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张宣武自传：《我走过的道路》（一）
我的济南一中同窗好友、张宣武将军的四公子张少杰赠我的《张宣武文集》
张少杰签名
张宣武，字崇文，公元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十月十二日)出生于河南省泌阳县象河乡洼里村的一个小康家庭。七岁人村塾，读了一些《三字经》、“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之类的古籍。随后转入象河乡高等小学，在毕业考试的榜上，名列第三。1919年春赴开封，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法语专科。这个学校，是袁世凯于民国初年当大总统的时候，为了培养河南人的出国留学生而拨出专款设立的一所六年制的外语专科学校。那时，河南尚无大学，它算是河南省的最高学府，进入这所学校是很不容易的．同我一起从象河乡来投考达所学校的八个同学，只有我一人被录取了。这所学校第一期一百二十人，是英语专科，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因而社会上把这所学校称为“留美学校”。第二期一百二十人，是德语专科，毕业后去德国留学。第三期一百二十人和第四期一百二十人是英语专科，毕业后也都去美国留学。第五期一百二十人是法语专科，毕业后分别到法国或比国去留学。第六期仍是英语专科，从这期以后，这所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改为中州大学，以后又改为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河南师范大学。当我进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那年，适逢“五四”运动爆发，当运动的浪潮冲击到开封的时候，我积极地参加了“学生联合会”和“国货维持会”．参与了驱逐亲日派汉奸、当时的河南省教育厅厅长吴鼎昌的行动，打击贩卖日货的奸商大老板，我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反帝和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教育。
1922午夏．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冯玉祥将军任河南督军。他下车伊始，就到我们学校视察、访问、演讲，并请学生阅兵、看操、参观军营内务。以后又不断听了冯将军麾下的旅长张之江、参谋长石敬亭、警备处长鹿钟麟等对学生进行的公开演讲。冯将军和他的部将，每次对学生讲述帝国主义侵赂中国的罪行时，都是慷慨激昂，声泪惧下。他们号召学生共赴国难，只有以武力抵御外侮，才能免遭瓜分之祸，才能救国救民。我听了冯将军和他的部将多次讲演。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和启迪，激发起我的反帝爱国热情；同时我认识到．冯将军和他的部将与一般祸国殃民的军阀不同，他们是鹤立鸡群，真正是爱国爱民的将领。在这期间，我也看到冯将军的部队纪律严明，军民相亲．真正是不扰民真爱民，军官和士兵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身强力壮，精神饱满，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其兵营的整齐、清洁、严肃、活泼，俨然是一所大学校。每天三操两讲堂，训练非常紧张，要求
非常严格。我深深感到，国家能有这样的军队，中国是有救了。于是我萌发了一个想当军人的念头。1922年秋，我不等到大学毕业，也不希望到法国留学，而志在武力救国，决心投笔从戎。适在这年9月，冯将军招考学兵，我遂报名应考。智力测验合格后，作体格检查时，因我当时只有十六岁，身长不到一米六十，负责体检的是旅长李鸣钟和军务处长王镇淮，都说不够标准，不能录取。正在此时，冯将军到场，他询明情况后说：才十六岁，是还要长高的，他既有志从军，可先让他当个“备补军”吧。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冯将军兼任师长的陆军第十一师工兵第十一营的电雷连．从此开始了我的军队生涯。
我在“留美学校”学习的四年期间，除了必修正课如国文、法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生理卫生各门外，在课余时间我看了不少的古代文学作品，如《列国演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西厢记》、《镜花缘》、《今古奇观》、《唐宋传奇》、《徐霞客游记》、《老残游记》、《彭公案》、《施公案)、《七侠五义》、《聊斋》……以及近代一些著名作家的文艺作品。我当兵之后，月饷有限，每年从家中寄来十元二十元，我订了一些报刊，如上海《申报》、《时报》、北京《顺天时报》、《实报》以及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天津大公报的《国闻周报》等等，我的上级排、连长乃至营、团长，常常向我借阅书报。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山全书》刚一出版，我就邮购到手，我们的旅长张维玺也曾向我借阅。
我在上学时，原名张明霖，字云波，从军后始改今名。1922年冬，冯将军调任陆军检阅使，他所属的陆军第十一师及第七、八、二十五混成旅，都调到北京．除第七混成旅驻通州东苑营房，其他各部队都集中住在南苑营房。1922年至1924年的两年中，是冯将军所部练兵的黄金时代，西北军的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以至后来扩充到二三十万大军，都是由于这两年的训练奠定了基础。冯将军信仰基督教，他所属的全军官兵也都成了基督教徒，我是在1923年春领洗的，领洗的随军牧师是余心清、浦化人两先生。那时我是“备补兵”。军中有这样的说法：“当兵不如当备补，当备补一不下操，二不受苦。”在编制上，每班有一名备补兵．他的任务是整理连队的环境卫生和本班的内务以及其他一些杂务，而不随队出操、打野外，类似一种见习生。在我长到年满十八岁，身高一米六十的时候，遇有列兵出缺，我就可以递补。我虽然是一名备补兵，但在这两年中，我从旁见学，无论是学科还是术科，我部不比列兵的素养差，尤其是我对器械操和体育运动如田径、球类，差不多都爱好。由于我上过学，识几个字，在连队的司书繁忙时，他常常请我帮写帮算，有时营部的书记处或军需处也请我帮忙。
1924年9月，冯将军所部扩充为六个师，我被升补到刘郁芬的第二师、张维玺的第六旅、宋庆霖的第十三团、张骏的第一营、王春华的第一连任正式列兵。那时候，我们营的营附葛振江升任新成立的一个营的营长，他还没有罗织到军需长，他要我去临时帮忙军需业务。经我手收支开办经费三干多元现大洋，在办理结束时，收支帐目和一切单据，全无差错，而算来算去，总是多出二百元钱，我把这二百元钱交给了葛营长，他以五十元给我
作酬劳，我分文没要。他要我给他当上尉军需长，我说：我愿意带兵打仗，而不愿当军佐，我坚决地辞谢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后，冯将军所部编为直军第三军，由北京经密云、怀柔．出古北口，再经承德，向吉林省的开鲁进军。我们连由南苑移驻到北京以北的高丽营。日，冯将军突然下令班师回京，发动首都革命，推翻曹锟、吴佩孚的军阀政权，驱逐末代皇帝溥仪出宫。我们连先后守备北京城的安定门、德胜门和西直门。
1924年12月，张维玺的旅部成立手枪队。西北军的手枪队，每人除有一支驳壳手枪和一支步骑枪．还有一把大砍刀，因而社会上又称之为大刀队。它的任务除了警卫司令部以外，还作为王牌部队在战斗最关键的时刻使用。它的成员，是在各个普通连队中，选拔体格特别强壮、手脚特别麻利的士兵所组成，其训练也比一船部队要求严格得多。我被选到该队任副班长o
1925年春，冯将军兼任西北边防督办，不久又受命兼任甘肃省军务督办。这时西北军拥有热、察、绥三个特别区和一个甘肃省，冯将军本人须在张家口坐镇，因此派师长刘郁芬代理甘肃军务督办。刘郁芬率其所部第二师于是年4月由北京开到归绥(今呼和浩特)，不久又进至五原县境的乌兰脑包。是年9月经宁夏进入兰州，这时我升了班长。1925年冬，刘郁芬为了培训中初级军官，成立了以旅长张维玺兼任团长的、相当于军官学校或讲武堂的西北军兰州军官军士教导团，我被调入该团学习了半年，学习了一些典、范、令和初级战术以及《曾胡治兵语录》等等o
1926年春，甘肃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和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以及其他一些土著大小军阎，受吴佩孚的愚弄唆使，先后发生叛乱。这些叛军的兵力不下一百二十多个营，而西北军在甘肃的兵力，却只有一个师和督办公署的一个卫队团，总共不到三十个营，多方受敌，战线过长，时有顾此失彼之虞。刘郁芬乃将督署卫队团的手枪营和师、旅部的手枪队，配以机关枪、迫击饱、工兵、通信诸连队，合编一个手枪团，哪里情况紧急，就把这个手枪
团调到哪里去应援。因此，这个手枪团成天东挡西杀，疲于奔命。有一天下午在兰州，大家忙于收拾行装准备出发，而我因值日办伙食，在大家吃晚饭的时候我才得空收拾行装，不料我还没来得及吃饭，忽然命令紧急出发．于是我空着肚子夜行军、一气走了九十里。天亮到了金家崖，两行军锅大米饭尚未煮熟，又接立即出发的命令，向九十里开外的甘草店前进。天黑到了甘草店，未得休息，又命速返兰州城。夜以继日，枵腹行军．两天两夜
三百六十里，人困马乏，精疲力尽。到了兰州督办署，心想可要好好休息一下了。因为睏的要命，顾不上吃喝，倒头便睡。谁知只睡了两小时，又是一道十万火急的命令：兰州西南四十五里的狗娃山发现敌情，要求以急行军去迎击。于是，我又是空着肚子出发了，甚至连水壶也没来得及装水，干粮袋里也没来得及补充干粮。
作为一个手枪队的士兵，负荷的武装是：一支驳壳枪和子弹二百粒，一支步骑枪和子弹一百粒，一把大砍刀，一根丈八长矛式的梭镖，一件棉大衣，一套备用军服．一套衬衣，一双备用鞋和一双备用袜子，一条洗脸毛巾，一个水壶，一个搪瓷饭碗，一个杂囊(内装擦枪工具、擦枪油、针线包、肥皂、指北针、手电筒、大蒜、万金油、仁丹，等等)3斤晒干的干粮，还有一把雨伞，总重量达六七十斤。在缺饮食、缺睡眠的情况下，两天两夜不歇气地行军．浑身无力，越走越累，越累越感觉着负荷沉重，我渐渐地撑持不住，掉队落伍了。当我到了一千米高的狗娃山山麓时，四肢无力，汗如雨下，心烦胸闷，难过万分，我走不动了，倒在地上。这时我忽然萌起一种不想活的念头。在队尾负责收容的排长王绍陵问我：“五班班长．你怎么啦?”我说：“排长，你行个好，照我胸部开一抢吧!”富有经验的王排长对我说：“我看你是又渴、又饿、又困、又太累了吧?”他一面说着，一面把他那个装有冰糖开水的水壶递给我。我一气把他水壶里的二斤糖水喝个净光，马上清醒了，有点精神了。王排长又把他干粮袋里的饼干倒给我一大捧，我吃了之后，马上觉着浑身有劲了。王排长于是对我说：“走吧！”当然，我也不再想死了。从此．我深刻体会到，人是铁，饭是钢．而水和睡眠也是不可缺少的。手枪团在狗娃山和大鸟山一带作战三四天，把叛军旅长宋友才、韩有禄两部五六干人全部消灭了。在这次战斗中，我有一种很不正常的念头：当我举起枪向敌人瞄准时，我忽然心血来潮地想，他们都是同胞，为什么要打死他们?于是我把子弹向天空射去。当然，我也认识到，我不杀敌人，敌人要杀我；对敌人宽恕，就是对自己残忍。我这种矛盾心理的“人道主义”是讲不通的。
在狗娃山一带战罢，有一天宿营于桄沙县一家民房里，半夜出发，走了二里路，班内列兵常心芳忽然悄悄对我说，他的驳壳手枪遗忘在宿营地了，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丢了手枪，可不是小事：于是同常心芳急忙奔回宿营地去找．好就好在半夜里，房主还未起来打扫屋子，那支手枪依然放在地铺上的铺草堆里。谢天谢地。我也未再责罚常心芳。
1926年5月，我们手枪队长赵凤林升任了营长、他要我到他营去当司务长。升官是好事，但我舍不得离开我那一班长久共患难、亲如骨肉的列兵，他们也都抱着我的腿，哭哭啼啼地不愿我离开他们。于是我拒不受命。赵营长派了一位诽长来接我，我躲了起来。赵营长亲自来接我，我隐伏在厨房里的灶门下，不知是谁透了信，赵营长掂着耳朵把我拉走，我当上了西北军第二师五旅十五团三营十一连的司务长。我当上司务长的第二天，在行军途中，团长倪玉声发现我们连有一列兵，走路一瘸一瘸的，问他怎么了?他说是他们班长打的。西北军有禁令，班长不许打士兵。到了宿营地，倪团长将全团各级军官召集起来，他说：早有禁令，班长不许打士兵，十一连有一班长把一个士兵的腿打瘸了，你们十一连的官长们为什么不管不问?他说罢，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们连的连长、三个排长和我，按倒在地，每人打了二十军棍。我刚到这个连，打士兵的班长和挨打的士兵我都不认识，更不了解那个班长为着什么打那个士兵。这是我在军队生活中唯一的一次挨军棍。西北军禁止班长打士兵是对的，却不禁止上级打下级，难道也是对的?
1926年7月．张维玺旅攻克了狄道(今临洮)，解决了叛军陇南镇守孔繁锦的一个团。同年8月19日，攻占了陇南首府天水，解决了孔繁锦部万余人．虏获甚多。张维玺旅扩编为西北陆军第十三师，我亦因战功升了排长。三个月后，张维玺部又扩编为西北军第十三军，原有的手枪队扩充成手枪营，我升任这个营的第一连连长。在战争年代，是“萝卜快了不洗泥”．这一年内我连升了三级。
张维玺攻下天水时，曾得到孔繁锦带不走的鸦片烟土万余两，派副官王复祥和军需员王立基运往陕西风翔去贩卖，而派我率手枪兵一诽去护送押运。当由风翔返回天水时，正值农历除夕、在夜行军的途中，路两旁的村镇、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不绝于耳，家家户户都在欢欢喜喜地过华，而我们当军人的却埋着头夜行军，我和一排士兵都在默默无言地叹气，看来都有思乡之念头。
1927年夏，张维玺的第十三军，由陇南开到西安。有一天，有十一名判处死刑的土匪，军法处派我带十名大刀兵把他们押赴刑场斩首。土匪是十一人，而执行的士兵只有十名，一人杀一个，看来势必我也得动手杀一个。但是我虽从军多年，也打过几次仗，却从未亲手杀过人。我手软，下不得手，也不愿开这个戒，
于是我命那位班长一个人杀了两个了事。
1927年，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统率西北军，由五原经宁夏、甘肃、陕西、东出潼关，会合南方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o这时陕西土著大小车阀，割据城池，各霸一方，不仅不听指挥，不听调遣，反而扰乱后方．残害人民。盘踞同州(今大荔县)达十年之久的旅长麻振武部五六干人，由于城坚池深，粮弹充足，自1927年2月至7月的半年间，冯总司令先后派遣方振武军、韩复渠军和刘汝明军，逐次围攻，均未奏功。这年7月，张维玺的第十三军奉调围攻同州，冯总司令限令一个月内攻克同州。该军昼夜猛攻，炮火连天，越城壕，爬云梯，伤亡数以干计，历时两旬，而未能攻克。张维玺鉴于硬攻无效，乃采用坑道作业从地下进攻。这年8月25口，在靠近北城门西侧的一条坑道挖掘成功，在对准城墙的下面埋了三干公斤炸药。8月26日下午2时，坑道炸药爆炸，把城墙轰开二三十米宽的一个堑口。我奉命率一百名手枪兵为突击队，一手握手枪，一手执大刀，在机枪大炮密集火力掩护下，从堑口突人城内，后面的大部队跟着如潮水般地涌入城中，经过两小时的巷战，叛军旅长麻振武被击毙，其
所部一半死伤，一半被俘．全数被灭。而我在突入城内约六七十米的药王洞时，猛不防遭到据险顽抗的敌人射击，我的右肺部受到从前胸到背后的贯穿重伤；同时另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右腿。肺部伤势极重，当时鲜血几乎流尽，七天不省人事，几濒于死。当担架兵把我拾着从火线经过炮兵阵地时，张维玺军长看见我的伤势说：“不行了，这孩子可惜了！”一星期后，张维玺到后方医院慰问伤员时，看见我在病床上睁着眼，很诧异地说：“那不是张宣武吗?你没有死啊?啊!命大，命大！”张维玺发给伤员的犒劳金，每一军官十元，每一士兵五元，而给我的却是五十元，都是现大洋。这一战役之后，我升任了副营长，并得到冯总司令颁给的一枚“革命奖章”。我的伤势虽重，但因年轻不到半年，伤即痊愈。我自1922年从军以来，六年当中没有回过家．且因远离家乡，又加成天行军作战，也很少往家写信，即使我不想家，而父母不能不想念我。同州之战，我差一点死了．假若死了，我的父母将何以堪受?趁着没死，必须回家省亲，以慰父母之望。于是我于1928年春请假半月，回到故乡，临行时张维玺军长还送给我一百元钱。
1928年3月，张维玺军长率所部一个师和军直属大部，东出潼关，在豫北、鲁西一带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作战。张维玺所部的另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以及军属的一部分，由副军长倪玉声率领，受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指挥，继续参加战乱平叛。当时我是留在陕西这一部分的军直属坑道营的副营长。我们在1928年的上半年，先后攻克了被土著军阀割据的三原、高陵、径阳、朝邑、韩城、蒲城等城他，解决了军阀师长卫定一、薛心斋和旅长耿景惠、耿庄、段懋功等部两三万众。
1928年7月张维玺率部由河南开回陕西。8月率其第十三军全部．围攻叛军旅长党玉琨割据的凤翔城。先是，宋哲元曾以三个师的兵力围攻凤翔半年之久，伤亡官兵数干人，而未攻克。
张维玺用攻破同州城的故计．以其坑道营对城墙东部进行坑道作业。当时我是这个坑道营的副营长，营长王福样因伤住院，我代理营长，我亲自指挥坑道的挖掘，只用两周时间，坑道作业完成，埋上四千公斤炸药，接通电线．9月2B上午，电钮一按，像火山爆发似的，城墙出现了一个十几文宽的大壑口，同时一千多门大炮和四五百挺机关枪，向壑口和城内发射数万计的炮弹和枪弹，同时攻城部队象潮水一般的从壑口涌入城内。城内叛军
惊慌失措，如痴如呆，陷入瘫痪状态，只有零零星星断断续续的巷战，一小时后战斗即告结束。党玉琨在乱军中被击毙，其部队被打死打伤的约两干多，其余四五千被生捣。这一战役结束，张维玺命我到十三军的十七师去当营长．我以年轻、缺乏经验阅历请辞，张维玺初而不允，继而动怒，要用军棍打我，但我坚不受命。张维玺也只好收回成命，却把我调任军部手枪营的副营长。
1928年9月中旬，张维玺的第十三军奉冯总司令之命，进军陕南汉中、安康一带。北洋军汉中镇守使、北洋陆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盘踞陕南十年，军纪废弛，兵匪不分，搜刮盘剥．民不聊生。张军一到陕南．吴部不战而溃。吴部被驱逐消灭后，却遗留下来数以万计的土匪，打家劫舍，路断人稀。张维玺派我率手枪营的两个连入山剿匪。土匪虽众，但多系饥民、流氓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不出半年，陕南全境匪患敉平。
1929年春，张维玺为了培养军队干部，开办西北军第十三军教导团，叫我任军官队副队长兼军士队队长。同时为了洲练狙击射手，命令全军每个连队挑选两名好射手，成立了一个射击队，由我兼任队长，负训练之责。三个月后，张维玺又命我当营长．我还是请辞，但这次再也辞不掉了，不得已，我就任了十三军的十七师五十九旅九十九团三营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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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有多少个人叫张馨月？跟张馨月同名的有多少人？
全国有多少个人叫张馨月？
时间： 15:46:47 & 来源：佛滔算命网
1. 全国跟张馨月同名的有多少人？
通过全国14亿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查询，全国叫 张馨月 的有： 593人。
2. 叫张馨月的，男的多还是女的多？
22%根据佛滔大数据分析，叫张馨月的人，以女性居多。
3. 叫张馨月的，什么年代的人最多？
98% 根据佛滔大数据分析，叫张馨月的人，以2010年代出生的人居多。
4. 叫张馨月的，什么星座的人最多？
12%双鱼座:
11%天秤座:
5%根据佛滔大数据分析，叫张馨月的人，以射手座居多，其次是双鱼座、天秤座、狮子座、处女座等。
5. 叫张馨月的，什么方面最吸引人？
30%感情丰富:
28%沉着冷静:
26%开朗阳光:
24%明察秋毫:
22%根据佛滔大数据分析，叫张馨月的人，最吸引人的性格是不拘小节，其次是感情丰富、沉着冷静、开朗阳光、明察秋毫等。
6. 叫张馨月的，哪个地方的人多？
12%贵州省:
11%北京市:
4%根据佛滔大数据分析，叫张馨月的人，以山东省居多，其次是贵州省、北京市、河南省、甘肃省等地方。
7. 叫张馨月的，做什么的最多？
服务/制造:
15%信息/技术:
13%政府/事业:
10%传媒/娱乐:
7%根据佛滔大数据分析，叫张馨月的人，以做服务/制造的居多，其次是信息/技术、政府/事业、传媒/娱乐等行业。
8. 张馨月姓名学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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