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符让美舰接连出事？全真道长梁兴扬:开个玩笑_网易新闻
一张符让美舰接连出事？全真道长梁兴扬: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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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张符让美舰接二连三出事？全真道长梁兴扬：不妨开个玩笑）
中国青年网北京8月24日电&8月21日美国海军“约翰·S·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东部海域与一艘商船相撞，10名船员失踪、5人受伤。这是自六月以来美舰的第三次事故。诡异的是，这三艘军舰在事故前都曾擅闯我南海岛礁12海里。这样的巧合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热议。这时，网络大V、全真教道长梁兴扬在微博发言：“去年贫道在南海贴了一道符，从此美国军舰闯中国南海岛礁必有好事发生……”网友对此纷纷调侃：难道这一切都是道长“法力”所致？8月22日，梁兴扬道长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向记者表示：自己只是开个玩笑，但此前的确去过南海，也画了一个大大的符，符上写着“辽宁号急急如律令”。全真道士梁兴扬微博截图既然无法解释，那不妨开个玩笑梁兴扬道长微博粉丝70万，里面有呆萌的个人漫画、逗趣的养生科普，还有时不时的姻缘帖。他上次“大红”要追溯到2015年。当时，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丹尼尔·拉塞尔发表言论称中国的南海造岛破坏周围风水。梁兴扬道长随即写文力诤，“南海风水”是好的，且只适合中国人。道长的爱国之情当即赢来众多网友点赞。而针对美国军舰屡屡出事，梁道长谈到，美国这几次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十二海里的军舰不是撞了就是人丢了，这样的巧合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美国人来一次南海，军舰就撞一次出一次事呢？既然无法解释，那不妨开个玩笑。梁兴扬说：“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事情说白了，我们的军舰没有去打你们啊，但你自己就出事了，这不就是冥冥中或许有一种力量在保护着我们。”“辽宁号急急如律令”符符背后的力量士每个人对国家和军队的支持梁道长称自己在去年确实去过南海，并在此期间画了一道大大的符，符上写着：辽宁号急急如律令。他说自己当初的这个符所写辽宁号正是代表着我国的海军及人民军队，将符贴在南海寓意着中国军队守护着南海安定、国家安全。梁道长说：“这就是这道符的力量。”同时梁道长还表示，符背后的力量更不容小觑，而这背后的力量就是我们每个人对军队，对国家的支持，这种力量有时候是决定性的。他还说，符，或许只是一个引子，这种力量的源泉是每个人对国家的热爱、对军队的支持、对中国崛起的信念。和美国的魔法师来场“斗法”：绝对有信心赢！
梁道长称，开这个玩笑，也是想缓解一下美国最近紧张的神经，“总不能说，我画了道符，美国派魔法师、巫师来和我斗法吧？”当记者问，如果真“斗法”有信心吗？梁道长爽朗答道：“有！绝对有信心！如果说美国的军舰他说不来了，以后全派魔法师来，那我跟魔法师战斗到底。”&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网
责任编辑：张宪超_BJS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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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敬、陈志益、祁志诚、申志凡、程瑶迦　　　　　　『全真七子每人均收了不少门徒，教中第三代弟子人数众多，除尹志平外，如李志常、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仟、赵志敬、甄志丙、宋德方等均是其中的佼佼者。』　　　　『【崔志方】是全真门下第三代的高手之一，武功虽不及本门好手赵志敬，却也【内外兼修，功力颇深】。这一推轻重疾徐恰到好处，触手之下，但觉杨过肩头微侧，内力自生，竟把他推力卸开了一小半，虽踉踉跄跄的退后几步，竟不跌倒。』　　　　　　崔志方在射雕中连佼佼者都未必算的上。　到了神雕中却也已经内外兼修，功力颇深。　那射雕年代的佼佼者亦达到此境界并非奇事。少说【十位】内外兼修，功力颇深的高手。　这实力会很差？　稍微比较一下：　　　　『俞莲舟道，“我们七人各有所长，大师哥深通易理，冲淡弘远。三师弟精明强干，师父交下来的事，从没错失过一件。四师弟机智过人。六师弟剑术最精。【七师弟近年来专练外门武功，他日内外兼修、刚柔合一，那是非他莫属】……”』　　　　　　当然内外兼修也分高下的。　我这里也并非说全真三代弟子强於七侠。　这段只是要证明内外兼修【并不容易】！　需得内功外功兼修，而功成后，刚柔合一显然威力颇大。　　　　
『国师也曾听过丘处机的名头，知他是全真派第一高手，试出甄赵二人内力不弱，心想全真派内功果然名不虚传，自己此番幸得一出手便制了先机，【否则当真动手，却也须二三十招之后方能取胜】。』　　　　　　且赵志敬，尹志平二人联手，可以对抗金轮法王2,30招，一流弱水平应该还是有的，全真派第三代恐怕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弱吧？各位以为如何呢？　　
楼主发言：1次 发图：0张 | 更多
　　不高，也不低！
　　难得看见疯子做正常讨论状，我就留个名吧……不然楼主又该一个Id作数人语，自问自答，马甲都懒得换……
　　内外兼修就单是字面意思，代表不了他有多强，觉远不会外功，黑风双煞、火工头陀都不会内功，难道就弱了？郭靖十六岁开始内外兼修，杨过之前只练过蛤蟆功，进古墓以后就内外兼修了，能代表什么。　　　　　　金轮出了名的偏科，实战水平不稳定，跟张无忌一样都是不适合拿来做中介的。第三代的高手之一就是推个小孩子都推不倒的程度？【内外兼修，功力颇深】八个字得看是在什么场面中和什么人比，在三四代弟子中功力颇深有值得称道的？林平之持剑攻击青城四秀之一于人豪，被其空手一指弹掉长剑，这份功力在这种场面下也够得上【内外兼修，功力颇深】的评价了。
　　有理，不是很弱，是他们的师傅师租太强了
　　没错，尹志平还玩过小龙女呢。　　
　　難難難... 瀟湘子幾招就秒了趙尹二人以外的大弟子... 那幾個大弟子連趙尹二人都遠遠比不上... 莫倫其他弟子了
　　内外兼修，不过是又练外功，又练内功罢了，有什么了不起？　　　　功力颇深，在小孩子面前功力颇深有毛用？　　　　丘处机站在他面前，金老还敢形容他功力颇深么？　　　　再者，全真三代弟子中最强的赵志敬：　　　　杨过见这老道姑出手既准且快，【武功远胜赵志敬】，心中也自忌惮，忙退在一旁。
　　==========================================================　　　　都四十来岁了武功还远逊孙不二　　　　难道孙不二很强么？　　　　无怪乎全真衰得那么快
　　主要是双鸟中档次差距拉得比较大，两极分化严重　　　　被比较得看起来弱了
　　@彭总白帝神 　09:45:59　　　　主要是双鸟中档次差距拉得比较大，两极分化严重　　　　　　　　被比较得看起来弱了　　-----------------------------　　是呀，其实七子拿到倚天那也是跺一下脚轰动武林的角色
　　金轮客气一句，就被你说嘴了　　　　　　要知道古墓派轻功天下第一。有人评论
那就是东方不败的身法。　　　　金轮悲剧在几次打仗都是对古墓派选手，小龙女，杨过，李莫愁　　　　古墓派拿针乱戳，乱跑，谁受的了啊　　　　
　　弱是相对于主角来讲的。
　　回复第9楼(作者:@彭总岳帝神 于
15:18:58.0)　　　　　　@彭总白帝神 9:45:59　　　　　　主要是双鸟中档次差距拉得比较大，两极分化……　　　　==========　　　　丘处机起码杨逍水平　　
　　回复第9楼(作者:@彭总岳帝神 于
15:18:58.0)　　　　　　@彭总白帝神 9:45:59　　　　　　主要是双鸟中档次差距拉得比较大，两极分化……　　　　==========　　　　丘处机起码杨逍水平　　
　　作者：彭总岳帝神　回复日期：　15:18:58　 回复
　　　　　　@彭总白帝神 　09:45:59　　　　　　主要是双鸟中档次差距拉得比较大，两极分化严重　　　　　　　　　　　　被比较得看起来弱了　　　　-----------------------------　　　　是呀，其实七子拿到倚天那也是跺一下脚轰动武林的角色 　　，，，，，，，，，，，，，，，，，，，，，，，，，，，，，，　　　　神雕的丘马王还好说些　　　　郝大通，刘处玄之流就算了吧　　　　围攻三渡时一下子就出现了八个以上实力的人物　　　　孙不二？　　　　崆峒五老，宋青书之流
　　@潇轩子 　00:35:26　　　　作者：彭总岳帝神　回复日期：　15:18:58　 回复　　　　　　　　　　@彭总白帝神 　09:45:59　　　　　　　　主要是双鸟中档次差距拉得比较大，两极分化严重　　　　　　　　......　　-----------------------------　　你在哪看出“围攻三渡时一下子就出现了八个以上实力的人物”了，　　　　金庸托梦告诉你“围攻三渡时一下子就出现了八个郝大通，刘处玄以上实力的人物”了？侠客纪.郭靖传的全真道长一关怎么打求解。_百度知道
侠客纪.郭靖传的全真道长一关怎么打求解。
侠客纪.郭靖传的全真道长一关怎么打求解。本人99丐帮8000多外公伤害。
我有更好的答案
先出手打主怪后成那个怪。第三波一开始，记得用那个降龙伏虎的那个技能。然后第三波就出刷出来了，法宠最好
查看更多答案&gt前两波小怪死前，记得留个小怪，外伤才7000都能过去，这样那个怪就会自己封住自己了。而宠则打前面那个三小怪，只要血量跟上去，很容易就过了;&gt，我也是丐片。人物记得最关键要先手控好那个怪。基它怪都用宠收拾它，等血加满了再弄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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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教与女真和蒙古统治集团之关系探析
　　摘要：全真教是在金元时期北方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背景下，由汉族人推动发展起来的，它与女真、蒙古统治集团的关系非常复杂。总括而言，女真统治者对全真教以压制为主，而蒙古统治者则以优遇为主。这种关系是女真或蒙古统治集团根据其统治利益而决定的。除了当时的现实利益外，还与这两个民族对宗教的态度有相当关系。比较而言，女真统治者对宗教较平淡，而蒙古统治者对宗教则较狂热。这样，在施行统治的过程中，女真对宗教就比较注意控制，而蒙古当然就比较宽容。全真教在金元时期的沉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3875498.htm　　关键词：道教；全真教；女真；蒙古统治集团　　中图分类号：B9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7　　全真教肇始于金朝初期，大盛于金元之际，入元后仍相当活跃。这个以汉人为信仰主体、以北方为主要活动地域的道教新派，“学者通天下，无虑数千万人，而习他教者为衰，呜呼盛哉！”金末全真极盛时，乡闾都邑，在在有之，元翰林学士宋子贞说：“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万，虽十族之乡，百家之闾，莫不有玄学以相师授，而况大都大邑者哉！”全真教徒亦良莠相间，大儒元好问对此即颇有微辞：“今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势隆盛，鼓动海岳，虽凶暴鸷悍，甚愚无闻知之徒，皆与俱化。”全真教规模如此庞大，成分又如此复杂，女真、蒙古统治者该如何待之？简括而言，金朝对全真教以压制为主，而蒙元则以优遇为主。当然，女真、蒙古统治者对全真教虽态度截然有异，但目的则同，均欲使之符合自身统治利益。本文即对这个问题进行梳理。或有不当，敬请指正。　　一、金朝：控制与利用　　金朝占领中原地区后，以汉族为主体的道教新派出现三个：太一教、大道教和全真教。其中全真教规模最大，影响最广，与最高统治集团的关系也最为复杂。如果把朝廷召见教派人物看作是承认该教合法地位的标志，那么，太一教从创教到被金廷承认大约10年时间，大道教15年左右，而全真教则几近30年。并且太一、大道两教的创教者萧抱珍、刘德仁均以教主身份被召，而全真教不但创教者王喆未及被召，就是后来首次被召见的也不是当时的掌教刘处玄，而是王处一。从表面看，女真统治者的这种举动未必有何深意，因为从有关史料判断，其时金世宗年迈体弱，加之“色欲过节，不胜衰惫”，于是“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全真教中王处一最以神异著名，人称“铁脚仙”，据说有“起死嘘枯”之术，故王处一被召似在情理之中。不过，金世宗似乎并未迷信这位大仙的神异，“僧徒怀嫉妒心，多输金于中使，以为先生非真仙也，鸠酒可以验之。上以为然，乃赐之三杯，先生饮迄，殊不烦躁，终莫能害”。这种饮鸠不死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姑不深究；但它或可表明全真教跟女真最高统治者的第一次接触，并非很顺利。其实，这种情况，可看作是全真教与金朝关系的一个缩影，即面对全真教不断发展的现实，金朝既疑惧又无奈，禁之不止，只好承认其合法，因为对具有深厚民间基础的全真教来说，对其因势利导比一味压制更安全，更容易控制。可能正因为这种原因，金世宗紧接着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又召见掌教刘处玄和名道丘处机。　　金世宗召见全真道士，对全真教而言意义重大，因为这给全真教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据郭旃先生的研究，早在大定二十一年（1181），金朝就下令“遣发道人各还本乡”，掌教马钰就在这年被迫离陕返鲁，丘处机赖“官民同状保申”才得以继续留在陇山。全真教对金朝的遣返政策很反感，丘处机无奈地说：“吾道东矣。余虽在牒发中，不能出关，余若出关，则秦中教风扫地无余矣！”马钰《洞玄金玉集》有诗《京兆府牒发还乡故作是诗以谢统军》说：“三髻山侗得遇遭，专来秦地炼云涛。寻思把自还乡去，不若厅前请一刀。”其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但全真骨干被皇帝召见后，其态度马上转变，丘处机有《进呈世宗皇帝》诗说：“九重天子人间贵，十极仙灵象外尊。试问一方终日守，何如万里即时奔。”不但承认“天子”在人间的地位，还似仙灵般尊崇，这明显是向世俗政权靠拢，以为本教的发展寻求政治支持。无怪乎世宗死后丘处机说“虽道修方外，身处世间，重念皇恩，宁不有感”。全真骨干的感恩戴德之情，表明全真教对金朝皇帝承认其合法是很满意的。　　但全真教和金朝的关系很快就陷入低谷，章宗甫即位，即于明昌元年（1190）十一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次年丘处机等就被遣返回原籍，掌教刘处玄甚至在莱州被“追捕下狱”。全真教的“惑众乱民”究竟何指，因史料缺乏，不好断定。推测起来，它大概与聚众招惹事端无关，倒很可能与其长期搅扰世俗生活和违背世俗观念有一定关系。这从此前此后的官方言论或可得到印证。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农桑为本，今商贾之外又有佛、老与他游食，浮费百倍。农岁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伤农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为僧、道者”。而当时的全真教不事生产，以乞食为生，是“游食”的典型，当然是严格控制的对象。又，明昌三年（1192）尚书省奏曰：“言事者谓，释道之流不拜父母亲属，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礼官言唐开元二年敕云：‘闻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亲，是为子而忘其生，傲亲而徇于末。自今以后并听拜父母，其有丧纪轻重及尊属礼数一准常仪。’臣等以为宜依典故行之。制可。”因全真教实行出家制度，教徒无复父子、夫妇之伦，这种“败坏风俗”的门风，也容易与世俗社会产生某种对立。可以说，全真此次被禁，除女真统治者的猜疑外，其自身所固有的反世俗特质应是重要因素。　　不过，金朝这次禁罢全真，并未收到实效。因为且不说全真教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禁之不易，就是金廷内部对禁罢民间宗教也有分歧。“章宗初即政，议罢僧道奴婢。太尉克宁奏曰：‘此盖成俗日久，若遽更之，于人情不安。陛下如恶其数多，宜严立格法，以防滥度，则自少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主张遽罢僧道的“太尉克宁”，《金史》卷92有传。据本传，徒单克宁（？-1191）系女真贵族，其先金源县人，后徙至山东，占籍莱州。克宁自熙宗朝入仕朝廷，海陵王时出镇地方，至世宗朝大受信任，累官至太尉兼左丞相。金世宗死，克宁宣遗诏立章宗。明昌二年（1191）拜太师，封淄王，旋即卒，归葬莱州。莱州素来流行全真教，即使是女真的“贵家子”也出家习之。据李鼎《重玄广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铭》：“公名志源，字德清，号重玄子，其先本上京徒单氏。大定末，迁莱州胶水，居孟氏宅，人因以孟氏归之，此亦古之因食采地得氏者也。……曾祖克宁，尚嘉祥县主，事熙宗、海陵、兴陵、道陵凡四朝，以功累迁至太师，封淄王，及薨，谥曰忠烈。”可见，上述“太尉克宁”就是全真弟子孟志源的曾祖。志源生于大定二十六年（1186），徒单克宁死时，他已5岁。泰和三年（1203）志源逃婚出家，“径诣潍州玉清宫，见长春宗师，请为门弟子”。这里虽然看不出孟志源出家与其曾祖有何直接联系，但或可表明全真教对这个显赫家族确实有着某种影响。否则，徒单克宁家籍莱州，他又不主张禁罢僧道，其曾孙出家学全真，这些现象绝非巧合所能涵盖。虽然徒单克宁的主张并未被采纳，章宗仍于明昌元年“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但也正因有类似徒单克宁这样的“将相大臣”为之主张，全真教才绝处逢生。对此元好问即说：“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绝之。当时将相大臣有为主张者，故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金章宗于承安二年（1197）召见王处一和刘处玄，事实上又承认了全真教的合法地位。 　　其实金朝这次承认全真教，还有现实因素的促动，即想利用全真等教派扩大财政收入，以筹集军饷，赈济灾荒。章宗初年起，臣属于金朝的蒙古部落开始强大，明昌六年（1195）叛金。为平息边乱，金朝调集重兵镇压，军饷靡费无算，致使百姓深受其苦，《金史》谓：“比以军须，随路赋调。司县不度缓急，促期征敛，使民费及数倍。”为缓解这种压力，承安二年（1197）四月，“尚书省奏，比岁北边调度颇多，请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师德号以助军储，从之”。这个建议被采纳两个月后，章宗就召见了王处一，除问及《清净经》和全真门户外，并“问北征事”，这更和卖度牒以助军储的事紧密相关。次年章宗又召见刘处玄，敕赐观额五道，令立观度人。从这次被召后王处一所作的“昔遇明师开正教，今蒙圣帝助玄风”的诗句看，全真教对这次解除禁令当然倍感欢欣，不过它也确实为金廷提供了经济援助。泰和六年（1206），南宋权相韩任胄趁金朝应付北部边事，大举北伐，宋金在边境展开全线交战。而山东作为战略重地，此时已“连岁旱蝗，沂、密、莱、莒、潍五州尤甚”。山东路安抚使张万弓“虑民饥盗起，当预备赈济。时兵兴，国用不给，万公乃上言乞将僧道度牒、师德号、观院名额并盐引，付山东行部，于五州给卖，纳粟易换。又言督责有司禁戢盗贼之方。上皆从之。”山东本来就盛行全真教，莱、潍等州尤为活跃，金朝准许这五州鬻卖僧道度牒、师德号、观院名额，全真教当是重要买家。　　金朝这种承认后加以利用的政策，不但至终未改，且随着局势的恶化，它竟变本加厉，成为搜刮钱财的重要手段。贞韦占二年（1214），金宣宗迫于蒙古的进攻，弃中都而迁汴京，国势日蹙。术虎高琪为相时，“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赀而鬻之”。这种泛滥无已的鬻卖，实质就是变相敛财。这种状况表明金朝气数已尽，全真教主丘处机审时度势，主动断绝与金朝的关系，转而寻找新的靠山。贞祐四年（1216），“金主命东平监军王庭玉，赍诏召师（按：指丘处机）归汴京，师曰：‘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也。’乃不起”。丘处机以“天理”为辞不赴汴京，其实是在观望局势。“人皆以为师当南行，盖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则杀戮大过，况复言语不通”。即当时人认为丘处机可能归附南宋而不可能依附蒙古，但他于1219年同样拒绝宋使李全、彭义斌之邀，却接受了蒙古使臣刘仲禄所带来的成吉思汗诏书。1220年，丘处机应召觐见成吉思汗，标志着全真教正式投靠蒙古，开始向另一个政权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二、大蒙古国：扶植与发展　　《元史·释老传》说：“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的确，全真教在金末蒙初的迅猛发展，乱世仅营造了必要的社会氛围，但关键还是“时君”有所好焉。大蒙古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后，把一个世俗统治者所能给予宗教的一切特权基本都给了全真教：允许建观、占地、随意传教，蠲免赋役；教主丘处机“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这种近乎“纵容”的政策，是全真教在蒙古统一北方初期获得空前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关于丘处机取信成吉思汗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台湾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先生从古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出发，认为成吉思汗礼遇丘处机是出于蒙古人固有的萨满教观念。萨满教是一种泛神宗教，每个萨满（即巫师，蒙古语称“孛额”）不管崇拜的对象是什么，只要他肯为蒙古统治者祈祷祝福，就能获得应有的尊敬和待遇。而“在当时的蒙古人看来，各宗教也不过就是一种不同的萨满，只要他们是为可汗祈福，当然没有理由予以排斥，也没有理由不给他们类似‘孛额’的待遇。”因此丘处机作为汉地著名的“孛额”，也理应得到“与其他宗教领袖所应得的同样权利和待遇”。这个分析大致是成立的，因为成吉思汗在圣旨中免除全真宫观的赋役时，所提的惟一原因是“丘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日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显然他是把全真教“修行底院舍”视为汉地“孛额”们为其祷告祈福的场所。　　但成吉思汗可能不会想到的是，第一，“丘神仙”所执掌的全真教，自来就是以修炼心性、积功累行为主的宗教团体，它当时对祷告祈福这些较粗糙的宗教活动并非十分热心。第二，全真教起自民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教徒“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这种规模，绝非漠北草原的“孛额”们可比。第三，全真骨干许多都出身儒家，素怀济世之心。在干戈延绵、生灵涂炭的情势下，他们既然幸获主宰时局者的垂青和信任，就决不会仅仅充当“孛额”的角色，把“与皇帝祝寿万万岁”作为最主要的任务，而是立观度人，救民于水火，借机扩大教团的规模。因此，尚在东返的途中，丘处机即“宣教语，谓众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遍检全真有关史料，均不见丘处机嘱咐教徒为蒙古统治者告天祈福之类的信息。可见，在成吉思汗的期望与丘处机的实践之间，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偏差，这为以后全真教与蒙古统治者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丘处机也的确把成吉思汗所给的特权发挥到了极致。丘处机回燕京后，诸方道侣云集而来，“京人翕然归慕，若户晓家谕，家门四辟，百倍往昔”。于是立“八会”以统之，“八会之众，皆稽首拜跪，作道家礼，时俗一变”。不仅如此，丘处机还令弟子四处活动，扩大教门。据耶律楚材说：“道徒以驰驿故，告给牌符。王道人者驺从数十人，悬牌驰骋于诸州，欲通管僧尼。”按，“王道人”即王伯平，姚从吾先生《金元之际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有考。这个王伯平，可能就是《长春真人西游记》里提到的秦州道士王志明。该《记》说：“既还，五月二十有五日，道人王志明至自秦州，传旨改北宫仙岛为万安宫，长春观为长春宫，诏天下出家善人皆隶焉，且赐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因王志明是传旨者，实际上代表成吉思汗，由他“悬牌驰骋于诸州”，当然再合适不过。耶律楚材所提的“王道人”事例，本是他攻击全真教的口实，似不足为证，但从丘处机曾自说“有使者佩符乘传，勾当教门事”的情形看，怕也是实情。这说明，此时的全真教已有通管“天下出家善人”的野心。丘处机这种大张旗鼓的活动，使全真教的规模骤然膨胀，姬志真说：“癸未（1223）春，特旨复燕，改建长春宫，主盟玄教，天下之冠裳者咸隶焉。仍赐金符，其徒乘传往还奉对，敕蠲门下赋役。自是玄风大振，道曰重明，营建者棋布星罗，参谒者云骈雾集，教门弘阐，古所未闻。”此后继任掌教尹志平、李志常在窝阔台、蒙哥时期继续推动教团向前发展，终把全真教推至极盛，但这种超乎寻常的发展也为全真教与世俗政权的抵触留下了隐患。 　　不论此前还是此后，元太祖至宪宗时期（）是全真教发展最自由、最充分的时期。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前辈学者以为蒙古统治者一是利用全真教收揽民心、安抚群众，二是通过全真教学习汉法，积累统治经验，因而需要给它以相当的支持。这种看法当然很有道理。但从根本上说，全真教这种近乎无限制的发展和扩张，其实还是蒙古本位主义给它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按韩儒林先生的说法，“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时期，漠北是蒙古国的中心地域”。它从各国获得的财富、物资、工匠等，都源源不断运入漠北，以发展蒙古本土。至于它所统治的其他地区，特别是汉地，基本是它所搜刮的对象，并未建立起正规有效的统治秩序。成吉思汗时代自不必说，其时蒙古甚至有人提出“汉人元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主张。即便窝阔台统一中原后很长时间，虽有耶律楚材等人斡旋谋划，使中原秩序稍有恢复，但蒙古人根深蒂固的本土观念，仍使他们视中原为单纯的财赋产地，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因此，只要对财源不构成威胁，即使是类似割据称雄的汉人世侯它都能容忍，何况是由自食其力的“出家善人”组成的全真教。因此，全真教的超常发展，与蒙古对中原的统治态度有直接关系。　　1229年，全真教再次与蒙古大汗直接接触，不过主角分别变成了窝阔台和李志常。李志常于金兴定二年（1218）赴莱州投奔丘处机，两年后随行西觐。1228年尹志平掌教后，李志常任都道录兼领长春宫事，实际主持教门事务。所以，“虽清和掌教，而朝觐往来必以公（指李志常），故公为朝廷所知，而数数得旨，玺书所称日‘仙孔八合识’”。“仙孔八合识”，蒙语“仙人师傅”之意，显见是蒙古汗廷对李志常的尊称。李志常于“己丑（1229）秋七月，见上于乾楼辇，时方诏通经之士教太子，公进易、诗、书、道德、孝经，且具陈大义，上嘉之。冬十一月，得旨方还。”“乾楼辇”即怯绿连（今克鲁伦河），当时是窝阔台的汗帐所在地。此次会面，窝阔台对全真教显然产生了好感。1230年秋，窝阔台南征，驻跸太原，接见了保真观道士李志明。“时方进取，国制未定，戎马营屯星散汾晋间，劫攘财物戕害人命者，在所有之，有司莫敢谁何。”在这种情况下，李志明“率徒侣拜觐天光，拈香祝寿，上情悦怿，因敕兵人有暴民攘物者，以军法从事，遂著为令。由是行者无扰，居者晏然，师与有力焉。”可见，李志明觐见窝阔台，主要是请求蒙古大汗约束“暴民攘物”的军队，“拈香祝寿”倒在其次。1232年，窝阔台征河南北还，又在保州行宫接见了尹志平，“赐座宣慰，谆复良久命退。”总之，短短几年内，窝阔台就接见了李志常、李志明和尹志平等全真骨干，这对全真教继续发展当然是最有力的促动。　　由于当时的蒙古汗廷地处漠北，与中原地区南北悬隔，全真教与汗廷的联系随机性比较大，这从上述情况可见一斑。蒙古统一北方后，从1235年起，窝阔台仿照各地城郭的样式，开始在斡耳寒河上游建设哈刺和林城作为蒙古帝国新的统治中心。就在这一年，窝阔台发布圣旨，命尹志平和李志常：“我于合刺和林盖观院来选德行清高道人，教就来告天住持。”于是，李志常于“乙未（1235）秋七月，奉诏筑道院于和林”。自此，全真教与蒙古汗廷开始进行经常性的接触。而李志常作为全真教的主要代表，从此经常奔波于大漠南北，“燕去和林数千里，朝觐往返，凡十有三”。也就是说，从1235年首赴和林到1256年去世的21年间，李志常在燕京与和林之间往返13次，历事太宗、定宗、宪宗三朝，他事实上成了全真教联系蒙古汗廷的最重要纽带。　　除李志常外，作为“德行清高道人”被选至和林的还有綦志远、樊志应、王志坦等，时间均在李志常任掌教之后。綦志远亦丘处机弟子，“公之为人，恂恂谦退，似不能言，至论及救时济物之事，屹然山立，辞色俱厉，言必有据，众皆心服，以是宗师独为倚重”。1238年“从掌教真常李公被召赴阙”，但春去冬回，为时很短。樊志应在漠北历时较长。志应童幼即学全真，“既壮，辞达体要，与事物接，无所凝滞，众以不凡许之”，深受掌教李志常赏识。在和林始建道观后，李志常任其为道录，具体负责全真教在和林的各种教务。樊志应“虽越在风沙数千里外，慨然命驾，曾无难色。至则洁己应物，通变无方，致宗风弘演，王公贵人为之尊礼主张”，对全真教的贡献很大。如全真教在中原地区“改观为宫”，樊志应“周旋之力为多”。1250年后奉旨任彰德路道教提点。赴和林传教最为勤苦的是王志坦（）。志坦“甫及冠，即著道士服”，“癸未（1223）秋，谒大宗师长春真人于宣德，一见器之，传付秘诀”，号称“有道之士”。1244年，掌教李志常“素高其玄，愿以书见招，来拜为大度师”，领其北上和林。“燕去和林，里千六百有奇，凡赴十有七，驰驱寒暑，略无艰苦状。盖以辅翼玄教为己任，虽九死不悔也。”王志坦留居和林六年，还燕后任教门都提点，后在元世祖时期曾任全真掌教。　　全真教与蒙古汗廷联系如此频繁，主要是为其提供宗教服务，如告天祈福、设篆作醮、代祀岳渎等。早在窝阔台南征北还路过燕京时，“皇后嫔妃幸长春宫，降香设斋，特赐三洞四辅道经一藏，令旦望看读，为国焚修，与民祈谷者”。当然，重点还是为蒙古皇族“祈福祝寿”，如乃马真后和海失迷后称制时期发给全真教的懿旨，均有“告天与皇帝、皇后、妃子、太子、诸王祈福祝廷圣寿万安”的指示。这方面最热衷的是元宪宗蒙哥（年在位）。蒙哥“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终不自厌”。他即位伊始，就“欲遵祀典，遍祭岳渎”，并遣全真掌教李志常代祀。李志常由恒而岱而嵩而华，并于济源合祭四渎，足迹遍布中原。1253年十月，宪宗诏至王志坦，“访问身体康宁，寿数长久之说”。王志坦“对以养生三二语讫”，就建议宪宗设醮超度金末以来的“沉魂滞魄”。宪宗“嘉纳其言”，特命李志常在燕京长春宫设普天黄箓大醮，1254年春举行。其费用，“出御府黄金五百八十两、白金三千八百两、彩缯千匹，为镇金信币之顷，旙花油烛，梅檀沉水、龙脑、降真，为飨献之礼，其余皆府库支给，不令扰民”。至此，蒙古汗廷对全真教的信任已达于极点。　　与此同时，全真教的危机也日益临近。1254年冬，全真教以前散发的旨在诋毁佛教的《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被佛教告发，宪宗召集少林长老福裕和全真掌教李志常在御前当面对质，全真教理屈，结果被判“焚伪经”、“还佛寺三十七所”。4年后，即1258年，佛道举行辩论，宪宗委托宗王忽必烈在开平主持，结果全真落败，被判道士17人削发为僧，焚伪经45部，还佛寺237处。受此影响，全真教从此失去了蒙古汗廷的宠信，互相联系大不如前；它也随而走下蒙古帝国的神坛，恢复了普通教派的本来面貌，而把蒙古汗廷的宗教主位让给了迅速崛起的佛教。 　　那么，全真教失宠于蒙古汗廷，原因究竟在哪里？有学者认为蒙藏民族素信萨满和佛教，既然汉地佛教已渐复元气，成为蒙古汗廷的座上宾，则元室改宗佛教、袒佛抑道实乃出自必然；同时，全真教势力发展过快，适当抑制其发展规模，可免除潜在的危险。这些看法都极具见地。还有的学者认为，全真教居功自傲，蔑视佛教，特别是丘处机死后，教徒不自度德与量力，编纂《道藏》以续道教正统的同时，还刊发《化胡经》和《八十一化图》，直接引发释道争端，结果葬送了全真教发展的好局。印发伪经图是引发释道冲突的导火线，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说全真教此举是居功自傲、不自量力，恐怕未必尽然。它的背后，其实隐藏着重要的玄机。　　我们认为，全真教印发伪经图的主要目的，实际是为其占领佛教寺院制造口实。金末乱后，佛教徒多逃散，寺院荒废极多。丘处机西觐后，他事实上成为当时北方的宗教领袖，全真教趁机“毁坼佛像，夺种田圃，改寺院为庵观者甚多”，据说“略知名者，五百余处”。全真教既然有改寺为观之实，则面对佛教日渐恢复的现实，它必须制造出根据和借口，以阻止佛教夺回寺院。于是全真教试图通过散发伪经图的办法降低佛教的身份，阻挠“皇帝人家皈依佛法”，“专擅自家”。只要佛教不得翻身，则它要回寺院就绝无可能。但全真教弄巧成拙，反而为佛教提供了把柄。可以说，这是一场全真教与佛教之间围绕伪经图而进行的经济利益之争，结果全真教落败，被迫交出“寺院并田地水土产业”。　　另外，全真教在宪宗时期开始遭到蒙古汗廷的冷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蒙古本位主义此时已悄然发生改变，中原的地位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蒙古国早期，中原汉地只是蒙古统治者的财赋产地，在政治上并不注重对它的治理。元宪宗蒙哥是拖雷的长子，他通过激烈的斗争夺取了汗位，但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结怨甚深。当初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时，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的封地都在西方，只有幼子拖雷领蒙古本土。而中原汉地虽说是蒙古“黄金氏族”的公产，但主要控制权仍在蒙古大汗。蒙古本土对中原经济的依赖性本来就很强，西方封国因汗位继承问题与蒙哥产生矛盾后，这种依赖性进一步加深。这就需要加强对中原的统治，而“鼓动海岳”的全真教又以汉人为信仰主体，当然是整顿的重要对象。佛道之争正好为蒙古统治者提供了契机，因此在这次斗争后，全真教与蒙古帝室的密切关系随之结束。　　三、元朝：防范与优容　　元世祖忽必烈于1260年继位后，开始“以汉法治汉地”，蒙古统治的重心也南移至中原地区，传统的统治秩序稍有恢复。为加强对宗教的管理，蒙古统治者对许多宗教特权或加以限制，或予以取消，各种宗教逐渐被纳入元帝国的制度体系。全真教在蒙哥时期受到打击后，它从成吉思汗时代获得的各种特权也逐步消失。特权的消失，标志着全真教成为普通教派，蒙古统治者与它的关系亦渐趋平淡。不过须说明的是，入元后，有关全真教的史料非常少，我们只能根据极其有限的资料对这个问题略作申述。　　全真教在金末受宠于蒙古后，本来享有免除赋役等经济特权。从忽必烈开始，免赋特权逐渐被取消。中统四年（1263）规定：“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次年又重申：“儒、释、道、也里可温、达失蛮等户，旧免租税，今并征之。”僧道等须输租税，自此遂为定制。此后，即使有申请免除租税者，也未得到允许。如至大二年（1309），“中书省臣言：‘河南、江浙省言：宣政院奏免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租税，臣等议：田有租，商有税，乃祖宗成法，今宣政院一体奏免，非制。’有旨依旧制征之”。此外，免役权也逐渐丧失。本来，泰定元年（1324）时，张珪等人上奏泰定帝说：“其僧道典买民田及民间所施产业，宜悉役之，著为令。”泰定帝并未认可，“帝不从”。但泰定三年（1326）全真掌教蓝道元“以罪被黜”后，元朝接连规定各宗教除输租外还须服役：泰定三年“诏道士有妻者悉给徭役”；元统二年（1334）“敕僧、道与民一体充役”。包括全真教在内的诸教派输租应役，说明元代对宗教的控制逐步在强化。　　大蒙古国时期，蒙古统治者对宗教几乎没有制度上的约束，如从颁发给全真教的圣旨看，内容无外乎是嘱咐告天祈福、为国焚修、管好观产，并保护宫观不受侵犯。但忽必烈后，旨在控制宗教的有关制度逐渐完善起来。《元史》中就保留了许多这方面的史料。如对出家人规定：“诸愿弃俗出家为僧道，若本户丁多，差役不阙，及有兄弟足以侍养父母者，于本籍有司陈请，保勘申路，给据簪剃，违者断罪归俗。”又规定：“诸弃俗出家，不从有司体覆，辄度为僧道者，其师笞五十七，受度者四十七，发元籍。”也就是说，若出家为僧道，只有在家里丁多的情况下，经有司审查合格后方能出家，否则私度出家，出家者及其师父都要承担法律责任。为使僧道遵守王朝法纪，元朝对僧道的盗、杀、奸等罪行都有相应的处罚，特别对犯上作乱的罪行，更是严苛。如：“诸僧道伪造诸王印信及令旨抄题者，处死。”“诸僧道伪造经文，犯上惑众，为首者斩，为从者各以轻重论刑。”这充分说明，元朝对宗教的防范也是很严的，我们上面提到的全真掌教蓝道元“以罪被黜”，就可看作是元朝控制宗教较严格的一个缩影。　　最后需特别强调的是，在元代，全真教失去的只是特权，它不仅没有像在金朝时那样被禁罢过，而且忽必烈及其继任者们也并未完全排斥全真教，有时还示以优待。如元世祖时期，全真掌教祁志诚与丞相安童素友善，曾告以“修身齐家治国之方”。安童被罢再次被召入相时，“往决于志诚。志诚曰：‘昔与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见世祖，辞曰：‘臣昔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师友。今事臣者，皆进与臣俱，则臣之为政能有加于前乎！’世祖曰：‘谁为卿言是？’对曰：‘祈真人。’世祖叹异者久之。”继祈志诚任全真掌教的张志仙，与元廷的关系也很密切。至元二十八年（1291）他代元廷“持香诣东北海岳、济渎致祷”；元贞元年（1295）又获赐“玉圭”。至大三年（1310），元廷为全真教的“五祖七真十八真人”加封徽号，表明全真教又开始受到重视。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全真名道井德用被召入京，“还，授公集贤大学士。公奏曰：臣草莽野服，岩阿槁夫，志在卧白云，狎麋鹿，逍遥乎不贷之圃。衣冠之选，非臣所思。力辟不就。是以上愈爱之。”以上事例说明，全真教虽遭受过蒙古统治集团的打击，但它仍是帝国宗教体系中相对平等的一员，这与元代统治者一贯善待宗教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总起来看，金元时期全真教与女真、蒙古统治集团的关系，有时紧张，有时融洽。这种关系是女真和蒙古统治集团自身的统治利益所决定的。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女真统治集团对全真教的控制要严些，极端时甚至还禁罢过；而蒙古统治集团与全真教的关系则相对舒缓，即使压制也未威胁到全真教的生存与发展。全真教之受制于女真而知遇于蒙古，除了当时的现实利益外，应与这两个统治民族对宗教的态度有相当的关系。比较而言，女真统治者对宗教较平淡，而蒙古统治者对宗教则较狂热。这样，在施行统治的过程中，女真对宗教就比较注意控制，而蒙古当然就比较宽容。全真教在金元时期的沉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 介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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