边一个店，买黄鱼，而且买臭的黄鱼。过段时间，老公过来说：“老婆，我买到了几斤黄鱼啦，很便宜阿。”遇罗锦说：“我睁大了眼睛，看着老公，但我不认识他。为什么我在这里欣赏风景，我看到的是晚霞，听到的是凉风吹的声音，为什么你看到是旁边的臭黄鱼。同样在这里旅游，两个人在面前所呈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是什么区别？这是精神境界的区别，思想高度的区别，文化涵养的区别。她说回去以后，一封休书给老公，我跟你离婚，因为我跟你不是一个层次上的。这是她说的。她编出了很多理由，我不谈它，但是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所以我们现在休闲的三个环节：旅游、娱乐活动和学习，都有文化含量的问题。学习也是这个问题。你们都是在学习，但是学习有个问题，就是谋生与乐生。学习不仅是谋生手段，终身学习也有一种快乐，也有一种乐生，也有一种快乐人生的感受。所以整个休闲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关键是要培养美感，阐发人的新感性。实际上就是美感和新感性。人的最主要一种境界的就是对美的追求。我们当代人，我们的心灵都浮躁得很，烦躁不安。我们净化心灵往往通过休闲来实现，休闲是净化心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我们到教堂去使心灵得到净化。但是我们通过休闲，通过旅游，通过哲学，通过一些艺术活动，也可以到达到同样的净化心灵，激发美感的效果。我认为休闲是当代中国人构建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要自觉地去构建，否则的话，甚至可能毁掉我们的休闲。
上面，我从五个方面分别论述了，我们如何构建中国人当代的生活，主要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企图从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来吸收我们的思想资源，来构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再说一点，我认为这是我们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你们是EMBA的学员，我对你们很敬佩，我也有很多企业家的朋友。你们在利用EMBA学习，利用你们学的管理学方面的东西的时候，再读点人文，读点文化，接受点文化和人文的教育，一种熏陶，是极其有必要的。在我看来，现代社会是竞争社会，当市场经济遍布全世界的时候，推倒了一个竞争的前沿，适者生存，不适淘汰，铁的规律在面前，每个人都不能避免。在这种条件下，对每个人来说，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提高个人的竞争力？或者个人的核心竞争力。一个国家有竞争的问题，一个民族有竞争的问题，一个企业有竞争的问题，那么个人也有竞争的问题。那么竞争力来自哪里？我们竞争力指的是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就是指文化竞争力。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文化。为什么这样说？我认为一个人，个人的竞争力有三要素，第一是精神境界，境界；第二是的德性；第三是方法。这是个体竞争力的三大要素，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前两种要素主要来自于人文素养。
境界就是高度，高度就决定一切。一个人的高度就决定一切，在我看来是。在复旦大学上空100米，我们只能看到黄浦江；站在200米高度，能看到滚滚长江；站在500米，我们能看到浩浩荡荡的东海。就是你的竞争力，主要是看你的高度。我们作为老师，作为教授，我们其他没有本领，有一个本事就是识人，看这个人一辈子能走多远。那么我们凭什么来识人呢？我们主要看他的高度，看他的境界。一般来说，在硕士、博士、本科毕业时，我拍拍脑袋，知道这个同学一辈子能做多大的事情，大致八九不离十，往往被我命中。看什么？看境界。他有没有追求，有没有高度，同样一句话，同样对一个事情的判断，我们知道他是站在50米的高度，还是100米高度。所以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第二是德性，德性也是人的素养，做人的品德，道德素养，这也是人的竞争力。第三个方面是方法。
那么这三个能力来自于哪里呢？如果说认为在MBA、MPA的知识能够把三个方面的东西都获得的话，太好了。但在我看来MBA、MPA主要在第三个方面，而个人能力、竞争力的其他的两个方面，境界跟德性，仅仅从MBA、MPA当中不能得到，或者说不能完全得到。& 还要靠人文知识，靠哲学、靠美学、靠文学。所以复旦大学EMBA的组织者，让我们哲学系的一批老师来讲课、搞讲座。尽管讲的不是太好，但他们的意图是正确的，用心是良苦的。因为境界和德性就是来自人文，或者主要来自人文，人文知识。所以我们复旦大学哲学系，正在打通一个通道。原来主要是从MBA、MPA通向个人的竞争能力，那么我们想打通一个新的通道，从人文素养、人文知识，通向人的竞争能力。但这毕竟是比较高端的素养课程，与非常实用的课程有区别，它不一定能马上提起兴趣，否则今天上课不会在中途有几个学员走掉了，他可能不感兴趣，当然也可能他有其他事情要做。
我认为企业家在获取成功，他需要方法，在术方面的知识，但更需要道，大道，在境界、在德性上的知识。我们复旦哲学系马上要建系50年周年，搞了一个“杰出系友论坛”。第一次论坛，我们请来了三个企业家。这三个企业家在上海都是很有名的。一个是复兴的老总，郭广昌，是我们系毕业的。还有聚众的老板虞峰，现在已经到分众去了。第三个企业家在我们系读了一个研究生班，上海证大集团的老总戴志康，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次的杰出系友论坛是我主持的，在我要宣布会议结束的时候，郭广昌说：“我还有几句话要说。”那我说：“广昌，你讲”。他说：“我面对下面的师兄师妹，我还要讲几句话。我们在社会上要立足，要当好个百领，一辈子要有份职业，你们光有哲学是不够的，要有管理知识，要有金融知识，要有MBA知识，要有MPA知识，否则你无法生活，无法工作的。但是，就是but，如果你要不仅仅想当个白领，想一辈子有所成就，当个有作为的人士，那么仅有MBA、MPA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学好哲学，掌握哲学，提高自己的境界。”下面一阵热烈的掌声。我认为郭广昌最后的这个补充，他不是他敷衍，而是内心的一种心声，他是面对师兄师妹所讲的一番话。所以，我看来他的话，他的感悟也可能是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共同的感悟。
那么从德行来讲，有多少重要呢？我知道现在每一个企业，你们民营企业就是一个王国，民营企业家就是王国里面的皇帝。你们在企业里是呼风唤雨，召之即来，你们就是皇帝啊。现在我们的国家的法律、道德尤其在你们企业中可能是真空状态，管都管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德性尤其重要。那个戴志康，你们看我的名片里，我有个职务，叫做“证大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我很喜欢这个职务，因为戴志康在我们这里读了哲学班后，他每年拿出几百万块钱，办了个正大研究所，去研究当代中国和社会问题，请复旦大学的教授当兼职研究员。我是这个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他是所长，还有四个副所长，一个是华民，一个是上次做讲座的吴晓明，还有曹锦清、王德峰。有一次他把我们叫去。他的企业名称叫做“证大集团”，他说，用这两个字，你们几个大教授帮我想两句话，把企业文化表达出来。我们几个教授商量了一下，以王德峰为主，想出来了八个字作为企业文化，送给他，叫作“无为是证，有容乃大”。我们很得意，这样“证大”两个字就出来了。“无为是证，有容乃大”，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老子的主要思想。戴志康沉思了半天，他跟我说，“基本可以，但我还要改一改”。他改成什么呢？他改成“天地是证，有容乃大”。我认为他改得好。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改呢？他给我讲了个道理，他说：“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最主要的是要有敬畏之心。民营企业家不能够无所不为，要有所畏惧，要害怕一些什么东西，就是要有敬畏之心。那么敬畏什么呢？就是敬畏天地。那么天地是什么呢？他跟我讲了五个方面。第一，天地就是指无限，要敬畏无限，天地是无限。要看到我的事业做的再大，和天地比起来如此渺小，要敬畏。第二，天地是有规律的，“天地运行有常”，常，是有规律，要敬畏规律，和规律碰撞，是要头破血流的。第三，天地是人民、老百姓，不能和老百姓抗衡。第四是指国家，要为国家服务。第五个，天地是指父母、长辈，父母长辈永远放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一个企业家的德性是和这样的敬畏之心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把“无为是证”改成“天理是证”，改得好。
不仅戴志康这样，还有个企业家——我和企业家的联系蛮多的——他叫张宪淼，是从温州的山沟沟里出来的，现在上海有几个亿的资产。有一次他带着我们几个教授和几个企业家到香港去旅游。在香港的一座山旁边有很多的别墅，其中有一幢别墅是周正毅的。导游说这个房子是周正毅的，旁边是香港的几个名流、大户人家。那么当时我想——当时周正毅还没有被抓——周正毅何德何能，把自己看得这么高。后来我问张宪淼：“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说：“陈教授，我晚上回答你。”
晚上，他把我叫到船上，他跟我说他的诀窍，他专门在画圈，他说：“我张宪淼，我是民营企业家，从山沟沟里出来的。我的事业日益扩大，扩大到一定标准，我给自己画个圈，事业再扩大点，我再画个圈。我永远自己在这个圈里活动。”自己给自己画圈，永远只在圈里面活动。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这个企业家的很高的德性。这种的企业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这种企业家我们在座这里相信也有的是。
最后我大家对人文知识、人文素养的敬重。以上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生活
德国诗人海涅讲过这样一句话：“每一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 那么当前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课题是什么呢？有人说主要是“发展”问题，其实不然，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表面上是发展问题，实际上是人们的生活问题。
生活看似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它却引发我们一系列的思考，这就不能不提到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它的精华，不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光辉灿烂，而且在当代也已经和正在受到亚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日益众多的国家和人民的重视。它更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首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但是与一般的宗教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它从哲学、科学的角度上揭示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和意义的，既是充分说理的，又可以让人进行实证，这些内容不是一般宗教能随便解释得了的。所以，它与一般的宗教是不同的，它的魅力在于比一般的宗教更具有说服力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越是科学发达，人们的文化水准提高，认识能力增强的情况下，越是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因此传统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当代社会生活，而当代社会生活固然也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们的日常生活无一不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先是劳动，劳动是生活方式的第一内容。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守望相助；田园牧歌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劳动的看法。古代人并没有把劳动仅仅看作是谋取生活资料的手段，他们还希望在劳动过程中获取某种欢乐，他们把劳动等同于消遣。
&然而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100多年的历史，在劳动问题上，中国基本上实行西方化。劳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组织劳动的过程就是谋为了取最大的效益。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劳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目的是否仅仅为了创造物质生活资料？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值得我们重视。马克思提出劳动对人类主要的意义就在于，劳动能满足人的三大需求：生存、发展和享受。在劳动过程当中，人得到实现，获得幸福。但是人们往往拼命从消费领域寻找满足，而不知道人的幸福感跟快乐感主要是来自于劳动过程。劳动的过程同时也是享受快乐的过程。
再来谈谈消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费观是，够了就行，知足常乐，同时还要节俭而且不吝惜。现在，消费主义在中国开始流行。东西越多越好，越奇越好。目前全人类都在消费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消费不是出于我们内心实际需要，是社会强加给我们的。人跟商品的关系完全颠倒了。不是商品的制造和存在是为人服务的，而是人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消费商品。这样,现代人在成为劳动的机器的同时，又成为一个消费的机器。因此,我们要创建一种新文明，就要从改变我们消费方式开始。
最后说的是休闲。中国传统文化对休闲有很多论述,它跟做诗、画画、音乐、旅游、学习、打太极拳联系在一起，是具有文化含量的。现在中国人是有着休闲时间和休闲的可能性。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而是反文化，迎合人的一种劣根性。
&休闲有三个环节，旅游、学习和艺术活动。旅游是具有文化涵养的人才能真正享受的。没有文化涵养的人，没有美感的人，旅游充其量是体育锻炼。学习也是这个问题。学习不仅是谋生手段，终身学习也有一种快乐人生的感受。所以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休闲的关键是要培养美感，阐发人的新感性。
总之传统文化决定人的思想观念,思想观念决定人类的情感，所以说最终影响社会发展方向和决定人类命运的根本性因素就是文化.这个文化体系就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基本命脉所在.要想改变人类生存的现状、改变人类未来的命运，最根本的途径是改变人类的思想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将永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当前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生活方式的新趋势1978年以来实施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的社会分层体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持续的经济增长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与此同时，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也在不断扩大,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日益突出。这些变化目前仍在继续。近年来几项重大的国家政策对这方面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影响，社会分层系统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1、结构震荡后的平缓期来临1990年代后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进时期，与之前的局部改革不同，新的改革深化政策导致了社会群体利益的极大分化,尤其是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私有化和股份制改造（企业改制）,对中国的社会分层系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的改革推进过程中，有一批人极大获利，比如，通过企业改制，一些原有国有或集体企业管理者成为了有产者（企业主或企业股东）；政府调控能力强化与市场化同时推进，使许多政府官员有机会通过寻租方式来获取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另外相当大一批人则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失去了工作，在缺乏心理和技能准备的情况下，被抛入市场，他们中的许多人落入贫困状态。利益受损的还有农民,他们外出打工的机会明显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极低，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与企业改制相伴随的是长达数年之久的经济疲软，这使下层社会的部分成员的生活状态极度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贫富分化现象凸现，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冲突事件时常发生。2001年以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大规模的结构调整（企业改制）逐渐完成，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在逐渐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新的社会位置。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贸易持续增长，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的就业岗位增加，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同时，长达数年之久的经济疲软时期似乎已经结束，消费指数开始缓慢回升，房地产、汽车和旅游等行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环境的明显改善，使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率和农民进城打工的机会逐渐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步伐加快，政府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促进中国的经济体制与世界市场体系的接轨，市场体制和竞争规则在逐渐地完善。这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非国有部门的扩张进一步加快,它向下岗失业人员和新增劳动力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在这一部门，私营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员的人数在增长，大中企业主的资本积累速度在加快，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在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使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增长，专业技术人员的经济地位持续上升。2002年新的一届政府上台以后,显露出一些新的社会政策倾向：即通过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和救助政策来扶助弱势群体和贫困人群，并强化个人税收政策以控制贫富分化的趋势。总之，2001年以来，虽然社会经济分化仍然在继续，但没有像1990年代后期那样给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状态造成巨大波动，经济环境改善和经济稳步增长，使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在社会中上层，政府及其各级官员致力于完美市场的制度建设,使他们与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利益趋向于妥协一致，并达成较为和谐的关系。在较低社会阶层中，人们似乎正在接受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2、阶层分化现象显现经过二十几年的持续的社会经济分化，中国社会的分层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较为均等化的、构成较为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2001年以来，社会阶层分化出现了结构化和稳定化的趋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2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以及2001年实施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当前中国社会已分化出十个主要的社会阶层：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即干部），他们在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1.2%；2）经理人员阶层，他们所占比例为1.6%；3）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所占比例为1%；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他们所占比例为4.6%；5）办事人员阶层，他们所占比例为8.1%；6）个体工商户阶层，他们所占比例为11.1%；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他们所占比例为11.2%；8）产业工人阶层，他们所占比例为13.5%；9）农业劳动者阶层（即农民），他们所占比例为42.9%；10）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他们所占比例为4.8%。根据这项研究，十个社会阶层的社会经济差异仍在继续扩大，并出现了结构化的趋势。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因其掌握着当前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资源——组织资源（即权力资源）而居于最优势的地位。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因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而居于较优势地位。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因掌握着文化资本而在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地位不断提升。办事人员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因拥有少量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源而处于社会的中间位置。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随着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大量减少而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则位于社会底层，他们中的许多人处于贫困或半贫困状态。3、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收入分配的追踪研究（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1999），经济改革前夕（1978年），全国基尼系数约为0.30，其中城镇为0.16，农村为0.21；1988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为0.38，其中城镇为0.23，农村为0.34；1995年全国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为0.45，其中城镇为0.29，农村为0.43。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9；），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9，属于全世界最低行列；到1995年基尼系数上升为0.42，已经超过东欧、南亚和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进入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行列。清华大学李强计算的1997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6。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根据2001年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的2001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9。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控制。根据200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当前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异十分明显。收入最高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农业劳动者的收入的27倍，是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员工收入的6至9倍。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的收入是农业劳动者收入的6至9倍，是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员工收入的2倍。收入五等分组数据显示，收入最高的20%的就业者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的就业者的收入的33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城镇就业者的平均月收入是农村就业者平均收入的2.5倍，发达地区就业者的平均月收入是欠发达地区就业者收入的2.5倍。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目前仍在扩大，政府采取的一些试图缩小地区差异的政策——如推动西部大开发和实行财政转移支付等——都还未显示明显效果。阶层收入差异阶层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Value 在业者平均月收入1 收入五等分组和地区差异收入五等分组差异和地区差异欠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发达地区乡村城镇最高收入组中上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下收入组最低收入组Value 在业者平均月收入44、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在逐渐变化经历了1990年代中后期的消费疲软时期之后，2001年以来，人们的消费欲望开始重新启动，人们在消费低潮时期积累的大量储蓄,在最近一两年里开始用于购买较大件的消费品，购置房产和汽车以及旅游成为大中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投资房产、购买小轿车和度假旅游不再是少数暴发户才能享有的特权，拥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工薪阶层开始加入这些商品的消费行列。毫无疑问,这些新的消费品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来临。不过，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在大城市（尤其是在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的中青年人群中流行，由于存在着大量的收入较低的农村人口，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程度仍然是较低的。而且，城乡之间、大中城市与小城市之间在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非常大。200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家庭日常经济开支中，用以食物方面的费用占到一半左右（51.6%），是家庭经济的最主要的开支。第二位的开支是子女的教育费用，在有学龄子女的家庭中，教育费用占家庭总开支的四分之一左右（25.3%）。子女教育费用尤其是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因为大多数农村家庭有两至三个或更多的子女，而家庭收入又比较低。有学龄子女的农村家庭日常经济开支中，子女教育费用所占比例平均为28%，其中约有14%的家庭，其子女教育费用占家庭日常经济开支的50%以上。子女教育费用抑制了农村家庭其它项目的消费。除了食物和教育开支，另外的开支主要用于水、电、煤气和电话费用。在家庭日常经济开支中，用于休闲娱乐的费用所占比例很低，平均只占1.3%，其中城镇家庭休闲娱乐费用占家庭日常经济开支的比例为2.1%，而农村家庭休闲娱乐费用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一（0.7%）。全国大约有80%的家庭不在这方面消费，其中农村约90%的家庭没有休闲娱乐消费。休闲娱乐消费方面的阶层差异也不明显。十个社会阶层中，只有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成员在这方面的消费略高于其它阶层，但这三个阶层的休闲娱乐消费也只占其家庭日常经济开支的2.7%至3.6%之间。在休闲娱乐方面最愿意消费的人群是21-30岁的城镇青年，但他们的经济能力有限。休闲娱乐方面消费的主力是公款消费，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不愿意花私人的钱去休闲娱乐。学者们称此为高收入群体的低消费倾向，许多收入较高的人在安排基本生活需求消费之后，把余下的钱存入银行。因此，近十年来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一直很高,而且20%的高收入者拥有80%的居民储蓄。最近的两年里，人们开始把储蓄的钱投入房地产市场。在1990年代以前，90%以上的城镇居民是租住公有住房（政府所有或工作单位所有的住房），而农民则是自建住房。当时的中国基本上不存在房地产业。政府推行住房体制改革以后，福利分房停止，绝大多数的公房被私有化。2001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购买或计划购买商品房。因工作单位已不再提供福利房屋，新就业的年轻人想要获得住房只能通过市场租房或购买商品房，而已购买了廉价公房的中老年就业者则想购买第二套住房以改善居住条件。新购商品房一般比原来的公有住房的居住面积要大而且配套设施更完备.购买商品房的同时,人们还花大量的钱进行房屋装修和配置家具。新的家居环境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当然，这股风潮刚刚在大城市中刮起,在未来的几年中，它将向中小城市漫延。根据2001年的调查，人们居住的房屋中有84%是自己的私有住房，在城镇中自己拥有私有住房的比例为68%，其中33%为祖传或自建房屋，26%是购自单位的公房，只有8.6%是购自市场的商品房。同时，现有住房中28%没有厠所，75%没有洗浴设备。因此，中国人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来达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基本条件。现代生活方式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是拥有必备的家用电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家庭的电视、冰箱和洗衣机（所谓的三大件）的拥有比例快速提高，并在大中城市得到普及，同时向富裕的乡村地区扩散。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家用电器的拥有比例提高速度缓慢，这主要是由于大量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没有提高，无能力购买家用电器，同时，城镇中又出现了一些贫困家庭，他们也无能力购买电器产品。2001年的调查显示，在城镇中，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话的拥有比例都超过了50%，而乡村中只有彩电的拥有比例超过50%。目前,全国有4.2%的家庭没有任何一件家用电器，其中，城镇中的比例为3.1%，乡村中的比例为5%。同时，有21.4%的家庭仅有一件电器（通常是黑白电视机，少数是彩电），在城镇中仅有一件家电的家庭占8.4%，在乡村占到31.4%。在乡村地区还未能普及最基本的家用电器的同时，在大城市人们开始了第三轮的家用电器的更新换代，淘汰旧款式的彩电、冰箱和洗衣机（通常被转买到农村地区），购买最新款式的电器。2003年最热门的消费品则是家用小轿车。月全国销售轿车99.89万辆，其中北京1至6月卖出8万多辆，尽管其销售受到非典病的影响。目前，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北京家庭拥有私人轿车。尽管目前从全国范围来说，家用轿车拥有比例还极低，但未来几年里，这一比例将会大幅度提高。家用轿车将会给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带来极大的变化。家庭拥有家用电器和机动车比例（%）全国城镇乡村彩电71.385.860.2冰箱40.964.722.5洗衣机50.868.337.4VCD或DVD机29.442.119.6组合音响18.525.313.2空调13.325.83.6电话53.472.039.0电脑6.112.11.5摩托车24.421.426.6小轿车1.31.90.9黑白电视机38.023.848.95、社会经济分化的未来趋势还不确定虽然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中国社会正在日趋分化，但对于2001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分化的后果以及未来社会分层体系的发展趋势,社会学家有着完全不同的估计，这些针锋相对的观点成为当前学术界及公众传媒争论的焦点。总体来看，目前存在三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第一种可以称之为“断裂化”论点。这些学者提出,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分化导致了一个“断裂社会”的出现，其表现形态为：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经济财富以及其它各类资源越来越多地积聚于上层社会或少数精英分子手中，而弱势群体所能分享到的利益则越来越少，他们与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社会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从而形成与上层社会相隔绝的底层社会。持“断裂化”观点的学者认为，目前的社会经济分化必将导致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社会上层与下层相互对立，虽不可能马上发生社会动乱，但一旦矛盾激化是有要可能发生社会冲突的。与“断裂化”观点完全相反的一派观点被称之为“碎片化”论点。这些学者认为，当前的社会分化是一种多元的、相互交叉的分化，它并未导致界线分明的阶级或阶层，当然更不可能出现“断裂社会”，最多出现一些利益群体，而这些利益群体在不同的分化坐标上是相互交叉的，它们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分割界线。传统的几大阶级或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被分化为许许多多的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如同一个个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并未显示出集聚为几大阶级或阶层的迹象。因此，他们认为，当前的社会分化趋向于“碎片化”，碎片化状态的社会群体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或激烈的社会冲突,但未来的发展形势如何现在还难以确定。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的第三种观点是“中间层化”的观点。这一派观点认为，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社会逐渐分化出等级性的几大阶层，而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又导致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以及白领职业迅速扩张，从而向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上升流动机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中间层日益发展壮大，而社会顶层和底层都将缩小。因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由“金字塔形”转变为“椭园形”。“中间层化”学者进一步认为,社会中间层的发展壮大，将使中间层的社会政治态度成为社会主导价值，并整合整个社会，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些争论表明，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未来发展趋势还处于不确定之中，它将走向“两极化”、“中间化”还是“碎片化”将取决于其它的一些因素——如政府的政策取向、未来几年经济发展状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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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提要 本文分析了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近变化。认为，中国当前贫富分化比较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较高，分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而贫富差距引发社会问题是通过两个环节实现的，即“社会结构紧张”和社会公众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作者提出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比例较小。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并认为，社会利益的碎片化有助于减小社会震动、实现社会稳定。
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是150年来中华民族朝向现代化社会努力成绩斐然的一段时间，迄今已经有26年历史了。在这26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超过8%的速度持续增长，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几乎超过了过去一百年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变最为迅速的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均发生巨大变化，其变化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改革也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社会分化问题。社会分化会导致阶层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会威胁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要想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推进小康社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剖析社会分化、社会分层的现状，以及提出对策。本文就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笔者认为,社会分层结构之变迁有如下几方面新的趋势。
一、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
前一阶段的不少研究都已经证明，改革以来的贫富财产和收入的分化是十分迅速的。为说明近几年的变化，还是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变迁的历史。我们所采用的测量方法仍然是基尼系数的方法,即基尼系数是一个0到1之间的数值，基尼系数是1的时候，表示最大的贫富差距，相当于全国财富均为一人所有，其他所国民均没有任何财富；而基尼系数是0的时候，表示，全体国民每一个人的财富都是均等的。而这两种极端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反映贫富差距的是一个大于0而小于1的数值，该数值越接近于0则表示越均等，越接近于1则贫富差距越大。我们还知道，用基尼系数测量贫富差距，测量的对象可以是财产，也可以是收入，测量财产比较复杂，测量收入简单一些，所以，我们就用测量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来表示。我们知道，关于中国的贫富差距，可以用来作为基数比较的1979年的改革以前的数据十分稀少，相对较好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1980年对于中国经济考察后所写的报告。根据该报告，1979年，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6，中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1，城乡合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该报告还指出，当时中国最富的10%的人在全部收入中占的比例为22.5%,最富的20%的人在全部收入中占的比例为39.3%。如果以此为基数的话，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速度是非常快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等的数据，1988年为0.382，根据笔者的数据，1994年为0.434，年为0.4577。到2003年，笔者根据多项抽样调查的数据计算，并且与其他一些学者的数据做了比较,认为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不低于0.5的水平,这应该是不为过的，从趋势上看，还在进一步上升。而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仅从基尼系数看，中国已经朝向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的方向发展了。
以上是对于社会分化现象的数据描述。从社会现实生活看，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的现象也变得比较突出。中国的富人在中国就业人口中虽然比例很低，但是，中国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虽然是很低的百分比，却仍然是一个人口巨大的群体。比如，根据美林集团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认为，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圆金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