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姓根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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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06-08
开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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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问答(0)荷花盛开的日子里，应朋友之邀，去淮阳参加“荷花节”。
盛典在龙湖边举行。我没有去那里，而是漫步在藕花深处去播撒一心的散淡，抚摩厚厚的历史，品咋文化深处的韵味。
入那藕花愈深，疑问愈多，渐渐地、渐渐地如那满湖的水雾湿气充满了心绪，脚步声不知不觉中加快了，那是寻觅答案的情绪催动的。
脑际漫漫地勾画出了“淮阳问古”的字迹来。于是乎那个问号如勾魂的幽灵把我牵到藕花更深更深处。
哪来龙湖美如许?
淮阳在大中原的腹地。座落在万亩龙湖里。
湖内有城，城外有湖。
波动远天，市喧街巷。白昼丽日金光粼粼，夜晚水月晶莹沉璧。春雨朦胧，满湖浩淼，岸柳滴翠，烟花溢香，酝生机、酿灵秀，淮阳城宛若海市蜃楼；冬雪覆盖，一城温玉，冰封万亩，满园沉静，燃红梅、笑雪莲，湖泊内立现蓬莱仙阁。
自然造化出中原大地上这一如此奇异景观。
湖内生长着大面积的蒲苇、莲藕、芡实、茭白、菱角、浮萍、水葫芦等。盛产鱼虾，鲤鱼、鲢鱼、鲶鱼、青鱼等。也有鹅、鸭、水鸟、仙鹤栖息飞翔。
《诗经·陈风·东门之池》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地方：“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以晤歌。东门之池，可以沤苎。彼美淑姬，可以晤语。东门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苏东坡游龙湖留下“惟有柳湖万株柳，晴阴与子共朝昏”的佳句。
苏辙来龙湖筑台读书，作《宛丘二咏》。序中说：“宛丘城西柳湖，累年无水……去秋雨雪相仍，湖中春水忽生数尺。”
龙湖是“一座历史文化的宫殿。”湖中有画卦台、白龟池、弦歌台、司城贞子阁、苏辙读书台；湖滨有太昊伏羲陵、思陵冢和平粮台。
哪来龙湖美如许？
有人说，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
《淮阳县志》记载，宋时陈州（今淮阳）有三个湖。城南的叫南坛湖，城西的叫柳湖，或曰旱湖，城北的叫北关湖。各成一湖，彼此不交，旱时水涸。
1996年龙湖清淤，挖出了汉代陶罐、陶碗、日光镜；隋唐瓷碗；宋代瓷盏、火炉、黑瓷罐、白瓷钵等。
龙湖，有着悠久的历史。
很久很久以前，大陆是一片汪海。
嵖岈山上的岩石缝里仍有远古时的贝壳化石存留。
华莹山上亦有海底生物化石遗留。
铜钵山上大片大片的海底积沙石的岩层清晰可见。
青藏高原上拉萨附近山峰与山峰间山坡边的沟壑里，溢流着自然的细沙丘，那是海底的铁证。
后来，海底的山峦生长，逐渐露出海面，有大片大片的陆地、山峦出现。
山东的巨野就是“巨大的原野”的意思。原先叫“大野泽”，那是陆地刚刚露出水面时的状态：大片大片的水乡泽国里有陆地显现，附近有荷泽、雷泽。
再后来，水渐渐退去，形成陆地大原野。
“大野泽”到“巨野”地名的演变中饱含了大海变陆地的珍贵信息。
“镇江”原来叫“镇海”，说明现在的镇江以东是大海。江水东流去，海水漫漫退去，留下了陆地和大江，原来镇海的这座城市镇不了海了，只有镇江了。
镇海到镇江名字的演变历史也饱含了沧海变桑田的珍贵历史讯息。
古泰州曾经临海，是海边的高地，建于海岸最早的盐城，古称海陵郡。海涛浸蚀堤岸，“捍海堰”年久失修，水患害民。时为泰州盐官的范仲淹上书朝廷，为民请命，修筑捍海大堤，始起海陵（泰州），尾接盐城。“复业者三千六百户，民享其乐。”泰州人将这段捍海堰称“范公堤”以纪之。
“范公堤”的那段古堤遗存至今仍饱含着沧海变桑田的珍贵历史讯息。
所以，李四光说：“在震旦纪，中国境内大部分是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大片的淮阳古陆。”
龙湖的出现轨迹应该是这样子的。
科学已有预见：千年内海平面上升11米。一些沿海城市将被海水淹没或半淹没。
历史演绎者着“陆久必海，海久必陆”的大循环。
因为附近有太昊陵，因曰“龙”湖。
媯满怎么姓陈？
一条笔直的柏油马路自南而北延伸。
不宽，但很雅。
路的尽头是一圈白色围墙围起的大院子。迎面的是一石质牌坊式大门，门楣上自左至右书“陈胡公陵园”。院内照壁上书一大大的“根”字。一座新落成的“陈祖祠”，仿大成殿的建筑，颇有些气势，两旁新立陈姓捐款功德碑一字排开。殿后是一古墓，墓前立一石碑，上书“陈胡公之墓”，落款是“陈天然”。很显然，天然姓陈，因以书之。
陈姓发源不在此。
墓主姓媯，名满，与陈姓何干！
《淮阳寻根》言“陈胡公是陈姓的公认始祖”，“陈姓得姓于后代、陈国的第一个国君胡公媯满。”并引用《史记·陈杞世家》的一段话作为根据：“陈胡公媯满者，虞帝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媯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媯氏……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媯满封之于陈，以奉帝尧祀，是为胡公。”
《史记》说的已很清楚：“陈胡公媯满者，虞帝之后也。昔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媯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媯氏。”
媯满“姓媯氏”。“得媯满封之于陈，以奉帝尧祀，是为胡公。”陈是地名，不是姓。何来“陈胡公是陈姓的公认始祖”？
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就有了姓。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
《左传·隐公八年》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是。”可见，古时候，姓和氏是不一样含义的。姓是姓，氏是氏。“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
伏羲氏姓“风”。伏羲不是姓。
民间仍有一种古传习俗，传递着姓氏之别的远古信息：如李家女嫁到张家，张家不直呼其名，而称“张李氏”。
周灭商后，文王第五子叔度封于蔡。武王死后，临朝摄政。蔡叔度的儿子姬胡能改行向善，周公荐于成王，周成王封蔡叔度的儿子胡于蔡，称蔡仲。叔度系周文王的后代，自然姓姬。后人却把他尊为蔡姓的始祖，蔡叔度不姓蔡，是蔡地的叔度叫姬叔度。这些年来，蔡姓家族，海内的海外的，一窝蜂地到上蔡为蔡地的姬叔度、姬仲修坟、建祠，寻根祭祖，未免有些滑稽。
还有李姓根在鹿邑，王姓根在偃师，张姓根在濮阳，刘姓根在鲁山，黄姓根在潢川，宋姓根在商丘，郑姓根在荥阳等等，中原大地上刮起了一股雄劲的寻根祭祖之风。
其实，真正的姓氏源于宛丘的女娲和伏羲，他们“正姓氏，制婚娶，”基本定鼎了姓氏。从女娲和伏羲到周，其间隔着了多么久远的时间呀，还轮得上周天子“封国为姓”！
当那些五体投地，蹶着屁股，虔诚地对着别姓的陵墓跪拜祭祀的时候，那场面真有点滑天下之大稽。
藕花深处，系“孔子絃歌台”。
傍湖依波，面荷迎风。新建山门一座，书对联曰：“三次临陈四年居留醒悟中庸之道，七日弦歌千载余音张显崇文儒风”。横批是“道贯古今”。左右建钟鼓楼，好象庙宇的规制。庙宇是佛教的圣地，孔子是儒学大师，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孔老夫子什么时候遁入空门成为佛祖了？还有山东曲阜的孔庙、南京的夫子庙也这样称谓，硬把这位儒家鼻祖，东方圣人塞到佛家的寺庙里祭祀跪拜，是十分荒唐的。孔子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这不委屈了这位圣人？看起来十分别扭。
儒、道、佛在中国历史上是三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儒学和道学是本土的，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佛学是后来者，源于印度。特别是儒学在中国影响很大，在中国历史上成为教育的主旋律。偌大个版图，泱泱大国难道找不到一块属于东方圣人自己的祭祀之地和灵堂？非要把孔子一把推到人家的庙堂里享受香火？不是孔子的意愿，而是后人的无知。
门上方石雕四尊独角兽，令人费解。独角兽，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头顶正中长有一支单角的动物，其性知善，不偏不倚，公平断案的神兽，多雕立于法院门前。与执法有关。和孔子似乎没有多大联系。为什么把一个文绉绉的圣人硬要和其性知善，不偏不倚，公平断案的神兽扯在一起？
内一孔子塑像。正门书“絃歌台”。三进院子：絃歌碑林，大成殿，絃歌书院。
大成殿内有一对联：“夫子贤于尧舜远，至诚可与天地参。”管理员说，“参”字应念“叁”。书法上明明是“参”。若读：“叁”，意思很明白，把夫子评价得比尧舜还要高远，和天地齐肩。
孔子一生的追求是以尧舜为最高目标的，怎么能比尧舜还要高远？
在《论语》中，尧出现过五次，舜出现过八次。《论语·雍也》云：“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泰伯》云：“巍巍乎，舜禹只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云“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孔子历来主张秩序，反对践越的，怎么能和天地齐肩？此联是胡说八道，孔子如果地下有知，也会感到羞愧的。
絃歌台里出现了缕缕杂音。这于后人的深度迷信而形成的迷茫和无知是分不开的。
一是对神灵的深度迷信。比如对玉皇大帝、阎王、灶王等的迷信和崇拜。
二是对宗教的深度迷信。儒学、道学、佛学本来是一门学问，后来被人利用，把学说绝对化、神秘化、神化。成为儒教、道教、佛教。使鲜活的学说走向死胡同。
三是对名人权威的深度迷信。
四是对权力的深度迷信。
五是对书本的深度迷信。
六是对师长尊者的深度迷信。
这些深度迷信逐渐形成了可悲的性格特征：
一是“纳头便拜”。不论何路神仙、哪家洞府，一见就“纳头便拜”。
二是言必称“爷”。不论何种辈分、哪个族群，言必称“爷”。如“老天爷”、“阎王爷”、“灶王爷”等。北京人好称“爷”，这是从皇宫、王府里流传出来的。拉板车的称“板爷”。
三是不怀疑、不问为什么。老师说了，领导说了，书上说了，司马迁说了。教师们讲堂上的讲解课文是总将课文讲的如何如何美，讲得眉飞色舞、抑扬顿挫、绘声绘色。基本不讲缺点的。美而不疑，习而不越。
自己是没有魂灵的，因而也谈不上主见，更谈不上疑惑的。仿佛祥林嫂那样：“她走近了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神秘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虽然有过瞬间的疑问，但她最终是相信了，不声不响地消失在茫茫人海里。山河依旧太平，大门里踱出个国民来，懒洋洋的升旗、降旗。
四是绝对服从。莫省一副省长有外遇、嫌弃妻子。有一天晚上，和一个市里的公安局长在一起喝酒。酒席间，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副省长有些不耐烦，于是，这位部下——公安局长说：“作了她？”副省长点点头，公安局长马上拨通了一个电话，派人把这位副省长的妻子杀害了。
因此，把孔老夫子塞进庙里，把四尊独角兽牵到絃歌台，把圣人评价得比他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尧舜还要高远，甚至把主张秩序，从不敢践越的孔子抬高到和天地齐肩的地步，就成为荒而堂之的大笑谈了。
絃歌台系新建。
《太平寰宇记》载：“有陈王弩台，唐朝开元年间，孔庙迁于其上。”说明2000多年前，孔庙在别处，此地叫“弩台”。明成化七年，知州戴昕重建，取名“厄台祠”。明嘉靖七年，改“绝粮祠”，后改“絃歌台”。故事源于《史记》孔子“厄于陈蔡，绝粮七日”的记载。“厄”与“绝粮”恐与陈人不雅，因改“絃歌台”。
“厄台祠”、“绝粮祠”的建筑和那段历史也显示了羞人的不光不彩。
孔子的委屈
其实，司马迁对于孔子的记载是否准确值得质疑。
首先，司马迁是贬孔的。他对汉武帝是不满的。因为汉武帝使他受了“宫刑”，这个奇耻大辱使他每每想起便“肠一日而九回”。借“秦始皇本纪”明贬秦始皇，暗暗发泄对汉武帝的不满。汉武帝尊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策，司马迁偏偏反对之。在“孔子世家”里，竭力贬低孔子，言其父母“野合而生孔子”，借农夫之口骂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惶惶如丧家之犬”；和风骚的南子混在一起，招摇过市。喻示孔子好色且不顾尊严，是到处谋官而处处碰壁的一个官迷。更难以接受的是山东人竟然在尼山找到了孔子父母“野合”的山洞，辟为景点，供人参观游览。把羞辱当荣耀，把溃烂作挑花。“溃烂之处，美如乳酪；红肿之时，艳若桃花”。
其次，古时文史哲不分的。《战国策》里的描写就加进了大量的排比句子，修饰语言、比喻之类的文学笔法——这决不是记载历史的所为。《史记》本无名，后人称《太史公书》，长孙无忌《隋书·经济志》云：“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于是，司马迁的这部著作便改叫《史记》了。《史记》既是历史著作，又饱含哲理，又是文学作品。中学课本里编选的“陈涉世家”便是按文学作品选编的。既是文学作品，便有虚构、加工、润色的成分。当然，也饱含着作者的主观好恶情绪。这就难免使历史的记述失真。
再次，司马迁作《史记》，一反小人物不入史，对皇上不置微词的史家先例，可以骂秦始皇，骂李斯，辱孔子，可以令陈涉入编，改史官成例，为史学创一崭新体例，实乃一大功绩。且行文瑰丽流畅，开一代史学新风，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且身受宫刑之褥，万世同情，没有人，也不忍心对《史记》产生置疑，遂使他的记载成为范本和定论。使有些记载以讹传讹，谬之千里。
第四，《史记》的记载有的地方是十分荒唐的。如：“吕不韦列传”载：“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嫪毐用他的生殖器贯通桐木做的车轮行走），绝对不可能。
孔子在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教育家了。三次临陈，四年居留，在陈大约七年。“迁于蔡三岁”。如此之久，说明陈蔡与孔子关系尚为密切。司马迁带着贬孔（实乃反孔）的墨色镜记述孔子也说：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派人请孔子，孔子准备去。陈蔡的大夫商量说“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亦。”“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幸。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这个记载可以说明几个问题。
一是孔子具有良好的学识和品格已成公论（不论是楚还是陈蔡）。
二是陈蔡大夫之所以“发徒役围孔子于野”，是因为“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的一己之利的担忧。另一方面，从陈蔡大夫角度也肯定了孔子之贤能。“围、厄”也是挽留贤能，方式不妥罢了。
三是“围、厄”是陈蔡大夫所为，不是百姓的意识。相反，百姓是拥护孔子的。因为“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当然对百姓有利。所以，陈蔡的“围、厄”，是挽留文明和人才的可敬之举。
实际孔子到陈蔡的目的是三个：
一教学，传播主张。进行“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寓教于物的科学性教育和讨论式的民主教育，自然也联系实际，“刺讥”“诸侯之疾”。
二，解读《易经》。孔子对五经之首的《易经》情由独衷，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与《易》则彬彬矣。”史载：“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对《易经》，选在其发源地读懂它是明智之举。伏羲所创的《系辞下传》，是他研究的重心。在淮阳读懂了《易经》，晚年续补、解读、增删了《易经》。
三，寻乐（音乐）。孔子教弟子的“六艺”之一是乐。孔子闻绍乐，三月不知肉味。伏羲、女娲创乐于宛丘（淮阳），孔子寻乐源于此，絃歌不绝，便顺理成章了。
其实，孔子就是一位推行平民教育、变革教学方法、颇有见识的教书先生罢了。且地位不高，待遇不丰。司马迁不就说他“惶惶如丧家之犬”，甚而“饿扁了肚子”吗？歧视教育，从司马迁和司马迁时代就开始了。至于封孔子为“圣人”，是孔子死后多少代以后的事，是被统治者利用了。孔子的主张里有“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主张秩序，有利于统治，被统治者看中。于是，把孔子封为“圣人”，“大成至圣文宣王”等一大堆名号，鲁迅说，一直“把孔子抬到吓人的程度。”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所用。利用而已。
有一位皇帝去孔林祭孔，见墓碑上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心中不快，我这个“王”跪拜你这个“王”，有点掉价，于是，下令立一横壁，将“王”字的下面一横遮盖，就变成了“大成至圣文宣干”了，于是跪拜。
这一遮盖，“大成至圣文宣干”，就成了“大成至圣文化宣传干部”了。在统治阶级眼里，孔子至多是这个角色。不过是他们手下的一个“文化宣传干部”而已。
于是乎，尊孔成了一种风潮和时尚。
但是，好景不长。
曾经在朝的想复古，正在朝的想维持现状，在野的想革命。
于是，打乱现有秩序，想点子推翻在朝的。首先作思想舆论准备，于是乎反孔。谁叫你孔老夫子主张秩序呢！
其实，孔子是冤枉的。
孔子主张的秩序，是针对当时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而言的，人民不希望战乱，而是希望安居乐业的生存、生活秩序。孔子痛民之疾苦，大声疾呼“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主张的秩序决非现有的秩序，而是心中理想的秩序。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自己解释说“仁者爱人”。“爱人”，是其最高目标和境界。其主张的秩序就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秩序，而非别的秩序；其要“克己复礼”的“礼”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礼”，而非别的礼。要维护现有秩序的是统治阶级，决非孔子。
孔子太冤枉了。封了那末多头衔，他不知道，连一两肉的薪水也没拿过；曲解他的主张，利用了他的主张，他也不知道，解释和反驳更没有可能，因为他早已死掉了。真不知道我们的后人老是这样不停地折腾在当时并不得志的这位教师干什么！
所以，还是回归到人性的本原，孔子的本原，不要利用，不要歧视，不要把孔子泡沫化，还人以尊严。
“去圣乃得真孔子”，“归本乃得真孔子”，“清源乃得真孔子”。
把孔子从神坛上请下来，从歧视中扶起来，从一片眼花缭乱、乌烟瘴气的现实中清洗出来，归本还真，这是我们的任务。
我站在絃歌台上回味那份厚重的历史，心情沉淀淀的。冥冥中仿佛听到了那深沉的絃歌声。心魂随那缭绕徘徊的历史大音在漫漫的长空里飘荡，我们想得很远很远……
朱载堉是明代杰出的自然科学家、音乐艺术家。
朱载堉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戴念祖高度评价了朱载堉的历史贡献：
“无论从文化史还是科学史看，朱载堉都是那个时代的巨匠和明星。
“从解决音乐学上的一个千年难题入手，朱载堉在艺术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不同领域攀上了一个又一个高峰。他在数理上彻底地创建了十二平均律，从而铸造了近代音乐舞台上乐器之王即钢琴的灵魂。围绕解决平均律的问题，他首先在数学上发现了多项等比数列和四项等比数列的求解式。发现了不同进位数的小数换算方法，并且最早用竹算进行开方运算……
“为了在音乐上建构一种新理论，他最早谱写平均律乐曲、制造平均律的管与弦乐器；他发现了管乐器的末端效应，提出了精确的管口校正方法。”
但是，这种“首先”、“最早”的评价很快被打破了。1987年距离淮阳不远的舞阳县贾湖村出土了30多支“贾湖骨笛”。属新石器时代，李岗文化前期的产物，距今9000年前，约为公元前7000年。骨笛系丹顶鹤尺骨做成。长22.7厘米。笛孔有2、5、6、7、8之别，多为七孔。在第六孔与第七孔之间有一小孔，经测音可以发两变音，应为调整第七孔发音而钻的调音孔。可见，新石器时代的工匠在制作骨笛时已作过精确的计算，对乐理的了解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出土有两件形制相似的骨笛。据测音研究，它们是一雌一雄，印证了中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
到目前为止，贾湖骨笛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吹奏乐器。被称为“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坎”。
资料和实物已经证明：
贾湖文化为太昊氏部族所创造。
贾湖骨笛第一次使我们有可能以系统的考古学证据来直接验证古代文献以伏羲为文祖的记载、传说和神话。
很显然，贾湖骨笛的出现，改写了中国音乐史和中华文明史。
传统的教科书上说，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是从大禹治水时算起的。这个概念，在国人的脑海里已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最近，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们己公布了《夏商周年表》，确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黄帝事夏一千年左右。
这是以城、青铜和文字为标志讲的历史。
这个标志准确吗？
贾湖骨笛的出现，无疑将这个历史向前推移了几千年乃至上万年。所谓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贾湖骨笛的出土距今9000年前，约为公元前7000年。这是贾湖骨笛出土的时间。那么，形成这种精密的钻孔技术、半音技术、要为之演奏的曼妙音乐和所需要的高妙音乐及技术理论的形成，新石器时代的工匠在制作骨笛时已作过精确计算的如此高妙算学的形成，雌雄笛背后的阴阳理念和人文理念（或者学说）的形成又已经经历了多少年呢？
何况，贾湖骨笛出土了，还有没有尚未出土的更早的乐器呢？
太昊陵的缺失
龙湖北岸，是太昊伏羲陵。
门前临湖一片偌大的广场将龙湖和陵墓缓缓吻接。750米中轴线上，自南至北依次为：渡善桥、午朝门、玉带桥、道义门、先天门、太极门、统天殿、显仁殿、太始门、八卦坛、太昊伏羲陵、蓍草圆。
诸门洞开，可以从南门看到陵墓，曰：“十门相照”。
陵园按帝王规制，先天八卦精义，以“统天”为灵魂建造。
道光六年《淮宁县志》载：陵园内“东有岳忠武祠、老君堂、元都观、火星台、更衣亭，西有女娲观、玉皇观、三清观、天仙观”等。显现了“人文始祖”“三皇之首”“天下第一陵”的“统天”气势。
康熙修《淮阳县志》载：“陈，太昊之墟，古宛丘之地，神农都之，始为陈。”那时，太昊陵仅是一“墟”。又载：“宋太祖建隆元年，始置守陵户。”开始派人守陵。又载：“太昊陵在州城北三里许，古所谓太昊之墟”。“周世宗显德元年，勅官吏禁民樵，然未置守之者也。”“靖康而后，祭祀不修，庙貌渐毁，至元末即荡然无遗。”
太昊陵真正形成规摸，始于明代，朱元璋的功劳。传说朱元璋因躲避元兵追杀被太昊陵法师相救履行誓言而建陵，并开皇帝祭陵先河，太昊陵始有今天规模。
说到伏羲，自然要讲到女娲。
故事来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
有一天，天塌地陷，人类濒临灭绝，只有伏羲和女娲幸存了下来。为了繁衍后代，奉天意兄妹成婚。女娲嫌生育太慢，就抟泥捏泥人造人。泥人落地晒干即成活了。于是，她天天拼命捏泥人，满院子都是。一天突然下起大雨，来不及收藏泥人入室，就用扫帚扫。结果，有的被扫断了腿，有的被扫折了胳膊，有的被扫瞎了眼睛。于是，人类有了残疾人，皮肤是黄色的（泥色）。
女娲还炼石补天，制婚嫁，兴媒妁。
女娲造人，是人类生命的始祖，是伟大的“东方圣母”。
伏羲都宛丘、结网罟、养牺牲、兴庖厨、定姓氏、画八卦、刻书契、作甲历、兴礼乐、造干戈。
伏羲从“一画开天”始，创造了最早的文字。接着，画八卦，衍生出更多的文字，教化人类，是人类的“人文始祖”。
从造人到教化，人类在行进的道路上完成了两大跨越。这是女娲、伏羲的功勋。他们成为人类生命和人文教化的两座齐天丰碑。汉代以前的岩画和砖画，如南阳的汉像画石，贺兰山的岩画中都有人首蛇身的女娲、伏羲交尾图。且女娲在左（上）伏羲在右（下），反映了女娲的重要地位。
没有生命，哪来教化？
太昊伏羲陵里供有女娲像，但是，位置和形象都不起眼。似乎可有可无。和太昊伏羲的供奉有天地之差。强烈地张显着“男尊女卑”的深层意义。这是一个天大的缺憾。
中国人供奉的神灵中，好象只有玉皇大帝有老婆——王母娘娘。其余都没有。伏羲的妻子女娲也在太昊伏羲陵里显得可有可无，如此下去，会有一天淡然消失的。如此冷落女娲，如果伏羲地下有知，也是非常不高兴的。
这是后人的“数典忘祖”，是罪不容赦的。
菲尔默明确地说过，亚当的政治权力最初是通过他作为夏娃的丈夫的权力而确立的：“上帝给予亚当统治妇女的权力”。他还引用《创世纪》里的话说：“上帝吩咐亚当要管束他的妻子，她的愿望必须服从他的愿望”。看来，重男轻女，在西方的神灵那里就有了。被西方奉为经典的《圣经》也有如此歧视妇女的不公平。
歧视妇女，中国是在父系氏族社会时就出现了萌芽。
后来这种观念逐渐强化乃至于形成理论。孔子就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程朱理学使其进一步强化和扩大。明代的统治思想，程朱理学已居要津，这种重男轻女的谬见建造下的太昊伏羲陵，忽视和轻贱了圣洁的“东方圣母”。使女娲蒙受羞辱和委屈。应该为女娲正名，还女娲以公正。可于“太昊伏羲陵”东（上）建“东方圣母院”或曰“东方圣母殿”，殿前到广场依次按“先天八卦”经意建造配殿，张扬女娲功德。陵前广场树“东方圣母”雕像，刻“伏羲、女娲交尾图”，立“东方圣母”，“人文始祖”巨匾。正本清源，一统天地。
最早的文字
太昊伏羲陵前的龙湖内有个方形土岗，那便是伏羲当初画八卦的地方，叫做八卦台。台中央有座八卦亭，亭顶天棚上画有伏羲先天八卦图。亭东有棵歪柏树，便是传说中那棵神奇的八卦柏。八卦台南边一片较深的城湖水域，便是伏羲养白龟的地方，叫白龟池。太昊伏羲陵北有个蓍草园，蓍革很硬，伏羲就是用它画的八卦。
我驻足在伏羲“先天八卦”图前沉思：“一”画开天，而成太极。“一”生阴阳，乃生八卦，再演六十四卦。用“一”画这个基础字法而衍生的八个由线条组成的抽象图形表述着八个特殊的占卜含义，进而演发出奥妙无穷的预测意义，这些含有一定特殊意义的抽象图形不就是一种文字吗？
已成定论的说法是：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
清朝光绪年间，有一天，国子监的主管官员王懿荣，看见一味叫“龙骨”的中药，觉得奇怪，翻看药渣，上面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
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农民在耕作时就不断在农田里挖刨出古代甲骨。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有一次，害了一身脓疮，没钱医治，就把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脓疮上，想不到流出的脓水被骨粉给吸干了，骨粉还有止血的功效。从此他就把它们收集起来，说是龙骨，卖到了中药铺。
如同华老栓沾着秋瑾的热血吃“人血馒头”疗病一样，我们的先人张开愚昧的大口，不知吞噬了多少朝代的亘古文明，换取了消炎止痛安慰的短暂快感，却种下了难以医治的要命重症：愚昧。这“愚昧”的污点重重地涂在灿烂的中华大文明的辉煌图画上，给国人以洗不尽的羞和辱。
后来，人们在这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
“吃人”的历史是人吃的。
就文字而言，通常把甲骨文看做是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估计距今三千年左右。
这种定论陆续被地下的挖掘考古所否定。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发现了黄帝时代的骨刻文字，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
后来，考古工作者发现：在山东出土的大波口文化中、晚期的陶器上的“陶文”与商朝的甲骨文一脉相承，“陶文”距今约五千年。
1993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的一座古城遗址中又发现了一种与甲骨文差别较大的“陶文”。“陶文”是刻在陶片上的，有11个字，分五行排列。第一行3字，其余各行皆2字，文字大小均匀，笔划纤细。陶文距今也接近五千年。
专家们还发现了河图和洛书。河图刻有一到十个自然数排列图形，洛书刻有一到九个自然数排列图形。这些图形是刻在距今约五六千年的龟甲上，人称 “河洛文化”，人称是中华文化的源泉。
其实，这些都不是最早的文字和文化。伏羲由“一”画书写的“八卦”开始，就创造了最早的文字。
一天，伏羲见一状若龙马的怪物背上长有花纹：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薅一节蓍草梗，在一片大树叶上照着龙马背上的花纹画下来。发现白龟盖上的花纹中间五块，周围八块，外圈儿十二块，最外圈儿二十四块，顿时心里亮堂了，悟出了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阴一阳”而已。他用通道儿“—”作阳，断道儿“--”作阴，三道儿为一组进行组合，画出八种不同图案。后人称伏羲八卦为“先天八卦”，把八个卦形命名为“乾、坤、艮、兑、震、巽、坝、离”，这八个字分别象征天、地、山、泽、风、雷、水、火等。以三道儿为一组变化出八个图形，一阴一阳，一转一动，阴阳消长，变化万千。八卦又组成六十四卦，加上六爻的变化，可以推测自然乃至万物。用更多的道儿为一组就能变化出更多的卦形，乃至无穷无尽。
伏羲用“一”画这种基本字法书写成的特殊文字，是中国古代人用以表述、解读、记录生命哲学丰富含义的特有的原始文字。这种原始文字由“一”而生，自成一体，有着特定的意义；它们又相互联系，组成奥妙的阵势和图形，进而演发开去，衍生出无穷无尽的个体意义、系统意义和立体意义。
系统的意义、联系的意义、多极的意义、立体的意义、时空的意义、变化的意义、天人归一的意义、对立统一的意义、一生万物的意义等等，都非常丰富地隐藏在这些简单明了而又变化无穷的文字图形里。这些文字和图形，既是丰富的哲学宝库，也是丰富的文学宝库；既是丰富的史学宝库，也是丰富的经济学宝库；既是丰富的文字学宝库，也是丰富的预测、占卜学宝库……
后人对这种文字及其图形的解读和对这个宝库的发掘只能接近而不能穷尽。时下的解读与发掘实乃“一家之言”、“皮之一毛”尔。
历史的质疑
历史上，不少有识之士对历史提出过质疑，进行过批判和考证。
2009年9月张绥出版《中国人的通史》一书。以“中华大家庭的各民族在文化上逐渐融合的动力是来至各民族追求‘文明’的结果；人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两条主线贯穿全文。分“由原始走向文明的曙光”、“秦皇汉武雄才大略和汉族的成丁礼：独尊儒术”、“各族由碰撞走向融和：两晋、八族二十国到南北朝”、“各民族融合绽放出灿烂的隋唐文明和再次分裂的五代十国”、“懦弱的两宋和理学由此成为统治思想内容”、“蒙古族潜移汉化和汉族饱受压迫的元朝”、“机关算尽的朱元璋和皇帝集权过‘度’的明朝”、“迅速汉化的女真族和奠定今日国土的清朝”八个部分进行结构，从“历史新视野”的角度对“奴隶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历史分期”、“农民起义”、“李自成”、“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民族融合”等问题和究竟什么是推动历史前进主动力的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黄仁宇写了一部《中国大历史》（macro-history）。应用“宏观思维”的方式，而不是微观的方式，“归纳的方法”而不是“演绎的方法”，“综合的方法”而非“分析的方法”，引进在国外学习到的知识和方法，参考《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明实录》等著作，揉进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悟，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进入韦伯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黄仁宇语）对中国的历史进行大视角的研究。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该书连续再版数十次。
吉大小归归纳了该书的两点基本内容：
“概括起来就是两点：一种关系和一种技术。一种关系就是上层组织和下层组织的关系。作者就这一关系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称中国像‘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的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的面包称为农民阶级，中间乃由缺乏应变能力的道德标准作联系。上下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在经济层面的关系，构成中国历史兴衰的基本动力。一种技术，就是‘数目字管理’，这也是黄氏史学除‘大历史’外最重要的关键词。所谓‘数目字管理’，按照笔者的理解，就是指对经济运行，特别是财政税收进行精确、有效的管理，是相对于‘道德裁断’而言的。能否进行数目字管理是中国历史的恒久命题。”
本书以“一种关系”和“一种技术”将中国历史重新串起，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诠释。着力书写了四个发展阶段的历史轨迹：
一是“树立楷模”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
该帝国确立了中国古代上下层关系的基本模式，权力高度集中于上层，财政体系的效率，有赖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形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框架，树立起楷模。
缺点是：无法作质量上的突破。上下之间的脱节现象已经显现，因为这一财政体系全以小农为基础。
二是“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的第二帝国——唐宋帝国。
王莽改革的失败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官僚组织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均田制改革了下层组织，调整了上层机构，中国历史进入了唐宋帝国阶段。思想的活跃、版图的扩张的初唐盛世显现出明显的外向的竞争性，但秦汉帝国确立的基本架构基本未变。酿成了后来的叛乱和改革的失败。
三是“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的第三帝国——明清帝国。
这种以自耕农经济为基础，以道德逻辑为行政活动指针的财政体制“瞻前顾后”，某种程度上回归秦汉模式。呈现出忽视技术性管理，行政效果差，先进经济部门的发展得不到有力推动的不良状况，帝国变得内向和缺乏竞争性。
四是“逐渐挣脱旧有僵化发展模式，进入新型运行轨道，朝着上下协调、数目字管理方向发展”的新时期的近现代时期。
近代以来，中国的长期革命斗争逐渐深入到体制和社会结构层面，国民党完成了对上层机构的改造，共产党进行了下层组织的改造，中国进入了“逐渐挣脱旧有僵化发展模式，进入新型运行轨道，朝着上下协调、数目字管理方向发展”的新时期。
张志君干脆就写了一部《颠覆历史》叫劲。提出“司马迁真的写了《史记》吗？”、“历史上真有貂禅这个人吗？”、“徐福真的到过日本吗？”、“纣王真的既昏又暴吗？”、“《红楼梦》真的是曹雪芹所著吗？”等49个问题论证着“历史不是那么回事”的明晰观点。
不论怎样，对历史的质疑和对历史的反思和归还历史以本原面目，已经或者正在形成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已如洞开的江湖大闸门早已酿成惊涛裂岸、万马奔腾、摧古拉朽、势不可挡之势，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为显露历史真面目发出深沉的惊涛裂岸般的呼啸声。
这种质疑叫响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历史大挑战！
荒唐的历史
历史是势利的、不公平的。
早已成就的历史是一部帝王史。书写的大都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子佳人。后来，这些历史的修订虽然运用了历史的观点加进了农民起义的内容，注入了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的观念，但是由于历史留给资料的严重缺憾和帝王史观的根深蒂固，已经修改的历史文本基本上仍然是一部帝王将相、达观贵人、才子佳人史。也难怪当今世界“帝王戏”、“宫廷秘史戏”、“格格戏”等等充斥社会，为人乐道，仍旧日夜麻木着一群群胸前戴着崭新的现代徽章的新式看客。
笔者曾经在《故乡三味》里写到：“故乡有一部永远读不完、解不透的无字历史……故乡不见经传，没有一片纸记录她的历史。其实，故乡有一部永远读不完、解不透的无字历史。这历史比有字的历史还要长，还要丰富，还要真实，还要生动感人。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管理史、人物史、技术史、绘画史、音乐史、体育史、建筑史、规划史、水利史、耕作史、养殖史……全都有。人一生是短暂的，最多百年，怎么也读不完这部历史。而且，你永远也解不透它。马寡妇和李光棍槐草地里赏月你知道都干些啥吗？王二狗偷割了张家的庄稼撒到李家院子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戏场子里刘老汉给赵媒婆使了个眼色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人类的历史只写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子佳人显然是不公平的。
历史是吃人的。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被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四条绳索一天天漫漫勒死的祥林嫂；被人打断了腿，漠漠忽忽过一生，不明不白地死去的孔已己；梦寐功名，迷入科举圈套，一个早晨中了举人而发疯了范举；一直想争脱下等人命运而不能，只得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刚刚有那么点生活本能的“革命”要求和近乎荒唐的行动，就糊里胡涂被砍了头的阿Q；在海边碧绿的沙地上，深蓝的天空中一轮金黄的圆月下，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拿着一柄胡叉到沙地里去看管西瓜的少年小英雄，几年之后变成了脸色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都肿得通红，见了面喊“老爷”的闰土……还有绞刑架下宁死不屈的李大钊；反动派屠刀下的民主斗士秋瑾；京都菜市口里戊戌变法英勇就义的六君子，都是血淋淋的注脚。
历史是不准确的。
鲁迅读史发现了凡是历史年代短的，没有好人。因为作史的是别朝人。历史年代长的，尽是好人，因为作史的是本朝人。
秦始皇“焚书坑儒”几乎成为定论。
《中国历代帝王录》叙述了这件事：“公元前213年，嬴政为了控制思想，采纳李斯的建议，将秦国的历史、医药、卜筮和植树以外的书下令焚毁。第二年,方士卢生和侯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贪权专断,烂施刑罚。嬴政闻知后派人追缉,
卢生、侯生逃跑。嬴政大怒，将有牵连的四百六十多位儒生全部活埋。这两件事，史称‘焚书坑儒’”。
其实，历史并非如此。
据张志君考证，“焚书”是这样的：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大宴群臣，庆祝“筑长城、得南越”的胜利，仆射周青臣称赞秦始皇“神灵名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引起淳于越博士官的不满，当面向秦始皇献言说周青臣“面谕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李斯不同意淳于越厚古薄今的说法，主张厚今薄古，对秦始皇说：“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做，语皆道古而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李斯建议：“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散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詣守卫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主张烧书。烧什么书？司马迁《史记·李斯传》云：“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蠲，免除之意。很显然，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书，不是学、诗、书、百家之书，留下这些书是“以愚百姓”。虽然动机不大地道，但是确是不主张烧这些书的证据。
有旁证证明这些书没有烧：《史记·萧相国世家》云：“何独先入收秦宰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关于“坑儒”，是这样的：
公元前212年，有一次秦始皇在梁山宫发现“丞相车骑甚众”，有些不高兴。被一个随行的中贵人（宦官）发现告知李斯。秦始皇知道了大怒，把随行的中贵人全部杀掉。方士卢生和侯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贪权专断,烂施刑罚。害怕被秦始皇知道杀头逃跑了。秦始皇知道后大怒：“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招文学、方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使好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秦始皇下令命御史“案问诸生”后，“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
这说明了四个问题：
一、“吾尊赐之甚厚”，秦始皇待方士不薄。
二、“使人廉问”，先调查，后决断。不是主观臆断。
三、“案问诸生”，先审后坑，走了审理程序，坑是慎重的。
四、坑的是“犯禁者”，犯法之人，不是烂坑。
五、坑的是“方士”，不是“儒”。
就连《史记·儒林列传》也说坑的是“术士”：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
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冤案。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是正应了鲁迅那句话：“凡是历史年代短的，没有好人。因为作史的是别朝人。”
另一个原因比较复杂，容我们在后面谈。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这样评价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唯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益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去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候、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
纣王之罪：喜女色，醉淫声，不敬鬼神，荒淫无道，花天酒地，残害忠良。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这样评价夏桀：“桀力大无穷，他即位后的第三十三年，发兵征伐有施氏，有施氏求饶，进贡给他一个美女，叫妹喜。他十分崇爱妹喜，特地为她造了琼室、象廊、瑶台和玉床，供他俩荒淫无耻地享乐。桀重用佞臣，排斥忠良。有个名叫赵良的小人，专门投桀所好，教桀如何享乐，如何勒索、残杀百姓，得到了桀的宠信。到了晚年，桀更加荒淫无度，竟命人造了一个大池，称为夜宫，他带着一大群男女杂处在池内，一个月不上朝。太史令终古哭着进谏，桀反而很不耐烦，斥责终古多管闲事，终古知夏桀已不可救药就投奔了商汤。大臣关龙逄又近来进谏说：‘主上谦恭而讲信义，简约而又爱护钱财，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巩固。现在大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百姓都盼你快亡，只有赶快改正过错，才能挽回人心。’桀不但不听，又将关龙逄处死。”
夏桀之罪：喜女色，醉淫声，不敬鬼神，荒淫无道，花天酒地，残害忠良。
二者的描述如出一辄。这里就有虚假在里面。这样描述记录史实准确吗？
再说，纣王并不是如上所说的那么暴虐。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司马迁评价纣王：“资变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韩非子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了纣王不听费仲谗言而没有杀掉西伯昌的史实。
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此后，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
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1978年7月——1995年甘肃文物工作者在天水大地湾考古发掘出了房址242个灶址104个、灰坑、和窑坑322墓葬79座、窑址35座、壕沟9条，累计出土陶器4147件，石器（包括玉器）1931件，骨器、角器、牙器、蚌器2218件，动物骨骼17000件经科学测定，其最早遗存的年代距今8000年左右，最晚距今4800年。
今年夏天，我去大地弯考察，那位资深的讲解员告诉我，去年年底最新研究发现：大地湾最早遗存年代是65000年。
还有未被发掘的吗？
历史是被删改、扭曲、遗忘的。
史书上有《良吏传》，记载了不少廉洁奉公、勤于公事、体察民情、精于断案的“良吏们”。然而，细细读来，就会发现这些“良吏”的“良”有作戏、故意给人看、不真实的感觉。
南朝齐山阴令傅琰家中失火，不去救火，却抱着母亲的灵柩不动。邻居把他救出来时，大腿已被烧伤。这种为了死去的母亲不去救火宁愿烧死活着的自己，以成全自己孝敬美名的做法令人费解，甚至作沤。
齐吴令孔琇之，因为偷割了邻居家一束稻谷，竟把一十岁儿童抓进监狱治罪，以显其治民之严厉。
刘宋山阴令江秉之拿自己的俸禄周济别人而令妻子、儿子饥寒交迫。
晋寿太首郭启玄“介诚苦节，终始匪贰”，“身死之日，妻子冻馁”。
梁会稽太守庾荜，“清节逾迈”，有时穷得连饭也吃不上，死后竟然没钱下葬。
这种“作秀”的举止令人恶心。
《良吏传》中，很少见到这些官吏的如何发展经济、维护治安、富裕人民的政绩，有的就是道德的高尚和修养的洁白无暇。
究其原因，大抵有三：
一是这些官吏的“修身为本”、“为政以德”的病态观念使然。只要“修身”了，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只要“为政以德”，就可以“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于儒家的教育理念有关。
二是这种极端的“修身”要达到“致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上达”，即升官。汉代的刘向揭露说：“士处卑隐，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去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说，不信于友。说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道在易而求之难，验在近而求之远，故弗得也。”这种“心无足而佯无欲”的行经实在是一条“曲线救国”的升官之道。
三是作史者多为皇家的御用文人，如此修《良吏传》是为引导这些官吏和其他官吏为巩固皇家的统治服务。
镇江有“招隐山”。南朝名士戴顒是著名的雕塑家和音乐家。后来弃官摒世，应衡阳王刘义季之邀到京口（今镇江）隐居，先在黄鹄山下建竹林精舍，后移至招隐山中鼓琴携酒，听鹂闻莺。和父亲戴逵、兄长戴勃都是著名的隐士。其实，他的隐逸并不真切。在会剡山中隐居时，三吴官吏和郡内士绅常约他游山玩水，与刘宋的皇族有着密切关系，那是什么隐士。
“浔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精通五经，号称“颜子”。江州刺史刘柳常请他云游论文。刘裕北伐，请他为留在京都的儿子们讲“礼”。刘裕做了黄帝，干脆请他携妻儿进京讲学，哪还有半点“隐士”的影子？
最有名的隐士应该是晋朝的陶渊明了。其实，他是最不隐的。青年时代就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雄心壮志。在《与子书》中言其家贫，请不起仆人，在《归去来兮辞》中又有“童仆欢迎”的场面。一会儿“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糠糠。岂期过满腹，但愿施粳粮”在那里哭穷，一会儿“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在那里显摆。一会儿“夏日常抱鸡，寒夜无被眠。”在那里叫苦，一会儿“园蔬有余滋，旧谷尤储今”在那里露富，算什么隐士！
史书上常有《隐逸传》记载这些事，这是很荒唐的。
一入传便有了名气，就失去了隐士最起码的资格。所谓的隐士，只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手段罢了，真的隐士，是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鲁迅说：“非隐士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为什么要“隐”呢？为了“噉饭”。“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假使无法噉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噉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噉饭之道。”
有两句诗“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活脱脱画出了“隐士”们阴暗的嘴脸和内心世界。
还有《二十四孝图》、《孝子传》，更为荒唐。
“哭竹生笋”是不可能的。
“卧冰求鲤”是绝对不能提倡的。一来，有生命之虞，二来也显迂腐，何不用石头砸冰来得快捷。
“老莱娱亲”中老莱子的“诈跌”令人反感，正如鲁迅所说：“正如将‘肉麻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污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既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微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
“郭巨埋儿”更荒唐。郭巨家贫，为了供母，将三岁儿子埋掉。这是一个杀人犯，而且杀死自己的亲生幼童，为了成全自己在母亲面前的孝道，这是应该绑缚法场、验明正身、执行枪决的。鲁迅说：“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吗？”
钱理群先生在《析“主”与“奴”》一文中写道：
“乾隆、雍正年间，他们大修《四库全书》。表面上看，这是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建设，以显示“太平盛世‘的文化繁荣景象。实际是从自己的统治需要与利益出发，重新书写历史。因此，所谓《四库全书》的修订，其主要方面是对历史的大删改，或毁、或抽，目的是将历史的血腥气全部抹掉。比如说，金人入侵后宋朝的达官贵人们变为俘虏，有一篇文章描写他们的悲惨遭遇：每人每月只发稗米五斗，舂成米，才能得一斗八升；一年五把麻，自己把麻作成衣服。一些不会做衣服的男子只好终身裸体，大寒时只能烤火取暖，烤完后立起来，一冷、一僵，有时皮肤都裂开了。这些沦为异族后的悲惨史实，现在在修书中就被删掉了，一些反抗奴隶统治的记载也同样被砍去了。这样，后来人再看（研究）这段历史时，就再也看不到曾经有过的残酷的屠杀，找不出曾经有过的有骨气的文字，有血腥的人，历史的血腥气被抹掉了。鲁迅说：‘明人刻古书而亡古书，清人修撰四部全书而古书亡，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随着古书真面目的消亡，是真实历史记忆的消失，即所谓‘强迫遗忘’。一个‘遗忘’了历史血腥气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从历史的血的代价中吸取教训的。”
历史是遗漏的。
且不说创造历史的主力劳动人民上不了历史的堂皇大册，这一大块被无情地遗漏了，就连帝王家的历史也因相互的残杀而被漏记。
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以宁夏为中心建立了大夏国，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公元1227年，被成吉思汗灭掉。经历了189年。
如果从“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拖跋思恭建立的夏州政权算起（始于公元881年）这个“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英雄王朝以贺兰山为天然屏障，雄居北国，独霸一方，与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辽（公元916年——1125年）、南宋（公元1127年——1279年）、金（1115年——1234年）鼎立抗衡长达近两个世纪。创造了文明辉煌的西夏文明：贺兰山岩画、西夏王陵、马背王族、帝国梦幻、塔寺尘烟、粮神、乐王、画师、织娘、酒仙、狼图腾、边陲歌舞、大野落日……岳飞一声“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长空呼啸，使贺兰山成为天下英雄征服的文化地标。
可是，这样一个雄略彪悍而又儒雅倜傥的英雄民族，在以史文明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所有史书竟然没有立传著述，成为一页空白。这个威猛雄劲的王朝，好象团团浓云翻滚、酿起电闪雷鸣、急风暴雨，摧动山呼海啸之后，便偃旗息鼓，悄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成为“一个被遗忘的王朝”。
这是一个天大的历史缺憾！
根源在哪里？
强权强奸了历史。
什么是权力？历代学者大师对权力都有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认为，阶级关系就是权力关系。“权力标志着一个社会阶级实现其特殊的客观利益的能力。”
权力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依据自身的需要影响乃至支配他人或其他团体的一种力量。
权力的实质是约束，目的是利益。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托马斯·霍布斯认为，权力就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所以，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利益才是真正的目的。
权力最终表现就是一种关系。《不列颠百科全书》将权力表述为一种关系，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是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
权力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
其实，人类从类人猿脱胎出来变成类猿人，质变成人的时候起便有了权力。只不过这种权力表现为单个人拥有的形式，诸如生存权、生活权、生殖交配权、劳动权、相互交流关爱权等。部落的出现使人们单个的权力部分地集中在酋长手里行使。如集体猎狩权、分配食物权、部落交流权、部落之间的争执权、通婚交配权等。这个权力以平等的公权力的形式出现，代表了每个个体的权力和利益，具备公有性。剩余物、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国家机器及国家的出现，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和奴隶主、国王、皇帝、总统手中，对奴隶、农民、工人进行统治压迫和剥削。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形成并逐步加剧。朝代或者社会形态以战争、演变或者选举的形式更替着。统治者掌控了统治权、经济权、文化权、话语权、书写权、作史权等等一系列的权力。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不论是编年史还是传记体史，都赤裸裸地按统治者的意愿和利益书写和记载下来。美化本朝，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极尽所能攻击被自己推翻的朝代。这当然是本集团的利益和统治所需要的。所以，庞大的下层劳动者被无情地剥夺了入史的权力，他们的生活、情感、主张、利益和尊严得不到保障，更得不到书写和记载，记载的自然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子佳人。由于争斗和撕杀，连对他们自己的书写和记载也不准确或者是扭曲的，甚至是颠倒的。
强权把一部活生生的历史给强奸了。
“文明”毒化了历史。
中国的文化、文明，发源于原始社会的劳动生活，到春秋战国时达到空前的繁荣，以诸子百家的百花齐放为特征，当然以社会形态的巨变动荡为条件，尤以儒、道、法为最，这些都是本土生长的文化、文明，对于社会的变革、改进和推动起着积极的作用。秦统一中国后，版图统一，“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当然要实现思想的大统一。到汉武帝加强皇帝集权，实施思想上的一统统治。博士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讲“天人感应”，提出“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认同，随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这一决定，对西汉中、晚期的统治思想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对中国以后各王朝的统治思想和社会伦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唐代，佛学及佛教的大量传入和兴盛，使儒、道、佛逐步合一，甚至宗教化，成为统治中国的基本思想。
孔子主张“立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主张“安贫乐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称赞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主张“克己”：“克己复礼为仁”。主张“内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为了达到“立志”、“安贫乐道”、“克己”、“内省”的目的，他主张：一要“身体力行”。要“言必行，行必果”、对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二要“改过向善”。“小人之过也必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一部5000字的《道德经》道出了一个核心观点：“无为，无不为”。遵循大道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为无为，则无不治
这个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对汉朝影响很大。刘邦的“约法三章”、李渊的“约法十二条”都饱含了这个思想。《汉书·食货志》载：“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以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唐朝的“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唐太宗说的“君无为则人乐”，魏征说的“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无为而治，德之上也”等，都充满了“无为”思想。老子的思想一直影响到宋、明、清甚至现在。
佛学是外来文化。隋唐以前就传入中国，到唐朝达到鼎盛。
什么是佛？禅宗的解释是：“心即佛”、“无心是佛”、“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佛学的基本主张是“生死轮回”、“四大皆空”。“内心自醒”而“禅悟”是其境界，“天国”、“极乐世界”是佛的向往。
孔子主张的“立志”、“安贫乐道”、“克己”、“内省”；老子主张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无不为”和佛学佛教的“生死轮回”、“四大皆空”，“内心自醒”、“禅悟”、“天国”、“极乐世界”的理论一个共同的理念和作用，就是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和修炼，“独善其身”，遵循着“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的轨迹，最终达到天国、极乐世界的境界。至于身外之事，不要理它，“独善其身”去；窗外之事，也不要理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去。这很可怕，天下被统治者折腾成什么样子，没人过问了，更不用说反抗、革命了，任他们享乐去、腐化去、横行霸道去。读书人被愚化、奴化，老百姓被愚化、奴化。这为统治者的恒久统治开了一济良方，倒是应了李斯那句话：“以愚百姓”。正如鲁迅说：“孔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
鲁迅看得很清楚。
他把这种文化、文明比喻成“细腰蜂”的“毒针”，捉了“小青虫”填在巢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蛰，它便麻醉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巢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这样的“文明”使书生成了“范进”、“孔已己”一类的蠢材，使民众成了“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或者干脆就是统治者供桌上的“牺牲”。
于是，时代开始了“怪圈”般的大循环，寻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的轨迹。中国变成了“人肉宴席”：“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宴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宴席的厨房”。“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宴席，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孩。”
这样的“文明”下的文人书写历史，历史怎不扭曲！
这样“文明”下的国民所受历史的教化怎不扭曲！
这样的“文明”下的国人如何能对“历史”产生惑疑！
于是乎人云亦云，先贤有言，古已有之，今天天气，哈哈哈哈。
习惯麻木了历史。
的确这“文明”古已有之的。
《左传》昭公七年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上，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吗？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子也有希望，可以升“台”的，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任命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在昏昏沉沉中，形成了“华老栓”、“祥林嫂”、“闰土”、“阿Q”一类的“麻木的国民”。&&
正如鲁迅所言：“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儿愉快也就忘却了。”一如鲁迅又言：“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予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
这些“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前的“办酒的材料”、麻木的“陶醉”渐渐的形成了“看戏”、“办酒”、“陶醉”的习惯。
这种习惯令中国人的体质和精神早已“硬化了”，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象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所以鲁迅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这种“硬化了”的体质和精神，这种“要血”“也未必一定能改变的”“太难改变”的习惯下，要怀疑历史，改变成例也就难上加难了。
教育扭曲了历史。
为了“愚民”、“牧民”，随着阔人统治术的逐步提升，他们逐步完成了适应其统治利益、统治思想、统治目的、统治手段的教育制度和体系。
教育，是他们按自己的意图凝固历史、恒久统治的根本手段。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产生了教育、教育思想及制度的萌芽。
原始社会里狩猎技能的模仿和传播；原始语言、感情的模仿、交流和传播；生殖及性行为的模仿与传播等。
上古时，这种教育有了进展：舜时，设庠为教，分下庠，上庠，七岁入下庠，庶老为师，十五岁入上庠，国老为师。
先秦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出现新的学校形式“瞽宗”。周曰庠。
春秋时期，孔子办私学。学习“六艺”。主张“有教无类”，开展平民教育；提倡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推行“因才施教”。把教育逐步系统化。
唐朝兴科举。把教育和做官联系了起来，形成了“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的兴起，在当时有着积极意义，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科举》中说：“科举弊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呆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求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弊革矣。”
但是，一张考卷定乾坤的考试制度，按内容空洞，形式死板的“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八股文”取士，把教育引入了“死记硬背”、“读书做官”形而上学的死胡同。另外，科举制度也是统治者不让知识分子议论朝政、参与政治、造反而把他们引进“读死书”、“死读书”的死亡地带，给读书人下的一个政治“圈套”。无怪乎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榖中（圈套）矣。”真是：“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呀。
不论怎样，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了孔丘、墨翟、孟轲、荀况、王充、韩愈、朱熹，蔡元培、徐特立、陶行知有名的教育家。积累了《论语》、《孟子》、《荀子》等珍贵典籍和“教学相长”、“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温故知新”、“言行一致”、“改过迁善”等教育、教学原则与方法。
但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死记硬背”、“八股取士”的应试教育把学生思维引向没有思想活力、没有创新思维、迷信僵化的僵死地步，从而把中国的教育陷入僵死。因此，历史上的状元有本事的不多，倒是残害了象范进、孔已己一类的人物。这种制度下的教育思想教历史、学历史就形成了“唯书本、唯师长、唯传统”不敢怀疑、教条主义的习惯和品行。又加上史书为权力已经几经扭曲的版本无人怀疑，无人矫正，所以，随使谬本以讹传讹，谬种流传，贻害千年。
钱学森说：“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一所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1957年11月，前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震惊，奋起直追。美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竟落后苏联83天。美国感到耻辱，因为前苏联试验成功第一颗原子弹是1949年，比自己落后4年，现在苏联竟然领先在前。于是，美国开始反思，认为原因出在教育上。10年后，一些教育家提出这样的观点：美国的科学教育是先进的，但艺术教育落后，即两国科技人员的不同文化艺术素质导致了美国空间技术的落后。
的确如此，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艺术达到了辉煌灿烂的顶峰，不仅出现了一批象列夫·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契柯夫、冈察洛夫、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不朽的伟大作家、诗人，出现了一批象柴柯夫斯基、里姆斯基——柯萨科夫、鲍罗丁、穆索尔斯基、格林卡等19世纪后半叶音乐史上著名的音乐家，还出现了一批象列宾、苏里柯夫、雅罗申柯、别洛夫等著名画家。在文学、音乐、美术三个方面，美国是远远比不上的。
1967年，在哈佛大学立项名为《零点项目》的课题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经过20多年的研究，得出结论：艺术思维也要靠逻辑，科学是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艺术过程同样要发现、分析、解决问题；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互相弥补、互相促进，两种思维方式都是人类的思维方式。《零点项目》的执行主席霍华德·加德纳提出了认知上的一个新理论——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人类至少具有七种以上智能，应该进行全面教育，开发每个人身上的七种智能，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潜能。
1994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克林顿政府提出的《
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艺术与数学、历史、语言、自然科学并列为基础教育核心学科，开始了综合教育。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教育变革。
美国人很聪明。倒是应该向美国人学习的。
答案在宛丘
看来，中国的历史是需要来一个翻天覆地、脱胎换骨的变化了。
如何变化？
这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笔者以为：
一是：要从人类起源时写起。而不能局限于有文字记载或以城、青铜为标志的历史写起。（198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考古学家黄万波教授在四川省巫山县庙宇镇龙平村龙骨坡发现了一个类人猿动物的颌骨和几颗牙齿的化石，用古地磁法和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该化石距今在201万年到204万年之间。土化石周围有石器，定该化石为“巫山猿人”的颌骨和牙齿。是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猿人。）
二是：历史是人的历史，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世界、创造了历史。历史的书写要以劳动者为主线，从社会及社会的基本矛盾斗争如何推动历史前进的出发书写历史，不能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垄断、独霸历史舞台。
三是：需要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始动力。（1）人的需要。（两大需要：精神的和物质的。）（2）社会的需要：（两大需要：精神的和物质的。）
四是：大胆设想，小心考证。
五是：求真、求源、求本、求辨证。
六是：彻底脱离偏见、私念和情绪化。
七是：权力不要干预和介入，只起保证作用。
八是：没有文字记载和城、青铜标志的远古历史，应运用现代科技和其他科学领域的成果来推断和设想。如“古地磁”和“电子自旋共振”。如生命从大海里的第一粒蛋白质生成后逐步进化成人类的整个过程，胎儿在母体怀孕到分娩的过程里都显现了那个进化的全过程。这个过程里饱含了大量的甚至全部的人类起源及其发展过程的丰富而珍贵的历史生命信息。当物理学上对质子、中子的物质分析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毛泽东说，还可以分的，因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用哲学轻松地解决了问题。
龙湖东南有宛丘。因故不能去了，有些遗憾。但也平静。
留些个念想、期盼和疑问也是一种睿智之举。念想、期盼和疑问是一种力量，一种可以推动前进的力量。生命的、历史的、人文的……
淮扬问古，答案或许在宛丘。
日下午“日环食”中
日上午10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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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太好了，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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