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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十大贴身卫士传奇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作为蒋介石的第一任侍卫长，王世和曾与蒋介石出生入死长达20年之久。有史家言，若没有王世和，蒋介石的命运或将不同，甚至连国民党党史也有可能重写。给蒋介石当“王朝马汉” 中国论文网 /5/view-3094383.htm　　1889年，王世和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按照辈分，王世和是蒋介石的表侄。1921年6月，蒋母王采玉病逝，蒋介石回家奔丧，对为人机灵的王世和甚为满意。 　　此时蒋介石在乡里已颇有名气。一日，老乡随口说了一句话：“包公出门，都有王朝马汉护驾，七品县太爷出门都鸣锣开道，喽啰一堆，你咋连个卫兵都没呢?” 　　这话让蒋介石下定决心成立侍卫队。恰在此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逼离开广州，登上永丰舰。孙中山遂命蒋介石速至广州解围。蒋介石担心叛军会伺机暗杀自己，便密令王世和从蒋氏宗族子弟中挑选组建了一支近身侍卫队，王世和由此成了蒋介石的首任侍卫长。 　　抵达广州后，蒋介石命王世和化装成商人，到黄埔岛一带侦察敌情，王世和以重金租了一条民船，偷偷越过陈炯明部队的防线，护送蒋介石登上了永丰舰。蒋介石立刻发动反击，击溃了敌军的一次次攻击，助孙中山平安脱险。 　　经过此事，蒋介石更加器重王世和。1923年底，孙中山委派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遂让王世和也进了黄埔军校，王世和受器重程度可见一斑。 　　北伐开始后，蒋介石组建了警卫团，王世和任营长。其间，王世和救过蒋介石一命：北伐军进驻上海后，担任外层警戒的警卫排中的一个士兵因受人鼓动，趁夜潜入蒋介石的寓所，欲加行刺，却碰到了王世和。王世和见其形迹可疑，拷问之下才得知真相。 　　警卫排居然暗藏刺客!蒋介石吓出了一身冷汗，多疑的他思前想后，发现唯有王世和一人足以充分信任，便下令改组警卫，在总司令部成立侍卫班，任命王世和为上校侍卫长，全权负责他的安全保卫工作。 　　自此，王世和开始飞黄腾达：1936年，蒋介石授予王世和陆军少将军衔，1946年，蒋介石又任命其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误传蒋介石要打宋美龄 　　王世和与蒋介石荣辱相依、生死与共，不可避免地卷进了蒋氏家族恩怨的漩涡中，他因两件小事惹恼了宋美龄：蒋介石曾让小妾姚冶诚照顾次子蒋纬国，还时常让王世和往返苏州送钱送信，采办生活用品，照料生活杂务。宋关龄知道后火冒三丈，虽明知王世和是奉蒋介石之命办事，但仍视到的不为人知的作用，比如林彪的“九一三事件”，以及随后对江青等人的抓捕。 　　二是早年由邓发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功与过，由康生与李克农所领导的隐蔽战线，延安整风运动所发挥的具体作用等等。 　　谭岩：最感兴趣的是，这些卫士在不平凡的人身边生活，如何保持一颗不平凡的心；如“龙潭三杰”的钱壮飞，如何取得特务头子徐恩曾的信任并被视为亲信? 　　韩晗：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们的一些回忆录，如《汪东兴日记》，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共和国历史的重要见证者。所以，我期待更多的“红墙卫士”出版这样的作品，我相信，这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与中共党史的有益且重要的补充。 　　话题三：警卫人员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你认为作为重要领导人身边的警卫人员，需要哪些必备素质? 　　黄孝阳：作为警卫人员，忠诚度是最重要的，忠诚是警卫人员最根本的要求。其次才是身体素质、专业技能、礼仪修养等。 　　谭岩：首先要“忠”，政治上要高度可靠，关键时候能舍命；其次要“能”，要有一身武艺，危急时刻能显身手。 　　中共历史上很多高级领导人，在很多时候并不是牺牲于敌人之手，而是倒在叛徒的出卖之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方志敏，就是被叛徒魏长发出卖被俘。 　　中国人自古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为殊荣，如果没有一支强劲的警卫部队，并且忠心可靠，同时反应迅速，就不可能有领袖的安全保障。 　　韩晗：还是那句话，身体素质、政治可靠度都是前提，最重要的是辨是非、识大体的态度。 　　红墙警卫们直接接触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某些历史关头，他们必须具备大局观与清醒的政治头脑，这是一名合格的“红墙卫士”应该具备的重要条件。 　　话题四：和前线与敌人直接作战的部队相比，警卫部队的地位如何?它们会不会直接参与前线作战? 　　黄孝阳：警卫部队有几种：负责保护军事机关所在地的营级指挥所设警卫排，团级指挥所设连等，战时充当机动兵力； 　　另外就是专门负责高级领导贴身护卫任务的警卫部队。他们一般不参与前线作战，但遇到紧急情况，也会顶上去。 　　谭岩：警卫部队的地位要高。他们护卫的是政府首脑。比如解放战争时，1947年胡宗南15万大军全面进攻延安，胡宗南的先头部队距延安只有7公里，驻守延安的警卫部队当然也得参战。 　　韩晗：警卫部队好比是象棋里的“士”，当“士”和对方的“车”开始直接PK的时候，是多么可怕的局面!因此，警卫部队的地位很高。 　　话题五：在革命年代，红墙警卫主要是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而在当今的和平年代，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红墙警卫的职责有何变化? 　　黄孝阳：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国元首、重要外宾在和平时代的安全，展示中国军人的新形象，忠诚履行各项项职能和使命。 　　韩晗：和平发展主题的确立，对红墙警卫的要求更高，他们不但要有敏捷的身手，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而且还要具备更高的文化素质，譬如多语种应用等。 　　因此，“能文能武”是新时代红墙警卫职责变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最大特征。 　　谭岩：警卫永远是警卫，如果说职责有变化，那就是在高科技发展的年代，他们的责任会更大，对他们的能力要求也会更高、更伞面。 　　话题一：在共和国历史上，您印象最深刻的红墙卫士有哪些? 　　黄孝阳：周恩来。他一手创建并领导了中央特科，正因为其杰出才干、高效行事，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才得以一次次度过危险。 　　特科出过很多人才，如罗瑞卿、陈赓，还有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的顾顺章。另外还有： 　　汪东兴，红墙卫士出身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毛泽东晚年最信赖的人。 　　李克农，被称为中共“特工之王”，是1955年授衔的众多开国上将中唯一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 　　而且，李克农还是中共情报工作“龙潭三杰”之一，电视剧《潜伏》里“克公”的原型。 　　邓发，中国的“捷尔任斯基”，一手为苏维埃时期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奠定了基础，具有狂热的革命气质和激烈性格。 　　张思德，中央警卫团战士，在烧炭时“舍己救人，以身殉职”，毛泽东主持追悼会讲话，就有了“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是任何一个党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立身之本。 　　李银桥，15年以来一直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曾任毛泽东的卫士长。 　　谭岩：我认为这要分两个层次：一类是领导人身边的警卫人员，如李银桥、李连成、张景芳、汪东兴等，另一类是在情报部门工
作的，应该算“红色特工”吧，如李克农、潘汉年、顾顺章等。 　　韩晗：应该是做过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吧!在我的印象中，长期担任中央领导人安保工作的汪东兴不但是一位忠心耿耿的红墙卫士，而且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这样明辨是非、识大体的红墙卫士，才是真正意义上优秀的"32国之士”。 　　话题二：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在老百姓眼里，“红墙卫士”总是显得很神秘，关于他们的故事，近些年来才有所揭秘，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黄孝阳：一是8341部队番号的来历。毛泽东活了83岁，从遵义会议算起到其逝世，前后主政41年；又有人言这与毛泽东年轻时当兵拿到的步枪编号有关，这很有趣；另外就是这支部队在各种历史大事件里所起馆便按照杨奇清的要求准备好了三辆同一颜色、同一型号、都插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轿车。 　　杨奇清让驻印尼大使黄镇的夫人朱琳坐进了第一辆轿车，周恩来和陈毅坐进第三辆轿车，自己则坐进了第二辆轿车。 　　叶翔之马上向沿途埋伏的杀手们发出行刺第三辆轿车中周恩来与陈毅的命令。但是，沿途杀手却弄不清哪一辆轿车是周恩来和陈毅乘坐的。 　　原来，杨奇清指挥三辆轿车不断地改变行驶顺序，任意超车，时前时后，加上三辆轿车外观一模一样，叫杀手们如何分得清? 　　叶翔之没料到杨奇清会有这一招，弄不清周恩来到底坐在哪一辆轿车中，也就不敢下达开枪的命令。 　　就这样，周恩来安全地参加了万隆会议，其中，杨奇清功不可没。他担任了周恩来的贴身警卫员，周恩来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出色地完成了保卫任务。 　　第五次反“围剿”时，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了一个政治保卫团，局长邓发让吴烈带一营去雩都县保卫毛泽东。 　　为了保护毛泽东，吴烈带兵赶到赣州江口，占领制高点，修筑了工事，有力地防范了敌特的渗透。吴烈的干练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2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将四野第45军第133师改为第207师，吴烈和邹衍任师长与政委，与中央警备团一起担负对中央首长、机关和北平的警卫任务。 　　为了迎接党中央进北平，207师开展了肃清散兵游勇的任务，与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和危害社会治安的歹徒进行斗争。 　　1949年七八月份，毛泽东和党中央陆续由香山搬到中南海办公。207师所辖的第二、三两个团，担负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警卫任务和维护北平市的社会治安及卫戍丁作。 　　9月的一天，毛泽东由中南海返回香山住处，但出发一个多小时都没回来，周恩来要吴烈立即查询沿途警戒情况，搞清楚后立即向他报告。 　　就在这时，担任西苑地段警戒任务的3连给总部打来电话说，毛泽东的轿车停在北京大学到西苑之间的那段弯路上。 　　吴烈忙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主席在车上吗?” 　　“毛主席不在车上，到路旁稻田里去了。” 　　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吴烈打电话给3连，要他们立即派出警戒分队，奔赴警戒现场，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和协助司机看守好汽车。随后，吴烈乘车前往停车地点，了解情况，保卫毛泽东的安全。 　　警戒分队分别站在距毛泽东三四十米远的左右两条田埂上，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直到毛泽东安全离开稻田，回到香山住地。 　　(综合摘编自《汪东兴日记》、《毛泽东的红色卫队》、《大地》、《环球人物》等) 　　赵苍壁是一个破案能手，“能掐会算，被边区百姓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1937年春，时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巡视团主任的赵苍璧收到延水县政府转来的投诉信，信中说：“清江东区沿黄河一带有一个哥老会组织，勾结国民党武装势力，烧杀抢掠，残害人民，无恶不作。老百姓人心惶惶，无心从事生产，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狗一叫，人心跳，人一喊，全村乱。”’ 　　赵苍璧看后怒火中烧：“这伙王八蛋，这还了得!” 　　赵苍璧当即布置任务，派人严密监视这伙土匪。随后，他迅速派遣县保安队和赤卫队，秘密潜入土匪老窝，一举抓获了为非作歹的匪徒。一些逃出去的土匪后来听说了赵苍璧的威名，吓得前来找赵苍璧投案自首。 　　几天后，赵苍璧将这伙土匪集中开会，会上，赵苍璧作了《关于铲除哥老会的动员报告》，一口气讲了4个多小时。土匪们听后深受教育，近千人在《自首书》上签了名。 　　值得一提的是，赵苍璧这番声情并茂的讲话不仅感化了土匪，也救了自己一命。原来，哥老会骨干分子葛凤奇在剿匪中逃掉了，为了营救其他成员，他化装后来到会场，准备刺杀赵苍璧。然而，赵苍璧的演讲感动了他，他放弃了刺杀，携带家眷远走他乡，做了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 　　1955年4月，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负责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 　　而为了阻止新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台湾保密局情报局督察室主任叶翔之坐镇香港指挥，意欲行刺周恩来，并于4月11日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万幸的是，因要访问缅甸，周恩来、陈毅、杨奇清等人乘坐了空中霸王号飞机，才幸免于难。 　　叶翔之遂将目光瞄向了万隆机场，决定在从机场到中国政府代表团下榻处的路上行刺周恩来，但这一次他遇到了强劲的对手——杨奇清。 　　“空中霸”号一降落，中国驻印尼大使 　　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决定在北京先农坛召开庆祝党的生日的集会，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讲话。 　　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指派特务崔铎潜入北京，刺杀毛泽东。崔铎外号叫“飞贼”，不但凶狠毒辣，而且打枪百发百中。 　　天津市公安局得到这一情报，立即报告给了公安部。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责令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侦查处长李广祥负责大会的保卫任务。 　　此时离党的28岁生日仅剩3天。李广祥决定发动前门外5个公安分局的侦查科便衣侦查，重点是从外地来京的特嫌分子和在逃特务，一旦发现可疑分子，即予以拘留，“七一”后再释放；立即通知中央警卫部队，在“七一”大会护送毛泽东时，三辆轿车高速行驶，不断改变行车次序，以扰乱刺客的判断。 　　经过仔细侦查，一个名叫阎铎的外地商人进入了侦查人员的视线：他从不外出，晚上偶尔出来活动，白天一直潜伏在家。 　　此人来的时间，居住的地点，行为动向基本与刺客一致。李广祥听完汇报后非常高兴，用力一拍桌子说：“他就是崔铎!” 　　随即，李广祥命令曹纯之，说：“放弃其他一般嫌疑分子，立刻逮捕重大嫌疑犯。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们小组了，要做到万无一失!” 　　崔铎的住处在繁华的商业中心，据侦查，崔铎住在北房。侦查人员按各自的分工到位后，立刻控制了附近的交通要道，防止万一。 　　李广祥一声令下，曹纯之立即指挥侦查员登上北房、西房房顶，制造火力点。然后向里面喊话：“崔铎，你已经被包围了，赶紧缴
枪投降!如果要负隅顽抗，我们会将你当场击毙!” 　　狡猾的崔铎没有回答，而是将盒子枪子弹上膛，接着从窗户将两把盒子枪扔了出去，表示投降。 　　侦查员小王从屋顶跳下实施抓捕。不料，小王刚落地，崔铎突然开了枪，由于射击角度的限制，子弹没有击中小王。李广祥怒不可遏地命令道：“向屋内射击，创造行动机会，务必将其生擒!” 　　几名侦查员同时开枪，“嗖嗖”的子弹打在门框、屋顶，把瓦片打得纷纷落地。就在这时，曹纯之带领几个侦查员破门而入，惊魂未定的崔铎来不及反抗，就被几名侦查员死死地摁在了地上。 　　审讯过程中，崔铎十分顽固：“等着吧，不出3个月，蒋委员长的军队就会打过来!” 　　预审人员义正词严地对他说：“那就在梦里去等，现实中永远不可能。” 　　经审讯证实，崔铎来北京的任务就是刺杀毛泽东主席。这场战斗从立案侦查到破案，只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风的嚣张气焰。 　　日，先农坛庆祝党的生日大会按时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讲话。 　　1916年，张耀祠出生于江西省雩都(今于都)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7月被调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警卫连，担任保卫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机关的任务。 　　1935年，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后，中央领导进城，张耀祠参加了保卫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人城仪式。当天，毛泽东站在老城府衙门广场上向群众作演讲，张耀祠就站在他的侧前一点的位置。张耀祠回忆说：“过了遵义府衙门，来到了广场，那里挤满了青年学生和市民。毛泽东注视一下仍在不断拥进广场的人群，站到了人群中间。” 　　张耀祠知道毛泽东要向群众演讲，就搬来一条长板凳，放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抬脚踏上去，向人群挥手，接着便进行了慷慨激昂、信心十足的演说。1月15日至17日，张耀祠又执行了遵义会议的安全保卫任务。 　　1953年4月，张耀祠被调到中南海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我的职责是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共中央，负责安排主席的衣、食、住、行。”他就住在离毛泽东卧室咫尺之遥的更衣室，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作为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多年来一直负责中南海的安全保卫，对这里的每处环境、每个哨位都了如指掌。 　　毛泽东工作之余喜欢爬山。张耀祠总是随同毛泽东一起爬山，肩负警卫工作。毛泽东爬山事先并无计划，全凭兴之所至，这给警卫工作带来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张耀祠便多派几位警卫，有前锋，有后卫，尽力保障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每次外出，张耀祠都得忙一阵子，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祠在专列上配备了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8341部队战士。 　　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与毛泽东寸步不离，张耀祠不可避免地体会到毛泽东作为凡人的喜怒哀乐。有一次，年届八旬的毛泽东忽然兴之所至，要找张耀祠掰手腕，比手劲。 　　据张耀祠回忆：“毛主席当时很兴奋，像个不服输的青年，我便摆出一副较量的架势，但没有用劲，有意让他赢。比试一开始，主席就使劲压住我的右手，坚持了一会儿，我便输了。我说：‘主席!你的手劲真大，我比不过你。’听了这句话，他哈哈大笑，兴致很高。”这时候，张耀祠已经不把毛泽东当作领袖看了，在他眼中，毛泽东更像是一位慈父、一位有些天真任性的兄长，一位对人和善的垂暮老人。 　　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同他朝夕相处几十年的张耀祠，心如刀割，痛哭失声。 　　开国大将陈赓一生极具传奇色彩，“身穿黑西装，拉低帽檐，表情冷峻，手枪指向角落里的叛徒……”这就是陈赓早年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时的真实写照。 　　中央特科担负着镇压叛徒、营救中央领导人的艰巨任务，陈赓就曾妙计解救李维汉。 　　1929年2月初，一个穿着长袍短褂的中年人带着一个工人打扮的青年来到了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年男子一进门就跟门口的警卫熟练地打招呼：“我来找司令部政治密查员宋再生!” 　　这名中年男子名叫王铁铮，是警备司令部放在租界里的密探，他把那个青年拉到宋再生跟前，介绍道：“他姓黄。” 　　姓黄的青年见到宋再生，开口就说：“我可以帮你们抓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 　　听到罗迈这个名字，宋再生差点叫出声来，不禁失口重复了一句：“罗迈?”罗迈是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的化名，国民党反动派正在以5万元悬赏通缉他。 　　宋再生强装镇静，与他约定：8日在长乐茶社碰头! 　　送走两人，宋再生开始为李维汉的安全担忧起来。原来，宋再生是陈赓打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重要情报员。 　　“必须立即展开营救!”宋再生决心一下，立即想方设法将事情的经过报告给了陈赓。 　　得知消息，陈赓也很震惊，认为李维汉的身份已经暴露，很难及时展开营救，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抢先一步除掉姓黄的告密者，这样就能让李维汉化险为夷! 　　计策已定，陈赓立即指示宋再生：到时候把告密者带到大东旅社去，特科自有安排！ 　　2月8日上午10点，长乐茶社与平常相比冷清了许多。姓黄的青年满脸笑容，旁若无人地走到了正在等他的宋再生面前。一个小时以后，根据计划，宋再生把他带到了大东旅社。 　　这个时候，素有化装高手之称的陈赓，身穿黄色军服，佩戴少将军衔，完全是一副国民党军官的派头，正在一间装饰豪华的房间里“恭候”。宋再生把告密者领进屋内，郑重地介绍：“这位是我们司令部的王参谋长，他随时可以带你去见钱司令!” 　　经过简单的寒暄，正午12点左右，姓黄的青年被“王参谋长”用车带到威海路805号一幢石库门房前。三名红队队员看到车子开过来，急忙走出来迎接：“王参谋长好!这位就是黄君吧?” 　　陈赓冲他们使了个眼色，说：“正是，快进屋好好招待吧!” 　　姓黄的青年被请进屋里时，一桌丰盛的佳肴已经摆在了屋中间。陈赓笑道：“我们先商量一下，再去见钱司令!” 　　姓黄的青年心里美滋滋的，眼看巨赏唾手可得，又有美酒佳肴可以享受，就毫不客气地猛吃猛喝起来。 　　酒过三巡，姓黄的青年突然摔倒在了地上，一命呜呼!原来，陈赓早已命人在他喝的酒里下了毒药。 　　告密者一死，陈赓即刻命人悄悄联络李维汉，秘密护送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49年10月，蜗居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举着望远镜凝望着苍茫的大陆，不由得无名火起，对身边的保密局长毛人凤面授机宜：“你派几个得力的人，刺杀北京的毛泽东、上海的陈毅、广东的叶剑英等共党匪首。” 　　毛人凤连连称是，回去后即策划了一个刺杀计划，委任刘全德为少将行动组长，执行一系列刺杀中共领导人的“天字特号”任务。 　　就在刘全德积极准备之际，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接到了一份特急绝密电报：据可靠情报，台湾特务机关派遣特务刘全德潜入上海谋刺陈毅市长。
　　杨帆立即通知了公安局局长李士英，两人商量后决定沿着刘全德在上海的关系网顺藤摸瓜，一举将其抓获。 　　经过秘密调查，发现刘全德在上海有4个交往甚密的人，其中，老高和史晓峰曾经救过他一命，刘全德跟史晓峰的关系最亲密。潜人上海后，刘全德很有可能投奔史晓峰，而老高则是能否抓住刘全德的一个关键人物。 　　11月9日，李士英亲自出马，对老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如果你协助人民政府及时抓获刘全德，为人民立功，我们会奖励你的；如果你不配合人民政府，后果你应该明白。” 　　老高担心惹祸上身，答应立即前往史晓峰处探视。上午11时左右，老高忐忑不安地来到史晓峰住处，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沙发里的刘全德。 　　虽是救命恩人，但狡猾的刘全德担心老高靠不住，坏了大事。于是，中午喝酒时，刘全德故意频频劝酒，意欲灌醉老高，想让他醉后吐真言。 　　为了消除刘全德对自己的怀疑，老高来者不拒，对答如流，应付自如。 　　经过一番周旋，刘全德对老高解除了警惕，并对他说：“过一段时间，等我将货物脱手，咱们再相聚。” 　　为了脱身，老高佯装酒醉，站起身，含糊不清地道：“我不行了，得回家睡一会儿。”刘全德信以为真，没有阻拦，老高一人摇摇晃晃地离开了。 　　一出门，老高就直奔公安局，向李士英报告了情况。李士英立即带领公安人员，秘密抓捕刘全德。 　　略有醉意的刘全德正卧在床上，做梦也想不到末日来得如此之快。公安人员将其抓获，押往老闸分局审查。 　　经连夜突审，穷途末路的刘全德知道大势已去，不得不交代了潜入上海的经过和此次的特殊任务。 　　根据刘全德供出的线索，全国公安立即展开了紧急搜捕行动，不久，北京破获了预谋刺杀毛泽东的计兆祥等特务案；广东亦破获了预谋刺杀叶剑英的黄强武等特务案，并抓获刚刚潜人大陆的安平贵、欧阳钦、邱信、江知平等19名特务分子，粉碎了蒋介石妄图连续暗害我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天字特号”特大阴谋。 　　毛泽东闻悉后，异常重视，高度赞扬了李士英领导的公安部门的卓著功勋，并亲自通报予以嘉奖。 　　早在红军时期，罗瑞卿就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长征中一路保卫党中央；抗日战争时期，罗瑞卿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曾领导开展锄奸侦查工作，显示了卓越的保卫工作才干。 　　1929年3月，罗瑞卿从上海到闽西参加当地的武装斗争后不久认识了毛泽东。罗瑞卿身高1，82米，比毛泽东还高1厘米。在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注意到身材和自己相仿的罗瑞卿，笑称他是个“罗长子”。 　　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罗瑞卿始终是毛泽东的忠诚卫士，毛泽东曾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放心。” 　　日是斯大林70岁大寿，毛泽东决定率代表团前往祝寿。得知消息后，毛人凤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特务，准备在列车运行中刺杀毛泽东。 　　防止敌特刺杀、护送毛泽东的重任落到了罗瑞卿的身上。罗瑞卿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对毛泽东专列进行全面检修，派部队工兵探测有无易燃易爆物品。然后实行封闭，派部队24小时警卫，凡上车人员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 　　日上午8时，毛泽东、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等在北京西直门火车站登上专列。访苏代表团共组成四个列车，毛泽东乘坐其中一列，列车在哪儿停，哪儿不停，都听罗瑞卿的指挥，毛泽东戏称罗瑞卿是“保护大臣”。 　　为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罗瑞卿灵机一动，摆了个“迷魂阵”：将列车的行车顺序来回调动，真假难辨，使敌人摸不着头脑。 　　上午9时，毛泽东专列抵达满洲里车站，约15分钟后，毛泽东一行登上苏联来迎接的专列，罗瑞卿这才松了一口气。 　　罗瑞卿尽职尽责，受到了毛泽东的屡次表扬，不过，他也曾受到严厉批评。建国初期，国民党特务策划了两起刺杀中共领导人的大案：一件是陈毅在上海遇险，另外一件是叶剑英在广州两次遇险，毛泽东为此严厉地批评了罗瑞卿：“高级领导的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好!” 　　这事成了罗瑞卿心中的重担，他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每年的五一、国庆游行也是罗瑞卿最忙碌的时候，周密部署好警卫工作后，罗瑞卿才坐着车到中南海陪毛泽东上天安门。因大小活动毛泽东都要参加，罗瑞卿就时刻站在毛泽东身后，负责安全保卫。 　　1929年6月，毛泽东到福建永定养病。当时，永定附近有敌军陈维远一个旅，毛泽东的处境十分危险。 　　谁来保卫毛泽东?大伤脑筋的朱德站在一个小山坡上，眺望远方。突然，一个人骑马闯入了他的视线，朱德眼前一亮，杂乱无章的思绪马上定格成一个名字：粟裕! 　　听说保卫毛泽东，粟裕十分激动地答应了，当上了毛泽东的警卫连长。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粟裕在永定金丰大山天子岽附近设了不少暗哨，又布置了不少疑阵，真真假假，使敌人无法摸清底细。敌军几度想“进剿”天子岽一带，但始终不敢贸然行动。 　　毛泽东经常工作到深夜，一天晚上，粟裕看见毛泽东屋内灯光还亮着，便进了屋，劝道：“毛委员，老这样熬夜会累坏身体的。” 　　“啊，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粟裕正欲告辞，却被毛泽东叫住了，“粟连长，你最近在看些什么军事方面的书?” 　　“最近空余时间多了一点，所以我在考虑刚上井冈山时您给我们讲的‘十六字诀’。” 　　“怎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好吗?”毛泽东突然提高嗓门，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致。 　　“怎么不好?好!记得住，用得上，当然好喽。不过要用得很好就不容易了。比如，前一阶段，为了对付湘赣军阀的联合‘会剿’，我们离开了根据地，转向赣南、闽西，一路上，一连二十多天，被敌人追着打，被动极了；在进大柏地前，我们打了个反冲击，后来又在大柏地打了个大胜仗，才取得了主动权。说明敌进我退，一定要处理好打与走的关系，既要尽量避免不利和不必要的战斗，又要选择时机给敌人以打击，才能掌握主动。” 　　“讲得好，继续讲下去。” 　　于是粟裕以“十六字诀”为原则，总结了过去自己所经历的战斗，特别是到井冈山以后的各次战斗的经验。有的符合十六字诀精神，打好了；有的不怎么符合，没打好；有的违背了十六字诀原则，结果吃了败仗。 　　这时，毛泽东解开风纪扣，斜靠在椅子上，饶有兴致地听粟裕讲话。他没想到，粟裕这个基层指挥员，居然能用“十六字诀”总结经验和体会，使之成为理论性的东西，以指导以后的战斗，不容易啊!难怪朱德要点他担任自己的警卫，也难怪不久前的一次生产劳动中，陈毅对朱德说：“朱老总休息休息吧，这样拼下去，会垮掉的。” 　　朱德回答说：“没关系，干革命就像接力跑，一棒一棒传下去，我老了，有粟裕。”今日看来，这个粟裕，确实非同一般。 　　粟裕讲的一些大小战斗，毛泽东都非常
熟悉，所以经常插话。最后，毛泽东猛地站了起来，走到粟裕跟前，高兴地说：“粟裕同志，你讲得太好了，战争与其他事物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促进它的发展或转化来赢得胜利!”这次谈心，使粟裕终身受益，打这以后，毛泽东经常找粟裕谈话。 　　粟裕也感到与毛泽东的每一次谈话，都有新的体会和提高。然而没过多久，毛泽东的病还没养好，粟裕就被调走了。 　　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两个多月里，粟裕犹如拨开云雾见曙光，进一步领会了毛泽东、朱德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后来成为一位战功卓著的常胜将军打下了坚实的基地。 　　1947年，汪东兴被调往毛泽东身边当警卫员。同年3月18日，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撤离了延安，转战陕北。不久，汪东兴就闹出“吃肉风波”，挨了批评。 　　贺龙从老乡家中买来腊鱼、腊肉送给汪东兴，汪东兴让炊事员做好给毛泽东吃。谁知，毛泽东一看见碗里的鱼和肉就火冒三丈地把汪东兴喊过去，狠狠地批评道：“现在是转战，条件艰苦可以克服，老百姓的生活也苦，战士们的生活更苦!而你却自作主张为我开小灶!这是脱离群众!”汪东兴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低下头挨骂。经过此事，汪东兴再也不敢擅作主张了。 　　此后多年，汪东兴一直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他心中最挂念的始终是毛泽东的安全。“文革”期问的一年国庆节，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到天安门看放礼花去!”谁知，群众一见到毛泽东，立刻围了上来，把张玉凤、吴连登等六七个工作人员都挤散了。 　　叶剑英得知此事后，非常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就跟汪东兴说：“为了主席的安全，我打算给他做一套防弹服。” 　　汪东兴说：“叶帅，你还不知道毛主席的脾气，我劝你还是别做。” 　　叶剑英说：“不，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一定要做。你的任务就是送到毛主席那儿去。”不久，防弹服做好了，汪东兴拗不过叶剑英，只好抱着防弹服走进毛泽东的书房，说：“受叶帅之命，给您送一套防弹服。” 　　毛泽东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你们是怕人民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坏人想搞我搞不了，人民是不会搞我的。” 　　从1947年到1976年，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一呆就是29年。对于这位尽职尽责的“大保镖”，毛泽东赞誉有加：“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身边我习惯了。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的这种人，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此外，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员还有很多，下面4位是我们应该提到的。阙中一：毛泽东亲自为其改名 　　阙中一()，原名阙桂兰，福建永定人。长征时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皖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海军政治干部学校校长、海军舟山基地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红军长征时，阙中一是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员。从瑞金到遵义，翻雪山过草地，阙中一寸步不离地守在毛泽东的身边。 　　阙中一原名阙桂兰，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重，读“阙”的时候，发音却是“菊”。长征路上，毛主席经常和阙桂兰调侃：“‘菊桂兰’啊‘菊桂兰’，你的名字里有菊有桂有兰，香得很啊，就是少点男人气。” 　　阙桂兰有些不好意思，就央求毛泽东帮他改个名字，毛泽东想了想，说：“你就改叫阙中一吧，意思就是做中国人民的普通一兵。” 　　陈昌奉：拿百姓东西被毛泽东批评 　　陈昌奉()，江西宁都人。1930-年1937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公安总队总队长、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委书记等职，1964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路经昆明柯渡镇，中央书记处和红军总部进驻柯渡坝丹桂村。 　　当时，陈昌奉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员，住在毛泽东隔壁。一天晚上，陈昌奉在老乡家中发现了一个八音钟，他想部队正缺少这种报时的玩意儿，带上用用该有多方便啊。第二天部队出发时，陈昌奉就将八音钟悄悄塞进了挎包。 　　谁知，毛泽东没过多久就发现了，非常生气，责令陈昌奉将钟送回去。 　　当时，龙云的滇军对红军队伍紧追不舍，时间十分紧迫，加之路途遥远，经几位首长劝解，毛泽东才同意把小钟存放在金沙江边的一户农户家中，委托他家想办法将八音钟完璧归赵。 　　翟作军：目睹毛泽东写《论持久战》 　　翟作军()，河南济源人，1936年3月入伍，曾任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 　　延安时期，翟作军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员，亲眼见证了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的情景：“1938年5月初，主席两天两夜没合眼，一直在写《论持久战》。主席的工作条件十分简陋，一张方桌，一把椅子，一支毛笔。写得实在太累了，就叫我给他打盆凉水洗洗脸，或到院子转一转，或躺在床上养养神。这样下去怎么行?大家都在想办法让主席多休息一下。这天晚上，轮到我值班，给主席点蜡烛时，我有意放慢动作，轻声劝主席休息一下，可主席只是‘嗯’了一声就再没有说啥了。我知道不便打扰，只好轻轻退了出去。”邢林芝：三次护送毛泽东访苏 　　邢林芝()，河北大名人。1947年至1954年，任毛泽东的警卫员，后任山西省水利局水保队副队长、山西水工机械厂常务副厂长等职。 　　1947年，邢林芝被选人中央警卫团，保卫毛泽东，后来，邢林芝参加并圆满完成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的保卫工作。 　　邢林芝最难忘的是警卫开国大典。日下午，执行警卫任务的邢林芝就站在天安门城楼西南角，距离毛泽东大约20米处，心情异常激动。 　　在中央警卫团工作期间，邢林芝曾三下东北，护送毛泽东赴苏联访问。194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出访苏联。 　　毛泽东乘坐的列车上的警卫员中，就有邢林芝。后来，毛泽东还曾两次乘专列访问苏联。每一次，邢林芝都护送毛泽东至满洲里，直到苏方专列来接为止。等到毛泽东返回时，邢林芝和其他战友再护送毛泽东回京。 　　封耀松给毛泽东当警卫员时只有16岁。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就给封耀松上起了思想课：“我虽然是个主席，但也是在为人民服务，你干这一行呢，实际上也是在为人民服务。我们之间只是分工不同，你愿不愿意这样分工呢?” 　　封耀松点了点头，毛泽东笑道：“那好，我们看看谁服务最好!”就这样，封耀松接受了毛泽东的“竞赛”邀请，开始了长达9年的卫士生涯。 　　新来乍到，封耀松满心担忧，怕“服务”不好，从而输给“对手”毛泽东。一天晚上，封耀松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正两眼不停地盯在一份又一份的文件上。 　　这时，毛泽东的一个意外之举惊呆了封耀松，毛泽东抬起左手伸向茶杯，撮起残茶叶根塞进了嘴里，腮帮子一动一动的，如同老牛嚼草一般，津津有味。 　　封耀松急忙向卫士长李银桥报告，李银
桥笑说：“这是他的老习惯，嚼茶叶能提神。”封耀松久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天黑了，封耀松再次走进书房，却看见毛泽东一边看文件，一边不停地跺脚取暖。 　　封耀松急忙找来两只热水袋，捂在毛泽东的大脚背上，毛泽东感激地望着他，说：“这好!这好!多谢你了，小鬼!”听到这里，封耀松的眼圈顿时红了。 　　毛泽东是湖南人，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有时让人听不明白，而封耀松又偏偏是方言难改的浙江人，两个人就因方言闹出了笑话。一天，毛泽东要去开会，便吩咐封耀松说：“把我的鞋子拿来，我要去开会!” 　　毛泽东要鞋子，但到了封耀松耳朵里却变成了“桃子”。封耀松像接到了“十万火急”的命令，拔腿就往厨房跑。过了半晌，封耀松像个得胜凯旋的将军似的捧着几个大水蜜桃放在了毛泽东的桌上。 　　毛泽东抬起那对看书的眼皮，看到桃子时愣住了。封耀松见毛泽东愣了，急忙说道：“主席，您要的桃子我拿来了!” 　　毛泽东这才恍然大悟，忍不住地“扑哧”笑出了声，越笑越开心，最后竟笑得直揉眼睛：“我让你拿鞋子，你怎么把这东西给拿来了?”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指双脚，乐个不停，封耀松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小鬼，我们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浙江人，可都是中国地方方言的能手，我们俩在一起，可有热闹戏呀!” 　　毛泽东把封耀松拉到自己的身边，像父亲关怀儿子一般地抚摸着封耀松的头发，逗趣地说道：“好，好，我喜欢这样的热闹戏，不过今后可得注意，可别把我的肚肠根给笑断了!”责。这些显然是为保护毛泽东所作的特殊安排。 　　这时，陈长江发觉毛泽东的情绪似乎有些不安，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果然，第二天，汪东兴就找到陈长江，叮嘱道：“现在情况比较复杂，有人要分裂党，有人不听指挥，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 　　陈长江心中疑窦丛生，很想知道是谁要分裂党，但长期养成的习惯，令他明白此时不宜提出任何问题，最重要的是作好应变准备。 　　越到后来，毛泽东了解到的可疑情况越多，越觉得问题严重，对空5军政委陈励耘等人也就更加不信任了。9月9日午夜，毛泽东突然下指示将专列连夜转移到百里外的绍兴。 　　山雨欲来风满楼。陈长江从毛泽东的紧急指示中嗅到了一丝异常，他意识到，惊心动魄的大事即将发生。 　　哨兵佩带冲锋枪严密布控 　　9月10日这天与往日一样，毛泽东没有特别安排。中午刚过，毛泽东忽然指示调出专列，但没说往哪里走，只说不要告诉陈励耘他们。 　　为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陈长江作了严密部署：前卫车和后卫车分队人员提前进入车站，前卫车要提前几分钟走，后卫车要控制车站进出口和登车地点，只留下30多人随毛泽东行动；陈长江和张耀祠乘小车在前面开路，毛泽东由汪东兴陪着坐小车，警卫部队乘一辆面包车殿后。 　　15时，专列顺利出站，开往上海方向。这时，陈长江才得知毛泽东突然下令的原因：原来，一个刘庄的工作人员密告毛泽东，陈励耘要他秘密监视毛泽东的一举一动；而另一位与毛泽东交往很深的领导干部则悄悄地托人转告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停在笕桥机场支线上的毛泽东专列“碍事”。 　　这些异常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当机立断下令离开杭州。18时许，专列顺利抵达上海吴家花园专运站。 　　毛泽东在车上接见了王洪文、马天水，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才下车离开。当晚，汪东兴嘱咐陈长江等人要严密部署专列周围的警戒，重点部位加设双哨，干部要加强值班。很快陈长江一下加了五六个岗哨，还增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哨，并让哨兵佩带了冲锋枪。 　　12日，专列返回北京，进人丰台车站，陈长江把等候在此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引上专列。 　　这次交谈，毛泽东点了林彪的名，要求他们作防止武装政变的必要部署。毛泽东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要李德生在南口布置一个师，防范可能出现的更大规模的极端行动。晚上7点，毛泽东下令专列驶往北京车站。 　　深夜时分，陈长江忽然接到紧急命令，立刻赶往中南海游泳池值班室，汪东兴、张耀祠已经到了，脸绷得很紧。陈长江预料的没错，果然有大事发生了——林彪乘飞机逃跑了，从逃跑方向判断，应当是苏联。 　　刚刚睡下的毛泽东也被叫了起来。9月13日凌晨1时许，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来到中南海游泳池，与前来迎接的汪东兴简单低语几句，然后一起进毛泽东卧室。大约过了20多分钟，周恩来、汪东兴出来说：“主席说了：‘林彪逃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陈长江立即将毛泽东护送回人民大会堂，安排他住进118厅。周恩来不时过来与毛泽东交谈，报告最新情况。凌晨2时，林彪坐的三叉戟飞出国界，便从雷达上消失了。 　　9月14曰下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发回消息说，在蒙古东部的温都尔汗附近，一架三叉戟民航客机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周恩来面露喜色，来到118厅向毛泽东汇报，不久即走了出来，说：“毛主席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奉命为毛泽东站岗 　　1951年1月，陈长江被编入中央警卫1团1营，进入中南海担负警卫党中央书记处的任务。他回忆说：“1连直接保卫毛主席在驻地和外出时的安全。听首长这么一讲，我内心又紧张又激动，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尽职尽责站好岗，放好哨，值好勤，完成好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任务。” 　　1952年4月的一天上午，毛泽东出来散步，正好碰见了站岗的陈长江，陈长江立刻敬了个礼，毛泽东微笑着与他聊起了家常，一聊就是20分钟。最后，毛泽东道：“我该回去休息了。你是哨兵，也是在为人民服务。”说完，摆摆手转身往回走。 　　望着毛泽东离去的背影，陈长江感到无比幸福。 　　护卫毛泽东南巡 　　在长达25年的警卫生涯中，陈长江最传奇的经历就是在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前后护卫毛泽东。 　　“九一三”事件前，一向自信的毛泽东陷入从未有过的苦闷之中，他很少露出笑容，吃不下，睡不着。有一天傍晚，陈长江随毛泽东出来散步，毛泽东突然问道：“门口哨兵带枪弹了没有?” 　　陈长江说：“不仅带了手枪，还带了冲锋枪和机关枪，一两百敌人都不在话下。” 　　毛泽东满意地点头，说：“有坏人，要提高警惕!” 　　1971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办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找到陈长江，要他迅速布置毛泽东南巡的随行警卫。张耀祠说：“你们不是第一次外出，但这一次确有许多新情况，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和危险，一点也不能大意……” 　　汪东兴和张耀祠离开后，陈长江立即作了动员，号召警卫战士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泽东。 　　8月16日到31日，毛泽东乘专列先后到达武汉、长沙、南昌，相继会见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湖南省委书记华
国锋以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陈长江还是第一次面临如此严峻的态势，他叮嘱值班员和哨兵，要随时提高警惕，作好应急准备，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能拉得出，顶得住，确保毛主席的安全。 　　9月3日，专列到达杭州，毛泽东住进了西湖边上的刘庄一号楼。陈长江警觉地发现，这里的服务员无论男女都训练有素，外围警卫也有变化，浙江省公安机关的老熟人都靠边了，警卫人员由空5军政委陈励耘负 　　日，李家骥调任毛泽东的警卫员。 　　9月28日，卫士长李银桥告诉李家骥：“为了确保安全，你和我将跟随主席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真的?”李家骥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因为很多高级干部都没有这个机会，而他仅仅是个在毛泽东身边半年多的小卫士。 　　“没错。”李银桥笑道，“我负责随身保卫主席，你负责后勤，携带吃、喝、用的东西，以备不时之需。” 　　10月1日下午，毛泽东来到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李家骥坐着后卫车，背着保温瓶、茶杯、点心等，跟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 　　看着城楼下欢欣雀跃的人群，李家骥无比激动，暗暗庆幸能有机会观看这种壮观景象，置身于这一伟大的历史画面中。 　　李家骥来到大厅，把保温瓶、茶杯等安放好后，准备一睹广场盛况，不料受到了汪东兴的批评。李家骥只好按规定背着这些“后勤”，老实地站在主席台与大厅相通的过门观看。 　　当毛泽东铿锵有力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人民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李家骥激动得泪流满面，也小声地呼喊：“毛主席万岁!新中国万岁!” 　　下午6点，在大家的劝说下，毛泽东才回到丰泽园吃饭休息。毛泽东吃饭时，李银桥在旁边照顾，李家骥去准备喝的水，又找出一件驼色的毛衣带上，怕毛泽东晚上受凉。晚上8点钟，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观看礼花，他们边看边谈，沉浸在欢乐之中。 　　晚上10点多钟，毛泽东回到了中南海。工作了一天太疲劳了，毛泽东准备上床休息。李家骥马上帮他脱掉外衣，放好枕头，垫好灰毯子，他知道毛泽东习惯睡前看书。 　　李家骥又为毛泽东沏上热茶放在床前小桌上，刚要退出，毛泽东突然主动对李家骥说：“家骥，你看今天开国大典搞得怎么样?” 　　李家骥不假思索地答道：“太好了，太令人兴奋了。” 　　“是啊!”毛泽东颇有感慨，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气力，你说对不对?” 　　“对。”李家骥怕影响毛泽东休息，站了一会儿便退出卧室。 　　第二天凌晨2点钟，李家骥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却发现毛泽东仍未睡觉，一会儿看几眼书，一会儿侧身放下书思考问题。李家骥便给他端了一碗麦片粥，谁知放了好长时间毛泽东都没动。 　　早上4点钟，毛泽东突然要吃饭，李家骥高兴地为他准备了便饭。6点，李家骥提醒毛泽东：“该睡觉了。” 　　“好，但我没有睡意。”又过了20分钟，毛泽东才说，“睡吧。” 　　李家骥把灯罩往下压低，使光线暗一些，开始给毛泽东按摩。半小时后，毛泽东仍无睡意，要吃安眠药。李家骥说：“主席，你不要想事情，就能睡着了。” 　　毛泽东说：“好吧，我试试看吧。”大约8点20分，毛泽东发出了鼾声。 　　开国大典这一天，毛泽东整整工作了20个小时，他太累了。这样想着，李家骥怀着崇高的敬意，小心翼翼地退出了房间。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在我这里工作?” 　　“我干卫士太久了。从1938年参军，我就一直当特务员、通讯员，我想到部队，上前线打仗!” 　　“就这一个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在周恩来那里当卫士就愿意，来我这里就……”毛泽东把声调拉得很长。 　　李银桥急忙解释道：“没有，绝没有那个意思!我在周副主席那里也说过这件事，他也没有表示反对。如果到主席您这里来，怎么能提出走呢?”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放你走?” 　　“主席恋旧。”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嗯，可是如果我喜欢你，想要你来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人妥协吧。” 　　“那就只好我妥协了。” 　　“不能太委屈你，我们双方都作一些妥协。”毛泽东认真地望着李银桥说，“当我的卫士，地位够高，职务太低。我给你安个长，做我卫士组的组长。”毛泽东略一沉吟，打了个手势，说：“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行!”李银桥用力点头答应了下来。后来，李银桥才听说毛泽东在与他谈话前已经知道了他的真实意思，但还是对叶子龙和汪东兴说：“你们不要再考虑别人了，我就要李银桥!” 　　“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 　　一转眼，李银桥跟随毛泽东已有15个年头，他也从毛泽东的卫士组长升任了卫士长，15年的时间里，李银桥与毛泽东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1962年4月的一天，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告诉李银桥，组织上决定将他调离毛泽东身边，李银桥虽然有些难过，但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将李银桥叫到卧室，一只手握住他的手，另一只手在他背上轻抚，半晌才问道：“听说你要走啊?”李银桥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毛泽东轻轻叹息一声，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一直兢兢业业，我也舍不得你走啊……”听到这句话，李银桥再也忍不住，泪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李银桥一哭，毛泽东的眼泪也流了下来，声音哽咽地说：“我和我的孩子们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你在我身边工作，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比我的孩子还亲啊……”毛泽东一边流泪，一边握着李银桥的手说，“但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老在我这里要影响你的前途。下去多锻炼锻炼，T业、农业、公安，几种事情都干干，取得经验，提高能力，要搞好团结，多多接触工人群众，多多向周围同志们学习……” 　　这时，毛泽东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用手一拉，把李银桥一下子揽人怀中，拍打着他的后背，哭着说：“银桥，我真舍不得你啊……” 　　李银桥竭力克制住悲伤，哽咽道：“主席，我听您老人家的话，下去要好好干，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擦着泪水，点了点头：“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听到这里，李银桥忍不住又哭出了声。 　　“去吧。”毛泽东疲惫地挥了挥手，李银桥依依不舍地退出了房间。 　　没过多久，李银桥正式调离丁作，结束了在毛泽东身边长达15年的警卫生涯。 　　给毛泽东点烟被看中 　　1947年8月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关键时刻，当时，李银桥是周恩来的卫士。8月18日，中央纵队被敌军追至黄河边，摆脱追兵似乎只有一条出路：抢渡黄河。
　　“给我支烟!”一直凝视着黄河没发一言的毛泽东做了个要抽烟的手势。 　　旁边有人递了一支烟，一个小战士急忙划着火柴，但由于紧张，加上风大，小战士连点了几次都没点着。这时，李银桥机灵地走上前，接过火柴，“嚓”的一下将火柴划着，又迅速地用手遮住火苗，稳稳当当地给毛泽东点燃了烟。 　　烟着了，毛泽东十分感激地瞥了一眼李银桥。就在抽完这支烟以后，毛泽东一扫脸上的愁云，断然决定：“不过黄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信邪!”说完，他大步沿黄河边的山路走去，中央纵队跟着他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这一幕被负责中央领导警卫工作的叶子龙、汪东兴看在了眼里。李银桥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竞因这件小事被毛泽东看中，继而成为他一生中最信得过的卫士，一跟就是15年。 　　这天晚上，李银桥正忙着为周恩来搭铺打点，叶子龙和汪东兴走了进来。李银桥心想：是不是周副主席批准我下部队的请求了? 　　但叶子龙一开口，便让李银桥的心凉了半截：“把你的工作变动一下，调你到主席身边当卫士。” 　　李银桥一怔，嘴巴张得大大的，低下了头，半晌没有吱声。叶子龙笑着反问道：“嘿!你个小银桥，给毛主席当卫士你都不愿意去呀?” 　　李银桥紧张得连连摇头：“不是，组织上的决定我服从……” 　　“服从就好，相信你会干好的。”叶子龙松了口气，和汪东兴转身离开了，剩下李银桥一个人独自懊恼：下部队的事要泡汤了。 　　起初不想跟着毛泽东 　　第二天，李银桥便来到毛泽东身边，行军时，他就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但毛泽东的神情有些气鼓鼓的，始终不跟他说话。李银桥忐忑不安，心里直犯嘀咕：会不会是毛主席知道我的态度了?他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行军一天，夜宿杨家园子。警卫排长阎长林同几名卫士点火烘烤湿衣服，毛泽东坐在炕上，借着油灯查看军用地图。柴草太湿，只冒烟不起火，窑洞里烟雾腾腾。毛泽东大声咳嗽起来，卫士长阎长林擦着呛出来的泪水喊道：“小李，快扶得胜(毛泽东的化名)同志出去透透气!” 　　李银桥也咳个不停，一腿炕上一腿炕下去扶毛泽东：“得胜同志，出去透透气吧，等烟散散，再看地图。” 　　谁知，毛泽东像个赌气的孩子，用力把手一甩，自己下炕走出了窑洞。李银桥不知所措地闷着头跟着毛泽东在院子里转。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才开口说道：“怎么样，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 　　“不愿意。”李银桥小声地说了实话。 　　毛泽东没有生气，反而亲切起来：“你能讲真话，这很好，我喜欢你讲真话。你能不能 　　1935年6月上旬，在指挥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毛泽东率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毛泽东面容黄瘦，颧骨突起，长长的头发从八角帽的两侧露出来，身上满是灰尘，还背着一把破旧的雨伞。 　　毛泽东拄着棍子艰难地往山上爬，还不时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 　　当走到半山腰一段开阔地带时，毛泽东说：“大家歇歇脚吧!”说着就在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毛泽东坐下。 　　正在说笑之际，忽然，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长保摆手示意大家停下。这时，大家才听清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飞来了几架敌机。 　　毛泽东急忙让大家隐蔽，可是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开，敌机便俯冲下来，扔下了几颗炸弹。呼啸的炸弹成群落地开花，爆炸声震耳欲聋，其中一颗炸弹就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 　　眼疾手快的胡长保大喊一声“主席”，猛地向毛泽东扑去，趁势将他推向一边。瞬间，毛泽东刚刚休息的地方腾起了烟柱。 　　大家不顾一切地围了过来，只见胡长保双眼紧闭，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泽东没有受伤。 　　满身尘土的毛泽东蹲在胡长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小胡，长保同志……” 　　在毛泽东的呼唤下，胡长保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主席就在身边，忙问：“主席，您受伤没有?” 　　“没有，小胡，我很好!”毛泽东连忙喊卫生员，“小钟，快给长保上药、包扎!” 　　胡长保挣扎道：“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毛泽东哽咽地说道：“长保，你会好的!''胡长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深情地说：“主席……我不行了。我没有什么牵挂的，只是不能再给您当警卫员了。您要……多保重!我不能跟着您……到达目的地了!” 　　胡长保停了一会儿，艰难地说道：“我的父母在江西吉安，革命胜利后，请您转告他们，我在长征路上牺牲了，叫他们别难过!” 　　接着，胡长保又转过头对班里的同志们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他的嘴唇颤抖着，眼泪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班长，请放心!我们一定尽职尽责，保卫好主席!” 　　胡长保看着大家，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倒在毛泽东怀中。 　　“班长!班长!”任凭战友们怎样喊叫，却再也喊不醒他了。 　　毛泽东把胡长保轻轻放下，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烈士遗体上。 　　面对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士，毛泽东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 　　良久，毛泽东缓缓站起来，低下头，默默地站在烈士身旁，深情致哀。随后，他又吩咐战士们：“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块牌子，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大家遵照毛泽东吩咐，眼眶里噙着泪水，一锹锹地用泥土把胡长保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 　　毛泽东从战士手中接过锹，亲自为胡长保的坟培土。当毛泽东告别长征路上这座亲手建立的新坟继续前进时，他还不时回头望望，怎么也舍不得这位从江西苏区就跟随他的警卫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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