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制度政治学表面上是对传统政治学的复归，但实际上是在对当代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对传统政治学中一些重要问题的重新关注。新制度政治学是当代西方学者在结合传统政治学和当代政治科学方面的一个尝试。
　　关 键 词:政治学/政治制度/行为主义/理性选择
　　作者简介：张桂琳（1955-），女，安徽蚌埠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政治学博士。（北京 100088）
　　一
现代政治学源于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研究。然而，20世纪的欧美，尤其是美国，开始了一场旨在把政治学改造成政治科学的方法论变革。这场变革的结果是，政治科学轻视或拒绝政治制度研究，转而更加注重两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假定的研究范式，即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假定：个人作为个人自主地进行政治活动，其政治活动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社会——心理特征或者个人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计算。在这两种理论研究中，个人不被或很少被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所限制，因而可以自我决定。同时，这两种理论研究也同样看重外因对政治过程的作用。除了在研究范式的变革以外，这场变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断增长的对精确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清晰的经验性政治研究理论的构建的偏好。很显然，这些研究范式和理论构建方面的关注排斥和拒绝传统的政治制度研究。（注：关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最好的解释是Eulau（1963）和Riker（1973）的作品。）
　　然而，一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范式的反攻（counter-reformation）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使得政治学研究又开始关注传统政治学一直关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政治制度、公共权力和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尽管制度性的描述和解释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领域里非常流行，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样关注对个体行为的制度性说明。这一“新制度政治学”不仅恢复了许多“老制度政治学”用来理解和解释政治现象的特征，它也在许多理论和个人体验层面发展了政治学研究。（注：笔者在本文中使用的“制度政治学”，与“政治制度学”并无实质的区别，调换词序的目的主要是想强调它的方法论意义。）它使用了许多传统制度政治学的基本假定，同时又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丰富了传统政治制度研究。它更加关注理论的构建和解释的明确与清晰，而这些恰恰是传统政治制度研究所欠缺的。
　　本文将以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文献为对象，对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趋向进行解释和分析，并尝试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新制度政治学对老制度政治学有哪些继承与发展？第二，新制度政治学与所谓的政治科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有什么关系？显然，这两个问题是很难分开的。因此，本文预先做一个前提假定，并以此假定为基础展开论述。这个假定就是：新制度政治学实际上是政治学者在结合传统政治学与政治科学方面的一次尝试。
　　二
　　尽管传统制度政治学或者老制度政治学对政治和政治制度有着丰富和深刻的描述和说明，但是，它缺乏理论的灵感和动机，而建立理论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许多人不认为老制度政治学不是“科学”。另外，老制度政治学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是“以智者的眼光和超凡的观察力，用具象的词句，尝试描述和理解研究者身边的政治世界”。老制度政治学的文献非常丰富。
　　追述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难发现，早期的思想家在思考人类的政治生活问题时提出的主要问题倾向于关注能够影响个人政治行为的统治机构的性质，并且往往致力于建立好政府或好政治制度。狡猾多变的个人行为以及把分散的个人行为引导成有集体主义目的的行为的需要，是建立政治制度和机构的主要理由和依据。最早的政治哲学家发现和分霄某些政治统治机构和制度的成功之处，然后，根据他们的观察和分析，设计出好的政治制度并向统治者提出制度设计方面的建议。亚里士多德等早期西方政治哲学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展研究的。尽管他们的制度设计和建议几乎完全是以道德说教的方式表达的，他们的确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的系统分析开创了政治学研究。[page]
　　这种制度分析的传统被后继的思想家和学者不断地继承和发扬。有些学者尝试着用社会组织的观点分析政治制度在社会中的作用。霍布斯生活在社会政治生活混乱和转变的英国大革命时期，因此，他坚决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在道德和秩序的失败中来拯救人类。洛克提出了一个关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契约论主张，开拓一条朝向民主制度的研究道路。孟德斯鸠关注权力的制衡和自由的保障，他的理论后来被北美政治实践者用作美国权力分立的理论基础，以防止专制政府的出现。我们还可以开列一些政治思想家名单，但是，基本问题没有变：政治思想和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政治制度和设计政治制度。
　　19世纪末期，政治学逐渐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专业而存在了，而在此之前，它只是历史学和哲学、伦理学的一个部分。即使如此，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还是“老问题”：制度和规范（法律与道德）。政治学就是关于政府和法律的研究，其主要领域是统治体系的运行机制。另外，政治学的研究目标和目的也主要是规范性的（伦理和道德）：在既定的政治体系中，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好？因而，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国家的。
　　英美政治传统和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学比较而言，对国家的依赖要小一点，但是，英美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样非常关注正式的政府制度。比如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成为美国总统。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是关于美国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制度。他在1887年发表的关于文官制度的著名论文指出，美国政府可以向欧洲大陆国家学习，尽管大陆国家缺乏像美国一样的政治参与文化。他的其他作品，如《国家：政治历史和政治实践的方方面面》（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也主要讨论的是政治制度。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前沿人物是沃尔塞（T.D Woolsey），其代表作是《政治科学或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思考》（Political Science or The Stat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onsidered），也是政治制度分析的专业著作。可以认为，当时这些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就是把政治学看成是国家和政府研究。
　　在欧洲，刚刚出现的现代政治学和美国的状况也没有太大区别，所不同的大概是它更加和其他学科（如法学）结合在一起，更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这使得欧洲大陆政治学的中心是对于政治制度和国家性质的研究。从本质上说，国家（政府）是法律的应用和外在形式，而政治只是这种应用的一个部分。欧洲学者对政治制度研究的倾向和依赖还被另一个事实或现象所影响，这就是，欧洲政治基本上还是精英政治，大众政治参与还刚刚起步。因此，欧洲学者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比较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更甚之，欧洲国家似乎更加看重“法治”，更以法律的意义理解国家，所以法律就更成为社会行为规范和学术研究的重点。对于欧洲学者来说，尤其是对于德国学者来说，政治学就是国家学，任何社会结构只有得到国家的承认才具有合理合法性（legitimacy）。
　　我们可以将老制度政治学的基本特征做简要的总结，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老制度政治学注重法律，把法律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第二，老制度政治学注重正式的政治结构，认为是这些正式的政治结构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行为；第三，老制度政治学研究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无论是对本国政治和法律制度进行分析还是进行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都是力求对政治制度的完整和全面的把握；第四，老制度政治学研究具有历史性的特点，总是把历史做为分析问题的基础；第五，老制度政治学研究明显表现出伦理道德倾向，往往对先行的政治制度作出价值评判。
　　三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导致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社会学的重大转变，甚至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导致了学术革命。这一转变或革命的确引起了许多重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特别是美国的）在研究方法上的变化，也最后引领出一个更具影响力的政治学方法论的变革，即理性选择政治学的出现。尽管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本身有很多不同，但它们也具有许多共同点，正是这些共同点深刻地改变了政治学这一学科。这些共同点包括：对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注（concern
wi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反对政治学研究中的道德伦理倾向（anti-normative bias）；个体决定论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 of individualism）；强调政治输入（inputism）。（注：这里的翻译不是直译，而是根据上下文的意义做的翻译。）[page]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公开表达出来的对理论构建的关注。它的基本论点是：如果政治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就必须构建自己的理论。这就是说，政治学必须发展和构建“一般理论”，也就是“内在一致的命题”，这些一般理论应该可以用来解释和说明不同社会环境和背景中的政治现象；仅仅对一些国家的政治现象进行描述并做出有意思的解释是不够的；对政治现象的描述、解释和说明必须符合一般理论。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不断深入，一些前沿人物开始提出自己的一般理论并接受检验。比如，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就成为主要的一般理论。[1]另一种理论关注影响投票行为的心理因素，如政党情感依附等等。[2]另外，在立法活动、[3]审判活动[4]和行政活动[5]领域也有不同的一般理论产生。根据上述理论，政治生活是个人特征的一种功能，但主要是一种个人的现象；假如我们要想理解政治，我们必须观察个人并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或那样做。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确有构建理论的倾向，然而，当理性选择政治学兴起的时候，这种构建理论的倾向就更为明显和强烈了。理性选择理论家们把政治行为看成是经济利益和经济计算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政治行为者和政治集团被假定为理性的个别利益的最大化的主体，比如，政治家用寻求再当选的办法保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6]根据这种观点，政党的纲领和政府的政策是争取再次当选的手段，而不是政治活动的目的。[7]
　　消除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或道德因素的愿望是伴随着把政治学改造成为“科学”的努力产生的。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老制度政治学有非常明显的对于政治制度的价值倾向，经常使用“好坏善恶”这样的词汇描述政府和政府的政策。行为主义政治学对老制度政治学的批评是：它对政治制度的描述既不清晰也不明确，而且带有太多的价值倾向和暗示。这些暗示对于建立一个好政府并没有太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老制度政治学的批评者指出，政治制度的研究者往往带有对工业化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偏好，主观上把工业化和民主当成“好”政治制度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对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强调还会把那些虽然非正式但对政治活动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安排排除在政治研究之外。但是，很有趣的是，当行为主义政治学这样指责老制度政治学时，有学者也同样指责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偏见”，说这种“偏见”只不过伪装得更好罢了。
　　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又一个特征是它们都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决定论。它们的理由是，政治环境中的真正演员是个人，因此，真正的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和他们的行为。在行为主义的研究中，个体决定论不仅有方法论上的理由，而且还与这类研究的焦点经常是个人的事实有关。也就是说，行为主义研究的对象经常是一个投票人、一个提意见或建议的公民、一个行政官员或者一个政治家。对于理性选择研究来说，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研究的基础，不论在讨论个人或个人的集合时，它都能增强研究者的分析和研究能力。这样的研究方法或范式有一个非常充分坚定的立场，即，个人或政治个体是社会和政治分析的适当的对象。社会集体，如政党、利益集团、议会等等不会做决定，真正做决定的是集体中的个人。然而，集体中的个人不是任意决定，他们也必须遵守规则。
　　最后，与老制度政治学不同，行为主义政治学反对把注意力放在正式的政府制度和宪法上，主张更加关注社会对政治系统的“输入”（the inputs from society to the political
system）。根据这种观点，政治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投票行为、利益集团活动、大众媒体的报道，而不是“人造”的法律形式。[8]公共政策是这些输入的“输出”。至于理性选择政治学，它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对老制度政治学有某种“敌意”。理性选择理论运用它的研究范式和模型不仅分析个体行为，也分析集体决策，但它总是假定：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把愿意做让步和妥协的个体的要求聚合在一起的机制或手段。根据这种观点，制度的确对政治参与者有现实意义和影响，假如没有其他理由，制度和法律规则可以构成个体行为的限制因素。[9]这里，理性选择理论试图否认的是制度在决定政治参与者的意见过程中的作用。[page]
　　四
　　正当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盛行并达到无所不在的程度时，作为一种批评和反对力量，新制度政治学出现了。最早的新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如马奇（March）和奥森（Johan
Olsen）不仅命名了这一理论，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他们对经验性的政治学研究的看法。[10]、[11]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提出许多对于政治学研究现状的批评意见，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政治学误入歧途的原因。他们没有要求政治学完全复归到传统制度政治学，但是他们的确清楚地表明了对老制度政治学的某些特点的关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认为，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研究范式有以下重大缺陷：过分强调社会因素（contextualism）；忽略集体行为的意义（reductionalism）；功能主义的滥用（functionalism）；功利主义论（utilitarianism）和工具论（instrumentalism）。（注：同前面一样，这里也是根据上下文进行的翻译。）
　　首先，行为主义理论过分重视社会因素的政治意义。当代政治学理论降低了政治现象的意义并使它们在政治研究中边缘化，与此同时，过分强调其他社会现象，如经济增长、阶级结构和社会——经济分立的政治意义。更重要的是，一反政治学认为社会依赖国家的传统，当代政治学（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社会高于国家、国家依赖社会。以此为依据，当代政治科学才会大谈特谈“让国家缩回去”的话题。其次，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都有强调个人行为的倾向，因而都忽略了集体政治行为。按照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集体的行为是由个体的选择组成的，在个人选择面前，集体行为的意义已经丧失，甚至连制度的价值、规范和法律约束在个人选择面前都起不到主要作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坚持这样一种看法：集体性的输出是依赖个体的互动的。这种看法如果不是把集体行为的政治意义完全否认，也是降到了最小程度。再其次，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但理性选择更为明显。理性选择的基本假定是：人们通过政治行为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但是，问题在于人们投身政治活动不一定完全是为了实现自我利益，对于制度政治学的拥护者来说，政治活动的动机也可以是集体的或者政治价值层面上的。因此，即使人们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去进行决策，也是完全“理性”的。第四，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假定历史是一个有效的、达到某种程度平衡的过程，因此，比较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主张社会是一个政治组织形式。在这种政治组织形式中，任何能够影响政治平衡的因素都是“政治”的。制度政治学反对这种主张，认为政治要比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所假定的麻烦得多。最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还有工具论的缺点，它们太关注政治输入和输出，而忽略了政治过程、政治特征和社会政治价值的作用，把这一切仅仅看成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输出的工具，都只是“政治符号”，都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在这样的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基础上，制度政治学的拥护者公开地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政治学研究范式。马奇和奥森宣称，新制度政治学将用一种新的范式弥补现在处于领导地位但却有明显缺点的主流政治学的五个方面的不足，这种范式将集体行动置于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并将重新考察政治集体行为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新制度政治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政治制度”的界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们列举了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任何社会都有某种结构特征，尽管这种结构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第二，这种结构要成为制度还必须满足一个要求：稳定。社会结构只有在一定时期内稳定存在才是制度；第三，只有某种社会结构影响到人们的政治活动时，它才是政治制度；第四，制度必须有比较的意义，可以和其他的社会结构相对照，并且在这个制度的成员中存在某种共有的观念或价值。[page]
　　但是，对于新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来说，问题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为自己开辟的研究领域本身非常复杂，也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有的甚至是来自行为主义或理性选择理论的阵营），所以，新制度政治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研究范式，新制度政治学派也不是意见完全一致的学术群体。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新制度政治学派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马奇和奥森是新制度政治学的主要倡导者，他们代表着一种有明显价值取向的研究方向。在他们的许多著述中[10]、[11]价值和制度的规范作用一直被关注。这些价值和规范可以被个体社会成员用来当成个人行为的参考，也可以被学者用来当作评价政治行为的参照。
　　与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政治学不同，有许多学者坚持理性选择理论的某些观点，同时又关注制度的作用。这些学者认为，政治学研究不能被政治价值迷惑，政治制度是规则系统和行为的指导，通过政治制度，人们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2]政治制度可以解释理性选择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一系列互相冲突的理性选择中，如何达到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制度的确满足了社会和经济的需要。[13]
　　另外有一些学者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政治制度分析的最好出发点是导致某种政策产生的最早政治选择。这些最早的政治选择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活动，决定了以后的所有政治和政策。假如我们不理解最早的政治和政策，那么，我们也很难理解政策发展的逻辑。比如，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学者同意政策有路径依赖的特点的说法。经验性制度政治学（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是最接近老制度政治学的一种研究取向，经验性制度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制度在政策制定的政府决策过程中有很大影响。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应该是政治制度和相关因素。但是他们的研究手段显然借助了当代政治学的分析成果。
　　五
　　通过对新制度政治学的产生历史的回顾和主要内容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新制度政治学和老制度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反映了学术界对老制度政治学的不满一样，新制度政治学的产生也是学者们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过度膨胀的一种反击。但是，很明显，这一反击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理论革命相比，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意义不是很大。换句话来说，新制度政治学的批判性高于它的建设性。另外，我们从上述的分析中也看到了思想的交流和结合，实际上，新制度政治学是当代政治学者在充分了解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优点和缺点之后，把当代的分析手段运用于老制度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之上。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政治学是一次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尝试，表面上是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兴趣的回归，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新制度政治学决不是简单地恢复了老制度政治学，而是一种更新，是一种在新的背景中对政治制度和集体政治行为的关注。
　　但是，考虑到新制度政治学是一个在最近20年中兴起的研究范式的变革，我们可以说，任何对它的批评都显得太早和太不充分。
　　参考文献
　　[1] Almond and Coleman.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M]，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
　　[2] Campbell.The American Voter[M]，NY，Wiley，1960.
　　[3] Wahlke.The Legislative System：Explorations in Legislative Behavior[M]，NY，Wiley，1962.
　　[4] Schubert.The Judicial Mind：The Attitudes and Ideologies of Supreme Court Justice 1946-1964[M]，Eva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5.
　　[5] Aberbach.Bureaucrats and Politicia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age]
　　[6] Downs.A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M]，NY，Harper and Row，1957.
　　[7] Fiorina.Coalition Government，Divided Government and Electoral Theory[J]，Governance，1982.
　　[8]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Political Science[M]，NY，Rnopf，1953.
　　[9] Bachanan The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M]，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
　　[10] March and Olsen.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
　　[11] March.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M]，NY.Free Press，1989.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Governance，1996，（9）。
　　[12] Weingast.Institutional Theory[J]，in Goodin，ed，A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Oxford Uni Press，1996.
　　[13] Knight.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M]，Cambridge，Cambridge Uni Press，1992.
}

魔岩是个对现实热点很不敏感的人，但是魔岩推崇从历史中找到一些和现在有相关的联系。这篇帖子一如既往的即无趣又冗长，但是如果细细的读下去，可能会对你观察国际问题的视角产生一点点启发作用。因为魔岩一向相信，先贤之所以是先贤，在于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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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曾经叫魔岩 时间：2005-12-30 22:47:38 湖南　　一般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大体是沿着一条学派争论的途径展开的。在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之初，理想主义的想象占据着学科的全部。由于理想主义不足以解释现实社会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因此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等学者以现实主义为武器，向理想主义学说发起挑战，全面推翻理想主义的范式和理论假定，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第一次大论战，奠定了现实主义学派一直到今天的主流地位；在现实主义占尽上风时，以卡尔•多伊奇、莫顿•卡普兰等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学者借鉴了大量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向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等传统理论提出异议，遭到以马丁•怀特和斯坦利•霍夫曼等为代表的传统主义学者的反击，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第二次大论战阶段。第二次论战被后人称为激烈但“虚假”的战争，因为论战双方在立论基点和研究结论方面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他们的争论焦点往往集中在方法论的层面，行为主义学派强调从所谓“硬”科学中汲取方法论的教训和启示，而传统主义学派认为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相互之间联系的研究，更加有助于把握事物本质；这次论战历时并不长，但是其直接的后果是，科学主义的某些研究方法被运用于完善现实主义理论，导致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世界局势的变化，以亚历山大•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反思主义理论开始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展开对话，并逐渐进入主流理论的圈子。　　通过学派争论对国际关系理论史的发展进行溯源，对于线性观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渊源无疑有其重要意义。但是，简单的使用“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行为主义”或“批判理论”来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规范，有可能会产生过于简约化的问题。毕竟，这些看似统一的“大词”下仍然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差异，聚集在同样范式之下的学者也存在着各有侧重的研究兴趣与并不统一的具体观点。这种对国际关系理论二元对立似的分解，很有可能取消了各种理论流派内部的差异性，实际上也掩盖了现实世界中各种理论体系并非截然相反、对立的事实。同时，这种传统的考察途径实际上更多的是站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视角之上，更多的把视野集中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对学界的支配地位之上，这和美国国家权力的突出地位是分不开的。但是，国际关系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美国的社会科学，即使在学科内部，美国的支配地位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绝对的。还有一些理论流派也在这一学科中占有突出地位，并且其流派的生长历程受美国影响甚微。近几年来，一些以地域命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由于具有独特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在国际关系理论史研究中也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包括法国学派、丹麦学派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英国学派”。　　作为英国本土学者和一贯以来的欧洲智识教育背景，卡尔与英国学派之间的关系相当亲密。有一种观点认为，卡尔是英国学派的经典作家之一，或者认为是英国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卡尔不是英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会成员，并且他的现实主义色彩过于浓厚，因此有时被研究者排除在学派之外。但是总的说来，这两派观点都认为卡尔对英国学派产生过重要影响。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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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曾经叫魔岩 时间：2005-12-30 22:52:55 湖南　　 本文认为，由于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和试图解决的问题的不同，卡尔与典型的英国学派作家相比仍然具有明显特点。因此，本文主要试图对英国学派和卡尔的理论内核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找出两者的异同之处。　　　　一， 英国学派与卡尔的理论框架特征　　　　“英国学派”这个名称主要是作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对应物而出现的。1959年，英国学者创建了英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会，目的是探索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在这一点上，虽然英美国际政治学者的目标一致，但是他们对问题的界定却是不同的。美国学者思考的是国际霸权体系的稳定性，而英国学者着重思考的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演变和现实运作。
根据提莫斯•邓恩的分析，英国学派和美国国际政治学的主要区别包括3个方面：第一：具有独特的研究传统，即从历史社会的视角研究国际政治，特别重视欧洲国际社会的传统和法律外交的经验；第二：采用诠释性研究方法而不是实证主义的经验型研究；第三：把国际政治理论看作规范性理论，伦理是核心因素之一。
或者是：一方面，英国学派拒绝行为主义的挑战，持续强调以人类理解力、判断力、规范和历史等为基础的传统方法，另一方面，它还拒绝在严格的现实主义和严格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范式之间进行任何严格的区分。　　　　由于英国学派的经典作者大致采取一种“国际社会”的研究视角，所以一般把“英国学派”也称为国际社会学派。英国学派的理论框架主要是建立在对影响国际政治的三个因素的分析之上，这三个因素分别是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其中，国际社会是核心概念。按照马丁•怀特的界定，国际社会指的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集团（或者更一般的讲，一个由独立的政治共同体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不止构成了一个体系（即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构成其他个体权衡的必要因素），而且通过对话和共同规则及制度，建立了引导相互关系及行为的准则，所有成员都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这些安排。”
国际社会成为英国学派核心概念的原因，大致在于英国学派一直以来认为，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的三个研究传统都只是描述了国际政治的一个方面，要克服这一缺陷，在于将它们结合起来看待国际政治，使这三个传统组成一个最优化的思想体。而国际社会的概念满足了这一要求。　　　　相比较于英国学派试图用三大传统的综合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卡尔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与研究议题主要是通过运用现实主义的权力观批判乌托邦主义的“伪善”道德观而建立起来的，他被广泛认知的现实主义者身份也由此而来。　　　　在批判乌托邦主义的时候，卡尔使用了一系列的二分法来构筑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差别：自由意志、理论、知识分子、左派、道德的归宿是乌托邦；乌托邦主义的突出特征是：相信理性和公众舆论的一贯正确；相信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和道德正确；相信自由放任主义和利益自动和谐论的正确。卡尔总结到：乌托邦主义者认为，一切战争都是非理性的，终止战争的惟一途径就是通过改造国联和建立完善的国际法
。与此相对应的是，决定论、实践、官僚、右派、政治被看作是现实主义的特征；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权力始终是政治的核心成分，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权力政治；而“道德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出现普世道德”，“道德是权力的产物”，“在政治之外寻求道德规范注定是徒劳的” 。　　　　《20年危机》一书中，卡尔严厉批评了乌托邦主义对于和平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他看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的国际体系的崩溃的原因主要是哲学上的错误：道德普遍主义，这个错误导致了另一个经验上的错误：利益自动和谐论。而其产生根源在于，乌托邦主义把自己的思想理论和伦理标准当作是绝对的先验原则的表述，实际上这些原则是历史所创造的，是环境和利益的产物，也是为促进利益而服务的工具。乌托邦主义者认为，共同道德规范的和利益自动和谐论的社会基础的重建能够消灭战争；卡尔指出，国家的兴衰及其后果――满足于现状的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恒久特征，远远超过了意识形态和民族性对国际政治的塑造。必须明确的是，虽然卡尔在学理上对乌托邦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但是乌托邦主义并不是具有“原罪”的理论，它的“谬误”在于它在一个环境与条件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的现实中存在的主导地位；同样，对于卡尔来说，现实主义也仅仅是用来批判乌托邦主义的工具、武器，是一个无需定义的自明之物，而不是他所为之努力构建的理论体系，甚至“纯粹的”现实主义还是他所批判的对象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通过现实主义的批判来揭示乌托邦主义大厦的虚无飘渺，这是政治思想家的首要任务。只有铲除了乌托邦主义的虚假基础，才有希望奠定一个比较坚实的架构。但是，在纯粹的现实主义之中，我们最终也不能发现一个立足之地。”
因为彻底的现实主义排除了四种因素，而这四种因素恰恰是所有切实可行的政治思想中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卡尔归结为：“终极目标，感召力，道德判断的权利，行动的依据。”　　　　对卡尔来说，不管是乌托邦主义也好，还是现实主义也好，都是国际政治作为一门学科的必要的发展阶段。乌托邦主义代表了国际政治的幼年时期。“愿望是思想之父”。目的激发了研究活动，正是人们对消除国际政治社会的战争与冲突的愿望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的诞生，但是国际政治学科不能总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因此，纯粹的愿望和目的让位于对现实的客观分析，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进入现实主义抗衡乌托邦主义的泛滥的阶段。但是，现实主义理论仅仅只是政治生活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并且，一旦政治现实主义成为一种体制，“它就成为一种私利的表现形式”，注定会由一种新的理想将其摧毁。表现出明显目的性和理想色彩的乌托邦主义是不成熟的，而完全排斥目的性的现实主义则是陈旧的，成熟的思想是将目的与观察和分析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套用霍梅尼的一句名言的语气结构，卡尔所追求的成熟健康的国际政治理论是，“不要（纯粹的）乌托邦主义，也不要（纯粹的）现实主义，只要两者的融合。”
因此可以说，卡尔同英国学派一样认为，仅仅用一种思想理论来研究国际政治都是不全面不完善的，英国学派试图综合三大传统，而卡尔试图建立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框架，则是一种包含了乌托邦与现实、道德与权力的这样两种互不相容的成分的框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乌托邦主义占据了过多的思想空间，因此必须更加强调的是使用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来进行“校正和调整”。　　　　二、英国学派与卡尔的研究方法特征　　　　英国学派作为一个独立学派而受到重视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学派成员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坚持。　　　　自上世纪60年代“反叛的十年”以来，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涌现了一批称之为“行为主义”的研究模式，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研究方法提出强烈的质疑。这种“行为主义”强调有机体或者其他的各种组织的有规律的、可观察的、可计量的甚至能够重复操作的各种证据的重要性，认为研究的任何最终结论不能脱离这些证据而先验的得出。表现在国际关系这一门学科上，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义”学派在于试图建立一种实证的、符合“科学”要求的、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硬”的理论内核和研究方法的体系。相反，英国学派经典作家认为这种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看作具有同样的客观性、非心理干预和经验可验证性等特征的“自然主义”的科学观并不适用于国际关系这门社会学科，他们强调社会科学旨在为人的活动提供意义，国际关系是人类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和规范领域，其中许多核心问题的伦理性质决定了纯粹实证研究的困难。　　　　英国学派作为一个学派而言，其共性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采取的多元主义立场。在哲学方法论的层面，英国学派主要采用整体主义而非个体主义（即社会学而非经济学）、人文主义而非行为-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强调外在于国家个体的国际社会因素即共同规范、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在维系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塑造国家行为方面的作用；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其共同点是主要依托历史、哲学、法律等传统人文学资源，主要依靠研究者的“常识”、直觉、判断力或洞察力而非严格的验证程序，并广泛采用描述、分类、比较、归纳或综合等传统研究手段。按照布尔的说法，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的主要伴侣，这不仅因为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室，是对一般论题进行证实或证伪所依靠的资料来源，还因为理论本身就有历史，理论家也总是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说话，因此国际关系的历史和思想史是理解和研究国际政治最重要、最实际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研究塑造世界政治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阐释国际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如果说行为主义是分析、抽象的，重在说明与实证，传统主义则是历史、具体的，重在理解、阐释与规范。当然，英国学派绝对不是反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是反对这种向科学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全盘倒向。在英国学派看来，历史的确存在它的规律，就像怀特曾经指出的那样：国际政治是一个事情不断出现和重复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政治行为大多具有规律的必然性。
但是，“如果人们试图把国际关系研究限定在严格的科学范围内，那么从它需要逻辑或数学的论证或者严格经验程序的检验这个意义上来看，这种努力是有害的。”
因为国际关系是一个涉及人类社会关系的规范性领域，人类的思想能够创造思想和根据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思想，因此只能采取诠释的方法才能理解人类独具的直觉、情感和判断，从而理解他们的活动。而行为主义强调的理论必须建立在“逻辑或数学证实和能够核实的严格的、经验的程序基础上”往往直接拒绝了人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通过坚持传统主义的研究方法，英国学派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行为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保持了自己独特的学派特征。　　　　当然，行为主义浪潮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20年危机》的出版时代远远早于行为主义革命，因此卡尔研究方法的特色并不是通过反对行为主义而建立起来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不管是英国学派也好还是卡尔也好，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强调的是历史、文化、哲学的方法。对于卡尔来说，虽然他早已认识到实证主义的重要性，但是并不认为这是惟一的研究方法。他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虽然都是以解决人们生活中的问题为目的，但是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不像自然科学中的事实那样是纯粹客观的，目的本身与探索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就是事实的一部分。因此，实证主义的“主客二分”并不适合用于国际政治科学研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卡尔更加倾向于采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来诠释人类行为。　　　　“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为德国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Scheler）首创，经过曼海姆的发展达到成熟。知识社会学有两个重要观点。第一：非理性因素在思想的产生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感知，个人是否能够从世界的经验中推导出全部的知识？曼海姆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除非得到主体认识并整理的那部分，并不是所有的原始感知信息都能够自行组织成有意义的知识。而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只强调理性因素在思想发展中的作用，把思想看作是仅仅由某种内在逻辑规律支配的过程，忽略了非理性的作用。第二：在观察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偏见是普遍存在的，没有绝对的客观性。任何观察都带有角度和偏见，而这种角度和偏见又是由观察者的位置所决定的。同样，人们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也不可避免的处在某种社会位置上，这种社会位置也决定了他们看问题的社会角度和社会偏见。　　　　卡尔从知识社会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知识社会学对于历史和时代塑造人们的知识的观点极大影响了卡尔的研究方法。根据知识社会学的一般原理，卡尔做出几个重要推论来批判理想主义的学理基础：1，利益自动和谐论的破灭。卡尔指出，“利益和谐论”的出现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不是自有之物。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导致了利益和谐论的普及，因为理想主义者认为，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国家也是一样，在追求国家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全人类的利益。因此，集体安全的整体主义原则符合各个国家的安全利益。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宣称的“利益自动和谐”之所以不能成为国联的基础，关键在于它的虚假的普遍性下面隐藏有真实的利益立场。“国际利益和谐”只不过是服务于优势集团的道德观念的口号，其目的是保护这种集团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卡尔举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提出的“和平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反映的就是战胜国对自己优势地位的维持，而战败国则认为发动战争有可能获取对自己更有利的地位（虽然存在很大的风险）。
2，舆论一贯正确论的破灭。卡尔指出，19世纪对舆论的信心基于两种信念的结合，一是舆论终将发挥主导作用，二是舆论一贯正确。塞西尔勋爵宣称：“……我们依赖的是舆论……如果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那么，整个国联的构想也就是错误的了。”
然而，既然人们只能从特定角度和位置来看待事物，那么舆论（不管是精英舆论还是大众舆论）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带有偏见的思想，不能够总是代表正确的方向。况且，既然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和谐本质上是虚假的，维持现状国家的舆论和不满现状国家的舆论反映的是不同的利益取向，那么，舆论本身的主导作用也是虚假的。卡尔举例说，国联寄希望于全世界对破坏和平的行为进行舆论的道德谴责，而不重视物质性权力的惩罚作用，导致了国际社会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无能为力。因此，卡尔打破了自边沁以来理性主义者对舆论正确的不合时宜的幻想，影响国际政治的不应当是那些先验的信条，包括曾经在过去的历史中得到证明是正确的，而应该按照现在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要求来考察人类知识的适用性。　　　　根据历史来解释和关注人类的知识构成成为英国学派与卡尔研究国际问题的主要视角和途径。这种对历史的强烈关注，有可能是因为英国外交政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以及其当前所表现出来的相对凋敝状况有关系。正像卡尔的现实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特征一样，满足英国重新获得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权力才是理论研究的目标所在。　　　　三、英国学派“西方中心主义”与卡尔的价值观特征　　　　在英国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国际社会是一个一贯的核心概念。而国际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与欧洲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是离不开的，这就决定了英国学派的研究工作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欧洲中心主义的味道，尤其在强调西方建立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内涵、强调用西方价值尤其是欧洲大陆的价值来判断、研究国际社会的问题。英国学派尤其重视欧洲的历史经验在塑造他们的“国际社会”观念上的启发作用，认为国际社会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共同文化和心理基础，依赖于对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和思想价值观念的先进性的承认。而在现实中，学派作家们认为，只有根植于深厚欧洲历史和文明土壤之上的――汤因比口中的“欧洲文明”或者是斯宾格勒口中的“西方文明”，才具备了实现上述条件的深厚潜质。这也是英国学派强调的国际社会观念所造成的。学派作家们认为，国际社会的建立，必须基于一定的共享文化历史或者对共同利益的信赖之上，而这些条件只有在欧洲大陆才能得以满足，因为近代以来的欧洲是作为一个整体而非纯粹国家集合体存在的。正像曾担任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协会
的亚当•沃森（Adam Watson）教授所言：“欧洲人很早就把自己想象为某种‘大共和国’的一部分。欧洲国际社会的规则、机制和价值，是欧洲文化的一个结晶。”
因此英国学派最初的国际社会构想正是建立在欧洲中心模式的基础之上，谋求构建一个以西方价值规范为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如哈里丁教授评论道：“究其源头，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员的俱乐部，它最早出现的形态是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的’土耳其的。”因此，英国学派是通过界定他者为“从属”或者“异端”来构建自身价值规范的中心地位，其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强调西方文明的价值及其扩展意义。　　　　在这个方面，卡尔似乎显得非常矛盾。一方面，由于亲眼目睹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他对西方价值观丧失信心，认为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已经破产，而新近崛起的苏维埃联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希特勒德国）的集体主义的社会民主形式有可能代表了未来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组织的形式。如同他对待西方道德伦理观的一贯态度，卡尔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之所以很快的瓦解，原因在于这种秩序所赖以成立的西方政治哲学已经不再符合二战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要求。因此，乌托邦阵营中的学者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们试图通过完善国际联盟或者联合国组织以及依赖国际法的成熟和具有约束力，来重新回到“利益自动和谐论”在经验上依然有效的时代。作为西方智识背景的学者，卡尔对苏维埃俄国的赞赏可以说是较为罕见的。他认为，苏联对西方世界的冲击，不仅仅表现在军事、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苏联的政治和社会文明可能更加适合未来世界的人类组织形式（当然，这种预测也使得卡尔面临很多批评）。　　　　另一方面，卡尔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隐含的现实政策目标在于，保存英国作为战后三大势力中的成员位置，使英国和苏联、美国一起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力量。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在于英国适当采纳“社会主义”的组织模式（如果具体一点说，也就是希望英国包括欧洲大陆国家采用“计划”的发展模式），并且在欧洲建立与苏联之间的妥协。卡尔指出：“西方世界应该通过研究新的社会和经济行为方式来应对苏联的挑战，在这种新的行为方式中，民主传统和个人主义中正确的心跳应该且能够被运用于解决大众文明中的问题。”
因此，卡尔对西方文明的失望或者说批判不是表明他对西方文明采取抛弃的态度，以及完全倾向于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模式，卡尔也从来没有掩饰说要抵御来自苏联的冲击，虽然西方文化正在受到冲击，但是并没有沦落为需要抛弃的东西，它需要的是改造和注入新的活力。要想使西方文明的价值在国际社会中得到保存，关键在于，从现实需要的角度保留西方文明中能够得以适用的因素，摒弃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过时的价值观和哲学基础，从其他文明模式主要是苏维埃俄国文明中学习和借鉴。　　　　小结　　　　一个学术群体之所以能够以“学派”冠名，其基本的特征在于学派成员拥有大致相似的知识体系。英国学派同样如此，虽然几十年以来在理论研究方面不断完善，但是总的说来还是“多元主义”的界定下研究国际问题，即把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的3R传统看作是共同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的三个因素。通常认为，英国学派在方法论上采取的是多元主义。英国学派关于影响国际政治的三个因素是这个学派突出的方法论特征。这三个因素实际上是和英国学派试图综合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大流派分不开的，因此，英国学派实际上依靠的是解释学、实证主义与批判理论相综合的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立场。英国学派的作家们强调，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的划分并不是完全清楚的，也不是按照历史的演进而层层递进的。国际社会只是现代国际政治中起作用的三种因素之一，还存在另外两个相互竞争的因素，即与国际体系相联系的战争的因素，以及与世界社会相联系的跨国团结或冲突的因素。
这三个因素在影响当代国际政治中是同时存在的，区别仅仅在于当时当地的某种因素具有更大的强度。正像布尔强调的：“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除了这个社会因素（国际社会）之外，还有战争或冲突的要素，以及人类共同体的要素，我们必须把国际社会的要素同其他另外两个要素结合起来，来考察人们所说的国际社会的规则和制度的作用。”
这是英国学派理论基点之一。当然，这种三个因素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方法论上的便利而做得划分，并不表示三个因素的截然分离。可以说，如果不在这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统率下，或者没有继承马丁•怀特的3R传统的分类，那么很难说某个学者是属于英国学派的。　　在很多方面，英国学派与卡尔之间存在一种相似的气质和风格，比如在理论综合的考虑方面，英国学派与卡尔的工作具有相同的意义：即试图在范式之间建立中间道路（via media）。英国学派试图连接起理性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主义，而卡尔也力图建立起包含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方面因素的“健康良好”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　　对于英国学派来说，3R传统在思想上是独特的，但是在实践上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应该是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的之间的对话，这三个传统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正像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显示的方法论立场一样，3R传统就像是西方文明挂毯上的线绳，总是不断变化而又相互交织。
怀特也指出，对国际关系的真理性认识不能依靠仅仅寻求这些理论传统中的任何一个得到理解，而只有通过寻求这些思想传统之间的争论才能理解。
同样，同传统现实主义阵营的美国同行相比，卡尔并没有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分属于两条不可相交的平行线，或者是理论桥梁上的两个端点。健康的国际关系理论总是需要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糅合在一起，因为“理想和现实是政治学的两个方面。成熟的政治思想和良好的政治生活只能存在与理想和现实融合的环境之中。”
因此，英国学派和卡尔在对待各种思想传统上更多的持有一种兼容的态度，而拒绝考虑思想传统具有独一性和它们之间绝对的不可通约。　　　　但是，在其他方面，两者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英国学派看来，理性主义的范式更加适合作为国际问题的研究途径，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思想取格劳秀斯的理性主义为思想本源；而在卡尔看来，理性主义代表的是乌托邦主义者看待问题的视角，并且代表了国际联盟等失败的国际组织的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卡尔认为，边沁继承和改进了18世纪的理性主义理论，使之适应即将到来的时代的需要，满足了人们对舆论的信赖感。而伍德罗•威尔逊也是试图把19世纪的理性主义传统移植到新生的国际政治领域.可惜由于20世纪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力量结构的特殊性，导致这种推崇自由民主的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仅仅虚构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除此之外一事无成。这正是卡尔着力批判的一种国际关系范式。　　　　而且,在如何形成国际社会的途径上，卡尔和英国学派学者之间还存在不同的看法。英国学派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分别是曼宁提出的“结构选择”说，怀特提出的“文明模式”以及布尔和沃森等提出的功能模式。但是，不管这三个观点有何差别，它们强调的是，国际体系中的各个国家之间要么具有共享文化，要么具有共同的利益关系。而在卡尔那里，国家之间的战争与斗争是绝对的，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国际社会”的首要观念在于明确承认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存在，这种冲突由于国家的特征是不可弥和的，而缓和国际冲突的进程的最大希望在于各个行为体必须遵循“讨价还价”的交往模式。
当然，寄希望于人们在化解冲突时采用谈判而非纯粹武力的方式，卡尔承认这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是，正如他解释到：“坦言呼吁人们发扬自我牺牲的精神并不总是徒劳无功的。自然，这也是乌托邦思想。但是，较之于世界联邦的梦幻、较之于建立比较完美的国际联盟的计划，这种思想更加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　　　　因此，卡尔的确给以英国学派的研究传统以启发，但是一个强调冲突和战争是国际关系主流的学者，与强调共享文化或者共同利益为主要因素的英国学派学者相比，至少在关注重点上有着一定的区别。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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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曾经叫魔岩 时间：2005-12-30 22:56:00 湖南　　国际观察的民主派或者“专制派”，实际争论的是不是就是关于国际政治到底是由冲突主导还是由共享的“民主”价值观主导？如果是这样，希望在半个世纪之前的一些主流学者之间的争论能够给出一定的答案。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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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守望之鹰 时间：2005-12-31 09:50:15 北京　　谢谢魔岩兄！好文啊！推荐红脸。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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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守望之鹰 时间：2005-12-31 17:12:03 北京作者：呆地 时间：2005-12-31 17:42:04 江苏　　看了多半小时，说实话，很累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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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7654123 时间：2006-01-09 14:22:41 江苏　　国际观察的民主派和专制派得争论 和国际关系关系不大。　　　　要是天涯有个民主观察，大家也不用跑到国际观察来讨论民主政治了。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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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ywyang1 时间：2006-01-09 16:11:39 北京　　灰尘都被扫起来了，越扫越盲　　为什么天上黑　　因为灰尘在飞　　为什么灰尘会飞　　因为有人在扫盲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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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堵你们家烟囱 时间：2006-01-09 16:35:26 广东　　为了证明咱们也能看懂,我也推荐一下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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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莱莱 时间：2006-01-11 11:13:34 湖南　　好长，看了一半，以后再看。。。。。　　累死了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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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寒秋 时间：2006-01-11 21:23:23 湖南　　红衣主教大人黎塞留有言，有权力者方有权力，弱者只能勉力顺从强者之见。诚哉斯言……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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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守望之鹰 时间：2006-01-15 10:27:36 北京作者：inix 时间：2006-01-15 11:18:33 北京　　有权力者方有权力?　　　　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吧。举报
1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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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y19 时间：2006-01-15 14:22:23 上海　　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吧。　　...应该是滴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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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anishka 时间：2006-01-16 16:05:57 湖北　　04年在一个历史学年会听过相关内容的。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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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山道士 时间：2006-01-16 20:46:16 福建　　无论我的观点和LZ是否相同，但我想还是有必要推荐楼主的帜子。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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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anishka 时间：2006-01-18 20:40:04 湖北作者：李寒秋 时间：2006-01-22 17:46:18 湖南　　抱歉，笔误。　　　　　　红衣主教大人黎塞留有言，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力顺从强者之见。诚哉斯言……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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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香嘴儿 时间：2006-01-22 21:41:06 四川　　太长了　　还是不看算了　　眼有点花啊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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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朋友在天涯 时间：2006-02-03 21:19:26 湖南发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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