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高手机推翻那部落怎么安装不了_百度知道
步步高手机推翻那部落怎么安装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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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网游之倒行逆施》 正文 第七百二十七章 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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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林抬头看了一眼前面的塞鲁里可多，这家伙现在的状态并不好，断了一只手不说，现在对方的血量已经扣到了一半，而且还在拼命的下降中，李怀林想了想，对方可能是中毒了，因为这里可是死亡之水的覆盖区域，之前可能因为对方的护身斗气比较强还能顶过去，现在的话，一看就是已经不行的状态。　章节更新最快
按照之前的计算，死亡之水的毒会越来越深，也就是说掉血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现在的话，只要等他自己毒死就完事了，只不过对方的血量真的是有点多，光是毒死都要半天，而在这期间李怀林还可能被对方干掉，所以李怀林不介意加速这个进程。
主手拿着魔刀吞神，左手拿着新来的幽光，李怀林直接朝着塞鲁里可多冲了过去，趁他现在受伤严重，赶紧把他解决了再说，现在反正自己的武器已经绑定了，所以就算是死了也没什么问题，李怀林毫无挂念的就冲了上去。
“等！”刚刚往前冲了一步，只听到旁边的女人突然大叫了一声，李怀林一个踉跄差点就平地帅，抬起头左右一看，好像对方并没有攻击啊。
“你干嘛？”李怀林莫名其妙的问道。
“为什么你要把我握在副手啊，这简直太奇怪了啊。”这边的女人皱着眉说道，看上去生气的样子。
李怀林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两把剑，的确习惯性的就把吞神拿在主手了，不过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大姐，主手和副手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了啊，身为主人的第一神兵，我当然要排在主手的位置。这把伪神剑，怎么都不可能排在我的前面啊。”这边的女人指着李怀林手上的吞神说道。
“……”李怀林直接瞪着这家伙半天没说话。
“这可是身为武器的自尊心啊，这样的排位我不能接受啊。”这边的女人坚决的说道。
“唰”的一声，这边的李怀林头上直接飞出了一个-9031的伤害，不用说趁着李怀林和这个女人正在对峙的时候，这边的塞鲁里可多又出手了。不过这一次并没有触发小米的替死技能，看起来是对方实力减弱了，
血量在一秒钟之间就回满了，李怀林也不废话了，直接主手和副手剑兑换，上前朝着摇摇欲坠的塞鲁里可多就是一个英勇打击-
15560（暴击）
“我擦，攻击好高！”李怀林还没来得及看这把剑的攻击力，但是光从数字上来说，这一刀伤害不暴击也有7000多了。的确是加了很多-
由于被换到了副手，吞神的攻击力只能发挥75%，所以伤害也降低了，不过两刀的伤害就接近20000了，就算是塞鲁里可多也有点顶不住。
“唰”的一下，又是一道剑气闪过，这边的塞鲁里可多再次反击，不过打出的伤害依旧是只有9000多。还是差一点能够打死李怀林，但是就是因为这一点点。他就没办法打动李怀林了，因为现在李怀林的回血实在是太变态了。
“狂怒！”李怀林直接开启狂怒技能，这样20秒内的攻击全部都变成了暴击，主手15000+，副手8000+，连续几刀的攻击。这边的塞鲁里可多血量疯狂下降。
“叮”的一声金光闪过，这边的小米再次出现，又一次反弹了一个30000多的伤害，李怀林看了一眼，是这边的塞鲁里可多打出了暴击。所以秒了他一次，看起来自己也不能大意，对方10秒内出两次暴击的话，自己还是会被带走的，所以再次加速。
狂怒技能完了以后，这边的塞鲁里可多血量岌岌可危，只剩下大约20%不到的样子了，李怀林开始各种施放技能，能够用的技能直接往这家伙的脸上甩，再加上死亡之水的毒系效果越来越明显，这边的塞鲁里可多果然是撑不住了。
终于，一阵疯狂的输出以后，这边的塞鲁里可多的血量还是被打空了，骷髅般的身体终于栽倒了下去，周围的黑色的雾气立刻纠缠了上去，像是要吸收对方的精气一般。
“世界……将会迎来浩劫……这……都是我的错……”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塞鲁里可多就慢慢的消失在了黑雾的笼罩之下。
系统提示：你杀死了塞鲁里可多.阿兹法隆，你失去了95600点经验。
系统提示：你降到了53级，多余的属性点已经暂时扣除。
系统提示：由于你杀死了塞鲁里可多.阿兹法隆，神剑守护者对你的好感度上升了20点，目前好感：友善。
“我擦！还降？”李怀林整个人一愣，怎么又降级了，才这么一小会儿的时间自己直接从56级降到了53级，这可是自己好不容易练上去的等级，还好自己的装备全是50级的装备，要不然亏大了。
赶紧打开自己的人物属性栏看了下，李怀林大概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之前自己拿到幽光以后，直接奖励就是升2级，但是升级以后会把已有的经验清零，也就是说本来按照一般情况李怀林会变成58级0%的经验。
但是因为人物的bug，李怀林直接降到了54级0%的经验，而现在砍死塞鲁里可多，又掉了9万多的经验，导致现在人物又扣到了53级99%的经验上面，还差9万多的经验才能升到54级。
“我擦……”这一下感觉自己白死40多次（练级的时候分给小米经验，所以李怀林要死20次才能升一级，两级就是40次），李怀林赶紧看了看自己得到的死亡之剑幽光的属性，看看自己白死40来次的代价到底合不合算。
死剑——幽光（传说）：双手剑，攻击，力量+31%，敏捷+7%，体质+12%，精神+9%，攻击吸血22%。在成功命中目标后能阻止对方回复生命值，持续6秒。
神器技能1：死灵光环：在你周身60码范围内的生物目标每秒失去3%的生命值，且全属性降低10%；而亡灵目标每秒增加3%的生命值，并且全属性提升10%（敌我不分）。
神器技能2：未解封。
神器技能3：未解封。
神器技能4：未解封。
神器技能5：未解封。
注释：创世之初就诞生的六把神剑之一，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把剑出现在哪里，就会把死亡带到哪里。
系统提示：你已经接受了s级神器任务：死亡使者-1.
死亡使者-1：杀死生灵100000，目前完成度1/100000。
任务奖励：武器升级，神器技能2开放。
“好流逼……”李怀林看了看这把剑的属性简直太叼了，一层封印就有最高1400的攻击，要比解开了二层封印吞神还高了500，属性也是高的简直要死，看着就吓人。成功命中后阻止对方回血也太夸张了，持续6秒，自己在这6秒之内绝对是能攻击出第二下的，也就是说只要一直打就能一直阻止对方回血。
不过这个死灵光环李怀林真是看不懂，因为它装备上以后发现自己居然也受到了死灵光环的效果影响了，现在他的buff栏里面就有一个死灵光环的增益buff，当然因为他是活的生物，又受到人物bug影响，现在的效果就是3%回血和10%全属性加成，不过这原来应该是个debuff的。
想了想，李怀林感觉这把剑原来应该不是人类使用的，而应该是亡灵使用的，这样的话就能让这把剑给自己加buff，人类之类的活的生物用的话，不仅不会加属性，还会给自己找麻烦，当然自己是个例外。
至于开锋的任务，这简直太搞了，杀死10万生物，这是闹哪样，不知道指使自己的手下去杀行不行，要是需要自己一个个砍的话，先别说是时间的问题，十万的生物这是要扣多少经验的节奏，这还是第一环，李怀林可以想象之后的任务大概就是，杀几十万上百万之类的，简直是要把自己扣到0级嘛。
而且需要注意的就是这把剑居然有5层的封印，比李怀林手上的吞神都要多上一层，看样子难道这女人说的没错，这真的要比手上的吞神还要厉害的神器？
看了看自己现在的人物属性，虽然自己扣了三级，但是因为拿到了加属性很多的神器装备，现在李怀林的人物属性还稍微增加了，生命值方面，李怀林现在血量是10275点，依旧是刚刚脱离上万的水品，倒是变化不大。但是力量这边早就爆表了，现在已经撑到了1400+，普通攻击7500+的伤害，副手攻击也换上了神器所以加到了4500左右。
“总言而之，我应该还是赚了一些。”李怀林想了想得失，大概还是赚了，毕竟等级还能练，神器就不一定有了。
不过眼前还有个比较麻烦的东西，那就是自己身边的这个女人了，听着这家伙的话好像像是类似神剑剑灵之类的东西，现在应该想想怎么处理这家伙了。
“怎么样？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厉害？”这边的女人看着李怀林看完了剑，非常高兴的问道。
“我看我们需要谈谈……”李怀林说道。(未完待续……)您现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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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kktt 于
20:40 编辑
东方国家的西方基因&&行走土耳其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期）
　 土耳其军事博物馆里有一张巨幅油画，画的是突厥攻长城的情景。这幅画的主角自然是英勇的突厥武士们，在他们深邃的目光注视下，城墙上浓烟四起，眼看就要被攻克了。
　　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观察长城，并试图体会一个北方草原上的游牧者看到长城时的心情。看着看着，我感觉历史教科书上的文字变得越来越模糊，衡量战争是否正义的标准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
　　几百年后，这场战役的交战双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原帝国日趋强盛，中华文明也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这个世界上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发展时间最长的古老文明之一。突厥人则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朝着日落的方向走去，最终在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安纳托利亚半岛找到了栖身之地。这一路走得很辛苦，他们放弃了自己祖传的宗教信仰，皈依了伊斯兰教，又在和沿途遇到的各种部落交流的过程中逐渐丢掉了自己的大部分传统。但有一样东西没有丢失，那就是打仗的技能，凭借这祖传的绝技，突厥人的后裔南征北战，最终统治了西亚、东欧和北非的大部分土地，建立了强盛的奥斯曼帝国。当时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和奥斯曼帝国媲美的，正是中国。
　　又过了几百年，西欧崛起。在启蒙运动的引导下，西欧人发现了科学和民主这两样法宝，迅速强大起来。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却同时在走下坡路，这个世界的话语权逐渐落到了西方人手里。但是，没有比较就分不出好坏，而文化是很难比较的，只有战争才会分出输赢。先是奥斯曼人在和俄罗斯的对抗中吃了败仗，紧接着中国人也在鸦片战争中被击败，其结果就是，前者被沙皇称为欧洲病夫，后者被欧洲人称为亚洲病夫，这对冤家又聚在了一起，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落后就要挨打，要想进步就必须改革。奥斯曼的精英们为了挽救帝国的命运，尝试过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试图用帝国的荣誉和宗教的力量来团结帝国的臣民，一同对付强敌，但两次尝试都失败了。就在帝国即将被西方列强肢解的危急时刻，一位年轻的奥斯曼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站了出来。他坚信奥斯曼帝国早已病入膏肓，任何小修小补都无济于事，必须先跳入火堆，然后期待涅槃重生。他认为必须彻底改变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体制，因为他相信一个旧体制是无法催生出一个现代国家的。接着他又把刀口对准了伊斯兰教，因为他坚信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科学民主的理念互相矛盾，两者无法共存。
　　他并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奥斯曼人，但却是第一个这么想的奥斯曼将军。因为打仗勇敢，凯末尔为帝国立下了赫赫军功。他依靠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威信，率领一群勇敢的士兵打赢了解放战争，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成为安纳托利亚半岛近百年来最强势的独裁者。无限的权力给了凯末尔充分的条件去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他连出三刀，第一刀砍向了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奥斯曼苏丹体制，逼得帝国最后一位苏丹连夜出逃。第二刀砍向了哈里发制度，把伊斯兰教彻底从国家权力体系中清除了出去。第三刀砍向了奥斯曼人的文化传统，强行修改了伊斯兰历法，强迫土耳其男人扔掉传统的费兹帽，要求所有土耳其人都要有姓，他还强力推行文字改革，取消了奥斯曼帝国的文字，改用拉丁字母来标注突厥发音。
　　所有这些事情，清朝中国的改革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过尝试，但都没有土耳其做得那么彻底。
　　但是，凯末尔保留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民族主义。一来他必须寻找一种精神力量来团结民众，而民族主义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是团结民众最有效的法宝。第二，所有试图迈向现代化的东方国家都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如何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凯末尔做出了一个聪明的选择，他放弃了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标签，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突厥传统作为土耳其的民族图腾，为此他甚至不惜编造了一个突厥传统，把西方文明的源头也算在了突厥祖先的头上。
　　民族主义不只是一种思想体系，更是一个行动准则。凯末尔赶走了境内的异族人，强迫所有国民从思想到生活方式全部变成土耳其人，此举不但让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且还遗留下了库尔德问题，至今仍然是土耳其的一块心病。
　　凯末尔的改革一开始是非常成功的。土耳其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国内局势迅速稳定了下来，国民经济稳步增长，文盲数量急剧下降，整个国家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正轨。但是，凯末尔实行的现代化改革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式的精英改革，或者套用一句政治学术语，凯末尔带给土耳其的是一种“被管理的现代性”，一旦政治环境发生改变，这种“被管理的现代性”必然受到挑战。
　　因为多年的戎马生涯损害了凯末尔的身体，他在5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此时土耳其共和国刚刚度过了自己15岁的生日，照理说条件尚未成熟。但凯末尔去世后不久，他的继任者就开放了党禁，举行了总统直选，正式拉开了民主制度的序幕。果不其然，土耳其的民主制度进行得并不顺利，从那时到现在，凯末尔党从来没有真正赢得过一次大选，获胜者都是偏向伊斯兰教的政党，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几乎每隔10年就要来一次军事政变的原因，亲凯末尔的土耳其军队先后三次动用武力赶走了伊斯兰党总统，保卫了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进程。这种情况直到2002年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亲伊斯兰教的正义与发展党在选举中获胜，该党主席埃尔多安运用高超的政治手腕成功地控制了军队，杜绝了军人干政的现象。但是，在西方某些人看来，此事意味着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复辟了。
　　曾几何时，作为伊斯兰世界第一个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土耳其一直被西方誉为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楷模。正义与发展党的胜利让西方国家大吃一惊，在随后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事件当中，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伊斯兰教复兴的情况，和正义与发展党如出一辙。这一变故让很多人不知所措，不晓得应该支持还是反对。
　　实际情况到底怎样？这就必须亲自去土耳其看一看。我花了三个多星期的时间走访了土耳其的主要城市，仔细观察了土耳其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东方国家或者说传统国家如何现代化？土耳其尤其是凯末尔道路，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模式，这种稍显极端的“世俗主义”何以被选择，在行走土耳其的过程中，实则我们得回到这个国家本身，去发现他的历史。
　　主笔 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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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托利亚战场寻踪：战争史里的土耳其
　　土耳其一定是所有历史系学生的噩梦。这个国家位于安纳托利亚半岛，又名小亚细亚。这里靠近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又是欧亚大陆的交汇点，这两个特点决定了这块地方历史上战争不断，王朝更替频繁，交战双方的历史背景也十分多样化。因此，要认识这一区域的历史，在战场里寻找战争的痕迹，便是一种方法论。这是我行走土耳其的线路与思路。
　　特洛伊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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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梯、巴比伦和古埃及这三个当时最强大的王朝连年相互征战，共同上演了一出中东版的“三国演义”。赫梯王朝之所以签署这个和约，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波斯人的入侵。而古埃及人也有后顾之忧，他们必须防范“来自海上的敌人”——希腊人。聪明的希腊人擅长航海，并掌握了铁器的制造技术，是这一地区的新生力量，它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三国鼎立的格局。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腊人为了讨回一位名叫海伦的美女，向位于安纳托利亚南部的特洛伊城发动了进攻。这场战争被诗人荷马写进了史诗《伊利亚特》，后来又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成为人类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一场古代战争。
　　这场战争真的发生过吗？起因真的是因为海伦吗？特洛伊木马真的存在过吗？考古学家对此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而特洛伊古城的遗址也一直没有找到。1868年，一位名叫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德国业余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后得出结论，特洛伊确实存在，其位置大概在达达尼尔海峡入海口往南30公里处的一座小山丘之下。谢里曼从小就对古希腊神话十分迷恋，长大后他在美国经商赚了很多钱，退休后决定自费寻找特洛伊古城。他以分享出土文物为诱饵，从奥斯曼帝国政府申请到了许可证，雇用附近的村民开始了挖掘工作。事后证明，这个谢里曼的目的并不纯粹，他真正的兴趣不是考古学，而是特洛伊国王留下的珍宝。因此，他的整个挖掘工作进行得非常业余，不但毁坏了大量珍贵的古迹，而且在古迹的鉴定方面也犯了不少错误。不过他真的挖出了不少金银财宝，为了掩人耳目，他给村民们放了几天假，然后自己偷偷地把这些珍宝挖出来并带到了国外，很多财宝如今都已下落不明。
　　后来又有几批真正的考古学家前来挖掘，发现这里竟然埋藏着9座古城。最早的城墙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直径只有90米。后来的居民在旧城的基础上不断扩张，城墙像洋葱一样不断扩大，直到罗马时期，也就是公元500年左右，这块地方才最终被遗弃，不再有人居住了。
　　如今这里已被开辟成了特洛伊遗址公园，每年有6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公园入口处有个用木头建造的木马模型，做工相当粗糙，但还是吸引了很多小孩爬上去照相，在木马肚子里流连忘返，因为正式的展品实在是太没有看头了。当年谢里曼在挖掘过程中毁了太多东西，如今的古城遗址只剩下几段残缺不全的城墙，砖缝间长满杂草，幸亏有导游讲解，我才看出了一点门道。比如，早期的城墙十分低矮，但从特洛伊时代开始城墙突然增高，平均高度超过了10米，而城门居然开在城墙拐角的内侧，进出一定很不方便，但这种设计让古时的战车没办法顺利通过，给攻城者带来了更大的不便。这个设计说明，自特洛伊的时代开始，这块地方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经历过多次战争，甚至现在还能看到城墙被火烧过的痕迹。
　　我登上小山向四周望去，古城周围是平整的农田，一直延续到海边。据说这附近原本有一条河，这块平原就是河流冲刷下来的泥沙慢慢淤积而成，也就是说，特洛伊城所在的位置在古时候更靠近海边。我再向西北方向望去，爱琴海泛着蓝色的波光，达达尼尔海峡的入海口隐约可见。这是从地中海通往黑海的第一个关口，一旦控制了此处，南欧和东欧之间的海上交通就会切断。
　　“大家的脸上感觉到风了吗？这就是地中海季风，当年的商船就是在这股季风的推动下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的。”导游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如果季风方向不对，商船队就只能停靠在这里等风，特洛伊城就是这么逐渐发展起来的。”
　　这位导游原本是住在附近的一位农民，自从特洛伊公园建成之后，他便把地租给别人种，自己开了家旅游商店，生意做得挺红火。他又自学了特洛伊历史和英语，考了个导游证，当上了专业导游。按照他的说法，特洛伊之战确实发生过，但绝对不是因为什么美女海伦，而是为了争夺这个海上交通要道，以便进一步控制整个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和渔业。“我们都喜欢传奇故事，但真正的历史一点也不浪漫，只有对财富赤裸裸的渴望，以及由此引发的血淋淋的战争。”
　　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战争就是历史事件最重要的推动力。安纳托利亚作为旧世界的中心，又是多条贸易路线的必经之地，战争更是没有断过。特洛伊之战曾经被一位名叫阿齐兹？阿提亚（Aziz Atiya）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称为是东西方冲突的鼻祖，是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势力对亚洲发动的第一次侵略。事实上，希腊人正是在特洛伊取得胜利后，顺势占领了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地区，将其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并且统治了400多年。公元前547年，波斯皇帝居鲁士（Cyrus）发动进攻，将希腊人赶出了安纳托利亚。但是，波斯人对这块土地的统治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安纳托利亚居民不断奋起反抗。公元前490年，波斯军队借口希腊人煽动叛乱，出兵攻打希腊，两军在希腊城市马拉松展开激战，希腊人获胜，一位士兵从马拉松一口气跑到雅典报喜，最后被累死了，这就是马拉松跑的起源。
　　让我们再回到特洛伊。根据希腊神话的说法，当年希腊人依靠木马计攻陷了特洛伊后，在城里大肆屠杀，一批幸存者逃了出来，搭上一条小船一路向西，最终漂到了罗马，并在那里安营扎寨，最终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帝国——罗马帝国。
　　不过，在罗马帝国起事之前，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军队开始了第一次东征，把波斯人赶出了安纳托利亚。但是亚历山大大帝不善于管理国家，安纳托利亚很快就变成了军阀混战的战场，直到强大的罗马帝国最终一统天下。
　　罗马人最先占领的是靠近爱琴海的这片地区，特洛伊古城遗址挖出过很多古罗马时期的石柱和石碑残片，甚至还挖出了一个小型的罗马式剧院，看得出罗马人对自己的起源之地还是挺留恋的。不过，就在罗马人离开沿海地区向安纳托利亚中心进发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对手——基督教。
　　卡帕多西亚的宗教战争
　　如果说安纳托利亚是旧世界的中心，那么卡帕多西亚就是安纳托利亚的中心。这块地方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心地带，平均海拔超过1000米，周围被群山围绕，山谷中遍布着奇形怪状的石林，当地人称其为“仙人烟囱”。从高空热气球上往下看，你会觉得自己正驾驶宇宙飞船访问一个外星球，行走在其间，你又会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难怪这里被公认为是土耳其最有名的旅游胜地，是来土耳其旅游的必经之地。
　　卡帕多西亚气候干燥，土壤贫瘠，交通不便，不太适合人类居住，多年来一直人烟稀少。大约在2000年前，一群人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搬来此地安营扎寨，他们就是最早的一批基督徒，追杀他们的，就是罗马帝国的士兵。
　　公元前133年，罗马军队跨过达达尼尔海峡，横扫了整个安纳托利亚，把罗马帝国的疆界拓展到了亚美尼亚和波斯王国交界的地方。此后，奥古斯都大帝登基，罗马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而新生的基督教则在罗马军队的眼皮底下开始了艰难的传播。
　　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人信奉的犹太教，这是一种地方性宗教，视耶和华为犹太民族唯一的保护神。这一时期的犹太教非常入世，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道德宣教。但此后在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各种文化的影响，逐渐演变成注重来世和报应等出世观念的神秘主义宗教，基督教就这样诞生了。
　　《全球通史》一书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基督教的这一变化是它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的关键。基督教和几乎同时代的大乘佛教具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注重灵魂拯救，允诺来世可以获得永恒的幸福；第二坚持平等主义，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而在公元后的若干世纪内，欧亚大陆社会动荡，道德混乱，很多人居无定所，心无所依，基督教给教徒们提供了精神安慰，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基督教徒都是些地位低下、无所皈依的人的原因。同样，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也是在中国汉朝崩溃后全国处于混乱状态，人世间的一些问题找不到解答时而取得的。
　　精神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去卡帕多西亚的地下城看一看就知道了。当年的那批基督徒为了躲避罗马军队的追杀，不得已躲入地下，日积月累，竟然把地下几乎掏空了，使之成为一座地下城市。我跟随一个旅行团参观了现存最大的德林库（Derinkuyu）地下城，从上到下一共有11层，只有最上面的8层对外开放，最深处距离地面85米。地下城的入口处十分狭窄，仅容一人通过，个子高的甚至要弯腰，但进入房间后，空间豁然开朗，和正常的房间没有什么两样。
　　再往下走，过道越来越矮，有些地方只有1米左右，必须把腰弓成90度才能通过。各条地道之间纵横交错，如迷宫一般，出现了大量死巷和死角，显然是为了便于和敢于来犯之敌拼杀。越往下走，房间就越小，但如果仔细分辨，还是能看出各个房间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有些房间里尚留有泥做的长条桌子，显然这是教徒们集体用餐的地方；有的房间一侧建有神龛，显然是教徒们做礼拜用的临时教堂；还有的房间里能看到水槽的痕迹，这是榨取葡萄汁做酒的作坊。《圣经》里说，葡萄酒代表耶稣的血，饮酒是基督徒的必修课。
　　如今整座地下城全部由电灯照明，但仍然让人觉得阴森森的。当年的基督徒们只能用动物脂肪做的蜡烛照明，想必更加昏暗。地下城里湿气很重，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味道，让人很不舒服。据导游介绍，当时的地下城里不但住满了人，牛羊等家畜也得跟着进来，人畜共处一室，那味道肯定好受不了。如果地面上的敌人不撤的话，基督徒们就得一直躲在地下，有时甚至要躲半年以上，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相比之下，我们的导游穆罕默德就世俗多了。他今年只有26岁，虽然名义上是穆斯林，但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穆斯林非常不一样。“对我来说伊斯兰教就是一种信仰而已，对于我的生活没什么约束力。”他对我说，“比如穆斯林照理说是不能喝酒的，但我喜欢喝酒，经常偷偷买酒回家喝。我也不喜欢现在的总统，我觉得他并不是真信，而是利用宗教替自己拉选票，动机很可疑。”
　　他还告诉我，因为近几年宗教势力回潮的缘故，这一届土耳其政府的大部分高官都来自卡帕多西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开塞利，这座城市的宗教气氛非常浓厚，商店里不准卖酒，但实际的人均酒精消费量却在土耳其各大城市里排名第一。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位导游和同龄的中国小镇青年十分相像。他讨厌美国，相信阴谋论，认为美帝国主义和欧盟勾结起来欺负土耳其。他抱怨房价太高，物价太高，医疗费用太高，而自己工资太低，每个月只有800土耳其里拉（1里拉约等于3.5元人民币）。其实谁都知道，导游们是不靠工资生活的，从事后大家给他的小费来看，他每个月都至少能拿到3000里拉的额外收入。
　　当晚在小镇格雷梅（Goreme）过夜。这是卡帕多西亚的游客中心，有很多建在石头里的廉价旅馆。当地人在仙人烟囱里掏个洞作为栖息之地，每间石屋只在顶部留有一个小窗户，从外面看很像童话，但其实住在里面很不舒服，不但空气糟糕，而且采光不好，被子和床单潮乎乎的，闻上去有一股霉味。
　　游客们之所以来格雷梅，是为了参观附近的露天博物馆。这是安纳托利亚最有名的景观，早在1985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评为世界级文化遗产。这是一组建在石头里的教堂，从外面看和当地人的石头屋子差不多，但石头里面几乎被掏空了，还凿出了神龛和座椅，屋顶也设计成圆拱形的，布置得和一般教堂几乎没有区别，当年的基督教徒们就是躲在这样的教堂里做礼拜的。
　　这些教堂最值得看的就是屋顶的宗教壁画，无论是色彩还是线条都极为精美，堪称艺术珍品。其中一座教堂因为窗户很小，光线很暗，被称为“黑暗教堂”，但恰好是因为光线暗，墙上的壁画被保护得很好，这么多年过去了，色彩依然鲜艳如初，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也有不少壁画遭到了罗马人的破坏，墙上留下了人为涂抹的痕迹。好在罗马帝国因为内战等原因，很快就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将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处的古城拜占庭定为首都，并于公元313年颁布了米兰赦令，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下一任皇帝狄奥多西更进一步，将基督教定为东罗马帝国的国教。两位皇帝之所以这么做，正是看中了基督教提出的“一个上帝”的理念。与崇拜多神的希腊罗马诸多教派相比，基督教更能团结人心，帮助统治者共同维护新帝国的稳定和统一。而基督教这个源自东方的宗教，也正好借助这一机会堂而皇之地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逐渐向西扩散，最终成为整个欧洲大陆人民的共同信仰。
　　君士坦丁大帝死后，拜占庭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而他一手创立的这个新的东罗马帝国却又因为这座首都而被后人称为拜占庭帝国。有趣的是，西罗马帝国因为不断遭到蛮族的入侵，于公元476年灭亡，但拜占庭帝国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比西罗马帝国多活了1000多年。不少基督徒相信，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团结作用，才使得拜占庭帝国如此长寿，但更多的历史学家则认为，西罗马帝国的衰落源自生产力的低下，以及农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相比之下，拜占庭帝国仰仗着安纳托利亚肥沃的土壤，以及便利的贸易条件，从印度、中亚和中国等地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才是拜占庭帝国长寿的关键所在。
　　换句话说，如果在那段时期讨论一下东西方文明的优劣，胜出的一定是东方。
　　事实上，基督教徒们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身处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伊斯兰教，它更加适应新的时代，很快就代替了基督教，成为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新信仰。
　　塞尔柱王国的诞生
　　我从格雷梅搭上一辆长途汽车，向西南方向驶去。因为有多家运输公司参与竞争的缘故，土耳其的长途汽车服务质优而价廉，不但车次多、速度快，而且车辆内部都非常干净，每个座位都有单独的个人娱乐系统，看电影时不用担心影响他人。车上还配备一名服务生，为乘客免费送茶水和饼干、面包等小吃，有些运输公司甚至提供免费无线网服务。
　　大约5个小时之后，我来到了位于山脚下的土耳其南部重镇科尼亚（Konya）。这里土地肥沃，降水适中，适合种植小麦，是土耳其著名的面包篮子。科尼亚市中心非常干净，马路上车辆虽多，但大家都很从容，秩序井然。科尼亚旅游局派了一位年轻的导游尤塞尔负责接待我，他和上一位导游穆罕默德正相反，是个非常虔诚的穆斯林，热爱突厥文化，认为凯末尔的文字改革政策割裂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非常糟糕。后来我得知，他其实是个自学成才的历史学者，尤其对东方史很有研究。他非常推崇日本，认为日本人在现代化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是东方国家的典范。
　　“一个日本朋友曾经对我说，土耳其人和中国人非常像，不知道为什么都特别爱发火。”他对我说，“我曾经去日本住过一段时间，这才意识到中国和土耳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出了点问题，平衡没有掌握好。”
　　他带着我参观了塞尔柱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还在使用，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休息、祷告，甚至可以躺在地毯上睡大觉。清真寺外表看不出什么特点，内部装饰也十分简朴，但屋内的几十根支柱却让人眼前一亮。这些支柱都是用大理石做成的，表面刻着复杂的花纹，和一般清真寺简朴的设计格格不入。
　　“这些柱子都是罗马人留下的，塞尔柱人从罗马建筑上拆下来，用在了清真寺里。”尤塞尔说。
　　塞尔柱人的祖先是生活在中亚地区的突厥人，一直被欧洲人看做东方蛮族之一。公元7世纪，突厥人开始了大规模西迁，顺着阿富汗境内的一条绿色走廊进入了中亚地区。这些突厥人本身属于游牧民族，文明水平相对较低，但个个英勇善战，被沿途的阿拉伯和波斯贵族征用，充当雇佣军，与拜占庭军队作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突厥人逐渐占领了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疆域，最终成功地脱离了雇主，建立了塞尔柱突厥国。有意思的是，当年另一支“蛮族”日耳曼族也是依靠给罗马人充当雇佣军而进入了罗马帝国的疆域，并趁主人日渐式微之际，反客为主，逼得罗马帝国皇帝交出了统治权。
　　按照《全球通史》的分类法，公元3～6世纪是所谓的“蛮族入侵”时代，来自东方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向四面八方迁徙，搅乱了欧亚大陆其他文明国家的社会秩序。这些游牧民族的迁徙路线大致有两条：一条是沿着经度的方向自北向南，入侵中国和印度等地。但是由于南北方向的气候差异较大，植被相似度低，移民们不容易适应，再加上当时中国和印度已经掌握了稻米的种植技术，粮食充足（稻米单位面积出产的卡路里总量是小麦的5倍），因此中印两国人口稠密，入侵者人数太少，很快就被中国人和印度人同化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印两国的文化延续性保持得非常好，一个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汉代人，如果在公元8世纪的唐朝复活过来，一定会感到非常舒适自在，因为汉、唐这两个朝代的民族成分和官方语言都是一样的，政治制度和尊孔尊儒的思想也没有变。
　　西欧的情况则正相反，本来人口就不多，再加上纬度的相似性，使得入侵的蛮族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如鱼得水，最终导致欧洲古典文明彻底崩盘，被另一种崭新的文化所取代。但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文明才得以彻底摆脱了古典文化的沉重包袱，轻装上阵，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中东地区历史悠久，农业发达，无论是人口密度还是文明的发展程度都和中印相似，所以外来蛮族基本上被本地人同化了。比如，突厥人就在西进的过程中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这就是刚刚诞生不久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后诞生的宗教，修改了其他宗教的错误，更加准确地表达了真主的意思。”尤塞尔告诉我，伊斯兰教虽然来自犹太教和基督教，但《圣经》经过很多人的修改，有相当一部分都已不是真主的原话了，而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直接记录了真主的原话，写成的《古兰经》是真主思想的最忠实的记录，比《圣经》更准确。
　　“全世界有很多个版本的《圣经》，会把人搞糊涂的，而全世界所有的《古兰经》都是一样的，一字不差。”尤塞尔说，“基督教除了上帝外，还崇拜很多次要的神，而伊斯兰教只崇拜一个神，比基督教简单多了，更适合在文化水平不高的穷人当中传播。”
　　伊斯兰教于公元632年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游牧民族，“Islam”这个单词的本意为“服从真主的旨意”。伊斯兰教没有专门的教士组织，教徒们只要做到“五功”（即念功、拜功、课功、斋功和朝功）即可成为合格的穆斯林，无需其他条件。沙漠地区生活条件艰苦，但却是极佳的藏身之地，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就曾经以麦地那为基地，不断袭击麦加商队，得手后就逃进沙漠，躲避军队的追击。伊斯兰教教义简单易懂，特别强调平等和忠诚，它不仅是一种精神信仰，更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制度，对日常生活具有指导意义，尤其适合战士的生存状况，这就是为什么骁勇善战的突厥人果断地抛弃了原来的信仰，迅速地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原因。
　　被伊斯兰教武装起来的塞尔柱突厥士兵于1071年在曼齐克特（Manzikert）和人数远多于自己的拜占庭军队打了一仗，大获全胜，活捉了拜占庭国王。这场战役被认为是中东地区的历史转折点，标志着突厥人正式进入了安纳托利亚。虽然此后由于十字军东征等原因，第一个塞尔柱王朝没有存在太久，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塞尔柱罗姆苏丹国，于公元1150年建都科尼亚，把塞尔柱人的传统发扬光大。
　　这一时期的塞尔柱人非常注重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这是突厥人得以在中东地区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的关键。尤塞尔领着我参观了科尼亚瓷砖博物馆，里面展出了塞尔柱人制造的瓷砖，明显吸收了来自东方和古罗马帝国的制造技术，表面装饰颜色鲜艳，人物造型逼真。这个博物馆最早是塞尔柱人的高等学府，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在这里互相交流，共同研究。博物馆旁边就是一个当时中东地区最大的天文观象台，虽然内墙上的一部分瓷砖已经脱落，但仍然能感觉出当年的美轮美奂。
　　但是，科尼亚最有名的旅游景点却是一位宗教人士的陵墓。原来，作为现存古典宗教中最世俗化的一个，伊斯兰教在精神层面的指导相对欠缺，不利于传播。穆斯林在扩张的过程中占领了很多原本属于基督教的地盘，一些虔诚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给了一部分穆斯林极大的启发，于是他们在伊斯兰教内部发展出一个新的派别，后人称其为苏菲神秘主义（Sufism）派别。这一派强调心灵净化，认为穆斯林只要能够摆脱世俗物质社会的影响，追求内心的宁静，就能更快地接近真主，到达极乐世界。
　　苏菲派内部也分出了不同的派别，其中最重要的一派叫做鲁米派，其创始人梅乌拉那？鲁米（Mevlana Rumi）就是在科尼亚一举成名的。此人于1207年出生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一个波斯小城，此后跟随家人来到科尼亚定居。他从小就十分聪明，加之勤奋好学，很快就成为科尼亚最有名的伊斯兰学者。他尤其擅长写寓言诗，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传达深奥的道理。后来他干脆成立了自己的教派，广收门徒，传播他的思想。
　　简单来说，鲁米认为人世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爱”，这是宇宙的中心思想，一个人要想参透其中的真谛，就必须忘掉自我（Ego），刻苦修行，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爱的真谛。
　　鲁米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收徒程序，想当他徒弟的人必须先住在清真寺观察三天，确认自己愿意吃苦，才会被接纳为候选人。此后这位候选人必须接受1001天魔鬼式的训练，其中包括劳动和读书。之后通过考试，合格了方能成为正式弟子。
　　训练课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旋转舞蹈。鲁米认为世间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转动，所以人也要跟着旋转才能领会宇宙的真谛。旋转舞者通常身穿白色长袍，头戴鲁米派标志性的高帽子，一边旋转身体一边缓慢地抬起双手，长袍的下摆扬起，成为一个锥形，姿势极为优雅。
　　鲁米于1273年死于科尼亚，死后被葬在一间清真寺内，如今这座清真寺变成了鲁米博物馆，是全世界鲁米派的朝圣之地。虽然鲁米派被归为苦行僧，但这间博物馆却是金碧辉煌，陈列着鲁米生前用过的各种金银铜器，穿过的丝绸长袍，以及若干本镶着金线的《古兰经》。而鲁米发明的旋转舞也成了科尼亚，乃至整个土耳其的一个旅游项目，科尼亚政府专门修建了两座各能容纳2500人的旋转舞馆，一座是室内的，只在冬天开放，一座是露天的，负责在其余三个季节满足游客们的好奇心。
　　“鲁米派不但影响了塞尔柱罗姆苏丹国，更是对后来的奥斯曼帝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是土耳其人的精神源泉。”尤塞尔告诉我，“奥斯曼帝国虽然依靠武力征服了许多周边国家，但对异族文化一直相当宽容，从不要求对方改变自己，这一点和后来的欧洲殖民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不管鲁米派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但奥斯曼帝国对待异族文化的宽容却是真的，这是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能成事的重要原因。
　　奥斯曼帝国的诞生
　　塞尔柱突厥王朝只存在了大约100年，就被另一支来自东方的军队打败了。13世纪中叶，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像狂风扫落叶一般横扫安纳托利亚，把塞尔柱王朝打得七零八落。虽然蒙古人并没有在这里久留，但塞尔柱王朝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分裂为10个突厥小公国，安纳托利亚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期。
　　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奥斯曼部落就是这10个突厥小公国之一。这个部落本来实力不强，老首领死后，新任部落首领奥斯曼（Osman）娶了一位伊斯兰教苏菲派长老的女儿为妻，被授予“伊斯兰教圣战者”的头衔。1299年，奥斯曼宣布脱离塞尔柱君主的统治，正式独立。奥斯曼以伊斯兰“信仰武士”自居，率领手下众将东征西掠，开创了奥斯曼帝国600年的江山。
　　奥斯曼军队攻下的第一座重镇就是位于马尔马拉海峡东岸的布尔萨（Bursa），这是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行政中心，但是因为拜占庭国力衰落，布尔萨守军基本上未做抵抗，就将这座兵家必争之地拱手相让。布尔萨位于一座大山的脚下，因为山泉的滋润，这块土地异常肥沃。突厥人向来喜欢在有水的地方安营扎寨，奥斯曼立刻喜欢上了布尔萨，将其定为帝国的第一个首都。有了布尔萨作为基地，奥斯曼的军队就可以方便地跨过马尔马拉海峡，将触角伸向欧洲大陆。
　　我从科尼亚出发，乘坐长途车于周五傍晚到达布尔萨，此时正赶上晚高峰，路上堵得很厉害，来车站接我的内贾德？雅和亚（Nejat Yahya）告诉我，布尔萨这两年城市扩张的速度惊人，平均每年向西扩展6公里，基础设施有点跟不上了。
　　内贾德是一位商人，早年间和中国做生意发了财，是布尔萨的中国通。他开车带我在城里兜了一圈，布尔萨老城保存了大量古建筑，城内绿树成荫，环境很美。但是，就在一片低矮的老房子中间，突然出现了几幢高达20多层的塔楼，塔楼尚未完工，黑洞洞的窗口格外显眼。内贾德告诉我，这几幢楼建了三年还未建好，开发商原本答应给每位拆迁户补偿两套房子，但合同签好后拆迁户们又反悔了，想多要一套房子，开发商只好在原来的设计上又加了5层，这么一反复，工期就被无限拉长了。
　　看来，拆迁户和开发商之间的博弈是东方国家发展过程中都要经过的一道坎，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古城中心有座古老的清真寺，逛到这里时正好赶上了晚祷时间。听到喇叭里传出的诵经声，内贾德决定进去做个祷告。清真寺里挤满了人，绝大多数都是成年男性，屋子中央有个水池，祷告的人先在这里净手，然后面对麦加的方向站成一排，随着指令一起跪下叩拜。有个小男孩没有跟随大人一起拜，他看了一会儿就厌倦了，背过身去自己和自己玩起了游戏。整个叩拜过程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与基督教徒做礼拜相比，清真寺内的气氛相当随意，也比教堂安静了许多。
　　“你祷告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我好奇地问内贾德。
　　“我刚才想的是我的家人，希望真主保佑他们平安。”内贾德回答，“我们穆斯林和基督徒、佛教徒或者其他任何人相比没什么两样，祈祷的内容无非是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这类生活中的琐事，大家都是很功利的。”
　　内贾德告诉我，土耳其穆斯林大都属于逊尼派，是伊斯兰教中比较温和的一派，这一派的教义很像社会主义，提倡均贫富，顺应了当时的民意，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苏菲派教义的影响更是让奥斯曼人对于被征服的民族相当宽容，从不要求对方皈依伊斯兰教，只要宣誓效忠奥斯曼帝国，服从苏丹的管理，并按时缴税就行了。每一个被征服的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头领，对内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管理，甚至在奥斯曼军队中都有专门的基督徒军队，当然他们必须服从苏丹的指挥。
　　现在看来，奥斯曼人这么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像突厥这样的游牧民族，其特点就是善于打天下，不善于坐天下。尤其是被征服地区大都是农业或者商业社会，更是游牧民族完全未知的领域。历任奥斯曼苏丹们都深知这一点，他们必须利用被征服的民族原有的经济文化制度和管理能力，才能应付得了如此庞大的疆土。他们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依靠武力征服更多的土地而已，其他的不用太操心。
　　尚武是突厥民族的传统，突厥小孩从懂事起就在马背上度过，骑马射箭是突厥男人的必修课。再加上当时欧洲正处于所谓的“黑暗时期”，拜占庭帝国也是摇摇欲坠，奥斯曼军队的战斗力远远高于周边国家，奥斯曼骑兵所到之处，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阻力。更令人惊讶的是，从奥斯曼开始的前10位帝国苏丹全都是骁勇善战的“明君”。据说这10位君主一直保持了游牧时期的生活习惯，坚持和手下一道用餐，亲自照料自己的马匹，打仗时也都冲锋在前。
　　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亲自率领15万军队，以及300余艘战船，向拜占庭帝国最后的堡垒——伊斯坦布尔发动了攻击。守军仰仗坚固的城墙，硬是坚持了7个星期。为了防止奥斯曼军队动用大炮，拜占庭人预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里安置了沉重的铁链，阻止奥斯曼运送大炮的船只驶进金角湾，但奥斯曼军队愣是用推车连夜将大炮从一侧运上山，再从另一侧下山，直接运到了城墙下。5月28日，奥斯曼军队发动了总攻，到第二天傍晚，突厥人就完全控制了这座基督教古城，拜占庭最后一个皇帝在城墙上英勇战死。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但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伊斯兰教在和基督教的斗争中完全占了上峰，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感到了来自东方的压力。欧洲人的噩梦还没有完，1525年，第10位奥斯曼苏丹登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苏莱曼大帝。此人在位46年，几乎全都在马背上度过。他亲自率领奥斯曼大军攻陷了贝尔格莱德，征服了匈牙利王国，甚至曾经数次打到了维也纳城墙下，差一点就吞并了整个欧洲。“苏莱曼大帝”这个称号就是欧洲人起的，而奥斯曼人则称其为“立法者”，他的官方称谓后面列出了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37个王国的名号，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之王。
　　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除了整个中东地区和北非之外，南部欧洲和巴尔干半岛也都归苏莱曼大帝管辖，地中海和黑海几乎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海。作为东西方的地理交汇处，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中心。
　　但是，作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奥斯曼帝国却和一般意义上的帝国很不一样。它既没有统一的语言，也没有统一的宗教，虽然大家都认为这是个突厥帝国，但帝国的大多数权贵和官员都是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虽然帝国的骑兵队必须由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组成，但帝国的警察和步兵突击队却大都是基督教徒。这个帝国的人民分成了若干完全不同的族群，最出色的水手是希腊人，最精明的商人是亚美尼亚人，最能干的农民来自埃及，最聪明的工匠则是阿拉伯人……帝国采用的是拜占庭的礼仪，展现的是波斯的威严，享有的是埃及的财富，使用的是阿拉伯的文字。总之一句话，奥斯曼帝国包罗万象，博采众长，是有史以来民族多样性最丰富，以及文化包容度最大的国家。
　　那么，为什么像突厥这样一个尚武的民族，却缔造了如此包容的帝国呢？《奥斯曼帝国闲史》一书的作者杰森？古德温（Jason Goodwin）认为，除了方便管理等现实因素之外，宗教是最大的原因。奥斯曼统治者认为自己是维护伊斯兰教的“信仰武士”，他们相信救世主很快就将降临，他将纠正各处的不信教者，证明奥斯曼人信仰的正确性，在此之前奥斯曼人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把伊斯兰的旗帜插遍全球，这就是为什么奥斯曼人把帝国疆域之外的地域叫做“战争之土”、帝国之内的土地叫做“和平之城”的原因，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耐心地拓展“和平之城”的疆域，管理好救世主托管给他们的世界。
　　奇怪的是，曾经的民族大熔炉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极为单一的国家。布尔萨表面上看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路上跑着各种牌子的车，基础设施也很现代，但却几乎见不到任何一家国际连锁品牌店，除了汉堡王和麦当劳之外，也找不到任何一家外国口味的餐馆。大街上除了少数几位挎着相机的游客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位来自非洲或者东亚地区的人。我在市中心逛了一天，只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一家中国人开的礼品店，专卖从国内批发过来的小玩具和小礼品。店主是个二十来岁的山东人，一直坐在收银台后面玩电脑，见到我像是见到了多年不见的亲人，中国话像连珠炮一般蹦了出来：“我是来帮姐姐看店的，来土耳其三年了，找不到朋友，土耳其食品也难吃得要吐，如果不是因为生意还不错的话，我明天就想回国。”
　　据他介绍，因为中国货质优价廉，这个30平方米左右的小店生意红火得不行，最多的时候要雇8名当地人帮忙看店。他会说简单的土语，但远不到自由交流的程度。布尔萨中国人很少，大家交往也不多，生活极端无聊，他每天唯一的娱乐就是在QQ上和国内朋友聊天。我看了一眼他的电脑屏幕，上面有一长串对话框同时在闪，看来这小伙子实在是寂寞得不行了。
　　作为世界上曾经的两大帝国，中国和土耳其如今面临的很多困境也都是相同的。事实上，如果一定要为人类历史总结出一条规律的话，那一定是“风水轮流转”。当年称霸全球的奥斯曼帝国，挡住了西欧商人通往远东地区的贸易路线，欧洲人被逼无奈，只得冒险乘船向西走，希望能找到一条新的贸易路线，躲开奥斯曼人的控制。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哥伦布“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欧洲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大量财富。再加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助力，欧洲一举扭转了颓势。与之相反，宽容的奥斯曼人不但没有等来救世主，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帝国带来的荣耀，就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原来的手下败将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加里波利保卫战
　　历史是轮回的。安纳托利亚的历史开始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入海口，绕了一圈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方。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3000年前，海峡的东岸发生了特洛伊之战，3000年后，海峡的西岸又发生了加里波利（Gallipoli）保卫战，正是这场战役决定了现代土耳其的命运。
　　达达尼尔海峡是欧亚大陆的分水岭，最窄处只有1.4公里宽。这是俄罗斯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水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斯曼帝国加入了同盟国阵营，这就等于掐住了俄罗斯的咽喉。为了将战略物资运抵俄罗斯，协约国决定出兵攻占达达尼尔海峡，打通这条海上生命线。丘吉尔最先派出了海军，希望能在海上解决战斗，没想到顽强的奥斯曼士兵在海峡两岸布下口袋阵，用移动火炮和水雷对抗强大的协约国海军舰队，一共炸沉了三艘战舰，并重创另外三艘。丘吉尔不得不暂停了海上进攻计划，把目光转向了陆地。他计划派遣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占领海峡两岸，而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侧是狭长的加里波利半岛，协约国的海军陆战队可以直接从地中海出发，在半岛的西侧登陆。一旦登陆成功后，只要翻过山脊，就可以看到达达尼尔海峡。
　　如今的加里波利半岛几乎全部被保护了起来，成为一个集战争博物馆和自然保护区为一体的旅游胜地。土耳其当地人喜欢拖家带口开车来此度假，而大部分外国游客则会选择海峡东岸的小镇恰纳卡莱（Canakkale）作为歇脚点。我在这里参加了一个临时组织的旅游团，乘摆渡船越过海峡到达欧洲一侧，然后搭乘一辆小巴车来到了加里波利战场遗址公园。
　　达达尼尔海峡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窄，从岸边可以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房子，以及房顶上飘扬的土耳其国旗，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条海峡阻挡了强大的协约国舰队。当我看到协约国军队的登陆地点后，我的疑惑更加强烈了。当年由于夜黑雾浓，运载登陆部队的船靠错了岸，先头部队伤亡惨重。可是，站在原定登陆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实际登陆点，两者只差1公里左右，仿佛抬脚就到了。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小段误差，带来了如此严重的后果。这大概就是时代变迁所带来的认知差异吧，今天的科技水平已经比100年前高出太多了，我们习惯了跨海大桥，高速公路，超音速飞行，天堑变通途，我们对距离的认知早已和古人大相径庭，仅凭直觉已经无法理解当年的情境了。
　　这场登陆战役开始于日，负责登陆的是由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士兵组成的澳新军团（Anzec）。由于登陆地点错误，导致士兵们一上岸就要立即开始爬坡，守军居高临下，本可以轻松地阻止敌军上岸，可奥斯曼军队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误以为敌军会从更北边的地点登陆，把主力部队全部调走了，此处只有少数士兵在把守，这才让澳新军团得以成功登陆，并继续向山顶进攻。
　　眼看达达尼尔海峡就要失守，一位英雄人物站了出来。奥斯曼帝国的年轻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看出了敌军的意图，他没有听从上级命令，而是亲自率领第57团，在澳新军团之前抢占了制高点，开始了一场残酷的阻击战。凯末尔对手下士兵们说：“我不是命令你们去作战，而是命令你们去死。当我们全都战死时，其他部队和指挥官就会赶来接替我们。”这个团的士兵果然英勇，子弹打光后就和对方拼刺刀，最后几乎全部战死，却为奥斯曼援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我来到这场阻击战的地点，俯瞰整个半岛，感觉这块地方是那么的小，似乎只要两个钟头就可以从一边走到另一边。但是就在这块狭长的土地上，协约国和奥斯曼军队进行了长达10个月艰苦卓绝的拉锯战。据统计，协约国登陆的48万人当中约有7.1万人战死，死伤人数加起来超过25万；奥斯曼帝国部队也损失了22万人，其中死亡人数高达6.6万。协约国军队眼看无法取胜，只好从加里波利撤军，奥斯曼人获得了最终胜利。
　　这场战役最著名的地方不是如此高的伤亡率，而是双方的战斗方式。如今岛上依然保留了大量当时挖的战壕，有些地段双方战壕之间只相隔不到20米！导游告诉我，当时双方士兵在战斗间隙经常互相交换食品和香烟，协约国一方的食品供应出了问题，他们只能啃像石头一样硬的面包充饥，大部分非战斗减员都是因为士兵们的牙坏了，没法吃东西。土耳其人听到此事后就把软面包扔到了对方的战壕里，敌人终于能吃点东西了。
　　但是，战壕距离近的代价就是战斗异常惨烈，一旦交手，双方都很难活着脱身。有一次双方甚至不得不宣布停战9小时，好让后勤人员上战场收尸，否则的话尸臭的味道实在受不了。因为这个原因，这场战争被历史学家称为“绅士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奥斯曼士兵的文明程度还是相当高的。不过，旅行团中的一位新西兰姑娘罗丝（Rose）告诉我，她在土耳其教了两年英文，经常被土耳其男人骚扰。“他们一般不敢骚扰土耳其女人，但不知为什么他们觉得西方妇女很好欺负，真是很让人讨厌。”她对我说，“我来土耳其之前在宁波教过两年英文，中国学生的学习态度比土耳其人好太多了。土耳其人都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不愿意学习英文。”
　　罗丝的曾祖父曾经参加过加里波利之战，这次她专程前来给老人上坟。土耳其政府在澳新军团的登陆地点修建了好几个公墓，每天都会有人前来献花。不过来此参观的几乎全是游客，很少有土耳其本地人，他们都去了山顶上那个规模更大的战争纪念馆，这是为纪念在此次战役中牺牲的土耳其士兵而修建的，我到的时候发现这里人山人海，绝大多数都是土耳其人。无数事实证明，无论多么绅士的战争，到最后总是要分出敌我的。
　　战争纪念馆的入口处竖立着一尊巨大的凯末尔全身像，他是奥斯曼军队之所以能打赢这场战役的最大功臣。凯末尔毕业于伊斯坦布尔的陆军军事学院，是个标准的军人，打起仗来非常勇敢。这场战役中，他一直留在前线指挥作战，曾经四天四夜没有合眼，还曾经被一颗流弹击中了胸部，幸好被他口袋里的一只怀表挡住了，否则的话，土耳其这个国家甚至都不会出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加里波利之战不但是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唯一获胜的战役，也是奥斯曼帝国近百年来打赢的唯一一场战役。作为这场战役的功臣，凯末尔当之无愧地成为整个帝国的民族英雄，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后来他利用自己的声誉，率领土耳其人展开了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最终缔造了现代土耳其。他本人也成为土耳其第一任总统，被土耳其人尊称为“祖国之父”（Atatu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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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斯曼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答案
　　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大部分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是这种模式，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100年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但在最近这100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1911年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古老帝国分别是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它们都是依靠武力实行独裁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前者已经存在了600多年，行将就木，后者虽然只有267年的历史，但也气数已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代替两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是英、法、美、德等西方国家，它们同样依靠武力，占有了大量海外殖民地，并向全世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是新的世界霸主。在西方国家所发明的话语系统里，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这两个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帝国，被统称为东方帝国，成了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
　　有意思的是，同为濒死的东方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却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前者几乎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差一点就从地球上被抹去了，但它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仅存的一小块核心领土上卧薪尝胆，完成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那么，这个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让我们去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寻找答案吧。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如果你在伊斯坦布尔只能参观一个景点，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索菲亚大教堂（Aya Sofya）。这是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537年建成的基督教堂，被公认为是整个基督教历史上最宏伟的教堂。教堂门口永远排着长队，我在烈日下站了半小时才终于得以进门。可一进门我就明白，这半小时太值了，这是我这辈子见到过的最震撼人心的建筑物，教堂内部宏伟的穹顶，以及墙上精美的镶嵌画，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异常神秘，让人感觉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再仔细看，我发现教堂前面的牧师讲道台已经被拆掉了，墙上挂着两个用牛皮做成的巨大的圆形奖章，上面用阿拉伯文字写着歌颂真主的词句。原来当年奥斯曼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占领了这座城市后，便把这座教堂改成了清真寺，虽然墙上的基督镶嵌画被破坏了不少，但教堂本身好歹被保存了下来。穆罕默德心里很清楚，他手下的工匠们是造不出如此宏伟的建筑的。
　　奥斯曼帝国是由来自中亚的突厥人的后代组成的，突厥人是游牧民族，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善于琴棋书画，可一旦成为统治者，他们就都必须变得无比好学。清朝的统治者们就是这么做的，而奥斯曼帝国的工匠们很快就学会了建造大型穹顶建筑的精髓，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出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建筑师——米马尔？锡南（Mimar Sinan），他将这种圆形穹顶建筑风格发展到了极致。他设计的许雷姆女子浴室和苏莱曼清真寺被认为是16世纪奥斯曼建筑艺术的代表作，非常值得一看。
　　17世纪初期在位的苏丹艾哈迈德一世又更进了一步，他决定建造一座比索菲亚大教堂更加雄伟的清真寺，以彰显奥斯曼帝国的雄厚实力，这就是位于索菲亚对面的蓝色清真寺（Blue Mosque）。顾名思义，这座清真寺的外表是浅蓝色的，周围有6个高耸入云的尖塔，看上去确实比索菲亚更加宏伟，其内部开了很多窗户，比索菲亚大教堂更加明亮。蓝色清真寺的设计师是锡南的学生，其设计风格完全模仿苏莱曼清真寺，也采用了圆形穹顶设计，但他显然没有学到拜占庭工匠的核心技术，大厅内不得不加了4个“象腿”作为支撑，空间被大大压缩。相比之下，索菲亚大教堂的支撑腿被巧妙地包进了墙壁之中，视觉效果比蓝色清真寺好太多了。
　　蓝色清真寺可以说是奥斯曼帝国最后的辉煌，自它建成之后，奥斯曼帝国便开始走下坡路，再也没有缓过来。前文说过，奥斯曼帝国的前10位苏丹都是骁勇善战的明君，但是苏莱曼大帝之后的几位苏丹却都昏庸无能，有几个甚至还是弱智，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丹王位的继承规则发生了变化。原来，奥斯曼苏丹并不遵循长子继承制，而是谁有能力谁来做，于是早期苏丹大都在军队或者地方上经受过实际的考验，能力超强。为了防止王子们争权，新苏丹必须将自己的兄弟们统统杀死。比如，接替苏莱曼大帝的穆罕默德三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杀死了自己的19位兄弟，奥斯曼帝国就是以这样一种残忍的方式维护了政权的稳定。
　　但是，穆罕默德三世去世后只留下两位少不更事的儿子。为了确保香火传递，新苏丹网开一面，没有杀死自己的弟弟，而是将其软禁在宫中。从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更替制度就发生了改变，新苏丹不再杀死自己的兄弟们，而是将他们全部软禁起来。这一改变的结果导致奥斯曼帝国未来的苏丹们大都是来自那些没见过世面的纨绔子弟，整体素质一落千丈。比如，过去的苏丹们一直保持着战争时期的传统，和手下人一起吃饭，自己整理自己的马匹等等，可17世纪之后的苏丹把与手下人分享食物的传统改为两年才进行一次的仪式，意义完全变了。
　　苏丹们居住的地方叫做托普卡帕宫（Topkapi Palace），也是伊斯坦布尔最吸引人的景点之一。这座宫殿的格局很像北京故宫，由好几个套在一起的庭院组成。所有的建筑物都很矮，远不如近在咫尺的索菲亚大教堂。苏丹所住的后宫在最里面，外人想见他就得跨过好几道大门，苏丹们就是用这种办法保持了自己的私密性，并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欧洲人对奥斯曼后宫一直非常好奇，很多文艺作品都是以托普卡帕宫为背景写成的，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莫扎特创作的歌剧《后宫诱拐》。
　　如今这座宫殿每天都挤满了游客，再也不神秘了。平心而论，苏丹和妃子们的寝宫一点也不奢华，甚至可以说有点寒酸。大部分卧室都很小，家具普遍简陋，墙上也没挂名画什么的，只有繁复的伊斯兰风格壁画。导游解释说，托普卡帕宫是按照战时军营的样子建造的，奥斯曼帝王都是军人，不习惯奢华。不过，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一来当时的生活条件确实和现在没法比，如今普通人都能享有的抽水马桶和席梦思等等就连苏丹们都没有，难怪大家会觉得寝宫有些寒酸；二来苏丹本人收藏的大部分奢侈品都被转移到了专门的博物馆保藏，托普卡帕宫拿出其中一部分办了个展览，来自世界各地的嵌满宝石的黄金饰品让人眼花缭乱。
　　托普卡帕宫极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低调的奢华”。
　　事实上，真正的奢华并不体现在珠宝首饰等硬件上，而是对人的奴役。奥斯曼苏丹从世界各地收罗漂亮的小女孩，将她们收入宫中加以培养，长大后选择其中优秀的做嫔妃。托普卡帕宫的后宫最多时同时住了600多名妇女，其中10%为苏丹的嫔妃，其余的全是侍女。宫中还住着很多太监，但他们清一色都是从埃塞俄比亚抓来的黑人奴隶。原来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不得为奴，基督教和犹太教徒因为信奉同一个真主（即上帝），也不能为奴，于是只能从非洲抓来不信真主的“野蛮人”作为奴隶。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所谓“低调的奢华”其实还有虚伪的成分在里面。
　　上梁不正下梁歪。奢华而又昏庸的宫廷政权，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堕落。奥斯曼官场花钱买官风气日盛，导致各级官僚贪赃枉法的情况日趋严重，老百姓怨声载道。类似的情况几乎在任何一个封建帝制国家里都会发生，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衰落之前的奥斯曼什么样？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援引16世纪晚期的奥地利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比斯贝克的话说：“一想到这两种不同的体系一定会造成的后果，我就不寒而栗……在他们那一边，（奥斯曼）帝国财力充盈，资源强大，军队实战经验丰富，士兵身经百战，连续打了一系列胜仗，随时准备忍受困苦，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勤俭节约，警惕性高。在我们这边，国库亏空，生活习惯奢靡，资源耗竭，士气不振，士兵缺乏经验，难以驯服，好斗，毫无组织纪律可言，行为放纵毫无约束，酗酒，纵情声色，而最糟糕的是，我们的敌人往往战无不胜，而我们却总是打败仗。两军相遇其结局如何，我们还用怀疑吗？”
　　比斯贝克描述的是奥斯曼帝国和它最厉害的对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战争。那是1583年，奥斯曼帝国再次出兵维也纳，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维也纳守军侥幸获胜。这场战斗不仅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长达数世纪的战争的转折点，也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时刻。38年之后，也就是1621年，英国爵士托马斯？洛访问伊斯坦布尔，回来后写下了他眼中的奥斯曼帝国：“就像一具老朽之躯，青春和力量都已经消耗殆尽，只剩各种各样的毛病，却仍旧苟延残喘。”
　　可是，就像很多古老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虽然内部危机重重，但如果没有外来的刺激，是不那么容易崩溃的。奥斯曼帝国比这位英国爵士多活了300多年，甚至比它最凶猛的对手——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还多活了4年，这是为什么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去土耳其军事博物馆走一趟。
　　坦齐马特时代
　　土耳其军事博物馆坐落在伊斯坦布尔最繁华的商业区，每天下午都会举办一场露天表演，演员们身穿奥斯曼士兵的传统服装，在军乐队的伴奏下表演正步走和兵器操练，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
　　看完表演走进博物馆，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幅巨大的油画，画的是突厥士兵攻打长城的景象。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观察这场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战争，感觉有些怪异。再往里走，一张张巨幅油画描述了突厥人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战场也逐渐从东亚转移到了欧洲。一张油画的解说词里这样写道：农耕民族遇到天灾时总是束手无策，而游牧民族在饥荒时就会远走他乡，不知不觉地朝着日落的方向走去。“走”是一种谦虚的说法，真正的含义就是侵略。战争是奥斯曼帝国的立国之本，突厥没有“军人”这一职位，打仗是所有突厥男人必须学会的看家本领。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只要能继续打胜仗，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
　　事实上，在整个17世纪，虽然奥斯曼帝国的国力渐衰，西欧诸国在启蒙运动的引导下大踏步迈向现代化，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仍然所向披靡，苏丹们沉醉在战争的胜利之中，听不进任何建议和忠告。奥斯曼人也沉浸在虚妄的自大中不能自拔，他们给周边国家的人民起了各种侮辱性的绰号，称阿尔巴尼亚人为卖下水的人，格鲁吉亚人为好吃懒做的人，希腊岛民都是傻瓜，西班牙人都是懒汉，意大利人都是杂种，德国和俄罗斯人是疯狂的异教徒，犹太人是污秽的狗，法国人是没有信仰的人，英国人是无神论者。
　　正是这个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敲响了奥斯曼帝国的丧钟。1687年，英国科学家艾萨克？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三年后，他的朋友约翰？洛克出版了《政府论》。这两本书让西欧人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引发了科学革命和人权运动，拉开了工业化时代和民主时代的序幕，奥斯曼帝国远离了这场大革命，被历史的洪流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随着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决定效仿英法两国实行改革，引进先进武器和管理方式，胜负的天平开始逐渐向这个奥斯曼帝国北方最大的敌人倾斜。整个18世纪，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之间一共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一开始奥斯曼帝国还能轻松应对，但1768年进行的第三次奥俄之战以奥斯曼帝国的惨败而告终，奥斯曼苏丹不得不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把帝国境内的东正教教徒的保护权交给了俄罗斯。从此，俄罗斯就可以打着保护教民的旗号，合法地侵犯奥斯曼帝国的主权。
　　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帝国不仅是打输了一场战争，而且输的方式太屈辱了。俄罗斯军队威力强大的火器让奥斯曼骑兵的优势一点也发挥不出来，毫无取胜的可能。目睹了整个过程的奥斯曼将军们终于明白，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奥斯曼帝国再也别想打赢任何一场战争了。对于一个完全建立在军功上的帝国而言，这是最大的噩耗。
　　战争是一件价值观非常明确的事件，输就是输，赢就是赢，没有中间地带，没法投机取巧。奥斯曼苏丹们可以对帝国经济的衰落、官场的腐败、文化的疲软和老百姓的怨声载道统统视而不见，但打败仗这件事是没办法装聋作哑的，必须立即想办法解决。清王朝如此，奥斯曼帝国也是如此。去过西方国家的帝国精英们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伊斯兰教文明，是没法和强大的西方相抗衡的，只有放下架子，向西方文明学习这一条路可走。正是在这批人的鼓动下，奥斯曼帝国终于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事实上，早在18世纪初期，一批有机会游历西方国家的使臣和学者们已经开始把西方文明传进了伊斯坦布尔。苏丹们尤其对西方的绘画、音乐和建筑艺术感兴趣，来自法国的画师、建筑师和家具设计师纷纷被苏丹请进宫中，为苏丹及其妃子们画像，安装烛台和枝形吊灯，竭尽全力模仿法国宫廷的生活方式。清帝国也经历过类似的时期，故宫内的珍宝馆就是明证。
　　苏丹们的这些行为虽然谈不上是真正的改革，但它对奥斯曼帝国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变革大都开始于文化层面潜移默化的渗透，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作为铺垫，后来的改革也就无从谈起了。
　　奥斯曼宫廷从西方引进的诸多奇技淫巧中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那就是印刷术。因为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奥斯曼帝国一直拒绝引入印刷术，直到18世纪初期才网开一面。虽然最初只允许印刷宗教书籍，但这个禁令很快就被打破了，为新思想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789年，年仅27岁的苏丹塞利姆三世即位。这是一个年轻有为、极富野心的帝王，他意识到如果再不改革的话，奥斯曼帝国就要灭亡了。他决定先从军队入手，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取代帝国的近卫兵团。西方诸国当中他最崇拜法国，当他还是王储的时候就和法王路易十六有交往，因此他专门从法国购买了一批来复枪和西式火炮，又请来法国军事顾问负责训练新军。为了配合法国教官们的工作，他还专门设立了几所军事院校，用法文授课，每所学校都新建一个图书馆，收藏的也大都是法文书籍。
　　但是，新式武器很容易买到，使用武器的人才却不那么容易培养。一位英国商人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观察笔记，根据这本书上的描述，奥斯曼帝国的臣民普遍缺乏科学素养，除少数工匠外，如果有人也去关心如何铸造大炮、建造船只之类的事情的话，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疯子。这种狭隘的视野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无论是文科教授还是理科教授都十分无知，对外面的世界毫无兴趣。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想。但是年轻气盛的塞利姆三世没有处理好和大臣们的关系，颁布了很多过激的政策，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反对，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最终一批旧式军官发动了政变，杀死了塞利姆三世，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次改革就这样失败了。
　　塞利姆三世死后，奥斯曼王室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位男性继承人马哈茂德二世被推上了王位。他是塞利姆三世的堂弟，两人关系非常好。他不但从堂哥那里继承了改革的遗志，而且还吸取了血的教训，那就是改革必须有耐心，先要想办法强化苏丹的权力，然后利用权力清除反对势力，才能获得成功。
　　为了达到目的，马哈茂德二世刚上台那几年表现得非常低调，但他在暗中积极培养自己的势力。卧薪尝胆18年后，也就是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突然颁布诏书，废除了帝国近卫兵团，组建了一支新军保卫王室。此举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为改革扫清了障碍。此后他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完成了从过去的封建军事联合体制向中央集权体制的转变。
　　这一转变的含义非常深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土耳其问题专家昝涛认为，这次改革标志着奥斯曼统治精英们终于意识到，西方的强大从表面上看源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实质上这种进步背后的动力来自其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方式，要想与西方对抗，就必须同时在政治组织形式上对帝国进行改革。而马哈茂德二世所进行的第一次政治改革尝试，其宗旨就是效仿西方的绝对主义国家模式，力图通过吸纳与统一臣属于奥斯曼人的各民族，创造出一个奥斯曼民族，将帝国内部的各种势力整合到一起。而整合的具体方式就是先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把权力集中到苏丹手里，然后由苏丹主导，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
　　换句话说，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奥斯曼主义”时代。
　　历史证明，马哈茂德二世实行的政治改革措施大都收效甚微，但有两件事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他改革了帝国的教育制度，创办了外文编译局和西欧式的世俗学校；其次，他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向西方派出大批公费留学生，虽然其中大部分都进了西方的军校，但此举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人才。
　　1839年，踌躇满志的马哈茂德二世不幸因病去世，继承皇位的太子阿卜杜尔？麦吉德苏丹当时才16岁，需要母亲和大臣们的辅佐。于是，新受命的大臣们拟定了一份《花厅御诏》，为帝国制定了一套新的方针政策，土耳其历史上著名的“坦齐马特”（Tanzimat，土耳其语意为“改革”）时代正式开始了。
　　《花厅御诏》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确立了基本原则，其主旨就是向西方学习，模仿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但这份诏书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概念：“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不分教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别小看这句话，这就等于宣布奥斯曼帝国将和传统的伊斯兰教彻底决裂，奥斯曼主义将取代伊斯兰教义，成为帝国新的国策。
　　坦齐马特时代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奥斯曼帝国对内一直实行米勒（Millet）制度，即给予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以相当大的自主权。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更加方便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但坏处就是各个民族一直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很容易爆发独立运动。事实上，由于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的鼓动，帝国内部的东正教徒、犹太教徒和格里高利派等几大非穆斯林米勒早已酝酿从帝国独立出来，如果成功的话，帝国就要解体了。奥斯曼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反对肢解帝国，希望各民族团结在奥斯曼的大旗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大的西方。帝国的精英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