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1421：中国发现世界》下
第三部分： 第38节：澳大利亚3
可能是周满舰队上的那些制图学家勘测了这些岛屿，成为海图的资料来源。既然周满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回国后有关他航行的记录就被毁坏了，我不得不到处去寻找周满登陆澳大利亚的确凿证据。我的分析是以中国人早就知道了澳大利亚这一位于南方的巨大的大陆、但只有经过了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年）的航行才对它有了更细致的了解这一假说为基础的。果真如此的话，我估计地图制作应有很高的水平，陆地的纬度和排列是正确的，可能在经度上有显著的误差。
让·罗茨图上显示的很大的大陆可能就是澳大利亚，但是大陆东南方的陆地有一些经度上的错误和形状上的扭曲。于是我通过审视从新南威尔士州（NewSouthWales）的拜伦（Byron）海湾南面到澳大利亚的东南角外的弗林德斯岛（FlindersIslands）的海岸开始了我的调查研究。仔细地拿让·罗茨图的这一部分和现代地图比较后发现，该图对从纳尔逊湾（NelsonBay）（6）到塔斯马尼亚（Tasmania）南端（7）的澳大利亚东部地区描绘相当精确。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认出史蒂芬港口（Stephens）、布罗肯湾（BrokenBay）和波特尼海湾（BotanyBay）等地方和它们的正确纬度。
假如周满的舰队在横越太平洋之后到达澳大利亚的东南部，那么就应该存在罗茨图上有最细致的描述的证据。当我开始实地考察纽卡斯尔（Newcastle）南方的海岸线时，我发现了一个信息宝藏。19世纪40年代，最早的欧洲移民中的一位—本杰明·博伊德（BenjaminBoyd）在新南威尔士州最南端的伊登（Eden）附近的比唐加比湾（BittangabeeBay）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城堡。他发现一棵巨大而葱郁的古树，树根长在一大堆石块底下。这一坚固的废墟由一个正方形平台及围绕着它的坚固的防御石墙构成。防御石墙内巨石构筑的碉堡的墙基和残墙抹着石灰。一定是花费了大量劳力把石头搬到这里，然后把这些石头雕凿好再堆砌起来。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澳大利亚的土人在澳大利亚的哪个地方构造了如此的防御工事，而那棵树的年龄和树根的位置表明那个建筑只能是在英国人首次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很早就已建成的。更多的在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就建成的石头建筑在悉尼南部陆续被发现。其中的一组20个，就像一个小村庄，矗立在海边，一条修整得很好的道路从一个水库通向岸边的一个15米宽的石码头。类似的石头房屋在纽卡斯尔①（Newcastle）也有发现。
已有人登陆澳大利亚的更一步的暗示见于悉尼北部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发现的一块古老的当地石雕，上刻一艘外国船，和中国帆船极为相似。远在约克角（CapeYork）、金皮（Gympie）的海岸和安享地（ArnhemLand）也有类似的石雕被发现。当然，这并不能确证这些外国人就一定是中国人—说不定一群葡萄牙的航海者已经捷足先登了—但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附近的石雕显示出那时的人们穿着长长的袍子，这使这些人的身份缩小到亚洲人或中国人。此外，来自特威德（Tweed）河区域的土著传说提到陌生的来访者试图在布理斯班（Brisbane）西南部的沃宁山（MountWarning）区域挖掘金属矿，这是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好多代的事了。
要证明这些外国拜访者的访问时间，最有力的证据来自遇难船只的残骸，尤其是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拜伦海湾（ByronBay）附近发现的沉船残骸。两根木制的钉子被发掘出来，碳素测年表明大约为15世纪中期，其正负误差不会超过50年。在开采沙矿摧毁这些沉船残骸之前，当地人描述了部分船体和3个从沙子里伸出的桅杆。在1965年，沙矿的工人们从这个位置发掘出了一个极大的木制舵；有的人说它有40英尺高。如果这些描述是相当准确的话，那么它排除了未知的葡萄牙人或荷兰人航行到此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的轻型帆船没有那么大的舵。这些巨大的舵只能来自几百英尺长的大船—而中国宝船的舵有36英尺高。另外一艘古代船只的残骸在悉尼南部海岸的伍伦贡（Wollongong）①被发现，还有另外两艘在帕斯附近的沼泽地带被发现。伍伦贡的阿勒达拉（Ulladulla）还发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石雕女神头像（8），在尼平（Nepean）河底也挖出了类似的一件还愿供奉用品。
有一艘“桃花心木船”在瓦南布尔被发现，它和在帕斯和伍伦贡发现的三艘船的残骸很接近，拜伦海湾中的木制钉的年代和巨大的舵的大小都指明了它们起源于中国。只有中国人建造的船才能够配得上拜伦海湾发现的那么巨大的舵，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生产那么多的船，以致在一个地区就损失那么多。当地人的传说、雕着穿长袍的外国人乘船而至的石刻、一组组的石头建筑、还愿用的祭祀品，再加上沉船残骸的发现，都强有力的表明了在15世纪有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到达了澳大利亚的东南部地区。
罗茨图的最初制在比唐加比湾（Bittangabee）的南面，作者画出了塔斯马尼亚向南弯曲的部分，但此图也似乎表示了这块陆地首先是向东，然后是向南延伸。这总是困扰着专业的地图制作者。但当我拿让·罗茨图和皮瑞·雷斯图在同一个纬度的地方作比较时，我立刻发现让·罗茨图上塔斯马尼亚南端的陆地实际上表现的是冰。皮瑞·雷斯图上所绘的冰和罗茨图上所绘的冰线具有鲜明的特征，和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年）仲冬（阴历六月）塔斯马尼亚南面的坚冰的北缘相一致。地球轴线的运动—多少世纪以来在不停的摆动—引起了冰线的前进或后退。当时的冰线相比今天的冰线正常最大值大约北进了三百千米。（9）&&&&&&&&&&
第三部分： 第39节：澳大利亚4
若不是罗茨图中画出的两条向东流出冰盖的河，澳洲南方和东南方这片明显的陆地之谜就可以得到解释。这两条“河”被标在新西兰的正北部；当然，那儿什么也没有。实际上，在那个纬度除了海洋什么也没有。但当我查看一幅大比例尺的地图时，我发现了两个我以前曾经忽视的小岛—奥克兰岛（AucklandIsland）和坎贝尔岛（CampbellIsland）。它们和火地岛（TierradelFuego）都处于同一纬度。正如它们在罗茨图上所精确表示的那样，它们都有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海湾，而且也在同一纬度上。
这两个岛被标在那些在隆冬季节里就冻结在一起的冰盖的正常界限的边缘上。这解释了在罗茨图上那明显的反常之处。中国人不可能知道他们是两个岛而更可能以为是冰封的大陆的一部分，因为连绵不断的冰铺展在这两个岛之间并向北伸展到塔斯马尼亚。他们再一次精确地画出了他们所看到的。他们航行到坎贝尔岛，然后确定老人星的位置—南纬52°40&，这正是这个岛的最南端的精确纬度。他们有了他们的参照点之后，就有可能开始对这部分世界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了。
我找到周满的舰队达到了坎贝尔岛的进一步证据，这见于早期到达此岛的欧洲人的叙述。此岛是海船船长弗雷德里克·哈塞博格（FrederickHasseburg）于1810年发现的。在坎普海湾（CampCove）那他们发现了一艘古老的木船的残骸和一棵饱受风霜摧残的老树，可以认清的是那是一棵成熟的诺福克岛（Norfolk）松树，这种松树是诺福克岛特有的树种。在航行中收集树苗、种子和松球并把它们作为神物种在他们登陆的地方是中国人的习惯，在那些植物的根部埋藏着还愿的祭祀物。在坎贝尔岛上的诺福克岛松树只能是被周满舰队中的某一艘船带来的。
当时，这支舰队勘测了从纳尔逊湾到远在南方的坎贝尔岛的整个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并把它绘成了地图。但当他们准备确定回到澳大利亚的路线时，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并不知道南极洋流正在把他们推向东方，向着新西兰群岛的南岛。自从我于1969年圣诞节乘着我的潜艇来到这以后，我便对这块美丽的土地有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岛的南部崎岖不平，景色壮丽，有如画般的山脉和水晶般的湖泊，南极的风将这的天空擦拭的干干净净。然而，塔斯曼海①却是航海家的一个梦魇。天空时常阴云密布，而且洋流也变幻莫测。舰队能在没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被颠倒方向。
中国人不得不顶风往回驶以抗拒洋流，于是至少有两艘巨大的宝船失踪了。两个世纪前，在新西兰南岛西南端的峡湾地（Fjordland）的达斯基湾（DuskySound）发现了一艘古老木船的残骸。当地人说这是一艘由中国人制造非常古老的木船，而且在库克①船长之前就已经在那儿了。（10）在1831年，一艘悉尼的定期邮轮访问了达斯基湾。有两个从船上下来的水手“看见了一只陌生的动物在矮树丛的边缘栖息而且还在一点一点地咬树叶。它用后腿站立，身体的后部弯曲成一个厚厚的尖尾巴。当这两个水手记录其高度时，它靠在树上，尾部大约有一米半长，他们估计它站立时约有九米高。这两个人在杀死它之前是站在它的上风向，所以才能看到它在悠闲地吃东西。为了比较容易的观察它，他们折下一根大树枝，用其将这个动物反转过来，并把它倾斜向上一直伸到它刚才吃叶子的地方。”（11）所描述的这只动物与中国人在巴塔哥尼亚高原②带上船的大树懒在尺寸、体形和饮食习惯方面都非常的相似。也许是一对从残骸中逃出来的动物，它们幸存了下来并在与它们位于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家乡条件非常相似的地方繁殖，两地的纬度是一样的。在新西兰岛的峡湾里还见到有游泳的海獭，海獭也不是新西兰原有的动物，是中国人把它们留在船上用来赶鱼的。
再向北，在新西兰北岛的西海岸上，一艘巨大而非常古老的船的部分甲板和船舷在1875年一阵猛烈的暴风雨之后暴露了出来。残骸的发现地靠近旺伽罗阿（Whaingaroa）的讨莱·帕尔马（ToreiPalma）河的河口。这个地方以鲁阿普基（RuapukeShip）船的名字命名的海滩而闻名。残骸据说铺着有斜纹的木板，其内部的舱壁被大的黄铜钉闩在一起。每一颗钉子都有大约6.3公斤重。然而关于建船的木头是什么木料还有一些争论。那些最初发现的人说那是柚木，但2002年5月，有一片欧洲橡木片在这个区域被发现，因此一些专家认为是一艘欧洲的船在那沉没。
但是，在被帕尔马河水淘空所形成的小港湾里竖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的文字据当地专家说是泰米尔③文。这一石刻的形状、大小和放置的位置与那些被中国水手在扬子江（Yangtze）口、在栋德拉角④、在印度马拉巴拉①海岸的柯枝、在佛得角群岛中的简尼拉和在刚果河②三角洲的马塔迪瀑布竖立的石刻非常相似。除了字迹之外，鲁阿普基石刻与简尼拉的石刻一样都有呈同心圆状的图案。我已经在中国舰队访问的地方发现了数块石刻，所以我的下一个研究步骤是清楚的。能够确信，英特网上的搜寻能很快又从佛得角群岛到巴塔哥尼亚高原③一线发现几处，分别是位于南美洲东海岸的圣卡塔琳娜岛（SantaCatariana）④、珊瑚岛（CoralLand）、坎佩切⑤（Campeche）和阿罗拉多（Arrorado）岛。每一处石刻都位于汲水处，并能俯视大海，而且和鲁阿普基石刻一样都刻着同心圆。但是这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巧合。毕竟，金字塔就像在被建造在埃及一样被建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如果我可以在中国找到相似的石刻，证明会更具有确定性。经过另外一次长时间的寻找，找到了3处，是香港的黄竹坑、长洲和蒲台。这些石刻也有着同我已发现者一样的印记。我现在相信同心圆是舰队出发之前做的一个“记号”，表示每支舰队在哪里登陆，哪里汲水。&&&&&&&&&&
第三部分： 第40节：澳大利亚5
也许从新西兰发掘出来的最有争议的证据是一口钟，发现于鲁阿普基海滩上那沉船残骸附近，毛利人（Maoris）⑥拿它当煮水的锅用，因为是科伦索（Colenso）主教发现的，所以称为“科伦索钟”。它看上去像是小一号的郑和第六次航海之后所铸的钟，钟下缘铭刻着泰米尔文，接近于沉船残骸附近发现的石刻上的文字，被翻译成“MohaideenBaksh—船之钟”。铭文表明它的拥有者是一位信伊斯兰教的泰米尔人，或许他就来自于印度东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N&du）东海岸的纳格伯蒂纳姆（N&gapattinam）港口某个著名的拥有船的家族。乍一看，这好像是印度人的船到过这儿的证据，而不是中国人到过这儿的证据，但是，当菲律宾共和国潘达南沉船残骸被发现后（参见第十章），证明了当地的船主常会跟着郑和的舰队一起航行，这样不仅可以免除海盗的侵扰，还可以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贸易机会。一艘泰米尔人的船靠它自己从印度航行到南美洲然后再到新西兰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鲁阿普基沉船残骸的一英里半不到的范围内有一棵很大的倒下的树。当一阵狂风把它吹翻过来的时候，一只雕刻精美的暗绿色蛇纹石鸭子从包裹它的树根中露了出来。鸭子很可能是中国人供奉的祭祀品。而相似的祭祀品—一只狮子—在东非被发现，其他类似的东西在昆士兰州（Queensland）①和澳大利亚的北部地区被发现。这类圣物的形制都是中国南方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是特有的。虽然他们是中国人访问澳大利亚最清楚不过的证据，但我只能接受的看法是那些东西是中国人的祭祀品而不是中国的宝船曾在这登陆的证据，他们也有可能是中国的商人携带来的。然而把船、祭祀品、钟、石头和雕刻这些证据都集中起来，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鲁阿普基发现的船几乎可以确定是跟着中国人的舰队一起航行的泰米尔人船的残骸。
最后的证据是在距鲁阿普基沉船残骸30英里的怀卡托（Waikato）河的支流河岸上发现的另一件祭祀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奥克兰国家博物馆的馆长埃尔登·贝斯特（EldonBest）于18世纪晚期发现的。这个小的东方雕像是：
在靠近奥克兰的毛库（Mauku）因缘际会被人发现。从欧洲人到来后，发现地周围的土地就一直无人居住，直到二十年以前，仅有一些农夫在此居住，但土地没有被耕种过。然而，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有人在此居住，这从旧的居住遗迹可以看出……这件雕像在设计和做工方面无疑是具有东方特色的……有着东方图案中常见的奇异之处，头戴穆斯林头巾状的饰物，身穿宽松的斗篷或是袖子宽大的袍子……总之，当发现的具体情况被考虑到时，这一鼻子扁平、有着鞑靼人（Tarta）长相的雕像便向世人展示了一件有趣的事。（13）
中国人的舰队几乎是每登陆一地都要损失船只，这种损耗率在他们的世界之行中从没中断过。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离开中国时有107艘宝船，只有一小部分船只幸存下来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回到中国。正如中国官员所抱怨的，“损失无算”。此样的巨大损失增加了在鲁阿普基和其他在中国的宝船队所行进的路线上发现船只残骸的可能性。
如果在鲁阿普基的船是一艘宝船的残骸的话，那么有关遇难船员的故事一定存在于当地的传说中，就像它们在中美洲和澳大利亚南部靠近沉船残骸的地方的传说中存在那样。当我调查的时候，我发现生活在鲁阿普基附近的毛利人就有这样一个传说。（14）他们把和他们一起居住的陌生人叫作Patupaiarehe，或者叫作“浅肤色的人”，几乎就是一神奇人物。Patupaiarehe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是“精灵”。他们穿着白色外衣，和毛利人不同，他们不文身，他们把孩子抱在怀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娶了毛利妇女。我相信这个传说是真实的，而那些最早在新西兰定居的非毛利人不是欧洲人，而是中国人。&&&&&&&&&&
第三部分： 第41节：大堡礁和香料群岛1（图）
周满幸存下来的船只一回到塔斯曼海（TasmanSea），便进入逆时针循环的洋流，迫使他们最终回到澳大利亚海岸。让·罗茨航海图上的澳大利亚东南海岸的形状连同坎贝尔岛（CambellIslands）的方位，与新西兰的西北、西南失事船只，都与顺着从澳大利亚海岸到坎贝尔岛的风、顺洋流航行的船只，然后又因风而绕过新西兰的事实相符。如果继续顺风航行，就会使他们在布里斯班（Brisbane）北部再次到达澳大利亚海岸。假设由于洋流和暴风的缘故，平均速度由4.8海里/小时降到了3.8海里/小时，至少需要10个星期才能完成往返坎贝尔岛的航行。
布里斯班周围海岸在让·罗茨图中已被标示出来，其准确性令人难以置信。这张澳大利亚地图并不是惟一一张由迪耶普学校（DieppeSchool）的绘图员画的。所有的图在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画出了。1536年的多芬（Dauphin）地图和那些德利安（Desliens，1551）和德塞利耶海图（DesceliersMap,1553）对澳洲大陆的描述几乎完全相同。二十多年前，布里斯班的拉特罗布图书馆（LaTrobeLibrary）展览了迪耶普（Dieppe）地图中的一张。参观者都很震惊：“看！布里斯班，看！还有斯特拉德布鲁克岛（StradbrokeIsland）、莫顿岛（MoretonIsland）、派恩河（PineRiver）、赫德岛（HeadsIsland）和弗雷泽岛（FraserIsland），还有冲浪者的天堂—礁湖（lagoon）。”（1）东部澳大利亚海岸绘图的准确性使我相当震惊。为了准确的测量海岸线，中国舰队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在澳大利亚的今天被称为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的东部海岸，一个明显的原因是这个地区丰富的矿藏。
或许由巨大的宝船队带来的最有商业价值的科学家是开采工程师。那时，中国和印度一起拥有世界全部财富的一半。（2）而印度工程师引领了世界的开采技术，他们开采了西非的金矿与铁矿，促使了原材料向东穿过印度洋的流动。印度工程师和冶金家与宝船队一起航行，然而中国在地质学、矿物提炼和加工方面已有几世纪的经验。正如要求的那样，很早时期中国人的记录中已有所描绘（3）：宝船队可能已开采矿石，并将绿宝石和提炼的金属装入船舱中运回中国。但是为了开采他们在航海中发现的矿物，中国人也可能建立了长期的殖民地。
到公元1世纪时，中国科学家已将矿物分为几组。（4）早期科学家能辨别出不同的氯化物、硫化物和硝酸盐，并知道怎样去开采。他们用硫化汞矿物制成红墨水和颜料。将滑石作为过滤器加入纸中，皮革由于硝酸钾的缘故，第一次变干。接着，加入氯化铵，由于硫酸铁化合物的作用，皮革被染色了。
在地理勘测方面，他们是相当有才能的，他们能够通过磁铁测量或是测量由爆炸声引起的波动，甚至通过陆地的位置勘察矿物和金属。他们也知道他们寻找的矿石和矿物经常与其他东西有地质上的联系：软玉（Greenstone）常出现在铜矿周围，它们甚至呈有规律的联系：“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①（5）类似的是，铁矿与地表的赤铁矿有联系，硫磺与铁、黄铜矿结合意味着明矾。中国化学家还推断出：一定的植物在特殊的矿物作用下会成长得更加茁壮。当植物生长得接近一定的矿物时，植物就会改变颜色和味道。西布勒（Cybule）葱标志着银，韭菜（shallot）标志着金，生姜与铜和锡。②18世纪，中国人已经明确地知道了一些植物可以真正标志金和其他金属的出现，几个世纪以后，西方的科学家才知晓。（6）
澳大利亚的让·罗茨航海图和失事船只残骸以及那个国家周围发现的中国装饰品都表明：不管是靠机遇还是有计划的，在马队的陪同下，庞大的中国舰队已经发现了一些世界上种类最多，藏量最丰富的矿物层的位置。中国人在马的选择上表现了过度关心，他们最喜爱的是塔吉克斯坦有名的“汗血马”，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他们认为此马流带血的汗水（皮肤上的红色印记实际上是由皮肤上的寄生虫引起的）。汗血马得到很好的喂养，奔驰在中国的天山山谷中，天山—是马穿过覆盖这一地区的胡桃林奔跑的地方。它们的动作快得让人难以置信，而且它们很强壮，能够穿过厚雪开辟出一条道路来，在最恶劣的天气中生存下来。朱棣统治时期，引进了百万匹汗血马，建立了特殊的“茶马司”，用茶交换牲畜，这样避免了白银外流。
中国骑兵队的几千匹马被装在马船上与宝船队一起出航。这些马用捣成糊的熟米喂养，每匹马每天需要两加仑水。有证据说明是中国人带马上岸的。在当时的澳大利亚马还不被人所知道，但是，在迪耶普学校瓦利亚德（Vallard）航海图中却得到了很详细的描绘。在这里，我必须声明，它们不在让·罗茨图中。悉尼周围有很好的牧马场，从那儿有一条穿过尼皮恩（Nepean）和霍克斯伯里（Hawkesbruy）山谷进入内陆的捷径。在悉尼周围200公里内可以发现大量的矿物包括金、银、宝石、煤铁。与让·罗茨图中的完全一致，深入纽卡斯尔（Newcastle）海岸内，有相当丰富的矿产。沿海岸航行一星期的范围内，到处都可看到钻石、蓝宝石和各种其他矿物。
与现代人一样，周满舰队上的中国和印度的地质学家一定都认为他们到了一个矿物王国。澳大利亚的许多矿物都被舰队直接利用，他们把铜和锌混合制成了黄铜；硝酸钾与硫磺、碳混合成火药；砒霜是一种毒药，也是杀虫剂，并且能加速蚕的生长。由铅和铜制成的白颜料可防止船舷周围的木头腐烂。高岭土是制陶的原料，然而钴氧化物、铜、铅可以当成上色的油彩。白矾对于制革、制水提袋和收敛物质的特性有特殊的用处。石棉被用来防火已经有6个世纪了：“周穆王大征西戎……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7）地方土著传说提到了穿着石衣来这些地方开采矿物的外国人。（8）
16世纪来到中国的方济会的传教士的记载中有进一步的证据，他们说起中国人到澳大利亚的探险与大陆的地图一起记录在黄铜卷轴上（从6世纪开始的）。（9）这些早期中国亡佚了的记录，已经描述了有大量帆船（60～100艘船）组成的舰队的航海情况，每一艘船上有几百个人，他们的目的是去搜集矿物。
海岸上的残骸和岸上的石建筑、土著的石刻和漆画描绘了穿着长袍的外国人，石刻的还愿供品都是中国人出现在新南威尔士采矿区的标志。一个优美的石刻妈祖是海中水手的保护神，它是1983年从新南威尔士的米尔顿（Milton）前的沙滩上挖掘出来的，现在收藏在卡通巴（Katoomba）的开敦巴（Kedunba）自然博物馆中。郑和的每一支船上都留有一个小壁橱供放它。然而，关于中国人访问澳大利亚的最直接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金皮（Gympie），这是深入海岸的一个开矿区，离布里斯班北部有4小时的航程。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时，一条小溪将金皮、锡罐海湾(TinCanBay)与太平洋连接起来；根据古老的土著传说，一个“文化英雄”的种族驾着鸟状的船航行穿过这条小溪，进入金皮港，他们后来回到运送石头的船上。（10）&&&&&&&&&&
第三部分： 第42节：大堡礁和香料群岛2
靠岸后，这些神奇的人建立了锥形金字塔，其中一个被地方研究者雷克斯·吉尔罗伊（RexGilroy）于1975年所发现，并拍了照片，现在已被故意破坏。这个金字塔是用花岗石建成的，高度达100英尺，带有阶梯的构造，简直与横越太平洋在南美看到的其他的金字塔一模一样。吉尔罗伊先生描述了发现欧洲人到来以前已有的露天采铜、锡、金矿，并且他自己还发现一个看来是用来注入水银用以分离金和矿石的古代管子。离金皮金字塔半英里，接近古代露天采金矿区有一个盛着熔化金属圆块的炉子。到1920年，金皮仍是昆士兰最大、最丰富的金矿区。许多其他装饰品在这个地区也有发现。两个优美的石刻还愿供品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个是印度天神中的象神，是用棕灰色花岗石刻成的，另一个是哈奴曼中的猴神，这次是用铁石块制成的，天神和哈奴曼是南印度的印度教崇拜者最重要的神。当舰队航行时，印度教士、开采工程师和地质学家在南印度登陆。
今天在金皮的黄金博物馆仍可以看到两个相当迷人的石刻动物。1966年挖掘的金皮猿人是一个头比人头大的怪物，它的鼻部被打破了，但是第二个动物（现已丢失）的照片展现了类似磨齿兽（大树懒）的鼻部、鼻孔和嘴。（11）不管是有目的的还是巧合，动物被收集了起来，从一个大洲运往另一个—长颈鹿、鸵鸟、犀牛从美洲运往中国，亚洲鸡运往南美洲，中国的看船狗留在了南美并穿越太平洋到达新西兰的陆地上，袋鼠从澳洲运往中国，水獭从中国运往新西兰。许多磨齿兽很可能被捕捉，带到巴塔哥尼亚的中国船上，有一对在新西兰可能跑了，另一对则到了中国。或许中国雕刻家希望在他们的记忆衰退之前，这些奇异的动物能长存下去。一个世纪以后，从新西兰带回的外来种类的出现，给欧洲政界造成相似的感受。
金皮金字塔建造的目的使澳大利亚的观察者不解，但是它的尺寸、高度和形状是明朝观象台的典型，对中国人建立天文台准确确定出他们发现的富饶的地点位置来说，它是合乎逻辑的，这样使得未来舰队能回到同样的地方。
当周满的舰队重新开始航海时，船向北航行遇到了大堡礁。这个又一次以令人惊奇的准确性展现在让·罗茨图上。堡礁和内外部的陆地都有正确的纬度，并且可清楚的辨别出大约超过一千里。然而，在他们航海到坎贝尔岛后，他们对经度（与罗茨图中展现的一样）的计算整整差了20°。为什么他们认为它们比实际上更向西1800英里远，答案当然是在南大洋的10个星期期间，它们应该在南极的洋流中。他们航行的水体自行向东移动，周满将军也没有任何准确测量经度的方法。
我意识到在让·罗茨图上的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在周满舰队回到的地方北部，不得不调整到东部1800英里。当工作进行到此时，结果就清楚了，澳大利亚展现在我的面前。绘图员做了一个非凡的工作，只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办法测量经度。他已经非常准确地画出了东部澳大利亚海岸和大堡礁，这比库克船长做得早247年。当我进一步修改新南威尔士和塔斯马尼亚的南部海岸时，我绘制了一张相当清晰的澳大利亚地图。
库克被大堡礁的尺寸和形状吓呆了，“这种结构类型在欧洲几乎无人知晓，它是一个珊瑚石墙，从深不见底的海洋中几乎垂直地升起。”（12）对于一个水手，任何一个接近尖锐珊瑚礁的航行都是令人紧张的局面。尤其在漆黑的夜晚惟一的警报就是拍岸的浪声，如果你的船碰到珊瑚礁，它会震破船壳，在不把船身的剩余部分打碎的情况下，摆脱暗礁是很困难的。我从带领皇家鲸号（HMSRorqual）在暗礁内航行的经历中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时我带着精确的航海图，穿过未制图的堡礁的航海是一个经常缠绕你，久久不肯散去的噩梦。晚上看不到在岸上的不单是一点亮光。白天除了绿色丛林地带外，什么也没有，好像从没有人深入这个美丽而封闭的地区。这个堡礁从布里斯班南部的希克森湾（HicksonBay）北边延伸到约克角约1500英里长。在碰上它以后，库克船长勉强死里逃生，就像我一样，他有航海图帮他。难以想象，周满的舰队能使乘客不受严重苦难或船只受损而穿过那些未绘成图的水域。最终穿过它，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伟大创举。
让·罗茨图展现了大堡礁、暗礁与海岸间的岛屿和其他暗礁以外海洋中的岛屿。在许多地方一旦进入暗礁便很难离开。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潜水艇是如何被暗礁包围的，当我摆脱布里斯班末端的暗礁的束缚后，我感到轻松极了。让·罗茨图的大量细节表明几艘中国船只一定将海岸、暗礁和岛屿制成图了。他们可能或多或少地与他们向北航行时并肩在一条直线上，一些在暗礁内部，一些在外部的海洋中。我估计一定有至少6艘，可能是10艘或者更多去搜集大量信息。
堡礁本身、海岸线和内外部的岛屿都极其准确地画在今天的库克镇周围，表明中国人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测量。库克船长后来用迪耶普学校的几张地图到达了库克镇，船撞到暗礁后，他将船奋进号（HMSEndeavour）停靠在那儿，这些在其他的早期图中也描绘过。让·罗茨图中的部分细节和精确性意味着中国人可能为了修理被迫做了类似的停泊。
堡礁突然结束于约克角半岛顶端北部几里远的地方。噩梦结束后，那些中国船中生存下来的探险的乘客一定会有所伤亡，最后他们向西北航行到中国。当官员和幸存下来的中国船只中的航海者绕澳大利亚北段环行穿过约克角，到达西部的岛屿时，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感。在这儿，帆船进入托雷斯海峡（TorresStrait），将澳大利亚从新几内亚岛分离出来。洋流从东部流到新几内亚，推动水手向西穿过卡奔塔利亚湾(GulfofCarpentaria)，这个湾在让·罗茨图上画的比实际上窄的多。中国人因他们所航行的水域的水体向西移动穿越北部澳大利亚，再一次低估了它们在经度上的变化。（13）&&&&&&&&&&
第三部分： 第43节：大堡礁和香料群岛3
在让·罗茨呈献给英格兰的亨利八世（HerryVIII）的一批海图中，有一幅更加详细更加清楚地画出澳大利亚这部分的一张地图。他画出小爪哇岛—中国人称其为小爪哇，以一条海峡把自己从大爪哇中分离出来。然而在迪耶普学校一些与他同时代的人将它画为一条河。决定谁是正确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将它与同在一纬度的现代地图相对照，立刻看到罗茨画的沟在西部是维多利亚河（VictoriaRiver），而在东面是罗珀里河（RoperRiver）。让·罗茨图上的小爪哇是安享（ArnhemLand）地，是澳大利亚大陆的一部分。东北澳大利亚的形状现在清晰可见。
在罗茨的更为详尽的图中写有相当多的中世纪葡萄牙语的记录。名字很容易翻译，并且所有的都与今天在那里发现的东西相一致。桑达海峡CanaldeSonda—在中世纪葡萄牙语中意为“狭窄的海边渡口”，被标注在界分梅尔维尔（Melville）岛和巴瑟斯特Bathurst岛的狭长的阿普斯利海峡（ApsleyStrait）所在的地方。阿瓜达海峡Aguadadillim—“通达内陆海的水路”—相当于邓达斯海峡（DundasStrait），它的确通向范迪门海湾（VanDiemenGulf）。“阿伽尔西姆”Agarsim—译言“是有，这里真有水”—铭刻在卡卡都（Kakadu）国家公园的黄水死水潭(YellowWaterBillabong)旁边，被联合国标明为“国际重要的湿地”。“农格拉尼亚”Nungrania意为“无耕地”—那儿什么都没有。“林格拉尼亚”（Lingrania）译为“椴树”，今天这些树仍生长在那儿。安享地东部尖端的加瓦（Gova）半岛是“芬爪哇”finjava或者是“爪哇末端”。只有一个地方我不明白—chumb媜，是“铅”的意思。
安享地的西部海岸被精确的画出。罗茨展现了在正确纬度上一直延伸到南纬10°，超越澳大利亚北部尖端的主要海岸的特色。他也画出了大量横跨海参湾（TrenpangBay）几内亚海的渔具，正像它的名字暗含的那样—是捕海参的中心地带。今天中国渔船仍在海岸的这一地带捕鱼，寻找大的海参。这个简洁的信息预言了两个多世纪后第一个欧洲人的到来。这个图也展现了内陆的细节—芬尼斯河（FinnissRiver）向西流淌，树被认为是桉树和黑木松树，两种树在安享地都很常见。一块高高的石头也在图中绘出，靠着现在是卡卡都国家公园（KakaduNationalPark）的努朗基·安班邦滩（NourlangieAnbanbangBillabong）。最初的绘图员一定看到了这块石头，然后准确地画了出来。
当我研究安享地的现代地图时，我意识到我已经发现了神秘词汇chumb媜的答案。铅仍在大的伽比鲁漫游者矿区（JabiruRangerMines）大量开采。铅是铀235自然衰减的派生物。铀当然是高放射性元素，接触到它或吸入便会致命。伽比鲁漫游者矿区是世界最大的铀235储存地之一。由于没有意识到他们已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中国人一定在他们开挖他们发现的铅矿石的同时，挖掘出铀来，这个可能有助于解释周满舰队中可怕的死亡率，因为当他们回国时，只有原来9000人的1/10幸存了下来。
为了发现铅，中国人不得不深入此国的内部。那时，与现在一样，土著人将安享地作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是有能力的艺术家，在石洞上留下了优美的壁画。我希望在石洞艺术中发现描绘中国人来访的证据。后来南澳洲的政府官员乔治·格瑞（GeorgeGrey），1838年对安享地进行了考察。当他们进入从格莱内尔格河（GlenelgRiver）涌入科利尔湾（ColliersBay）之处逆流而上20英里的一组石洞中时，看见了一批精彩的画，其中一幅绘有“一个长10英尺，高6英寸从下巴往下一直到腰部和脚踝都穿着红色外衣的人”（14）。格瑞船长（CaptainGrey）的描述与墨西哥土著部落所绘图画穿着到脚踝都是红长袍的中国人到达尤卡坦（Jucut嘽ato，见第十章）恰恰相符。格瑞的发现也与土著传说相一致。土著传说中记录着：不久后，欧洲浅色人居住在安享地东北部，这儿的男人穿着长袍，女人穿着裤子。他们深入内地寻找清水虾、檀香木和龟壳，种植大米，住在石屋中，不像土著人住在木屋中。女人穿着当地植物染色的绸子。
在安享地东北海岸发现了一些带有弯曲的锚钩（在泥中连住锚的那一部分）以直角接在锚柄上的阿德泽（Adze）锚—这是中国式样的一种，还在卡奔塔利亚湾（GulfofCarpentaria）的东部海岸和接近大陆的布拉德尚港（PortBradshaw）发现了大量破碎的上起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下至明（公元年）初的陶片，那里恰恰就是洋流和暗礁易使船舶发生海难的地方。
让·罗茨所绘出的海岸与内陆的情况，中国人即使骑马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资料收集和测绘。因此，他们需要一个有清水的安全的锚泊基地。我希望将它确定在海岸绘制最准确的部分。安享地西北部旁边的比格尔湾（BeagleGulf）画得很好，在海湾西南末端的达尔文（Darvin）有一个很好护卫的锚泊地。今天，一个榕树观光旅馆坐落在博士沟（Doctor’sGully），在一棵大榕树的遮蔽下。穿过博士沟的水流现在已被填上。但是在那些日子里，从中可提出有用的净水。这个旅馆是背包旅行族喝啤酒常去的地方，他们中有些人并不知晓围绕在身旁的历史。
19世纪后期，长生不老的道长寿老（ShuLao）像被发现埋在那棵榕树下，现在是陈列在悉尼技术博物馆（TechnologicalMuseum，）的中国藏品之一。它非常有价值，被有意地深埋在榕树根中。经一位专家确定，是明代初（14世纪末）的物品（15）：这个人骑着鹿，右手拿着一枝象征长寿的桃枝。此像由优质云母制成，雕刻和磨制得十分优良。寿老是道教众神中的长命三神中的一个，不像佛教和儒教，道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宗教，从来没有远播海外。&&&&&&&&&&
第三部分： 第44节：大堡礁和香料群岛4
然而，榕树是澳大利亚外来的，所以一定是引入的。当雕塑于1世纪前发现时，榕树存在已有几百年了。在中国南部，神龛经常建在大树，比如像榕树根部四周的洞中。达尔文的神龛几乎确定是一个世纪前由一位中国人建造的，其结构和位置与新西兰鲁阿普基的相似。理论上一般认为：神龛可能是由中国寻找海神的渔船船员建造的，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没有渔船能运载这样有价值的雕塑—它可能值一个船员一生的工薪，更可能属于富有的中国船长或是大船的海军将领。目前为止最合理的解释是：周满舰队用达尔文做基地，设立神龛将雕塑放在里面，感谢它保佑他们完成了长途航海。
我非常强烈地倾向于相信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提所说的事实。当他告知教皇的秘书波乔·布拉乔利尼时，他已经乘中国船登陆在大爪哇，并与他的妻子在那儿度过了9个月。或许他妻子是穿裤子女人之一。
当欧洲人最终抵达时，他们不是盲目地航入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迪耶普学校的其他图中的多芬图，也是最与让·罗茨图一致的海图，在19世纪中叶成为首席海军大臣埃德门·哈利（EdmundHarley），即牛津伯爵（EarlofOxford）所有，后来以“哈利物品”（Harleian）为人所知道。后来为约瑟夫·班克斯（JosephBanks）获得。他是与库克船长乘“奋进”号航行的年轻科学家。因此，当库克船长航行时，英国政府已能使用“哈利物品”（Harleian）和罗茨图，因为后者在那个时候由海军部所有。库克船长从海军部所得命令是一直搜寻至南纬40°之地，即上述两幅海图中所示的南澳大利亚的纬度。在那个地方，他们“有足够的理由”（16）认为南方存在一块大陆。他们确实做这样的假设，因为他们已拥有两张展现南纬40°的这样一块大陆的海图。
当他们离开澳大利亚时，与之前的洪保舰队一样，周满的船只也装满了瓷器和丝织品，而传说中的香料群岛位于澳大利亚和他们的家乡之间，香料可是中国极为昂贵的商品。甚至就在舰队减少到仅有几支船的情况下，他们船舱中仍载运了几千吨的瓷器。通过航向香料群岛，周满最终能够有机会用瓷器交换有价值的物品，如豆蔻、胡椒和丁香。
如果让·罗茨图是以周满舰队上的绘图员所绘的更早的地图为基础的话，它应该标识出香料群岛。事实也的确如此。昂邦（Ambon）与香料岛的特尔里尼特岛和蒂多雷的（它们是那样小以至于一个人几天就可走完一圈）重要性在地图上以红颜色体现出来。中世纪时，特尔里民特岛和蒂多雷岛就是香料贸易的中心，但离物产最丰富的岛屿相距甚远。它们带有传奇色彩，几个世纪以来是人们争夺的要地，因为实际上在那儿可大量获得所有的香料。今天，清晰的丁香味飘荡在遥远的海中，在进入视线之前就可以在空气中嗅到它们的芬芳。
再向北，在北纬10°上，让.罗茨图展现了吕宋诸岛（thePhilippineislands）中南部的棉兰老（Mindanao）岛与北部莱特（Leyte）岛之间的海峡。但是罗茨只绘出了莱特岛的南岸，这可引出明显的结论：绘图员在一条顺海峡中央航行的船只上。以同样的常理来判断，我确定绘出澳大利亚与菲律宾之间的香料群岛和其他岛屿的角度，且接着推断出周满舰队穿越这些岛屿所经路线。沿着这条路线，现在在平静明朗的海中航行，周满会有很多机会：不仅可以得到香料，也可以用瓷器交换蜡花布、装饰品、净水、蔬菜和肉类，尤其是猪肉。中国人过去和现在都特别喜欢猪肉。周满舰队中的人可能已好几个月没吃到猪肉了。
周满舰队曾经有大量丝织品和瓷器用来交换香料和必需品。但是今天有留下任何痕迹吗？经过6个世纪的沧海桑田后，我如何能发现这样的证据呢？我想知道麦哲伦在他的环球航行中是否也走过这条路，如果走过，他的解释可使问题清楚明白。当我去大英博物馆要求一张麦哲伦死后制成的航行路线的详细地图的复制本时，我惊奇地发现了他从太平洋穿过菲律宾，向下到达香料岛的航程，有超过1000英里的距离。与我重新推想的周满舰队的航迹，除了方向相反外，是完全一致的。好像这两次用了画在同一张地图上的同样的通道，这种一致的几率性是极微小的。我推测麦哲伦的航海图展现了周满的路线。
与皮加费塔关于麦哲伦航海描绘得一样，我发现大英博物馆也藏有一份与麦哲伦一起航行的热那亚领航员的描述。他描述了麦哲伦在菲律宾发现陆地和他发现由太平洋进入香料岛的海峡。这个海峡与罗茨图上的棉兰老岛与莱特岛间的海峡是同一个。麦哲伦穿过这条海峡，锚泊在第一个岛屿利马萨瓦，国王接见了他。皮加费塔描述了国王和王后穿着中国丝绸，用埋藏了50年价值愈加昂贵的中国瓷器吃饭。他们房子中挂着丝织的窗帘，摆设着瓷器装饰品。他们用正孔的中国钱币作为交易货币。同样的故事在麦哲伦船只到达香料岛的沿路岛屿重复传播着。周满在麦哲伦前一世纪沿着此路线航行时，一定清空了瓷器船舱。
皮加费塔也解释了麦哲伦与利马萨瓦国王见面的情景。麦哲伦向他展现了航海图和指南针，告诉他自己是怎样发现他穿过的海峡的和到达这儿用了多长的时间。番王大为佩服。麦哲伦向国王展现了描绘海峡和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的海图。西班牙国王的代理商（御命买卖的商人）塞巴斯蒂安·阿勒拉雷兹（SebastianAlrarez）致其国王的信：从弗里奥角（CapeFr&o）到美洛居诸岛（Moloccas）的整个航程，没有陆地标记在他们麦哲伦探险队带着的地图上。（17）把这些放在一起，这些解释只意味着一件事：当麦哲伦航行时，他带着一张航海图，不仅展现了麦哲伦海峡，还有南纬52°的太平洋，还有从那儿到赤道上的香料群岛的空旷的海洋。一定有人在麦哲伦之前航行穿过麦哲伦海峡和太平洋制成这张航海图。这种人只能是中国人—“穿着长袍的黄色人种”。（18）
幸运的是，从麦哲伦访问菲律宾的证据是一位中国人永乐十九年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年～1423年）间中国人远航的进一步证明。麦哲伦在菲律宾看到的朱棣统治时期的中国瓷器、丝织品和钱币可能是周满航海前中国人贸易的结果。但是麦哲伦在一个个岛屿上看到的数量非常大。清楚的是，一定有过大量的交换，这可以说明周满的船装载有大量的贸易货物，主要是极有价值的胡椒。如果的确如此，胡椒便应在周满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公元1423年10月）回国后不久，在中国储存的档案的记录中出现。
我研究了一些现存的中国记录的存本，发现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到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在中国的仓库中有大量胡椒储备，朱高炽皇帝（明仁宗）即位那年，他命令大量赏赐：旗军、校尉、将军、力士等，胡椒一斤……监生、生员吏与知印、天文生、医生胡椒一斤……坊厢百姓、僧道、匠人、乐工、厨子并各衙门皂隶、膳大夫等胡椒一斤。（19）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北京的人口一定超过百万，皇家军队的士兵和侍卫还有60万人，赐出的胡椒可能超过1500吨。当麦哲伦船回国时，他船上装载的可动用的胡椒不到26吨。当胡椒出售时，其价格是他在香料群岛购置时所付价值的1万倍，产生的利润足够支付整个航行。与中国官员声称的相反，宝船队带来了巨大的回报。光是永乐二十一年年底（公元1423年）后来加入中国仓储的胡椒，在国际市场上算是价值连城。
皮加费塔（Pigafetta）关于麦哲伦航海的记载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说明：周满舰队从美洲航行到香料群岛和菲律宾。皮加费塔描述了玉米种植在菲律宾以及麦哲伦船员装载它们的情景。玉米对美洲人来说是惟一独特的，因为其谷粒只能由人传播。此外，一些残存下来的中国史料说明郑和舰队航行中带回了玉米。中国帆船不仅从中国装载瓷器、丝织品和货币，而且将胡椒运回中国，同时他们把玉米从南美运到菲律宾。&&&&&&&&&&
第三部分： 第45节：美洲最初的殖民地1（图）
虽然现在离中国大陆有一千多英里，周满非凡的航海仍远未结束。下面我必须随着他的船队的航迹继续前行，从菲律宾到达另一个新陆地海岸。满载着货物离开香料群岛后，船只最方便且直接回国的路线可能是继续向北行驶，航行穿过菲律宾的明多洛（Mindoro）岛的西部。从那儿，盛行的夏季风吹着它向北朝中国航行。绘在让·罗茨图上的岛屿表明：周满已改变航程向东行驶，经过莱特岛南部，重新进入太平洋。（1）假设4月末西南季风开始时已离开达尔文的话，他可能7月初进入太平洋。我知道周满日（永乐二十年九月初四）到达南京，没有带回一个外国使节。他在太平洋的4个月里做了些什么，行驶到哪儿了呢？
北太平洋是一个大循环系统，风不断的以顺时针呈椭圆形吹动。7月，吹到莱特岛的季风是朝北的。当海军上将周满的舰队进入太平洋时，在顺时针向北美海岸航行之前，黑潮（Kuroshio）或日本洋流也带动他们向北航行。事实上，周满只是扬帆离开莱特岛。风和洋流可将他带至现在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加利福尼亚洋流接替它，推动舰队向南沿着美国到巴拿马的西部海岸航行。从那儿开始，北近赤道洋流带动横帆穿过太平洋返回向菲律宾行驶。整个环形航行顺风顺洋流，可能大约有三万公里:平均以4.8海里/小时的速度航行，航行需要约四个月的时间。与周满8月回南京的日期相当。其原因以后将会明了，我推测，主舰队中的分舰队船只单独行动，沿着加利福尼亚到厄瓜多尔的太平洋海岸建立殖民据点。
我开始研究寻找进一步的证据说明周满的舰队真正到达了北美洲太平洋海岸。1540年第一个勘探这个海岸的欧洲人赫马尔多·德·阿拉尔孔（HermadodeAlarc梟）曾在新西班牙①寻求名誉和财富，他于那一年5月9日离开了阿卡普尔科（Acapulco）率领一支舰队支持征服者科罗纳多远征墨西哥。阿拉尔孔首先将加利福尼亚湾（Bah抋Cal抐ornia）的半岛绘成图，接着绘上加利福尼亚本身。我知道他是第一个测绘这个地区的欧洲人，因为哥伦布和其他早期勘探者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到达北美西海岸的任何地方，所以任何早于阿拉尔孔航行的太平洋岸的地图，都会是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他不是第一个到达那儿的人。
这样的证据真的存在于瓦尔德塞米勒世界地图中，这是张1507年出版的第一张正确地画出纬度和经度色彩鲜亮的大地图。起初为一位纽伦堡（Nuremberg）天文学家和地质学家约翰内斯·舍纳（JohannesSch卬er，公元年）所拥有，长期以来被认为丢失。直到1901年在德国南部的沃尔夫埃格（Wolfegg）城堡中重新发现。它一直保存在那里不显于世，直到2001年当美国国会图书馆花1000万美元从约翰内斯·瓦尔德堡·沃尔夫埃格（JahannesWaldburgWolfegg）亲王手中相求时才变得沸沸扬扬。这张图的主要绘制者马丁·瓦尔德塞米勒（MartinWalolseem焞er,大约公元年）生于德国，是最优秀的宇宙学家之一，他将他那个时代的地理与天文研究结合起来。这些1507年和1516年绘成的全球地图和壁挂的地图第一次称这块大陆为“美洲”。名为《葡萄牙文版已知陆地与海洋之导航图》（CartaMarearAPotugueseNavigationalSeaChartoftheKnownEarthandOcean），号称是“第一幅且惟一的世界海图刊行本，原先仅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险家及其赞助者所知”。（2）从现在加拿大到厄瓜多尔的北美的西部海岸清楚地画在这张图上。&&&&&&&&&&
第三部分： 第46节：美洲最初的殖民地2
展现在瓦尔德塞米勒图上的加勒比和佛罗里达（Florida），也在坎提诺（Cantino，1502)和卡韦里欧（Caverio）这两张早期地图中得到描述。前一张在意大利摩德纳(Modena)埃斯腾斯（BibliltecaEstense）图书馆中。在我们研究世界（见第十一章）其他地方中起了重要作用。后者放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ofMinnesota）的詹姆斯·福特·贝尔（JamesFordBell）图书馆中。它们也展现了第一个欧洲人到达那儿前画出的陆地。但是那些地图一定不是瓦尔德塞米勒的原始材料。大巴哈马岸（theGreatBahamaBank）在3幅地图是一致的。但是卡韦里欧（Caverio）图展现了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Yucat噉Peninsula），这在早期坎提诺图中没有描述。因此卡韦里欧图一定不是坎提诺的复制本，瓦尔德塞米勒也不是它们的复制本。因为瓦尔德塞米勒图在上述3幅图中展现了北美的太平洋海岸，而坎提诺和卡维里欧却没有。这3张地图都有不同的原始特色，而且一定是从一个更早的地图上复制过来的。
瓦尔德塞米勒地图的北美洲太平洋海岸真是惊人的准确，从北方今天加拿大的温哥华岛（VancouverIsland）到南边的厄瓜多尔，一路的纬度都很准确。这完全符合一位绘图员坐在一艘沿太平洋海岸航行的船上，但没有画出海岸的更多细节。俄勒冈（Oregon）清楚可见。几艘古船的残骸发现在尼阿卡尼湾（NeahkahnieBay）的沙滩上。一处是用于升高以“卡奥费鲁姆”（Caeophyllum）帆的柚木制成滑轮，这是一种东南亚独特的木头，这个木头也经过碳测定。但是如果证明来自15世纪早期的话，它会提供大量周详的证据说明周满帆船中有一艘在尼阿卡尼（Neahkahnie）湾失事。一些船残骸考察者声称发现了石蜡，这个被郑和舰队用来除去海水中的盐分以饮马。
即使从失事船中没有任何发现，中南美的太平洋海岸也充满大量中国人航海的证据。从智利到加利福尼亚发现了亚洲鸡，这在第五章中有所描述。许多其他动植物种经由中国船队运往全球各地。许多年前，我第一次参观加利福尼亚时，我记得穿过一个优美的金樱子（camelliaroses,Rosalaevigata）的岸区，那是一个安静的夏天的晚上，清新的香味在周围的空气中飘荡着。1803年，欧洲殖民者发现了野生的优美清香的茶花，他们命名为奇罗基茶花（CherokeeRosa）。它是中国东南部土生物种，并且在12世纪的药典中有所说明:“它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到达美洲是植物介绍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3）但对于郑和船队中的水手来说，他们用小花盆种植的金樱子，它们所散发出的持久的香味能够抒解思乡之苦。中国人也携带植物和种子回国。苋籽（Amaranth）是一种北美土产的谷类，含有高蛋白，在15世纪初被从美洲带到亚洲，就像玉米一样被带到了菲律宾，为麦哲伦所见。南太平洋的土产椰子，为最初到达的欧洲人发现于哥斯达黎加（CostaRica）、巴拿马、厄瓜多尔的太平洋海岸和哥斯达黎加西部的科科斯岛（CocosIsland）。将谷类从美洲运到亚洲，玫瑰和鸡从中国运往美洲，椰子从南太平洋运往厄瓜多尔的运输者，只能是中国人。
旧金山（SanFransicisco，圣弗朗西斯科）和洛杉矶（LosAngeles）被清楚的描绘在瓦尔德塞米勒图的正确纬度上。我确定周满一定一直航行到那条海岸。在航海穿越如此辽阔的海洋的两年中，他的一些帆船必定船况不佳，需要紧急修理。即使造得最好的船也不能在海中待这么长时间，在风暴与波涛之中而无所损伤。至少他们需要检修和保养—将船壳中的藤壶刮掉。损坏最严重的船可能是拆掉，再拼配起来修理其他船。如果是这样，正如其他残骸发现在澳洲和全球的其他部分一样，这些失事船的剩余部分应该在加利福尼亚海岸旁发现。
我探求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外来沉船的询问没有答案。但是我的确发现那里的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明朝青花瓷器。公众所接受的说法是，那些东西是装在西班牙大帆船舱中带到了加利福尼亚的，但是许多中世纪的中国锚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外发现，这些不可能是由西班牙船带来的。我开始认真探求明朝瓷器的渊源，它真是由西班牙人带来的吗？中世纪中国的瓷器可根据钴含量测定年代:钴中含铁量越高，釉彩光泽越深蓝。蒙古时代的深色钴料来自波斯，波斯当时也由蒙古人统治。但是，1368年朱棣的父亲将蒙古人驱逐出去后，封闭了中国的边境，这样波斯钴料也就无处可求了。然而，朱棣重新打开边境，恢复了沿丝绸之路穿过亚洲的贸易，又一次允许波斯钴料进口。中国浅青花瓷器的生产和应用在明代中国的这个时期是有限的，加利福尼亚博物馆陈列的瓷器色彩可以表明它究竟是不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制成的。
我确定宝船队已经发现了南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但是我的研究没有能揭示结论的确切证据，诸如失事的中国沉船。因为希望其他人能够发现我未发现的痕迹，我决定将这个问题于2002年3月在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RoyalGeoraphicalSociety）的讲座上公开谈论这个问题。它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48小时内报道从加利福尼亚传来，引起了我对埋藏在旧金山湾东北角旁萨卡拉门托河（SacramentoRiver）沙滩之下的中世纪时中国船失事的注意。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这些报告—位置在离大海100余英里远的地方。这个发现看上去似乎过于美好而显得不真实。但是接下来的几天，一些描述同一艘船只的电子邮件相继出现。当我开始一些基本研究时，我发现了海岸上流行的东北风吹动船直接穿过海湾，进入了萨卡拉门托河。6世纪前，这个河比现在更宽更深，因为森林的减少降低了这个地区的雨雪量，导致水平面下降，这是真正可能的。如果不可能的话，进入旧金山湾的帆船会被风吹到萨卡拉门托河。&&&&&&&&&&
第三部分： 第47节：美洲最初的殖民地3
北加利福尼亚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HistoryMuseum）的约翰·福瑞博士（Dr.JohnFurry），20年前当他读了一篇关于曾在船舱中（沉船当时很明显比现在更浅地埋在沙滩和淤泥中）发现的那具很奇怪的盔甲时，第一次知道了这艘帆船。此盔甲是由一种不寻常的金属（本土美国人不知道怎样仿造）制成的，呈罕见的银白色。根据当地的专家鉴定，已经确认它是一件中世纪中国物品。福瑞博士解开这个故事之谜的尝试遇到阻碍—那位专家在此期间去世了。这件盔甲曾借给了一所当地的地方学校，现在已丢失，但是他很感兴趣地开始了失事船只位置的调查。
这一位置现在已经被几世纪所积累起来的40英尺厚的沉沙和淤泥地层覆盖了，因此福瑞博士开始用地磁仪勘测这一地区。它们展现了一个强大的磁性反常物体的轮廓：一个被掩埋的物体，长85英尺，宽30英尺，形状与陪同郑和舰队的贸易船非常相似。核心样本也是从这儿提取出来的。挖出的木头碎片经碳测定为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左右，表明帆船也是那年建造的，正如当地报纸报道的一样，这一时期包括古代中国的航海高峰期。（4）
碳测定的证据激励福瑞博士用更先进的仪器钻探，这样获取了更大的样品，包括更多木头碎片和小巧的80磅一团成千上万黑色的种籽。他将木头残片和种子送往中国进行分析。由于福瑞博士的帮助，中国林业科学院将木头暂时认定为油杉，这是一种土产于中国东南部而非是北美的松柏科植物。在中世纪，中国人种植油杉来建造船只。福瑞博士还告诉我: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前任教授和研究古代种子的领导专家张温煦博士临时将从船失事的地方挖掘出来的大量黑色种子辨别为4种不同类型，3种既原产于中国，也原产于北美，但是另一种是中国特有的。然而，最有趣的是：福瑞博士在打捞起的材料中进一步发现了大米和甲虫体。原产于非洲和中国的大米，在15世纪的美洲仍无人知晓。当我写报告的时候，正对大米和甲虫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但是目前仍没有收到来自于中国的关于木材和种子分析的检验报告。
我现在基本不怀疑对这个位置包含中国帆船的残骸，那正是我要寻找的证据，当帆船在萨卡拉门托河的沙岸上搁浅时，船员都溺水而死好像是极不可能的事，更可能的是他们在山谷中苍翠而富饶的土地靠岸时，他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尽可能多地将船舱中的大米抢救出来。尽管大部分粮食用来充当紧急粮食，但他们也应储备一些种子，将它们种植在合适的地方—萨卡拉门托河的冲积平原。
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大米是由欧洲人介绍到西非，而由西班牙传到美洲，但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朱迪斯·阿·卡内（JudithA.Carney）觉得：这个命题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令人广泛接受的是：中国人在发展加利福尼亚富饶土地的农业上，尤其是在萨卡拉门托低地的湿地上种植大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到18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75%的农民来自中国。中国人实际上教给美国农民怎样种植、耕地和收获。（5）但是这些在萨卡拉门托峡谷的田野上和种植园中劳作的中国人，都是19世纪移民美国的大浪潮那些部分呢，还是有可能有一些是周满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留在萨卡拉门托海岸上的殖民者的后代呢？在一则意想不到的史料中，我发现了这个谜底。
1874年，加利福尼亚政府任命的官方调查员史蒂芬·鲍尔斯（StephenPower）（6），花了许多年搜集加利福尼亚部落的语言材料，并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他已发现加利福尼亚俄罗斯河（RussianRiver）①上离萨卡拉门托船西北约一百多公里的地方的中国居留民的语言证据。鲍尔斯还指出欧洲移民带来的疾病已杀死了中国居留民和加利福尼亚的其他印度人，“1833年，忽轻忽重的感冒使萨卡拉门托谷荒芜了，并使大平原由人口众多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几乎完全僻静和荒凉的地方……几乎没有一个活了下来”。（7）虽然鲍尔斯坚定勇敢的努力坚持他的观点，但是他的报告并没被政府官员接受，1877年出版的他的正式报告是一篇他的观点的淡化版本。尽管如此，这还是值得一读的著作。
除了以语言证据为基础声称存在一个中国人的定居点之外，鲍尔斯描述了与当地印地安部落通婚了几个世纪的中国移民，他们的后代比海岸的人更苍白一些，与其他印地安部落不同，较老一代有大胡须，而女人“则以与中国人有一样的黑发自豪”。女人不穿皮革，“而穿着一件简单的长袍形状像一个羊毛袋子，无袖，在颈部折起，颜色多多少少接近白色”。他们“纯洁、友好、爱好和平的又与世无争。死后，他们渴望像中国人一样埋葬在部落的古老土壤中。又如中国人，但不同于其他北美狩猎部落，萨卡拉门托和俄罗斯河周围的人是定居民：至少他们饮食的八成来自植物，他们知道药草、灌木和叶子的品质，比美国近九成的人了解更多的植物的名称。他们祖先的传说可以在像古代中国形状的陶器上看到，然而，（现代）印地安人只会捡起一块暗色的圆石（一种黑色的火成岩），绿宝石，并且中间打出一个洞，而外部却保留粗糙。”萨卡拉门托与俄罗斯河诸部落的祖先也用“长而重的黑曜岩和碧石”，但鲍尔斯发现他们的后代却不知道制作。虽然其祖先制造了优雅的蛇纹石吸烟管，但他们的后代却只用简单的木制的吸烟管。在设计用鸭引诱捕捉猎鸟的方法上，他们也“发展了中国人的创造力”，（8）这是中国人的风俗，但在印地安人中没有发现。像中国人一样，他们吃蜗牛、黑蛞蝓、蜥蜴和蛇，并以蛤蚌壳建成贝冢。&&&&&&&&&&
第三部分： 第48节：美洲最初的殖民地4
萨卡拉门托帆船位置的南部约七十英尺的旧金山湾的西边，有一个小村庄，带有石建的低墙。1904年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UniersityCollege,Berkeley,California）的东方语言教授约翰·弗赖博士（Dr.JohnFryer）声称：“毋庸置疑这是蒙古人的杰作……中国人自然喜欢在他们自己的定居地筑墙，正如他们在他们中国所有的城镇所做的那样。”（9）这与鲍尔斯简洁描述的中国人建立了定居点，与美洲原居民互相通婚相一致。
很显然，周满的船队在加利福尼亚留下了一个定居点。他们是第一批在美洲种植大米的人吗？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明朝青花瓷器财富，真的是与传统想法一致是由西班牙大帆船带来的，还是装载在周满舰队的船舱里的呢？调查正在继续进行，肯定的结论尚需时日写出；同时，我不得不坚持自己的研究，追踪舰队又一次从旧金山湾出航时的航迹。
周满舰队从这个海湾出现后，会被风与洋流推动向南行驶到新墨西哥（NewMexico）。瓦尔德塞米勒地图以合理的准确性展现了这个海岸，制成的图就像经过船只上的人所期望的那样，但在危地马拉（Guatemala）的特华特佩克（Tehuantepec）湾的纬度上有一条沟，好像太平洋与大西洋交汇在那儿，这当然不是事实。这与航行进入这个湾的中国人发现它太浅而无法续航，只好返回时从入口处所见相吻合：水面在面前伸展许多英里远，造成北美与南美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开口的样子。
我做了一个假设：他们航行越过巴拿马地峡，这个清楚的展现在瓦尔德塞米勒图上，正如人们对一艘装备有方形帆的帆船所预料的那样，接着被风和洋流推回穿过太平洋朝中国方向行驶。但是在他们沿海岸航行的路上，他们会被推动穿过加利福尼亚湾，并在现在科利马省（ColimaProvince）曼萨尼罗（Manzanillo）某地的墨西哥海岸登陆，此外壮美的科利马火山（NevadodeColima），海拔约为一万两千七百英尺，并在海中数十英里处便清晰可见，一定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我决定在曼萨尼罗与阿卡普勒科之间，一条突出的长仅为300英里的海岸线，且清楚的展现了瓦尔德塞米勒图上，来探寻另一个失事船只遗骸。我的搜寻始于第一批于16世纪20年代抵达此海岸的西班牙人的说明，即裴南迪诺·德·萨阿贡（FraBernardinodeSahag渘）（10）与贝尔纳勒·迪亚斯·德·卡斯蒂略（BernalD抋zdelCastillo）（11），此两人均描绘了奇特的玛雅文明（Mayancivilization），至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仍然存在，但是他们到来时已衰落。两个人所描绘的许多东西，如鸡、漆盒、染料、金属工艺和宝石—所有这些好像都有中国的印记。
像在加利福尼亚一样，当他们到达墨西哥时，西班牙征服者发现亚洲鸡与他们在家乡的欧洲家禽非常不同。玛雅人将鸟称为kek或ki，和中国话极为接近。墨西哥人只把鸡用于祭祀仪式，如占卜，与中国人一样但不像欧洲人，只为了蛋或肉。由于这些非常明显的相似处，我认为应当到墨西哥海岸这块小地方一访。
在离开前，我还调查了新墨西哥和墨西哥西部生长的植物是否起源于中国。中国山茶花就是如此，但是它可能从加利福尼亚向南方传播。除了金樱子，我发现没有其他源于中国的植物种植在墨西哥。但是我却发现了相反的一面，原产于中美洲的植物，在欧洲人“航海大发现”之前，就已经在世界各地传播了。（12）在复活节岛发现红薯、西红柿和木瓜；在夏威夷有红薯，而在中国和菲律宾都有玉米。玉米可能出自南美洲或北美洲，但是其他上述植物均来自一块相当狭小的地区—就是我们现在称为墨西哥、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地方。
中国人遇到的玛雅文明几乎与他们自己的文明一样古老。玛雅的前身是奥尔梅克人（Olmecs），他们是中美甚至可能是整个美洲最早的文明，都城在墨西哥大西洋海岸的拉温特（LaVenta）。到公元前1200年，奥尔梅克人在拉温特和圣洛伦索建造了两个大的人工平台，在其上他们建造了几乎与巴比伦一样古老的宗教城市。这些伸展几英里长的丘冢是定居系统的中心，这一系统将奥尔梅克的镇子和小村结成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单位，统治着在我们现今所知道的南部墨西哥。
他们建立了与南方人贸易的广泛的网络，进口黑曜岩、玄武岩、绿石和铁矿，出口陶器、美洲虎皮、可可和具有很强表现力的雕塑。今天在拉温特公园（ParqueLaVenta）仍可看其样本：吊在树上的顽皮的石猴；石海豚是如此地生动，我们简直可以从它们的身体上看到挥洒的水珠，跳跃于水塘间；以玄武岩雕刻成的一个坟墓口爬出的人；一位悲痛的母亲摇着怀中已死的婴孩。这是一个奇妙的雕塑，一件的确是惊人的人民大众的作品。但是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奥尔梅克人不知什么原因消失了。建立了横跨中美洲的贸易帝国的玛雅接替了他们。他们，玛雅时代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已近尾声，且内战在尤卡坦爆发了，但是中国人可能发现了一个非常古老、杰出的文明。
当我乘一辆巴士车从墨西哥的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沿途到处都可以看到伟大的玛雅文明的痕迹，大西洋沿岸杂陈着系停船的柱子，它们中的每一个好像有它自己的放哨塘鹅，注视着海面鱼的出现。然后出现的是无边的湿地，到处可见成群的鸭子和飞过天际的天鹅。朱鹭和鹳无精打采的站在池塘里和礁湖上—这是玛雅人的国度，有着几世纪来未曾改变的农业结构玛雅文明。耕地被称为“密勒巴斯”（Milpas），延伸穿过丛林，这是砍伐和焚烧的结果。在旱季，大约是圣诞节的时候，农民用他们的大斧砍树。从3月一直到5月几乎不降雨，炎热越来越暴虐。这时是焚烧干木的理想时期，这样可以得到一块边界清晰而覆盖着草木灰的可耕地。&&&&&&&&&&
第三部分： 第49节：美洲最初的殖民地5
第一场雨在无声的闪电之后于5月底出现。这时农民们都拿起粗棍，在湿土中戳出小洞，将玉米粒、豌豆和西葫芦种子放入，这三种神奇的作物向美洲人提供了健康的食物，依靠这些，美洲各民族人民，如奥尔梅克人、玛雅人、托勒特克人（Toltee）、印加人（Inca）和阿兹德克人（Aztec）维系了上千年。当谷类生长时，豌豆绕着它的茎弯曲盘绕。西葫芦藤伸展穿过地面，到处充满生命的迹象。到7月，太阳发出烈焰，但是雨水充沛。9月是收获的季节。中国人应当已发现这样丰饶的农作物，以及完善的灌溉系统还有足以支持比今日的墨西哥乡间人口密度更高的农田。这里的农业可以和中国媲美。
蜂窝沿森林边缘分布。蜜蜂对玛雅人的糖的需求是重要的，它是小麦发酵制酒的基础，也是一种交换媒介，使农民能用来买鞋和棉布衣，他们的妻子们会在衣服上绣上传统的图案。直至今天，他们的孩子仍穿着带有生动图案的刺绣的并可辨别村落与家族的罩衫，与很久前绘制的壁画非常相似。他们把传统的房子称为“纳”（Na），在雨林中隐约可见，1000年来未曾有变。椭圆形的石台基是用石灰砌造的。水平横梁是用龙舌兰植物纤维制成的绳子捆在立柱上。小竹子则用来建造框架。屋顶用干的扇形棕榈叶做成。这种传统的建筑仍在整个南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旅馆饭店使用。玛雅人仍睡在吊床（hammock）上，他们每天仍用“上吊床躺一下吧”来问候。
中美丛林提供丰富而多变的食物；男人每月只需花上两、三天打猎、钓鱼、摘果子，在酷热天气里也不用穿什么衣服。凡是提到过的材料，周围都有：建筑材料、蔬菜、药草、可可、咖啡、可食用的鸟类和动物。丛林中从来没有安静过，在夜间充满各种动物的哭号声、口哨声、尖叫声以及乌鸦的叫声。在这样富饶的丛林环境下，玛雅人建造了巨大的石头城。我走过世界上这么多地方，在夏日时分，再没有任何地方比得上墨西哥帕斯·帕连克（ChiapasPalenque）的玛雅城市从白色薄雾中升起的景象，就连马出·比出①（MachuPicchu）或是卫城②（Acropolis）都相形失色。这座城市是玛雅人在其黄金时代（约公元325～925年）建造的，并隐藏在丛林的遮盖下已超过千年。它建造在一系列相连的小山上，俯视底下占地约3.5平方英里的平原。每一组小山都由一串建筑物组成—金字塔、寺院、宫殿。在每一个团组中，白色的宫殿围绕着一个迷人的中心市场，其背景为翠绿的丛林。建筑物规模雄伟，以强调山木和谷地的自然特色。而一条安静的小河淌过遗址的中央。当中国人遇到墨西哥人时，很可能人们已经向他们示明了帕连克城（Palenque），即这座最好的玛雅城。
当时，对中国人来说，帕连克是作为一个与自己才能相当的人的作品出现的。这座完整的玛雅城，突然与它的财富一起全部的消失了。这里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想要的一切：“丛林法老（pharaohofthejungle）的奇妙坟墓，里面装满珠宝，讲述这一遗址故事的象形文字覆盖着国王和教士的宫殿。观象台、寺院、球形法庭，可能最重要的是平民的住房。艺术的每一方面，从面具、雕塑、珠宝、陶瓷艺术品到平民用来活动的简陋的壶、平底锅、鱼钩、矛这儿都有体现。
帕卡勒（KingPakal）国王的非凡白色金字塔占据这一遗址显著的位置。古巴学者阿尔贝托·鲁斯·吕利耶（AlbertoRuzLhuillier）花了几年时间挖掘了一条进入底部地下室的秘密通道。1952年他的队员拉出了一大块石头，进入了黑暗的拱顶室。
从黑色阴影中出现了一个幻想中的景象，还有来自另一世界的神奇超俗的景象。好像一个大神奇洞穴，用冰雕刻成。墙壁发出像雪晶样的微光。事实上，给人的印象是，它是一个废弃的小教堂。穿过墙便可以看见泥土做的矮小神像。接着我的目光看到的是地板，这儿几乎全是雕刻完美的石板。一千年以来我们是第一批看到这些的人。
在极度兴奋时，阿尔贝托·鲁斯·吕利耶和他的队友抬起那个大盖子，向里面望去。
我的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幅绿色、红色和白色像马赛克拼图的景象。接着看到的详情是—绿色的玉饰品、漆了红色的牙齿和骨头、一张面具的碎片。我盯着这位死者的面孔，所有这些惊人的艺术品，地下室、雕塑、楼梯和大金字塔及其上面的寺院，都是为这个人建的……然后，就是一个石棺—即第一个在玛雅金字塔中发现的石棺。（13）
陪伴帕卡勒到来世的最异乎寻常的财富，有埋藏的带着贝壳制的眼睛和黑曜岩虹膜的玉面具。这一定是由人类制造的最好的艺术品之一，其价值无法估量。死去国王的腰、脖子、手指和耳朵都佩戴着雕刻精致的玉制珠宝。这里的艺术品之美，使人叹为观止，甚至使中国和日本工匠最精美的作品都为之失色。尺寸比例协调的金字塔，及其简洁光滑表面的石头、隐蔽的楼梯，内部地下室和宏伟的面具和项链，都是具有巨大的建筑、工程和艺术才能的人民的作品。
沿着帕卡勒金字塔向下走，我进入了一个充满玛雅装饰艺术品的博物馆，这些大多是象征性的植物和动物—尖爪子的美洲虎和蛇，带着羽毛和鳞片的鸟，它们生动逼真地像要从展览地跳出来一样。它是令人震惊的艺术财富中最杰出的。最后，经过很多年在破坏性的暴风中在海上航行后，中国人遇到了与他们一样古老一样美好的文明。他们发现了与他们的一样美的玉制珠宝，乔卢拉制造品甚至比中国江西景德镇最好的瓷器还要精细。终于，他们可以用自己带来的丝织品和青花瓷器交换这些精美的艺术品。&&&&&&&&&&
第四部分： 第50节：中美洲的定居点1（图）
当我到达墨西哥西部的群山中的乌鲁阿潘（Uruapan）时，我发现那儿有着非常明显的受中国影响的痕迹。它距离太平洋大约两百英里。该镇得名于西班牙修道士胡安·德·圣·米盖勒（FraJuandeSanMiguel），1533年当他到达时，该地丰富的植物资源使其留下极深的印象，遂将该乌鲁阿潘地区命名为“永恒的春天”。至今，它依然因所产的鳄梨和水果，以及受到旅游者们喜欢的美丽的漆盒和托盘而名闻天下。
漆制品，在墨西哥被称为“maque”，在中国称为“漆器”，涂漆是一种极不寻常、复杂、耗时的装饰方法。野生漆树生长于中国，中国被认为是漆的最初发源地，后来也有人大量栽种。至少在3000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漆脂具有防护的特性。他们将之推行到整个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的涂漆过程基本上是相同的。最早留存的中国漆器可以追溯到商朝（约公元前1523～公元前1028年），那时中国开始将漆用于日用器皿、家具和艺术品上，并用来保护刻写文字的竹简。使第一批到达南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欧洲人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漆饰方法在恰帕斯（Chiapas）①、格雷罗（Guerrero）②、米乔阿肯（Michoac噉）③以及向北远至加利福尼亚海湾的锡纳罗亚（Sinaloa）④等地区非常盛行。（1）乌鲁阿潘被认为是漆器艺术的中心，但是太平洋地区的墨西哥人是如何得知的呢？它是独立发展的，还是中国人将之传播到此的呢？
漆独一无二的特点是它需要在适当的湿度和温度的空气中变干。暖湿空气使漆液变成像瓷釉一样坚硬而厚实的固体。漆的密度和干燥的程度随着空气的温度、湿度和漆的厚度而变化。最好的环境是在潮湿、温暖的太平洋海风吹拂中的乌鲁阿潘。在将漆以惯常用法使用之前，用米粉和漆脂的混合物制成腻子，抹平盒子或是器物的表面缝隙，做好涂漆前的准备。腻子要得到合适的稠度，须将其与米糊相混合，在墨西哥，可以用火山灰。抹平腻子之后，先用沙子打磨盒子，再用一把由人的头发制成的非常好的刷子涂上无数层中的第一层漆。每一层漆均须完全干透，之后则进行砂磨和上光，然后再涂下一层漆。使用磨石砂磨之后，用一块软布将鹿角粉涂上，叫作上光，上光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行为过程。一般说来，要重复这一过程达60～70遍。
实际上，上漆过程在中国和墨西哥是相同的，中国的上漆技术在墨西哥被采用后，还根据墨西哥的气候和原料特点做了调整。涂漆之前器物表面的打理工作也是相同的：缝隙用一种称作尼玛卡塔（nimacarta）的混合物加以填涂，器物用沙子打磨，直到完全平整，如此一遍又一遍涂尼玛卡塔、用沙子磨平，每一层干透后，沙磨并用磨石上光。
虽然过程是相同的，但是墨西哥的原料却有所不同。“maque”是一种半液体状的糊，由动物和植物油以及天然的精制陶土组成。主要的动物成分是提取自“阿杰”（aje）昆虫（coccuslacca）的脂肪，这些昆虫是乌鲁阿潘周围的当地居民饲养的。昆虫在雨季被收集起来，活的放进开水里，直到它们的身体释放出一种浮在表面的硬的、蜡状的物质。当水凉下来后，这些物质被收集起来，用水清洗之后，再加热去除其中的水分。它凉下来时像厚厚的黄油块。第二种成分，是“启亚”（chia）植物油，用来稀释“阿杰”混合物。这种油提取自鼠尾草（墨西哥的土产）的种子。“启亚”油有着很高的甘油成分，干燥时可以快速从空气中吸收氧气，形成一层坚硬且富有弹性的表层。第三种成分是很好的白云岩，称作“特普楚塔”（teputzuta），乃一种矿土，是“maque”混合物中的主要部分。
墨西哥和中国使用的装饰技术和颜料也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深黑的背景中用漂亮的红颜料刻出图案。在这两个国家，传统的颜料都是黑色的，用动物的骨骼或是玉米杆烧制而成。如今，在墨西哥南部各州，使用的漆装饰技术与中国和日本的是相同的。图案是以一根尖锐的仙人掌刺塞进火鸡毛管中作为工具刻出来的。羽毛上的软毛用来将雕刻时落下的粘土或是漆的碎屑刷去。接着用对比明显的颜料填满那些精雕出来的线条，一次一种颜色，每次填塞之后都进行足够的晾干、刷净和磨光。最终，经过美丽装饰的盘子或是箱子，乌鲁阿潘产的或是中国产的，已是非常相似，对于那些不是此中行家的人来说，已不能够将其区分出来。
光从理论上想，这一精致且耗时的过程可以在中国和墨西哥—相距数千里之遥的两个国家—同时发生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但上漆并不是墨西哥和中国的漆艺作品中惟一一致的地方。两个国家在获得他们作品中的染料时使用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不简单和非同寻常的。茜红，靛蓝，猩红，贝壳紫是他们生产五颜六色的颜料的染色原料，但是需要先通过复杂的程序来提取和确定它们。此外，我再次指出，如此的相似实在不可能只是巧合。
茜草染料—茜草属（Rubiacae）灌木的根茎是源自中国的一种红色染料。制作染料先要将茜草根茎挖起、烘干，清洁后磨成粉，然后将磨碎的粉末整夜浸泡后，将其在150℃的水中再浸泡一小会儿。织物在被放进染盆中煮沸之前，首先用硫酸铝溶液加以处理、定色，然后用混合有草木灰的水清洗。在墨西哥，植物的根茎选自茜草科植物的亲缘植物—“莱勒本茜草”（Rubiarelbunium）和“尼提德茜草”（R.nitidum），小型亚热带灌木，南至阿根廷均可发现。新大陆处理布料的方法是用草酸铝和单宁酸。&&&&&&&&&&
第四部分： 第51节：中美洲的定居点2
亮丽的靛蓝，在整个东南亚通行数千年，是所有的天然染料中最古老的，它的获得需要使用最复杂的技术，提取该颜料的植物需要非常精心的种植。刚刚剪下的叶子，整个的或是只有地面上的那部分，得放进热水中浸泡9～14个小时，这期间，叶子会发酵，散发出不好闻的味道。
混合的液体看起来是透明的，但是纱线或是布放在里面浸泡后遇空气氧化后就会变成鲜艳的蓝色。除使用草木灰和石灰作为溶解的催化剂之外，这一染布过程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几乎是相同的。从橡树叶子上刮下的小虫子中提炼出来的朱砂红染料，在东南亚使用的非常广泛。那些虫子先得放在醋盆中淹死，使它们先染上红褐色，当它们被压碎后，可以产生出一种染料，溶在酒精中，用明矾或是尿定色。另一种出现于东南亚的红色染料是紫胶（虫脂酸laccaiacid），从野生或是家养的“克尔梅斯”（curmese）或是寄生在不同的树上的紫胶虫子。虫子的肢翼被摘下来，在太阳下晒干，然后放入热苏打溶液中浸泡，再把其中的水分蒸发掉，剩余的残渣制成块。无论是马欢还是尼科洛·达·康提都提到在古里有售。（2）
新大陆相应的使用了另一种有鳞的虫子（Cochineal）—胭脂虫，它寄生在仙人掌类植物上。这种虫子将自己包裹在一层白膜之内，当它被压碎后，可以产生出比“克尔梅斯”（curmes）和亚洲紫胶十倍多的鲜艳的猩红颜料。在西班牙侵入中美洲后，他们将胭脂虫出口到中东和亚洲。至于中国，胭脂虫颜料（洋红）是和皇室相联系的。真正的墨西哥胭脂虫到达南亚是在哥伦布开始航行之前。（3）
最具决定性的染料是取自海蜗牛的皇家紫（泰尔红紫），它是旧大陆使用的最著名的染料，其价格之昂贵，只有富人们才能用得起，紫色的长袍也成为高等身份的同义语。拜占庭的统治者们都是养育在紫色的房间，着紫色的长袍。在新大陆，贝壳紫生产于米乔阿肯地区—环绕乌鲁阿潘的地区—直至远离此处的厄瓜多尔，并且在太平洋沿岸广泛使用。早在1898年，提取贝壳紫的这种方法，就成为前哥伦布时代海外贸易的合适的目标。
在许多地区，都可能出现了运用这些物质①作为染料的步骤，将它们染于织物的措施如此之复杂，要说这儿是独立发展起来的，那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是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当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地区使用同样几种染料和媒染剂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历史联系的可能性，甚至更进一步，特别是根据其他的零零碎碎的相同之处，这样的接触应该不但应该重复多次，而且非常紧密。（4）
如果说这些染色过程是偶然的、独立的发现，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因此必须予以假定两种文明有着共同的来源。（5）
但是，在墨西哥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有自然染料、漆艺作品、母鸡和植物链。乌鲁阿潘上游的帕兹库阿洛（Patzcuaro）湖，被铜矿资源丰富的群山环绕着，至今，像桑克瑞斯托巴尔（SanChristobal）这样的湖边小镇都在向蜂拥而至的游人出售铜制品，它们的博物馆内都展满了文物。在米乔阿肯，就和中国一样，金属在开采后都进行冶炼，储存在不同的仓库里，并根据它们的质量和金属的类型以及是否用来作为宗教祭物或是供物而进行分类记载。
《佛罗伦萨药典》（FlorentineCodex）—埃尔玛蒂诺·德沙哈衮修士（FraErnardinodeSahagun）写于1569年的伟大作品，（6）描述了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墨西哥的文明—说明了把氧气吹进金属以去除杂质的过程，这一先进的过程在哥伦布征服美洲前尚未应用。米乔阿肯人使用的金属是铜、金、银和金属合金。他们对于铸钟尤其擅长，铸钟使用的金属占他们所冶炼金属的60%。一口钟的共鸣取决于所使用的金属合金的成分；和在亚洲一样，为了获得合适的共鸣，金属的比例必须仔细地计算。用同样合金铸成的钟在佛教盛行的地区是重要的象征物，到泰国、缅甸、中国和印度的游客至今仍为这类钟所发出的甜美的音符而吸引，我就曾在中国的一些寺院中度过那些令人沉醉的下午。
金属斧（Hachuelas）—葬礼上的新月形供物—在墨西哥的坟墓中也有大量的发现。斧（Hachuelas）常被置于死者的口中，就像中国在死者的口中置放玉石一样。那弯曲的、新月似的外形是喇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用的象征物。明成祖朱棣努力通过邀请西藏的哈立麻来访问他并给予其极高的荣誉来促使喇嘛教在明朝的发展。月状的仪礼小刀象征性的用来切断与尘世生活的关联，至今仍可在中国的寺庙和坟墓中看到。宦官船长是穆斯林信徒，但郑和舰队上的船员几乎全是佛教徒，受佛教影响，他们认为应对世界万物怀有同情心。
在中美洲和中国的文化中，镜子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认为镜子可以帮助灵魂转化到另一个世界，到达神的住所，与祖先的灵魂相遇。中国的青铜镜大部分是圆的，表达了道教的宇宙轮回观点。在中国和日本，镜子的背面刻上含有宗教信仰意味的动物和植物的图案。作为一个习惯，人们均携带一个有装饰的圆形青铜镜来防止妖邪的侵犯。在米乔阿肯，叫作“罗德拉斯”（rodelas）的金属圆盘用于典礼、仪式中。像钟一样，用金、银、铜和合金制成，数量很大，在背面装饰有自然和宇宙的象征物。&&&&&&&&&&
第四部分： 第52节：中美洲的定居点3
研究的结果，使我确信中国人到过乌鲁阿潘，在那儿用母鸡交换过别的商品，并且他们已经在那儿停留过几个月或是几年，将漆艺作品的知识和染色技术传给了墨西哥人。我假定的结论是—在舰队从此处海岸经过时，部分船只或是私人商船被留下来建立聚居区—似乎这种说法更为可行。在那亚里特（Nayarit）的口述历史中，有支持以上结论的材料，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西北部—传说在哥伦布之前有一支船队从亚洲过来到达墨西哥海岸，得到哥拉斯（Coras）—一支优秀的那亚里特（Nayarit）民族首领的热忱接见。我开始从博物馆的收藏中寻找有关材料，起初的过程是冗长且收效甚微的，接着我碰巧见到了“尤卡坦亚麻布”（lienzodeJucut嘽ato)—19世纪在同名的村庄中发现的那幅油画。
亚麻布画由35个方块组成，其中的30个大小相同，每一个方块讲述一个小故事。第一个场面是人们从一艘船上登陆，在他们前面跑着一条狗，狗的尾巴与众不同地在它的背上弯成弓形。从狗的体形、大小和步态，尤其是它那非常奇特的尾巴上看来，非常像中国的沙皮狗（shar-peidog）—最初出现于广州的一种猎狗，对于那些贫穷的广东人来说，这种狗对主人和他的家庭有着极大的帮助。（7）那群人中，至少有一人骑在马上，马对当地人来说非常陌生，自然引起他们的注意。在西班牙征服之前，美洲一匹马也没有。从船头出现的首领穿着一件红色的束腰外衣（同样的服装格雷长官GovernorGrey曾在澳大利亚的土著油画中描绘过），手上抓着一面圆镜。镜子显而易见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在其他的画面上它出现的次数不少于14次。其中的一些画面中，镜子的背面有着“由八条分界线标记”，这一“轮回学说”涉及到佛教的重要活动，尤其在它的传道和开导活动中。镜子由穿着红袍的首领拿着，与佛教中的宗教首领到岸边接见当地人民是完全和谐的。
在图画的中心位置，首领坐着，当地的居民将装着金属的托盘放置在他的脚边上—在我看来，显而易见地提到他们将铜卖给中国人。在画的底部有一棵树，散出光芒，它也许象征着底下坐着佛祖的菩提树。最后，有几幅画画着一只大鸟，鸟的尾巴一直垂到地上。从鸟的大小和姿势来看，这只鸟象征着亚洲马来西亚的小鸡。中国人坐在马背上和步行登陆，持着镜子驱除恶魔，跨上岸边，再经由菩提树和轮回学说的辅证，整体看来，画面中的情节前后都是和谐的。当地居民带给他们金属，可能作为回馈，中国人赠给他们小鸡、漆器、染料和采矿技术。
历史学家尼科洛斯·列恩（Nicol噑Le梟），（8）是第一个对亚麻布画（lienzo）进行分析和复制的人，根据他的研究，这是用黑色的碳素墨水画在粗糙的织布上的，时代是在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之前很久。他说到，到了16世纪，此画内容有所变化，西班牙人在画中加了一些建筑和文字以试图说明画的内容，用的是另一种墨水，是较原画晚的某个时期那样做的。
中国人已经到达了尤卡坦，尽管它位于远离海岸的内陆地区，这一说法可信吗？这个村庄位于乌鲁阿潘南边几十公里，库帕梯造（Cupatitzio）河在那儿不再通航，继续往南40公里处，库帕梯造河注入一个大的湖泊，巴尔萨斯河（BalsasRiver）把这个湖泊和海连到一起。就像在萨卡拉门托一样，一艘中国帆船可由海中到达尤卡坦，用货物和技术作为交换来获得矿物和植物。
如果中国人已经在那儿逗留，和玛雅人进行贸易，并把制漆技术的奥秘传授给他们，那么应该有他们在那儿停留的迹象。李约瑟（Needham）教授是研究中国明朝的专家之一，1947年他访问了墨西哥，并将他的经历记载下来。“在我停留期间，对于高等的中美洲文明的许多特征和亚洲东部和西南部的文明特征之间的明显的相似，我印象非常深刻。”（9）他写道，然后列举了三十多个文化方面的相似处作为对前面所描述的冶炼术的添加，例如三脚容器、游戏、计算装置、用来表明一系列复杂的信仰的玉器、音乐（玛雅人乐器有一半多的类型在缅甸和老挝国均有发现）、中国人的扁担和中国人使用的枕头等等。以示对这位伟大的教授的尊敬，我愿意谈得更深入一些。从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到秘鲁中部，如果你误认为身处中国，是可以原谅的，环境如此相似，妇女的服饰如此熟悉，清晨母鸡“咯咯”的声音也如此亲近，人也是那么的相似。
我认为，早期中国人出现的直接证据在玛雅人活动的地方随处可见。秘鲁就发现了哥伦布之前的中国青铜器，其中的那卡兹（Nazca）太阳神小雕像是以一个中国神像为范本的。狄奥提瓦干（Teotihuacan）—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博物馆，收藏着现代恰帕斯州的恰帕·德·科尔左（ChiapadeCorzo）发现的一些中国奖章（medallions）与中国玉制项圈饰物。雷蒙·曼纳先生（DonRamonMena），当时墨西哥的民族博物馆的馆长，说其中一枚奖章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是中国人来到这个地方时带过来的”。（10）位于加利福尼亚湾的墨西哥半岛著名的品塔达洞穴（CuevaPintada），有人们用箭刺图画和中国人对1054年蟹状星云超新星的记述（参见第一章）。在画的底部的碎片中，发现了烧焦的木头，据碳14测定在年之间。&&&&&&&&&&
第四部分： 第53节：中美洲的定居点4
中国人在玛雅人的地方上停留的进一步证据来自危地马拉。著名的生物学家卡尔·约翰尼桑（CarlJohannessen）和M·福格（M.Fogg）描述，当地居民使用乌骨鸡来实施预言和魔法。（11）这一论述成为一个有力的例证，即不仅母鸡来自中国，而且中国人必定在此停留相当长的时间来教化这一地区的多批居民。
中国人在中美洲居住的看起来无可争议的证据也来自委内瑞拉海湾西部的群山脚下，这一地区清楚地出现在瓦尔德泽米勒的海图中。我曾从远离海的一端看过这些山，它们那些被雪覆盖的山峰的侧影在落日的辉映下，真是一幅令人难以忘记的美景。居住在这一遥远地区的民族的一些部落，他们的血液里留有中国人的基因。
在1962年，位于加拉加斯的委内佐兰诺科学调查（InstitutoVenezolanodeInvestigacionesCientificas）学院的图里奥·阿兰茨（TulioArends）和M·L·加兰告（M.L.Gallengo）博士，报告了他们对美洲大陆的成熟群体按语言群和人种群进行的铁传递蛋白显型（在电场的影响下，悬浮粒子在特殊的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