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历史]张露萍烈士：打入军统内部的巾帼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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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0:42&&&&编辑： 卜敏
前日下午，记者驱车进入崇州市，一名热心的三轮车师傅听说是专程来祭拜张露萍烈士后，在前面带起了路。过崇州大门牌坊后直行大约1.5公里左右，师傅一脚刹车指着右边说道，“这就是露萍广场，那个雕像就是张露萍。”
顺着师傅的指引，记者看到，一处不大的椭圆形小广场，两边是对称的小花园，侧卧着的张露萍雕像被安静地安置在广场中央一块白色的基座之上，雕像的四周，已经摆了大大小小好几个花篮。当日下午，记者遇到了前来拜谒的崇州市党史办的几名工作人员，听他们讲述了这位打入军统内部的地下党员的一生。
打入军统内部
出色完成各种任务
“其实，张露萍并非本名。”面对记者，崇州市党史办的一名工作人员打开了话匣子，“张露萍真名余家英，亦有黎琳等多个化名。她是谍战电影《风声》里周迅扮演的顾晓梦最为贴切的原型。”
据崇州史料的记载，张露萍出生在当时清朝富贵人家官邸“杨公保府”附近的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中。张露萍从小就阅读了大量书籍，并在革命爆发后，逐步走出书本，思考救国救民之路。1937年，在成都读中学的张露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11月，在车耀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张露萍和同学一路奔赴延安。
张露萍在西安短暂停留之后，最终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继续学业，随后被保送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并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张露萍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重庆，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归叶剑英直接领导。进入南方局不久后，张露萍就接到了组织安排的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
从打入军统到被捕期间，张露萍等人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代的各种任务。有一次，张露萍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密令被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据史料记载，因为张露萍等人及时传出信息，多次使革命免受巨大的损失。
巾帼玫瑰魂归故里
崇州立雕像供后人瞻仰
张露萍等人不慎暴露后，戴笠以张蔚林名义，给当时在成都的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将其骗至重庆后立即逮捕，并秘密将其从重庆押送至贵州息烽集中营。“戴笠等国民党管理层几乎用尽了酷刑，也没能从张露萍口中得到一丁点党的机密。”
日，年仅24岁的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7人被押上刑车。通向刑场的路上，张露萍领着战友们高唱《国际歌》；刑场上，张露萍和战友们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由于谍报工作的重要性，张露萍的事迹一直鲜为人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叶剑英、陈云等老革命家的证实和指示下，经过调查，张露萍的事迹才逐渐得以公开。
牺牲39年后，后人在迁葬张露萍烈士遗骨时，发现张露萍的遗骨上肢上举，头骨分裂，现场数人落泪。上个世纪90年代，崇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公园内为这位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巾帼玫瑰立像供后人瞻仰，2009年前后，随着公园改造，崇州市将张露萍雕像从公园内移出，安置在现露萍广场上供后人瞻仰，“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故事，更是一段历史。”该市党史办一名工作人员感慨道。
夕阳西下，当记者结束采访后再次路过露萍广场时，雕像前的鲜花又多围了一圈。（记者 李雨轩 实习记者 赵荣昌）
来源： 成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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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四川频道红色重庆：歌乐山上的黄显生烈士雕像
黄显声，字警钟，1896年生于辽宁省凤城县苇山河村。少年时黄显声曾就读于丹东道立中学，毕业后，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五四”运动以后，决心投笔从戎，因参加五四运动被迫辍学，回到沈阳。
1921年，黄显声考入东北讲武堂三期炮科，翌年毕业后服役在东北军中，初任营长，后提升为旅长等职。因黄显声治军严谨，胆识过人，深受张学良的信任和赏识，于1930年春被委任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任沈阳市公安局长。
1935年夏，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后，任他为骑兵军副军长。但他一再向张进言，不要上蒋“一石二鸟”政策的当，要联共抗日，并拒不执行“剿共”的命令。他的骑兵军成了驻西北地区的东北军中唯一没有和红军发生过磨擦的部队。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拉出自己的部队，在漳河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激战，重创日军，但他的队伍也遭到重大损失。当他正收拾残部、准备再战时，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只身奔赴武汉，相商大计。到武汉后，他不遗余力地投入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为营救张将军奔走呼号。当他认识到这是徒劳时，便转向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曾将党从香港运来的物资以及他在西安和五三军保存的武器，一次次送往延安；并组织东北籍进步青年和老部下，赴延安考察学习。
1938年春，他受到周恩来的鼓励和邀请，准备去延安参加抗大的领导工作。就在他决定动身离开武汉的前夕，国民党务秘密逮捕了他。特务机关对其多次审讯，企图从他身上多找些材料，以罗织所谓“通共”，“联络东北军反抗中央”的罪名，但都被他严词驳斥。他先后被关押在武汉稽查处、湖南益阳、贵州息烽，最后被押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监禁，使他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摧残。但他宁死不屈、经常对狱中难友说：咱们要“虎入笼中威不到。”在狱中，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他始终尽自己的努力，为难友、为同志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并始终坚定的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一定会胜利。党组织对他一直非常信任，白公馆地下党组织曾指示陈然与他联系，从他那里获取报纸上的消息，以此为信息来源，办起了白公馆版的《挺进报》。
日下午，他在离白公馆约半里路的步云桥附近被刽子手枪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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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在戴笠身边的红色女谍张露萍
　　七十多年前，张露萍奉命打入国民党重庆军统电讯总台，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后因身份暴露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并与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这位被称为“中共美女间谍”、年仅24岁的女共产党员，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近年来，具有谍战色彩的电视热播剧《暗算》、《风声》中，均有她的影子。
　　在延安成长的八路军女战士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学名余硕卿，日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城南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教私塾的父亲余泽安，常以忠烈事迹教育女儿。张露萍8岁时进了县城的小学，她聪明过人，成绩优良，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这时，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对她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姐余硕彦，在崇庆师范读书时被眉山专员、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师长余安民看中，娶为三姨太，住在成都西门外的余家花园里。在大姐关照下，张露萍从县城来到成都建国中学读书。在读书期间，张露萍认识了时为中共四川省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大女儿--车崇英。课余，她们常在一起谈论人生的理想、妇女的责任等。张露萍常到车崇英家玩，也就认识了车耀先。张露萍常提出一些不理解的问题，车耀先总是耐心解答，深入浅出分析时局，讲述革命道理，使张露萍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动。
　　1937年卢沟桥畔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我守军英勇抗击日寇入侵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在车耀先的影响下，张露萍等几个姑娘踊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群力社”、“星茫社”等抗日救亡团体。张露萍除了参加演剧队外，还担任了“天明歌咏团”的指挥。在成都的工厂、学校、街头，到处都有这个活泼、豪爽、身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的身影。她憧憬光明的未来，立志做一个时代的新女性。然而，实行片面抗战的国民党当局却千方百计压制抗日救亡运动，不许民众起来抗日，张露萍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在民族危亡之际，这个满怀爱国热情的姑娘，希望用自己的青春报效处于危难中的祖国。
　　张露萍把自己的一张照片剪成五角星状，制成卡片并写下火热的诗句：
　　前程，似天上的云霞;
　　生活，象海里的浪花。
　　卿：莫愁徊，
　　趁这黄金的时代，努力探索革命真理，放射出青春的灿烂光华!
　　位于大西北的延安，以一派朝气蓬勃的盎然生机，吸引着大后方的热血青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盏明灯。张露萍多么渴望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啊!
　　1937年11月，由于张露萍的一再要求，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车耀先同志的安排下，张露萍和彭为工、刘革非、李隆蔚等十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奔赴渴望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经过十多天的跋涉，闯过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关卡，于12月初到达西安。正当他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的时候，四川地方军的一个少校突然来找张露萍，说她姐夫余安民托他买好了飞机票，要立即送她回成都。此时的张露萍投奔革命已是义无反顾。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经过巧妙周旋，摆脱了此人的纠缠，终于到达延安。这时她改名叫黎琳，意在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开始，张露萍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二期十四队集训，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等课程，张闻天、成仿吾、邵式平等人曾在这里讲课，毛泽东还抽空作报告。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她又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编入三大队女队。她活泼开朗，待人热情，工作卖力，被选为小组长。每次全校齐集操场时，各大队都要互相拉歌，她指挥三大队高唱《拿起刀枪干一场》，歌声整齐有力，博得全场掌声。从此她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干一场”。
　　在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张露萍很快成长起来，也逐步适应了艰苦的生活。她写信告诉往日的同学：“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在‘抗大’，毛主席给我们上课。我们每天都学习，大殿，是我们的课堂;膝盖，是我们的写字台;吃的小米加窝窝头，顶好吃。”她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虽然陕北现在是前线了，但是我们同学两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怕的，因为大家都相信百战百胜的八路军。……希望你们不要担心，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的孩子每天能背三十几斤重的包裹爬十几里的山路了，你们高兴吗?”她还给家里寄回了几张在延安学习和生活的照片。1939年10月，经郑继斯、杨馨二同志介绍，17岁的张露萍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大毕业后，张露萍被调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学习结束后，又参加了中央组织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在这里，她学习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国统区的斗争策略、工作方法等知识。以后，党组织根据她的文艺特长，分配她到延安文协做秘书工作。这期间，她同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宝琦(即李清同志，建国后曾任交通部长)在工作中建立了感情，并结成了革命伴侣。几天后，中央组织部、社会部找张露萍谈话，让她利用大姐的社会关系，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1939年深秋，张露萍告别了生活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踏上了新的征程。
　　插入国民党心脏的一把利剑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是中共南方局，又称周公馆，总负责人就是时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军事组组长是叶剑英，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为开展情报工作，南方局己发展了国民党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的张蔚林、军统电讯总台副台长、报务主任冯传庆为中共秘密党员。军统电讯总台是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张、冯二人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
　　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但如何把情报送到我党手中，并不被敌人发现，这却是个难题。正当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为此事犯难之时，恰好接到延安的通知：延安总部特派黎琳(即张露萍)到重庆做统战工作。“这不是延安那个‘干一场’吗?”叶剑英看到通知，不禁叫起来。叶剑英的参谋雷英夫也证实：“没错，是她。她在延安整天唱‘干一场’，现在真要干一场了。”--张露萍在延安指挥唱歌也闻名国统区。叶剑英随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派她去，以张蔚林妹妹的名义，建立我“军统电台特支”，开展最机密的地下情报工作。周恩来征求曾希圣和雷英夫等我党情报机关专家的意见，结果都与叶剑英的观点一致：好主意!
　　当张露萍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时，叶剑英就把她叫到办公室，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对她宣布了组织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小鬼，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而复杂，属于党的高度机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既要对党绝对忠诚，又要准备当无名英雄。怎么样，这回你真的可以去‘干一场’啰!”叶剑英不失幽默地对张露萍说。“是，首长，我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保证完成好任务，绝对保守党的机密!”张露萍向叶剑英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当时，南方局给张露萍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让她担任军统电台特支书记，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就这样，根据组织的安排，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由黎琳改名张露萍。张蔚林从军统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这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对她平时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等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布置和安排。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时不时地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会客室和军统人员宿舍。与此同时，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地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连敌人的电报密码也被偷了出来。张露萍在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将情报往周公馆送，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干脆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这群年轻人就像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把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核心机密统统挑了出来，传给我党我军。“八办”情报参谋、建国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雷英夫曾向有关部门写信，证明张露萍他们的这份特殊贡献：“我们从军统局获得了电报密码、电台呼号、波长、军统内部组织概况、军统收集情报和准备打入我党我军的计划等。……我地下党哪些组织被敌人发现，根据他们截获的敌人情报，也能够及时地安全转移。总之，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搞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这三个特务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1940年1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将更多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幸运的是这个情报被我截获，由于这个情报截获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叫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军统的抓捕计划落空了。这一切，如同一道霹雳闪电，击中了国民党的神经中枢。戴笠倒吸一口冷气：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通敌?共产党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蒋介石震怒了，他命令戴笠限期查清这一连串的“泄密事件”。
　　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秘密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戴笠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先拘后审。叶剑英、雷英夫立即决定，通知各情报人员暂停一切活动，确保自身安全。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硕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牵肠挂肚，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省亲。不料在此期间，一件意外的事，让“军统电台”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蔚林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孰料，就在张蔚林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支部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七名共产党员全部被捕。
　　蒋介石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他：“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这就是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对张露萍等人的残酷迫害也随之而来。
　　悲壮的最后时刻
　　张露萍等人被关在军统重庆稽查处看守所，她意识到敌人将会对我党的秘密机关采取进一步行动。为抢在敌人搜捕之前，她机智地想出了一个方法。
　　看守所长毛烈并不了解案情的严重性，只知道张蔚林兄妹被捕的原因是因为烧坏了一支电子管。毛烈是军统二处处长何芝园的妻弟，又是戴笠的小同乡，他不同于一般的同级特务，自恃遇事可以“担待”。张露萍看准了他这个弱点，指示张蔚林送毛烈五十块大洋，请他送一张条子到四德里×号(中共南方局秘密机关)。纸上写着：“表姐，姑母住院病危!望速去照顾。妹萍”。毛烈哪里晓得这是震撼军统的特大事件，他看了看条子，以为是小事，收下钱，当天下午就把条子送到。第二天，戴笠派大批特务去抓人，已是人去楼空。当戴笠发觉是毛烈送去了一张条子才导致共党人员转移时，气得暴跳如雷，立即将毛烈处决。
　　戴笠亲自率领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司法科长和特别行动处处长赶到看守所。他一看到几张熟悉的“男犯”面孔，不由分说，上前就各打了一记耳光。轮到张露萍时，他呆住了，原来充当情报联络员的竟是个漂亮姑娘，“美人计!共产党的美人计!”于是，戴笠把所有的火气撒在了这个年轻的女子身上：“说，是谁派你来的?”--如果她承认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那里派来的，好，那共产党就是有意破坏“国共合作”!但戴笠什么都没有获得。那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只承认自己叫余慧琳，是当时一位名豪的私生女，与电台的张蔚林是兄妹关系，并经张介绍才认识冯传庆副台长的，所以常到电讯总台驻地遗爱祠来玩。
　　“你别以为我戴笠、我军统都是吃闲饭的。你的身份我们已经清楚，也知道你是从延安那边过来的。说，延安派你回来，任务是什么?”这是第三天、第三次审讯时戴笠的问话。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年轻女共产党员不屑一顾的样儿，让戴笠更气不打一处出。“你以为嘴硬就可以保守一切秘密?”戴笠一挥手：“上刑!”特务们立即七手八脚地上前将年轻女子拉上老虎凳，在她身上噼啪噼啪猛抽。“现在可以开口了吧!说，延安派你到这儿，是不是周公馆又派你到这儿来勾引我们的几个蠢蛋的?”“还是上次说的几句话：我是从延安回来的，因为过不惯延安的生活才逃回来的，没有哪个给我任务。”又是一阵皮鞭……
　　一天上午，一个看守人员打开牢房，走进来向张露萍客气地说：“戴局长说是误会，你自由了!”张露萍走出监房，两个军统女便衣悄悄跟在她的后面。张露萍当然明白这又是敌人的阴谋，当我南方局一位工作人员迎面走来时，张露萍向她暗示：“后面有敌人!”走到“周公馆”门口，张露萍目不斜视快步走了过去。戴笠妄图抓住张露萍与南方局有所靠近或联系的口实，进而栽赃我方“破坏统一战线”。戴笠的这一阴谋，被机警的张露萍彻底击败!张露萍向朝天门码头走去，敌人重新逮捕了她。蒋介石亲自出马干预，他大骂戴笠无能，并命令他：“对这七个人，即使搞不出共产党的证据，也要长期囚禁，随时可以处决。”
　　1941年春，张露萍和她的六名战友，被敌人转押到贵州省北部的息烽集中营监禁。抗战时期，这里先后关押了一千二百多名“犯人”，被杀害和折磨死的达六百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韩子栋等同志和马寅初先生、黄显声将军，都曾长期被囚在这里。它是军统的“天”字第一号监牢，是蒋介石残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血腥屠场!张露萍来到“息营”后，一直被关在“义斋”女牢，同监的还有徐林侠(中共党员、杨虎城将军秘书宋绮云的夫人)、宋振中(徐林侠的幼子，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黎洁霜、黄彤光等人。
　　开始一段时间，张露萍脚戴重镣，行动困难。加之在重庆身受重刑，遍体鳞伤，面容十分憔悴。但她神情坚毅，性格开朗，谈笑风生，宣传革命道理，受到了难友们的尊敬。她特别疼爱当时只有三、四岁的宋振中，教他识字，给他讲故事。日子久了，宋振中对张露萍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了。
　　周养浩接任“息营”主任后，一反以往酷刑逼供、吊打犯人的手法，大搞所谓“狱政革新”，想从“精神软化，攻心为上”的反革命策略中，得到用酷刑和杀戮得不到的东西。狱中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中共地下党临时支委决定：在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前提下，“囚犯”应该出去参加“工作”或劳动，以便将计就计，挫败阴谋，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张露萍根据支部的指示，在狱中参加了缝纫厂劳动，同时作一些宣传工作。周养浩在狱中办有《复活》月刊、《养正》周报。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张露萍不断以“晓露”为笔名写诗作文，在刊物上发表。如诗歌《七月里的石榴花》，表达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狱中在特定节日，举办文娱演出活动。张露萍在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曹禺的名剧《日出》等剧的演出中，均担任了主角。当她得悉战友赵力耕由于敌人的折磨，上肢出现瘫痪症状后，就变卖了自己的一枚金戒指，托人买了营养品给他送去。她在狱中养了一只大肥鸡。难友劝她杀了滋补身体，她却要留给“小萝卜头”和一个刚生下来的“狱中之花”。她不仅装着党的事业，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且关怀革命的后代、未来的希望!
　　戴笠由重庆给周养浩发来密电：“将张露萍等七人就地处决，报局备案。”日上午，监狱管理员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是要送她到重庆“开释”。张露萍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她镇静地梳头，整容，轻轻地吻了吻“小萝卜头”的脸，并和徐林侠、黎洁霜等难友一一握手告别。难友们预感到张露萍此去凶多吉少，禁不住泪流满面。张露萍安慰她们说：“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毅然转身，大步朝刑车走去。小萝卜头紧紧抱住她的双脚放声大哭，不让她走。
　　在一辆美国道奇军用卡车上，十几名军统特务荷枪实弹，警视四周。张露萍走上刑车，已经被押坐在车上的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洗、王席珍、陈国柱惊异地喊她：“妹妹!”“张小姐!”张露萍也亲切地叫了声“哥哥”和冯传庆等人的名字。刑车缓缓地驶出“息营”大门口，便加快了速度。张露萍一下子站起来，放声高唱《国际歌》，战友们也大声地跟着合唱。刑车到距息烽县城三公里的半边街时，突然转弯开到快活岭军统特务的一座被服仓库的大门前。在大雾弥漫中，特务们要张露萍等人下车休息，说要在这里被拉到重庆去。
　　张露萍神情安详，从容地同战友们走上仓库门口的石阶。当她刚走上第七级台阶时，刽子手们从后面开枪了，张蔚林、冯传庆等六名战友相继倒在血泊中!张露萍脚上中了一枪，身躯一震，转过身来，看了看躺在身后的战友们。她面露悲愤和鄙夷之色，怒视着刽子手们，用尽力量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张露萍的大无畏精神和浩然正气，吓得刽子手们胆颤心惊。罪恶的子弹顿时染红了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的胸襟……
　　“她是我党的好女儿”
　　在张露萍牺牲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当时隐蔽斗争的复杂性，加上她曾使用过多个化名，因而张露萍的真实身份和经历不为有关组织和外界知晓，甚至被误认为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遭受了不白之冤。
　　1962年，曾在国民党军统局任职的沈醉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
-书，披露了张露萍等人如何在军统开展秘密工作，被发觉而后牺牲在贵州息烽快活岭的事实。以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沈醉继续撰文、写书，澄清这一“军统电台案”的真相，引起了人们对张露萍冤案的再次关注。此外，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递交了《关于张露萍等七位共产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被敌人杀害的报告》，受到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的高度重视。
　　1981年12月，在中央指示下，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小组历时一年多，行程二万五千里，经过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走访了一百多位有关人员，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终于查清了张露萍从延安被派回重庆和他们七人被捕原因及在狱中表现，证明了余家英、余硕卿、黎琳、张露萍、余慧琳和晓露等，原是同-个人。当拜访叶剑英时，叶帅证实：“我想得起，张露萍同志外号叫‘干一场’。这些人是由我在重庆时单线领导过的。”“张露萍的事迹是南方局历史的一部分，要歌颂她，学习她，她是我党的好女儿。要把张露萍同志的事迹整理出来，不仅是对烈士的最好纪念，而且是为了教育后人。”至此，存疑多年的“军统电台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可以告慰张露萍英灵的是，1983年中共中央决定追认她为甲级革命烈士。与她一起罹难的其余六名同志均进入烈士名册。张露萍的英勇事迹已在重庆烈士纪念馆展览。张露萍的汉白玉雕像巍然屹立。有不少人撰写文章和文艺作品怀念这位党的好女儿。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露萍烈士传略--七月里的石榴花》-书序中写道：“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将张露萍怎样从一个富贵人家的小姐，成长为一个坚贞的革命者的全过程告诉人们，这对我们年轻一代去追求完美的人格和理想一定有所裨益。”
　　历史是公正的，共和国不会忘记那些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英雄儿女。他们崇高的革命气节和矢志不渝的战斗精神彪炳史册。
&摘自2012年第5期《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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