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防治法难遏尘肺病死亡接力_交流探讨_中国安全生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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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治法难遏尘肺病死亡接力
　 08:53:59　法治周末
北大清华尘肺病调研小组的报告显示，企业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成本超低，而且不需承担法律责任。即将三审的职业病防治法修订草案面对此挑战，仍缺失诸多刚性制度　　身患尘肺病的王贞云虽然官司赢了，但至今仍未拿到赔偿款。王贞云是两年前惊动全国的&深圳尘肺事件&的一位当事人140多名湖南籍农民工长期在深圳从事风钻及爆破工作，吸入大量粉尘而染上了尘肺病。　　&部分选择走法律程序的工人历经两年官司仍然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北大清华尘肺病调研小组12月4日发布的&关于深圳市风钻工工作状况的调查报告&指出。工地上，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12月26日至3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三审职业病防治法修订草案，但由于诸多制度的缺失，预计也难以彻底解决王贞云们遭遇的职业病难题。　　&他们就是在拖时间&　　&我的身体已经这样了，在深圳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回老家等着&&&12月9日，王贞云在电话中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已经回到湖南省桑植县老家。略显激动的王贞云语速快、嗓门高。　　王贞云自1993年起在深圳做风钻、爆破工作，2004年考取了爆破证，辗转无数工地后，在深圳市洪坤爆破公司旗下的包工头手下干活。　　2008年，王贞云感觉身体不舒服，到广州市职业病防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疑尘肺&。　　有这样经历的打工者并非王贞云一个人。　　2009年，有媒体报道了湖南籍在深圳打工的风钻工人罹患尘肺病的事情，后经统计，共有140多名。　　同年，一群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调研人员到达深圳市，在多家工地上开展了大量的调研，随后连续发布了两份尘肺病调研报告。　　染上了尘肺病的农民工，由于没有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注定他们的维权之路艰难。　　徐新生、徐瑞宝、熊孟文、王贞国、王贞岩等人在2009年&深圳尘肺事件&之后走上了法律程序。随后提起诉讼的还有王贞云。　　&从日到现在，案子都折腾两年多了呀，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王贞云连珠炮似的声音到最后渐渐低沉下去。　　王贞云案件的代理人、深圳市法律援助中心专职律师卢丁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王贞云提请工伤认定后得到深圳市劳动保障部门的确认，提请劳动仲裁也得到支持。但用人单位坚决不认可。　　王贞云接着提起诉讼，要求单位对自己进行工伤赔偿。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由深圳市罗湖区法院进行审理，首先确认王贞云是否构成工伤，然后是工伤的赔偿。　　对于确认工伤之诉，一审法院支持了王贞云，用人单位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终审仍支持了王贞云。用人单位坚持不服，向广东省高院提出申诉，申请再审。　　&广东省高院启动了再审程序，我们现在就是等再审结果。&卢丁说。　　两年的时间，第一个诉讼环节还没结束，是否慢了点？　　卢丁无奈地说：&我对法院的审理程序没有异议，这是用人单位造成的。他们就是在拖时间，这是不近人情、不近法理、非常不人道的！&　　对于工伤认定的结果，对方在劳动仲裁、一审结束时都没有提出异议，结果二审宣判了，他们却对工伤认定提出申诉，要求再审。&这不是想拖时间是干什么？&卢丁回忆起庭审的情形，仍有点激动。　　法律被现实&打折&　　而尘肺病人怕的就是&拖&。　　&我舅舅曹满云是2009年八九月间被诊断为一期尘肺，2010年10月恶化成了三期，现在家里已经负担不起他的治疗费用了。&曹满云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他的外甥王小文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语气中充满无助。　　绝大多数工人都遭遇过这难缠的&拖&字诀，有的人最后只好妥协。　　徐新生，湖南人，2009年8月被深圳市职业病防治医院诊断为二期尘肺。3个月后，他被深圳市劳动保障部门认定为工伤。他所在的龙城爆破公司对此工伤认定不服，申请了行政复议。　　日，行政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维持了工伤认定。龙城爆破公司仍不服，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公司一审败诉后，又向深圳市中院提起上诉。　　案件审理期间，日，龙城爆破公司看到工人病情严重，亟待赔偿进行治疗，便提出只给50%的赔偿，分三期付款。帮助徐新生的调研小组工作人员对此提出异议。　　&龙城爆破公司的人指着我们的鼻子，说钱就是扔了都不会给我们的。&尘肺病调研小组人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陈玮向法治周末记者回忆道。　　最终，徐新生和工友徐瑞宝同意了公司提出的赔偿方案。徐新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直到今年12月7日，两人才拿到了属于他们的赔偿款。　　另一位提起诉讼的熊孟文决定不接受调解，等待法院的最终判决，但结果却遥遥无期。　　徐新生最终拿到了赔偿，但他已经走过了两年多的漫长法律程序，开庭十余次，时间、精力、金钱投入无数，而这还是接受了调解的结果。　　调研的主持者、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她对这样的结果很无奈，职业病防治法管不了违法企业。&企业违法成本超低，甚至视人命如草芥，却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死亡&接力棒&　　2011年七八月份，前述调研小组前往湖南，得知部分选择走法律程序的工人历经两年官司仍然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　　更为不幸的是，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已有数名工人在巨大的痛苦和遗憾中离开了人世。　　在尘肺病已制造了这么多家庭悲剧之后，今年9月10日至10月18日期间，该调研小组再次走访了深圳市5个区的16个建筑工地，其中有5个工地当时正在进行风钻作业。　　调研小组发现，令人遗憾的是，工地上，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依旧没有保障，尘肺致死的&接力棒&还在风钻工人之中传递着。　　调查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湖南耒阳人垄断了风钻工这个看似高收入的行业，也在耒阳市导子乡制造了一个个&尘肺村&、&寡妇村&。后来，张家界的工人又成为了风钻工的主力军。　　据湖南媒体消息，该省尘肺病患者基数庞大，2011年患病人数47542例，约占全国现患尘肺病人总数的十分之一，居全国第一位。　　现在，深圳的风钻工大多来自湖北神农架、广西来宾，此外还有来自重庆、贵州、江西、四川的工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称之为&死亡的接力棒在传递&。　　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累计报告尘肺病例58万多人，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尘肺病人的总和。其中已经有14万多人死亡，现有患者44万多人。　　在死亡的接力棒上，2002年通过的职业病防治法以及此前颁布的尘肺病防治条例早已不适合当下，职业病维权道路上的取证难、鉴定难、索赔难成为难以逾越的门槛。　　政府基本不处罚违法企业　　前述调查报告显示，在实地走访的16个工地中，一线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为零，所有风钻工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基本上与2009年没有什么变化。&陈玮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依然没有劳动合同、依然没有防护措施、依然是粉尘飞扬的干式作业。　　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患尘肺病，工人将难以证明自己与企业的劳动关系。　　参与调研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李长江也称，在他了解的50多起诉讼中，用人单位只为十几个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用人单位涉嫌违法用工，可是却没听说被处罚。　　问题的症结出在执法上。&基本就没有处罚那些企业。&陈玮表示，调研中多位工友对他这样描述。　　&劳动关系的确认，理所当然是政府的执行力问题。&潘毅认为，现有处罚程序也没有实现公开和透明。&我都不清楚用人单位受到处罚了没有，处罚力度有多大，公众是不是可以质疑，处罚根本就是随意的？&　　除了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工人的工作环境也不乐观。　　陈玮介绍说，调研组的成员还发现，当年深圳市安监部门承诺的口罩没兑现。　　在某公司工地上，一个风钻工人对调研人员说：&口罩都是我们自己买的！公司发的是几块钱一个的棉布口罩，不管用的，井下面灰尘好大。&　　一名从事风钻工作22年的工人向调研人员表示：&2009年工人集体维权后，工地上曾经搞过一段时间的湿式作业，但是老板觉得成本高、工期慢，只做了半个月就又改回以前的干式作业了。&　　王小文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曹满云没读过多少书，在患病前根本不知道尘肺病为何病，也没有任何人警示他，如果知道是这么一种病，给多少钱也不会干这个活。　　工人们讲，两年前，被媒体曝光的爆破公司只是被政府罚了几万元、责令停业了半个月。　　调研人员认为，极低的违法成本和缺位的监督，使得工作环境的改善举步维艰。　　正在审议的职业病防治法草案并没有在提高企业违法成本上迈开多大的步伐。该草案第67条规定的处罚标准是：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称，从我国香港的经验来看，劳动条件的改善都是因为处罚力度够大，而职业病防治法修订草案规定的处罚和赔偿标准显然是不管用的。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孙树菡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职业病的问题上，企业的违法成本未免太低，而违法的后果往往是由政府解决，是全社会在为违法者埋单，显然是荒谬的。　　尘肺病不可治愈、致人死亡，但并非不可预防。　　职业病防治法草案第3条明确规定：职业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可是据《南风窗》杂志报道，高级工程师曾世麟所研制的能够彻底隔绝粉尘的金娃娃牌压风呼吸器，早在1991年就被列入国家高新技术火炬计划，国家科委技术推广办还专门召开现场推广会。　　然而，他的工厂却深陷困境。一边是尘肺病人大量增加，一边是防尘装备无人问津。　　处罚成本必须超过劳动防护的成本，来迫使企业全面采用劳动防护技术，这是专家们的共识。　　法律要用人单位自证其罪　　王贞云们遇到的困境，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是职业病防治法与现实的脱节。　　潘毅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比如职业病防治法要求，用人单位应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的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这一点，就明显与现实脱节。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企不会出现劳资对立，法律当然可以这样来要求。　　潘毅认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后，企业通过改制早已实现了多种所有制，劳资已经是不同的两方利益，要求用人单位提供资料无异于要求其&自证其罪&。　　法律作这种要求也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称，由企业提供相关的职业病病史是可以的，但这应该是企业的法定义务，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若企业不提供的话，职工的自述也作为诊断材料。　　潘毅对这一设想表示赞同。　　孙树菡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原本的工伤保险统筹层次都比较低，这是与我国早期的劳动力相对固定状况相适应的。　　但是现在劳动力已经实现了自由流动，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农民工&，这种称呼本身就有问题：是&农民&还是&工人&？　　受我国户籍制度影响，这些在城镇企业中从事生产活动的所谓&农民工&，他们的社会保险待遇却与有城镇户籍的&工人&大不相同。　　因而不仅发生工伤和职业病后，他们需要很长的认定程序(这无论于法、于理、还是于情，都是说不通的)，而且由于他们患病后需要回到原籍治疗、休养，其待遇又是一道&门槛&。　　孙树菡解释说，因为统筹层次太低，企业所缴的工伤保险基金&跨省&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就又出现两个问题即劳动能力鉴定也就是确定是几级伤残以及与之对应的待遇支付。这样，受伤害的&农民工&在经历漫长的工伤认定后，还需继续&争&权益。　　专家们一致认为，应该将这些内容纳进职业病防治法修订草案里面。　　孙树菡透露，在此次职业病防治法草案中已经对此有所修改，工伤保险统筹层次已经提高到了省一级。　　职业病防治法得以修订，恰恰因为现实中的严峻职业病形势所倒逼。　　2009年6月发生的河南省新密农民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随后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全国总工会的召集下，43名工会界委员联名提案，呼吁尽快修订职业病防治法。　　2010年10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外公布职业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职业病防治法修订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后，今年8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初次审议，此次修订将会着重解决职业病诊断程序简化的问题。　　10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二审。　　两个月后，职业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将三审。　　法定职业病赔偿标准过低　　调研组访问的一名风钻工曾在深圳市某公司做过爆破员，在他离开公司的时候，公司强行收回了爆破证，因为爆破证将成为工人索赔的证据。根据现有法律规定，举证存在劳动关系的责任，仍由劳动者承担。　　对此，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建议，职业病防治法草案应该规定由用人单位承担确认劳动关系的举证责任。　　常凯表示，要明确职业病防治法不仅仅是管理法，更是权利法，是劳动者生命权利、健康权利的保障法。必须明确企业是义务人，而我国目前雇主的地位和责任并不清晰。　　但即便证明了劳动关系、工伤认定事实，现行的职业病赔偿标准还是受到多数被访者的诟病。　　李长江告诉记者，据他了解，尘肺一期的赔偿标准是3万元至10万元，二期10万元至22万元，三期22万元至28万元。　　如今，曹满云因气胸已经衰弱到无法走路，由此产生的巨额医疗费用让整个家族都陷入了困境。　　王小文说，曹满云获得赔偿时被鉴定为尘肺一期，因此仅得到了5万余元的赔偿。但尘肺迅速恶化的特点使得这笔钱对于后来的治疗是杯水车薪。　　&我们该这么办？&王小文问。　　卢晖临认为，国家应当建立一个尘肺救治基金。由国家对尘肺病人进行救治，建立赔偿制度，然后向担负赔偿责任的企业追责。这一经验在香港已经被证明有效。　　孙树菡说，工伤致残在赔付后是可以进行再鉴定的，尘肺病应该也可以比照办理。　　但当记者询问，职业病防治法草案是否对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途径时，她难掩遗憾：&没有&&& （记者 刘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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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好玩的游戏尘肺病“死亡接力棒”
本报记者 蒋昕捷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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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人正在使用风钻。
&&&&秦刚摄
&&&&至少从表面上看，发生在深圳的“尘肺门”事件快要尘埃落定了。
&&&&最先维权的湖南耒阳导子乡的190多名风钻工人要么获得了企业赔付，要么得到了政府“出于人道关怀”而给予的“善款”。近日，在舆论压力下，来自湖南张家界桑植县的110名风钻工人也获准接受职业病身体检查，其中已有62人确认了劳动关系、16人进入工伤认定阶段、16人正在接受劳动仲裁。
&&&&深圳市政府似乎打算以“耒阳模式”来解决“张家界问题”，但是，一些长期关注此事的高校师生和学者们却在大声疾呼，“悲剧还没有结束！”
&&&&一个由北大、清华等高校师生组成的大学生尘肺病调查小组提供了这样的一条逻辑链：1989年，耒阳导子乡的徐瑞乃、徐瑞宝兄弟在深圳找到了一份最赚钱的活儿――给建筑工地的爆破工程打风钻。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耒阳籍工人垄断了风钻爆破工种。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人被查出尘肺病，仅导子乡双喜村11组，就先后有11人去世。于是，自2002年起，耒阳工人离开了深圳。张家界桑植县工人随即大批进驻，很快发展到300余人，再度垄断了深圳的风钻行业。到2009年下半年，随着一些症状的出现，桑植人才真正意识到尘肺病的风险，此时已有3人先后因尘肺病死去。
&&&&一座城市崛起的背后，是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倒下。参与调研的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愤然指出，其间传递的是“死亡接力棒”。
&&&&“50年后，我们回头看这些事，会为生活在这个时代而感到羞愧。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这些工人？”这位被学生公认为“最温文尔雅”的老师在谈起深圳尘肺病工人的时候，语速极快，时不时地敲打着桌子。
&&&&这并非杞人忧天。随着几个月来154名张家界籍工人辞工维权，如今稀缺的风钻爆破工在深圳的身价翻了一番，每个月能挣到七八千元。有迹象表明，一批来自四川的风钻工人正在进驻这座城市。他们会不会接过下一棒？
&&&&县域特征的“接力”
&&&&从大学生尘肺病调查小组的调研结果来看，尽管在从事风钻行业的时间上有先有后，但耒阳和张家界工人遇到的困境是一脉相承的：当地经济极不发达；患病工人基本都是中壮年、家庭负担沉重；没有人签订过劳动合同……他们所呈现的县域特征也符合建筑业包工制的特点，因为风钻工人挣钱多，所以都是老乡带老乡，没熟人根本进不来。
&&&&北大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张慧鹏在调研中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签订过劳动合同。“传统乡村的劳动关系，不需要文本，有道义和逻辑在限制。如果有人背约，在农村根本无法立足。”因此农民出来打工的时候，都是跟着“包工头”老乡干活。问题是，“包工头”制度却滋生于一个更大的体系中间，在这个体系中，资本的天性是追逐利益最大化。传统乡村的逻辑碰到一个掌控不了的外部世界，根本就无法维系。于是，为了赶进度，用工单位放弃注水防尘等保护措施；为了节约成本，好几天才给工人更换一次口罩。不签订劳动合同，受益的只有资方，他们可以轻易地推卸责任，规避由此带来的工伤、职业病等风险。
&&&&在深圳调研的过程中，张慧鹏悲伤地发现，在这座中国最南方的开放城市，劳动力都是从内地来的，用完一拨就被抛回去，换上另一拨。风钻工人出来打工，为的是实现致富的梦想，最后却走向一条死亡之路。
&&&&在耒阳被称为“寡妇村”的双喜村11组，大约有30来户人家。其中11户有男人死去，仍活着的10个打工者中，属于尘肺病Ⅲ期的占了7个。
&&&&让张慧鹏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叫王翠兰的老人，5个儿子有4个已经死亡，仅存的一个儿子因为从事风钻行业的时间不短，“多半也难逃一死”。老人的眼泪早已哭干。日，小儿子徐小伍病死时年仅25岁；2005年正月初八，二儿子徐新春也病死了；2007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湖南遭遇雪灾，大儿子徐白春死于千里冰封的雪天，走的时候“又冷又痛，瘦得吓人”。
&&&&自此尘肺病的阴影和死亡的恐惧笼罩着宁静的小山村。耒阳人再也不去打风钻了，给再多的钱也不去。
&&&&于是，张家界人接过了耒阳人的接力棒。目前，张家界桑植县有300余人在深圳当风钻工。他们开始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病情还没有耒阳人那么严重。张家界工人心里也清楚，耒阳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然而难以摆脱的贫困困扰着他们，他们是在和死神赛跑，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挣到尽可能多的钱养家糊口。
&&&&在调研中，张慧鹏发现，张家界工人面临着更为恶劣的环境。老板们一方面仍然不肯为他们签订劳动合同，另一方面着手辞退那些表现出尘肺病症状的工人，同时更加注意销毁证据。同时因为维权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也很难再像耒阳工人那样轻易获得政府部门的“人道关怀”。
&&&&即便如此，在高工资和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仍然不断地有人前来从事这项健康得不到保障的职业。死亡的接力棒，又开始了它新一轮的传递。
&&&&另一根接力棒
&&&&国庆60周年那天，由北大、清华等高校学生组成的方队在天安门前接受着检阅。与此同时，他们的一些同学正悄然来到湖南张家界桑植县，进行风钻工尘肺病调查。他们试图通过这个个案来研究中国4000万建筑工人面临的共同困境，为此，他们倾注了强烈的情感。
&&&&卢晖临时常告诫他的学生们，研究社会学的人通常像是在做“病理学报告”，总是讨论创伤是什么机制造成的，怎样预防和治疗，一般很少用“外科手术”直接治病救人。但有时候，遭受创伤和痛苦的人就在你面前，你必须先直面这个伤口。
&&&&当调查组成员见到彭辉平时，他正蹲在石阶上喘气，手里握着半个苹果，肩上搭着一条厚毛巾。“毛巾下的身体，瘦削得只剩骨架”。细心的学生发现，在屋子角落，放着一口棺材，用塑料布潦草地盖着。棺材是刚做的，他的家人说，等过几天刷完漆，不知什么时候就可以用了。
&&&&一个半月之后，彭辉平死了，躺在早已预备好的棺材里。他是最早一批到深圳打工的桑植人。那时的深圳，还没有高楼林立，到处都是荒土、山坡和瓦房。此后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地铁一号线……这些深圳的标志性建筑，都矗立在彭辉平这些风钻工人打下的坚实地基上。只是，这些奠基者却再也无缘分享这座城市今日的繁荣。
&&&&彭辉平死后，他的两个女儿都辍学外出打工，家里的木头房子也垮了。
&&&&25岁的王茂盛是大学生们的同龄人，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尘肺病症状。7年的风钻工经历让他确信自己得的是尘肺病，但是深圳市职防医院不同意给他做职业病检查，因此当学生们见到他时，他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诊断结果。“我找人看了片子，我现在应该是尘肺I期。”王茂盛甚至给自己推算过，从I期到II期大约5~8年，从II期到III期大约3~5年，III期以后人就没命了。“我大概可以活到40岁。”
&&&&让调研组成员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他们脸上总是绽放着笑容，世界在他们眼里依然美好。这些参与调研的大学生们不忍心去想象，他们的未来又将是怎样。家里的“顶梁柱”很快就要倒了，家乡依旧贫穷，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还是要出去打工，会不会再次陷入因贫打工，打工又无法致富的怪圈？
&&&&张慧鹏在当天的调研日记里写道：“这是另一根接力棒。”
&&&&别让国家的肺衰竭、窒息
&&&&深圳尘肺病工人的遭际，被学者们看做是中国4000万建筑工人面临困境的缩影。
&&&&去年12月，北京城遭遇最寒冷的冬天，张慧鹏跟着导师卢晖临在北京周边地区的建筑工地做调研，发现工人们就住在工棚和简易宿舍里，没有暖气。城里人“室内温度不得低于16摄氏度”的取暖标准，与他们无关，这里就像“另一个世界”。他们吃的是馒头和大白菜，却只能喝到凉水，每天跟着太阳上下班。那些新建的房子外表很漂亮，背后是这些打工者的辛酸。尽管难有煽情的说辞，但他们还是能表达出这层意思：那种“城市由我们兴建”的自豪感，有，但总是一闪而过。
&&&&不过，对于劳动条件，打工者自身并没有太大的抱怨，他们大多是准备出来吃苦挣钱的。问题是，很多时候连工钱都拿不到。“你想不到吧，2004年温总理帮民工讨薪以后，欠薪问题还是很严重。”张慧鹏说。他们的调查组到过北京、广州、武汉、沈阳、成都等地的建筑工地，“没有碰到一个工地不拖欠工钱的，也没有见到一份劳动合同”。
&&&&这就是在《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两周年后，中国4000万建筑工人面临的现状。卢晖临有时候也跟别的学者交流：“《资本论》上都看不到拖欠工资的问题，马克思只记录了当时英国工人一周发一次工资。因为拖欠工资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马克思关注的还是工人的工作条件。”
&&&&即使是如今张家界风钻工维权时，一位接待他们的政府官员仍然这样说道：“美国今天能这么发达，也是因为五六十年代牺牲了很多人的利益。你们的事是历史遗留问题，是发展的必然代价。”
&&&&此番言论让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程平源不禁要拍案而起。他曾在桑植县亲眼见到风钻工人们的困苦处境。“这是谁的发展？又是谁的代价？”同样比照美国，程平源研究其历史上的废奴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后发现，黑人能够获得今天的地位，是因为有以林肯为代表的一批美国人，不能忍受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让另一部分人得到发展，也不能忍受一个社会存在不平等的两种国民。如今，那些有良知的美国人仍在为存在那样一个时代而不断地反思和道歉。
&&&&“尘肺病工人的背后是4000万建筑工人，同时他们也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命运的缩影。”卢晖临说，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列为2009年的年度人物，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经济复苏的动力来源。然而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在卢晖临看来，这些人就像是一个国家的肺，国家依靠他们前进、腾飞，可是这些人自身的机能正在衰竭。“尘肺病是一种隐喻，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伤。”他说。
&&&&今年1月，中国第一座尘肺病治疗中心在北戴河开工建设，这被学者们看做是积极“疗伤”的一种姿态。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沈原、北京大学卢晖临等6位学者也上书人保部，希望劳动保障部门以尘肺病工人事件为契机，切实落实《劳动合同法》。
&&&&报纸上曾登载全体张家界籍风钻工人给深圳市民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城市更高更雄伟的楼房建设与规划，离不开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他们希望，“政府加强监管力度，改善工作环境，改善工作条件。”他们企盼，“不要再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兄弟步我们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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