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韩先楚：戎马一生的传奇　　　　　　第1章　勇敢分子　　第一次战斗　　每个从血与火中冲杀过来的人，都有自己的第一次战斗。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韩先楚，身经百战的第一仗，是这样的——　　1931年，他所在的黄安（今红安）、孝感地方游击大队，到鄂东北农村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也为主力部队筹集粮款。当地的民团、红枪会之类的地主武装，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一天上午，他们聚集起数百人，向红军游击队发起攻击。　　子弹在阵地前的马尾松、栓皮栎、茅栗中穿织，青枝绿叶不时被削落着。弹丸掠过头顶的啸音，尖利而又瘆人。伴着这种死神弹拨的音乐，是翠绿的旷野间迎面推进的一幅怪异而又恐怖的画面。红枪会员们光着膀子，有的脸上还用锅灰、染料涂抹得黑蓝青紫，一个个生死不惧的凶神恶煞模样，一股黄潮般卷杀过来，那嘴里还念念有词地狂叫着：　　　　枪炮响，　　扇子动，　　子弹进篮打不中。　　枪炮响，　　扇子动，　　子弹穿缝打不中。　　……　　　　这本是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问题在于与之对抗的游击大队官兵，都是初经战阵的农民。　　拿破仑说过，如果把未经训练的部队投入战争，“只能引起麻烦”。把这话拿来用于正在中国进行的这场战争，即便不是完全找不着北，起码也要打一半折扣。谁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有句名言，叫做“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都有大批农民拿起棍棒刀枪就投入战斗。而眼下这支刚组建的红军游击队，官兵从衣着打扮到语言举止，以及由这些表象包含着的内质，都与此刻仍在田间耕作的农民别无二致。他们只是被人世间太多的不平燃起的仇恨鼓荡着，才扔掉犁锄，拿起刀枪。而他们的对手中的绝大多数，也都是从土里刨食的农民，只是经过唱符念咒的训练，就可怜地以为自己不再是凡胎肉身而无所畏惧了。　　但是，就凭这么一下子，时下的局势立刻就明显不同了。　　有人叫起来：他们喝了符呀，刀枪不入呀！　　胆大些的，急忙去裤裆里掏家伙要往那刀枪、子弹上浇尿，认为这些秽物可以“破符驱邪”。更多的人则是转身撒开丫子，有的浑身哆嗦着，一时间连脚步也挪不动了。　　大队长喊了几声，见制止不住，也随人群退了下来。　　兵败如山倒！　　值此关键时刻，班长韩先楚从人群里冲了过去，一把抓住大队长，大喊：不能跑！不能跑！　　人说“擒贼先擒王”，韩先楚却把那杆汉阳造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首领：谁跑打死谁！　　逃跑的人群，先是被红枪会的“精神战术”唬住了，接着又被眼前的场面镇住了。　　这些人大都是来自黄安的游击队员，那一刻没人会想到他们的家乡后来能成为中国著名的将军县，更不会想到突然间冒出来拦住他们的这位黄安老乡，日后会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在大别山春日弥漫着火药味的阳光里，只见这位个头不高、黝黑精瘦、平时少言寡语、自然也就不怎么引人注目的韩班长，两眼血红，嘴唇发紫，脖子、额头和太阳穴上的青筋凸动着，使劲挥动着那杆老旧的汉阳造：趴下，快趴下，打，打呀，打他个娘卖×的！　　大队长这才镇定下来，一挥驳壳枪：都趴下，打，打，打呀！　　红枪会被打倒几个后，终于乱哄哄地溃散了。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说过类似克劳塞维茨的这样一段话：“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因此勇气是军人应该具备的首要品质。”　　即便是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军人，初经战阵，也难免有心头敲鼓、腿脚转筋的时候。而在最能铸造男子汉的果敢、刚毅、一往无前气概的战场上，那些胸前缀满勋章的英雄，在那最初的铁血横飞中，也可能拉不开大栓，甚至不知不觉中尿了裤子。　　而仍是那套农民装束的韩先楚，拿着那杆好歹对付着能够打响的汉阳造，平生在战场上的第一次亮相，就成为挽狂澜于即倒的勇士、英雄。　　问题还在于，这个来自黄麻起义故乡的游击队班长，在此前的18年人生经历中，并无乡里间那种好勇斗狠之类的记录，而只是个普通的朴实的本分的农民。　　就不能不承认：有人天生就是当军人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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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上）　　1960年3月，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条令验收会议。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认为《合成军战斗条令》“概则”中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应该前后颠倒一下，变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有人说这是毛主席的原话，不能改，也不可以改。　　韩先楚不以为然：战争的目的和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在具体作战行动中，消灭敌人才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只有积极、主动地消灭敌人，才能最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毛主席关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思想，抓住了战争的本质，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它们颠倒一下，体现的正是毛主席的这一思想，而且便于部队官兵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领会、贯彻、执行，发扬不为任何强敌所屈服的进取精神和英雄气概。　　“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韩先楚一贯的战斗作风，也是这个“好战分子”重要的军事思想。　　　　长乐村战斗，是韩先楚第一次与日军较量。　　1938年4月，3万名日军分兵九路，围攻我晋东南八路军。129师主力和临时配属的115师344旅689团，迅速转至外线待机。4月15日，日军108师团117联队3000余人侵占武乡县城，因后勤补给困难，不久即行退去。刘伯承师长瞅准火候，下令追歼该敌。　　689团是最后接到命令的，团长韩先楚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在长乐村将敌大部截住，随即发起攻击，与兄弟部队一道将敌割裂包围。　　激战中，敌先头部队1000余人返回增援，攻占兄弟部队据守的戴家垴阵地，将我两个团压在山沟里，并威胁到师指挥所的安全。　　形势陡然逆转。　　娘卖×的！韩先楚狠狠地啐了一口，命令1营迂回到戴家垴侧后攻击，自己亲率2营从正面攻击。　　有个连长动作迟疑，韩先楚掏出腰间左轮手枪，一枪打在那连长脚前土坎上：跟我冲，谁不冲毙了谁！　　不能说早期侵华日军个个都是神枪手，但那军事技术确是后来日军没法比的，其“武士道”之高下也是显见的。刀光血影，杀声雷动，2营几次冲击都未得手。然而，日军再顽强、凶悍，面对这样由一头猛狮率领的一群狮子，终究还是支撑不住了，被压下村头公路。1营也从侧后打响了。日军大部被歼。　　刘伯承站在山腰指挥所前目睹了这场血战，击节赞叹：这个部队真硬啊！　　不久，689团挺进冀南，攻打威县。又一场血战，主攻部队攻上城头，伤亡过大，未能继续发展。　　按说，县城守住了，守军该开祝捷会的，况且伤亡不大，城内粮弹充足，满可守下去。只是他们再也不想、也不敢见到那样的场面了，他们已被这支八路军那种嗷嗷叫的不怕死、不要命的狠劲、硬劲吓破胆了。　　就在689团停止攻击的当天拂晓，城内200多名日军和1000多伪军大气儿不敢出，急慌慌弃城逃奔邢台了。　　威县吓退了“武士道”。　　不过，像这种把敌人吓跑了，或是打了击溃战的时候，在韩先楚的戎马生涯中并不多见。后面我们将陆续看到，在他指挥的战斗、战役中，绝大多数，可以说90％以上，打的都是歼灭战。　　　　班排连长，乃至营长，战场上身先士卒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团长，率队冲锋，白刃肉搏，就比较少见了。而师长韩先楚，军长韩先楚，仍是一如既往地与士兵一道前进。　　1936年红军西征攻打定边，78师3团总支书记（相当于副政委）石厚刚，刚随部队冲上城头，就见到师长韩先楚，不禁大吃一惊：城门还没打开，你从哪进来的呀？韩先楚几步把他甩在身后，扔下一句：你们能爬城墙，我就不能爬吗？　　辽沈战役攻打锦州，也是刚刚突破，他就进去了。　　解放海南岛，他是登岛作战的最高指挥员。　　一座刚被突破的城镇，残敌还未肃清，周围随时可能发生有组织、无组织的抵抗。至于那种躲藏在暗处的狙击手，对方高级将领是最具魅力的优选射杀对象。而在这茫茫大海上又是一副什么模样？头上敌机，面前敌舰，苦涩的海风中弥漫硝烟，木船四周水柱冲天。韩先楚站在甲板上，指挥船队前进，命令土炮艇冲击敌舰。所有人都劝他到船舱里去，有情况会随时向他报告，可好说歹说连耳旁风都不顶。1.85米的山东彪形大汉、警卫营长丛福滋急了，拦腰一抱，将他这位兵团副司令夹在腋下，任你踢打喊叫，管自挟进舱里，关了“禁闭”。　　二战名将、美国第3集团军司令小乔治•巴顿，也是个经常与士兵一道冲锋的角色。每当他出现在前沿阵地时，士兵们就会情不自禁地高呼：巴顿，巴顿，巴顿来了！这位被称为“血胆将军”的四星上将，还有个特点，非常喜欢并善于讲演。哪怕只有一个排、一个班，只要条件允许，也要对他们演说一番，用那种富于煽动性的，有时甚至是粗俗的巴顿式语言，雄暴火烈地鼓动起官兵们勇往直前的杀敌热情。　　韩先楚主要是靠行动，是以行动作语言、作号角、作旗帜。　　谁都晓得身担重任的指挥员遭遇不测，会给部队造成什么样的混乱，有时甚至可能招致战斗、战役的失败。他清楚他的生命并不仅仅属于自己，但这从来都不会成为摆布他的理由。战场瞬息万变，他必须亲临前线，随时捕捉战机，在第一时间作出决断。而且他需要士兵们看到他，知道他就在他们身边，特别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在那种关乎战局命运的当口。这本身就是一种决心，一种誓言，一种彼此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忠诚和信赖。中国军人少有西方军人那种自发的情绪、个性的宣泄，他们通常都是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信服、爱戴而又有些令人畏怯的首长，但那周身呼啸着的血液的流速和热度并不比任何人差。他们知道自己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他们乐于为胜利付出任何代价。而一支心甘情愿为胜利付出一切的队伍，是任何敌人都无法阻挡的。　　如果指挥员临战首先想到个人安危，总惦念如何保存自己，就不能指望部下和士兵奋勇杀敌，将生死置之度外。总躲在掩蔽部里的将军，无论嘴巴子多狠多硬，都不可能造就一支无畏的军队。那心灵的抖颤，是比瘟疫还可怕的。　　　　从第一次战斗始，韩先楚就是所到之处的一面旗帜。　　一面充满勇敢和尚武精神的旗帜。　　一面飘扬在他统率下的官兵心头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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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敌斗争不坚决”　　1932年夏，我在独立师任通信排长时，因未亲自用刀杀掉捉到的询问红军的老百姓，师长认为我对敌斗争不坚决，调我下营当副官。　　　　这是1953年担任中南军区参谋长的韩先楚，在他的《干部履历书》中的“受过何种处分”一栏里，写下的一段话。　　那是一次战斗后，几个农民来到独立师驻地，询问另一支红军的去向。大别山区红军家属很多，仅一个黄安县就有3万人参加红军。自己的队伍来了，打听一下儿子、丈夫的生死下落，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问题在于这几个人不是附近村镇人，是从几十里外寻来的，就认为他们是敌人派来的侦探，师长下令通信排将他们杀掉。从衣着形象到手上的茧子，都能说明他们是普通农民。时任通信排长的韩先楚找到师长，明确表示：这些人都是大别山区的普通百姓，不能杀。师长说：叫杀就杀，错了我负责！　　如果他再坚持下去，或者拒不执行命令，或者干脆把这几个“侦探”放了，那后果会是什么？　　这几个“侦探”还是杀了，是2班长带到附近树林里，用刀砍的。回来后，2班长无意中对师长说，排长胆小，不敢杀人。　　不久，韩先楚就被下到营里当了副官。后来在那份《干部履历书》中的《自传》里，他这样写道：　　　　调我当副官，我内心并不满意，认为杀掉那些老百姓是不对的，自己并不是对敌斗争不坚决；但是，就在肃反政策影响下，一个人没敢提出什么来。　　　　不过，从那以后，韩先楚就有了句直到去世前还挂在嘴边的话：“脑袋掉了就安不上了。”　　韩先楚这个“勇敢分子”，一生中唯一担心的，也是最害怕的，就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七里坪！七里坪！韩先楚和红25军的老兵，这辈子都忘不了七里坪。　　不仅因为那场根本就不应该打的损失惨重的七里坪战役，还因为战役期间和战役前后的“肃反”。　　82师政委江求顺，被说成“改组派”。他军政双全，无私无畏（那时的人是没有多少“私”字的），打仗总是带头冲锋。他的那匹马从来都是伤病员骑着，扛粮时两米长的米袋子绑在毛竹上，比谁的都多、都重。听说他被逮捕了，全师官兵跪下一片，求情，哭啊。那也不行，非杀不可。大刀举起来了，这个参加革命前人称“大锹把子”（即种田能手）的长工，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　　给领导提点意见，发句牢骚，说句怪话，丟个枪零件，都可能成为“反革命”。几个人在一起吃顿饭，就成了“吃喝委员会”，就是“反革命”。还有“排队肃反”。官兵排成队伍，佩带绿领章的特派员（除特派员外，都是红领章）在队列间走动，察言观色，逐个端详。谁哆嗦一下，或是有个什么动作被觉得可疑，或是认为你脸色不对，十有八九那就是了。还有什么“改组派”、“第三党”、“AB团”，大都是穷苦人出身，哪懂得这些名词、花样啊？知识分子就更惨了，据说整个红4方面军戴眼镜的，就剩了一个12师政委傅钟！　　七里坪一役，打得红天血地，红25军伤亡一半。有人却好像觉得光凭敌人杀还不够劲，自己还要杀。战中、战后有人对战役决策、指挥流露出怀疑、不满，那就是“反革命”，就让你脑袋搬家。　　第一次战斗后，大队长就称赞韩先楚是个“勇敢分子”，表扬他做得对。韩先楚参军前就是团员，这时大队长亲自介绍他转为正式党员。不久游击大队编为独立营，变为营长的大队长又提议他当了排长。营长和政委都是老党员，而营长经过几次战斗，也变得勇敢而有谋略，颇受官兵拥戴。没想到，一天上边突然来了几个人，把营长和政委抓走了，从此再也没了影儿。　　连批评韩先楚“对敌斗争不坚决”的独立师师长汪明国，也在“肃反”中被杀掉了。　　红25军25名师职以上烈士中，病逝3人，牺牲11人，“肃反”中被杀掉的也是11人。　　最初听到别的部队捕杀“反革命”，韩先楚是信的。营长、政委被抓走时，他脑子里还闪过疑问：他们是不是真的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及至越来越多知根知底的人都成了“反革命”，那疑问就变成另一种疑惑和愤怒了：连我们这些大老粗都明白的事理，那些决定政策的人就真的一点也不懂吗？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在那不打仗的日子比节假日还少的年月里，韩先楚从来倒头就睡，一睡就着，后来可就觉少了，梦多了。那梦都是清一色的“肃反”。他和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被捆绑起来，一串串就像抓小鸡似的，甚至连小鸡都不如。小鸡被抓住前还飞呀跑的，人却不能。就是被敌人抓住了，五花大绑，脚还能踢，嘴还能骂，而当了“反革命”，只能在临刑前喊几句口号。　　日本投降，他到了东北，这梦就逐渐少了，没了。可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不时被这噩梦惊出一身冷汗。　　1984年初，一个老干部来看韩先楚。孩子们觉得挺蹊跷。父亲的老战友，特别是红25军的老人，他们哪个不熟识，这个怎么从来未听说过？老人“文化大革命”受过迫害，体弱多病，令人同情，父亲对人家却不冷不热的。　　老人走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韩先楚摇摇头，叹口气：你们看他现在鼻涕邋遢、慈眉善目的，当年“肃反”可是杀人不眨眼哪！　　　　1944年8月，韩先楚从延安中央党校毕业，分配到抗大1大队任大队长。　　当时，延安整风还在进行。和后来一样，无论前面冠以什么名头，大凡是个“运动”，就免不了个“左”字，也就少不了扩大化和冤假错案。1大队一些人被逼供、诱供、搞假坦白，已经戴上“特嫌”、“特务”、“托派”帽子，学员思想混乱，忐忑不安，唯恐大祸临头，军政训练已无法正常进行。　　韩先楚坚决反对逼供信，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搞整风。他说1大队都是高中级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怎么会有这么多反革命？人家自觉坦白问题是对党忠诚，你等在那里钓鱼上钩，还怎么让人向党交心？再把思想问题提拔为政治问题，把一般历史问题扩大成政治历史问题，这不是把同志当敌人，把人往死里整吗？抗战胜利，革命成功，要靠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内部不团结，自己人斗来斗去，怎么能有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没有比自相残杀、内斗内乱再可怕的了，我们再也不能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了！　　上任没几天，他就把被关押的同志放了，然后逐一核实，为他们推掉不实之词。　　战场上，他记不得曾多少次救护战友了。可面对“肃反”，面对抓人、杀人，他一个排长，后来又降职为副官、伙夫、士兵，除了眼巴巴地看着，又能怎样？“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那时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保存自己。而现在，他觉得应该动作了，起码在1大队这地方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有个学员叫李平，在白区做过地下工作，有人说他这段历史不清楚，硬是揪住不放。　　韩先楚说：就算这段历史不清楚，存在各种可能性，把他当敌人干脆利落地处理了，就是对革命负责吗。脑袋掉了就安不上，政治生命也不是儿戏。我们在战场上冲杀是明的，人家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是暗的，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啊！　　与一些学员谈话，他常讲到“肃反”杀掉的那些人：九泉之下还背着黑锅，让人怎么闭眼哪！　　因为没有亲手杀掉那几个询问红军的老百姓，他被撤职下营当了副官。因为工作卖力表现好，又让他下连扛枪打仗。攻打罗田县城抢敌人金库，出城时敌人反击，人马拥挤，黑暗中他被挤落路边沟里，肩上两包银元全撒进齐腰深的泥水里，又受处分当了伙夫。所谓副官就是每天买粮买菜，管几个伙夫做饭，这下可就彻底拿起烧火棍了。那也不含糊。一次给部队送饭，半路上遇到几个民团。伙夫大都是老弱病残，没有战斗经验，他就让他们悄悄躲着，自己操起根扁担摸到敌人背后，突然大喝一声，几个民团吓蒙了，老老实实当了俘虏。这么着，那烧火棍又变成了一支步枪。不久部队转移，让他带几个人先去设营。这边安排好了，那边部队接到命令去别处了。他不知道部队去了哪里，那也得找部队去。那时逃兵挺多，吃不了苦的，怕死的，被“肃反”肃怕了不想当屈死鬼的，有的就不辞而别了。可他韩先楚从未动过这种念头。他白天和几个人躲在山上，晚上到老乡家弄点吃的，四处打听着走呀找呀，终于找到了另一支红军部队。　　之前他就是有名的“勇敢分子”，这回成了“革命的坚决分子”。　　可就是这样一个“勇敢分子”、“坚决分子”，对那些“侦探”、“反革命”，却勇敢、坚定不起来。　　
　　福将　　1986年韩先楚逝世，遗体火化后，骨灰里有块弹片。　　他生前从未讲过，自然也就无人晓得那身体某处还镶嵌着这样一块并非娘胎带来的先天异物，就像无人知晓他身上那大小九个伤疤哪个是最先落下的一样。　　比较清楚的是两次险些致命的重伤。　　1934年11月，红25军撤离大别山，实行战略转移，第二年2月到达陕西蓝田县葛牌镇。陕军126旅两个团闻讯赶来，红军官兵待其来到近前，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打砸过去，随即跃出工事，发起冲锋。　　连长韩先楚拎着驳壳枪冲在最前面。追下山坡，穿过树林，穿着灰了巴叽军装的30多个陕军，如同受惊的兔子在雪地上狂奔。看着快追上了，韩先楚一梭子扫过去，大喊“缴枪不杀”。他不知连队已被远远甩在了身后，那敌人见他只有一个人，就来了精神。就在他弯腰换弹夹时，一颗子弹击中左臂，将他掀倒在雪地上，就不省人事了。敌人怪叫着扑上来要抓活的。指导员带人赶到了。　　这一枪，使他左手终生残废。　　第二次负伤，是在陕北攻打套筒塬时。这是个塬上镇子，三面悬崖，一面有条大路进出，守敌是土豪组织的当地民团。战前红军曾派人宣传政策、纪律，劝其放下武器。对方自恃地形险要，一口回绝，气焰十分嚣张。232团2营几次强攻不下，团长韩先楚急了，从后面赶上来。指挥所设在个打谷场上，韩先楚拿着望远镜在堆麦秸旁观察，一颗子弹飞来，击中头部，应声倒地。　　韩先楚浑身成了血人，那头肿得笆斗似的，看到的人都说不行了。有人还说差点把他当烈士掩埋了，因为什么事耽误了一会儿，这工夫发现他一只手动了一下。　　那是一颗用来打猛兽的土枪箭条子弹，从额头上方发根处射入，向后犁出一道深沟。　　给韩先楚疗伤的医生连连摇头又点头：老天有眼，爹娘保佑，你这个头哪怕再高出1厘米，就是华佗再世也没辙了。　　　　“只有那些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麦克阿瑟这话没错，可这并不意味着死神也畏惧勇敢者。　　勇敢分子勇猛冲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封锁区，这样就缩短了暴露的时间，也就减少了伤亡。可勇敢分子第一个跃出堑壕，冲在最前面，总是首先迎接死神，需要面对的子弹也就总比后面的人多。而对方首选的射杀目标，也总是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勇敢者。　　从大别山到陕北，从长白山到海南岛，再到朝鲜半岛，一路血火，枪林弹雨，死神如影随形。多少战友在身边倒下了，他也多少次地扑倒了，却没有一颗子弹能夺去他的生命。　　1947年春天攻打梅河口，一天工夫，身边的作战参谋和警卫员都被打掉了，他却皮毛未损。　　三保临江攻打通化城，一发炮弹飞来，4纵副司令韩先楚和身边几个人都没了影儿。人们惊呼着，往山坡上指挥所奔。只见韩先楚第一个从雪堆拱出来，那只残废的左手耷拉着，只用右手扒雪，首先扒出个警卫员，接着又扒出两个参谋。然后，他把挂在胸前的望远镜头擦干净，又举到眼前观察起来。　　他好像对死亡无动于衷，从未怕过死，也从未想过死。　　他说：不用怕，也不用想，因为想也没用，也来不及想。一颗子弹打中你，你能想什么？　　不过，有一次可真把他吓得要死。那是红25军北上长征路上，打一个土围子，正面火力很猛。他绕到侧面爬上墙去，一手抓着屋檐，一手掏出颗瓜式手榴弹，朝上面天井里扔去。他抓住屋檐，准备听到爆炸声就跳下去，冲进屋子里。谁知那手榴弹没扔到位，又顺着瓦片骨碌碌地滚下来，正掉在怀里。那是冬天，没有棉衣，穿着几件单衣，外衣有个洞，那手榴弹竟鬼使神差般钻了进去。他不知道，伸手去抓，准备再投回去，隔着层布抓不出来。他感到了导火索哧哧喷火的灼热，脊梁背上却咝咝地冒凉气儿。他知道来不及了，就等着那一声爆炸后血肉横飞了。几十年后他都记得，当时他已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却没有爆炸！　　从那以后，一想起或讲起这些九死一生的故事，出口和没出口都是三个字：“我命大。”　　问他后怕没有，他摇摇头，那模样就像第一次参加战斗就把枪口对准大队长，喝令“谁跑打死谁”一样令人不可思议。　　但这并不等于他对什么都不后怕。　　丢了银元，当了伙夫，行军路上扛担架，被吴焕先发现了。这位红25军政委早就知道韩先楚是个勇敢分子，又听说他用扁担俘敌的故事，就问他怎么回事。听韩先楚说罢，吴焕先哈哈笑起来：丢了银元可以再缴获嘛，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人，是革命到底的坚决分子，要英勇杀敌的勇敢分子。李学先营长那儿缺个排长，你先去当排长，好好打仗，还指望你当连长、营长、团长呢。　　韩先楚气冲冲地说：我不去。我这担架还没抬够哩。　　没亲手杀“侦探”，让他当副官，他不满意。丢了银元让他当伙夫，他不满意。后来想想，你不满意个啥？有个指导员打土豪时留下三块银元，想给连队改善伙食，就被当成“反革命”杀掉了。他那两包银元是多少块？大概有200块吧，那不是长几个脑袋也杀掉了吗？让你当伙夫就够便宜的了，你却耿耿于怀，竟敢对军政委发脾气。若是换个“对敌斗争特别坚决”的领导，这不就是送上门去的“反革命”？　　就都说“福将韩先楚”。　　还有，头上、胸前、胳膊，轻伤重伤，唯独下半身这双腿脚从未挂彩。这腿脚是人身上最关键、最要害的部位。中国革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也是靠一双铁脚板走出来的。左臂中的那一枪，并未妨碍他从陕北走到长白山、海南岛。那一枪若是打在腿脚上，别说造成终身残废，就是十天半月不能行军，可能就得脱离红军队伍了。红25军长征前留在大别山的伤病员，长征途中留在老乡家的伤病员，后来大都怎么样了？　　
　　向老将军致敬！！！！！！！！！！！！！
　　向老将军致敬！！！！！！！！！
　　张正隆
　　是啊。将军。海南岛人要恨他还是爱他啊
　　据坊间传言,韩将军的孙女就是当红明星韩雪
　　《雪白血红》拜读过，部队作家。阁下？
　　　　雪白血红　　
　　是不是张正隆先生啊？　　　　　　　我在初一时读了您的&雪白血红&,　　　　　　　　去年还买了&枪杆子1949&.　　　　
　　赞，张先生的两本书我也都看了，比较过瘾。
　　支持张先生写林总！
　　 曾拜读过楼主的《雪白血红》　　顶一下名人楼主！　　　　中共众多将帅中韩先楚确实非同凡响！
　　向新中国所有的缔造者致以崇高敬意。
　　向禁书作者致敬
　　向韩将军——老乡致敬！
　　这是真张正隆还是假张正隆啊？记得有一篇采访说，作家张正隆不上网。不过不管是真实假，还是要感谢楼主。
　　勇敢出战术　　红25军有个手枪团，是吴焕先和徐海东手中的宝贝。每人一支马枪，一把短枪，大都是德国造驳壳枪，还有几枚瓜式手榴弹。手枪团在军首长直接指挥下独立行动，主要是执行作战侦察任务，是军首长的耳目和尖刀。有时战斗相持不下，关键时刻把手枪团放出去，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全团虽然只有百人左右，却都是从部队中挑选的、机智勇敢、精明强干、个顶个、以一当十的角色。　　不过，逢上重要任务，领导还是首先想到韩先楚。　　1933年3月郭家河战斗，红25军全歼国民党35师两个团。这是红25军重建后首次大捷。战前，军长吴焕先找来韩先楚，让他带人去郭家河侦察敌情。　　韩先楚带3个士兵，全都农民打扮，天亮时赶到郭家河。先在村外察看，将周围地形地貌一一记在心头，又进村把街巷、建筑和敌军驻地看得一清二楚，还找到当地红军家属，了解敌番号、兵力和近来活动情况。为了把情报搞得更准确些，决定再抓个“舌头”。半夜时分，他们摸到敌人营区附近。韩先楚让3个士兵将枪口对准营区大门，以防惊动敌人时进行封锁、掩护，自己就悄悄向哨兵接近。黑暗中，他抓起块石头投向哨兵前面草丛里，就在哨兵一愣神的工夫，扑上去一手锁住哨兵的喉咙，另一只手的毛巾就塞进那张干叫不出声的嘴里。哨兵正好是个老兵，想要的东西都掏出来了。　　“排队肃反”时，韩先楚不知底里，以为还是平常的操课点名，也就不显紧张，也就没露出什么“破绽”。这化装侦察可是要刻意打扮一番的。那时不像今天，有分门别类的各种专业训练，那时主要是凭个人动脑筋装扮，然后领导再检查、修整一番。同样的衣物，有人怎么鼓捣也难尽人意，总是哪儿有点不对味儿。韩先楚则不然。简单拾整一下就成，扮什么像什么，走在街上人群里，连手枪团的人都难认出来。记忆力也好，听到的，看到的，想记住就不带忘的。方向感也好，经常带小分队出去，无论环境多生疏，从未迷过路。一个只读过一年书的大老粗，懂什么化装学、地形学呀，听都没听说过，可他就有这本事、灵气。　　1934年9月，红25军奔袭太湖县城，首当其冲的是距县城不远的龙湾镇，而拿下龙湾镇的关键，是打掉镇边的大地堡。既是奔袭太湖城，就要隐蔽意图，不然就成强攻了。就是说，拿下龙湾镇的战斗不能惊扰敌人，必须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这就无形中使难度增大了许多倍。　　韩先楚却把它变得很简单。　　那天是个集日。韩先楚带上几个人，背粮的，担柴的，还有卖香烟水果糖的，他自己则提着几只老母鸡。快到地堡跟前了，他冲旁边的丁平喜使个眼色，朝哨兵走去：老总，瞧，这鸡多肥，买只下酒吧。　　接下来的情景，就像韩先楚预想的那样。那哨兵瞅瞅这个卖鸡的，毫不起疑，收枪上肩，将几只鸡抓在手里，边走边说都买下了，明天来拿钱吧。韩先楚说不行呀，家里等钱买米下锅呢，就跟着进了地堡。哨兵说你找死啊，那个“啊”还未出口，就变成了一声惨叫。丁平喜和几个人随后跟进，先干掉一个班长，又向地堡顶层奔去。前后不到10分钟，未放一枪，10多个敌人不是做了刀下鬼，就是当了俘虏。　　韩先楚在地堡上挥动起一顶破毡帽，戴着红袖章的红军顺利通过龙湾镇，直扑太湖城。　　　　那次韩先楚被派去设营，与部队失去联系，几经辗转，找到鄂东北道委特务4大队，就留下了。班长叫陈先瑞，同班士兵还有刘震。后来陈先瑞授衔中将，韩先楚和刘震是上将。中将说，战士是上将，班长是中将，这兵叫我怎么带？两个上将说，什么中将、上将的，战士什么时候都得听班长的。　　一次，陈先瑞班到黄陂、孝感北边打土豪筹款，捉到个土豪儿子当人质，让土豪拿钱来赎。当地民团、红枪会，还有一些正规军寻迹追来，将全班10多个人围在一幢房子里，机枪架在屋外风水墙上，喊叫让他们投降。　　陈先瑞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跟我拼，谁不拼搞死谁！　　当时大家都认定只有拼了：反正这回革命是要“成功”了，拼掉一个够本，拼掉两个就赚一个。　　韩先楚道：班长说得对，要和敌人拼。但也不能瞎拼，咱们得想出个办法来。　　每当这种节骨眼上，韩先楚的话就比平时多些，而且总能说出些令人信服的道道来。　　他说：每人一颗手榴弹，一齐投，投出去就往外冲，冲出去就全力射击，向周围敌人射击，每人负责一段扇面，把枪里子弹全打出去。我和班长首先干掉那挺机枪。然后再投弹，手榴弹出手就往外冲，一齐冲出去。　　他强调：关键是要勇猛、迅速、突然。要一下子就把敌人打蒙，在他们还没醒过神来的工夫冲出去。　　长乐村战斗，也不是光凭死打硬拼奏效的。韩先楚率队冲锋肉搏前，是先派出一个营迂回到敌人侧后的。　　徐海东对毛泽东说韩先楚是他“最好的团长”，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勇敢顽强不怕死。　　曾任红25军政委、参谋长的戴季英，在大别山时说韩先楚打仗时“像兔子似的”，指的是战场上他的头脑就像他的身姿一样机敏、灵活而又迅捷。　　勇敢分子韩先楚，从来都是用脑子打仗的。　　而克劳塞维茨说过，胆量是军人最可贵的品德，有卓越智力作指导的胆量则是英雄的标志。　　　　1936年5月，为巩固、发展陕甘根据地，策应红2方面军、红4方面军北上，中央军委决定红1方面军的红1军团和红15军团组成西方野战军，出师西征。6月13日，在北路活动的78师到达定边城下。师长韩先楚和政委崔田民带领团以上干部看地形。20多匹马绕城一周，西门、南门、东门（没有北门）看了个够，认为可以打下来，立即在全师进行攻城动员。　　就在这时，西方野战军司令兼政委彭德怀的电报到了：“袭击定边，恐难奏效，仍照原计划前进。”　　还打不打？　　韩先楚认定该打。　　一是能打下来。城墙不高，守军只有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本身战斗力不强，周围又无援敌。之前，我先头73师和75师曾经打过，虽未攻克，已使敌人感到惊恐。78师先头团赶到时，敌人还胡乱地朝城下放枪，待后续部队赶到后，城头上连人影都见不到了。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二是打下来对全局有利。定边、盐池是整个西征战役范围内的任务，属一盘棋上的两个子，应该拿下来。这样不但可以扩大我陕甘根据地，而且对西征部队的后方交通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韩先楚与政委商量，又召开团长、政委会议，统一意见后，立即给西方野战军和15军团发报：“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我师决计克城歼敌，望速核复。”　　军团首长回电，命令78师迅速西进。　　韩先楚咬咬牙，决定违令用兵。　　召开团长、政委会议时，师特派员已两次警告师长、政委：彭总电报就是命令，你们要慎重考虑。这时，这位特派员又出面了，让他们考虑如果攻城不克，会是什么“后果”？　　韩先楚火冒三丈：一切有我，不用你管！　　当天晚上，定边城一举攻克。　　彭德怀来电：“你们敢于负责的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　　一种别样的勇敢。　　一个星期后，78师又来到盐池城下。　　打下盐池的意义，除了像定边的那些外，韩先楚还记住了毛泽东西征动员时讲的一句话：“盐池是打不尽的土豪。”　　盐池是陕甘宁接合部的商业中心。我军攻克盐池，除全歼守敌，缴获400多匹马和一批枪支弹药外，更重要的还是物资上的收获。白花花的一万多块银元已经使人乐不可支，更有一时间简直取之不尽的粮食、食盐、布匹、鞋帽、皮毛、苷草等等，车拉肩扛担子挑，搬运战利品的队伍浩浩荡荡。对于物资匮乏的红军来说，西征中发的这笔大财，在某种意义上是比消灭多少敌人都更有价值的。　　只是眼下的问题又与定边的不同，定边是打不打，盐池是怎么打，什么时间打。　　打下定边后，78师暂归28军指挥。部队赶到盐池后，28军军长即决定当晚发起攻击。　　韩先楚不同意。　　盐池城墙高大坚固，非定边可比。周围地形，城中守备，敌人士气，都不大摸底儿。定边一仗，部队伤亡、劳顿，加上一天行军，既是胜利之师，也是疲劳之师，敌人却是以逸待劳。像定边一样，先头兄弟部队也曾攻盐池未下，敌人早有准备，赶到即打，也毫无突然袭击的优势和功效。等上一天，敌人仍是那一坨一块。我军却可养精蓄锐，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周到、细密，有形无形间那战斗力就不一样了。　　军长却另有考虑。　　在17年后填写的那份《干部履历书》中的《自传》里，韩先楚写到当时的心境，是无可奈何的六个字：“只得服从命令。”　　打定边前，西方野战军和军团首长连发两电，进行制止，但那毕竟属“将在外”。而这一刻，上级就在身边，县官不如现管，那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就显出分量了。　　由此也就能够理解，后来对于那种不切实际的战斗、战役、决心、方案，无论同级，还是上级，韩先楚都是不顾一切地据理力争，铁嘴钢牙，决不退让。　　打下盐池，又打安边。　　打定边时，韩先楚规定攻上城头就吹吃饭号。于是那沸腾着浪漫激情的号音响彻定边城，接着又雄昂欢快地在盐池城头此起彼伏了。　　安边只闻杀声和血腥。　　看过地形，分析敌情，韩先楚和大家都认为可以打下来。战前会上，他提出78师和28军的一个师各选一个突破口，两下同时攻击。军长却主张集中两支部队，全力从一个突破口突破。　　第一次攻打盐池，地形不熟，组织不严，匆忙中有个团还被向导带错路了。当晚打了两个小时，攻到城下就攻不动了，不得不撤出战斗。这回安边倒是突上去了，可两支部队挤在一起，不但乱了建制，难以指挥，而且正好便于敌人发扬火力，被敌人一个反击打了下来。　　韩先楚站在一道土坎下，定定地注视着退下来的红军和突破口上的遗体，眼里喷出火星子。　　有人说，后来大老粗韩先楚记住了《吕氏春秋》中的一句话：“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　　　　1939年底，689团奉调去保卫八路军总部机关。执行这种任务，责任重大，又挺光荣，只是离前线远了，而且警卫部队的性质，就决定了难有仗打。“好战分子”韩先楚心头痒痒，总惦着忙里偷闲打一仗解解馋。　　看地图，抓情报，方圆几十里之内，虎亭有日军300多人，夏店40多人，其他据点都不值一提。不算浓的眉毛下一双不算大的眼睛，就盯住了虎亭这块肥肉，盯得直吞口水。　　像强攻这种有时赔本或不赔也不赚的买卖，韩先楚想也不去想的。他看中了大池村西南侧的一片地方，那里有两条大沟，其中一条沟底有条路，是去往大池村的必经之路，如能将敌人引到那里，就能将它一勺烩了。只是敌人自知兵力分散，又被八路军打怕了，轻易不肯出窝，平白无故又怎么会去那里呢？就派人去大池村找外白内红的维持会长，让他去虎亭报告村里来了几十个八路军，催要粮草，请“皇军”快快出兵，去“救援”村里老百姓。这边他则亲自带领一个营设伏，将全团几挺轻重机枪架在沟门岔路口边。　　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韩先楚却有些遗憾。虽然被歼的大都是日军，来敌毕竟只有100多人。　　比之后来，实实在在也只是小菜一碟。　　却也算是比较典型的韩先楚风格。　　　　把勇气鼓足之后，再强调要在战术技术上重视敌人，死老虎要当活老虎打。勇敢第一，打仗怕死什么都没有了，但又要讲究战术技术，勇敢出战术。　　　　这是1962年东南沿海紧急战备期间，韩先楚6月24日在福州军区作战会议上的总结中的一段话。　　平生第一仗，韩先楚就得了个“勇敢分子”的美名。后来红25军首长都知道他是“勇敢分子”。那时的各级领导，常把这四个字挂在嘴上，写进文件，用来赞扬、表彰那些战斗中不怕流血牺牲的官兵。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勇敢分子”这个称谓不太流行了，在众多的军功章中却又专有了一种“勇敢奖章”。而韩先楚这个“勇敢分子”，这时则变成了听起来似乎并不让人感到多么美好的“好战分子”。　　一个人无论多么好战，甚至是生性好战，总打败仗，他就不会那么好战了，甚至难免怯战。战将韩先楚则是越打越“好战”，因为他的“好战”是源自善战，多谋善断，勇猛善战。　　他从未有力不从心的时候，而是不时感到空间的狭小，难得淋漓尽致地施展拳脚。　　克定边，夺盐池，一星期连下两城，挟胜利之师之勇威雄风，三战却拿不下安边，三个战例昭示了什么？　　一代名将（却又无名——起码在民间大众中基本无人知晓）韩先楚，真正表演出威武雄壮的战争史剧的舞台，是东北白雪皑皑的黑土地，是碧海蓝天拥抱着的海南岛，是与世界头号强国同台竞技的朝鲜半岛。　　
　　楼主显然是个冒牌货，不过还是要顶。韩将军是真正靠打硬仗打出来的猛将，是我十分敬佩的战神。
　　请问共消灭日本人多少人？
　　张作家确实很顶韩先楚，不知道这位楼主是真是假。从行文风格看，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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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我是一只鱼2006　回复日期：　13:11:05　　　
　　　　张作家确实很顶韩先楚，不知道这位楼主是真是假。从行文风格看，有点像　　　　~~~~~~~~~~~~~~~~~~~~~~~　　　　这本书是张作家写的。新浪读书好像有。我曾在网上下载过。　　　　至于这个ID是不是他？同问？　　　　
　　第2章　举足轻重的却是副司令　　出关第一仗　　1946年5月，位于沈（阳）安（东——今丹东）铁路中点的小镇通远堡，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潮润的南风中，吐出些微绿意。　　镇内一户有高大院墙，四角还有炮楼的有钱人家，门口全副武装的威严的哨兵，进进出出的军人的年纪、装束和神态，都表明这是个重要的军事机关。而停在大院里的一辆在那个年代绝对稀罕的铺满灰尘的黑色小轿车，更显出今天气氛的非同寻常。　　屋里，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华，正在主持会议。　　这天清晨，毛泽东从延安发来急电，要南满部队集中兵力，在中长路南端选择有战略意义的一两个大中城市展开进攻，将进攻北满的敌人拉回南满。肖华立即从安东赶来4纵，召集纵队领导研究如何行动。　　肖华坐在地下一张木椅上，纵队领导坐在炕沿或炕上，屋子里弥漫着呛鼻的关东烟。外间灶洞里劈柴在噼噼啪啪燃烧，炕席有些硌屁股。挺热，挺闷，气氛紧张而又沉闷。　　有人开口了：连几个“窝棚”都打不下来，还能打大中城市？　　有人说：派一两个团，去沈阳或是什么地方，放一阵枪回来就算了。　　坐在炕沿上的4纵副司令员韩先楚，下地走到墙上地图前看了起来。　　　　1946年5月的东北，是个什么样子？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冀东、山东八路军，苏北新四军，还有冀中、陕北部队和一些党政干部，陆续出关进入东北。东北人民本来就不大了解八路军、共产党，再加上进入东北的同为共产党的一些苏联红军纪律很坏，使东北人愈发“想中央，盼中央”。许多部队都经过个把月左右长途行军，疲劳乏顿，又无通信联系，大都分散各地，建制庞杂，形成不了拳头。原说到东北可以接收大批日军武器装备，许多主力部队只带少量武器，有的甚至徒手，来了才发现并不尽然。新四军都是南方官兵，本来不服水土，黑土地已经雪花飘飘了还穿着单衣。我军又无根据地，补给无着，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国民党先到东北的两个军和随后陆续跟进的五个军，大都是远征缅甸的精锐之师，其中还包括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新1军和新6军。他们齐装满员，大都美械装备，后勤补给畅通，夺占山海关后逼压我军。我军从四平撤退后，国民党的进攻达到高峰，一直追到松花江边。东北局已经准备放弃哈尔滨，继续北撤。毛泽东就在这火候上发来急电，明令不得放弃哈尔滨，同时指示南满我军发起攻击，将北满之敌拉回南满。　　有人说的连几个“窝棚”都打不下来，指的是不久前的沙岭战斗。4纵三个旅加一个炮团，围打新6军的一个团，打了3天3夜没打下来，却伤亡2000多人。　　这是我军在南满与敌主力第一次交手。兵力对比绝对优势，还有那么多大炮，土八路何时见过这么多大炮呀，这回可要好好开开洋荤了。结果那炮多数都打到一边去了，有的还打到自己阵地上了。新6军那炮弹却像长了眼睛，专在人堆里炸，在头顶上炸的威力更大。那火力那个密呀，火焰喷射器一扫一大片，把雪地都烧煳了。战前，全纵上下都没当回事，觉得那还不像抗战时打顽军似的，一顿枪炮打过去，一个冲锋压上去，再喊几声“缴枪不杀”就结束战斗了。战后大家可就纳闷了，怎么比抗战打小鬼子还难呀？这是国民党吗？就有传言，说新6军的兵都是大学生，是美国人专门训练的。　　“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军”是后来的话，当时可是有点怵，觉得这仗不好打了。　　韩先楚是沙岭战斗当天到4纵就职的。纵队有主官，还有辽东军区的首长，他一个副职不好说什么，况且战斗已经打上了。4纵是山东部队，他一个初来乍到的“外来户”，不了解情况，就听着看着，在心里琢磨着。　　但是，现在，他不能不说话了。　　他认为南满这一仗必须打。　　韩先楚认为，一些仗能不能打，并不是以能否打赢来决定的。有些仗即便连战连捷，也是不能打的。因为可能惊动了敌人，暴露了战略意图，或是分散了兵力，局部的胜利造成全局的被动、失败。但眼下不是这样。眼下的形势，是东北的战略全局要求你必须打这一仗，无论有多大困难，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打。敌人倾其全力进攻北满，东北我党和军队的首脑机关都在北满，必须策应、保护他们，把敌人拉回来，减轻他们的压力。你不打，苟安于一时，待敌人把北满收拾完了再回过头来，你也完了。　　一个战斗、战役打不打，促使韩先楚下决心的首要因素，就是它在战略全局上的地位。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这种大局观也不断扩大，却又常常让人感到他的职务难以承纳他的胸襟和视野，就不免令人疑惑这位放牛娃出身的将军，这种超越职务的局限而纵横全局的目光，该是从何而来呢？　　他说：现在根本不是研究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研究打哪儿，怎么打。　　他用手指点着军用地图上的“鞍山”，又向下一划，定在“海城”上：毛主席让我们在中长路南端选择有战略意义的一两个大中城市，我认为就应该在这两个地方动刀子。　　他接着说道：从客观上看，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北满，南满空虚，兵力分散，正是我们用兵时机。具体到鞍山、海城，守军是60军184师，装备、战力都不如新6军。大家知道，60军是云南龙云的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老蒋有矛盾，日本投降后老蒋又把龙云抓了起来。这种无形的因素，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所以，这一仗不仅必须打，而且能打好。　　就是后来当了副总参谋长、大军区司令，初次见面，人们也难以看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及至知道他参军前也是个农民，就多多少少觉得这位上将像个穿套军装的农民。而在这来到黑土地后的第一个春天里，这些来自关内各地的穿着黄里巴叽、灰里巴叽军装的军人，对这位刚来不久、平时话语很少的副司令，也就更难说出个子午卯酉来了。不过，也正是这种不熟悉、不了解，才使大家更想从那口浓重的鄂东口音中，掂出这个新任副司令员的斤两。　　有人沉思，有人点头，也有人摇头。　　肖华道：我看这一仗就由你来指挥吧。　　韩先楚道：纵队司令调军区工作了，第一副司令休养了，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肖华说：好，你就带四个团去打一仗。　　就四个团？韩先楚感到惊愕：四个团打什么仗啊！　　他竭力使自己冷静些：这仗必须打，而且必须不惜代价地真打，大打，打痛敌人。不打痛它，怎么能把它从北满拉回来？　　肖华有些为难：12师正在沈安线上与敌对峙，大打也只能是10师和11师。　　韩先楚说：最少也得两个师，再加上炮团。　　肖华沉思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10师、11师、炮团，还有辽南军分区两个独立团，都给你，大打！　　部队冒雨出发了。　　鞍山、海城、大石桥，184师三个团，沿着中长路三点一线摆开。得知4纵行动，师长潘朔端判断是要攻取大石桥，就将注意力投向那里。韩先楚很快得到这个情报，将计就计，将辽南独立团留在那里，作出要攻打大石桥的样子，自己率领主力直扑鞍山。　　10师是4纵主力，作风顽强，善于攻坚。29团是主力中的主力，团长杨忠基是跟韩先楚从延安抗大来东北的，头脑精明，能打硬仗。好钢用在刀刃上，这刀一出手就要锋利无比，一下子就能穿透敌胆，使其丧失斗志，俯首称臣。　　29团攻势凌厉，很快拿下城外制高点神社山，又尾追溃逃之敌打进市内，一鼓作气攻下敌551团指挥所驻地伪市公署大楼。还在外围攻打唐家房身的28团急了，团长胡润生红了眼睛，要组织敢死队，被韩先楚制止了。　　见副司令来了，大家就焦急地等着他出点子、拿主意。谁知他却下令暂缓攻击，然后坐在那里，挺有耐性地审讯起俘虏来了，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韩先楚估计，这仗下来，我军伤亡当在一半左右，甚至更多。毕竟是出关第一仗，对敌对己都还缺乏了解。他的既定方针是，部署停当，就猛打猛冲，一切为了把敌人打痛，哪怕伤亡过半，把这支部队打残了，只要能够达到战役目的，就是成功。打着打着，一个问号在他脑子里闪了出来：能不能迫使这个184师放下武器，甚至投诚、起义？　　最初闪出这个念头时，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　　我军进入东北后迅速膨胀起来的一些部队中，有些改、收编的伪军警部队，有的战斗打响了一触即溃，有的听说国民党来了就散了、垮了，有的干脆就哗变反水了。四平撤退后，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副科长，都带着文件投敌了。就是一年后夏季攻势捉到的俘虏，一个个也梗着脖子叫号，说你们就会偷偷摸摸搞我们，这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咱们拉开架式，再打一场试试？实实在在，这时敌对双方脱离自己队伍的人，我军比敌人多得多。而眼下又正是南北满我军开小差逃亡的高峰期，也是敌人最嚣张、狂傲的时候。可他韩先楚却在这当口打起这个主意，岂不是异想天开吗？　　比之新1军、新6军和其他主力，这个184师装备、战力是差，但战力并非仅仅是由装备决定的。我军装备更差，从来都差，作风勇猛顽强，战斗力就成倍增大。这个184师差的就是股顽强劲儿。他认为不应简单、笼统地将此视为一般敌人的共性，而是要重视其特殊背景中的个性。他觉得其中是有缝隙可钻的，而一个高明的指挥员就是要窥准对手的死穴巧施重手，获取出人意料的成功。　　审问了几个俘虏，那滇地口音实在难懂，也能听出个大概。都说抗战胜利了，本想复员建国，也没想到还要打仗。他们不想打仗，更不想到东北来打仗。说国民党对滇军控制很严，他们还是从家信中得知龙云被老蒋抓起来了，并在部队中传开来。都说老蒋没安好心，把他们赶到东北是利用共产党消灭异己，看不到前途、希望在哪里。　　韩先楚觉得有门儿。他立即下令加强政治攻势，开展战场喊话，同时从俘虏中选个40多岁的司务长，向他说明我军政策，让他回去相机把队伍拉过来，投降、投诚、起义都行。不到一个小时，这个司务长就带着连长，把守在唐家房身前面桥头的一个连领过来了。　　韩先楚眼前一下子敞亮起来，马上召集会议，说明还是要猛打狠打往死里打，但此前的目的是把北满敌人拉回来，现在还要争取把眼前这个对手打过来、拉过来。只有把它打痛，打得它没路可走，它才会听话。就是说往死里打，是为了往活处引，打到一定火候就要展开政治攻势，用攻心战术使其放弃抵抗。兵书上讲“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用用这种“攻心”、“心战”。否则，你一味往死里打，他就会也跟你往死里打，打光了算，这种打法不划算。　　他强调：我们不要光从军事角度盯着这个184师，还要学会打政治仗。大家想想，如果能够从中拉出一支队伍，哪怕一个团、一个营，那会在敌人内部增加多少矛盾、麻烦，造成什么样的冲击、震撼，对我们的军心士气又是一种什么影响？这个账，你们中的文化人比我这个大老粗会算。但我知道，敌消我长，肯定用乘法。　　后来有人说，在那种大背景下让184师起义，真有点像叫花子对百万富翁说，我要收购你的产业——可他竟然成功了。　　　　鞍山市内残敌龟缩在女子中学大红楼里，企图顽抗。　　——整个鞍山城都打下来了，就剩你们这一坨一块了，没指望啦！　　——老蒋捉了龙云，又把你们赶到东北，他安的什么心你们还不明白吗？　　——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过来吧，八路军优待俘虏，更欢迎起义、投诚！　　在周围此伏彼起的喊话声中，大红楼里的枪声逐渐稀落下来，直至没了声息。　　韩先楚不失时机地派人进去谈判。一个马营长率部放下武器，拿着韩先楚写给184师师长的一封信，去海城交给了潘朔端。　　战役初时，两个营长作战不力，潘朔端下令就地枪毙。他是准备顽抗到底的，而杜聿明则明令他坚守到一人一枪。后院失火，这个在昆明亲自派人捉了龙云的东北长官部司令长官，已将越过松花江攻占哈尔滨的计划搁置一边，着令新1军（欠55师）等四个精锐师乘火车疾驰南满。只是火车再快也没共军的动作快。鞍山已失，海城城破，枪炮声越来越近，倒是从那玉皇山上飞来的炮弹，一发发不紧不慢就在这师部前后左右爆炸，一发也没落到他的头上，却发发都在他心头炸响了。　　他知道眼前这个对手是4纵副司令韩先楚，是那封写给他的信告诉他的，他承认信中所述都是事实。许多人到了台湾也不明白国民党怎么会搞成那般模样，他潘朔端心里可是明镜儿似的。就凭老蒋对待非嫡系那些手段，有个被大海包围着的海岛待着，就算老天爷照应了。令他不解的倒是这些共产党将军，特别是这个韩先楚。一个将军对打败自己的将军，是不能不特别感兴趣的。战役发起就打他个措手不及，然后丝丝入扣，步步紧逼，每招棋都抢在前面，直把他弄到眼前这个地步。他曾认为这是自己一时晦气，也是对手运气，人一辈子谁没个倒霉或走运的时候呢？老蒋把杂牌军将领视为二流、三流，而在他眼里共产党那些土包子，还在二流、三流之下。可接下来看着这位把自己打进共产党军队里的将军，指挥的一个接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出神入化的战斗、战役，就不能不由衷地感到服气和充满敬意了。及至得知这位左手残疾的将军也是个土包子，那感觉倏忽间好像又回到当初的盲点，有点高深莫测而又百思难解了。　　他不知道那炮是韩先楚让那样打的，但他能体悟出个中的韵味。于是那一发发炮弹就像一个个问号，在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炸响着：投降？投诚？起义？还是为老蒋殉葬，将184师的云南子弟抛扔在黑土地成为孤魂野鬼？　　他选择了起义。　　当杜聿明从北满调来的援军急火火赶到南满时，潘朔端已率184师师部和552团2700余人起义，早随着4纵转移了。　　　　沙岭战斗与鞍海战役，一场大败后的一场大捷。　　鞍海战役直接影响了东北国共两党棋盘上的走势。　　韩先楚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把一些人不想打、也不敢打，即使打了也是一场不负责任的滑头仗，决战决胜地打了个满堂彩！　　
　　这个是打仗打出来的，很牛
　　将军的勇气，用兵的谋略以及人格魅力让家乡的晚辈景仰。当那些在肃反运动中残杀士兵，百姓的人获得国家荣誉的时候， 是不是会像韩将军那样未没有保护好几个无辜老百姓而自责心痛呢！张国焘如此，老毛也是如此吧！可能这就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不同。现实中的百姓现在不是还生活在困顿中吗，生活都快过不下去了更别提民主，自由，民权了。希望将军们的奋斗没有成为泡影。现实依然还是一个战场，比枪炮更惨烈的战场。
　　先留个爪 再慢慢看
　　张正隆的《战将韩先楚》一书最精彩的是第十二章，讲韩林关系：　　　　彭德怀横刀立马，英名盖世，没想到风景秀丽的庐山成了他的滑铁卢。也是林彪的滑铁卢。　　　　　　日下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曾让韩先楚振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甚至有了3年前搞《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时的感觉，这回这“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毛泽东要收拾张春桥这帮人了，这“文化大革命”不就快差不多了吗？　　　　　　8月26日下午，福建组传达、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要点名、揪人的指示后，韩先楚去江苏组看许世友，见许世友正在看什么东西。　　　　　　“许老板”革命干劲冲云天哪。韩先楚笑微微地道，心情自然很好。　　　　　　那个“鳝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许世友也跟着韩先楚称张春桥为“鳝鱼眼”。　　　　　　许世友是在审阅、签发江苏组的一封表态信。韩先楚看了一眼，道：我也给他补一枪。　　　　　　福建组的表态信，与江苏组的差不多。一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二是拥护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点名、不揪人的指示，三是建议犯错误的人要检讨，对错误要进行批判，要调离中央，下放到基层做实际工作，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这就是后来被“四联会”揪住不放的给林彪的所谓“表态信”，又称“效忠信”，说“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是买了船票的，可以说是到了码头，或者已经上了贼船”。　　　　　　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信封上写着“汪东兴同志转呈毛主席亲启”，交给了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九一三”事件后，却在林彪家中搜了出来，让他莫名其妙。可在那些人眼里，那抬头和信封都是表面文章，信在林彪手里才是本质，这不正好说明你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搞阴谋诡计吗？我们是按照组织程序来的，你们上边搞错了，把水搅浑了，让我们下边跟着倒霉呀！　　　　　　林彪讲话后，张春桥在庐山几成千夫所指。可这个长得细瘦的“鳝鱼眼”，就像练就了一身上乘的“金钟罩”、“铁布衫”，枪林弹雨未伤毫毛，那子弹反倒弹了回来击中射手。　　　　　　攻击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就“罪该万死”、“死也有罪”了。庐山上的这场斗争，又一次提醒了韩先楚，但他已经别无选择了。因为他知道，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张春桥这帮人篡夺了，中国就完了，他们这些人自然也都完蛋了。　　　　　　1970年底要召开全省工作会议，总结一年工作，研究、安排明年工作。韩先楚早早告诉秘书，这回要大造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眼见着在庐山不但没有扳倒张春桥，这个“鳝鱼眼”反倒身价日隆，无计可施中，就想用宣扬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压制一下这个“鳝鱼眼”。1959年庐山会议他去晚了，没见到彭德怀讲话后的场面，1970年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片掌声”和“全票通过”，可当时那种场面、情绪却是非同寻常的。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了。他知道这种战法作用有限，但仗总是要一仗一仗去打的，战争年代他从未因哪一仗微不足道而按兵不动。只要大家齐努力，蚂蚁也能搬倒山。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让他感到那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可毛泽东巡视南方在南昌跟他打招呼的谈话，就不仅是让他找不到北了，而是令他毛骨悚然了。天哪，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都是亲密如一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他觉得内心深处有种非常重要而且牢固的东西，嘁哩喀喳地爆响着要碎裂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不知道中国要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就不时冒出一种解甲归田、退隐山林的念头。　　　　　　　　　　　　
　　有一段挺有意思：　　　　武汉“七二○”事件后，福州造反派占领军区司令部大楼，又向马鞍山战备坑道发起攻击，同时抄了韩先楚等人的家，抄出1961年林彪来福建视察时与韩先楚的一些合影照片，吓了一跳。这个“韩拐子”(因他拄根拐杖，造反派就这么称呼他)与林副主席关系如此亲密，这可是毛主席的司令部的人哪！　　　　　　
　　我以前看过很多书上说江青同志在文革那会说军队有两霸‘一个许世友，一个韩先楚’不知道是不是真说过这话
　　我也不说什么话了,先顶个吧!无语!!!!!
　　韩老将军要顶.
　　永远支持楼主，继续发好贴
　　不放在眼里，我一直想着我的五百万呢。
　　不是回帖，是楼党指挥枪的成名作——大雪封山
　　这真的是传说中的上古大牛张正隆老师本人么？俺的近代史观，可就是在十多年前读《雪白血红》时奠定的，这一刻真是泪流满面哪……　　　　昨天天涯貌似又在抽风，居然连俺也回不了帖子，只好先标题加红加精伺候了。
　　谢谢天涯网友的厚爱。
　　杰出将领必具的首要条件是“决心”　　1946年的冬天，是在10月底的雨雪霏霏中，在辽东山区拉开帷幕的。　　从新宾县永陵街通往凤城县新开岭的山路上，4纵10师和纵队炮团，在雨雪之夜开始了急行军。　　韩先楚乘坐的中吉普，奋力吼叫着左拐，右拐，上岭，下岭，车灯的光柱在山野间的青松、白桦的树干和梢头迅疾闪过，将大队人马越甩越远。　　184师被歼，后院失火，国民党调整部署，决定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即首先扫荡南满，稳固后方，再向北满进犯。9月，杜聿明调集八个师10余万人，从沈阳地区出发，分左中右三路向南压来。其中路52军2师、25师，沿沈安铁路直逼我辽东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安东，企图迫使我4纵在凤凰城、安东地区与之决战。4纵司令员胡奇才，瞅准机会杀个回马枪，将进入赛马集的25师两个营吃掉。随即节节抗退，将25师主力诱至新开岭地区一个狭长山谷里，准备将其歼灭。其时韩先楚带领4纵10师和纵队炮团，正在永陵街配属3纵作战，接到辽东军区命令，立即率队驰奔新开岭。　　拂晓赶到，首先见到11师的部队。师长蔡正国摊开地图，向韩先楚指点介绍着：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宽甸县城以西35公里处，宽（甸）赛（马集）公路、瑗阳河就从这里穿过。北有老爷岭为屏障，南有黄家堡子南山，东有瑗阳边门东山可控制东边出口，西有潘家集子586高地可封闭公路西边出口。这些高地以老爷岭最重要，可以控制黄家堡子一带东北、正南、西北三个方向。目前只有黄家堡子南山被敌人占领，25师师部就在黄家堡子。　　韩先楚插了一句：老爷岭在我们手里？　　是。蔡正国道：师警卫营在上边。　　韩先楚望着雨雪交加中的群山和老爷岭，兴奋地攥紧了拳头：好！胡司令战机抓得好，地形选得好，这回一定要把这个25师吃掉！　　蔡正国抹把脸上的雨水：吃掉个鬼哟！　　韩先楚转过脸：你说什么？　　蔡正国板着脸道：刚接到纵队指挥所电话，要我们停止战斗，准备撤退。　　撤退？为什么？韩先楚愣了一下，随即道：纵队指挥所在哪儿？快走。　　小边沟4纵指挥所里，胡奇才司令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后，心头仍有些七上八下地敲鼓。　　面前这个25师，是国民党的嫡系精锐，全部美械装备。抗战时期远征印度，参加打通印缅公路战役，以敢于承担艰险任务、善于迂回包围著称，号称“千里驹”。这个师的75团原是52军的预备队，随军部行动，不久前得到情报已经归建。这样，25师就是一个整师近万人。毛主席讲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要3倍、4倍、5倍、6倍，甚至更多的兵力。而4纵算上还在路上的10师，只有1.6万人，还不到2∶1，装备又不如敌人。还是照毛主席的老办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吧。　　韩先楚听罢，急急地说：敌变我变，但是就凭敌人多了一个团，我们的决心不能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敌人，4倍、5倍、6倍，越多越好。但像今天南满这种情况，我们只有两个纵队，每战都要集中这样多兵力，那就没多少仗可打了。兵力不足，地形有利，可以弥补。司令员，这是千载难逢的打歼灭战的好地方，你这地形和战机抓得太好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0师今天肯定会赶到，这一仗一定能打好！　　又问：11师的同志不同意撤退，12师什么意见？　　胡奇才道：12师正向敌人侧后运动，可能还没到达指定位置，没接到通知。　　韩先楚道：12师没接到通知会吃亏的，那就更不能走了。　　韩又建议成立一个前线指挥所，司令、政委留在基本指挥所，自己到前面指挥作战。　　4纵政委彭嘉庆，赞同韩先楚的意见。　　胡奇才咬咬牙：打！　　　　老爷岭丢了。　　黄埔4期毕业的25师师长李正谊，一个50多岁的老资格军人，根本就没把面前的对手放在眼里。他一路挥军紧迫4纵到新开岭，连两边的村庄都不搜索。在沈阳坐镇的杜聿明，发现“千里驹”进入的是个死地，立即下令北路、南路、西路的195师、2师和新6军22师，分头向新开岭开进，同时命令他抢占有利地形固守待援，他竟回电“只要（空投）粮弹，不要援兵”。待到也算身经百战的他终于发现大势不好，匆忙中换上一套士兵服装钻进俘虏堆里，准备寻机开溜时，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遮掩、抹平那一脸麻子。　　不过，大凡骄横者都是有点本钱的。“千里驹”马不停蹄，到了就打，看准老爷岭是个要点，很快将其拿下。10师在雨雪泥泞中16小时急行军，也是到了就打。老爷岭岭高坡陡，顶上又有日伪时期修筑的碉堡，老天爷也像个势利眼，从一开始就站到了国民党一边。满世界水淋淋，山坡上厚厚的腐叶泡得胀胀的，一跐一滑，一些地段得把枪挎上肩去，两手抓住树干、树枝才能攀爬上去。那也不含糊。28、29两个团连续几次攻击，有一次有个班已经快攻到那碉堡跟前了，可世上许多事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不能成功。　　从10月30日、31日到11月1日，新开岭周围起伏的群山间不断的枪炮声，因雨雪雾障而显得沉闷、滞重。敌攻我守，我攻敌守，双方搅杀在一起，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到1日下午，我军攻占黄家堡子西北、正北两个高地，威胁到老爷岭敌军侧翼，迫使敌人将兵力集中收缩到老爷岭，组织防御。我军随即连夺几个高地，切断敌人退路，对其形成三面包围态势。　　老爷岭下一处山坳里，几块褥单、包袱皮用铁丝缝联起来，四角扯开绑在半空中树干上，下面一台日式军用电话，周围几个参谋，这就是4纵前线指挥所了。　　韩先楚站在指挥所前，右手拿着望远镜观察老爷岭。他不时噗噗地吐着流进嘴里的雨水、雪水，身上那件日本军大衣泥呀水的已经没了本色，脚下更是泥糊糊的没了模样。看了一会儿，伸手去摸烟，一只快冻僵的手好歹摸出来一包“哈德门”，已经湿乎乎的成了“柿子饼”。　　他望着老爷岭咬牙切齿：拿不下老爷岭，我韩先楚不做人！　　一声“走”，就带人向老爷岭侧翼山丫口爬去。到了，警卫员孙洪瑞将望远镜递给他，只见老爷岭北面山坡上，灰乎乎的全是人，足有两个营。这是敌人的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老爷岭的。这时要有几门炮多好啊！　　刚回到指挥所，就接到胡奇才电话：老韩，你马上回来一趟，咱们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韩先楚觉出有点不对劲儿：司令员，我已经看过地形，马上要去警卫营，让他们从10师和11师中间插过去，配合28团从侧面发起攻击，争取今天晚上拿下老爷岭。　　傍晚，基本指挥所又来电话，是政委彭嘉庆打来的，要他回去参加党委扩大会。　　鞍海战役是一鼓作气，新开岭打得一波三折。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对于战国初期杰出军事家吴起的这句话，在座的纵队党委扩大会成员即使是没听说过，那意思也会在长期经历的战争中体味到的，特别是主官。然而，背背兵书条文容易，果真把人放到一种瞬间的决心就会决定一支军队生死存亡的时空中，就会发现犹豫、狐疑是最常见的。　　南路52军2师占领安东后，已经转头回返到达凤凰城、宽甸；北路195师、88师占领通化、桓仁，已出现在我军后方；新6军22师已经到达双岭子一带，距新开岭只有15公里。号称“千里驹”的25师，与这个号称“虎师”的新22师是没法比的，它是王牌中的王牌。沙岭战斗打的只是它的一个团，这回可是虎视眈眈、杀气腾腾地全来了。　　中等个头，长得很壮实的胡奇才，神态十分严峻：如果不能尽快吃掉25师，三面援敌上来，我们将陷于被动。大家要认真考虑考虑，我们是打下去，还是撤出去。是打，是撤，都要快，要争取时间。　　胡奇才是员虎将，向以勇猛顽强、敢打硬仗著称。辽沈战役中塔山阻击战，林彪、罗荣桓指名要他到塔山村前线坐镇指挥。有他在那儿，你就往死里打拼命仗去吧，谁也休想后退一步。而新开岭战役能够全歼这个全美械装备的25师，首先就在于他决心硬，有眼力，善抓战机，将这个“千里驹”引入了死地。　　韩先楚开门见山：我不同意撤。　　他说：现在战场成胶着状态，双方咬在一起，想撤，一些部队、伤员也撤不出来。而这个25师已经被打得半死了，你撤，它立刻就会活起来、硬起来，我们也就前功尽弃了，今后的仗就更不好打了。那个新22师虽然离我们只有15公里，但我们还可以阻击迟滞它一天时间，这期间战场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困难很大，敌人的困难也很大，甚至比我们还大。激战中对阵双方，都会有一度认为自己顶不住了，要失败了的时候。现在就是这种情况。这是最关键的时刻，也是消灭敌人的最好时机，就看谁能咬紧牙、咬到底，再加一把劲，就能把对手顶倒、吃掉！　　他把目光对准党委书记：我认为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孤注一掷，把全部力量都投进去。　　有人赞同，更多的人则是反对，有人甚至认为现在根本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撤不撤的问题。打了3天3夜，老爷岭连攻九次未下，部队伤亡三分之一，再打下去也是白打。那个“虎师”已经越来越近了，晚了怕是想走都来不及了。　　一个极力主张撤退的团长，说伤亡太大，全团就剩几百人了。　　韩先楚立即顶回去：不对，你至少还有千把人。　　后来有人问他你去看过吗？他说没有。那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从那枪炮声中，就能知道他还有多少人。　　这是山脚下的一幢草房，东北农家常见的南北大炕上，坐着参加党委扩大会的近20个人，显得有些挤。随着映红窗纸的一声轰响，吊在墙上的煤油灯的火苗就忽闪一下。争论激烈时，外面世界的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沉寂下来，谁点支烟，火柴哧啦一声，就好像要把室内的空气点燃了。　　一场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攻击老爷岭的战斗。　　有人说，对于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说，打仗打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打个决心。　　据说，在主撤派占了上风，眼看着就要形成决议时，韩先楚吼了起来：要撤你们撤，把部队给我留下来！　　党委书记和纵队司令都赞同韩先楚的意见：打下去。　　最后形成的决议是：将纵队预备队30团也拉上去，集中全部炮兵，全力攻击老爷岭，打到明天上午12点再打不下来，立即撤退。　　　　一夜未阖眼，韩先楚只觉得秒针咔咔跑得太快，恨不能将时针拨回几圈。　　在警卫营安顿好了，出来就见40辆马车拉着炮弹赶到了。韩先楚长长地呼出口气，顿觉一颗心落到了实处。　　炮团比10师晚到新开岭半天。雨雪纷纷，道路湿滑，骡马车辆，炮兵笨重，比不得步兵。当时我军炮兵刚刚有点模样，步炮协同比较生疏，加之炮弹又少，有的已经打光了。火炮没有炮弹，还不如根棍子能抡起来打人。韩先楚报告基本指挥所，请示辽东军区，火速调运炮弹。这两天很大程度上，他就为炮弹着急上火了，这回可能让这个“千里驹”吃个够了。　　韩先楚来到炮兵阵地，亲自与纵队炮团团长王一平和辽东军区炮团团长刘奠亚，组织步炮协同。他要求炮兵一律向前移动，各门火炮要拉到距敌主阵地500米至1000米内，进行直接瞄准射击。又通知各师山炮营，将一部分山炮分解开，搬上前沿阵地，距敌200米以内抵近射击，给步兵当手榴弹用。　　黑暗中，炮团向前开进了，30团向老爷岭侧后两翼运动了。28团团长胡润生、政委张继璜，把全团机关干部、炊事员，还有轮训队的学员，编成一个突击队。团长任队长，政委当指导员，亲自率队冲锋。　　拂晓时分，攻击开始了。　　老爷岭下的炮声与老爷岭上的爆炸声，分不出点儿，硝烟弥漫中，只见上面碉堡的砖石和敌人尸体，不断被抛向空中。就在炮兵转移射向，开始轰击老爷岭北侧山坡上敌人二梯队援兵后不久，我军已从三面攻上老爷岭主峰。炮火随即又转向黄家堡子25师指挥所。一辆辆汽车、装甲车、辎重车在雪地上燃起熊熊大火。　　韩先楚看表，还不到8点。　　　　在“八•一五”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军在东北歼敌较多，影响较大的战斗、战役，首先是秀水河子战斗，干净利落地吃掉美械装备的13军89师一个团加一个营。然后是在四平保卫战前，也是林彪亲自指挥，在金山堡、大洼将71军87师主力歼灭。接下来就是鞍海战役迫使184师主力火线起义，新开岭全歼“千里驹”。　　自1947年夏季攻势后，我军在东北歼敌一个师就越来越容易了。辽沈战役中的辽西会战，包括新1军、新6军在内的西进兵团。没打几场硬仗就稀里哗啦了，以至于战后都搞不清新X师是被谁消灭的，令那些擦拳摩掌要与这个“虎师”一较高低的部队恨恨不已。可1946年是什么情势？我军且战且退，节节后退，别说这个“虎师”，就是一般主力，也难免谈虎色变。这种火候，要回过头去吃掉一个师，谈何容易呀！　　秀水河子战斗，虽然歼敌不多，但因其是第一个，意义自然非同寻常。后来林彪红得发紫时宣传它使其著名，林彪垮台后批判他同样使其著名，而终于使他在黑土地三年解放战争中得以著名的，还是它原本存在的价值。　　在鞍海战役和新开岭战役中，韩先楚这位举足轻重的4纵副司令呢？　　名将无名。　　
　　没买到这书　　如果是本人的话　　支持
　　“战争魔鬼”林彪元帅麾下的一位悍将。
　　楼主大腕呀，赶紧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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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一下，《雪白血红》老早就看了！
　　攻击！攻击！再攻击！　　自进入12月以来，位于长白山南麓的临江（今浑江）、濛江（今靖宇）、抚松、长白4个边远小县，往昔的节奏被打破了，变得越来越拥挤、热闹而不堪重负。在国民党“先南后北”战略下，我辽东军区机关和3纵、4纵，辽宁、安东省委、省政府及办事机构，陆续被挤压到这濒临朝鲜的狭小山区。路上不断有队伍走过，在零下30多摄氏度严寒中，官兵大都穿着单衣。站在路边或老乡家院子里等着号房子的，一个个冻得咝咝哈哈地呵手跺脚。拉着各种资材、设备和伤病员的车辆，大都是马车和爬犁，一队又一队，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也有吉普车和小轿车鸣着喇叭驰过，令路边百姓大睁着眼睛啧啧称奇。　　七道江是临江县的一个小镇，一个比村子大点的小镇。镇子里最招眼的建筑，是山坡下的几幢挺漂亮的伪满时期的日本人住宅。这里是辽东军区前线指挥所，著名的七道江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中心议题是，南满到底应不应该、能不能坚持。而在会议前，辽东军区已经决定撤离南满。两个主力纵队发了辣椒、生姜等御寒食品，有的部队每班还发瓶酒。斧子、锯和爬犁等物都拾整好了，就要穿越长白山去北满了。就在这时，东北局派来陈云和肖劲光，成立南满分局，陈云任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也称南满军区）政委，肖劲光为军区司令，主持坚持南满斗争。　　会上，新任司令员认为：“南满可以坚持，不过要经过几个来回，像武松打虎一样，经过几个来回的反复搏斗。”　　话音刚落，一阵笑声就像迎头泼来的一盆凉水。　　新任司令想在热水河子打一仗，用一个纵队打敌一个加强营，把一次战斗当一次战役来打。研究作战方案时，军区领导有的说兵员不足。有的说要补充弹药，都认为没有把握。　　而那令人尴尬的笑声，则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肖劲光：你初来乍到知道个什么，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高见？　　　　苏沃洛夫说：“一分钟能决定战斗的胜负，一个小时能决定会战的胜负，一天能决定帝国的命运。”　　关键时刻咬紧牙关一个“打”字，决定了新开岭战役的胜利，但它并不能改变共产党在东北、在南满的被动和劣势。　　新开岭被吃掉一个精锐师，各路敌人迟疑一下，旋即又恶狠狠地紧逼上来。　　胜利之师的4纵，匆忙打扫完战场，抬着伤员，带着俘虏，在大雪飘飘之中，朝长白山下转移。　　穿着单衣的官兵，在越来越深的积雪中艰难跋涉。这回老天爷挺公道，对于机械化、半机械化、或徒步的国民党军队，这种天候、路况同样讨不到便宜。棘手的是俘虏，是占这支行军队列三分之一长度的俘虏。辽西会战结束后，一个打竹板、演话剧的女文工团员喊上一嗓子，也能带回一个班、一个排俘虏。眼下这个“千里驹”，却是打了败仗也不服气，当了俘虏也没瞧起“土八路”。不断有人逃跑，有的把抬着的伤员和押送人员打死后，带枪跑回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电影《逆风千里》，表现的就是这段历史。一些亲身经历过的老人，有的说电影挺真实，有的说实际情况比电影更严酷。都说那时可真是“逆风”呀，打了胜仗也摆脱不掉逆风逆境。　　我军也有跑的。到哪儿宿营，第二天早晨，有人就没了。4纵组织部副部长周之同，新开岭战役期间去庄河县接兵。去时还行，回来时沿途区县政权都垮了，有些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安东保安旅是辽东军区装备最好的部队之一，国民党一到就投降了。结果，从庄河带出的1000多名新兵，一路上越来越少，到临江时就剩三分之一了。那也受到表扬。那时节能带回这么多人，已经很了不起了。　　教科书上说，决定性意义的战斗有两个特点，一是这一战役的胜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改变了历史进程，或者至少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二是这一战役中应用的新战法、新兵器，在战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或者至少有可师后人的独到之处。按着这样的标准，从秀水河子战斗到鞍海战役、新开岭战役都算不上，因为它们虽然都在被动中争取了主动，却仍然改变不了全局的被动。但是，自沙岭战斗失利后，在那样一种畏敌怯战的气氛中，如果鞍海战役打成了一些人主张的放几枪就回来的滑头仗，新开岭打到节骨眼上又掉了链子，那眼下的情势又会是一副什么模样？毛泽东可以命令林彪守卫哈尔滨，可不是鞍海战役将包括新1军在内的四个师打回南满，哈尔滨守得住吗？当时东北的几乎所有大中城市中都曾被冠以“保”字，结果是保什么丢什么。哈尔滨丢了，杜聿明挥军继续向北进犯，那共产党在东北乃至全国的地位会怎样？南满的七道江会议无疑是东北局“七七会议”后最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决定了后来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战略格局，为我军在黑土地上转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如果不是新开岭战役的胜利，将国民党咄咄逼人的气焰打压一下，也使我军的胆气士气鼓舞一下，那七道江会议上已占多数的“走”派是否会更多，并最终占据上风？甚至会不会根本就没有这个著名的七道江会议了，只有赶紧向北满开路走人了？　　有人说，如果没有鞍海战役和新开岭战役的胜利，那我们就不是逆风千里，而是逆风万里了。　　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个需要，而且必然会出现力挽狂澜式的将领的时期，不然共产党在南满、在黑土地上就不大好办了。　　　　几幢挺漂亮的日式房子，房顶像周围的山岭、旷野一样，披压着厚重的积雪。一间间横向推拉门的小房间像鸽子笼似的，榻榻米上散落着烟头、火柴杆，用报纸裹卷的关东烟和各种牌子的纸烟，在一张张嘴里喷云吐雾。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除了吃饭就开会、研究、讨论，每天熬到半夜、下半夜。　　正式会议，从12月11日开到14日。　　“走”派认为，临江、濛江、抚松、长白四县22万人，根本养活不了我党政机关和部队的5万人，给养、弹药无法补给，地域狭小无回旋余地，这里已成死地。10万敌军压境，敌强我弱，集中与敌决战会把主力拼光，分散与敌周旋易被各个击破，即便不是如此也会饿死、冻死、困死。　　在占大多数的“走”派中，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走”与“留”争论得十分激烈，但这是思想认识问题，大家都从有利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一观点出发，只是对形势看法不同而采取不同主张。　　在“留”派中，韩先楚是旗帜鲜明、最坚定的一个。　　他说，敌人的战略是“先南后北”，我们走了正合敌意。我们不能光从南满看南满，而要看到南满在东北和全国这盘棋上的位置和分量。南满是东北工业中心，战略地位重要，我们坚持南满可以拖住相当数量的敌人，有利于巩固北满和保持海上的关内外交通，与北满主力策应作战，也有利于将来反攻。从这种全局上看，南满是必须坚持的，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必须坚持到底。而从南满看，敌人战线拉长，能集中的兵力也就那么多，我们更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是上山当“土匪”，也能打它几年。　　被肖劲光请来拍板的陈云，听着，点头轻声道：这话抓住了要害。　　40多年后，一些参加过七道江会议的老人，无论是当年的“走”派、“留”派，也无论本是“走”派却说自己是“留”派的，无不对当时的韩先楚印象深刻。都说别看他职务不高，只是个副司令，但他敢打仗、能打仗，把别人不敢打的仗打得那么漂亮，服他，信他，讲话就有分量。不然，主张走的人那么多，职务也高，有的人也可能就随大流跟着走了。　　有人说连肖劲光也犹豫了，才请陈云来拍板的。这话值得商榷。事关大局，请分局书记来拍板应是理所当然的。但这话也确实道出了事态的严峻，仅他一人之力已难扭转局面。而陈云连夜赶到七道江，拍板前问大家打败了后不后悔，也同样说明了这一板拍得是多么艰难、沉重。　　陈云还未拍板，敌人准备进攻临江了。会议决定两个纵队军事干部回部队指挥作战，其余继续开会。韩先楚放心不下，临走前找到陈云，再次强调应该、必须、而且能够坚持南满的理由。　　在研究哪个纵队深入敌后作战时，会场一阵默然。根据地再小再穷，也算有个依靠，是在自己家里。而到外线作战，孤军深入敌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艰难、凶险？4纵司令患病休养了，副司令韩先楚和政委彭嘉庆简单商量几句，站了出来。陈云问有什么困难，韩先楚说解决一下御寒衣物就行了。于是，分局、省委、省政府、军区机关和3纵大动员，七拼八凑，使4纵官兵每两个人有了一件大衣或是一条毯子。　　望着韩先楚在风雪中逐渐远去的身影，陈云感慨地对肖劲光道：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人了。　　　　西点军校毕业的巴顿，一生中重复最多的话语是：“无畏！无畏！无畏！进攻！进攻！进攻！”　　放牛娃出身的韩先楚，与巴顿一般无二。不同的是，巴顿在一往无前的同时，还要配以那张大喇叭似的嘴巴，韩先楚则是默默地用行动将它们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非洲到欧洲，巴顿经常严令他的第3集团军“一直打到坦克开不动，然后再爬出来步行”。巴顿是在优势情况下，起码也是与对手旗鼓相当时发动的进攻。而从更广阔的客观上看，美军虽有珍珠港的失败，但自美国参战后，盟军就在综合实力、兵力、装备上占了上风。韩先楚的境况与巴顿完全不同。那是在敌强我弱、在沮丧和失败的气氛中发起的进攻，在不断退却中不断发起的攻击。　　辽沈战役后，我军直下平津，又挥师中南，秋风扫落叶般一直攻击到雷州半岛。已经习惯了攻击、向前的军人，面对滔滔大海，一时间收不住脚步，踉跄了一下，有人又有些畏缩不前了。“好战分子”韩先楚，永远直面挑战。陆军海战队，木船打兵舰，任是什么也不能让他止步，攻击攻击再攻击，一直攻击到天涯海角。　　战场上向敌人发动攻击，会场上向自己队伍中的错误观点开战。　　从通远堡那个高墙大院的有钱人家，到新开岭下那个油灯摇曳的农家窝棚，再到这七道江鸽子笼似的日式住宅，像关东烟样弥漫着的各种有害的思想、观点、情绪，是克敌制胜必须突破的第一道障碍。这是一种绝不比即将投入的战斗轻松的战斗，令他感到特别紧张、吃力、被动，信心不足，他就会愈发奋勇地咬牙横心，命令自己拼命顶住，绝不后退。他终于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是因为他的对手，特别是那些领导是民主的、高明的、称职的。对于这种特殊的战斗，若干年后无论怎样不为人知，一些亲历者也讳莫如深地闭口不谈，好像从未发生过似的，而当时都是必须面对的，搞个明白的。否则，要打赢这场战争是难以想象的。　　自第一次参加战斗把枪口对准大队长，韩先楚就开始了“攻击攻击再攻击”。　　他对防守嗤之以鼻。战争中当然不可能没有防守，但防守也是为了进攻，因为最终的胜利只能靠进攻进取。从万里长城到马其诺防线，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防线，谁也没有成功地守住什么。敌强我弱，总体上处于劣势，也要在局部寻找战机，不断发起攻击，否则就只能永远处于被动。　　后来谈及这种军事思想和作战风格，特别是问到为什么在那样的逆境中能不断地发动攻击，他就会想起美国南北战争中那位令对手敬畏的将军罗伯特•李的一句话：“我弱小得不能防守，只好进攻。”　　无论有多少名垂青史的伟大退却，战争的胜利都是通过进攻，也只有通过进攻才能获取的。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不断的打击组成的盾牌。他必须打击、消磨敌人的锐气，用胜利激励的信心、斗志铸造坚固无比的盾牌，再磨砺一支锋利无比的矛。　　但他对那种唇枪舌剑的战斗感到特别紧张、吃力、被动，时常缺乏信心，是因为一旦失利就再也不能发起反击。他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可到了枪炮轰鸣的战场上，他从来都是信心百倍。他这辈子最多的就是自信。他永远临危不惧，愈是艰难险恶，头脑就愈发冷静、敏锐，思维就愈发明晰、合理，愈发显见决断的洞察力和预见性。　　　　我总结了14年来自己的思想，批判了过去在某些问题上的经验主义的毛病及领导方法上欠灵活的缺点。　　　　能在党的原则上团结爱护同志，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但在对待党内大的复杂的思想斗争和在某种场合上比较突出的提出问题时，有时方法简单、急躁，方式方法欠灵活，因而引起对方误会，影响效果。　　　　以上两段话，均见自1953年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中南军区参谋长韩先楚的《自传》。前者是在回顾延安整风时写的，后者是1.4万多字的《自传》的末尾部分。类似后者的文字，在《自传》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　　在韩先楚24年的战场生涯中，我们并未见到有什么逞强好胜的个人英雄主义，有的只是在任何艰难困苦情境中都勇往直前、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至于“党内大的复杂的思想斗争”，当时他的职务有点像他那个头，即便踮起脚尖，伸出手去，也难以够到上边那种大的思想路线斗争。而“在某种场合上比较突出的提出问题时，有时简单、急躁，方式方法欠灵活”，强敌压境或者身边就在枪打炮轰，生死存亡系于发端，还能讲究什么方式方法？就是如来佛在场，也会拍起桌子，吼几嗓子。　　有什么枪打什么仗，有什么性格也打什么仗。性格即风格。从韩信到林彪，从巴顿到朱可夫，古今中外名将的军事思想和作战风格，无不带有强烈的性格色彩。韩先楚的“攻击攻击再攻击”，自然也不能例外。　　令人担忧的问题也正在这里：在他写完这篇《自传》后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