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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帝到宣帝在政治上实际所推行的是杂王霸而用之，并没有完全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建议，搞文化专制，加之他们本人就是文学艺术的欣赏者，大力提倡美文辞赋，再有长期来形成的百家并举、注重藻饰的风气也不是轻易可以彻底扭转的，所以董仲舒虽然影响很大，然而还不足以垄断文坛，此一时期依然先后有司马相如、刘安、东方朔、王褒等一批文学家，无论在政治、学术抑或杂文等散文写作中，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2。司马相如、东方朔和王褒司马相如是才华横溢的汉赋大家，同时又是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其中《谕巴蜀檄》是一篇政府文告。缘自使臣唐蒙出使西南夜郎僰中时，曾征发巴蜀吏卒扰民，引起当地百姓大惊恐，于是武帝派司马相如前往责唐蒙，并代表朝廷谕告巴蜀百姓唐蒙所为并非皇帝之意，以安定之。文章短捷，表现出赫赫煌煌的大汉声威："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颡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情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向风慕义，欲为臣妾。"有力地说明现在"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虽行文不免虚夸，却有很强的感染力，说服力，文势气魄，显出赋家手笔。《难蜀父老》则因司马相如以中郎将出使西南进行开发时，蜀地长父多言打通西南夷没有用处，朝中大臣也以为如此，他不敢直陈己见，所以假借驳诘蜀父老的形式，为朝廷已行政策辩护。文章采用赋体主客问答的方式展开，曲折进谏，表明"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以突出"蜀都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徒"所发问疑不正确，"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反而造成咄咄逼人的艺术效果。《谏猎疏》是司马相如随从武帝猎于长杨宫苑，见武帝"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而上的一篇奏书。表现皇帝田猎，这是汉赋常见的题材，当时包括司马相如在内的几乎所有文学侍从都进行过创作，一般也都有讽谏之意旨，但又无不淹抑在颂圣的铺叙之中，文章美则美矣，讽谕则不可能很明显。而此篇奏疏作为公文，与赋体文学截然不同，朝臣戒谏的应用性极强，完全没有颂圣之辞，而是就事论事，直截了当。文章先指出：皇帝"凌阻险，射猛兽"，"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然后再论"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最后拳拳劝谏："盖闻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臣愿陛下之留意幸察。"语言朴素自然，并不借助富丽的藻饰，却将满腔忠悃强烈地寓于其中，而显出独特的审美价值，与雍容典雅的坐而论道不同。东方朔是武帝时著名的多智滑稽的侍从之臣。从他的赋中，人们已经可以感受到那饶具特色和魅力的文学才气。他的作品除所擅长的赋之外，还有奏谏之类的散文，同样显示了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就在董仲舒已经以《贤良对策》提倡醇儒之风以后，东方朔在《上书自荐》中，仍以游谈之士的口吻尽力铺排己能，并不理会那种谦谦君子的典雅含蓄："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甚至连武帝读罢都"伟之"。他的奏谏类政论散文成就最高的，当属《谏除上林苑》及《化民有道对》。这两篇议论文在内容上与汉赋的颂圣以谏完全不同，直陈谏止之意，而在笔法上则全为汉赋的铺张扬厉，纵横捭阖，文势滔滔，气象磅礴，旨意直率而析论透辟，具有泰山压顶之势。如《谏除上林苑》：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某地从汧、陇以东，商、洛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浐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薑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
　　面对汉武帝这样的一世雄主，就他具体所喜好，如此切直毫无顾及地从政治经济、政权民生等方面剖析利害，指陈弊端，最后还以"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叛，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宫之殿而天下乱"棒呵警厉，其胆识之大，振撼之重，实前所未有。尽管这样的文章、文风已经不合好大喜功的汉武时宜，不被采纳，但在文学史上却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此一时期宣帝朝中才华卓著的赋家王褒，在散文创作中独到的贡献也是颇引人注目的。他有一篇文学性极强的杂文《僮约》，以极诙谐幽默的笔法，为一个不听使唤的奴仆写买卖契约，规定"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在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中，天天从清晨到夜半，都要一刻不停地辛苦劳作，屋里忙完作外事，家务活计与田园耕作件件都得干好："晨起早扫，食了洗涤。居当穿臼缚帚，截竿凿斗，浚渠缚落（篱），锄园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辘轳。。。登山射鹿，入水捕龟，浚园纵鱼，雁鹜百余。驱逐鸱鸟，持梢牧猪；种薑养芋，长育豚驹；粪除常洁，餧饲马牛；鼓四坐起，夜半益刍。。。"直至"奴老力索"，还得"种营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当"奴不听教"时，则"笞一百"，予以责罚。照此契约，奴仆是绝对不会有活路的了，所以"读券文适讫"，被买之奴即"仡仡叩头，两手自缚，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蚯蚓钻额。。。。'"这篇杂文当然不是王褒果真写了如此的买奴契，而是被称作俳偕的文学创作，在排比铺陈之中，夸张事态，游戏笔墨，极尽谐谑捉弄之能事，但又寓庄于谐，艺术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奴婢的悲惨命运，令人忍俊不禁中，又能引起辛酸的回味，在散文史上确是十分独特的文章。
　　3。《淮南子》这一时期，承继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按古代图书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又出现了一部子书《淮南子》。《淮南子》是当时著名的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淮南王刘安招会其门下的宾客方术之士，集体编撰而成的，全书共二十二篇。据东汉末高诱的《淮南子注序》称："淮南子名安，厉王长子也。。。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也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这大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淮南子》兼采百家之论，所谓"该百家则《淮南子》"（《艺概·文概》），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在思想内容上是较复杂的。然而，就其大体而言，仍以道家为主，崇尚汉初以来风行的黄老无为，反对武帝热衷的多欲政治和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独尊儒术的文化统治。例如《修务训》中说：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为天下强掩弱，众暴寡，诈欺愚，勇侵怯，怀知而不以相教，积财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为一人聪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绝国殊俗，僻远幽间之处，不能被德承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是以地无不任，时无不应，官无隐事，国无遗利，所以衣寒食饥，养老弱而息劳倦也。《氾论训》中又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这些观点，在政治上为诸侯势力张目提供理论依据，既不适时，也不可取。然而在思想上强调"利民为本"，破除天命迷信和独尊儒术的文化箝制，又不乏闪光之处。
　　以文章而论，《淮南子》继承并发扬了先秦诸子散文特别是《庄子》连类喻义的风格，往往寓哲理于物象的生动描绘中，或纵横驰骋、汪洋恣肆，或层层剖析，反复申说，或浪漫想象，奇伟宏富，有根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的价值取向。例如其开明宗义的第一篇《原道训》对"道"的阐释：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析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受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作者以直观的形象描绘取代逻辑的概念论证，酣畅淋漓的笔墨，将老庄哲学中抽象的"道"，发挥得如此可视可感，引人遐思。然后又以古代得道善御的冯夷、大丙作喻，继续表明"道"的无所不能："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游微雾，骛恍忽，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影，扶摇抮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顺势再发挥丰富的想象，塑造出体"道"的"大丈夫"形象：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弛大区，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刘览偏照，复守以全，经营四隅，还反于枢。
　　真是神幻奇诡，宏伟富丽，令人目眩情迷，美不胜收，深得庄子遗韵。
　　故而刘熙载《艺概·文概》称："《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另外，《淮南子》由于在论证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故而有很多文学性很强的故事、传说赖以保存下来，　尤其99是保存了不少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上古神话传说，如《天文训》中"共王怒触不周山"、"日出旸谷"，《览冥训》中"女蜗补天"，《本经训》中"羿射九日"等等，以及"商汤祷雨"、"武王伐纣"等传奇色彩很浓的历史故事。其中"女蜗补天"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记载，"日出旸谷"、"羿射九日"等，也都较之《山海经》等其他典籍要完整周详。如"日出旸谷"：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胐明；至于曲阿，是谓旦明；至于曾泉，是谓早食；至于桑野，是谓晏食；至于衡阳，是谓隅中；至于昆吾，是谓正中；至于鸟次，是谓小还；至于悲谷，是谓晏食；至于女纪，是谓大还；至于渊虞，是谓高舂；至于连石，是谓下舂；至于悲泉，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
　　全文表现了上古先民根据所观察到的每天日出日入的自然现象，以丰富的想象，将这一辉煌灿烂的过程，以如此宏伟而又充满生命活力之笔描绘出来。这里有日出旸谷沐浴于天池，光影拂上扶桑木枝头而破晓的情景；有太阳神羲和乘六龙车送自己的儿子太阳上路的情景；有一天之内顺着太阳的行进从清晨至正午到黄昏经九州七舍行程五亿万七千三百零九里的全过程，而抵达悲泉之后，太阳神羲和又怎样止住六龙车，只让儿子太阳单独进入虞渊水滨到蒙谷休息，这时天空大地就一片黑暗了。其景象的壮观实在使人叹为观止。《淮南子》正因为保存了丰富的上古神话传说，故而不仅大大提高了本身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成为后世进行神话研究的渊薮。
　　4。桓宽与《盐铁论》西汉中期，继董仲舒之后，正当一般治今文经学的儒生坐而论道，大谈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时候，桓宽则以简劲明快、自然流畅的文风，写了一部脚踏实地、内容丰富的优秀散文著作《盐铁论》，在文学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桓宽，生卒年不详。据《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所提供的简略资料可知，他是宣帝时汝南（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人，字次公。治《公羊春秋》举为郎，曾官庐江太守丞，知识渊博，擅长文学。《盐铁论》是他根据汉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所留下的文字记录，经过整理推衍，"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而成。
　　汉武帝时，为增加财政收入，强化中央集权，支持对匈奴的战争，任用大商人出身的著名理财家桑弘羊等人，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政策，并取得了相当的时效。但是长时期经济上的国家干预官商垄断，也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形势十分严峻。因此，昭帝继位后，为调整政策，摆脱困境，与民休息，于是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　年）召开会议，以朝廷中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僚属为一方，各地方所推举的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就现行的政治经济政策广泛地进行质疑、检讨。双方针锋相对，争辩激烈。后罢郡国酒榷、关内铁官。《盐铁论》全书共六十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首篇《本议》到四十一篇《取下》，为整个会议进行情况的全面记述；第二部分从四十二篇《击之》到五十九篇《大论》，为会议结束后的余论，是贤良、文学向丞相及御史大夫辞行时，由大夫提出的关于匈奴以及法治、礼治诸问题的辩论；第三部分为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序言。作为一部大著作，《盐铁论》从内容到结构极其完整而统一。全书抓住首篇开明宗义的"问民间所疾苦"，按时间的顺序，在第一部分集中针对直接关切国计民生的盐铁、酒榷等具体经济政策展开争论，以反映会议情况：而第二部分则在前面会上争论结束后，将所旁涉的诸问题进一步继续争论，以反映事件的全过程。这两部分是全书主体，作者完全忠实于事件的本来面貌，对争辩双方的论点论据，尽管不无倾向性，但仍采取"两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论衡·案书篇》）的公正态度，依照原发言兼收并蓄，并不作主观评判，即使有所剪裁，也是出于组织安排的需要；两部分之间，又以"于是遂罢议，止词。奏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而为不便。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奏可。"与"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来上下转绾过渡，最后再以"大夫曰：诺，胶东倏逢雨，请与诸生解。"作为全部争论的结束，有始有终，首尾呼应。而第三部分的序言，才以对整个事件以及各当事人言行的评论，笼带全书。由此可见全书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联系紧密，前后一气，不可分割，俨然成为完美的整体。这在迄今为止被列为诸子类的著作中是没有先例的，可谓独具特色的首创。
　　正因为《盐铁论》在著作上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内容极为丰富。它不仅全面而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大规模地发动地方民意代表，与最高负责官员一起开会，对中央政府一系列现行政治经济政策进行研讨的情况，而且广泛深入地揭示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尤其是对官商垄断、行政权利直接进入生产流通领域，给生产和百姓生活带来的严重后果，都有极为剀切的揭露和抨击，描绘出汉代社会现实的长画卷。例如《水旱》中贤良曰：故（旧时）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价），器和（合适）利（便利）而中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民铸时）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延）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赊），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更徭省约。。。今总其原，一其贾，器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屡）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锈）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淡）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强配）与民；卒徒作不中呈（限额），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徭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
　　将铁官用不尽力的罪徒铸不出好农具，官商售货不负责任，卖不出去实行强配，完不成产量强征百姓无偿加工，致使农民木耕手耨吃无盐食等弊害合盘托出。
　　《盐铁论》在语言运用上也很有特色，不仅明畅自然，传达出辩论各方不同的个性特征，像桑弘羊的雄辩严谨、逻辑缜密，表现了身负要职的现行政策制定者、实施者居高临下睥睨一切的傲气，贤良、文学则滔滔夸夸、子曰诗云，不免流于书生气，却又不惧权势，执著抗争，而且在大段对话的承接处，往往能极精当地三言两语就描绘出人物的神态，使整个争论事件具有了生动的情节性，像《国疾》中，当文学强硬地面折桑弘羊"今执政患儒贫贱而多言，儒亦忧执事富贵而多患也！"时，作者先描述了"大夫视文学，悒悒而不言也。"继而表现丞相史打圆场偏袒大夫说："夫辩国家之政事，论执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所以贵儒术者，贵其处谦推让，以道尽人。今辩讼愕愕然，无赤（孔子弟子公西华）、赐（子贡）之辞，而见鄙背之色，非所闻也！。。诸生不直谢大夫耳！"接着再写"贤良、文学皆离席"，看似道歉，实则软中带硬地说："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称，以逆（抵触）执事。夫药酒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故愕愕者福也，■■者贼也。林中多疾风，富贵多谀言。万里之朝，日闻唯唯，而后闻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药针石。"在这种情况下，才"大夫色少宽，面文学而苏也。"然后转向贤良继续辩论。正因如此，郭沫若甚至将《盐铁论》称作是"一部处理经济题材的对话体的历史小说"（《盐铁论读本序》），足见其文学价值之高了。
　　（四）司马迁与《史记》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还是这一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撰修的不朽巨著《史记》。《史记》不仅是我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历史散文作品的顶峰，而且还开创了新的文学门类--传记文学，并为其树立了一座难以企及的丰碑。
　　1。司马迁的生平与思想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　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南）人。其父司马谈是西汉著名学者，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兼通百家，尤倾向道家黄老思想，所著有《六家指要》，纵论儒、墨、名、法、阴阳各家所长所短，独肯定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无所不宜"，观点明晰，笔锋犀利，不乏真知灼见，从思想到文风都保持了汉初特点。这对司马迁无论思想、人格，还是治学态度上，显然都有很大启发和影响。
　　作为一般中小地主阶层文人出身的司马迁，童年时期"耕牧河山之阳"，是在家乡田野上度过的。十岁左右，司马谈任太史令，于是随父移居长安。此时开始"诵古文"，并从董仲舒受今文经学《公羊春秋》、从孔子后裔孔安国受古文《尚书》，从而在黄老思想的熏陶之外，又系统地接受了今、古两派儒家教育。
　　大约二十岁时，司马迁开始了名山大川的漫游。他首先南下江淮，考查南国遗迹：上会稽，探禹穴，闚九嶷，浮于沅、湘，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的光辉成就及悲剧一生，使他无限赞叹和同情。然后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又乡射邹、峄，访孟子居里。再留连于沛、薛、彭城一带，查看了往昔逐鹿中原的古战场。最后经睢阳、大梁返回长安。不久，司马迁因父任被擢为郎中，开始了仕途生涯。这一时期，常随武帝巡幸各地，又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总之，足迹所至，历今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两湖、四川、贵州、云南等十多个省区，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采访了大量的遗闻轶事，不仅获得了极为丰富而新颖的史料，而且增长了见识，扩大了视野，同时也广泛而深入地接近了社会，看到了百姓疾苦，体察了人民的愿望和思想感情。这一时期，是司马迁学习、积累和成长的时期，也是撰修《史记》的重要准备阶段。
　　汉武帝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东巡，至泰山封禅，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而未能随行，于是病愤交加而卒。弥留之际，他曾执司马迁手"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于是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缺'"（《史记·太史公自序》）。郑正地答应父亲完成其修史的未竟之志。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果然接替父亲的职务被任命为太史令。从此，他更以极高的热情，全身心地为汉王朝服务，正如《报任安书》中所说："绝宾客之知，亡家室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除主持修改历法制定了《太初历》之外，他还"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在作了四、五年的史料整理工作之后，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四十二岁时，正式开始了《史记》的撰修。
　　正当司马迁勉力撰写《史记》的时候，却意外地遭到了飞来横祸。天汉二年（公元前99　年），因李陵全军覆没受伤被俘而降匈奴事，武帝大怒。司马迁在劝谏时没有对李陵落井下石，说了几句老实话，于是触犯武帝，竟被"幽于缧绁"；又由于为人清廉，家贫，无钱自赎，亲朋故旧亦无一相助，遂于天汉三年（公元前98　年）被残暴地施以宫刑，囚于蚕室，受到了士大夫所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使他不仅在肉体上，更严重地是在精神上遭到致命打击，以至"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在这种情况下，深以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司马迁确曾想到过自裁。但是，由于《史记》尚草创未就，更坚信"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故而终于横下心来，以整个民族的文化事业为重，克服一己受辱的私念，虽"就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去，将全部心血投入到《史记》的著述中。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一生际遇、思想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虽出身寒微，幼年耕牧，青年漫游，广泛而深入地接触过社会民生，对历史和现状都有精湛的认识，但是他毕竟是西汉帝国统治阶层的一个成员，而且太史令尽管官职较卑微，对他终究是子承父业一帆风顺的。故而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遮住他认识现实，尤其是认识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视野。因此，他才"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在此之后，整个事件的残酷性，给了他极深刻的教训，使他有机会拭去蒙在眼上的泯翳，打破统治思想的偏见，更深地认识了社会现象的本质，从而激发出了较前强烈得多的爱憎。他憎恶统治者的丑恶，同情广大民众以及被迫害、受侮辱者的苦难。从此，司马迁正是饱蘸着这种强烈的爱憎感情，隐忍着身心所受的创伤，在痛苦的愤激之中撰修《史记》。
　　到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　年），司马迁终于以非凡的才智，前无古人地完成了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著作。就在这一年冬十一月，司马迁给他因受牵连而处死刑的朋友任安写了著名的《报任安书》，信中不仅满腔悲愤地向世人坦露了他是以怎样的心境发愤完成《史记》，而且表示要将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以偿前辱之债。这是他为世人留下的最后一篇优秀的散文作品。然而，仔细玩味他在信中反复痛切陈述受宫刑之后实在是为《史记》而生，因此有理由认定《史记》问世之日，即是司马迁抱长恨毅然离开人间之时，故而其卒年当在写信不久的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　年）。
　　2。《史记》的总体概况《史记》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作为通史，它不同于以前史书只记载某一时期，如《春秋》、《战国策》，而是上记轩辕，下至汉武帝，纵贯三千年，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翔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我国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作为纪传体，它又不同于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以年代先后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编限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在史学体例上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从此以后，从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最重要的"纪"、"传"，都绝无例外地沿袭《史记》体例，而成为传统。
　　《史记》规模宏大，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按编排顺序，第一为"本纪"十二篇。所谓"本纪"，乃编年记本的意思，是以时间先后为历代帝王作传。在秦朝以前是一代一纪，如《五帝本纪》《夏本纪》等，《秦始皇本纪》也是写秦始皇帝、秦二世及子婴。从汉高祖开始，则一帝一纪。其中有并非帝王而作本纪的例外情况，如《秦本纪》、《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第二为"表"十篇。所谓"表"，即谱系，是用表格的方式，将历代帝王、诸侯之间的大事简明扼要地排记下来，使人观之一目了然，以作为全书叙事的连络和补充。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第三为"书"八篇。所谓"书"，是典籍、文献的意思。其中分别以专篇，对有史以来的典章制度、音乐文化、天文历法、农田水利、财政经济等发展情况作了系统的记述，如何《礼书》、《乐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与后世各种专史相近。第四为"世家"三十篇。所谓"世家"，即世代相承绪的意思，主要记载诸侯贵戚及有重大贡献的将相名臣的历史，如《晋世家》、《外戚世家》、《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绛侯周勃世家》等，只是《孔子世家》与《陈涉世家》是例外。第五为"列传"七十篇，其中包括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所谓"列传"，意即序列行状，传写事迹，是各个时代各个不同类型、不同阶层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这里有贵族公子、官僚大夫、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生、巫卜、商贾、俳优、幸臣等等，此外还有国内外其他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等。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与《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可见现在所见之本，有后人所补者。对此，唐代颜师古曾注引三国时张晏说："（司马）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史记·太史公自序》无《兵书》。据《史记·龟策列传》唐代司马贞索隐，此当为《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帝）、成（帝）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这里所说的褚先生名少孙，西汉元、成之间以经术文学为郎。他自己在所补的《三王世家》中也曾说："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列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
　　3。《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史记》不仅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而且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故而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文学价值最突出地表现在"本纪"、"世家"、"列传"这些人物传记中。作者写他笔下历史人物的时候，没有用一般平板叙述的方法，而是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通过对他们具体的语言、行动、神情、风貌的描绘，再现形象，使人读起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栩栩如生之感。另外，作者又不是自然主义地有闻必录，而是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把握住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在描绘的过程中，始终贯注着鲜明的倾向性，闪现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使这些历史人物既真实不虚，又代表了其所从属的社会阶层的特质，有很高的典型性。
　　统观《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内容，大抵可见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封建统治者的恶行，特别是对西汉王朝统治者上自皇帝下至酷吏，都能不虚美，不隐恶地予以大胆深入地揭露和讽刺。如对高祖刘邦，除肯定他灭暴秦、平内乱、重新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之外，也真实地描写了他的虚伪、狡诈和无赖相。起义前，他在家乡"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起义后也无大改变，"慢而侮人"，"入咸阳，欲止宫休舍"。作了皇帝，曾当众问他父亲："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二兄）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一副小人得势的嘴脸。再有楚汉彭城之战时，汉大败，"大风从西北而起，。。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通过这一细节描写，极真切地表现出其贪生残忍，所谓"受命于天"的皇帝，不过如此而已。再如对武帝，原作《今上本纪》，据东汉卫宏说，是触犯了武帝的忌讳，被"削而投之"了，这已经能说明问题，但毕竟见不到具体内容，然而《封禅书》、《平准书》中揭露他迷信方士装神弄鬼，屡屡受骗而不悟；穷兵黩武，侈靡挥霍，当财政匮乏时，又任用一批官吏大肆向民间搜刮，则是实实在在的。又如所作《循吏列传》，五人之中无一是汉代人，而《酷吏列传》所载则全部为汉代人，其中除号曰"苍鹰"的郅都以及宁成是景帝时官吏外，余九人皆武帝暴政的执行者。像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却最受武帝信任。他治狱时，全看武帝眼色行事，"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杜周也如此。当有人责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他则回答："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少时椎埋为奸"的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扑郡中豪滑"竟"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肆屠杀，"至流血十余里"！西汉法律，春天不行刑杀人。对此，他甚至"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但却"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另外，揭露吕后，写她在高祖死后专权时，居然将所怨恨的戚夫人"断手足，去眼，煇耳，饮暗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其凶残无人性连她的儿子孝惠帝见了之后都"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如此直率而深入地揭露、抨击当代统治者的丑恶，在正史中可谓绝无仅有。第二，较全面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民生活的痛苦及反抗。这在《秦始皇本纪》中，固然写出暴政之下百姓的苦难，如秦二世即位后，葬始皇时，"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就是汉朝百姓深受的剥掠也仍然多所表现。如写将军灌夫："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所以当地百姓恨之，儿歌都唱："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再如酷吏宁成不仅称言："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到他得罪归家，就"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致产数千万。"
　　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的酷吏们虽然"以恶为治，。。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庐、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尽管武帝派朝廷大臣督责发兵镇压，但"犹弗能禁"，"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酷吏列传》）。司马迁毕竟是汉王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成员，所以他仍要将造反的百姓称之为"盗贼"，然而，还是如实地描绘出了由于官逼民反，人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图景。人们从他对于前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如何热情地予以歌颂，又可细味出他内心深处的感情。如对陈胜，不仅写入"世家"之中，充分肯定反抗暴秦首难者的英雄业绩，而且在《太史公自序》中，更热情地以"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将其与汤、武、孔子相提并论，高度评价了由他所发起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再如对项羽，并不恪守封建正统以成败论英雄。作者一方面批评他刚愎自用，残酷暴烈，坑杀秦降卒，"欲以力征经营天下"的错误，但同时更赞扬了他的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性格直率，疾恶如仇。作为推翻秦朝的主力，作者充分肯定了他巨大的历史功绩："乘势起陇亩之中，遂将五　诸侯灭秦"，"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故而对他不善计谋，粗放窄量，骄傲狂疏而失败，寄予了深深的遗憾和同情。正因此，才最后以凄怆而悲壮的笔调，描绘了垓下之围、乌江自刎这样英雄末路的场景。
　　第三，大力表彰了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者，热情地弘扬了爱国　主义思想。
　　如《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渑池会"、"将相和"等情节突出了蔺相如在强敌面前大义凛然，英勇机智，在同僚面前忍辱负重、精诚团结的感人的英雄形象，赞扬了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尚品格，也突出了廉颇粗豪爽直、勇于改过、忠于国家的将军形象。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伟大的爱国精神，以"与日月争光可也"毫无保留地给予歌颂。而《李将军列传》，则细致地表现了西汉名将李广如何奋不顾身地保卫祖国，使敌人闻风丧胆，以及体恤士卒、爱护百姓的优秀作风。以至当李广因被迫害含恨自尽时，"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第四，将史笔广泛地深入到现实社会的各个阶层，为一些被官方所轻贱的下层人物作传。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游侠列传》。游侠这一社会现象无论儒家法家都是鄙弃而不能容忍的，放而在当时自然不符合"杂王霸而用之"的正统思想规范，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然而游侠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他们见义勇为、抱打不平的言行，在封建专制社会普通百姓处于受侮辱、被损害而往往投诉无门、缺乏人身安全保障的状况下，又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平民的愿望和要求。所以司马迁不顾官方箝制，持赞扬的态度，对他们的正义活动给予了生动的表现。如鲁人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轵人郭解，也是"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歌颂了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总之，《史记》的人物传记，写出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各阶层、各方面许许多多有代表性的人物活动，真实地记录了上古三千年间社会风貌，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矛盾和斗争，不仅有巨大的认识价值，而且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与此同时，作为传记文学，在艺术上又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有极强的感染力。
　　《史记》首先是历史著作，并不是纯文学创作，因此在描写人物时，必须忠实于史实，也就是"实录"，而不允许主观悬拟与虚构。这当然就使描写受到了限制，不能随心所欲。但尽管如此，《史记》人物仍然如此生动形象，个性鲜明，呼之欲出，足见写作技巧之高妙。总括起来，大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用所谓"互见法"。在为历史人物作传时，并不是自然主义地有事必录，而是紧紧围绕中心有所侧重，通过对历史素材的审慎选择，精心剪裁，集中最能体现主题的主要事件，正确反映所写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与作用，既鲜明地表达作者所寄予的爱憎感情，又突出人物思想性格的本质。如对项羽，一篇《项羽本纪》所突出表现的是他作为推翻暴秦的起义领袖那种叱咤风云、盖世拔山的英雄形象和性格特征，故而所集中的重要事件即为此中心服务，从而使得这一历史人物的形象既完整又和谐，充溢着感人的艺术魅力。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的缺点和军事、政治上所犯的错误，而是将这些放到《淮阴侯列传》中去表现了。这样就既没有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又显示了韩信非凡的军事才干和过人的胆略。
　　第二，敏锐地抓住人物的本质特征，运用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如《酷吏列传》中写张汤儿童时，"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这样，张汤的残苛即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再如《万石张叔列传》写官僚石建的拘谨小心："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划），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写完奏章，检查出"马"字少写了一笔，就害怕到如此程度，不仅其性格状貌跃然纸上，而且也反映了伴君如伴虎的特殊心态。一部《史记》像这样精彩的细节描写，在人物传记中举不胜举。
　　第三，作者还极善于通过紧张激烈的斗争场面，把所写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急流湍涡中，使其形象、性格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最著名。在那里，刘邦的怯懦而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张良的冷静善应变，樊哙的忠勇而果敢，项伯的重义而轻信，范增的老辣而急躁，无不活龙活现，神情毕肖。
　　第四，在语言运用上也显示了极大的艺术创造能力。首先，人物语言高度个性化，充分传达出了"这一个"的美学特质。如《项羽本纪》中项羽路见秦始皇出巡威仪，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极坦率，表现其强悍爽直的性格。而《高祖本纪》中刘邦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表现出其贪婪而谨慎的性格。其次，行文通俗而与口语相近，叙述语句与对话一致，并且大量引用民间的俗语、谚语、歌谣等，加强了丰富性、生动性和晓畅性。如《张丞相列传》写"为人强力，敢直言"的汾阴侯周昌，当高祖欲废太子而立戚夫人子如意时，"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两个"期期"描摹口吃之状，将周昌急、怒、直的声貌惟妙惟肖地再现出来。另外，《李将军列传》引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淮南衡山列传》引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等，都是很成功的例证。
　　4。《史记》文学上的地位和影响鲁迅曾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司马迁《史记》的巨大吏学价值与文学价值予以精辟的概括和充分的肯定。即以文学而言，也确实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自《诗经》、子史、《楚辞》到《史记》的那种"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一脉相承的发展轨迹。这正如刘熙载的《艺概·文概》所评论的："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马迁之史，与《左氏》一揆。《左氏》'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在马则夹叙夹议，于诸法已不移而具。""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此《庄》、《骚》、太史所同。"因此，虽然封建时代的正统文人针对其进步的思想倾向或有微词，但是在传记文学上，却也都是交口赞颂、推崇备至的。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郑樵在《通志序》中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在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史上，《史记》不仅集先秦之大成，而且为后代之楷模。后世凡优秀的散文家无不承传它的精神，学习它的方法，从中汲取教益；尤其是每当文学史上思想进步、态度严肃的作家奋起与或浮靡、或险涩的形式主义不良倾向做斗争时，《史记》以及《史记》的精神，总是他们赖以凭靠的锐利而有效的武器。中唐韩愈和柳宗元所推动的古文运动如此，北宋欧阳修和苏轼所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也如此。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在散文创作中莫不奉《史记》为圭皋。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污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等传世名作，都曾得力于《史记》，故《艺概·文概》还指出："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不仅如此，就是我国魏晋以来的文言小说，特别是从唐传奇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乃至宋元以后的白话小说、戏剧，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巧设、细节描写的传神、艺术语言的提炼，甚至内容题材的移植等等方面，也都直接、间接地受到《史记》的启发。
　　（五）西汉后期及东汉散文西汉后期，从元帝开始摈弃"王霸杂用"的儒学，而用所谓"纯儒"，于是武帝对董仲舒所提倡的今文经学才真正大体上得到独尊的地位。这种政策反映到散文写作上，就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前时受战国影响而表现出的纵横驰骋的文风，而形成普遍的书生论道，引经据典，大谈天人感应，故而思想沉闷，缺乏文采，几无可以称道的成就。直到成、哀之世，由于社会危机日深，反思怀古之风渐盛，而出现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对抗，才又给散文写作重新注入一些活力。经王莽改制的大混乱至东汉王朝的建立，由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之类恶性膨胀出的迷信怪胎谶纬学，被统治者以国策的形式推行天下，而与此同时有进步思想的散文家则不断奋起抵制并予以抨击。这样，在政治、思想、学术诸多领域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中，文坛上也有了新的收获。到东汉末年，经学思想的束缚终于随着统治集团的腐败糜烂而越来越减弱，文人学者才有条件运用散文作武器，写出痛切指陈时弊的好作品。
　　1。刘向与扬雄刘向（生平事迹已见前）在学术上是今文经学家，青年时期曾受命从江公孙学习《春秋谷梁传》，为当时推阴阳、言灾异的重要人物。但是，他与一般俗儒不同，并不赞同神鬼，又有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出于对大汉王朝的忠心，对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腐败丑恶现象痛心疾首，思想上有浓重的怀古反思以矫时弊的倾向，故而在散文著作中往往虽讲天命灾异，却饱含现实的针对性。正如明代张溥在《刘子政集题辞》里所说："感灵异而论《洪范》，戒赵、魏而传《列女》，鉴往古而著《新序》、《说苑》，其书皆非无谓而作者"。因此，作为学识渊深的学者和艺术修养颇高的文学家，他的散文作品在当时内容贫乏、文采寂寥的文坛上，最早以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令人瞩目。
　　他写了不少奏疏类的政论文章，如《使人上变事书》、《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理甘延寿陈汤疏》、《谏营起昌陵疏》等。其中以《谏营起昌陵疏》最为著名。
　　《谏营起昌陵书》写于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　年）。成帝继位第二年，就在渭城延陵亭大兴陵墓为初陵；但修造了十年后，到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却又放弃，改在新丰戏乡另造昌陵，弄到"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谿，费拟骊山，靡敝天下"的地步；然而五年后于永始元年没有修成的情况下，再次放弃，仍反回到初陵，扩大规模"广盱营表，发人冢墓"，致使"百姓财竭力尽，。。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汉书·谷永传》）。正是在这种极为严重的情势下，刘向愤而上此谏书。文章一开始就直率而大胆地引经据典，指出："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来警戒奢侈无度的成帝，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魄力。然后以孝文皇帝感悟张释之的进谏，"遂薄葬，不起山坟"为发端，援征历史上自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帝明王贤君智士"之薄葬，吴王阖闾、秦惠文、武、昭、庄襄王及秦始皇"大作丘陇，多其瘗藏"，却"咸尽发掘暴露"，一正一反对比强烈的经验教训，说明"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的道理。言之凿凿，感情充沛，是非分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尤其是讽举秦始皇厚葬的一段：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宫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自古至令，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以去古未远尽人皆知的秦亡事实，揭示残暴奢靡营陵厚葬的祸害，排比铺陈，气充词沛，全不同书生坐而论道，毫不讲阴阳灾异，直追汉初政论的声气，而非当时儒者委婉雍容所能比。最后力逼成帝营陵之弊："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尖锐犀利，无所顾及，足见置生死于度外的耿耿之心。
　　刘向所编的《新序》、《说苑》、《列女传》三部著作也是颇值得注意的。虽然书中都是取材于先秦至西汉的百家传记，但是由于其中很有一些生动的历史、寓言故事，或是以巧妙的比喻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或是揭露讽刺统治者上下的昏庸贪苛，语言形象，富于情节性，颇近于小说，故而有较强的文学性。例如《新序·杂事第五》中著名的"叶公好龙"的故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绘形绘色，历来广为传诵。再如，《说苑·谈丛》中也有一则绝妙的讽刺性寓言：枭逢鸠，鸠曰："子将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
　　借猫头鹰只想更换地方避人厌恶，极幽默地讽刺了不想改正缺点的人。
　　《列女传》是专为封建社会妇女所编的教科书，其中当然有部分要求妇女尊守礼法三从四德的封建糟粕。但是，其编写目的是在于看到成帝时皇后赵飞燕与妹赵昭仪以及卫婕妤荒淫奢侈，"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以戒天子。"因此力诫帝后去其无耻行径，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从所编一百余个历史故事来看，多数还是表彰美善，歌颂古代妇女高尚品德、聪明才智以及反抗精神的内容，而且有些情节生动感人，颇具女性文学的特征。
　　如果说刘向在思想上是怀古反思，那么其后的扬雄（生平已见前）则进一步表现为复古了。作为文学家，扬雄前期创作集中在大赋上，而后期则基于复古思想而予以抛弃，改变为从事散文的写作，正如《汉书·扬雄传赞》所说："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他的《太玄》、《法言》分别为模拟《周易》与《论语》之作，但却并非为复古而复古，而是针对哀、平、新莽之时政治极端黑暗，当权者利用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大搞鬼神谶纬的社会现实，以谈学术的方式表示不满和批判。如在《太玄·莹》中，以"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故不攫所有，不强所无，譬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其可损益与？"通过对自然观的阐释发挥，不仅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同时也可细味出对权势争夺者的讥刺。再如《法言·君子》说："或问：'人言仙者，有诸乎？''吁！吾闻伏犧、神农殁，黄帝、尧、舜殂落而死，文王毕，孔子，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无益子之汇矣。'。。或曰：'世无仙，则焉得斯语？'曰：'语乎者，非嚣嚣也与？惟嚣嚣为能使无为有。'。。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对于迷信神仙的人予以批评，而对制造神仙的人则予以抨击。由此可见，扬雄复古的动机还在于借古非今，批判当世，故而其进步性是应当肯定的。但又须看到，这类著作模拟古人，语言也力求古奥，"好为艰深之辞"，如此行文，必定会减损其文学表现上的价值，可谓矫枉过正。
　　然而，扬雄所写直陈政见的政论文以及直抒胸臆的杂文，则并无古奥艰深之病，而是明白晓畅，有很强的感染力。如写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3　年）的《谏不受单于朝书》。当时匈奴乌珠留单于上书愿朝五年，公卿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但是任黄门郎的扬雄认为这是"大事"，倘"不许而辞之"，则"汉与匈奴从此隙矣。"因此力排众议，上此书劝谏。文章首先指出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甚不可使隙甚明"，然后称引大量秦以来的历史事实论述汉与匈奴的关系，以证与之开隙的严重性：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又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旨！'于是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徼（伏）于便地，匈奴觉而去之，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漠，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以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附）以恶（威），其强难屈，其和难得，。。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可谓言之凿凿，说理透辟，条分缕析，气势酣畅。最后再指明形势，剖析利害，将劝谏之意毫无隐晦地和盘托出：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奈何拒以"来厌"
　　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吝）一，臣窃为国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统观全篇，内容充实，语言朴茂，笔力劲健，不仅继承了汉初政论的长处，也充分显示了赋家宏壮的声势，在汉末文坛独领风骚，是难得的佳作。2。东汉文坛扬雄之后，由新莽入东汉，在神学迷信大肆泛滥，图谶符命充斥政坛的时候，著名学者、散文家桓谭首先奋起，强烈予以抨击，使文风发生了新的变化。
　　桓谭（公元前23？-公元56　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省宿县）
　　人。西汉成帝时，以父任太乐令而为郎，博学多通，能文章，尤好古学，而喜非毁俗儒。在王莽居摄及篡汉时，天下之士莫不竞作符命以求容媚，桓谭独能自守，默然无言。东汉建立之初，被光武帝征待诏，后拜议郎给事中，常上书言事，因不合光武心意而不被采纳。后痛斥迷信，请禁图谶，几乎被杀，贬出为六安郡丞，郁郁卒于道中。
　　桓谭的文章既无西汉后期以来日趋典雅雍容的风貌，更无扬雄的拟古艰深，而是纵意而谈，不刻意修饰，通俗如口语，往往快言快语，直接将思想观点全盘托出。如反图谶上书：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
　　在当时谶纬符命之类，被皇帝利用来作为自己统治合理性的证据，光武帝明确表示"吾欲以谶决之"的情况下，桓谭能毫不含糊地直斥其为"矫"假，是"欺惑贪邪"，光武所为"又何误也"，其思想的果敢坚毅，批判的力度之大，都是在此之前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斗争中所没有的。
　　桓谭的思想、文风在所著《新论》中表现得更明显。如《新论·形神》，以蜡烛燃烧形象地比喻"精神居形体"，反复申说，侃侃而论，有很强的直观性和说服力，对后人影响很大。王充就曾极口赞誉"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
　　桓谭之后，反对神学迷信最有力的是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家王充。
　　王充（公元27-96　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
　　出身于"细族孤门"，自幼聪颖，曾到京城就读于太学，师从著名学者班彪。好博览，而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读市上所卖书籍，过目能成诵，遂博通百家。后归乡里，曾在县、郡任功曹小吏，因与上司政见不合而受贬黜，于是离任，闭门著书。和帝永元中，病卒于家。王充平生著述很多，曾著《政务》、《讥俗节义》、《论衡》诸书，但是流传至今的，只剩《论衡》八十四篇。作为思想家，王充是当时勇敢地向占统治地位的神学迷信挑战的最坚决的斗士。在这方面，他已经不是停留在西汉末期扬雄以来的"复古"，而是发展为兼重今古，无论是古是今，凡虚妄者皆疾之，凡实诚者皆求之，因此他说："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篇》）。这样就避免了与神学斗争中的厚古薄今之弊，从而建立在相对科学的基础上，更具有彻底性。他的《论衡》内容十分丰富，广泛地涉及了历史和现实的许多方面，然而主要集中在辨伪，所谓"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论衡·对作篇》）。锋芒所向，是从哲学与政治角度对种种谶纬符瑞的荒谬之说进行批判，语言质朴流畅，运用口语，信笔挥洒，举大量事例，上下古今，反复论证，面面俱到，如长江大河，浑浩雄肆，富于逻辑性，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实知篇》抓住当时"儒者"传说"孔子将死，遗谶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制造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则知，不问自晓"的神话，为图谶之类的灵验张目。于是王充先断言"此皆虚也！"然后再根据历史本事指出"始皇不至鲁"，证明谶书之伪，这样凡圣人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了。再如著名的《论死篇》，驳世俗"人死为鬼"的荒诞谬说，全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述："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洋洋洒洒，反复设喻以证其"无据"，尤其是"天地开辟，人皇以来，随寿而死，若中年夭亡，以亿万数，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既分析透辟，驳斥有力，又切近生活，生动形象。
　　王充的这种文章风格，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世的散文创作影响都很大，魏晋时期的通脱、任诞之风，即可追溯到《论衡》，因此历来评价甚高。王充友人谢夷吾所上荐书中，就将其与孟轲、孙卿、扬雄、刘向、司马迁相提并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赞道："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玄深重其书，即韩退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东汉后期，随着政治日趋腐败，社会愈加黑暗，著名学者文士的散文作品也由前期主要活跃在思想、学术领域，逐渐转向更多地关切政局，指陈时弊。在这方面，王符是很突出的。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人，生卒年不详，当生于汉章帝时，主要著作活动在顺帝期间，卒于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　年）以后。据《后汉书》本传载，王符出身寒素，少好学，有志操。因耿介不同于俗而不得升进，志意蕴愤，长期隐居著书，著作有《潜夫论》。
　　王符的《潜夫论》是"议当时得失"之作，特点是"指讦时短，讨谪物情"，对很多政治风气的弊端都有揭露和批判。例如《论荣篇》即对东汉以来愈演愈烈的门阀制度进行了抨击。文章首先从理论上界定"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则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为君子者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贫贱冻馁辱陒穷之谓也。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其所以为小人者也。"然后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当今"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不合理，尖锐得出"由斯观之，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全篇引经据典，侃侃而论，语言练达，很有说服力。再如《浮侈篇》，揭露了从京城洛阳漫及天下的种种不事生产奢侈糜费之风，给贫苦百姓和国家社稷带来的灾难，言之凿凿，感情愤激，似有雷动之声。如：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其嫁娶者，车軿数里，缇帷竞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饷之所费，破终身之业。
　　真是活画出一幅腐朽糜费末世沉沦的可悲图景，可谓针砭时疾，深刻见骨。
　　（六）东汉时期的历史散文汉代自司马迁撰修《史记》之后，著史之风颇盛。到东汉，先有班彪修《史记后传》，继则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又修成著名的《汉书》；与之同时，也开始了本朝历史的撰修。据范晔《后汉书》载，从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刘珍与刘騊駼、刘毅、李尤等人受诏在班固、陈宗、尹敏、马严、杜抚等所撰东汉中兴纪传的基础上，正式开始了《东观汉记》的撰修工作，中间经桓帝元嘉（公元151-152　年）、永寿（公元155-157　年）著名学者伏无忌、边韶、朱穆等人继承前业，直到灵帝熹平年间（公元172-177　年）马日c　、蔡邕、卢植等人的努力，共修成自光武帝至灵帝一百五十多年间的历史共一百四十三卷。这部著名的《东观汉记》在魏、晋时期，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颇受重视。只是在南朝宋时范晔集东汉史传之大成的《后汉书》问世之后，才逐渐被淹没，以至到唐、宋之后严重残缺，无法复见本来面目。除此之外，还有赵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等杂史传世。
　　1。班固及其《汉书》班固是继司马迁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史家。他的父亲班彪在东汉初年曾著《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以补司马迁《史记》西汉武帝太初年以后的历史。在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　年）班彪去世之后，班固认为《史记后传》所续的史实未能详尽，于是"谮精研思，欲就其业"，重新加工整理，而开始了堪称规模浩大的《汉书》的撰修工作。但是几年之后，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自改作国史，因此明帝下诏将其逮捕下京兆狱，并且尽收书稿送京城洛阳。这时其弟班超惟恐班固被郡吏审讯不能自明，就驰赴京，上书辩白，而被抄书稿恰好也已送至，明帝看后，大为赏识，于是召班固入京，任兰台令史，后迁升为郎、典校秘书，令他继续撰修《汉书》。二十余年后，至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　年），除八篇表及《天文志》未能撰成之外，基本上完成了这部继《史记》之后又一历史巨著。在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　年），由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化，班固被仇家洛阳令种兢挟嫌报复而横遭逮捕，竟不幸死于狱中。于是，和帝命其妹班昭参考东观皇家藏书，补足八表；又命马续协助修成《天文志》。至此，《汉书》在班固主撰之下，实际上先后经过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之手，历三、四十年始成完书。《汉书》所记起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　年），迄于王莽新朝地皇四年亦或汉更始帝元年（公元23　年），前后共二百三十年的西汉王朝一代历史。全书分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从此，开了中国封建王朝沿续不断的一代修一正史的先河，其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汉书》在体例上继承《史记》的传统，而又有重大发展，尤其是内容宏大的十志，虽取法于司马迁所创八书，但记事更为丰富，编排更为合理，不仅合《史记》的《律书》、《历书》为《律历志》，合《礼书》、《乐书》为《礼乐志》，改《平准书》为《食货志》、《封禅书》为《郊祀志》、《天官书》为《天文志》、《河渠书》为《沟洫志》，而且新增加了《史记》所没有的《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详细记载了诸如司法制度、自然变迁、地理沿革、文化典籍等等状况。后世历代所修正史，大体上都是依据此十志而稍加增减，从而使我国封建王朝从汉代起，两千多年来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史料，多借志书得以完整保存，创下世界历史上的独一无二的奇迹。
　　《汉书》在人物传记的撰写上，继承并发扬了自先秦以来中国史学"直笔"、"实录"的优良传统，尊重客观事实，不虚美，不隐恶，不伪饰，因此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这种严肃的修史态度，也为后世撰修断代史树立了楷模。在史料的取舍上，武帝太初年以前，基本照录《史记》，即使是一般评论文章经常论及的改《项羽本纪》、《陈涉世家》为列传，也只是更符合全书体例，并非是将这两位秦末大起义的领袖在地位上降格。与《史记》两相对照，《汉书》在表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时候，除了为使语言风格和谐一致，而仅在无关思想内容的个别文词上小有改动之外，甚至连赞语都基本援引《史记》。而武帝太初年之后的内容完全为《史记》所未写，班固在独立撰修的过程中，更是多方面表现出了一代杰出史家实事求是，公正不阿，忠于客观史实的优秀品质，以及过人的眼光、学识和胆略。例如为李陵立传。李陵是西汉名将李广之孙，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颇有乃祖之风范。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　年）与匈奴的战争中，主动请缨，率步卒五千深入匈奴腹地，转战千里，终因外无援兵，矢尽粮绝，受伤而降，结果全家被武帝杀尽。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当年司马迁就是因为同情李陵的遭遇，憎恶官场落井下石的丑行，而触怒武帝，惨遭宫刑的。他虽然在《史记·李将军列传》后，附有李陵的事迹，但终因不尽知，也不便写，而只是寥寥数行，不足三百字。班固在《汉书》中，则以良史之才，不避同为刘汉王朝的忌讳，为李陵树碑立传，洋洋洒洒二千多言，详细记述了李陵以五千步卒转战大漠，面对匈奴单于亲率的八万骑兵，从容镇定，指挥御敌，战功赫赫，"杀数千人"，"斩首三千余级"，"复杀数千人"，"复伤杀虏二千余人"，前后歼敌逾万，迫使单于"欲去"，连匈奴"诸当户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只是最后已经临近汉边境时，由于叛徒告密，"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才使匈奴单于下决心全力攻击，而导致兵败覆灭，"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而对此降，班固又尤具深意地特别加了一段当年司马迁对武帝为李陵的申辩，除几乎一字不差地引用《报任安书》中对李陵的赞语："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之外，还明确指出："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后又在《苏武传》中，更用互见之法，通过李陵之口自白："陵虽驾怯，令汉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予以坐实。这样就不仅用详实的史料，酣畅淋漓地还李陵历史的本来面貌，以极大的同情为司马迁所遭受的屈辱鸣不平，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暴露了汉武帝的刚愎、残暴，不明是非。
　　《汉书》对刘汉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揭露批判所在多有，并不仅限于汉武帝。一篇《外戚传》，就多方面如实记录了宫中帝后妃嫔的种种丑行：夺势争宠，阴谋陷害，淫秽乱伦，奢侈无度，不一而足。尤其是汉成帝与赵昭仪合谋共杀亲生子一段，令人发指，充分暴露了封建帝王的凶残。另外，与此相对，《汉书》在不少人物传记中，都写到了民生疾苦，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史学家关心民瘼的可贵品德。如《龚遂传》，写宣帝即位，渤海左右郡岁患饥荒，盗贼并起，二千石的太守不能擒制。于是宣帝垂问龚遂，"遂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不仅对百姓的饥寒流露出一定程度的同情，对龚遂这样的贤吏予以表彰，对贪官污吏鱼肉百姓予以谴责，而且还难能可贵地指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
　　《汉书》在语言的运用上也很有特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班固是汉代著名的辞赋大家和诗人，因此撰写《汉书》时，在散文中熔铸了诗赋的语言，不仅富赡雅丽，而且严整凝练，讲究韵味，对历史事件及人物形象的叙述和描绘，细致生动，从而使其继《史记》之后，成为我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又一光辉典范。如《陈万年传》，写汉宣帝时谄媚权贵的官僚陈万年病中训子，而他的儿子陈咸"有异材，抗直，数言事，刺讥近臣"，气节品格与乃父大相径庭，故而自然对之反感，因此，当陈万年"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时，"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只通过这一极富戏剧性的细节描写，寥寥数语，就一针见血地活画出陈万年的丑态。再如《苏武传》，则更是非常突出的优秀代表作。在这篇人物传记中，班固倾注心力，刻画了苏武这一不朽的爱国者的形象，通过许多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突出地再现了苏武作为汉使无理被扣匈奴后，十九年之间始终不为威服，不被利诱，艰苦卓绝，视死如归的感人事迹，热情讴歌了其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忠心耿耿的高尚品德。全文写得清晰明畅，有声有色。试看卫律劝降的一段：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义汝为见！且单于信汝，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卿；宛王杀汉使者，头悬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
　　写苏武先是面对"举剑拟之"的凶狠威逼而"不动"，继而又对"赐号称王"的富贵利诱而"不应"，最后当卫律软中带硬地暗示机会只此一次时，苏武则犹如火山喷发，痛斥其投敌变节的丑行，以及"斗两主，观祸败"的险恶用心，并警告其严重后果，严词厉语连骈而下，充分显示了大汉使节威仪堂堂、庭前折冲、绝不可侮的气度，人物的形象、性格活脱脱跃然纸上。正因如此，苏武这位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二千年来家喻户晓，直至今天仍活跃在各种文学艺术的舞台上。
　　《汉书》也有一些较明显的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与《史记》相比，封建正统观念较为浓厚。例如《高帝纪》，在撰写汉高祖刘邦的事迹上，二者内容大致相仿佛，但评语则完全不同。司马迁将汉王朝的建立归结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故汉兴承敝易变"，是所谓历史循环；而班固则大段引经据典，首先肯定刘氏乃帝尧后代，再归结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是所谓"奉天承运"。又如《游侠列传》，司马迁颇站在庶民立场，热情肯定朱家、郭解等"布衣之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优良品质，认为"要以功见言信，侠容之义又曷可少哉！"所以"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特为之作传。班固则虽然基本上用《史记》的史料，但立场、观点却根本不同了。他在序言中，首先从"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故上下相顺"的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立场出发，完全否定游侠，认为他们是"背公死党"，继而指斥"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虽然不能不承认"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却又"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再如《货殖列传》，司马迁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承认并肯定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进而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班固则依然从"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的封建等级"上下之序"出发，用儒家抑商的偏见代替严肃科学的事实分析，认为工商只会引起社会动乱，乃至"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因此，他作《货殖传》的目的，也就与司马迁完全相佐，变成了"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云"。以上种种，就决定了《汉书》在思想深度上，终较《史记》稍逊一筹。然而综观全书，实确属足以与《史记》比肩的体大思精之作，缺点毕竟是小疵，瑕不掩瑜。
　　2。《吴越春秋》与其他杂史东汉历史散文中还有《吴越春秋》等一类杂史。《吴越春秋》的著者为赵晔。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生卒年不详，大抵为明帝、章帝时人，《后汉书》有传。
　　赵晔所著《吴越春秋》，《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二卷，今本则十卷，写的是春秋末年吴国、越国争霸的历史，主要取材于《国语》，同时兼采《左传》、《史记》的有关记载。但是书中却并不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是在铺叙故事、描写人物时，吸收了相当多的不见于史传的民间传说，而且在手法上也多有夸张、渲染和虚构，故此史学价值不大，不可视为信史，然而文学性较强，类似后世传奇小说，正像明代钱福在《重刊＜吴越春秋＞序》中所说："其字句间或似小说家。"例如卷三《王僚传》中写伍子胥逃往吴国时，过昭关、遇渔父、逢击锦女的一段：至江，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渔夫渡我。"如是者再。渔夫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之，因而歌曰："日同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子胥即止芦之漪。渔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寖急兮当奈何。"子胥入船。渔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寻之津。子胥既渡，渔父乃视之，有其饥色，乃谓曰："子俟我此树下，为子取饷。"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潛身于深苇之中。有顷，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芦中而应。渔父曰："吾见子有饥色，为子取饷，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属天，今属丈人，岂敢有嫌哉？"二人饮食毕，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此吾前君之剑，中有七星，价值百金，以此相答。"渔父曰："吾闻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图取百金之剑乎！"遂辞不受，谓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为楚所得。"子胥曰："请丈人姓字。"渔父曰："今日凶凶，两贼相逢。吾所谓渡楚贼也。两贼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字为？子为芦中人，吾为渔丈人，富贵莫相忘也。"子胥曰："诺。"既去，诫渔父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父诺。子胥行数步，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矣。。。如此叙写，有故事，有情节，全据民间传说。书中描绘了不少历史人物形象，大多性格鲜明，如伍子胥的忠直，范蠡的智慧，文种的谋略，勾践的自励，夫差的刚愎，都能表现得生动活脱。其中特别是身系吴国兴亡的中心人物伍子胥，作者从卷三到卷五，集中通过一系列情节进行刻画，从他逃楚至吴辅佐吴王阖闾攻破楚国，报杀父杀兄之仇，并使吴王称霸，直写到吴王夫差即位后，面对其骄纵任佞，如何以托孤老臣的身份多次强谏，最终被逼而死，吴国也即被越王勾践灭亡，写得生动曲折，有声有色，不仅为后世文学、戏剧等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而且可视为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历史散文还有一部据传为袁康所著的《越绝书》。作为杂史，《越绝书》在生动性与形象性上较之《吴越春秋》要差得多，文学价值不高，但有个别的文字也相当精彩，如《计倪内经》中对钱塘江大潮的描写：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濬流，沉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可救，未知命之所维。
　　寥寥数笔，可谓绘声、绘色、绘形。
　　五、汉代诗歌（一）汉代诗歌的总体状况及形成原因就文学创作而言，两汉时代是辞赋的时代，并不是诗歌的时代。从以艺术形象为特征的语言艺术角度来审视汉代的诗歌创作，即可发现继先秦《诗经》、楚辞之后，在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尽管政治上并没有秦王朝严酷的文化专制，文学艺术藉以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相对地比较宽松、优越，也不乏卓越的人才，但是，发展的进程却很缓慢，与堂堂大汉的文治很不相称。这突出表现在：第一，诗歌作者很少。根据《汉书》《后汉书》等史料统计，凡有姓名的诗歌作者不过七十多人，其中西汉二十多人，东汉五十余人，这一数量较之辞赋作家相差甚远。第二，诗歌作品也很少。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西汉的歌诗才一百四十多篇（此数字为全部所存三百一十四篇中除去显然并非汉歌的《河南周歌诗》、《河南周歌声曲折》、《周谣歌诗》、《周谣歌诗声曲折》、《周歌诗》等一百六十六篇所得），即使再加上《史记》、《汉书》、《古今乐录》、《玉台新咏》等书中提到而未包括进去的有姓名的诗人诗作二十多篇，也不过一百七十余篇，较之同时代辞赋千余篇的数目，则更是不能同日而语。第三，总体质量不高。从诗人看，不仅没有出现如战国后期楚国屈原那样的伟大诗人，就是如三国时曹植那样能够代表一个时代诗歌风貌的优秀诗人也绝无所见。从诗作看，不仅没有出现像屈原《离骚》那样的伟大诗篇，就是像三国蔡琰《悲愤诗》那样动人心魄的优秀诗篇也绝无所见；即便以此时期成就最高的乐府诗而论，也不能和建安时出现的《孔雀东南飞》相比肩。此外，虽然这一时期的诗歌作者包括了上至皇帝王侯、公卿百僚，下至一般官吏、布衣文士，但却各自分散，随兴而发，既没有出现如辞赋中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府以及长安武帝、宣帝宫廷那样赋家麇集的创作中心，也不讲求艺术上切磋琢磨的相互交流，以利提高；尽管在武帝时乐府中也曾集中了司马相如等不少优秀的文学家创制诗歌，然而正如《汉书·礼乐志》所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只是为郊祀活动作歌词，主要是合乐并不是进行语言艺术的诗歌创作。
　　汉代诗歌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状况，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当时人们的诗歌观念不利于诗歌艺术的发展。汉代的诗歌观念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第一，雅正与卑俗畛域泾渭分明。所谓雅正诗歌一是指以《诗经》为典范的华夏传统的四言诗，二是指来自荆楚民间歌舞曲的楚声歌；而所谓卑俗诗歌，则是指流行于下层民间的五、七言以及杂言体歌谣辞。四言诗由于历史悠久，自西周以来就是华夏高雅文明的象征，正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所说："雅言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故而特别为汉代士大夫文人所推重，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诗经》成为神圣化了的经典，连"诗人"的名号都只给了《诗经》诗篇的作者，当时人即使作四言诗的也没有资格称"诗人"。随着《诗经》的经典化，雅正的四言诗在汉代也进一步学术化，成为伦理道德的说教，而不是通过语言创造艺术形象的文学了。因此，这一被视为最高级的雅正诗歌形式，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显得僵化落后，到这一时期更加变得呆板而缺少艺术审美的活力，因此，几乎没有一首值得称道的作品问世。就楚声歌而言，本属于卑俗诗歌，所以汉初没有哪一位士大夫文人进行创作。但是由于文化层次虽低却做了皇帝的高祖刘邦喜爱，并作了著名的《大风歌》，故而很快便成为宫廷上层流行的抒情诗歌，特别是"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汉书·礼乐志》）。楚歌不仅登堂入室，而且居然骤升为庄重肃穆的宗庙祭乐，于是就确立了高雅的地位，帝王妃嫔有作，也流向士大夫文人。但惟其如此，也就很快失去了民歌活泼真切的审美特征，那些用于宫廷堂庙的，逐渐僵化；士大夫文人效仿的，则大多变为赋体文学的组成部分，武帝之后这一诗歌形式就已萧条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现代的诗歌观念，汉代源于屈原楚辞的骚体作品也应当是诗歌，而且在当时确实也树立了体兼《风》、《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崇高地位，但是按汉代人的观念，则骚体诗从来不被认为是诗歌，而是高雅的语言修辞艺术，是韵文、文章，故此实际走上了诗歌之外的另一条赋体文学的道路。至于五言、七言与杂言体诗歌，在汉代，特别在西汉，一向被士大夫文人所鄙视，认为是卑俗之体，不符合雅正标准，没有人进行创作，一般只是由于诗本身独有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而活跃于民间。就是武帝时乐府官署收集这些民歌，也是"于俳谐倡乐多用之"（挚虞《文章流别论》）。虽然晋代以后，开始有人认为五言古诗之中有西汉枚乘、苏武等人的作品，但是早被怀疑为是东汉后期下层失意文人所作。而《史记》所载东方朔杂言，则是典型的滑稽俳谐之作；宣帝年间杨恽作杂言《拊缶歌》，那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恪守儒家正统，自称"才朽行秽，文质无所底"（《报孙会宗书》），而且作此诗时已被免为庶人，是在"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的情况下唱出的。然而也正因为这些民间诗歌未受传统儒家"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的束缚和干扰，才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的现实生活，强烈地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表达人们追求幸福，反抗压迫的意愿，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成为汉代诗歌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在这种雅俗畛域的桎梏之下，既然以《诗经》为典范的传统四言已被尊为经典学术，楚辞系统的骚体又已成为文章，因此在汉代的观念中，所谓诗歌很长时期中，实际上是专指歌辞而言的，不称诗歌，而称歌诗。《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中，在"辞赋"之后著录了"诗"，情况如下：《高祖歌诗》二篇《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宗庙歌诗》五篇《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四篇《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四篇《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杂各有主名歌诗》十篇《杂歌诗》九篇《雒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诸神歌诗》三篇《送迎灵颂歌诗》三篇《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全部都是歌辞，而没有任何一篇《汉书》纪传中载过的文人诗歌创作。
　　而歌辞是从属于"乐"的，只是音乐舞蹈艺术形象的语言表现形式，就其本身的艺术性而言，只重语言解辞的风格和技巧，"辞达而已矣"，并不再另外要求独立地创造艺术形象。
　　很显然，在这样的诗歌观念支配之下，是不可能在先秦《诗经》、楚辞的基础上使诗歌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这也表明，汉代还不是诗人自觉创作诗歌的时期，而仅仅处在自发、自在的发展阶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东汉，上述诗歌观念已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安、顺以后的东汉后期，由于社会愈发黑暗动乱，儒家思想文化的统治受到冲击而日渐松动，雅俗畛域也出现反向扭转，并开始相互影响、渗透，俗体趋雅，雅体通俗。从士大夫到下层文人普遍都有俗体五言诗的创作，出现了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三首》，赵壹的《秦客诗》、《鲁生诗》以及无名氏的《古诗》等一些优秀名篇，为五言体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相应，传统雅正的四言诗也开始复苏，重新成为以生动的形象、清雅的语言、和谐的声韵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人生体验，具有鲜明个性的诗歌形式，并涌现出张衡的《怨诗》、朱穆的《绝交诗》、秦嘉的《赠妇诗》等几篇好作品，虽然数量很少，分量也还轻，但毕竟为以后曹操、嵇康、陶潛等诗人四言杰作的出现，起了开辟道路的作用。
　　（二）汉代乐府民歌1。关于汉乐府所谓"乐府"，是古代掌管音乐歌舞的官署，但是魏晋以后，又将这一官署所制作、收集的乐舞歌辞也称作"乐府"了，如南朝梁时昭明太子萧统所编辑的文学总集《文选》，就在"诗"类中，单辟"乐府"一门；刘勰的《文心雕龙》文体论中，也于《明诗》篇后另有《乐府》篇，于是"乐府"就成为一种诗歌体裁的专名。因为汉乐府中最优秀的作品是来自民间的歌辞，所以我们现代所说的汉乐府主要指的是两汉民歌，这一观点最早始于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著录了当时所见包括帝王贵族以及名文人所作的宗庙、郊祀祭乐和宴享娱乐作品在内的全部乐府诗歌后，于序论中只评价了民间歌谣："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而对帝王文人之作未置一词。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说："乐府是官署之名，。。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名之曰乐府。"
　　"乐府"作为掌管音乐的官署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秦代。汉承秦制，西汉建立之初，这一官署也被沿袭下来。《汉书·百官公卿表》即有这样的记载："少府，秦官，。。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十六官令、丞。"有官必设署，1977　年在西安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一只秦代错金甬钟，钟柄镌有秦篆"乐府"二字，即为《汉书》所记提供了物证。此外，《史记·乐书》载："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即《大风歌》），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也证明了汉代乐府高祖时就有设置，而且直到景帝亦未取消，这原本是无可怀疑的事实。然而人们却多以为汉代乐府始建于武帝时。看来问题是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