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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 & 模式竞逐赛―访南京图灵数码快印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周文达及总经理沈婉荣
【内容提要】南京图灵数码快印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南京大学南门研究生宿舍楼一层的图文店在南京各大院校中可称得上是明星企业，排队制作论文的同学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图灵缘何这般受欢迎，本期《数码印刷》就将走进图灵，与周文达、沈婉荣夫妇聊聊图灵的成长之路。
　　在第一次与柯尼卡美能达达成良好的合作后惠普，随后的几年，图灵也犹如那些来图灵打印的毕业生一般执着且坚定地与柯尼卡美能达持续合作，2011年购买了bizhubPRO1501、bizhubPROC5501、bizhubPRO1200各一台，2013年8月又添置了一台高端彩色数字bizhubPRESSC8000以及一台生产型黑白数字印刷机bizhubPRESS1250，构成了完全由柯尼卡美能达设备组成的生产线。富士星光
　　说起去年购置的这两台设备重组，周文达打开了话匣子，&就目前情况来看，数码印刷这个行业显然低端竞争是饱和的，也就是低端产业过剩，但反观高端部分大族冠华，市场需求还是可观的，我和沈婉荣也是在去年突然间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希望通过调整企业的定位，通过深挖细分市场帮助图灵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从考察到决定添置设备，再到签订合同不超过一个再到签订合同不超过一个月唐山玉印，但这两台设备无论从颜色，还是从速度，都堪称令人满意。&周文达还提到，对比同级别的高端生产型彩色机型，bizhubPRESSC8000的色彩表现力毫不逊色裁员，目前图灵使用的bizhubPRESS1250月打印量已经高达30万印，这两款设备的添置，让图灵有能力拓展了更多高端的广告客户并轻松应对大单、急活。华光精工
　　除此之外，图灵还摸索出一套独特的设备使用心得。将所需要打印的A4页面拼成A3幅面，而后再进行裁切失业，这样不仅能克服与其他品牌打印设备在幅面上的通用性，还能降低走纸次数，进而减少设备磨损，据周文达测算，A4幅面单张打印的话人物，bizhubPRESS1250数字印刷系统平均每分钟可完成130张，而如果将前期文件就拼成A3幅面大小再进行打印的话，每分钟可达到150多张（A4），同理，图灵3家店中的所有设备都采用这样的打印流程凹印，无疑提高了设备的打印效率。惠普
　　舍得舍得 持续经营思维助力企业做发展胶印机
　　&舍得舍得&是沈婉荣的口头禅，而图灵无论在设备投入上，还是在员工管理、店面经营上，都透露出其在舍得之后的持续经营思维。去年图灵的第3家分店仙林店开业的时候，图灵打出&你打印我买单&的宣传口号政策法规，将设备厂商赠送的免费印张全部用于店面宣传。北人集团
　　在员工的管理上，图灵也有过人之处。近年来，数字印刷企业人难招、人才难留已成为整个行业痛点，而图灵却有超过80%的老员工，周文达在数字管理软件的基础上增添了积分制网印，根据订单的难易程度量化员工的工作量。与此同时，按工作年限评定工龄工资级别，以此拉开新入职员工与老员工的薪酬待遇。而对于那些与图灵共同成长十几年的老员工，周文达还将其安置在大客户经理的职位，用以开拓、维护客户关系立体印刷，同时也降低了其单独开店成为竞争对手的可能。或许上述这些管理手段都曾被数字快印业者熟知，但能够再度吸引离职员工的数字快印业却实属少见，据沈婉荣透露，自图灵成立至今，员工离职率低于同行业其他企业华光精工，并在这期间又重新吸引回4名离职员工，&无论当初出于何种原因离开图灵，再度回归我们是百分百接纳的，并且也从侧面说明了在员工的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图灵还是一个有发展的企业。&沈婉荣如是说。输纸
　　如今版材，图灵对内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人员管理系统以及生产流程，而在外部拓展上，周文达和沈婉荣也已经达成共识，在图灵今后的发展路上，更多的是将门店定位细分烟草包装，&南大店将持续为南大以及周边大学师生服务，以提供黑白印刷服务为主，而其南大仙林校区将作为南大店的辅助门店，在解决南大师生的校区转换问题的同时，也将业务分流数码印刷在中国，提供精准的服务。与此同时，未来南师大店将更加注重周边的高端彩色用户，进而有望再开几家卫星店，将南师大店打造成生产中心的模式。&此外，周文达还有超越数字的统筹设计，提出&异类结合&的方案，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通过股权置换，与广告公司、婚庆公司等上下游企业置换股权，这不是简单的浅层次合作高宝，而是深的相互捆绑式合作，这样一来便可加大多方共赢的可能性，从而在根本上把图灵做强。爱色丽
　　目前，图灵以品质、专业化服务见长，而在未来供水/润版，周文达也透露，将在经营模式上做出新的尝试，让我们拭目以待！（责编：王洋）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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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程序设计丛书 算法 第4版 无水印版 pdf.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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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Kyte是Oracle公司核心技术集团的副总裁，从Oracle7.0.9版本开始就一直任职于Oracle公司，不过，其实他从5.1.5c版本就开始使用Oracle了。在进入Oracle公司之前，Kyte是一名系统集成人员，主要为美国军方和政府部门的客户构建大规模、异构数据库。Thomas Kyte就是主持和Oracle公司同名在线论坛的那个Tom，他通过这一方式热心地回答困扰着Oracle开发人员和DBA的各种问题。
你认为Oracle 12c中最令人兴奋的特性是什么呢？
正如我刚才在演讲中所说的（），以下12个特性是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会感兴趣的。
更强大的SQL内嵌PL/SQL
改进的缺省值
增加了 VARCHAR2, NVARCHAR2, RAW数据类型的大小限制
简单的 Top-N和分页查询
行模式匹配
分区功能提升
自适应执行计划
增强的统计信息
应用连续性
可插拔数据库
它们中的有一些是一些很小的特性，比如说第一个，更强大的SQL内嵌PL/SQL，这个东西很简单，但是可以在数据库里构建成巨大的架构上的改变。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特性很无聊，因为和他们没有很强的关系。所以，我这里提到的12个特性应该是大多数人都会感兴趣的。但是还另外有488个其他特性，我没有时间来一一讲解。12c是一次很大的改进，会有很多改变，也会有很多新的功能。我们在优化器上下了很大功夫。
你的博客上说新书《深入数据库体系结构（第3版）》会在今年出版，什么时间？新书和相比会有哪些不同？
那要看什么时候Oracle的新版本可以完成，新版本发布之后之后需要6-9个月来完成这本书。Oracle的12c版本大概会在今年6月发布。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今年12月到明年的4月份我有可能会出下一版的书。
这本书会填补11g和12c之间的空白，有很多东西都变了，从存储、数据库工作方式上，第二版包含了所有11g以前的数据库，第三版将保留了第二版中的内容，并加入新的特性。
有很多人会为数据库迁移的问题困扰，不同平台间的数据迁移，你的建议是什么呢？是用RMAN还是用Oracle Data Pump?
如果说我要把一个Oracle数据库从windows迁移到linux的话，我很可能会用RMAN来做一个整数据库运输（full database
transport），因为我不需要再建索引，表格，就可以完成整个数据库的迁移。但前提是我是从Windows 的x86架构迁移到Linux
的x86架构。但是如果我想把Linux
x86迁移到Solaris的话我就不能用整数据库运输，因为他们的片结构不同，存储盘的顺序不同。如果这样做的话，改动就太多了，需要很多人力才能够完成。
这时候就可能要用Data Pump，或者一种叫做GoldenGate
Replication的工具。如果我可以选择宕机一阵子的话，这时候如果数据是PB或者TB级的，我可能会用Data
Pump来减少负载，把数据库的信息复制下来到另外一个上。如果我必须要做到在运行状态下解决问题的话，我就会用GoldenGate从intel
Linux上复制到Solaris，把这两个系统同步上，当他们非常接近时，就可以关掉那台Linux机器，等到最后的数据也收到了，我就可以按照常规的做法来处理新系统上的数据了。如果我要更改硬件架构，或者字节顺序不同的话，我也会用Data
Pump或者GoldenGate，这要根据要求是线上操作还是线下操作来决定了。如果硬件、架构、字节顺序都维持不变，而我可以有一段短暂的宕机时间，我就会用RMAN
Backup and Restore来完成整系统运输。
在你的书中你提到过开发者和DBA的职责有所不同，你也简要的提到他们的个性也不尽相同，你认为哪里最不同？
我不知道是不是个性的原因，但是我知道在很多环境下，开发者和DBA之间，就像是一个无形的墙一样。DBA感觉自己好像在保护整个数据库，甚至可能是保护数据库不受开发者的侵扰。而开发者会把DBA当作一个障碍，他们不把DBA看作帮助自己的人，他们不想和DBA一起解决问题，而是把DBA当作一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们的个性不同，而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开发者眼里只有自己写的应用，而DBA只想如何管理公司的数据。一个应用对DBA来说可能无足轻重，因为一个公司可能有上千个应用。而对于开发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那个应用。所以从某些角度来说，DBA的视野更宽广，而开发者的视线更集中，这就会产生矛盾。有时候开发者会觉得DBA不想帮他们，也不想教他们。而更多的时候，开发者根本就不想学，他们觉得数据库什么的不是他们应该学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环境，比如C#，或者VB，而SQL/PL
SQL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障碍。如果开发者意识到，掌握一些知识会帮助他们构建出更好的数据库应用，而DBA意识到，了解更多的开发者会更好地围绕数据库来做这些应用，那么我们最后的应用就会更好。
从性能上来讲，大家都在抱怨性能问题，应用永远都太慢了。没有人会说，这个应用跑得太快了，快让它慢点吧。如果你想让你的应用快10%，从1一分钟降到54秒，去和你的DBA谈谈，他们能做到。他们把表格整理一下，重写一下索引就可以。如果我们想让应用快10倍的话，从1分钟到6秒，那就只有开发者可以做到了。他们是唯一可以在数量级上改变这件事的人，他们通过改变获取数据的方法，或者重新设计他们的架构来完成，而DBA无法完成这些。所以很多人认为DBA是性能调优专家，而开发者们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其实这两个角色之间需要一个持续的知识传递，从彼此身上学习。
20年前是什么让你选择了Oracle，当时它还不是这么大的公司吧?
20年前的Oracle和今天相比，是一家非常小的公司。我当时为另外一家公司工作，是一家外包公司，为美国军方构建系统，我当时打算离职，去另外一家公司。但是有一个Oracle的人和我说，你为什么不来我们公司呢？我的第一反应是，那可真是太酷了！我可连想都没有想过。当时这个软件还很新，Oracle只是一家成长很快的小公司。关系型数据库也是个新概念，尤其是从开放系统上看，如果你想构建一个数据库，你不一定会选择关系型数据库，还有其他很多可选项。所以这样崭新的令人兴奋的概念和这家公司一样，就像现在创业公司一样，这是我能找到最贴近的词了。现在公司大概有10万人了，我很高兴能看着公司一点点的成长起来。当时看来这可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所以我从一个销售咨询起步，一点一点地工作到现在。
你现在在Oracle的职责是什么？
在Oracle的前14年，我都在一个销售咨询组里面工作。我的工作需要时时接触到顾客，他们要么刚买了产品，要么就是正打算买我们的产品。我的工作就是告诉他们，数据库怎么工作，怎么能最大程度上的利用它，告诉他们性能基准是什么。如果他们在初始取向上有问题，我就去和他们一起解决问题。最近7年，我都在一个叫做“服务器技术”的组里，主要做项目管理工作。
我现在写的代码不多了，但是我每一天都在使用数据库，因为我在Ask
Tom上面回答问题，而我是唯一负责回答问题的。所以他们一有问题就来找我，而我也一直都是数据库的使用者。当遇到某些问题时，我仍然会和顾客一起工作，比如有性能问题，技术缺陷的时候。我现在总是一周在家工作，一周在旅行，比如现在我在中国，我下一周就会回去完成数据库的技术文档，我还会在网上做公开课。我仍然在学习数据库，在我的专栏上回答问题，在下个月我就会开始忙活这本书的下一版了。
当你面试其他DBA或者Oracle开发者的时候，你最重视的是什么品质？
我最看重的是好奇心。当DBA或者开发者问我这个东西是怎么工作的，而不是问我具体要怎么做的时候，我会很高兴。很多开发者会把自己的疑惑在网上贴出来，他们想得到的答案是我具体应该怎么做。他们一有问题就会找地方贴出来，尝试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如果有人帮他们写代码的话，他们拿了就走。我喜欢的程序员是想自己把代码写出来，因为未来终将有一个时间，没有人能够回答你的问题了，因为别人不知道背景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好奇心和学习的渴望是最重要的，他们想知道数据库是怎么工作的，怎么做才是最好的，他们想把问题弄明白，然后自己找到解决方法。
有人在工作岗位上干了20年，可是他的方法还是20年前的，有的人可能从事相同的工作只有5年经验，但是他迅速地成长，提升工作方法并与时俱进。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会要只有5年工作经验的人。经验确实很重要，但是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和质量，以及回答问题的能力也很重要。如果我问的问题5年工作经验的人能给我答案而另一位不能的话，我就不会看重经验更多的人。所以在面试的时候，经验确实能够帮助你敲开大门，但是却没法帮你拿到这份工作。你还要证明你有学习、创新、发现新方法的能力，因为我们现在做事情的方法和20年前应该做的可大不相同，如果你还是墨守陈规，那你的经验就真的不值钱了。
你在培养新人方面是怎么做的？
我不给他们答案。我告诉他们足够多的信息，让他们自己去发现答案。在我的论坛上这种事你经常可以见到。有人还挺生气的，说：“你就把代码给我不行吗？”我就会说：“不，我不会给你写代码，我会告诉你怎么去做，以及涉及的技术，用这个技术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你去学学吧。”有一些技巧就是要学的，等到学会了，你就可以把这些技术应用到很多问题上。
有些人一点也不想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是这样，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行为，你把这样的代码给了他，他把这些用在实际生产中，而他实际上不知道这些代码都做了什么。所以我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们信息，让他们自己想答案。当我最开始做Ask
Tom专栏的时候，我就只是回答问题，他们问什么我就答什么，而现在我会给他们一段代码，并且告诉他们：这段代码几乎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但是你需要自己想想来改变一部分，这段代码才能真的为你所用。只有理解了这段代码是如何工作的，你才知道怎么去改。一旦你解决了问题，欢迎把你的解决方案分享出来，让别人也能看看学学。
有人说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越来越缺乏竞争力，很多充满创造力的年轻人到了这里就变成了黄金螺丝钉，你们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怎么能让人们的创造力发挥出来并不断创新？
在Oracle有很多不同的技术种类，我们有Linux组，我的妻子就在这个组工作的。她是数据库专家，但是做的是Linux平台的开发工作。我们有MySQL，NoSQL数据库，我们还有时间戳数据库和内存数据库，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工具部门在建造Oracle开发者应用快车，有中间件，还有应用部门。这些部门，每个都像是一个小公司，我曾在数据库部门工作，而我所在的部门所做的创新有时候是很疯狂的。而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有开源数据库在和我们竞争，而开源就意味着有那么多人一直在写新的功能和特性。我们还有其他对手，比如微软和DB
2。刚才你提到了微软，在桌面机上他们几乎是没有对手，所向披靡的，所以可能他们缺乏创新的动力吧。而我们在数据库领域的竞争却很激烈，不光在Oracle外面我们要竞争，甚至在公司内部我们也要和自己内部团队竞争，比如Oracle数据库和MySQL。在Oracle的20年中，我从未感到过无聊。
图灵其实还出了一本中文的本版书叫做，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一位Oracle ACE专家。他在书中倡导的观点就是学习Oracle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你要像Oracle一样思考，让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当作谋生的工具，追求酷炫的技巧，这样你就会学得更快，成为更成功的DBA。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这和我的想法有很高的相似度。我不会给你生活上的建议，我不会说这会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但我会告诉你Oracle数据库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我的书只会告诉你这些。我不用很炫的工具，我用SQL+，我不会告诉你小技巧，我只是告诉你数据库是怎么工作的。我觉得这也是他想说的，理解工作原理，你就可以用它为所欲为了。虽然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是我感觉我应该会同意书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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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加入图灵访谈微信！作者/ James Gleick
James Gleick生于1954年，本科毕业于哈佛学院，曾长期在《纽约时报》担任记者和编辑，并多年为《时代》周刊撰写技术专栏。1987年，他的首部作品《混沌：开创新科学》入围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的决赛，并成为畅销书，使得“混沌”、“蝴蝶效应”的说法家喻户晓，现已销售超过百万册。其后他又陆续出版了《费曼传》、《越来越快》、《牛顿传》等书，相继被翻译成了二十多种语言。他是最早一批投入互联网创业热潮的人。1993年11月，他与合作者联合推出了Pipeline互联网接入服务，率先提供了用户友好的图形界面。
就最近网站多次宕机，我必须表达歉意。我想，这大概就像异乎寻常的积冰压垮了Internet的枝条，又像载满信息包的卡车倾覆，货物散了一地。
——安德鲁·托拜厄斯（2007）
无论是印刷术、电报、打字机、电话、无线电广播，还是计算机、Internet，每当它方兴未艾时，总会有人说（就仿佛这是头一次被人认识到），它会给人类的沟通加重负担，因为它无疑平添了新的复杂性，增加了新的隔阂，并带来了骇人的新的过载。1962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卡尔·布里登博就向自己的同行提出了警示，人类存在的性质正在经历一场“大突变”——变化是如此突然，如此激烈，以至于“我们现在好像是患上了某种历史失忆症”。他惋惜阅读的衰落、人与自然的隔阂（他将这部分归咎于“丑陋的黄色柯达相机”和“所在皆是的晶体管收音机” ），以及共有文化的失落。而对于肩负保存和记录过去责任的历史学者，他更忧虑新工具和新技术带来的悖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助“大行其道的量化分析” 、“各种数据处理机器”以及“那些骇人的扫描仪，据说能代替我们阅读书籍和文档”，但还没有一种机器可以替我们消化原始材料。多多并不益善，他说：
尽管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喋喋不休的沟通，但沟通非但没有改善，事实上反而越发困难了。
这些评论在经过数次传播后变得广为人知：它们第一次是见诸口头发言，1962年最后一个周六晚上，布里登博在芝加哥康莱德酒店宴会厅向参与年会的约一千人发表了这段讲演；接下来则是印刷文字，出现在 1963年的学会期刊上；再接下来，过了约一代人的时间，它们又有了在线版本，这样其接触面大为扩张，而其持久性恐怕也同样得以增加。
伊丽莎白·艾森斯坦是在 1963年读到了它们的印刷版本，那时她还是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的兼职历史讲师（这是当时一位哈佛女博士所能找到的最好工作了）。后来回顾起来，她把这视为了自己从事早期印刷史研究的起点。研究持续了十五年，最终成果是 1979年出版的两卷本著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这是首次有人全面研究了，印刷术作为一场通信革命，在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她注意到，通常教科书对于印刷术发明的编排会使学生只是隐约有印象，这件事发生在黑死病与发现美洲大陆之间，但在众多历史事件中却似乎相对无足轻重。相反，她把古登堡的发明放在了显著位置：它引发了从手抄本到印刷书的转变、印刷厂在 15世纪欧洲城市的兴起，以及“数据采集、存储、提取系统和通信网络”的转型。尽管她在一开始就谨慎地强调，自己会将印刷术视为导致变革的诸多动因之一，但最终她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印刷术在早期现代欧洲的转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文艺复兴、新教改革以及现代科学的诞生都与它有密切联系。那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在那之后一切都不可逆转了”。印刷术塑造了现代心智。
印刷术同样塑造了历史学家的心智，其无意识的心智习惯也是艾森斯坦感兴趣的话题。随着她着手进行研究，她开始相信，学者们对于自己每天打交道的媒介的影响确实经常会视而不见。而提醒自己注意到这一点的，她将之归功于马歇尔·麦克卢汉，其 1962年出版的《古登堡星系》一书迫使历史学家重新调整自己的关注点。在手抄本时代，人们对于年代只能进行粗略推算：从亚当、挪亚，或罗穆路斯与雷斯兄弟起，一代一代往下算，时间线大多混乱不堪。“对于历史变迁的态度，”艾森斯坦写道，“只能偶尔在明确标明是研究‘历史’的著作中找到，并且往往需要深入研读才能找到言下之意。此外，萨迦和史诗、宗教经典、墓志、象形文字和密码、巨石碑、密室宝箱里的文档，以及手抄本边缘的注解，通过研读它们也能找到蛛丝马迹。”那种对于自己身处何时的明确感知（回视过去能看到往事历历在目，能够在脑海里想象出时间图表，并能够识别出时代错位）则是伴随着从手抄本到印刷书的转变才得以出现。
图印刷机，作为一种复制机器，不仅让文本更便宜、更容易接触到，也让它们变得更加稳定，而这才是其真正力量所在。艾森斯坦写道：“手抄本文化，它持续受到材料腐蚀、文字讹误和文献散佚的削弱。”印刷书就更为可靠、持久、值得信赖。第谷在花费大量时间积累天体观测数据时，他是自信这些数据会为当时的和后来的人所用。而当开普勒算出较第谷的精度高出许多的星表时，他也是利用了纳皮尔的对数表。与此同时，印刷厂不仅传播了马丁·路德反赎罪券的论纲，更为重要的是，还传播了《圣经》本身。在新教的宗教革命运动中，没有什么学说比阅读《圣经》更为紧要——这时，印刷书超越手抄本，册本形式取代卷轴形式，当地俗语替代古代语言，所有这些对《圣经》的传播和阅读无疑都居功至伟。此外，在印刷术出现以前，《圣经》的文本也并没有真正固定下来。各种形式的知识之所以能够臻于稳定和持久，并不是因为纸张比纸草更耐久，而只是因为现在副本为数众多。
1963年，在读到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警示时，艾森斯坦认同历史学正面临着某种危机，但她也认为布里登博恰恰把问题弄反了。布里登博认为，问题在于遗忘。“在我看来，”他不无夸张地说道，“人类正遭遇自身记忆的遗失，而这种记忆也意味着历史。”不过，艾森斯坦从这些让老一辈历史学家深受困扰的新信息技术中得出的结论却正相反。过去并不是从视野中逐渐消逝，反而是更加可及、更加清晰。“在这个见证了线形文字B的破译以及死海卷轴的发现的时代，”她写道，“似乎无需担心什么‘人类记忆的遗失’ 。相反，人类记忆的电路过载应当更值得关注。”至于布里登博及其众多同行所惋惜的历史失忆症：
这其实是对历史学家目前所面临困境的一种误读。造成当前困难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失忆症，而是前所未有的更全面的回忆。恰恰是记忆的稳定恢复而非消除，是回忆的累积而非散佚，才导致当下的僵局。
在艾森斯坦看来，这场经历了五个世纪的通信革命依然在延续。布里登博他们怎么就会视而不见呢？
“电路过载”是个相当新颖的隐喻，描述的也是一种相当新鲜的感受——信息过多。但这种感受其实并不新鲜。曾几何时，人们求书若渴，翻来覆去阅读少数几本珍爱的书，总是期望求得或借得更多的书，甚至会早早在图书馆门口等着开馆；但似乎在转瞬之间，他突然发现自己身处过量的境地：书太多，读不过来。早在 1621年，牛津学者罗伯特·伯顿（其藏书之丰富在当时的私人图书馆中屈指可数，有近 1700本，但其中没有一本词典）就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感受：
我每天都能听到新消息和流言蜚语，关于战争、瘟疫、火灾、洪灾、盗窃、谋杀、屠杀、流星、彗星、鬼魂、神童、异象，关于法国、德国、土耳其、波斯或波兰等地的村镇沦陷、城市遭围、军队集结和每日战备，以及见诸如此动荡时局的频仍战事、生灵涂炭、决斗、船难、海盗、海战、媾和、结盟、谋略和新的警报，诸如此类。誓言、祈求、提议、敕令、请愿、诉讼、呼吁、律条、宣告、抱怨、哀悼，相互混杂，每天不绝于耳。每天都有新的图书冒出，还有小册子、舞蹈、故事、各种目录，以及哲学、宗教中新的悖论、观点、分裂、异端、争议。一会潮拥而至的是婚礼、化装舞会、哑剧、娱乐、金婚纪念、使节、马上长枪比武、奖杯、胜利、狂欢、体育、戏剧，一会又仿佛场景变换，是背叛、欺诈、抢劫、形形色色的恶行、丧礼、葬礼、王子去世、新发现、探险；如此一会是喜事，一会又是悲事。今天听说新官上任，明天就听说某些人物遭罢免，后天又听说他们另有高就；有人出监，有人入狱；有人大手花钱，有人落魄难堪：一人发财，他的邻居却破产；此刻衣食无忧，转瞬贫寒交迫；有人奔走，有人骑马，有人争吵，有人捧腹，有人啜泣，不一而足。这些就是我每日所闻，或者诸如此类。
他当时觉得这样的信息过多是件新鲜事。不过，他不是在抱怨，而只是感到惊奇。但很快，反对之声接踵而至。莱布尼茨就担心，人类因而会退回到野蛮状态——“对于这种结果，数量骇人且还在持续增加的书籍可能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到了最后，无序状态将变得几乎不可抑制，不计其数的作者将很快遭遇普遍湮没无闻的危险。 ”亚历山大·蒲柏也不无讽刺地写道： “当是时， （在上帝为惩治饱学之士的罪行而允许印刷术的发明之后）纸张也变得如此廉价，印刷机又如此之多，以致作者如洪流般泛滥，遍地都是。”
“洪流”也成为后来人们描述信息过量时的常用隐喻。信息犹如翻腾高涨的洪流，将人淹没。或者它又仿佛炮弹，以不及反应的速度从四面八方一波波袭来，不断轰炸着人们的头脑。对刺耳声音的恐惧可以有一种宗教解读，即害怕世俗的噪声可能会淹没真理。T. S. 艾略特在1934年的一个剧本中就表达了这种担忧：
得到关于运动的知识，而非静的知识；
关于言语的知识，而非默的知识；
关于字词的知识，同时对于道的无知。
我们所有的知识都让自己更趋近无知，
我们所有的无知都让自己更趋近死亡，
但行将死亡时，我们却没有更趋近上帝。
又或是害怕打破壁垒，以免必须直面其背后陌生、可怕或恐怖的事物。又或是害怕失去掌控能力，让感性重新陷入混乱。在一大堆看似合情合理的谎言中，真理似乎更难寻觅了。
在“信息论”一词问世后，相继又出现了“信息过载” 、 “信息过量” 、 “信息焦虑”、“信息疲劳”等说法。作为当下的一种综合征，“信息疲劳”一词便在 2009年被 OED收录：“由于暴露在过量信息当中而引致的漠然、冷淡或心力交瘁，尤指（在晚近用中）由于试图从媒体、Internet或工作中吸收过量信息而引致的压力。”有时，信息焦虑会与无聊感同时出现，一种相当令人困惑的组合。戴维·福斯特·华莱士给这种现代处境起了一个更不祥的名字：全噪声（Total Noise）。他在 2007年的文章中指出，“海量的可用事实、情境和观点”构成了全噪声。他也谈到了那种被淹没的感觉、自主性的丧失，以及努力成为知情的公民的个人责任。而为了能够跟紧所有信息，我们不免需要代理和承包商的帮助。
另一种谈论焦虑的方式是区分信息与知识。一大堆数据往往并不能告诉我们所需的知识。反过来，知识也并不能确保带来启示或智慧。（艾略特就接着写道：“我们在生存中失落的生活在哪里？/我们在知识中失落的智慧在哪里？/我们在信息中失落的知识又在哪里？”）当然，这个洞见古已有之，但每当信息变得极为丰富时，尤其是在一个所有比特都生而平等、信息与意义相分离的世界里，总是会有人觉得有必要对此加以重申。比如，人文学者、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就在 1970年重申了这一点：“不幸的是，‘信息提取’，不论有多快，都无法替代借助直接的、个人的审视知识进行发现的方式，尽管这种知识的存在本身人们根本无法意识到，并且它是按照自己的步调沿着相关文献深入发展。 ”因此，他呼吁重申“人的选择和道德自律”。诸如这样的警示，其中不免含有几分怀旧的气息，但无疑也包含了一个无可否认的真理：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慢反而好。徜徉在弥漫着旧书气味的图书馆内，在堆满了典籍的书架之间探索，自有其回报。阅读（哪怕只是浏览）一本旧书所能获得的养分是从一次数据库搜索中无从得到的。耐心是美德，饕餮是罪过，无疑也适用于此。
不过，即便在 1970年，芒福德考虑的还不是数据库或其他已初露端倪的电子技术。他抱怨的是“微缩胶片数量的猛增”以及由此加重的书籍过多问题。“倘若我们自我不施加这种克制的话，”他警告道， “书籍泛滥将导致一种与普遍蒙昧无异的思想衰弱状态。”然而，这样的克制终究没有出现。书籍继续层出不穷，各种讨论信息过剩的书也随之出现。而当网上书店 打出像“不用一分钟，开始在你的 Kindle 上阅读《信息烟尘》”和“给我惊喜！随机翻到本书中的一页”的口号时，其中暗含的反讽之意大概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吧。
随后，种种电子通信技术兴起的速度之快，仿佛是不期而至。根据 OED的考证， e-mail一词首次见诸文字是在 1982年，在《计算机世界》杂志（Computerworld）上： “ADR/Email 据称容易使用，并具备简单的、基于英语动词的命令提示符屏幕。”次年，另一个用例出现在了《信息系统》期刊（Infosystems）上： “Email促进了信息在空间内的运动。”又过了一年（这时距离普通大众听说这个词还有整整十年），一位任职于斯德哥尔摩大学 QZ计算中心的瑞典计算机科学家，雅各·帕尔梅，提出了一个颇具先见之明的警告——简洁、准确且全面，不亚于任何一个在随后数十年间出现的类似警告。
倘若使用人数众多，电子邮件系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信息过载问题。其原因在于，把一条讯息发送给许多人是如此容易，而且此类系统的设计往往使得发件人对于通信过程具有太大的控制力，而收件人的控制力却太小……
人们会收到太多讯息，却没时间去读。这也意味着，真正重要的讯息会淹没在一大堆不太重要的讯息中而难以识别。未来，当讯息系统变得越来越庞大、系统之间的互联越来越紧密时，这将会成为一个影响到此类系统的几乎所有用户的问题。
他还根据自己所在的局域网情况统计了一些数据：一条讯息平均需要花费 2分 36秒撰写，但阅读只需要 28秒。这原本还好，但问题在于，人们很容易将同一条讯息发送许多份副本。
当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从各自的角度开始研究信息过载时，他们得出的结论不一。早在 1963年，两位心理学家就试图量化过量信息对于临床诊断的效应。结果不出所料，他们发现，“信息过多” （虽然他们承认，这并不好定义）确实经常会影响判断。他们虽然将论文标题定为了《有时人们是不是知道得太多？》 ，但在论文结尾，他们又兴致勃勃地列出了几个可替换的标题，包括《从来不曾如此事倍功半》 、《你是否对其知道越多，却越难预测？》以及《信息过多是件危险之事》。此外，还有人尝试度量了信息负载对于人的血压、心律和呼吸速率的影响。
其中之一就是西格弗里德·施特罗伊夫特。他在 20世纪 60年代的一组论文中指出，信息负载与信息处理之间的典型关系有点像“倒写的字母 U”：更多的信息在一开始是有益的，接着变得不那么有益，最后则实际上变得有害了。在他的一项研究中，185 名大学生（全部为男性）被要求在一个军事策略游戏中扮演指挥官的角色，需要做出各种决策。他们被告知：
你所收到的信息是以真实世界里情报部门为指挥官准备信息的同样方式准备的……你可以指示情报部门增加或减少他们呈报的信息量……请选择你的偏好：我希望
接收多得多的信息
接收稍多点的信息
接收与目前相当的信息
接收稍少点的信息
接收少得多的信息。
但其实无论选择哪一项，他们的偏好都被忽略了。决定信息量的自然是实验者，而非受试者。施特罗伊夫特从实验数据中得出的结论是，“超适的”信息会导致低表现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信息负载已是大大超适（比如，每30分钟 25条情报），有些受试者仍会要求提高信息量水平” 。后来，他用类似方法研究了饮用过量咖啡的效应。
到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们已经可以信心满满地谈论所谓“信息负载范式”。这种范式实际上是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只能“吸收”或“处理”有限的信息。许多研究者发现，信息过量不仅会导致困惑和挫败感，还会导致视野受限和不诚实行为。而实验本身也要处理众多的信息：比如，记忆广度的度量、源自香农的信道容量概念，以及信噪比的各种变体等。一种常用但不十分可靠的研究方法是直接的内省。1998 年，一个小型项目研究了一个“共同体或俗民群体”——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生院的某门课程的学生。所有人在被问及时都说，自己正受到信息过载的折磨，表现为通过“电子邮件、会议、邮件列表以及件筐里的纸堆”汹涌而来的信息令人应接不暇。大多数人都感到，过量的信息侵扰了他们的工作和休闲时间。有些甚至还表示出现了头痛的症状。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信息过载是真实存在的；它既是我们描述信息对于现代社会种种影响的“代名词”，也是我们对此无法加以科学解释而形成的迷思。对此，研究还得继续。
正如查尔斯·本内特所说，如果不将信息视为一种负债，那不免会导致混淆。“毕竟我们花的钱仅是让人把报纸送来，而不包括将其取走。”然而，计算的热力学表明，昨天的旧报纸会占用麦克斯韦妖用来接收今天新报纸的宝贵空间，并且现代社会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遗忘曾被视为一种失效、一种浪费以及一个老之将至的信号。而现在，遗忘是需要付出代价才能做到的事情。遗忘也许与记忆一样重要。
获取事实的代价曾经非常昂贵，现如今则已十分廉价。曾几何时，如果想了解诸如君主或总统的名姓和年代、节假日和潮汐表、遥远国度的大小和人口、海军舰船和主要军官等事实，人们需要查阅《惠特克年鉴》（英国）或《世界年鉴》（美国）。要是手头没有年鉴，或是想了解的事实不在其中，人们还可以打电话咨询公共图书馆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萧伯纳在妻子临近死亡时，想预先了解一下最近火葬场的位置，却翻检年鉴而不得。“我刚在《惠特克年鉴》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疏漏。 ”他在给编辑的信中写道， “由于读者查阅这本价值不菲的年鉴的目的在于找到自己想了解的信息，所以我以为，国内现有 58家火葬场的信息及相应的操作指南想必会是非常有益的补充。 ”他的信就事论事，并没有提到自己的妻子，只是说到“在重病的情况下”，也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只是自称“一位痛失亲人的问讯者”。萧伯纳有自己的电报地址和电话，但他还是习惯从白纸黑字中查找事实。
对当时的许多人而言，电话的出现已经大大扩展了他们可以问讯的范围。进入 20世纪后，人们意识到，即便未能亲临赛事现场，自己也能立刻知道结果的比分。还有很多人想到了打电话给报社问询结果，弄得《纽约时报》不堪重负，不得不在 1929登出头版告示，恳求读者停止此类行为：“请勿来电询问职业棒球世界大赛的比分。”而现如今，“实时的”信息已被视为现代人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
当你终于将相关的所有信息都搜罗到手后，你会做什么？丹尼尔·丹尼特就在 1990年设想了（恰在 Internet的出现让他的梦想成为可能前不久），电子网络将颠覆传统诗歌出版的经济学。如果不再出版那种只卖给少数鉴赏家的精致小薄本，而改成在线出版，可以让诗歌在瞬间接触到几百万的读者而非几百个，并且每个人只需花费一美分而不是几十美元，那又该是番什么样的景象？也在这一年，出版商查尔斯·查德威克-希利爵士（Charles Chadwyck-Healey）某天在大英图书馆里冒出了建立一个“英国诗歌全文数据库”的想法。四年之后，他把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它收录的不是现在的或未来的诗歌，而是过去的诗歌，并且一开始没有做成在线形式，而是压制成了四张内容光盘：过去 13个世纪里总计 1250名诗人的 165 000首诗，售价 51 000美元。如何利用这样的数据库成了读者和评论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显然不可能像阅读一本书那样全文通读。或许可以在其中选读。通过搜索，在当中找到一个字词、一句引语或一段隐约记得的片段。
安东尼·莱恩在《纽约客》上撰文评论这个数据库时，他的态度在兴奋与失望之间摇摆不定。“你一开始感觉自己就像一位成竹在胸的钢琴家，”他写道，“知道什么在等待着自己，啊，是英国文学的无尽宝藏！从这些人类想象力最深的矿藏中，能挖出何等的秘密珍宝啊！ ”但不料，随之而来的尽是些混合杂糅、质量低劣或浮夸庸俗之作。这一团乱麻开始让人简直难以忍受。不过，莱恩听上去却没有那么无法忍受。“狗屎一堆！”他不由咆哮道，但他似乎又乐在其中。“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如此好的证明，证明人类无能的威力——以及，同样地，人类健忘的福分。”要是没有这个数据库，他从哪才能找到这位被人们彻底遗忘（除了维基百科）的托马斯·弗里曼（Thomas Freeman）及其这个可爱的自我反思的对句？
喔喔喔，我想我听见了我的读者的呼声，
这就来首押韵的打油诗：我认承；
这套光盘早已过时。现如今，所有的英国诗歌都到了网上——即便还不是全部，也相差无几；即便还不是现在，也指日可待。
过去像手风琴一样被折叠进了现在。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事件视界（比如，文字是三千年，录音是一百五十年），在其时间框架内，过去的事物会像现在的事物一样唾手可得。泛黄的报纸可以起死回生。历史悠久的出版物可以重新利用过去的内容，比如菜谱、玩牌技巧、科学发现、流言等，它们一度绝版，现在换个“五十年前的某某”或“一百年前的某某”的标题又得以重见天日。唱片公司也在库存里翻箱倒柜，发行或重新发行了箱底里的单曲、珍选、次要曲目和私录带。曾几何时，收藏家、学者或歌迷拥有他们的藏书或唱片，而在他们当时所拥有的与所未拥有的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所拥有的音乐（或藏书、或视频）甚至成为了他们身份的一部分。但这样的界线现在正在逐渐消失。索福克勒斯的大部分剧作都已失传，但流传下来的那些现在只消按个按钮就能获得。巴赫的大部分音乐不为贝多芬所知，但我们现在却应有尽有——组曲、康塔塔，还有各种铃声。各种信息我们似乎即刻可及，我们仿佛处于全知全能的境地。音乐评论家亚历克斯·罗斯（Alex Ross）将这形容为“无穷长的播放列表” ，并意识到了其中不完全是福分：“焦虑感取代了满足感，渴求与失落循环往复。人们刚开始一种体验，其他还会有什么的想法就又随即萌生。”这是富足的窘境，无疑也再次提醒了我们，信息不是知识，知识不是智慧。
当然，各种应对策略也随之出现。方法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本质上可归为两类：要么是过滤，要么是搜索。不胜其扰的信息消费者纷纷求助于各种过滤器以期区分精华和糟粕。这些过滤器包括博客和聚合器——但过滤器的选择难免会引发信任和口味的争议。过滤器的问题，是任何描绘了丰富信息带来美好前景的思想实验所无法回避的。丹尼特在设想他的诗歌网络时，也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他指出：“对此明显的反假设来自群体模因学。如果这样一个网络真的建成了，没有一个诗歌爱好者会愿意在充斥着打油诗的成千上万个电子文件中辛苦搜寻，只为找到几首好诗。 ”过滤器，这里指编辑和诗歌评论家，无疑是必不可少的。编辑和评论的模因“之所以会兴盛，是因为心智的供应短缺、容量有限，而不论心智之间的传输媒介是什么”。当信息变得廉价时，注意力就变得昂贵了。
同样地，各种搜索机制（在赛博空间里叫做搜索引擎）也在帮助人们大海捞针。我们现在认识到了，信息仅仅存在是不够的，它还必须为人所知。在 16世纪的英国，“文件”（file）一词原本指的是用来串起纸笺、账单、便条或信件，以便保存及日后参考之用的铁丝。后来又出现了文件夹、文件屉和文件柜，再后来同样的名称应用到了电子系统中。但这时，反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条信息一旦被归档，从概率上讲，它就不太可能再次被人读到了。早在1847年，巴贝奇的朋友奥古斯塔斯·德摩根便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对于随便一本书来说，图书馆并不比废纸仓库好到哪里去。“以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为例，诚然它非常宝贵、有用，也十分便利，但一本书只是因为它在里面，人们就知道里面有这本书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有人需要这本书，他自然可以要求借阅，但前提是他必须事先知道里面有这本书。谁也不可能翻遍整个图书馆。”
信息过多，并且其中大多失落无闻。一个未被搜索引擎编入索引的 Internet站点就如同一本被上错架的图书馆藏书，难免处于被人遗忘的境地。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信息经济领域取得成功的企业都是建立在过滤和搜索的基础之上。甚至非营利的维基百科也是两者结合的产物：主要由 Google驱动的强大的搜索机制，以及通过相互协作努力做到去伪存真的大量过滤器。搜索和过滤是保护这个世界免于落入巴别图书馆境地的仅有力量。
这两个策略在计算机时代的实现让它们看上去像是新出现的，但其实不然。事实上，印刷媒介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产物，都是为了应对信息过量而发展而来的，只是如今它们已被视为理所当然，就像旧墙纸一样被人视而不见。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索引、书评、图书分类法和图书馆卡片目录、百科全书、选集和文摘、名人名言录、逐字索引和地名索引，如此等等：它们其实是各种选择和排序机制。罗伯特·伯顿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列举每天听到的新消息和流言蜚语，“哲学、宗教中新的悖论、观点、分裂、异端、争议”，其实是为了给他自己倾注了毕生精力的巨著提供辩——《忧郁的解剖》，一本试图搜罗过去所有知识的长篇概要。再往前四个世纪，多明我会会士博韦的樊尚也曾尝试将当时已知的所有事物都纳入一本著作当中，从而创造出了中世纪最早的一批百科全书之一——《大宝鉴》 ，总共80卷，共计 9885章。而他给出的理由是：“书卷太多而时间苦短、记忆易失，这使得已经写下的所有文字无法一视同仁地全部记忆在心。 ”研究早期现代欧洲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安·布莱尔总结得好：“对于图书过多的感知，反过来为生产更多图书提供了动力。 ”自然科学也以自己的方式应对信息过载问题，比如像植物学这样的学科就是因此而兴起的。到了 16世纪，随着已知物种（及其名字）的数量暴涨，人们迫切需要新的标准化描述手段。于是，附有词汇表和索引的植物学百科全书应运而生。在布赖恩·奥格尔维看来，文艺复兴时期植物学家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因应他们自己在不经意间造成的信息过载” 。这些人制造了一团“新事物的混乱”，以及“相应的一团字词的混乱” 。博物学的诞生正是为了沟通这两团信息。
新的信息技术在改造了现有世界景观的同时，也带来了混乱，这就像是新的河道和水坝改变了原来灌溉和航运的水道。信息创造者与消费者（比如作者与读者、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平衡已被颠覆。市场力量也举棋不定，因为信息可以同时表现得太廉价和太昂贵。旧的组织知识的方法不再奏效。这时，谁来搜索？谁又来过滤？在这场混乱中，希望与恐惧相互交织。无独有偶，在无线电广播诞生之初，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就对其既充满希望，又害怕恐惧，还十分着迷。他把这种感受精致地表达了出来：“一个有话想说却找不到听众的人是很不幸的，但更不幸的是那些找不到人有话想说给他们听的听众。 ”但对此的权衡判断也总是在变化。不信可以问问现在的那些博客和 Twitter作者：太多嘴说或太多耳听，究竟哪个更糟糕？
人类与信息遭遇的历史由来已久。非洲土著部落在尚未直接跨越到移动电话之前，曾用鼓声来传递讯息。但人类开始自觉地理解和利用信息始于克劳德o香农在1948年创立的信息论。香农的信息论不仅推动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引发了许多学科的信息转向。部分科学家甚至认为，构成世界的基础不是物质，不是能量，而是信息。正如物理学家约翰o惠勒所说，“万物源自比特”。 现如今，信息如洪流般淹没了我们，使我们深陷信息焦虑、信息过载、信息疲劳的困扰。维基百科、Google便是我们的应对之一。无论对于信息的未来持何态度，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我们人类是信息的造物。本文节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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