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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文章来源：]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维舟/文&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一场旨在改造中国人日常行为的新生活运动，想由此树立&规矩&和&清洁&，改变人们的餐桌礼仪、穿衣不整、乱丢垃圾、随地吐痰之类的&不文明&行为。这些新规林林总总，包含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还有诸如&对朋友要讲义气，做买卖必须公平，无谓应酬要减少，婚丧喜庆要节俭&这样的要求。这并不是临时起意的一阵风，相反，它是当时国民党政权罕见地具有连续性的一项政策，在八年抗战及之后的内战期间都未停止贯彻，甚至败退到台湾之后仍执行了二三十年之久，那时一个男青年还可能因为留长头发而被抓到警局去。
日本学者深町英夫在探讨这段历史时，提出的一个根本性疑问是：&面临如此深刻的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何故发动并持续了这种略带肤浅、琐碎之嫌的启蒙运动？而且，它何以发展成为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群众运动？&简言之，国家何故且如何企图介入、干预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并不是一件小事，相反，这被视为从根本上改造国民的一件大事。
为国家而扣扣子
近代西方对东亚的冲击，最深远的是在人们的自我认识上。由于&西方&这个巨大参照物的存在，相形之下萌生出一种对自身的不满，就好比一个乡下人原本在村里并没感觉如何，因为人人都这样，但一进城后就处处有几分自惭形秽。这种全新的自我认识，消极的一端走向自卑，积极的一端则趋于自省，进而是激烈的批判和自我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文明&变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价值标准，&不文明&就像&反革命&一样，是对个人相当严厉的指控，至于&文明&与&革命&本身则不是反思的对象。从根本上说，&文明化&和&现代化&一样，都指向同样的目标，即摆脱自身在世界秩序中的落后地位，实现与西方&现代文明国家&平起平坐的愿望&&换言之，这种内心冲动非常接近于日本的&脱亚入欧&。
在东亚最早推行&文明开化&的日本，其目的正是为了通过证明&日本已改造为西洋式文明国家&来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1901年，明治政府开始严厉查禁许多自古流传的习俗，诸如在公共场所裸身赤脚、户外沐浴、男女混浴等等。同样的例子还有二战期间的泰国披汶政府，对国民的许多细节事务加以规范，传统服饰和咀嚼槟榔遭禁止，而穿裤子则被规定执行。显然，被禁止的行为是否&不文明&或不美观，都是通过一双&西方之眼&来判断的，因此这势必伴随着对自身传统习俗的否弃，特别是那些不合乎文明/现代/西方标准的事物。对主政者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塑造&新国民&，以适应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事&其实是&大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虽然新生活运动号称为&新&，宗旨似乎也很现代，但它却又借用了传统的外壳，或隐或现地保留着与中国既往做法的连续性。蒋介石在谈到新生活运动时就不时强调&礼义廉耻&，但这并不始于他，事实上孙中山在谈到中国人&不文明&时，便解释为儒家经典《大学》八条目中的&修身&被忽略的结果。这就模糊了西方的&文明&（civilization）与中国&礼仪&（propri-eties）之间的区别，似乎&那些我们中国本来就有，只是没好好遵守罢了&，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嫁接方便了本土文化语境中的人们接受新观念，但却极大地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异质性。
新生活运动与中国以往的日常仪节肯定不是一回事。传统上，文化精英虽然也注重通过日常生活体验来达到修身的目的，所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语）、&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王艮语），但这决不意味着对&砍柴挑水&的日常生活的批判与规训。虽然儒家政治理念也认为&教&与&养&是施政的主要目的，但这是通过让民众受到文化濡染而形成，正如龚鹏程所言，中国人基本的想法是&透过宗法宗庙，厚人伦以敦风俗&；然而新生活运动中的国家却扮演着远为积极的角色。正如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上海警察，》一书中指出的，当代西方警察以执法和维持秩序为主要任务，但在民国时期的中国，警察却&既是审判者又是指导者&，从而&体现了晚清地方行政中的儒家精神（惩罚和教化）&，这种&教化&本身实带有相当程度的家长制色彩。
由此也可以理解蒋介石在这场运动中所扮演的那种&教化中心&的角色，他大言不惭地对民众宣称，&你们如果要为国家来做一番事业，为民族来争一口气&，&就要学我蒋介石的整齐、清洁、勤劳、刻苦&。这无疑源自&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中庸》）、&圣人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之类的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方或日本均不曾见到这种仿佛&道成肉身&一般的&榜样的力量&。但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加冕的道德表率作用，在实际运作中也成为一种强加的政治领导关系。
失败的教化
新生活运动无疑是失败了。由于其目的是将国民改造为更适合现代动员的均质化&人口&，本质上就带有将人工具化的倾向，它忽视了这样一个社会变迁的成功取决于人们自发的愿望，相反，它倒是经常反对人们的自发行为。这种&文明化&不是像西方那样通过不断的社会互动与自我关注来完成，而过分强调从上到下的&教化&，又缺乏充足的警察力量来确保人们遵守规范，结果就只能产生阳奉阴违和伪善，而那些苦口婆心的训令在民众耳朵里听来不过是流于空泛的道德说教，和自己的实际生活并不产生切实的关联。
尤其耐人寻味的一点是：&新生活运动&到最后变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1934年最初拟定的《新生活须知》就有多达95条，到后来更是把从妇女道德到幼儿饮食定量之类全都纳入进来，几乎什么都可以称作&新生活&，甚至连&旧&事物（如&忠孝&）也改头换面成了&新道德&。这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运动中一再出现的状况，把种种原本未必相关的事物都归并到一个新名目之下，最终虽然在收编的同时保持了连续性，但却也导致新观念的庸俗化和泛化，模糊了核心理念，甚至变得毫无意义。
深町英夫在本书中剖析了这场运动的方方面面，将重心放在&创造近代国民的典范&这一点上可谓切中肯綮，看出蒋介石在改造国民的同时怀有某种成为&政教一体&领袖的政治意图，也从当时日本舆论的视角点出对这场运动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而这些话语都必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不过，他虽然意识到了这场运动与中国传统之间的联系，但对这种联系的分析似仍未深入&&在中国式的理解中，这场运动与其说是&教养身体的政治&，恐怕倒不如说是&教化身体的政治&。作为一个日本学者，他敏锐地察觉到蒋介石、阎锡山等人在这场运动中的意识深受日本的影响，但却并未将中国与日本&文明开化&或西欧、泰国的情形作深入的对比研究，以更突出中国这一运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更进一步说，这也显示出当时的中国仍是一个在向现代过渡的社会，虽然它的传统结构已趋于瓦解，但却仍希望自身的现代化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传统色彩的框架下实现。在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仍生活在宗族制的熟人网络中，尚未成为进入公共网络的自治个体。亚当斯密曾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商业社会中的公共交往能有助于提升人们的道德性，因为我们在亲友面前比在陌生人面前更易做出不端行为。如果是这样，那么只有现代商业社会极强的流动性和复杂性，才能依靠无数琐屑的人际碰撞和交流，逐渐确立公共场所的&文明&规则，而这样一个过程也并不需要一个发号施令的教化中心。中国社会至今仍在这样一个社会变迁过程中。就此而言，新生活运动的失败是不必感到奇怪的，因为近代史一再证明，如果社会条件尚未做好准备，那么即使&创造条件也要上&，最终的结果，社会仍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来，没有人能一步登天。
原文链接：走廊网：
[文摘] [文章来源：]
刘玉海 袁昌佑/文
如果把时针拨回到本世纪初，&三农&无疑是当时中国曝光度最高、持续性最强的公共话题之一，从各级政府官员、新闻记者到专业学者、村野凡夫，加入讨论者不计其数。
然而，仅仅十余年后，风向突变：城市化成为中国涉及面最广的宏观命题。有关城市的讨论，遂如潮涌，一浪接一浪。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则是这一波波激荡至今的公共讨论中，最执着、最旗帜鲜明的学者之一。
我第一次注意到陆铭，是2014年4月。彼时，关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修订讨论正酣，首当其冲的议题，是上海城市人口规模。陆铭在一篇名为《上海太拥挤了吗？》的文章中，用专业的学术支撑为基础，力驳时论，认为上海人口规模不仅不过剩，甚至还不够！
此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能看到陆铭在有关城市的公共讨论中出现，尤其是当有关城市的公共政策已付诸实施、不一样的声音几近销声匿迹时，陆铭依旧不退场，且一如既往的旗帜鲜明，一如既往的专业。
近日，经济观察报书评对话陆铭。
经济观察报：现在你给公众的印象是城市经济学研究者，但你学术经历的相当大一部分&&尤其早期&&是研究劳动经济学。是什么契机使你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城市经济学研究的？
陆铭：我偏重劳动经济学的两个研究方向：收入分配&&比较注重区域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跨地区间劳动力流动。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就转入区域经济学、研究城市问题，最近这些年，进入城市劳动经济学。可以说是长期以来研究问题的一个延续。比如，原来研究劳动力流动，肯定涉及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劳动力为什么不能自由流动？从城市里找原因，就涉及到户籍制度；在农村，则涉及到土地制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大家始终觉得，人口流动以后，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负担&。这种&负担&有一些是观念上的&&比如，外来人口会来分享公共服务&&这个被我称之为&政治经济学&；还有一种&负担&是，大家认为人口自由流动带来的人口增长是&城市病&的原因。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就会从管制人口规模的角度去讨论怎么控制城市人口来缓解城市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的研究是想告诉大家，其实这个问题跟人多没有什么关系，关键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是不是顺应劳动力流动的趋势。
总结来讲，我这若干年的研究，实际上只在讲一件事：城市人多带来的好处远远被低估了，而人多带来的坏处被放大了。
最近这几年，我又进一步提出，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是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
当前有两个流行而又根深蒂固的观念：一是城市太大了；二是认为中国区域间和城乡间的不平等，是因为经济资源过渡集中在少数地区。如果这两个流行看法是对的，那么引向政策建议就是：阻碍劳动力流动来达成所谓区域间的平衡；如果是错的&&这样做，违反经济规律，既无效率又无平等。
所以，我这几年的研究，逐渐从劳动力的问题延伸到大国发展问题。大国发展强调区域与城乡间的协同发展，就逐渐变成了所谓的大国发展战略。我强调城乡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如何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战略和福利的损失，并延伸到对宏观经济增长、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最后到对地方政府债务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的影响。
经济观察报：你在《大国大城》这本书中和很多文章、演讲中驳斥了很多关于城市的认知错误，在你看来，人类曾经对于城市的认知错误，有哪些是最突出的？又有哪些其实根本不是认知错误，而是假装认知错误的？
陆铭：中国城市化道路走过的模式，有几个方面&后遗症&很多。
第一，中国建了太多所谓的&卫星城&、新城、工业园，尤其2009年以后，全国各地把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大量新城建在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又建得离市区特别远，密度也特别低。我的研究有实证数据表明，建得越远、密度越低的新城，当地地方政府的负债越高！道理很简单，有投入而没有产出。
第二，在城市内部的规划上，中国老城市原来有很多小马路，但是在旧城改造时，不同程度地把一些小马路归并，变成大街区，或者拆迁过程中拓宽马路，让城市逐渐变成为汽车服务的城市。
第三，现在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功能就变了。当城市是以工业为主的时候，城市的经济中心是外围郊区，因为GDP大量来自工业，而工业布局在郊区，这时人的居住、特别是工人们，住得离市中心比较远&&这没有问题，因为他要找一个近的地方上班。现在倒过来了，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上海、北京），越来越以服务业为主，大量服务业岗位在市中心，不在郊区。现在城市一出现拥堵问题，政府就让人往外搬，而就业机会往城市中心集中，这就导致了更严重的&职住分离&和城市拥堵&&但这不是人多导致的，而是跟城市规划有关。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观念上把城市当成生产中心，其实现代化的城市是一个消费中心，特别是服务消费中心&&尤其当城市引领一个国家的后工业化经济的时候。作为服务消费中心的城市，一定需要人和人之间见面，这需要城市变得紧凑，但现在一些城市在搞人口疏散。越疏散，对城市提高服务效率、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越不利。
另外，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需要创意和创新，也需要见面进行知识的交流和生产。因为人跟人见面带来的思维碰撞、创新、科技进步、知识产生和传播的效果，跟不见面的沟通是不一样的。中国越是要参与国际竞争，一线城市越要充分提供给大家便利交流的场所和途径，减少人和人之间见面成本和时间距离。这方面，中国也没有理解过来。
第四，社会方面：从中国城市发展的角度讲，城市居民的就业、税收、居住、公共服务、政治权利必须一体化。很简单的道理：我在这就业，是不是给这个城市做贡献了？有人说，低收入阶层、农民工没交个人所得税，虽然他们没有交个人所得税，但雇佣他们的企业交了增值税，这个增值税是他们创造的。中国居民甚至买一瓶水，里边都含消费税。就业、消费一定是和税收结合在一起。同时，大量外来劳动力在城市是交社保的。既然如此，怎能不给他们平等的公共服务？
经济观察报：现实中，一些城市的做法与你对城市的观点背道而驰，比如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城市人口规模，历史上有先例么？效果如何？
陆铭：世界上有没有城市管制人口的先例？有，但是不多。在管制人口的做法里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制度原因，如南非、朝鲜、计划经济时代的苏联，以及目前受到计划经济时代影响的俄罗斯，也还有一点点。第二种是市场经济下的城市人口管制&&东京曾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疏散首都功能，但做了三五年就放弃了。在那几年，东京人口有一个非常短暂的下滑，但很快就恢复增长了，因为发现这样是不可持续的。
当时日本成立筑波科学城的时候，就有分散东京功能的想法，结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筑波现在的人口是20几万。你想，如果当年不建立筑波，把20几万人塞到东京圈，有问题吗？对于3700万人口的东京都市圈来讲，这连个水泡都不会起。因此，建设筑波这个投资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第二，这么多年，东京圈人口已经增长到3700万，而且还在缓慢增长，其人口增长数远远超过了想疏散人口所建的筑波人口总量。
所以，疏散城市人口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
经济观察报：你从经济学角度阐释了，城市人口规模大并不是问题，但很多人会反驳说，关于城市的相关政策不能只从经济角度考虑，要从政治的、安全的&&综合考虑，比如有些人担心城市太大，一旦遇到恐怖袭击、骚乱之类的会很难解决，你怎么看？
陆铭：很多人说大城市的好处再大，也压不过一句话，即大城市会带来不安全问题。比如，有人说，上海2015年跨年踩踏事件就是城市人多导致的。这跟人多有什么关系？纽约时报广场的晚会、澳大利亚悉尼的跨年晚会，不搞得好好的吗？很多时候，我们不去从供给侧和管理方找问题，而一味地把问题归结为人多。不仅如此，主张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人往往自己就生活在大城市，以公共安全为由来主张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这相当于在说，大城市危险，你们撤退，我掩护。
经济观察报：关于中国城市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是经济、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也许过一阵子就消失？又有哪些是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导致的？
陆铭：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越了人们思维更新的速度，城市化进程在经济力量驱使下，中国城市逐渐往世界的潮流发展&&就是城市大型化，向沿海地区集中，然后出现城市群和都市圈，但我们整个的思维方式和政策决策系统，都在试图把城市化过程往回拉。这些思维方式的根源，一个是计划经济的传统，一个是农业社会的传统。
计划经济传统体现在什么地方？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那是需要顺应市场经济的方向，而不是反着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而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是反着来的，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供给不断适应需求。只要不违法&&甚至可以违当下的法，只要不符合&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法律可以再改。否则，为什么要修法？修法就是不断调整供给以适应需求&&但现在的有些实践是反着来。有时，政府用一些法律告诉民众，市场是错的。比如街边店，政府说这是居住型用地，而不是商业用地，违法。其实街边店体现的是老百姓的需求，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政策制定者不这样想。这就是计划经济思维。
第二，是农业社会的思维。城市和农村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传统农村的生活和生产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不那么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和见面，但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尤其是服务业，需要天天人跟人见面。那通过什么来满足？高密度。但现在我们城市建设的模式不是往高密度走，是往人口疏散这个方向走。真往这个方向建设，以后城市的运营成本就高了。包括新城建设也是这样，我们老觉得城市就应该修建得像花园一样&&城市像花园一样，也不能算错&&但是，是不是建大公园、大绿地，然后宽马路、没有人、没有车，这就叫花园城市？实际上正好相反。像巴西利亚，就是因为这么建，运营成本非常高，且还产生拥堵、碳排放等问题。
现代社会的治理体系，第一是靠法律，第二是靠非正式制度，而这个非正式制度的根本，就是价值观。我们这两者都有巨大的改进空间。
经济观察报：对于当前中国城市的热点问题&&房价相对于收入的过高，你认为主要是土地供给不足造成的，并追溯到2003年开始的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机制&&人口流入地的建设用地指标被严格控制，而中西部地区则拿到太多指标，且不能跨区域交易指标。这个制度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如果改革这个制度，突破口在哪里？
陆铭：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改革以后，中国的家底有点厚了，在2003年之前，经济的发展也的确导致了一些问题：
一方面，经济往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集中，另一方面，人无法自由流动到东部去。这样一来，沿海地区就越来越富，欠发达地区会抱怨，沿海这么发达，而我这边人口都在流出。这导致2003年中央政府开始加大对于资源的控制和调配力度，而不是去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流动。于是，就开始将建设用地指标倾向于那些人均GDP低的、人口密度低的地方，也就是人口流出地。相对来说，这些地方得到了建设用地指标，然后转化成后来的工业园建设和新城建设；而在人均GDP高、人口密度高的人口流入地，建设用地指标却相对收紧。这就是资源严重的误配置。
这两个资源一向欠发达地区流转，2003年的劳动力流动方向就开始发生变化：往东部走的速度放缓了。因为欠发达地区开始有补贴，有就业机会了，人口外流就慢了；相应地，东部则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情况。
具体到土地制度改革，如果改革是走边际改良的路径，基本上就一定会走到我说的路上来&&改变建设用地指标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效率。改进方式有两种：一种比较市场化，就是政府把土地指标给地方，由地方来交易使用建设用地的权利，这就是&科斯定理&。这是比较自由的，只要土地的产权界定出来了，借助市场机制配置就行。另一种是政府模拟市场&&在土地指标增量的配置上，盯住几个指标&&比如房价和住房库存，因为这也是个信号。其实国土资源部从去年就开始提，土地供应要盯住住房库存，实际上已经在用政府模拟市场的做法了。
经济观察报：你在著作中的观点是，土地指标分配这个政策实际上不仅没帮到中西部，也限制了东部，怎么理解？
陆铭：这个政策本来是想照顾或者优惠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但实际上既拖累了东部，也拖累了西部。东部受到土地供应收紧的影响，地价上涨，成本上升。而在欠发达地区，建设用地指标给得多了，超标建设了很多工业园和新城，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结果是借了大量的债，用于投入，却没有足够多的回报。虽然给定中国体制下，债务最后都是收到中央的。但债是地方政府借的，如果现在中央说，这个债是公司债，我不管，要打破刚性兑付预期，实际上最后地方债都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非赖账。那这是在帮他？还是害了他？
经济观察报：除了建设用地指标，你觉得还有哪些不适宜的优惠政策不仅无助于促进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甚至会拖累东部？
陆铭：直接的产业政策和补贴、超标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选址一定是将收益与成本做比较。而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先有土地指标，再有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通过控制资源、企业补贴、产业政策等，增加中西部（特别是中小城市）的资源投入。产业政策里包括低地价政策，甚至零地价、负地价。有的补贴（包括减免税）是地方政府提供的，有的直接由中央政府提供，带着一些大项目就去中西部了。这是一种严重的资源误配，结果越是中央产业指导目录里要发展的产业，越是在全国遍地开花、产能过剩。光伏是最典型的例子。今天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搞大数据中心，某种程度上，汽车工业、生物医药，也都存在重复建设的情况。
再讲基础设施。市场经济国家，基础设施的修建主要是两个目的：首先是效率，其次是兼顾公平。但中国有些地方的基础设施，一无效率，二也不是出于社会公平的考虑。比如，一些地方修建了连接工业园的路，政府想着是为了给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基础，问题是本地区的制造业本身没有那么大体量，那建那么多公路干嘛？是否可以将修建高速公路和工业园的路的经费用于其他一些项目上？
经济观察报：你对区域经济平衡的观点颠覆了公共舆论常见的认识，最近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主要矛盾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间的矛盾。你怎么理解这个判断？
陆铭：这里涉及到三个关键词：美好生活、人民和不平衡不充分。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集中，表明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说明人们在追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质量，以及更加高质量和多样化的服务。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人民，是指全体常住人口，而不应只是指户籍人口。城市发展的公共政策要致力于最大化常住人口的福利。这才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和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城市发展的不充分，应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并且调整其结构来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和差异化的需求。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要通过更加自由的人口流动来实现。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思想。平衡发展不是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而是城乡和地区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均等化。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必须融入整个国家的发展，通过适当的人口流出来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收入水平。国家的转移支付要用于提高人口流出地的公共服务水平，而不是去帮他们发展一些违背经济规律和缺乏竞争力的产业。
经济观察报：除了城市，你从劳动力的角度对中国&机器换人&式产业升级现象的批判令我印象深刻，这促使我思考：中国的产业升级，目标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好的产业升级？除了&机器换人&，还有哪些坏的产业升级的苗头需要警惕？
陆铭：什么是最优的产业升级路径？就是一定得按照生产要素相对丰裕度和相对价格来升级。当劳动力充分的时候，劳动力便宜，那应该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当资本积累以后，资本的价格变得相对便宜，劳动力的成本相对上涨，那么就要开始以资本替代劳动，这是最优的产业升级路径。中国现在的产业升级不是这样，而是管制利率、将资本人为压低。在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2003年到2008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是10%，而贷款利率（扣除通胀率的实际利率）大概只有4%。那时候，很多投资回报率，每年可以轻松达到20%。在市场经济国家，如果是这么高的资本回报率，那贷款利率是往上走的。与此同时，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这就导致了中国东部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如果工资不正常地上涨，而利率又被压低，那就会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这离最优经济增长路径是更远了。所以我把它称之为&扭曲资源配置&和过早的产业升级。但是，社会公众和政府官员的思维方式是，和过去相比，我们的产业是升级了。我不是认为不要产业升级，而是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价格本身是扭曲的，资本替代劳动式的产业升级速度要放慢一点。如果让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再存活几年，那么中国今天的杠杆率、负债率就不会那么高，投资回报率则会更高。
市场经济国家的产业升级一定是两件事：第一，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以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第二、政府要在公共领域里更好地发挥作用。美国政府现在做这几个事：建基因库、建大数据库、改革金融和产权保护等制度&&这带有公共物品性质，企业都做不了。这就叫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政府更好发挥作用。
中国告诉你，这是好的，那是差的，差的不能做。现在已经到要淘汰落后产能的时候了。问题是，如果这些企业仍在合法地挣钱，那政府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是落后产能？相反，政府大力鼓励的产业最后往往成为产能过剩和大面积亏损的产业。如曾经的光伏等产业。虽然政府大力鼓励的产业，技术水平好像更高一些，但这也是政府干预市场，政府在破坏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这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
所以，根本的问题是，到底产业升级的机制是什么，是市场，还是政府？另外，讨论问题的参照系到底是什么，是只要升级就可以，还是要讨论一下用什么方式和速度实现最优的升级？
经济观察报：对此，你开的&药方&是要素市场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以往的情况是，出一个改革文件，然后不了了之。那么，制约要素市场改革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什么？突破口在哪儿？
陆铭：中国商品市场中的问题其实并不严重，接下来的确是要素市场改革，即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还有资本市场改革。
要素市场改革根本就不难。可以这样反问，这比八十年代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比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下岗更难吗？当年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最初是&违法&的，搞不好，是要死人的。要素市场改革有什么难的？真正的问题是，既然知道了生产要素市场改革的重要性，但仍旧存在很多因素阻碍市场化改革。
有人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只要市场一放开，就会导致人口过度集中在少数地区、城市过大，进而导致农村出现凋敝。但全世界的城市化程度都在提高，人口都在从农村搬到城市，只有中国不可以？
在利率市场，我们也认识到了企业存在问题，但大量的低效率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但我们仍旧认为国有企业创造了大量的税收和就业。这是讨论问题的思维方式不对。如果让民营企业自由成长，如果民营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那政府得到的税收和就业会更多。但政府又会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问题是，民营企业如果得到更多资源，获得更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发展更好之后，执政基础有可能会更强。相比之下，目前大量资源配置扭曲的结果是经济增速出现多年的下滑，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改革不是技术层面的难。甚至今天的政府有顶层设计，有些改革做起来其实是比以前要容易。原文链接：走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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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曾在《忧郁的热带》里描述自己，以&生手的天真&每天站在空荡的甲板上兴奋地望着从未见过如此宽广的地平线，就这样他与他的世界仿佛一个人与一只猫互相注目。仲秋时节读到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诗集《未知大学》，总感觉纸面另一端的人也与世界有这样孤注一掷的对视，但并非生手而是俨然老手的天真：历经动荡失败，青春的激情与愤怒，看着自己的人生成为一系列丧失的机会，却以诗歌作为黑匣子，承载生命这场空难的秘密，让&整个拉丁美洲都播撒着被遗忘的青春骸骨&。
波拉尼奥所属的诗歌风潮名为&下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相对，现实之下，亦在现实之外，不是飘渺在上的，而是在下面、更下面，让人想起皮扎尼克自杀前留在书房黑板上的最后一首诗中所写：&要一直走到底部&。底部有直白的愤怒，狂热的炽烈，也有坦言的失望和隐匿的希冀，他连生命的终结都早有意识，确诊罹患重病的那一刻决意此后仅为写作而活，如同航空事故中的&可控飞行撞地&，波拉尼奥用诗句完成了一场有意识的意外。
在给儿子的两首诗《要读以前的诗人》和《书房》中，病中的波拉尼奥将自己的骨血与自己的藏书互相托付&&他交代儿子&你要读以前的诗人／珍惜他们的书／这是你父亲能给的／少许忠告之一&，因为这些荒唐而英勇的字句是诗人的祭品；他又命令书房里&亲爱的小小书们&：&你们要抵抗／击穿岁月/就像中世纪的骑士／并要照顾我的儿子／在将来的岁月&。这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挂念，亦是一位写作者与书的牵绊。如他自己在附言中所写：&估计再见不到儿子而绝望的时候，除了书还能把他托付给谁呢？就这么简单：一个诗人请求那些他爱过的也曾让他不安的书，在将来的日子里保护他儿子。在另一首诗里，诗人反过来，请儿子在将来照顾这些书。就是让他去读。互相保护。就像某个常胜帮派的信条。&
而从一开始，波拉尼奥就知道,这个&常胜帮派&注定失败。每天与他一同起居写作的是一生中那些后悔的事，&因为我的悔恨会写作&，他这样说。明知道&一千年后不会留下／这个世纪写下的任何作品&，惊奇也好，漠然也罢，那双缓慢的绿眼睛都会不复存在。
即便如此，仍然在失败之中相信诗歌，相信艺术，相信它虽无法拯救生命却可以击穿岁月。不在乎能不能写完自己的诗，甚至觉得自己会忘记写过的诗，不过还是要写下来，像不确信有人听见也要念出的祷文。恐怕爱将不会到来，&那时&的种种&实际上我现在想不起太多&，没有遇见，自然听不到&她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说的话&。不过没关系，爱情也是可以错过的东西，因为美将要到来。知道将要到来的甜蜜日子已不会看见，但是诗歌或许会替已逝诗人的影子辩护，只是&或许&&&阅读他的诗是一场跟随他抑扬的旅途，不住感叹怎么会有人这样坦然又这样愤怒，这样沮丧又这样勇敢。
在《&乔&霍尔曼德&》一诗中，波拉尼奥十分耐烦地列举、列举、再列举过往的作家，仿佛念出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场招魂仪式。而我跟着念叨那些熟悉的字眼：&鲁文&达里奥，路易斯&塞尔努达，杰克&伦敦，R.　L.　斯蒂文森&&&回忆起第一次看见达里奥那只不会飞的蓝鸟，第一次遭遇塞尔努达被囚禁的自由，还有儿时听过的狼嚎和寻宝探险的地图。念完名字以后，诗人说：
这叫什么？我问道。
一所悠长缓慢的大学。
那么，我该怎样感恩这所大学，感恩这&悠长缓慢&的教育？和他相比，我的名字列表里还要加上波拉尼奥。
阅读《未知大学》像在拨动自己脑海里的火炭，连接起别的时刻的阅读、观影、看展乃至生命体验。读他被问烦了觉得自己是墨西哥诗人还是智利诗人的时候抛下一句&诗写成的地方，都是祖国&，想起塞尔努达说，他的西班牙只存在于伸手从书架上取下《堂吉诃德》的动作里，那是用墨水写成的祖国。读他为游吟诗人发愿&愿你的词语忠实于你&，想起多少次面对翻译对象的诗行心中呼祈&愿有一日终得你字句&，他知道词语总会背叛诗人的舌头，我知道译者何曾真能得到那等眷顾，只是转念一想又何妨。
读他写那没由来的幸福，&不管我对你说了什么&，像石川啄木描述过的场景，&没有什么事似的说着话，你也没有什么事似的听了吧，就只是这点事情。&读他写&当我相信一切都失落时我指望你的眼睛。／当心软的失败向我们证明继续斗争的／徒劳，我指望你的眼睛&，想起多年以前大学毕业的夏天反复背诵巴列霍的&相信眼睛，相信你，只相信你&像是要给自己下咒。读他写&无记忆的美好时刻&就是&躺在床上，幸福，外面正下雨&，滴滴点点回忆从他的诗句里站起来。
春天，我去了巴黎的罗丹博物馆，在属于另一位雕塑家作品的展厅里流连数个小时无法离开，这位雕塑家被埋没在&罗丹的情人&名下几十年，她对我而言，始终只是卡蜜尔，卡蜜尔&克洛岱尔。读到波拉尼奥那首《法国女人》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那间展厅，我仿佛被钉在地板上注视着她悲伤的眼眸：
怀念没有活过的时日
当那条显赫的河拖走垂死的太阳
在她脸颊上滚动看似无谓的泪水
一次不会持久的爱
但最后变得无法遗忘
她的脸在时间中悬停
她的嘴唇：雕像的嘴唇
夏天，我在六十多天持续晴天暴晒的马德里反复读莎士比亚的戏剧绝唱《暴风雨》和奥登的同题长诗《海与镜》。原剧中普洛斯佩洛教会卡列班语言的时刻，也就给了他愤怒和诅咒的工具；当语言艺术诱惑的殿堂敞开，无论什么样的象征或隐喻都填不满雄狮的大口。而奥登的&续写&中，普洛斯佩洛控诉代表&诗之灵感&的爱丽儿对他的侵袭：&你的伎俩全是一场试探吗？如果是，下一次，我愿你找到，某个你发现不了弱点，没法通过那弱点腐蚀他的人。我的，你找到了。我，你腐蚀了。&
其实，我们像奥登一样，心底里知道：&诗无济于事&。莎翁原剧终幕风平浪静，普洛斯佩洛登船远归，告别一切；奥登长诗里经过暴烈的独白与质询，风雨将息，普洛斯佩洛放弃魔法与灵感，&余下的都是静默&。可在波拉尼奥写那首关于《暴风雨》的诗《半生不熟》中，直到诗的末尾，&该死的岛&上依旧肆虐着暴风雨，他的荒岛诗人（还是侦探？）留了下来，有人翻动木炭的时候，还是要&深深吸气&，如同他那首代表作《浪漫主义狗》最后宣告的那样：
但那时候成长可能是一桩罪行。
我在这儿，我说，和浪漫主义狗一起
我要留在这儿。
莎翁原剧中的揭示、顿悟、绝望、悲凉都因&一场下不完的雨&而起，在这场雨里波拉尼奥的爱丽儿和卡利班像在镜子内外&面对面蹲着&，他们&撑起西方墙垣的孤独&。就算罪行从未发生，一切都像诗人大脑中火炭被翻动的时候漏出的几星火花，然而疯了也没关系，躁郁症也有人牵着手走。
在已知失败的前提下，用真诗歌展现诗歌的失败，用表达对抗表达之不可能，诗人至死，因为：
唯有狂热和诗歌能诱发幻景。
唯有爱和记忆。
直到最后我的灵魂遇见我的心。
它病了，没错，但还活着。
秋天，我读到波拉尼奥那首题为《&奇怪的免费职业&》的诗：
就像有人住在缓慢里
我们人人拥有的鬼魂
在废墟上等待某物或某人
大卫&洛维执导的电影《鬼魅浮生》里那两只在各自房子（抑或生命）的废墟上等待的鬼魂跟随这几行诗浮现在眼前，是不是每个人都在等些什么呢？有的知道在等什么，有的不知道，只是模糊地觉得这废墟上总该有点什么可以等待吧。不一定是失去的东西，也可能是从未得到甚至从来不知其存在的某物或某人。
波拉尼奥，我们的诗人，在被按下快进键的生命现场，&只想恢复日常写作的闲暇，那一行行的文字能够在我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时，揪住我的头发，将我拽起来。&沧海桑田，缓慢又无可挽回的变迁里，他知道诗人曾经看见的&女人的脚印&也好&孩子的片断&也罢，都会&彻底不复存在&，甚至惊奇与漠然也都不会存留，&每一个词都是无用的&，可是他&相信无用的举动&。人人拥有的鬼魂还继续着废墟上的等待，所以他写书给这些&幽灵，他们是唯一有时间的人，因为他们置身于时间之外&。
冬天，我应该已经带着《未知大学》回到马德里，在我已知的大学里继续和论文仿佛总也无尽的缠斗，恐怕真切地需要波拉尼奥诗歌里这种且丧且勇的关怀，希望&焦虑消失／我正全力以赴&，期盼&在能开口的时候我说写点好玩的／有人爱看的东西&，想要&抓住某个简单又真实的东西&&就像想念某个人&，笃信&一只猫／睡在你手臂间／有时候你能无限幸福&。
他是迷失的侦探，始终不定，始终没有安全，冒险永无止尽，但我仍想跟在后面，听他讲那个斗牛士的笑话：&他走进沙场，却没有牛，没有沙子，什么都没有。&&&如此熟悉的恐惧与荒诞，老练又天真，因为&诗歌，比任何人都勇敢&。原文链接：走廊网：
[文摘] [文章来源：]
&我相信文学：也就是说，我不相信那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者，也不相信那些急功近利者，更不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窃窃私语。我相信无用的举动，相信命运。&
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这段话出自他生前出版的作品《安特卫普》，文章的题目叫《彻底的无政府主义：二十二年之后》，2002年写于西班牙布拉内斯。二十二年之前，波拉尼奥还没有遇到后来的妻子卡洛琳娜&洛佩斯，那时的他为了&活在文学之外&、结识作家以外的朋友，已经从墨西哥的文学圈子逃离，游荡于欧洲，最终抵达西班牙。在此期间，他做过&一切你能想象的职业&，洗碗工、服务员、守夜人、码头卸货工&&他晚上工作，白天写作、阅读。&那时，我尚读诗歌多过散文&&那时的我是快乐的&。
这份快乐的背后，也许承载了波拉尼奥整个青春期的执着与幻灭。1953年，罗贝托&波拉尼奥出生于智利圣地亚哥。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童年的他瘦小、近视、书呆子气，总是游离在群体之外。1968年，15岁的波拉尼奥随家人一起搬到了墨西哥城，辍学，当记者，并开始活跃于左翼政治之中。1973年，20岁的波拉尼奥从墨西哥重返智利，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政变最终被军政府镇压，波拉尼奥被捕入狱，坐了8天牢，但很快就被曾是同学的狱卒救出。这段经历，短暂快速地浇灭了波拉尼奥一直坚信的左翼政治理想。&这个时候他很难再随便延伸出另外一个直接有效的信仰，而会更加寄托于一种&无用&的东西。&他开始对&革命&与&左翼&这两个词不屑一顾，而是把信念寄托于文学。他认为&诗人是最勇敢的人&，&诗人本身必然是一个革命者。&
1975年，波拉尼奥与好友马里奥&圣地亚哥、布鲁诺&蒙塔内创立了现实以下主义&Infrarrealismo&。他们公开反对当时墨西哥诗坛的主流诗人，包括之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这一运动也充分表明了波拉尼奥对&反诗歌&的拥护。&反诗歌&站在以抒情为主的诗歌传统的反面，彻底打破文体的限制，实验性极强。
近日，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诗集《未知大学》的中文版出版，曾经翻译过名著《百年孤独》的北京大学西语系副教授范晔，亦是本书译者之一。籍此之机，经济观察报&书评与范晔相约在北京的一间咖啡馆，从波拉尼奥&&这位&拉美文学同时代作家中最重要的文学之声&开始聊起，延展到那些影响了波拉尼奥的文学前辈们&&加西亚&马尔克斯、胡里奥&科塔萨尔、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博尔赫斯&&进而试图为读者慢慢推开拉美文学的另一扇门&&
波拉尼奥：把生活本身变成诗歌
经济观察报：这次出版的波拉尼奥的诗集《未知大学》，后面还有三本别册，分别是《安特卫普》、《浪漫主义狗》和《三》，但其实很多内容和《未知大学》是有重叠的，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出版？
范晔：原文诗集的出版就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比如像《浪漫主义狗》，《三》都是他生前出版的，《未知大学》的一个前身是他生前出版的《未知大学的片段》。《未知大学》这个版本实际上是他去世之后才出版的，所以它跟另外三本的内容有一些重叠，特别是《安特卫普》，实际上《未知大学》完全包含了《安特卫普》，但是又不是百分之百一样，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而且《安特卫普》当初又是作为小说单独出版的，所以这里面的关系也比较复杂。主要为了尊重不同版本的出版历史，最后中文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但也是一种选择。
经济观察报：感觉《安特卫普》不像一般意义上的诗歌作品，也可以把它解读为一部小说吗？
范晔：对，这也很正常。其实波拉尼奥的《未知大学》里面，有些你拿出来也可以是一个微小说，像《墨西哥宣言》就是标准的小说了。或者把里面的一首诗放在小说里面，当成一个片段，都是没有问题的。这种文体界限的模糊确实是他的风格，这一点上他某种程度上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
经济观察报：波拉尼奥的人生轨迹经历过几个时期，他是在智利出生，青年时期在墨西哥度过，而后又到了西班牙度过了余生，《未知大学》里面的诗歌是波拉尼奥在哪个阶段创作的？
范晔：《未知大学》里面选的诗都是波拉尼奥1977年到西班牙以后所写的，等于说他后半生的诗歌作品基本上都收录在里面。但它并不是一个诗歌全集，他更年轻的时候在墨西哥写的诗并没有收录其中。
经济观察报：波拉尼奥为什么会选择在西班牙度过他的后半生？
范晔：他也没有太多选择，他想离开，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他失恋了；另一个原因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想离开这个文学圈子，因为在墨西哥他已经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了，身边也有一个文学圈子，他交往的人基本上都是诗人、艺术家，而他到西班牙去就可以打破这个文学圈子，可以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上各色各样的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妈妈在西班牙开一个小店，所以他刚去的时候也跟他妈妈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卖旅游纪念品什么的，后来他又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刷盘子，看门，都做过。
经济观察报：名利在他的人生中似乎并不重要？
范晔：我们总是会把他想象成一种浪漫化的象征，但其实人永远比想象的要复杂。波拉尼奥年轻的时候也跟他的小伙伴说：八十年代是我们的时代。他有的时候也想要体会当一个小的文学团体领袖的感觉，所以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名利心。他也不是完全不食烟火的作家，他为了维持生计，也到处投稿，参加各种小型文学竞赛，还自称为&赏金猎人&。他也说过：&我做过一切你能想象的职业&，可以放在台上面说的，和不能放在台面上说的，他都做过，和象牙塔里的文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波拉尼奥确实对文学有疾病一样的热爱。对他来说，阅读和写作是压倒一切的。写作对他来说就是面对外力侵蚀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很多时候看似是无力的，但他仍然把信念寄托在这种抵抗上。他这样的生活是一种浪漫主义，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那种浪漫，而是一种经典的浪漫主义。他追求的是艺术和生活的合一性，过一个诗人的生活，要把生活本身变成诗歌。
经济观察报：波拉尼奥的诗歌风格被认为是&反诗歌&的，&反诗歌&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反的是谁？
范晔：&反诗歌&本来是波拉尼奥非常崇拜的智利大诗人帕拉提出来的。这个人很传奇：他是1914年生人，仍然健在，已经一百多岁了。&反诗歌&的出现也跟另外一位智利大诗人有关系，就是聂鲁达。聂鲁达在整个拉美诗坛的影响就像一个黑洞，是抒情百科全书式的存在。他把能入诗的东西都写了，所以他的同代人就很难再有突破，声音会被他压过去。所以当时比较年轻的诗人，都希望走出自己的路，帕拉就是他们的代表。除了&反&聂鲁达，帕拉也&反&米斯特拉尔。米斯特拉尔也是智利诗人，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智利是一个诗人的国度，大诗人层出不穷，所以帕拉挨个&反&一遍，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了一部诗集叫《诗与反诗》，出现了反诗的概念。反诗歌自称是&达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是卓别林和卡夫卡的合体。后来帕拉就成了文学史上&反诗歌&或者&反诗人&的代名词。
&反诗歌&本身就是拒绝命名的，它拒绝优美的比喻或者意象，而是更加口语化，更加叙事性的、戏剧性的风格。这一点跟我们通常熟悉的抒情诗歌的印象完全不同。当然&反诗歌&仍然是诗歌。后来在形式上&反诗歌&也进行过很多尝试，包括诗歌和图像结合起来、和装置结合起来等等。可能我们今天看来已经不觉得新鲜了，但在当年是相当有革命性和先锋性的。
经济观察报：波拉尼奥似乎对知识分子阶层持有比较怀疑的态度？
范晔：如果把知识分子看成一种比较中产化的象牙塔里的人物，可能波拉尼奥不会站在这些人一边。但如果在本意上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可能会是另一种解读，另一种态度。波拉尼奥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作家，他虽然写过《未知大学》，但自己没有上过任何一所现实中的大学，所以他对于体制是保持距离的。
经济观察报：后来的波拉尼奥算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范晔：我不觉得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没有什么比小说《护身符》的结尾表现得更清楚。&我&看到拉丁美洲的年轻人排着队，唱着歌，然后走向一个深渊。他作为一个叙事者看着这一切发生，但他也写到：他们的歌声就是我们的护身符。
&整个世界文学都是我的传统&
经济观察报：西方媒体一致认为，波拉尼奥是拉美文学&后爆炸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你怎么看他跟爆炸时期拉美作家之间的关系？
范晔：波拉尼奥对所谓&爆炸一代&的态度其实很有意思，人们很容易会被他&蒙骗&过去，因为他在不同的访谈里面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首先，他是一个喜欢挑衅的人，在很多访谈或者演讲里面，很喜欢跟人反着来，他的性格如此。所以，他可能对之前的作家会有一些不屑或不恭敬的态度，但如果你认为波拉尼奥对他们完全不屑一顾，就错了。
一方面，任何成功的作家都必然会有一种&弑父情结&，必须要杀死自己文学上的父辈，才能有活路、才会有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位置，这肯定是很多成功作家必然要选的一条路，只不过可能有的态度更激烈，有的稍微温和一点。
另一方面，波拉尼奥也不是完全的不屑一顾，他生命最后几年的访谈里，其实说得也很清楚：他对加西亚&马尔克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样的作家，在文学上是非常推崇的。他也表达过，如果文学有等级的话，他们都是最高级的。
当然还有一方面，他可能对这些人的某些个人行为，有不认可的地方。比如，他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权力比较热衷，喜欢跟总统或者教皇交往，巴尔加斯&略萨自己还去竞选总统。他对这些人的政治态度或者对权力的迷恋，是持保留意见的，甚至有点反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会因此来否定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或者其他&爆炸一代&作家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影响。
另外，在&爆炸一代&里，他非常推崇胡里奥&科塔萨尔。他说：科塔萨尔和博尔赫斯都像大象一样，我们就像一个个小蚂蚁，大象在旁边走过，轰隆隆的声音，而我们只是小蚂蚁&&有一次在墨西哥，他们几个文学青年远远地在路上看见了科塔萨尔，心情之激动就像我们今天粉丝看见自己的偶像一样。
所以，如果从这几方面来看，可能会让大家相对完整的理解波拉尼奥对文学前辈的真实态度。
经济观察报：拉美&爆炸一代&的作家们跟政治的关系都很密切，波拉尼奥也曾经深切地与政治发生过关联。你怎么看拉美作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范晔：要说&爆炸一代&看重政治，其实没有任何一代拉美作家能跟政治完全没有关联，即使你是一个抗拒政治的态度，也是一种政治态度。而且这个情形也不完全是以时代来划分的：在所谓的&爆炸一代&里，他们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也受很多情况的影响。比如古巴革命，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一开始很多人都对古巴革命寄予希望，之后对卡斯特罗政权的看法都有不同的轨迹和变化。
具体到波拉尼奥，他的整个青春时代不可避免地与拉美的政治，甚至整个世界的政治变化都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政治是造成他青春创伤的一个东西。他曾经亲身投入到政治活动中过，比如在1973年，智利政变的时候，他确实想参与进去，想要做一些抵抗军事独裁的活动，甚至之后他被抓起来，关了几天。所以在他后来的作品里面，能清楚地看到，他认为他们这一代是&革命的孤儿&，他们曾经想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值得为之牺牲的事业之中，但是却感到被这个事业抛弃了、或者欺骗了。
所以，波拉尼奥后来更多的是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继续青春时代的革命，或者说更有乌托邦色彩一些，而不再是针对某一个党派，或者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斗争。因此对他来说，所谓的文学创作和政治行动是不加区别的。这一点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立场很鲜明，他在政治上是比较偏左的，他对卡斯特罗政权一直非常支持，但他也分得很清楚，就是在自己的创作中，不会把文学创作变成政治宣传。但波拉尼奥认为，诗人本身必然是一个革命者，或者诗歌创作本身就是一种革命性的行动。
经济观察报：在历史上，拉丁美洲的很多地区都被西班牙殖民过，我们该怎么看待拉美文学和西语文学的关系？
范晔：拉美文学，准确的说西语美洲文学，仍然是一个大的西班牙语文学史中的一部分、西语传统中的一部分。这种联系可能在不同的作家里面，会有不同的体现。西班牙文学史上有过一个&黄金世纪&的概念，粗略地说，大概是从16世纪到17世纪，是西班牙文学和艺术非常辉煌的时期。拉美二十世纪很多重要的作家，比如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对&黄金世纪&的文学都非常熟悉和热爱。但他们的侧重不一样，博尔赫斯特别喜欢巴洛克时期的作家克维多，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更加喜欢当时其他的一些诗人。
经济观察报：可以把西语文学看作拉美文学的土壤吗？
范晔：我们只能说西语文学确实是很多拉美作家的影响源之一或者养分之一，毕竟他们共享同一种写作语言，但你很难说是唯一的&土壤&，只能具体到哪个作家，讨论在哪个方面对他有怎样的影响。
经济观察报：有些人会认为&爆炸时期&的拉美文学比较脱离本土，受欧洲和北美的思想影响多一些，你觉得&爆炸时期&的拉美作家与以往拉美作家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范晔：我们说&爆炸一代&作家的时候，他们确实能够比前辈们更多的放眼看世界，有更多的机会，也吸纳更多的可能性，不管是英美的还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具体到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像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确实非常明显的直接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我们往往容易有一种二元论判断，要么就是全盘西化，要么就是扎根本土。但其实很多时候在很多的语境里，它不是一个完全对立的东西。比如&爆炸一代&的很多作家，经历了外来思潮的洗礼之后，拥有了一双全新的看待本土的眼睛。
像古巴的著名作家卡彭铁尔，在&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创作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曾经在巴黎学习过，也亲身参与到当时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之中。所以，在经历过这些之后，他自然会回头看自己本土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我作为一个拉美人，我其实不能为欧洲的超现实主义做什么，但是当他们回看自己的文化背景，他们发现其实欧美所讲的这些所谓的潜意识，梦境，超现实的东西，以及你们费尽心思想要寻求的现实的另一面，其实在我们的拉美文化中轻而易举就能找到，不用做梦，不用通灵术，而是我们真实存在的东西。这也就是卡彭铁尔在他著名的海地之行之后所提出的&神奇现实&的观点&&你们苦苦寻觅的东西，其实就在我们眼前。但这种重新认识需要外界的启发，正是因为他们的眼睛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才能构建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原有的思维和文化。
经济观察报：如果向上追溯的话，他们是彻底和传统决裂，还是仍然承接了传统？
范晔：博尔赫斯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做《阿根廷作家和传统》，说得非常清楚。实际上阿根廷的传统是什么呢？是一个开放的传统，就是整个世界文学都是我的传统，一切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传统，而没有什么纯粹或者不纯粹。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不管你是美国人还是法国人，还是其他的西语国家人，都能拿来为我所用，能够把世界的一切吸收过来。这恰恰也是&爆炸一代&对后来作家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这恰恰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想到拉美文学，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原因。因为&魔幻现实主义&确实给中国新时期的作家上了一课，或者说提供了一条出路&&他们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中得到启发，进而回看寻找自己文学的根，直接影响了后来出现的寻根文学。
不拘泥于&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
经济观察报：&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是西方赋予拉美文学的吗？
范晔：很难说这个东西完全是西方赋予的，还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命名的，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历史。首先，是一个德国的艺术史家创造出&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指的是所谓的后表现主义。1927年这本艺术史著作被翻成西班牙语。之后又过了若干年，才有拉美的作家把这个词应用到文学批评领域。后来也有很多欧美的，主要是美国学者，用这个词来描述相关作家的作品，或者利用这个标签建立起拉美文学史的一个谱系，而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开端，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而且大家虽然都使用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但内涵和外延也不一样。比如，古巴作家卡彭铁尔提出的&神奇现实&的概念，神奇现实与魔幻现实有什么区别？其实，从某种角度细细辨析的话，还是有区别的，但一般而言我们还是基本等同使用这两个概念。所以魔幻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随便的标签，其实它是有一个形成历史的。
经济观察报：&魔幻&总让人会往虚构的概念上想。在中国，对拉美文学的很多定义和划分是否过于简单化了？
范晔：这里面有一个译介的问题。从七十年代第一次把&魔幻现实主义&译成中文之后，中文读者容易望文生义，对魔幻现实主义有自己的想象，所以魔幻现实主义这样的一个术语就变得更加模糊了，这个篮子里装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在一定时期之内，&魔幻现实主义&这样的术语确实有它的价值和作用。但如果我们只用&魔幻现实主义&来概括二十世纪拉美文学，或者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占主流，就过分简单化了，而且不符合实际。事实可能要比这个复杂，除了&魔幻现实主&义还有其他的创作趋势。比如古巴作家因方特，他的代表作《三只忧伤的老虎》与《百年孤独》同年出版，但完全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另一方面从作家自身来说，他们往往都拒绝这个标签。从今天的发展来说，&魔幻现实主义&也已经是一个少有人提起的东西，成为文学史上的遗产之一。所以，我们看待拉美文学的发展时应该尝试更为多样、丰富、流动的描述，而不是拘泥于单一的、固定的现象。
另外，从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状况来看，西班牙语文学的研究和译介确实相对比较薄弱&&西语界的前辈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比如九十年代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美文学丛书，已经是个了不起的工作，。但我们所说的拉丁美洲，应该说的是西语美洲，大概有二十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几百年的文学作品和作家，内容很复杂，很多样化。如果要为大家呈现一个更为丰富的拉美文学面貌&&巴西的、以及英语的、法语的文学，需要做的工作就更多。原文链接：走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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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音乐在法国
提起法兰西的浪漫主义文艺，人们心中会浮现出被称为&浪漫三杰&的几个响亮名字：代表法兰西浪漫主义文学的雨果、画家德拉克洛瓦以及音乐家柏辽兹。
艾克托尔&路易&柏辽兹活跃于十九世纪前期，在这位浪漫主义标题音乐大师之后，法兰西虽可谓后继有人：福莱、夏布里埃、拉罗、比才&&都是响亮的名字&&但如果与德意志浪漫主义引领者瓦格纳、布鲁克纳、马勒、李斯特、理查德&施特劳斯相比，却似乎有种&稍逊一筹&的感觉。这种感觉来源于德奥音乐家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浪漫主义标题音乐的话语权。法国人要再次以标题音乐这种音乐形式挽回面子，似乎要等到德彪西的印象主义音乐了。
所谓标题音乐，是以带有叙事性或描绘性而著称的音乐，它来源于浪漫主义艺术家对于音乐的一种畅想。他们认为文学可以表达的内容和无法言传的内容，音乐都可以！这是一种近乎于膨胀甚至天真的心态，音乐家已经不满足于利用歌剧中的分曲；不满足于用诗歌、脚本、舞台设计来作内容的叙述了，他们要用器乐来完成。
事实上，巴黎作为欧洲音乐的中心已经很多年了。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三位撑起标题音乐的巨人原本都聚集在巴黎。柏辽兹本来就是法国人；然后是20年代弗朗茨&李斯特的到来；1830年肖邦和乔治&桑的到来；到了30年代末，瓦格纳姗姗来迟，他渴望去梅耶贝尔那里&拜码头&后在法兰西大歌剧的盛宴中分一杯羹。他们本该继续让法兰西掌控浪漫主义标题音乐的话语权。遗憾的是，他们被打散了。
瓦格纳在巴黎碰得头破血流，而后悻悻然去了德累斯顿，巴黎经历的不友善令他的德意志认同无比膨胀。李斯特是早在1842年前后回到德意志的，之前在巴黎虽没有经历瓦格纳式的失败，但是法国人没有为他那些重要的音乐理念而着迷，而是将他视为一位&键盘上的帕格尼尼&。他也成为了&炫技音乐家&这个专有名词的持有者之一。经历柏林的数次演奏会后，他成为了著名的魏玛乐派领袖。
那么柏辽兹呢&他能够在巴黎的土壤中结出坚实的果实吗？有些遗憾的是：明明在自己的祖国，柏辽兹却略有些&水土不服&。
他的作品似乎更加被德意志地区的人们热爱。1842年柏辽兹在德奥巡演，受到了源源不断的热情称颂，特别是各邦君主对他的欢迎使其备受鼓舞。兴奋的柏辽兹将自己的幸福皆注入了寄回巴黎的书信中，这些书信都被他收入了这本著名的《柏辽兹回忆录》中。
当他回到巴黎时，却感到抑郁颓废的生活开始了，在回忆录中他提到：&巴黎的一切仿佛冷雨，令人产生重返德国的念头，因为那里才是生机盎然之所&。也许他本该移居德意志，但柏辽兹毕竟是满怀优越感的法国人。在那个法兰西中心的年代，很少有一位巴黎名流愿意离开巴黎自我流放到其他地方去。实际上在德意志、奥地利、英国的每一次巡回演出，无论是寄回的书信，或是他努力疏通关系出炉的每一篇相关报导，都有力图提高自己在巴黎身价的痕迹。
如果要最简洁地概括他的人生，那便是：&在祖国的异邦人&。柏辽兹的悲剧，似乎也映射了法兰西浪漫主义音乐的悲剧。这一切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固定乐思&&一个梦中之梦
柏辽兹生于1803年，他的少年时代经历了席卷欧洲的拿破仑战争。1816年波旁王朝的统治恢复了，但激情的时代精神却没有那么容易翻转，这一年罗西尼的巨作《塞维利亚理发师》征服了巴黎。这部歌剧与莫扎特名作《费加罗的婚礼》相隔30年，剧中的情节却有如时光回转：阿尔玛维瓦伯爵从贪婪好色的中年贵族变回到高贵潇洒的多情青年，罗西娜伯爵夫人则从忧郁的怨妇回归了&花腔女中音式&的少女。整个歌剧的基本精神立意，也从渲染古典色彩的人与人交相宽恕转为了人对自我的重视。这好像倒映出整个大陆的时代精神，亦如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般&&欧洲已逐渐焕然为激情的青年。
罗西尼和他的音乐已成了法兰西的一部分，而这类&旧式意大利歌剧&最激烈的反对者柏辽兹，此时却过着平庸的医学学生生活。1824年之后，已具有相当作曲能力的柏辽兹终于在家人强烈反对下毅然就读巴黎音乐学院，家人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此时的柏辽兹第一次体会到了&贫穷&这个词的涵义。
作为浪漫主义者的柏辽兹充满了异于常人的心理活动，这通常由极具个人色彩的幻想构建而成。回忆录提到，在意大利期间，他忽然得知，自己恋人的母亲已将女儿许给了一位才财兼具的先生，从此她成为了普莱埃尔夫人。于是愤怒的柏辽兹收拾行装，并准备好手枪和四发子弹，准备回法国进行决绝的复仇，当然最终在半路打消念头。然而，他在回忆录中将自己当时的幻想绘声绘色地记述了下来：自己将如何打扮成公爵夫人的女仆被引入客厅递上消息，而后在对方阅读时瞬间掏出手枪。他的&复仇幻想&也许在之前的代表作《幻想交响曲》中已有些模糊的影子。那是第四个标题乐章：赴刑进行曲&&即在服食鸦片后产生的将情人杀死后奔赴刑场的幻觉。
与其说这是历史人物的自传，倒不如说像一篇蹩脚的&基督山快意恩仇录&片段。事实上，在这本回忆录中还有不少形形色色的妄想和人物对话。
也许极端浪漫主义者的精神人格有时不够健全，瓦格纳对梅耶贝尔不也充满了误会的妄想吗？事实上，当时的世人评价柏辽兹的为人也偶有微词，柏辽兹每遇挫折时同样忙于揣度自己是如何被形形色色的人阴谋算计。凯鲁比尼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当他为柏辽兹介绍图书馆工作时，柏辽兹显然心有不满，但多年后雨果张开双手相助时，递给他的亦为类似的图书馆工作。
浪漫主义者们不善于规避和化解隔阂，不易成为常人的朋友，但他们的作品却展现了一个不平凡视角下的世界，柏辽兹的固定乐思理念犹如一个热爱梦想的人打开心扉，将你拉入其灵魂之中。《哈罗尔德在意大利》是体现固定乐思理念相当成熟的作品，柏辽兹将这个主题每一次出现时的变化作出尽量克制的处理，避免产生过多的扩展和变奏，这让固定乐思的理念能够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哈罗尔德》具有协奏曲特色，当中提琴演奏的固定乐思出现时，聆听者会清晰地感到其出现，这个角色已经不是拜伦笔下的那个哈罗尔德，而是旅居、游历意大利时期柏辽兹自己的投射了。到第四乐章末尾时，随着前三个部分的环境描绘，哈罗尔德的追忆不断再现，固定乐思至此已大致有六次不同形式的重要呈现，此时的听者已经与其建立了最为亲密的关系&&这正是原本的委托人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从嫌弃作品不够炫技到终被深深打动的原因。
说到这里时我们回想前文，会相当顺理成章地发现一个问题：浪漫主义标题音乐欣赏的&关键要件&！似乎和法兰西不够合拍。
聆听的态度
浪漫主义时期的标题音乐利用器乐进行描绘和叙述，其中包含的音乐语言线索需要欣赏者心无旁骛地专注聆听。但在十九世纪前期，尤其在分曲歌剧艺术风靡一时的巴黎，这简直是一种奢谈。
旧时代的音乐欣赏依然是一种社交活动的陪衬，抒情悲剧和喜歌剧泾渭分明地分布在各自所属的演出场地，剧院保持意大利歌剧传统&&灯火通明、华丽的装潢不断涣散注意力。许多人往往会迟迟来到现场，对他们来说只要歌剧中的咏叹调、花腔和插入的芭蕾片段不被错过就好了。他们热爱英雄剧，热爱拯救剧，而法兰西大歌剧这种特别时期的产物也随着一种称为&佳构剧&（一种流行于十九世纪的写实情节剧，其特点为情节紧凑、伏笔巧妙以及结局高潮等）的剧作设计而备受瞩目。
通过柏辽兹的回忆，我们正可以从中略窥一二，柏辽兹青年时崇拜歌剧改良大师格鲁克，在一次观看其剧目时他提到：自己在欣赏&最喜欢的格鲁克作品&时，有人在旁&大声说话&，那也仅仅是&忍不住&&想要&呵斥之而已。这话从侧面活灵活现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小小细节。
当时以梅耶贝尔《胡格诺教徒》为首的法兰西大歌剧其实不光具有工商社会中的大众审美乐趣：如铺张、血腥、一群性感女人的出浴，以及对新教的同情等等；一方面也通过&音色线索&（如以一种乐器音色代表一个特定人物）而具有一些标题音乐的改良成分。但一个事物所展示的方方面面特色中究竟哪一个得以生长，要取决于它所在的&土壤&。法兰西太集中了，巴黎固有的审美情趣已然决定了一切，而不像德意志地区那些散落的小邦般各自独立、且拥有着自己的完善音乐机构，一个种子在这里无法发芽，却可在另一处破土而出。
也许更关键的是人们对音乐家的态度&&至少那种崇敬之感需要接近甚至超越文学家的卓绝地位&&如此天方夜谭般的事却几乎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德意志实现了。早在世纪相交期间，德意志哲学家们便以音乐美学的争论掀起将音乐艺术地位推升的浪潮，黑格尔对声乐的推崇和对器乐的鄙薄对应着赫尔德的高呼：&（音乐）与其他一切相区别的是什么？是凝神专注（Andacht）&&他们的感情此时只存在于乐音之中，别无其他。&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浪潮又让人们用仰视和朝圣的心态看待巴赫和贝多芬。瑞士学者汉斯&格罗格&内格利甚至将音乐的表达上升为&情愫&（stimmung）的高度。而见到这个词后，我们也许又会回想起柏辽兹等人那种&音乐万能&的畅言与狂想。
最终的结果是对音乐和音乐家的崇拜影响了德意志的贵族，在贵族的支持和影响下如瓦格纳之类的音乐家被成功造神，这似乎进入了一种循环，也许我们今天同样令人扼腕的&正襟危坐式&聆听方式也由此开始落地生根。
柏辽兹当然不可能像瓦格纳般有自己的恩主路德维希二世。事实上，从柏辽兹与瓦格纳的各自人生我们可看出，他们在早期出于锐意进取和艺术探索上的革新欲望，往往对激进而理想的事物产生兴趣&&自由、民主、甚至不那么反对共和。但当理想化的艺术理念难以被自由主义工商社会中的大众和市民阶层接受时，他们又会无比失落，从而怀念贵族、怀疑共和、以及&&怀念美第奇。
柏辽兹当然也会将资产阶级的审美视为艺术的庸俗化，甚至认为艺术一旦沾染上资产者、金钱等要素就会败落，他在回忆录开篇的前言中写道：&共和国正在全欧洲播撒惊惶与忧黯，音乐苟延残喘行将就木，如今寿终正寝。&而十多年前的七月革命却对当时的他相当鼓舞。1848年革命后，柏辽兹甚至宣布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他认为只有小拿破仑皇帝能够把我们从污秽和愚昧&&或者说无法欣赏伟大的标题音乐的共和中解救出来。他给瓦格纳的私信中抱怨道：&你可以谱写《指环》来融化冰川，而巴黎能给我的只是些烂果子&。
有时文艺的革新诞生于激进的精神，但其生长又依赖于相对顽固陈旧势力的哺育，何其讽刺？
1858年，柏辽兹在回忆录中收入的一封私信里诉说自己的苦水，这几乎是他所有言论中最激烈的一篇，他总结说巴黎对他展开了漫长的战争，因为他的音乐和大众感觉格格不入，以上是他对大环境的埋怨；而关于私人恩怨问题的总结更是充满怨气，他刚刚抱怨大众的审美，却又转而将问题归咎于凯鲁比尼、菲蒂斯等守旧势力，而&各阶层人士组成的观众&又成为了对&任何作品美妙或拙劣的判罚依据&。他提到自己在报刊专栏中撰写评论文章时得罪了许多人，似乎在感叹这些到底值不值？
经历两次不幸福的婚姻之后，晚年的柏辽兹于1864年探望了自己年少时第一个心爱的人&&已成为福尔尼夫人的艾斯特尔。经历这次重晤后他又在书信中对她说：&我爱您已经49年了，从我少年时代就一直爱着您，无论我的人生遇到何等惊涛骇浪，依然怀有这份深深的感情&。其中满怀的深情令人动容。
日，柏辽兹在病痛中与世长辞。他的回忆录对于需要考据和追寻&历史真相&细节的人来说，价值并没有那么大。柏辽兹并没有把精力放在为后人展现时代画卷上，而是集中于自身的感受，写成了一部犹如文学作品的回忆录。书的下半部分甚至产生了编年混乱的问题。
然而这本书却犹若一把宝贵的钥匙，我们通过作者人生中悲剧的一面以及抱怨中获得启发，从而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一切愈加洞若观火。原文链接：走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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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小说大师勒&卡雷在他的小说《完美间谍》扉页上引用过一句谚语：&一个拥有两个女人的男人迷失灵魂。一个拥有两处房子的男人迷失头脑。&
西班牙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在马德里有两处房子，同一条街比邻的两处房子拥有同样的家具、设计、布局，唯一的区别是一间房子里所有的家具都是黑色的，另一间所有家具都是白色的。不过，他没有迷失头脑，而是在摆着偶像希区柯克照片的书房里用770天时间创作了一本小说，讲述一个拥有两种人生的间谍和他的妻子的故事。
九月五日，近两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前十名中唯一的西班牙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出版了他&牛津系列&小说的新作《贝尔塔&伊斯拉》。这个跨度三十年的故事延续了他的代表作《如此苍白的心》&秘密之书、等待之书的主题。作家本人的阅读趣味与学养在纸面下涌动。语文学家的父亲因反抗佛朗哥独裁而被迫举家流亡，马里亚斯在美国度过少年时代，成年后又是西班牙首屈一指的英语文学译者，并曾在牛津大学任教。他几乎&双语母语&的背景与书中的男主人公托马斯多有相似，对艾略特、狄更斯等英语文学名家的引用更是信手拈来恰到好处。&伊斯拉&在西语中恰好是&岛屿&的意思&&马里亚斯表示选用这个姓氏是因为它不太常见（他特意查询过黄页，全马德里约有五十人使用它）又别有寓意。贝尔塔是一座兀自守望的岛屿，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一座岛屿。
&很久以来，她都不确定她的丈夫是她的丈夫。有时候她觉得是，有时候她觉得不是，有时候，她决定什么都不想，继续与他&&或者某个像他的男人、某个比他更老的男人&&生活下去。在他缺席的这些年里，她也变老了。结婚的时候，她还很年轻。&
他们是童年玩伴，少年恋人，大学时分隔两国，直到托马斯从牛津毕业归来入职英国驻西班牙大使馆，贝尔塔&伊斯拉发现有一部分的他变得陌生了，却又说不出哪里奇怪。他有许多因为工作纪律而无法回答的问题，工作压力异常巨大，长期失眠警觉不安。不过，他们还是结婚了。贝尔塔自述那仿佛是要完成一场旧日的坚持，童年少年时代认准的想法很难改变，虽然境遇变了，情感更可能变化，想要正视和承认这种变化却很艰难。哪怕那个决定是个错误，当时的贝尔塔依旧觉得&要把这个错误犯到底才能验证真的错了。&
婚后，一年中托马斯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在外出差，贝尔塔的婚姻是共同生活与分离等待之间一场周而复始的往复。然而每次丈夫回来，除了不能如实回答她的疑惑如同有难言苦衷，其余一切生活细节又让贝尔塔感觉到对方的爱一如既往。托马斯曾对她说：&你是我仅有的自由选择。在其他方面我都觉得自己的运气已被划掉，是别人替我做的选择。你是我唯一的真实，是我唯一知道确实是自己想要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知道了丈夫工作的真正属性，托马斯面对她的质询只是将是否还能继续在一起的决定权交给了她。贝尔塔无法理解年少即相识的爱人为何必须过这样的人生，但她接受了丈夫的有所隐瞒，接受了他必须有不能为自己所知的一部分。如狄更斯所写，每一颗跳动的心对另一颗心而言都是一个秘密，令人记起那句拉丁文的箴言Meus　fabula　est　mei　ut　dico：每个人的故事只应由他自己讲述，旁人无权臆断或多言。
然而即使这样的生活也并没有维持始终。一夜之间，托马斯变成了她消失的爱人，她最后的记忆是在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送他登上前往福克兰群岛的飞机。官方说法：因公殉职。对贝尔塔而言，她总觉得自己只是卡在等待的漩涡里，日复一日，独自抚养着他们的两个孩子，等待爱人出完长差，在他缺席的这些年里，渐渐变老。
托马斯&涅维森，一半英国一半西班牙血统，自幼在马德里长大，与贝尔塔是中学同学。在牛津大学念书的最后一年，英语、西语皆为母语的托马斯因其天生出众的语言能力已经熟练掌握了俄语和多门东欧国家语言。曾在英国军情六处工作过的教授（即在马里亚斯此前的小说中出现过的维勒教授）找到托马斯邀请他加入情报机构，发挥特长，成为一名间谍。对于老师的这个设想，托马斯并无兴趣，表示他对自己的人生设想颇为平静安宁，只期待着回到马德里与年少时的恋人开始新生活。彼时，托马斯还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即将落入一张巨大的、无法挣脱的网。
第二天一位警官在托马斯上课时找到他，告知他前晚牛津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而现场的一切证据都指向他是第一嫌疑人。慌了神的托马斯向教授求助，军情六处愿意出面替他洗清嫌疑，但交换条件是他要为他们担任间谍工作。由此，双面的一生开始了。在西班牙时，一切都是正常的，托马斯拥有自己真正的人生，而当他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的人生完全是虚构的。教授确实没有看错人，语言天赋和过人的机敏让托马斯鲜少失败。几年后，因任务需要他被宣布死亡，在英国乡下改名换姓做一位老师，隐姓埋名十二年。直到任务结束，他才因一次意外发现自己过去二十年的人生都源自一个刻意栽培的谎言：那起凶杀案从未发生，所谓的&受害者&早在别的城市安家生子，一切都只是一个哄他入瓮的骗局。
托马斯的世界动摇了。他找到当时收编自己入职的军情六处联系人质问为何要设下圈套剥夺他本可以有的人生：&二十多年来我都要违背意愿地对我妻子撒谎。十二年来她和孩子们都以为我死了。我不认识我的孩子。我连父母的葬礼都没能参加。你们把我拒绝过的人生强加在我身上，你们让我没法选择我自己的人生。&
对方却完全不为托马斯的怒火所动，只是淡淡地回答：&从什么时候起人类可以选择自己的生命了？千百年来，人的存在与生命都是被写好的，很少有例外。你所经历的很正常，并不是什么悲剧。大多数人从生到死都并没有离开同一个地方。有多少人真的成功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大多数人都学会不问问题，感激落到自己身上的这一种生命，处理每天每日的困难和阻碍，这就已经足够。没有选择并不是一种侮辱，这是常态，是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你以为我选择了我的人生吗？哪怕是女王，她选择了她的人生吗？她尤其没有选择。你说的有选择的人你在说谁？那时候我用枪顶着你让你加入我们了吗？那也是你的选择。&
这看似无情的回应细想之下却是真相。让我们回到维勒教授最初试图劝服托马斯接受成为间谍的邀约时曾经发出的感叹：&尽管我们一生都在努力想要改变宇宙中的某个小细节，事实却是我们都是这个宇宙的边缘人。我们的出生死亡，我们的存在，我们完全偶然的出现和不可避免的消亡，任何发生的事，任何犯下或被阻止的罪行，其实都不会改变这个宇宙任何。从整体而言，没有柏拉图，没有莎士比亚，没有牛顿，没有发现美洲，没有法国大革命，它也会是一样的。可能不能这些都同时没有，但是缺少任何一个人或事件，并不会改变什么。所以我们并不可能想念从未发生过的事，我向你保证十二世纪的欧洲人绝不会想念新大陆，也不会觉得如果不存在新大陆会是一种损失。&
即便是青梅竹马、年少相恋，也不能确保身边人不是一个秘密。这是两个人的一生，却也是某种更庞大、更缥缈的不确定性的缩影。故事之上，马里亚斯用绵长细腻的语调搭建一个并不切实的世界。来自托&斯&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诗句贯穿小说始终绝非偶然，爱情与间谍的主题之外，对个体人生、线性时间与浩渺宇宙的思考才是马里亚斯新书的精髓。人真的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吗？在每一个时间的节点当下，难道我们不都是漂浮在太空中的孤独宇航员，被某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环绕推搡&采访中马里亚斯的总结是：&出生这个事实本身就把我们暴露在外。仅仅是存在于世就会有人看见我们，定义我们，根据我们拥有的天赋或引发的兴趣对我们提出要求，或者使用我们。人活于世本身就是一种危险，发生在托马斯身上的事就是这样：从年轻时开始，他的全部人生就取决于别人在他身上看见的东西。&
家是托马斯出发的岛，也是他最终回归的地方。他无法辨认的一生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找到落点，与军情六处对峙之后，得到退休允许的他回到马德里，如同一个消失十二年的鬼魂站在贝尔塔面前。
点也不早。一定是已经太晚了。
他开始重新弥补失去的时光，重新认识自己的孩子，赢得他们的信任。作为离开组织的条件，他依旧不能向妻子透露消失这十二年的细节，他说过的最明确的话也只是：&尽管过去那么多年里我找过不少人的麻烦，那都是工作的范畴，我想现在我可以平静地生活。境况已变，敌人已经不是敌人，时光流逝，那些人有的退休了，有的藏了起来，有的老了累了；有的死了，几乎所有的都被遗忘了。&贝尔塔觉得，过去仿佛已隔断在外，没有那么要紧了。小说的终结点停在托马斯回归一年半之后的春天。一个清冷的周日，贝尔塔回到家，看见托马斯坐在沙发上，日暮时分，仿佛中间的时光都不曾存在。她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悲伤的秘密。
在艾略特眼中，历史是无始无终的瞬间的一种模式，所以，当一个冬天的下午，天色渐渐暗淡的时候，在一座僻静的教堂里，&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那么，对于我们的两位主人公而言，他们的人生无始无终的交叉点最终落于现在和马德里。不只是超脱的姿态，更是了然的平静，&一切终将安然无恙，而且/时间万物也终将安然无恙。&原文链接：走廊网：
[文摘] [文章来源：]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荷兰人在占领东印度群岛后，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想在西里伯斯岛的两个当地小王国之间划定边界，于是召集他们，询问边界究竟在哪里。两个当地首领都同意A的领地边界在能看到沼泽的最远点，B的领地边界在能看到大海的最远点。那么既看不到沼泽也看不到大海的地方呢？一个老年君王答：&我们根本不值得为这破山头互相争斗。&
从小浸泡在现代测绘的地图、边界观念和国家感的氛围中长大的我们，或对他们的故事感到不可思议乃至好笑。然而，那对传统社会的人们而言其实是更为自然的事，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政治体的主权大体是像水塘中的波纹一样随着中心控制力的递降而伸展到无人地带就逐步消失的&&在波纹与波纹之间，有着大量重叠、两属或&三不管&的模糊地带。
泰裔（他也有华人血统）美籍学者通猜&威尼差恭在其已成经典的著作《图绘暹罗》中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遵循传统边界理念的国家，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地图扮演着塑造人们&国家感&（nation-hood）的重要角色，是它在人们的头脑中建构起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缘机体&（geo-body）。他明白无误地宣称，他的目的就在于挑战泰国史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皇家民族主义范式&&这种范式将近代暹罗的历史建构为有远见的统治者们如何顶着&丧失领土&的屈辱，选择了西方&好的东西&，又保住了泰国有价值的传统，从而在现代社会生存了下来。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简单解释，充满了时代错置：因为&丧失&的那些原本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领土&，而它也忽视了在这过程中，看似无害的制图测量技术是如何强有力地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形成，最终这一民族主义情绪还对暹罗自身的边疆征服略过不提，从而成功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西方面前纯粹的受害者。这种被泰国民众广泛接受的话语，从未被认真质疑过；他想要做的，就是对国家保持距离，以便看清这种国家地缘机体神话的来历，从而把它祛魅化。
他在书中不止一次地说，历史作为理解世界的多种方式之一，是残酷的。这或许是意味着，历史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斗争，而其间不幸被牺牲掉的那些人的声音，常常还被意识形态的话语所遮蔽。作为一个左翼历史地理学者，他敏锐地意识到，在暹罗近代化的进程中，真正的受害者不是叫得最响的暹罗人，而是那些没有力量发出自己声音的群体。
前现代的暹罗没有明确边界并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在前现代的观念中，一个政治体的权力边界，实际上由统治者的权力所限定。那常常有一种宇宙论上的意味：一个秉承了天命的唯一君王，从一块圣域的中心统治四方万国。那种&国际关系&的景象更像是浩瀚的星系：像中国皇帝这样的中心是恒星，暹罗和越南则是各有自己卫星的行星，而它们在运行时，又争着将那些更小的天体纳入自己的引力轨道。在这种多层权力构造下，一个小君主向两边进贡，算不得是什么稀奇的事。
但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现代边界，却全然不是这么回事，那不如说是一种权利边界清晰的个人主义在国际关系上的投射&&无论事实如何，每个国家都被默认为拥有自身明确权利的独立平等个体。更重要的是，国家间关系也不再表现为统治者之间的等级关系，而真正成了国家（占据着特定地理空间的族群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由此，神圣化的对象从原先的君主，就此不可逆转地转向国家&&那是整个民族机体（nation-body）的生存空间。没有这种观念的转变，就不可能催生国家感（nationhood），更不可能把领土和边界神圣化。正如书中所言，&如果人类没有意识到空间的存在，并用特定的概念和方式来调整对空间的理解的话，空间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这意味着，我们对空间的理解与想象，其实都是特定观念和知识构造的结果。
英属印度总督寇松说过，&标定边疆的想法，基本上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在古代世界中没有或是很少的。&在20世纪以前，&可以这样说，在亚洲国家中从来没有进行过标界，除非是在欧洲的压力之下，并受欧洲人员的干预。&他的结论是：为了实现这类标定疆界所作的尝试，&曾经是造成多次战争的原因，而且是造成历史上几次最悲剧性兴亡的原因。&他说得对。因为标定边界本身就是要打破原先那种非军事化脱离接触的模糊边疆，弹性的回旋余地既不复存在，冲突于是在所难免。
在欧洲人看来，那种重叠的主权关系既无法保证和平，也不能维持稳定。客观地说，他们这么想也自有道理，因为这种模糊性留下了弹性的操作空间，可能会使双方都利用它来支持自己的权力诉求，在欧洲史上造成了很多问题。英法百年战争的主要起因，就在于英王既独立于法王，但他身为诺曼底公爵和阿基坦公爵时又是法王的臣属。迟至1864年的普丹战争仍是为此：丹麦国王同时也是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的公爵，而它们的主要人口却是德意志人，荷尔斯泰因还属于神圣罗马帝国，1852年为此签约规定，两公国仅以王朝（个人）名义归丹麦国王所有，但明确禁止两个地区纳入丹麦。最终每次结果都是一样的：国家主权的排他性得以确立，共享的模糊主权荡然无存。
来到东方的欧洲人常常表现出对当地那种传统政治主权归属理念的难以理解。1871年美国船只在朝鲜海岸遭攻击，当美国驻华大使镂斐迪找清廷总理衙门时，被告知该国自主；而去找朝鲜时，朝鲜又用&没有误解余地的语言&表明&本国对清朝完全地从属&，把球踢还给清廷，并以此拒绝谈判。日本学者冈本隆司在《属国与自主之间》一书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朝鲜、琉球等东亚小国原本都保持着弹性的自主空间，可予以灵活运用&属国&和&自主&的转圜余地，但日本等列强则一再表示这两者是不可兼得、必须二选一的。
值得注意的是，列强也常常有意利用了这种模糊性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日本以朝鲜&自主&为由，将之视为一个独立国家而与之签订条约，但真正目的是借朝鲜的&独立&使之摆脱中国的宗主权；而对琉球又以它向自己朝贡为由（不顾琉球也向中国朝贡的事实），将之废为冲绳县。在法国入侵印度支那时也利用了柬埔寨和老挝原先为生存而采取的多重臣属策略，宣称它们都属于越南，而独立于暹罗。如今在老挝首都万象仍有一尊面向泰国一方而立的阿努王雕像，这位老挝国王1827年发起反抗其领主暹罗国王的起义，如今被视为老挝国家独立和统一的重要象征，但讽刺的是，这个故事最早却是法国殖民者推动的，目的是否认老挝对暹罗的臣属关系。
确切地说，这构成了一种新的等级关系：英法列强逐步蚕食原本主权模糊的边疆地区，通过牺牲暹罗来竭力扩大自身的领土诉求；但在此过程中自视为受害者的暹罗，又通过一种类似策略，采纳了西方的观念、技术和行政制度，由内向外推进，挤压了原本位于重叠边疆的那些小邦的生存空间。正是因此，拉铁摩尔等边疆史学家才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次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m），即近代的非西方地区大国通过向边疆推动直接统治而进行的行动。在此，本书否定了以往那种&挑战-反应&模式下非西方国家的被动性，而强调其主动性。军事与制图术相互促进，因而近代战争常常在作战室的地图上确定，而战争的结果常常也体现在对地图的修改上。主权和空间的模糊终于荡然无存，所有事物都得到明确归属，边境管控趋于严格有序。一种新型的空间由此浮现，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也被锻造成一个整体，这个地缘机体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就体现在无处不在、也无人不知的地图上。
在这里，地图并不仅仅只是地图而已，&从一开始，它就是一种新知识，一种新的地理学&语言&，它产生新信息，构思关于暹罗领土的新意识。它成为思考、想象以及规划所期望领土的新框架，成为讨论暹罗的有效语言&，概言之，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仅规定了人们如何想象自身所处的地理空间，还重塑了过去，并最终引导人们如何思考&我们是谁&。由于1893年对法国冲突中的挫败，饱受打击的暹罗精英在痛苦和羞辱中完成了现代国家意识的定型，一个修补裂痕的神话也由此诞生：暹罗一直有着伟大而连续的过去，珍视自身的独立自由，尽管在近代受到列强的欺凌，但仍然在明智的领导人带领下，通过引入新技术而实现了复兴，还顺便维护了自己最值得珍视的传统价值。一切变成了暹罗为&生存&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而那些小邦的痛苦、声音和利益则被忽视和压制了；而历史，则是为了顺应当下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过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残酷的：为了维持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