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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最后一位抗战时期军统女译电员
日我在浙江江山王庆莲（49年以后改名：王林）的斗室内采访了她
实际上，军统女军官，在大陆只有王庆莲了。在台湾还有一名，也是江山人。
浙江江山的志愿者王俊开车，带王庆莲老人和我参观了戴笠故居展览馆。85岁的王庆莲看到老上级戴笠，还是肃然起敬。在1943年到抗日战争胜利，王庆莲多次听戴笠的讲话。蒋介石在45年46年四一大会听过两次讲话她也听过。我们以往的报道中，戴笠是十恶不赦、杀人如麻、好色之徒、吃喝嫖赌、吃喝玩乐、阴险毒辣的人。可是王庆莲回忆：
“戴笠衣着朴素、不苟言笑、忘我工作、和士兵一起吃饭、熟悉业务、雷厉风行，不像万恶之人。”
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单单就戴笠为首的谍报首脑机构的“军统女译电员”而言，在大陆只有85岁王庆莲了。在台湾可能还有一名，也是江山人（还不知死活）。因为，这个机构的所有人都相互认识。而且，是相对在对外封闭的情报机构内一起工作。
我采访王庆莲时反复问道这个问题，她本人也是这样看法：“大陆，仅仅我一人了。”
戴笠所领导的军统是比较庞大的。资料显示：抗战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4万5千余。军统在抗战中牺牲很多人员，军统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而位于重庆的军统局情报机构在后方陪都，就没有那么多人在抗日战争中没有牺牲在抗战前线。
我认为，如果崔永元的《我的抗战》剧组仍在工作的话，采访军统少尉译电员王庆莲迫在眉睫。原因有几：军统核心工作的只有她一人了。她能详细叙述戴笠、姜毅英等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抗日战争胜利67年了，中国历经天翻地覆的变化，军统从英雄走向恶魔、以讹传讹、信息异化。王庆莲思维敏捷、谈吐清晰、逻辑条理、一丝不乱。我有她的采访录音、有她写的回忆录。这些，即使现在没人要，在不远的将来，我想，也是浙江档案馆必须追逐的历史痕迹。
原因很简单：抗战是中华民族的抗战。单说抗击日寇这个话题，军统是对的。
我总说，一个人的历史，往往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缩影。
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这一点，必须肯定。
王庆莲所在的军统组织有多少人呢？1946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有18万便衣特工——其中4万人全天候地为他工作。
直到今天，我只采访过两人。
一位叫王贤舜，今年90岁。在浙江天台。作为军统的工作人员，解放后，他在东北入狱服刑18年。王老目光呆痴、形同枯蒿、一贫如洗。我采访他，他尿了裤子还不知道。不过，他住的房子，是大清光绪年间祖上建造的。一片破破烂烂的。
一位，当然就是85岁笑眯眯的王庆莲女士。
王庆莲女士虽然85岁高龄，但是，看上去也就70岁。我想，和她在解放初期不断被批斗，不断被强制劳动所关联。与之相比较，贪官污吏没有身体好的，天天莺歌燕舞、吃喝玩乐、吃喝嫖赌，还要费尽心机给老百姓编讲什么几个代表，它们自己家的饭不用吃、自己的汽车不用买，自己的媳妇不用……；它们不是胆固醇高，就是血压高、血脂高。
我采访王庆莲女士两天，她哭了5次。我这个人善于嘻嘻哈哈的转移话题，后来，在悲悲切切之中，我都不好意思开玩笑了。
但是，我还是被王庆莲悲惨的人生故事所震撼了。
15岁参加抗日战争，如果这在八路军的话，现在，就是高干。
如果在国军，当然就是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地富反坏、反动军官、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1968年的时候，国军＝伪军＝汉奸。而且，她还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军官！
如果在军统？那就更是十恶不赦了。王庆莲时任军统局译电员！这还了得！
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这一点，必须肯定。如此推论，从1943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王庆莲在国军军统局当译电员所做的工作，对中国民族的解放事业是有益的，是有功的。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王庆莲卸甲归田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8月，18岁的王庆莲就回家了。为什么呢？原来：
戴笠死后，不到两周，蒋于(日)缩编戴笠原于中国各地布置的特务处，由原本的2万人缩编剩几百人，加上内部斗争剧烈，使得中国国民党的情报单位薄弱，中国共产党的特工机构逐渐、逐渐强势起来。
所以，中国大陆仅存的，军统局85岁的译电员王庆莲也应该是战争的幸存者。
另外，参加抗日战争的军统少尉王庆莲是不是英雄？这要先看怎么给国军军统局定位了。军统局的头就是戴笠，文化大革命时期，如果说：
“国军军统为抗日战争做过贡献。”——完了，非被革命群众打死不成！
“国军军统戴笠将军为抗战情报方面，贡献过非凡的壮举。”完了，也活不成。
只有章士钊有权利评价戴笠。戴笠死后，章士钊先生题挽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浙江江山唯一的关怀抗战老兵志愿者王俊，在我采访王庆莲的同时，转赠给王庆莲老太太“关爱抗战老兵”组织制作的“抗战胜利证章”和一本“抗战挂历。”
——虽然是民间制造的，85岁的王庆莲也乐得合不拢嘴。
在参观戴笠故居展览馆的时候，我特别邀请85岁国军抗战老兵王庆莲挂上“抗战胜利证章”。我还拍摄了很多照片。
在戴笠故居展览馆门口挂“抗战胜利证章”的王庆莲笑容可掬
如果说：抗战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的话。那么，军统局能戴着个“抗战胜利证章”的人物不过一、二。
我还是那句老话：日本人为什么能“打败大清帝国北洋水师？”为什么能“占领中国14年，杀伤我3500万军民？”为什么能“实际占领钓鱼岛周边数万海里海域？”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是其一。“腐败”这是其二。
日本人不用打中国人，中国人之间的你死我活已经打得两败俱伤。
日本人不用打中国人，中国内部的腐败横行已经吃掉潜在航母群。
一，即使是“千篇一律·毫无新意”，也应该记述
我采访85岁国军抗战时期军统局译电员王庆莲，又牵扯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评价：“千篇一律、老生常谈。”其实不然，每一个人都代表着几万、几十万人的命运。
《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丛书不也是由无数“命运雷同”的故事组成的？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而说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军统局系统有几万人，能佩戴老百姓制作“胜利证章”的，只有85岁的少尉译电员王庆莲女士。
85岁的王庆莲应该是军统系统老兵命运的缩影。通过她，我们看到了社会的进步。
信不信由你，王庆莲写的回忆录，最后一句话是：“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抗战国军军统译电员王庆莲回忆录局部
我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已经十几年了，他们的构成是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劳工、慰安妇、南侨机工、东北抗联、侵华日军老鬼子等等。
有人说是“千篇一律·毫无新意”，我认为，即使如此，也应该记述。
革命系列丛书《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都出版了几十本，她其中的人物不是也“千篇一律”吗？但是，正是这些“千篇一律”、“命运雷同”的；数不清的人物，推翻了一个旧的社会，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内战，再到建立新中国。谁能说不是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呢？
我们通过图书，不是“从每一个单个人物的命运”，看到席卷一代人命运的风暴了吗？
我的采访原则很简单，基本上是：只采访活着的。只采访抗日的。
另外，我只研究抗战。至于内战的部分，留给其他热心人。
王庆莲1928年出生，1943年进国军军统局译电科学习、工作。她在军统局译电科是少尉军衔拿中尉军饷的军官。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回到家乡，卸甲归田，重新过黎民百姓的生活。
我的思想宗旨是：50年代，中国有系列丛书《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而记录国军抗战口述史、思想史，生死离别、悲欢离合、警世恒言、人生轨迹的，几乎没有文字存留。
干没有人干的事情，或者是几乎无人干的事情，才是有必要干的事情。
我认为有必要存留。原因是：
国军抗战直系、旁系亲属牵扯2000万人。
共军抗战直系、旁系亲属，牵扯1000万人。
著名导演张艺谋的父亲在抗战时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在抗战国军中是校官。
奶茶刘若英的祖父刘咏尧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是当时黄埔军校中年龄最小的学员。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以勇猛著称，1938年1月，任湖南省抗日自卫军副总司令兼军管区副司令、参谋长。1945年1月，在日本投降前，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参加过淞沪抗战的孙元良将军的儿子，是电影演员秦汉。
据说，演员关之琳的爷爷黄埔虎将关麟征！
林青霞的父亲林维良，在抗战时期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医。
歌唱家邓丽君的父亲邓枢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为什么要把他们拒之门外？为什么要另眼相待？为什么要无敌树敌？为什么要刻意贬低？
很多“五毛党”，听到国民党抗战将士就骂：“变味的爱国主义……。”
我一直说：“经过我的调查：这些昧良心的人，无一例外，是侵华日军烧了这些人的村庄、暴打了这些的爷爷、轮奸了这些人的奶奶……。还不是国军抗战将士冲杀进浓烟滚滚、烈火熊熊的惨烈中；救出这些人的父老乡亲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不敢代表大家。但是，我心中的理想是：“将来，中国的军队国家化，国家荣誉统一化。”这样，作为普通国民在抵御外辱的战争中的荣誉问题，就不会被政党的利益所支配。
“中流砥柱”说；“国军抗战”说；“下山摘桃”说；“游而不击”说。
“抗战军人伤亡380万人，其中，国军将士伤亡321万人”一说。
“在敌后，牵制侵华日军50万军队。是中流砥柱”一说。
“22次大战役，每一次都消灭侵华日军万人以上，牺牲数万我中华好儿女”一说。
……，……。
以上种种争论，似巴以之争、孰是孰非，永无休止、永无答案。
如果，我举两个“渔翁得利”的例子，也许，众人会稍有同意？
&&&&&&&&&&&&
一，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之间厮打不休，日本人渔翁得利。
&&&&&&&&&&&&
二 。日本人与美国人为敌、与苏联人为敌，中国人渔翁得利。
数百年来，中日之间三次战争：一，1896年，北洋水师完败。二，年，占领中国14年，（日本人说《日中战争15年》）伤亡3500万人。三，实际占领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咱们渔民谁去捕一条鱼我们看看？
日本每一次对华战争都是举国之力而为之。甲午海战前，日本天皇贡献全部细软武装日本海军，他一天只吃一餐饭。这是举例之一。而我们，抗战胜利67年了，国军抗战将士仍然没有获得国家荣誉；仍然没有一分钱的参加抗战抚恤金！
乃至于，我采访85岁军统局的译电员王庆莲，我不敢评说：“军统局抗战功过。”
“巴以之争”打了一百年，还要打一百年。
中国人之间的战争还要打多少年？还要争论多少年？
“——军队国家化之后，自然，国家荣誉就统一化了。”当然，这是梦想。
战后67年，日本驻华记者怎样看待延续今日的国共抗战争端？“中流砥柱”？“国军抗战”？日本记者观点基本一致：“抗战经历，和今天执政的合法性紧密相连。所以，需要传播必要的学说。”他们对于“争端”一事，保持“坐山观虎斗”的乐观态度。因为，中国只有分裂，才没有战斗力。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二，章士钊先生评论军统戴笠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章士钊在一起的合影
蒋介石和戴笠的合影
有一副挽联当时传了是共产党的地下党，或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人物所送：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诽谤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戴笠故居》纪念馆说明：此联是章士钊送的。章士钊是毛泽东主席的座上宾、“文革”年代大陆外交界红人章含之的养父。
章士钊解放前，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后，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社会职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社会上管章士钊这样的人物叫：“双开人物。”意思是：
国民党、蒋介石执政时期，他吃得开。
共产党执政时期，他还吃得开。所以，评价戴笠，非章士钊莫属。
有人这样评论戴笠：“以后世观点来看，戴笠在情报界可说是少有的天才，他在无师自通下一手建立军统局，这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报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但是因为他的立场忠于蒋中正，与上海杜月笙关系良好，因此蒋中正在抗战结束前也将戴笠视为其最重要的亲信之一，在台面上无法解决的事情就必须借由军统之手执行，因此他的行动也就包含了以台面下手段帮蒋中正铲除敌人。”
在一个党当政的时代，其他的党说话就一定是错的。戴笠是国民党反动派军统的特务头子，所以，到今天，如果评介他“好”的话，也会引来枪林弹雨。
但是，章士钊评论可以。章士钊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还是毛主席的朋友。
章士钊先生简历：1937年4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
1938年6月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3年著《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双十”协定签字后，毛因事滞留重庆，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征询章对形势看法，章在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劝毛速离险境。
1946年回上海，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并续任；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行宪后，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乃请章士钊及江庸、颜惠庆三人。章返上海后，曾专程至南京，会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对程消除“惩办战犯”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总统委派与邵力子、张治中、刘斐同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双方代表草拟的协定，乃留居北平。继而去香港；6月致函程潜，劝说程、陈（陈明仁）起义。9月，他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定居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1年7月，章士钊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章士钊先生在国民党是三朝元老。在共产党也是举足轻重。所以，评论戴笠非他莫属。
戴笠墓。照片翻拍自《戴笠故居》纪念馆
有评论这样描述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军军统局：
抗战开始的&font COLOR=&#38年8月，该局重组，第一处另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而军统局仍交由戴笠负责。除负责刺探情报，进行反谍工作外，军统局亦以刺杀等手段执行情报任务，反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军统局曾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如暗杀张啸林、唐绍仪，暗杀未成的有殷汝耕、季云卿、汪精卫、周佛海。而隶属BIS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了不小的作用。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之一“军统”成立。
抗日战争期间，军统也从事一些搜集敌方情报并搞恐怖活动。也有一些军统人员投降了日寇；在日本占领区的重要特务头子不少来自军统。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1949年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留在大陆的军统严厉镇压，到五十年代中，军统在大陆大致肃清。
&大陆资料这样给军统局做出人员、历史作用、军事地位做出统计和归纳：
“军统”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
抗战中，军统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打击抗日活动，而隶属军统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了不小的作用。
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为稳定局面，有意拉拢有影响的中国上层人物出面组织所谓的“临时政府”。经过一番斟酌后，日本人选中民国初年担任过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唐经反复考虑后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晚节不保。蒋介石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着令军统“剪除附逆”。
1938年，就在唐绍仪接受邀请出面组织“政府”后三个月，潜入上海的军统“敌占区行动组”便用斧头结果了他。
在随后的时间里，军统先后策划了对殷汝耕（组织‘华北自治政府’的大汉奸）、季云卿（上海青帮‘通’字辈大佬，汪伪‘76号’后台老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汉奸的刺杀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并未完全成功，但无疑有效地震慑了投敌叛变人员。
《戴笠故居》纪念馆中，杨虎城被害后的照片。
谈军统色变，也一直在蒋介石时代的国军、及其国民政府职员中蔓延。
1949年9月，……，……凶手们在杨虎城父子二人的面部淋上硝镪水，然后把杨虎城的遗体掩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坛里。
日，重庆解放，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领导当天调查杨虎城的下落，第二天发现杨虎城的遗体。12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发来唁电。日，重庆市政府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刘伯承、邓小平等党政负责人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教界、新闻界代表共1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同年，将杨虎城迁葬于西安城南长安县韦曲镇的“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
三，王庆莲少尉的直接上司姜毅英少将
王庆莲少尉的直接上司姜毅英少将
王庆莲少尉站在《戴笠故居》内，手摇发电电报机旁。
王庆莲在戴笠故居纪念馆一块展板前
《戴笠故居》纪念馆里有戴笠的生平介绍。我在《戴笠故居》纪念馆里见到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比方，杨虎城遇害照片。在《戴笠故居》纪念馆里，王庆莲还见到好多位老上级、老长官的照片。比方，少将姜毅英。
姜毅英，浙江江山人，原名姜鹤根。生于1908年5月. 190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新塘边一个木匠家庭，姜本人杭州第一高中毕业后考入杭州警察学校，1931年毕业。毕业后，戴笠委她为译电员，工作勤奋，洋电业务娴熟，旋升为局厦门电台主任报务员，兼任监察台密码破译工作，加发双位工资。抗战期间，由于及时侦知日军南进情报被嘉奖晋升为军统本部第四处电台台长。姜毅英在破译工作中，从日本军部无线电报内侦知于日日军将对美国珍珠港的海军发动突然袭击的重要情报，交给戴笠亲自处理。珍珠港事件之后，蒋介石对戴笠能获得日军情报，事先转知了美国，感到十分满意，称戴笠的情报工作做得好。戴笠对姜毅英能破获日方绝密电码，事先得知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认为功劳很大，大大提高了中国情报工作的信誉，因而立即给姜毅英由原来的中校级破格提升为少将译电组组长。姜毅英便成为军统局唯一的女少将人员。
我采访王庆莲老人时，她常常泪如雨下。不是因为抗日战争、国破家亡、战火纷飞、流离失所、战友牺牲，而是因为解放以后，成为专政的对象。
她自述，文革时天天批斗，实在活不下去，就在几位看守不在意时，往水塘中猛跑、扎入、自杀。几位看守大惊失色、如临大敌、迅速冲入塘中，把她揪了出来。
她自述，由于天天挨打，受皮肉之苦，她的身上竟然难找一块好肉。
她自述，由于天天下跪，她跪出经验来。三寸宽窄的长条木凳上，她能跪三个小时不掉下来。可谓功夫了得！
她自述，手臂被反扭吊在房驼上严刑拷打几天。放下来，几天不省人事。
她自述，殃及家庭！丈夫离婚，孩子不能受到教育，至今没有好工作。
她写有《王庆莲自传》，我认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中，国军老兵的缩影。
无数人的心路历程、悲欢离合、生死离别、警世恒言，有些，是我们的邻国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苦难。有些，则是上下数千年中国历史遗传下来的：“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这个王，那个王，一代一代遗传。从慈禧太后，到蒋家王朝；恩恩怨怨，杀杀砍砍，平民百姓、夹裹其中；你死数万、我死数万，动荡不安、何时了结？
怕只有日本人，隔海相望，弹冠相庆、心怀叵测、欲占中华、贼心不死。
四，抗战老兵王庆莲对我的采访
抗战老兵王庆莲和我，在《戴笠故居》纪念馆内的一块展板前
85岁的抗战老兵王庆莲自解放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人生是很坎坷的。这使得她对他人有一直抱有自然的警惕、防范之心，她老人家不希望我再是什么“政治角色”而给她带来什么伤害了。
她当然相信王俊，因为王俊是浙江江山人。王俊不可能带一位“革命家”再来“革”她王庆莲的“命”的人。但是，她还是心存各种芥蒂和疑虑。
王庆莲说：“你前面说了，你准备写《浙江天台-最后的抗战老兵》、《浙江永康-最后的抗战老兵》。你这次到浙江江山来采访，是不是有什么好处呀？”
我对王庆莲老人解释：“我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王庆莲很是吃惊，她说：“不会吧？”
我解释：我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国军抗战将士、侵华日军老兵、慰安妇、劳工、东北抗联、飞虎队等等亲历抗日战争的参战者。我几乎是三付出：“时间、金钱、精力。”这些，几乎没有丝毫的回报。
王庆莲很是吃惊：“写书，总有稿费吧？”她说着，就笑了。
我说：“比方，写浙江抗战老兵这两本书。出版社认为没有销路，于是，每一本收费两万元。还是浙江永康一位朋友帮助出版的。”
“就是出版了，我还要自己买一部分，送采访过的老兵和他们的家人。”我说。
“另外。”我说：“我在十年间采访了数百人，原则上是自费。当然，有人帮助我。比方，《亮剑》的作者都梁先生，就给我慷慨的帮助。”
我手指王俊：“这次到江山，多亏王俊先生。他担当：向导、司机、翻译、联络、记录、还管饭。没有他，我寸步难行。”
王庆莲老人说：“我看过电视剧《亮剑》。知道作者叫都梁。”
“我写的采访报告，很多人挑刺。他们无情的嘲讽、打击，尖酸刻薄。因为，我采访的抗战老兵年事已高，回忆中不准确的时间、地点、战场分析数据、敌我军情，等等、等等，比比皆是。我的任务是记录，我写的东西，是抗战老兵个人命运的历史、个人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个人对战争的看法、或者是个人对于青年一代所要表达的警世恒言。抗战老兵个人的记忆难免出现种种问题，种种误区，甚至是种种错误。——他们所说的不是《抗战史记》。”
“您回忆的抗日战争中的军统、戴笠、姜毅英等等，也会有误。对不对？”
“再有，说‘国军抗战’，或者说‘共军抗战’都使两个阵营的人大为不满。”
王庆莲笑着说：“你父亲是八路军，你为什么采访国军抗战将士呢？”
我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爸爸亲口对我说，国军在抗战中打了很多大仗。抗战时期，国军中出现很多，很能打，打得很好的将军、军队、战役……。”
王庆莲很客气：“你父亲怎么会知道呢？”
我说：“解放初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我父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他们出版了《红旗飘飘》红色系列丛书。但是，当时也在政协‘组稿’、‘约稿’。就是在那个时候，很多国军抗战将领写了回忆录。这些文史馆的文史专员写的稿件，使我的父亲印象深刻。我父亲回忆，后来，政协自己出版了系列丛书。由国军抗战将士自己回忆、撰稿。可惜，好多刊物，成了‘内部刊物’。”
“那么，你现在还受到攻击吗？”王庆莲问。
“几乎是天天受到攻击。我写的东西，只不过是对‘口述史’的记录。不是抗日战争的鸿篇巨制，不是抗战历史，所以难免有误。”
“我也知道这些攻击者偏执，是因为他们的家乡的村庄曾经被日本鬼子烧毁，他们的爷爷被日本鬼子殴打，他们的奶奶被侵华日军强暴。但是，针对‘曾经对侵华日军血战过的国军抗战官兵’横挑鼻子竖挑眼，就不对了。”
“攻击普通人、攻击弱者、攻击国军抗战老兵、攻击老兵口述史中什么不完善的历史。这些，是我极为鄙视的行为。对于贪官污吏你们怎么不敢尖酸刻薄呢？”
“再说，写这个东西，应该是国家行为、政府行为、研究机构行为、战争研究机构机关的行为。个人担当：联络、路费、找翻译、找向导、记录、摄影、录音、整理、誊写、撰稿，最后形成文字。再找出版社……，很难。”
“如果，国家有个机构专门干这个，我就坚决不干了。比方，大报社，那里面人才济济、设备完善、经费充足。我单枪匹马，正是可以指桑骂槐的对象。因为，没有这样的机构，所以，我才干。十年了，我疲惫不堪、伤痕累累。一贫如洗。”
王庆莲老人说：“那么，你怎么看国军抗战老兵呢？”
我认为，国军抗战老兵的抗战口述史分成几个部分：
一，在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包括在台湾省出版的口述史不在评论之列。
二，解放初期，释放的几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人员。他们在政协系统出版的抗战回忆录，水平很高。因为，这些老军官多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国军担任要职，亲历抗日战争的数次大战役等。那时，亲历者多，夸张、作假很难。
三，国军抗战老兵对于真实抗战历史的贴近，是这几年的事情。尤其是抗战胜利60周年的2005年后，才开始大张旗鼓地有人接近他们，歌颂他们。
四，“哪有国军不入狱”一说。但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确实殃及每一个亲了抗战的国军将士。他们在几十年当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心理反弹，希望被关注；关注就夸张，这在个人身上有所表现。
五，比方，明明是士兵，他把自己说成军官。明明是尉官，他吹嘘成校官。我曾经采访一位多次，我至今没有写他。他说，自己是“史迪威将军的联络官。”“坐飞机掉下来，美军都死了，只有他活着……。”这人还自述：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是少校，到1949年，他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了。
还有一位老人，自己说自己是“淞沪抗战、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一员。”
还有一位老人，明明是民航飞机上的电报员，不是现役军人。可是，非吹嘘自己是陈纳德航空队的战斗机飞行员。他自述：“正洗澡呢，日本飞机来了，光着屁股往飞机上跑，驾机升空同日寇作战。”
他的上级叫“小广东”。“小广东”亲口对我说：“他只飞过两次驼峰航线。老是呕吐，是电报员。都不想用他了。”
目前为止，中国国内亲历抗日战争的国军抗战老兵，有姓名记载的，不过700多人。
其实：你是士兵，向侵华日军扔过一颗手榴弹；日本投降了。你也是好样的！
比方，你王庆莲，你说你是“军统少尉军衔拿中尉军衔薪水的军官。”我就感觉是可信的。其一，译电员应该是军官。其二，军统局电台处都是浙江江山人。这样便于工作。其三，你15岁到19岁在军统局电台译电组工作。当个少尉，可信。
王庆莲提问：你写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在日本留学很多年，采访22名原侵华日军老鬼子。日本有天皇的“恩给”制度。就是给为国作战的老兵津贴、补助。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很冷漠，但是，国家的制度使日本国民尊重老兵。也可以理解成：日本老兵的尊严，是国家给的。
一个曾经为国作战的老兵没有尊严地活着，对子孙、对公众、对社会、对执政群体的公信力、对民族信仰、对将来的战争，都有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
一个国家没有政治信仰。没有政治理念，没有自己的英雄主义，是很危险的。
每一个国军抗战老兵都影响三代人，影响一个村，影响一个县青年人的战争观。
如果再有战争，日本国民还可以以一当十，冲锋陷阵。
王庆莲老人笑着说：“难道，你不感到害臊吗？如今，是金钱社会。”
我说：“从1931年，到1945年，侵华日军占领中国大片土地，杀伤我3500万人。掠夺了我国无尽的宝藏……。如果，别人不感到害臊，我为什么要感到害臊呢？”
“而且，我自己感到有意义。尽管，我在中国人的辱骂中艰难前行，但是，我还是希望一条道走到黑。”
“我的父亲，原本是乡下人。是个上过私塾的农民。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打到华北，他参加了八路军，上了抗日军政大学。后来，他接触了《红旗飘飘》的稿件，当然，他也是八路军的一员。我的父亲很是欣赏能写的人，所以，他的工作从小，就影响了我的兴趣、爱好和志向。”
王庆莲老人还是笑眯眯地：“赔本赚吆喝”这句话？
在浙江，有一位读者非常精确地评论国军抗战将士的命运为“苦神”。我认为，精确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代“苦神”相比较，我们是幸运的人。
对于很多事物，我也不理解。比方，36岁走上刑场的方志敏，在遗著《可爱的中国》鼓励人们继续战斗。可以，今天，贪官污吏不是还继续横行霸道？腐败不是还没有受到抑制？这难道这就是方志敏走上刑场、慷慨就义的意愿？
方志敏也好，你们国军抗战将士也好，军统也好，都是祖国长城的一部分。
抗战中，投降日寇的有四大伪政权：东北的溥仪、内蒙的德王、华北的殷汝耕、南京的汪精卫。有300万人给侵华日军当走狗。其中，东北有百万上下的伪军协助日本关东军镇压、屠杀中国人。华北、华南有百万伪军给日寇当走狗。
但是，有更多的人自愿选择抗战！他们抛家舍业、走进枪林弹雨、走进刀光血影、冲杀着和侵华日军日本鬼子血肉相搏！这么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冲锋陷阵；数不清的中国军队抗战将士倒在了抗日战争的战场上。
他们得到了什么？与他们相比，与你们相比较，我的付出还有什么不应该的？
85岁的原军统少尉译电员王庆莲说：“你怎么总结自己的行为呢？”
“我一直在编排、讽刺我自己。”我说：
“有一头蠢驴在戈壁荒漠中艰难前行，骄阳似火，毫无生息。这头蠢驴走哇，走哇，走着……。蠢驴一回头，吃了一惊！——呦！都走这么远啦！”
我说：“我就是这头蠢驴。我这次从北京走到浙江江山你家来了。”
王庆莲老人听到这儿，捂着嘴笑了。她说：“你能来采访我，谢谢你。”
五，王庆莲写的自传
刚刚满15岁即报考军统局的译电员
记得1943年的四月份吧，军统局设在江山峡口镇的一个办事处，在江山招收译电员10名，打印员10名，当时我刚满15周岁，是妈妈帮我报了名，结果被录取了。当时年轻什么都不知道，家境贫寒，只要有事做，有饭吃已很不错了。当时去的一共有4个女的，16个男的，有个带领我们的人，起先到福建省建阳，住了半个月左右（无交通工具）后来来了一辆大卡车，（运货车）从建阳出发（到行李放在卡车下面人就坐在行李上面）经江西、广东韶关，再湖南衡阳，广西柳州、贵州遵义等地大概是在1943年的六月八日到了重庆。
我们20个人当中10个在军统局，局本部（在重庆罗家湾）译电，我和其他10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译电科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主要编排密本的角码、横码、直码工作，（当时敌机轰炸机厉害，未来保护密本的安全故将密本股设在乡下）在密本股工作了八个月。
调来的组长姜毅英也是江山人
1944年4月，我请求调动工作，经译电科科长姚敦文批准，调到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工作（股长王威是我亲舅舅）当时我的军衔是准尉支少尉薪。
工作相当艰苦，每天10小时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2小时，每天都要10点钟下班以后才能安睡，每星期休息半天，早上7时听到号声起床，上下班都以吹号作标准，译电科里面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江山人比较多，特别是几个股长，江山人占多数，华南股股长王威，华东股股长林庆润，华北股股长戴泽仁，亲译股股长黄鼎风，在局本部的密本股股长毛赞武，在磁器口乡下密本股长姜永庚、姜日富，后来原科长姚敦文调走后，译电科改名机要组，调来的组长姜毅英也是江山人，记得当时她的军衔是少将，也是军统里面唯一的女少将。
每个星期一的上午戴老板（我们对戴笠的私下称呼）在重庆的话都要到局本部来做纪念周，工作人员都要到大礼堂，外围单位也要派人来参加，听老板作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他在讲台上站着给我们作报告，我们则在下面站着听几个小时的报告，谁也不能中途走开，中饭就在大礼堂（也是饭所）吃，八人一桌，老板也同吃。
在军统局局本部的工作人员，女的穿旗袍，男的穿中山装，有一次总务处发给我们一套军便服，有个女同志穿着，给戴老板看见了，就马上提出意见不准穿，总务处就收回去了，改发给我们布料，老板很讲究人的仪表，他穿的中山装风纪扣都扣得很整齐的，他要求他的部下也要穿戴整齐，所以我们虽没有什么上等衣服，但穿戴都比较注意的。
惹怒姜毅英，受到处分。
在译电科的工作就是译电，每天的工作繁忙，而且有规定的任务，任务完不成得加班，我为了晚上不上班，白天就拼命的做，将所有分派给我的电报争取在下午下班下班之前译好，这样晚班就可以不来，晚上出去看看电影或许去跳跳舞（军统是不准进舞所的）我是偷着去的，如果被发觉可能就得关禁闭。幸好从未被发觉过，有一次军统局在各单位办公室贴了一张布告，我不注意这种事，我还在上班，组长姜毅英进来了叫了一声娜尼鬼（当时因我年龄较小很多人都这样叫我，意思小姑娘）那张布告你看了没有，我就跑过去看了，上面的意思是女同志穿红戴绿擦粉抹口红，等我看了以后很气就一手给撕下来了，这下可出事了，姜组长上报了，结果大概念我是江山人吧，没有关起来，记大过处分。
戴笠死了，蒋介石、蒋经国来了。
王庆莲作为军统局的译电员参加过戴笠的追悼会
中间为蒋介石。军统戴笠的儿子（照片右一）在解放初期被解放军枪决
军统局每年的四月一日都要开四一大会，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死亡的人，他她们的照片都要在纪念室陈放出来，他她们的家属也尽量接到重庆来，外围的工作人员也要派代表来参见，1945年四一大会，我担任招待员的工作，其中10个男的10个女的，主要接待来宾，以及一些零星工作，招待员穿一式的工作服，四月一日的那天上午在军统局大礼堂开大会，蒋介石来做报告，当蒋介石走进大礼堂时，军乐队奏响，真是鸦雀无声相当雄伟。
1946年的四一大会戴老板已遇难，我还是担任招待员工作。四月一日的那天上午蒋介石来，他儿子蒋经国也来了，我不认识的，就在签名簿上看见的，我正好在门口做接待工作，一看蒋经国的签名，我就偷偷的赶上去看一看，在1946年的四一大会上蒋介石的报告我们听了很感动，他为失去了戴老板这样一个得力助手而很悲痛，我们都留下眼泪。
1958年描写军统的图书《人间地窖》
说起四一大会做招待员的事，我记得1957年至1958年间，看到一本书名叫《人间地窖》，里面都是写的军统的情况，当我看到书中提起军统每年都要开四一大会，都有男女工作人员来担任招待员工作，其中有王庆莲（我在军统工作时的名字就叫王庆莲）等，我看到这里心都冷了，不敢再看下去，马上把书还给人家。
我当时是在杭州市粮食公司新宫桥粮站工作，我很怕丢去那份工作，更怕的当然更多了，我现在很想能看到这本书，可惜已无处可找了。因为那是50年代出版，时隔已50多年了。
姜毅英结婚王庆莲做伴娘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不知道多高兴了。军统局的工作人员慢慢地分批回到南京，限于交通工具，我们都是由上面规定一批还都人员。第一批的先走了，第二批的也没用我的名单，我急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工作表现不是很好，姜组长不会很早让我还都的。那时还都人员都是坐飞机去南京的，没有办法，我们约了急于还都的六个，请求发给我们路费自找交通工具还都，结果同意了我们六个人。一路坐汽车、火车，经洛阳、开封、郑州、徐州等地，一路有多难多苦不用说了。总算在1946年7月左右，到了南京局本部报到。
时隔一月，姜组长要去上海与美国归来的未婚夫结婚，她叫我去做伴娘，一星期后我回到南京，趁姜组长度蜜月的时候，我打了请长假的报告，经副组长同意，我直接送到毛人凤局长处请求准予长假。当时毛局长过一星期再说，一星期后，批下来准予长假，离开军统时我的军衔是少尉支中尉薪，并有国防部发放的证明，解放了所有的证明都烧了。
为什么离开军统局
我离开军统的原因，主要是姜组长对另外人说我工作不认真，要关我一段时间。我怕了，趁她不在赶快设法走吧。离开军统后回到老家江山吃老米饭了。
军统局局本部的部门很多，有八个处，第一处处长何芝园江山人。记得好像是专管军事情报的；第二处处长好像叫王新衡，也是管情报的；第三处处长记不起了，管策反的；第四处处长魏大铭，是电台，不设在局本部；第五处我不清楚；第六处处长龚仙舫（与戴老板同机遇难）管人事的；第七处处长张冠夫，江山人，管会计；第八处处长沈醉管总务的，有一个秘书室，那时的毛人凤就是秘书室的头吧。反正除了戴老板在局里就是二把手了。另外就是机要组了，组长姜毅英江山人，专搞译电工作。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室军统局得到
另外就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事。是1941年那时我还未到军统不过我后来听同事说起过，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室军统局得到的。当然是译电科译到的。当戴老板将消息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再转告美国，当时美国方面不相信，后来珍珠港事件真的发生了，美国人才相信戴老板的能力，在中美合作所有个美国人叫梅乐斯的，都同戴老板回江山老家看望老板的母亲并留影合照。
这张照片翻拍自《戴笠故居》纪念馆。摄影者是美国人。
侵华日军来了，王庆莲家也是苦大仇深。
提起我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一生，我只知道不到一岁我的生父（福建上杭人，黄埔军校二期）就没有了，母亲将我送到外婆家，由外婆家管，母亲后改嫁。我就一直住在江山外婆家，后来妈妈也回江山住外婆一起。大概八岁上旅网小学（大概八岁上小学），因为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轰炸，上课很不安定，12岁的那年，两浙盐务管理局在浙江天台县办了个慈幼院，招收一批难童去那边，管吃、管穿、管读书。当时也到江山来招了，我报了名去了慈幼院办在天台国清寺再上面的叫高明寺的一个寺院内，在那里读了两年。
后来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大的学生由老师带着先撤退，我是算大孩子的，跟着老师由天台一路步行到缙云县，壶镇，在那里停了。生活相当苦，一天两餐都保不住。
后来有个江山学生的家长来接儿子，我就要求那家长带我一起回江山。当时我拿了存在老师那里的几块钱就跟那位家长一起从缙云县壶镇步行回江山，一路很苦，没有吃的，买几斤烧饼吃了就走路，渴了就喝生水。不知走了多少天，总算到了金华火车站，病了，泻肚子，在车站等了几天都没有能上车。那时兵荒马乱的，火车根本不停，有车经过，也都是部队。我绝望的等着，老天还是照应我的，火车过来，停在金华车站，上面全是部队，我东张西望，在一节车上我见到一个熟人，也是江山人。我就叫了一声树友哥，他见到我，我说我要回江山，没有车，你带我回去吧。他把我及几个一起回江山的同学都拉上了车（他当时也是部队里的）这样总算回到了江山。再继续读书、上小学六年级，毕业了去考衢师，没有考上，在补习班复习。
是1942年吧，江山沦陷了，逃难到乡下。大概3个月左右，日本鬼子退了，我们全家回到城里。惨了，房子被鬼子烧光，全家七八口人（包括外婆一家人）都挤在两间未烧完的破房子里。我的继父及大舅都在重庆。当时生活来源主要还是靠他们，可是钱寄不过来，我们的生活就成了问题。于是在我15岁的那年下半年，我就到香烟公司做香烟，那时都是手工做的。上午八点钟做到下午5点，中饭是舅妈给我送来，计件工做多少算多少，不合格老板不给钱。虽没有多少收入，但至少也能补贴一点家用吧。
到1943年的四月份吧，军统局到江山来招10名打印员，10名译电员，我到峡口办事处去考了。当时15足岁考取了打印员。当时不是鬼子烧了我的家，家境困难，能有个地方工作，能有口饭吃，已经不错了。在军统局共三年多点，先是做打印员，后调做译电员。
1937年12月日寇打进南京拍摄的照片
亲耳聆听过蒋介石的报告。
每年四月一日军统局都要开纪念大会。那一天蒋介石要来做报告。年这两年的四一大会我都担任招待工作。
到1946年的8月份左右，我请了长假是经毛人凤局长批准的，回了江山老家母亲家。
那是认识了我前夫汪含芳。当时他将要赴浙江大学念书，我也因不习惯清净的生活，母亲不想我离开太远，就叫我到福建省福州市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去。当时我继父在那学校会计室，任会计主任。他在学校会计室给我安排了一份助理会计的工作。在福州工作的时间，我与汪含芳时有书信往来。1947年放暑假了，我回到了江山，再没有去福州。1948年的三月份与汪含芳在江山结婚，一直住在江山大陈乡汪含芳家。汪含芳的父亲是当时大陈乡的乡长，1948年7月病故。
1949年解放了，初期我曾参加衢州公安局办的公安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后派到江山县委下乡工作组。大概上面知道我在军统工作过，就精简回家了。
1951年交代了自己曾经是军统局少尉译电员。
在母亲家住了将近一年。1950年11月份我去了杭州，当时汪含芳已经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是供给制，养不了我。后来1951年1月由公安局的一位同志介绍我去了杭州市白肉市场做会计工作。1951年镇反工作开始了，当时我很清楚，历史问题必需彻底交待。我就将所有的一切问题全部毫无保留的写成书面材料，向公安局交待，是交给介绍我工作的张羽同志，我并向他说明白肉市场的领导是否也要向他交待。
张羽同志说白肉市场是个团体组织，暂时不必。这样在白肉市场工作到53年。调到零售公司做出纳工作。后来零售公司于粮食公司合并我就一直在上城区粮食局担任出纳和证票工作至1958年10月左右。回忆起在那八年的工作期间，一直是很努力的工作，恐怕丢了饭碗，兢兢业业地安安分分的。
55年肃反工作开始了，我想到我的历史问题虽然镇反时向公安局交待过，但我现在的单位是国营单位，应该向组织交待清楚。于是我直接到杭州市粮食局向党组织杜书记口头说明我的历史问题，并将写好的材料交上去，一星期后杜书记叫我去了，跟我说你的材料已报公安局联系过了，基本上对的（镇反时我已有材料向公安局交待过）回去安心工作吧。50年代的粮站工作的忙是不用说了，上班八小时，就是买粮还要搭配杂粮，发放粮票时更是忙了，白天八小时上班，晚上得开两个小时的会，大会小会天天有，因为自己有历史问题，每一个运动来了都是提心吊胆的。
运动，运动。运动一个接一个。
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申查干部整风运动，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们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都是在风头浪尖上，随时都有沉没的可能。
1958年下半年一场政治清理工作，我被点上了，真好笑，点上了还得自己写申请，不写不可以，说是到农村去接受监督劳动，吃饭不要钱，基本工资加奖励，吃住都不成问题。我和后来的丈夫（当时被打成右派）在没有任何办法下选择到杭州郊区塘栖镇去接受监督劳动吧。
去塘栖的那天，白天他们把我们所剩无几的家具搬到卖鱼桥轮船码头的船上，一共有五、六只大船，去的人是所谓五类份子及家属，大概有百余人在卖鱼桥，吃了晚饭后，人少了把我们送上了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这样被偷着送出杭州城。
第二天上午，船停在塘栖轮船码头，上了岸谁点到你的名你就跟谁去，我们被一个青年小伙（叫钟阿如，这个人很和气至今我们的关系都处得很好）点到了，我们就跟他去了丁河公社钟介场大队，给我们安排在一家贫下中农的房子里。前面是羊棚，羊棚后面堆柴，我们的床就搭在柴的后面，两张小凳一张二抽桌，其实我们已是什么都没有，床的后面又是羊棚，我们就这样与牲口为伴了。
当天晚上我们两夫妻在食堂吃了晚饭，回到所谓的家我开始大哭了，我才三十岁，就这样完了。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就跟着贫下中农一起到田里干活了。中饭食堂送饭来，就在田边吃。第一天的农活时割稻，没多久我的手割破了，就坐在田边哭，
王庆莲早年的工作证（王林是曾用名）
苦难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慢慢的习惯了，每天都得出工，不去要请假，那是请不准的。如有事离开，上街买些东西要请准了假才能走，否则就别走。最惨的是刚去的那年冬天，派我们去修水利，所谓的五类份子（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一个不能少都得去,当然也有当地农民。修水利的地方离家很远，不回来的。我们都住在当地贫下中农家里的地上，放上稻草铺上席子就睡了。那时只有我一个女的，我们夫妻也谁在当中，真是天知道，我当时的感受是耻辱，为了生存也就过下来了。
后来食堂不开伙了得自己烧饭吃了出工。当时我找到了公社特派员（专管我们这些人的），我说当时把我们下放时原单位说过，到农村去一切都安排好的，现在连饭都不管了。特派员说，你过去享过福现在也该吃吃苦了。我回答他说，就是因为家境困难才参加军统工作，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就像婴儿一样有奶便是娘。特派员还算是有良知的，没有再说我什么，叫我回生产队去，他会跟生产队联系。有何用，不过是打发我走而已。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一天天，一年年的过着，苦难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最黑暗一段。
文化大革命的时期里那真是生不如死。我是军统特务，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次数太多了，我记得的就写下吧。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总理讲的几句话，我也就读了出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就为了这几句话，他们把我关起来了，白天黑夜的审问。问不出名堂，那就动武了，每天晚上不是打就是骂。有一天晚上他们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吊在梁上，然后将凳子拿走，再用木棍左右夹攻我，我没有求他们，只喊了一声“毛主席救救我”。他们把我放下来了，问为什么叫毛主席救你，我的回答是，除了毛主席谁救得了我，你们能救我吗？他们无言以答。
第二天下午看守我的几个人在外屋打扑克，我想天天晚上都得挨打实在受不了，求生不能还是求死吧，趁几个打扑克的人不注意时，我跳下屋旁边的鱼塘里，被人发觉了，一个男的下来抓住了我的脚，我用力一蹬那男的牙血也给踢出来了。结果还是被他们拉了上岸，身上的衣服全湿了。他们到我家拿来从衣服叫我换。我脱了裤子，从屁股到大腿简直没有一块好肉，紫一块，青一块，大概是麻木不仁了，我没有感到痛。本地的老大娘看到我这个样子流泪了。当天晚上他们怕我在不安分，就将我送到公社里了。
在公社也不安宁。当天晚上跪在长板凳上，他们把我的头按下去，要我低头。我把头抬起来，并说三大纪律，八项主意。(那个人是转业军人)他说我嘴巴厉害，那就斗的更凶了。在公社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一天下午公安局来了人跟我谈话，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放我回去，我家里有丈夫孩子，他们需要人洗补衣服，也免得儿子天天给我送饭，第二个要求，送我去劳改吧，至少有饭吃，有地方住，能安心的劳动。大概我的罪劳改不够格，第二天中饭后，公社的&
保员通知我回生产队好好劳动。这样我从一个苦海里又跳向另一个苦海。回到生产队后白天劳动，晚上睡到半夜，有人叫我去到大队里去听训话，等到他们累了，放我回来已是后半宿了。这样的日子不说天天，也是经常的。戴高帽子、挂牌、游街、挂着牌子扫大街、站在凳子上说自己是反革命军统特务。
记得有一天游街回来已过中午，丈夫和儿子叫我吃饭，我说吃不下，就躺在床上。睡下不久，我起来叫儿子把饭拿来我吃，我说了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要挨斗，我为什么不好好的活下去。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吃的苦受的罪，非一下子说得清道得明得。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最黑暗一段。人性哪里去了，天理哪里去了。在下农村的23年中生活的苦不算什么，思想的折磨那时非人能忍受的。我能记得的是妇女劳动一天的工分，她们能得六分而我只能得二分（事实上我确实做不过她们）。但割稻的时候，她们割六株同样分给我的也是六株，我完成得了吗？挨骂，这叫公平吗？
农历年到了，人家忙的是过年，我们五类份子就惨了。修桥铺路，要做到人家年夜饭开始了才放我们回家。天啊，我们也有孩子等我回去烧年夜饭啊。我似乎记不得自己叫什么，只知道自己是五类份子，这辈子算完了。
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１９７８年下半年给我们这些所谓的五类份子落实政策了。１９７９年我丈夫是属于右派，先摘掉右派帽子，听候安排工作。当时他还不到退休年龄，大概在１９８０年把他安排在塘栖饮服公司下属的棒冰厂工作。接着在１９８１年的一月也给我落实了，原单位粮食上城公司给我办了退休手续。每月总算能拿到３９元的退休金。谢天谢地，总算是解放了。
1978年后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记得1979年当我们接到落实政策摘掉老伴的右派帽子的时候，我和老伴都高兴的流了泪。
1981年至今已过去了30年，解放后我仅仅工作过８年，虽然以后受了那么多罪，那都已过去了。毕竟共产党已养了我将近31年了，使我的晚年过得很幸福，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以上，《王庆莲自传》，写于 日）
（作者注明：以上文字，参照《戴笠故居》纪念馆。照片翻拍自《戴笠故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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