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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群忠、李营营
来源：《学术交流》2017年第1期
孔子二五六七年丙申腊月廿一日乙巳
摘要：传统家训中的“廉洁”“廉政”思想对于育人立人、保家兴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其价值观念基础是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价值观。传统家训中对人们“廉洁”“廉政”的道德规范要求主要是：崇俭抑奢，节制欲望；量入为出，不吝不奢；取之有道，以义制利；公私分明，为公去私；反贪反贿，拒腐防变；乐善好施，爱国济民。在大力倡导优秀传统文化，以家风建设为突破口，努力以德兴国立人、加强干部廉政建设的过程中，传统家训中的“廉洁”“廉政”思想彰显出其宝贵的时代价值，将发挥其永不衰竭的文化价值和作用。
关键词：家风；家训；廉洁；廉政
在中国社会，从古至今，家庭一直对社会生活、人的教育和人格养成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非常重视以家风家教为突破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作为加强干部廉政教育的一个重要抓手。日习近平同志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希望大家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
中国自古重家风、家教，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成员的人格养成、人生幸福，以及家庭和家族的荣辱兴衰。钱穆先生指出，历史上许多名门望族能够绵延百世，其背后依靠的乃是家族文化的力量。“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2］
习近平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要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1］习近平还强调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1］习近平同志这段话强调家教的核心是道德教育，强调家教对形成人的品质的作用和家风对人生祸福、家道兴衰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发人深省。
家风、家教的载体是家训。历史上的家教、家风在史籍中留下了许多记述，成型、成文的家训也有很多得以流传下来，成为我们可以研究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家训是某一家庭或家族中父辈对子辈、兄辈对弟辈、夫辈对妻辈所作出的某种训示和教诫。中国传统家训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其核心是道德和人格教育。“廉洁”作为个人品德的重要内容，“廉政”作为某些有机会从政的家庭成员的道德要求，二者在历代家训中都备受重视。
在传统社会，培育官员的廉洁、廉政品德，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来进行的：其一是靠道德修养和自律，其二是靠一套比较完整的监察制度，其三就是靠家训家风的良好熏陶和规范、引导、约束。在全社会普遍关注干部廉政问题的当下，如何在加强制度监督惩处的基础上通过家风的良好熏陶和规范约束来加强干部廉洁奉公教育、培养干部个人道德自律，也为社会所普遍关注。那么，古代家训中围绕做人“廉洁”、做官“廉政”提出了哪些思想？这两种道德的内涵、价值及其观念基础是什么？具体的规范要求有哪些？这些历史训导对于当今时代还有哪些价值和借鉴意义？这是本文欲加探讨的。
一、家训廉教及其价值基础
“廉洁”一词最早见于《楚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王逸注：“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受，即是贪；不受，即是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其志洁，其行廉”。《汉书&贡禹传》所载“禹又言孝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更是鲜明地将廉洁与贪污视为相对的正反两个不同概念。“廉洁”之所以成为历代家训的重要内容，成为传统家风的重要内涵，就在于廉洁家风具有育人立人、延续家国的重要作用，它是以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作为其价值基础的。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人有正常生活的生理欲望。但若欲望过多，则迷乱心志。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3］侈而多欲，贪慕富贵，则居乡必盗、居官必贿。廉洁朴素，则行为端正，立身成人。普通百姓廉洁，可以持身谨慎，不犯偷窃，节约用度，使家境丰裕；官员廉洁，则可以不为外物所扰，直道而行，公正执法，稳定仕途，造福一方。故廉洁决非生活小节，而是事关兴衰祸福的大是大非问题。
管仲说：“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廉洁朴素对于国家存亡有着重要意义。廉洁朴素，则家国永续；骄奢淫逸，则未富先奢，家国败亡。奢靡之风蔓延，会使整个社会呈现未富先奢的状态。赫勒敦曾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即“各种文明的兴衰史上都出现过这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崩溃之前，社会总要经历一个个标志着衰落的特定阶段”；“这些递变的顺序是从朴素到奢侈”。［4］古罗马帝国曾经盛极一时，终由穷奢极欲而迅速败亡，这个教训十分突出地警示我们“成由勤俭败由奢”。
儒家思想一直是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在义利之辨中，儒家总体上重义轻利。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受儒家思想影响，传统家训也形成了“重义轻利”的伦理本位。一方面，经济活动的目的被看作是达致道德崇高、社会和谐；另一方面，许多家训要求个人为了实现义而放弃利，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战国时期，齐相田稷子的母亲就教育他“非义之事，不计于心；非理之利，不入于家”（《列女传&齐田稷母》）。《颜氏家训&养生》指出：“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5］206这种“不可苟惜”便是儒家“舍生取义”思想的表现。
当代出现的那些贪官之所以失足，最根本原因正是价值观、人生观中缺乏正确的义利观。普通百姓都懂“君子谋财，取之有道”的道理，这些人却见钱眼开，铤而走险，最终酿成人生悲剧。
二、传统廉洁家风之规范要求
廉洁、廉政可以说是一种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临财”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传统家训围绕这两者提出的道德规范主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崇俭抑奢，节制欲望；量入为出，不吝不奢；取之有道，以义制利；公私分明，为公去私；反贪反贿，拒腐防变；乐善好施，爱国济民。其中前三条针对所有的人，主要是未入仕的普通人；后三条则是针对入仕的官员的。第一条是普遍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第二和第三条是关于财产消费、财富谋取的道德规范；第四条是官员理财的道德抉择前提，第五条是直接反贪拒腐的禁止性规范，第六条则是对清官好官的道德期待和对其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廉洁廉政道德规范体系。
（一）崇俭抑奢，节制欲望
俭与廉都是人们对待财产的道德态度，二者是一种上下位的互相影响的关系。崇俭抑奢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之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光《训俭示康》）俭虽然是人们对待财富的一种态度，但能否做到俭，却对人的道德人格养成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古人认识到“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要“俭以养德”（诸葛亮《诫子书》），一个人只有具备“俭”的品质，才会在人生观、价值观上看重义的价值、轻视利的价值，才会义以为上、重义轻利，从而有助于立身行道、成就事业、人生幸福、一生平安，而不是见利忘义、利令智昏、败坏道德、累及人生。
崇俭抑奢不仅具有道德价值，而且对于官员廉政和保持政治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历代政治人物都非常重视崇俭抑奢。唐太宗李世民曾专门著有《帝范&崇俭篇》，篇中说：“夫圣代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非憎荣而恶味，乃处薄而行俭。故风淳俗朴，比屋可封，此节俭之德也。斯二者荣辱之端，奢俭由人，安危在己。五官近闭，则令德远盈；千欲内攻，则凶源外发。是以丹桂抱蠹，终摧曜日之芳；朱火含烟，遂郁凌云之焰。故知骄出于志，不节则志倾；欲生于身，不遏则身丧。故桀纣肆情而祸结，尧舜约己而福延。可不务乎！”［6］315他告诉人们，崇俭抑奢关系到荣辱安危、吉凶生死，尧舜与桀纣的正反两方面例子不可不鉴。
普通民众也是崇尚和践行崇俭抑奢、节制欲望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的。明末清初朱柏庐家训名篇《朱子家训》告诫子弟：“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装。”［6］89《朱子家训》中的这些观念，长期以来影响着民众的家风培育和行为实践。
只有树立崇俭抑奢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自觉节制欲望，才会在“临财”时不贪而廉，保持心志高洁而不污人格尊严。
（二）量入为出，不吝不奢
廉洁家风要求人们遵循量入为出的中庸原则，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安排消费，既不奢侈浪费又不小气吝啬。《颜氏家训&治家》说：“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5］33清代官员许汝霖曾拟家训《德星堂家订》，详细规定“宴会”“衣服”“嫁娶”“凶丧”“安葬”“祭祀”诸方面的礼节、标准，严格控制开支。招待客人不准用“燕窝鱼翅之类”，宿客午餐仅以“二簋一汤”相待；家人衣着须朴素；婚丧嫁娶从简。［7］355-359明代官员周怡《示儿书》：“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酒肉一餐，可办粗饭几日；纱绢一匹，可办粗衣几件。不饥不寒足矣，何必图好吃好著？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则子子孙孙常享温饱矣！”［7］216
这些家风家训对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平日奉己持家之道要强调俭德，它是一种省约为礼之道。如果不能量入为出，而是坐吃山空，不仅不能长久维持家人生活，更是一种“败家子”作风。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量入为出，严格控制开支，尽量节俭，而不要养成挥霍浪费的坏习惯。这已然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国民性。可是近些年来，由于我们国家和民众比以往富裕了些，而又缺乏俭德教育，故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小富大奢甚至未富先奢的情况，全球奢侈品大多被中国人购买，年轻一代动辄买名牌、高消费，公务活动也是奢靡之风盛行，铺张浪费严重。长此以往，不仅浪费经济资源，更重要的是可能会对人们的心灵、价值观、道德观特别是俭德造成极大危害。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光《训俭示康》）的道理，古人早已深知。因此，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人们量入为出的好习惯，培养人们崇俭抑奢的美德。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强化这种量入为出的俭德，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临财”不起贪心、不污节操，保持高洁人格。
当然节俭并不是吝啬，奉己家用自然要节俭，但对待他人和客人时则要大方得体，而不可失之悭吝。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倡导“互以对方为重”的人际观。这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好客、待客之道。不过，这也绝不意味着待客时就应该铺张浪费、大肆挥霍。
（三）取之有道，以义制利
儒家义以为上、重义轻利的价值观长期以来为传统中国民众所信奉和践行。在处理义利关系方面，历代家训教导民众：不要过于看重财利，而要见利思义；如果不以义制利，其利益谋求害莫大焉。明代官员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严约束》中说：“田地财物，得之不以义，其子孙必不能享。古人造‘钱’字，一金二戈，盖言利少而害多，旁有劫夺之祸。其聚也，未必皆以善得之；故其散也，奔溃四出，亦岂能以善去，殃其身及其子孙。‘多藏必厚亡’，老子之名言，信矣。人生福禄自有定分，惟择其理之所当为、力之所能为者，尽其在我，俟命于天。此心知足，虽蔬食菜羹，终身有余乐；苟不知分量，曲意求盈，虽欺天罔人而不顾，有不颠覆者乎？若能勉给岁月，不以饥寒遗子孙，此身之外，皆为长物，何自苦为？”［6］94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国家危难时重义轻利，留下了“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的家训联。
在这种家训家风思想的影响下，古人以淡泊名利为德，以孜孜求利为小人之举。然而当代社会一度片面发展经济，功利主义盛行，极大地调动了一些人追求利益的原欲，一时间似乎奢侈成为时尚和成功的标志而“俭省”成了“穷酸”的代名词，义利也不再是君子小人的分水岭，荣辱美丑观念颠倒，贪污腐败屡禁不止，社会风气也日益奢靡，“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当然，如今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近年来经过大力治理，这种风气已经有了明显改观。
（四）公私分明，为公去私
如果说以上三条规范是让所有家庭成员树立正确价值观、义利观、理财观的“廉洁”品德，那么，后面这三条则是对有机会从政的家庭成员提出的“廉政”行为规范。
对于能够有机会从政的人来说，处理好公私关系，坚持公私分明、为公去私是保持廉洁、廉政的重要前提。这不仅需要从正面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和良好家教的影响而从家庭中奠定廉政的道德、人格基础，更需要在执政过程中坚持原则而摆脱家庭裙带关系对清廉为政的负面影响。
廉洁的家风往往会塑造廉洁的家庭成员，清官、好官也善于培育好的家风。清代吴汝纶“谕儿书”写道：“作官之钱，皆取之百姓，非好钱也，故好官必不爱钱，吾虽无德，岂愿以此等钱豢养汝曹、私妻子哉！”［8］相反，家庭成员的错误诱导，则容易使个人走向歧途。元人张养浩指出：“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牧民忠告&上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因受贿被诉，后来他忏悔说，家就是权钱交易所，他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不仅全家老小参与腐败，也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坏了政治生态。［9］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贪贿的大部分钱财都是通过其儿子进行的。通观诸多高官落马的案例，可以发现，这些官员都处在由“夫妻档”“父子兵”甚至“七大姑”“八大姨”组成的共腐关系圈当中。因此，为政清廉者一定要坚持公私分明，不允许家庭成员影响和干扰自己的权力使用，更不能以权谋私。要树立和坚持“权为民所用”而不是为家所用、为亲所用的原则，拒腐防变，立党为公，为公去私。被誉为“包青天”的名臣包拯在其家训中严格规定：“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10］包拯以极其严格的家规明令子孙公私分明、为公去私而不要贪赃枉法。
（五）反贪反贿，拒腐防变
执政者总是不同程度地掌握着一定的公权力，因此，总会有人寻机进行“权力购买”，向官员行贿，以取得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如果不能以廉洁自律，就会陷入罪恶的深渊，就会成为一名贪官，随之会有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
后晋学者刘昫在《旧唐书&崔玄暐传》中记载了崔母卢氏教诫玄暐的话：“吾见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驭云：‘儿子从宦者，有人来云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闻资货充足，衣马轻肥，此恶消息。’吾常重此言，以为确论。比见亲表中仕宦者，多将钱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悦，竟不问此物从何而来。必是禄俸余资，诚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与盗贼何别？纵无大咎，独不内愧于心？孟母不受鱼鲊之馈，盖为此也。汝今坐食禄俸，荣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虽日杀三牲之养，犹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忧。’持宜修身洁己，勿累吾此意也。”［6］305这是说，官员的反贪反贿、拒腐防变，不仅需要官员在从政活动中自律实践，还需要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加以砥砺、监督。作为官员的父母，听说从政的儿子比较清贫，应该认为这是好消息；若是听到儿子很富很奢，这实际上是坏消息，一定要问清其财物来源是否正当，予以监督，才是正教。如果身居官位的儿子因贪腐而获罪，不仅会祸及其自身，而且会累及父母，这样的话，即便有“三牲之养”，也属大不孝。以上这种思想资源，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官员亲属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不仅父母要常常教导子女清廉为政，而且配偶也应该起到这样的正面引导规劝甚至是监督约束作用。古人有言“妻贤夫祸少”。在现代廉政建设中，不仅要防止“裙带风”的影响，更要防止“枕边风”的消极影响。
尽管官员的拒腐防变仍要以自身的廉洁自律为根本，政府和社会也不可缺少相应的监督机制，但在本文所探讨的家风家训对官员廉政的影响这一视域中，更加强调家庭成员对官员廉德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各级领导干部要教育亲属子女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1］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搞好家风建设，以良好家风促进和保证干部廉洁。
（六）乐善好施，爱国济民
从中国历史上的实践来看，好官名臣不仅自奉甚俭，廉洁从政，且多乐善好施、爱国济民，这是大批清官、好官、名臣的普遍特点，也可以说是子贡、孔子所讨论的“博施”“济众”（《论语&雍也》）之君子、圣贤精神的体现，是清官好官的最高境界。如果说第四、第五两条规范是对官员的负面性的约束规范，这一条则是对清官好官的积极向度的期待，是其高尚人格境界的体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名臣范仲淹，是乐善好施、爱国济民的代表。他曾创立“义庄”，为衣食无着的族人提供工作。“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尽管家族历代都是富裕乡绅，但他不图财利，不恋功名，清苦节俭，恪守“誓勿昧天理良心”的为官信条。他“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却热心公益，把节省下来的俸禄都用来做慈善，救济灾荒。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诸多像包拯、于成龙这样的清官好官，他们以廉洁廉政风范彪炳千秋，为百姓所崇尚传扬。他们自身的道德修养固然值得发扬光大，而其廉洁廉政的家风家教更是值得效法。
三、传统廉洁廉政家教的时代价值
在传统中国，人们普遍重视崇俭抑奢的价值观，也普遍形成了崇俭抑奢的社会风气，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一个人不节俭，便使生活窘迫；一个家庭不节俭，便难以应对突发的意外；一个国家不节俭，便不能保持雄厚国力；一个时代不节俭，便会使资源枯竭，祸及子孙。弘扬廉洁家风，可以使人常怀对物质的俭朴态度，养成节俭的生活方式，崇俭抑奢，爱惜物力，量入为出，节约资源。更重要的是，它对培养国民和官员的廉洁廉政美德具有重要作用。
尽管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不能丢。时下，崇俭抑奢的优良传统面临严峻挑战，贪腐者众。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大了反腐倡廉工作力度，中央及时公布了八项规定和六条禁令，对于纠正领导干部奢靡之风、端正社会风气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如此上行下效，促进了近年来社会风气的好转。
中央纪委不仅加强了对干部的监察、监督、惩戒力度，还非常重视对干部的廉洁、廉政教育，其中一个突破口就是以家风家训为资源，注重家风家训、家庭熏陶对干部廉洁廉政品质的影响。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深改组第十次会议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11］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他又进一步强调指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12］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反腐倡廉的价值观，早在党取得全国政权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3］新中国初期，天津地委前后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虽为战争年代的革命功臣，却因贪污而被处以死刑，这一大案震惊全国。严惩刘青山、张子善，这一果断决定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事实证明，这一大案的严肃处理深刻地教育了干部群众，对其后相当长时期的反腐倡廉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促进了良好社会风气和政治风气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廉洁自律和为政清廉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和优良传统。在党的历史上，老一辈革命家都率先垂范，带头搞好自身修养，并教育好自己的亲属，形成了优良的家风家教。早在2006年，新华出版社就出版了一部题为《家风》的书，记载了董必武、陈云、李先念、彭真、万里、李德生、乌兰夫、廖承志等八位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家风。他们严于律己、艰苦朴素、襟怀坦荡、热爱生活、忠实家庭的高风亮节，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对待金钱、家庭、子女的态度和他们的治家之道，不仅彰显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也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生动榜样。他们所开创的良好家风，为我们今天弘扬传统优良家风、加强干部廉政建设提供了生动的教材。
中国共产党人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因此，在党中央和习近平同志提倡以家风家教推动社会精神文明提升、推动干部廉政教育的当下，重温我国传统家风家训中的廉洁、廉政道德要求，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古人家风家训中那些重视义利之辨的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些重视廉洁之德对于人格养成、人生幸福、清廉为政、实现社会善治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与思想，对于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古代家风家训中那些具体行为律令，既有价值观上的是非厘清、价值引导，如重义轻利、崇俭抑奢，又有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规范，如量入为出、不吝不奢和取之有道，以义制利；既有反面的禁令，如公私分明、为公去私和反贪反贿、拒腐防变，又有积极的倡导，如乐善好施、爱国济民等。这些都可以为我们当下的家风建设和廉洁廉政教育提供宝贵而直接的精神资源和丰厚滋养。
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古代家风家训中的“廉洁”“廉政”思想彰显出重要的时代价值，其放射出的思想光芒，必将为当代公民廉洁美德的培育和崇俭抑奢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为促进干部廉政建设发挥其永不衰竭的文化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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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群忠，男，西历一九六〇年生，陕西彬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伦理学与中国传统伦理研究。著有《孝与中国文化》《中国民众传统人生智慧》《君德论——〈贞观政要〉研究》《中国孝文化研究》《道德与人性》《伦理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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