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转型期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研究》

意识形态是一个深刻复杂而富有争议的概念。正如吉登斯所说：“过去二百年间，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内外一直在辩论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如果说存在有争议的概念，并且给最有争议的概念颁奖的话，意识形态概念会当之无愧地名列第一。”

一、意识形态概念争议的历史起点——特拉西与拿破仑

意识形态概念是法国启蒙理性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于1796年最早提出的。他是当时法国国家研究院道德伦理和政治科学部主管。他创建了一门名为Ideology（直译为“观念学”）的新学科来系统分析人们感知现实事物所形成的观念。特拉西把观念学应用于政治领域，通过分析源于现实社会的观念和感知来认识人性和人类需求，为进行社会改革、重新安排社会与政治秩序提供理论基础。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积极的实证意义，因为他从彻底的感觉主义出发，将道德和政治科学置于对现实和实践的关注基础上。这与过去在神秘宗教基础上寻找道德和政治的理论支撑形成鲜明对比。特拉西的观念学是从新学科的建设入手展开学术探讨与实践，并没有主观价值评判的意味，所以他的意识形态概念属于“描述意义的意识形态”，也即“中性概念”。

特拉西与共和主义政治有着密切联系，他本人的政治命运也决定了观念学的命运。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从埃及回国后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执政官。特拉西关于共和主义归属的政治言论成了拿破仑独裁野心的潜在威胁。拿破仑创造了“观念学者”一词，对特拉西等人采取嘲笑、打击的策略。他将观念学批判为一种抽象的、推测性的矫饰哲学，认为以这种学说为基础的新政治与教育原理旨在煽动反叛。1812年12月，拿破仑经历了灾难性的俄罗斯战役后回到巴黎，进一步把“观念学者”当成其政权式微的替罪羊，指责“观念学者”颠覆国家和法治。拿破仑用“意识形态”这个词来压制反对派、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权，后来他几乎把所有宗教和哲学思想都谴责为“意识形态”。这样，本来值得尊敬的、承续着启蒙精神、具有实证科学意义的“观念学”在人们的观念中蜕变成备受嘲笑与鄙视的、作为抽象和幻想观念的“意识形态”。我们看到，作为意识形态概念争议史上的基本对立之一，即中性意义与负面（或批判）意义的对立，在它生命的头10年中即已出现。

二、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倾向——黑格尔与马克思

黑格尔虽然很少提及“意识形态”一词，但其巨著《精神现象学》通过对人类意识形态发展不同阶段的说明，揭示了意识形态在现实世界运动和发展的本质，从而奠定了他在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地位。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使用了“意识诸形态”一词，并把广义的意识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即“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和“绝对知识”。在“精神”这个第四阶段，黑格尔考察了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和与之紧密相连的社会意识形态，提出了“教化”（Building）和“异化”（Entfremdung）的概念。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是个纯粹“教化”的、与原初实在相对立的世界，教化使人脱离了自己的自然状态和天性。社会教化的目的是要人们形成社会认可的“高贵意识”，远离“卑贱意识”。在社会对个体进行教化的过程中个体不断异化，人们原初的善恶观念被异化为权力和财富观。黑格尔认为，人在教化世界中所体验到的是完全的虚假性，其意识形态观被划入“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或“批判性概念”之列。

马克思在意识形态发展史上所居的中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多部著作中使用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否定性倾向。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否定意义上把意识形态看作“颠倒意识”，他们认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恩格斯则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虚假的意识”。他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马、恩把观念的产生、发展与阶级统治关系联系起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恩认为，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表达特定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利益的，实际反映的是统治集团力求保持其统治地位的野心以及谋求本集团利益的关切和思考。马克思还以鲜明的批判性语言，形象地描述了过往的意识形态（指历史上的传统思想和社会习俗）对当下社会变革的压制和阻碍。他写道：“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出于论战的需要，马、恩在其著作中并未把意识形态表述为社会生活中一个积极的、进步性的因素，而是站在批判的立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以及统治阶级思想对其既得利益的维护、传统思想和社会习俗对社会变革的阻碍等进行抨击。因而学者们一般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总体上是“否定性的意识形态”。

三、意识形态概念的肯定性倾向——列宁、卢卡奇与葛兰西

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为了应对阶级斗争的紧急状况和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内涵进行了改造和弘扬。列宁去除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倾向，使其展示出一般化特征，即意识形态可以用来表达参与冲突的各主要阶级的自身利益，即不同阶级都具有自己不同的意识形态，这样就有效地消除了原来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对称性。20世纪初，针对沙俄两极分化的政治形势，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探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问题时，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他认为，工人运动由自发斗争转变为自觉斗争的条件是工人要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意识。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工人阶级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有力武器；同时可以帮助工人阶级避免掉入“自发工联主义觉悟”的陷阱。但是工人群众并不能在工人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学说虽然不是无产阶级自发产生的，但它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代表和表达了阶级斗争背景下的无产阶级利益。这时，列宁的意识形态概念中已经包含了肯定性的倾向。

卢卡奇、葛兰西延续并强化了列宁意识形态概念的肯定性倾向。他们重视意识形态在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在无产阶级中宣传、解释和推广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卢卡奇在20世纪20年代思考工人阶级运动面临的任务和问题时，强调“革命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卢卡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备战的意识形态，是这一斗争中最强大的武器。他还说，无产阶级无疑将最终完成其世界历史使命，“惟一争论的问题是它在达到意识形态成熟以前，在真正认识其阶级状况和真正阶级意识以前，要遭受多少苦难”。葛兰西进一步清除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中的否定因素。他在纯经济力量影响之外，强调理性和文化对政治斗争与阶级统治的影响，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他把资产阶级的统治结构分为经济社会、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三大组成部分，阐明了一个社会集团在赢得政权之前和成为统治者之后如何建立置于政治权力之上的思想、文化和道德方面的领导权。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不能单纯通过强制手段来实现，对语言、道德、文化和常识等观念的掌控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他把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治斗争胜利的必要和重点环节。

四、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倾向——韦伯与曼海姆

1914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伦理的中立性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一文中，集中而系统地论述了他的价值中立主张，并将之奉为科学研究必须遵守的方法论规范原则，他认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其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韦伯强调，科学研究者要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就必须以客观的、中立的态度来开展观察和分析；他的任务是向世人描述或说明科学事实，不能教人或代替人进行价值选择，即要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按照价值中立性原则，意识形态研究也应该抽取各执一词的阶级立场，以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为基础展开。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其代表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坚持了价值中立观点，系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的中性概念。曼海姆强调思想对群体存在的依赖，希望找到一种解释方法，不带党派偏见地分析实际社会状况中一切可能影响思想的因素。曼海姆将意识形态分为“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特殊概念”用于指代某个论敌所提出的观点和陈述。这些观点和陈述总会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有损于论敌利益的某一状况的真实性，因而受人质疑；“总体概念”指的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反映的是“这一时代或这一集团的整体思维结构的特征和组成”。如果说“特殊概念”的参照点是个体，是停留在心理学层次上的观念分析，那么“总体概念”关注的是群体，它客观地描述不同社会背景下各种见解的结构差异，是社会学上功能分析法的运用。这样，“随着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阐述方式的出现，单纯的意识形态理论发展成为知识社会学，曾经是党派的思想武器的东西变成了社会和思想史的一般研究方法”。

当我们沿着历史发展顺序，运用分类研究法考察意识形态概念的流变时，我们不难从中发现先贤们探讨意识形态的三重线索。

第一，追寻意识形态客观基础的努力。“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是试图在意识形态讨论的范围之外寻找一个牢固的阿基米德点的各种尝试的历史，也就是寻找一个从之能够观察意识形态各种杠杆如何发挥作用的不定的点的历史。”为了避免“所有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自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这一令人沮丧的结论，不少学者都试图在主观意识之外寻找客观基石来构建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从上述回顾的意识形态概念史中，我们看到：特拉西把人的感觉作为“阿基米德点”，他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精神，试图以人们从外部世界中获得的感觉经验为基础建立具有实证意义的观念科学；黑格尔的“阿基米德点”是社会历史，他在论述意识发展的第四阶段时，把狭义“精神”放在特定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来考察，揭示了意识的社会历史本质；马克思的“阿基米德点”是社会存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实生活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曼海姆的“阿基米德点”是群体存在，他强调一切思想都处在历史之中，而且是社会-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第二，超越意识形态价值评价的尝试。意识形态概念的演进史是以“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为开端的。特拉西最初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时，试图构建一门新学科来解说人类经验的所有领域，而这门新学科是不以某种价值观为标准的、是不带有主观意象评论的。随后意识形态概念以“党派的思想武器”的身份经历了从“否定意义的意识形态”到“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起伏变迁。韦伯和曼海姆试图以价值中立原则和总体性概念，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前提下对知识与存在的关系进行全面客观的描述，试图超越价值冲突回归纯学术研究，但这种将“生动的政治意识形态吸纳进经过消毒处理的社会学的学术训练”的尝试最终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归于失败。意识形态概念历史流变中试图超越价值评价的尝试，是科学的“价值无涉”与“价值负载”之争的一个现实例证。科学作为一种理论知识体系，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同时科学又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科学研究的主体具有主观性和社会性，科学知识体系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本身也渗透着价值和价值判断因素。“科学价值中立”的纯科学理想基础是不存在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科学研究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或幻想。

第三，思想论战与政治斗争的纠结。“任何'意识形态’概念都必然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学术语境以及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从特拉西开始，意识形态学者们就试图把他们的理论应用到社会政治领域的实践中，指导革命运动或对政治生活进行科学引导，这种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他们的理论能否满足社会政治的现实需求。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因遭受拿破仑的无情打击而沦落为受人鄙夷的抽象观念的代名词；马克思对黑格尔宗教观和国家观的批判、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不仅仅是哲学意义上的思想论战，而且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提供了“批判的武器”；列宁、卢卡西、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更明确地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斗争；连试图超越价值评价的知识社会学也承认统治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本能是产生有意识或无意识欺骗或隐瞒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内以意识形态差异而划分的两大阵营、苏联解体后甚嚣尘上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都是意识形态思想论战与政治斗争密不可分的最佳例证。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流变反映的既是学术思想的发展史，更是政治斗争的实践史。

二百多年来，政治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赋予了意识形态千差万别的内涵，其差异的本质在于对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关系的不同认识。否定派认为意识形态不能反映或不能正确反映社会现实，认为意识形态是抽象的、脱离社会现实的精神现象，或者是对社会现实歪曲、颠倒的反映；肯定派则认为意识形态能反映社会现实并对变革社会现实发挥能动作用；中性派试图超越价值评判，把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相互关系看作纯粹学术研究的对象。

推荐意识形态研究几本书：

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