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问题是个大问题，又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分析和把握好这一问题据以提出的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背景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经济全球化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革、调整、融合、斗争。当今世界，“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②]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曲折发展，是一个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市场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的基础上，各参与国综合国力对比消长起伏的长过程，主导力量盈缩变动并逐渐变异的长过程，不可测因素甚多、祸福相因、曲折变化的长过程。
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看，其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这样的分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近代资本主义借助于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廉价商品和坚船利炮强行敲开了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大门，促使世界在普遍联系中形成一个整体，使生产社会化、国际化，造就世界市场、世界经济、世界文化和世界民族，由此使“历史”转化为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并内设了资本主义世界矛盾体系的总体存在样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力、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经济全球化有了新的发展，这既使得经济落后国家全面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并最终形成不公正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中心——边缘”式世界体系，同时也促成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使帝国主义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日益深化，引发了其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狂潮。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国家连续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第二轮经济全球化过程的逆转和中断，结果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应运而生。到20世纪下半叶，以电子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发生并不断发展，并于世纪末进入成熟阶段，形成了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的一大批高新技术群，由此带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它通过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强有力地促进交通、通讯和国际金融运转的超高速化，使国际经济联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对整个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发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从本质上说，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潮，具有如下双重内涵：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的高级阶段，是国际生产力发展特别是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它要求生产要素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直接推动着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迅猛发展，有利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显著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客观趋势，有利于促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国际社会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有利于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④]这既是对全球化之生产力属性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全球化之生产力内涵的科学揭示。另一方面，就全球化的生产关系内涵来说，它打上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烙印。冷战结束之后，由于旧的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压迫发展中国家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未根本改变，全球化实际上是建立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基础上的，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实现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西方垄断资本企图征服世界的现象和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扩张的集中体现。正如德里克所说：“对全球化的最明显的解读就当今的现状来讲，它披着全球化伪装的外衣，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前景的空间拓展。”[⑤]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际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掌握着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各方面挤压发展中国家，使之进一步边缘化，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来实现资本的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的一统天下。正因如此，经济全球化反映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妄想征服全世界的野心，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力图向全球输出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企图。全球化的双重理论内涵，同时决定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进步性和反动性。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全面、辩证的理解和把握。
很大程度上，“普世价值”可谓经济全球化在价值观念层面的反映和体现。只有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条件下，才会产生“普世价值”的现实需要，“普世价值”也才有可能历史地具体地生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⑥]“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⑦]反之，当“历史”仍然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点”上存在的地域性封闭历史的的时候，所谓“普世价值”是不可能真正生成的（有人说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具有普世性，但在当时“普”的只能是某一姓王朝狭隘的“家天下”，与全球化意义上的“普世性”不可同日而语，其后一种意义上的“普世性”是今人赋予的，这本身是全球化的一个文化表现）。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谓“普世价值”，就其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是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为解决冲突与对立、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认同、接受和寻求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精神意义“共在”，它集中体现了人之为人的一般社会性本质。在当今“一球两制”且阶段性地呈现“西强我弱”的特定全球化背景下，“普世价值”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它既是一个值得开采的“富矿”，同时也隐含“陷阱”，机关重重。探讨这一问题，我们既要有理论勇气，更要有科学态度和正确方法。
依笔者所见，正确把握“普世价值”问题，需要三把理解的“钥匙”，这三把“钥匙”必须同时具备，形成一个“钥匙串”，否则就难以登堂入室、窥其堂奥。第一把“钥匙”就是把“普世价值”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加以认识。“普世价值”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价值意义理念，是经济全球化在价值观念层面的反映和体现。这是理解“普世价值”问题的前提性要件，前文已述，不复赘言。
第二把“钥匙”就是从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双重理论内涵和兼摄进步性、反动性的二重实践特质出发，以唯物史观的辩证理性眼光来辨清真伪，把代表人类社会正确发展方向、反映全世界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意志和要求的“普世价值”从虚假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迷雾中解救出来。这是理解“普世价值”问题的本质性要件。如前所述，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内涵，前者在现实生活中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进步要求，后者则体现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披着全球化“羊皮”而进行“资本主义现代性前景空间拓展”的狼子野心。与此相应，作为现阶段经济全球化之价值精神体现的“普世价值”，也因受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挟裹而显得迷雾重重，真面难识。一方面，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代表了全球化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它要求打破旧的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中心——边缘”体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实现全球意义上的社会正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互利合作，不断推进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世界历史性事业。它不是虚无缥缈的价值“悬设”，也不是头脑中的臆想或妄断，而是新全球化时代世界人民反抗资本压迫和奴役的正义呼声，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自身幸福的共同追求，现阶段全球性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正不断为人类解放和普世价值的实现，累积不断丰富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为了实现垄断资本的全球性统治，推进新帝国主义势力的全球化，堵塞通往共产主义的“奴役之路”（哈耶克），早日宣告“历史的终结”并高举资本主义大旗欢呼“最后的人”获得所谓“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福山），西方敌对势力必然会处心积虑地“消解”、“解构”（福柯）、“边缘化或零碎化”（哈桑）代表人类发展正确方向和共同利益的、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而把垄断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没落过时、贪婪腐朽、利己——拜物——纵欲的反动意识形态精心编织成所谓“普世价值”，通过“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相统一的策略，到处搞“西化”、“分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把它们所宣称的虚假“普世价值”行销到世界各地，借以颠覆别国、招摇撞骗、欺骗全球舆论、愚弄世界人民。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此类骗局：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⑧]对帝国主义“神圣同盟”的这类鬼蜮伎俩及其兜售的穿着“普世价值”彩衣的垄断资产阶级虚假意识形态，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并予以迎头痛击。
第三把“钥匙”就是在“普世价值”问题上亮明观点，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弘扬反映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要求、代表全人类进步方向和共同利益、体现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坚决反对作为垄断资产阶级腐朽意识形态骗局的虚假的“普世价值”，这是理解“普世价值”问题的关键性要件。正如周恩来所说：“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⑨]我们不仅要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迷雾中辨别出真正的人类共同价值，更要勇于坚持正确理解的“普世价值”，在改造世界的革命性实践中，不断推进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性事业。
二、现阶段“普世价值”的四个方面涵义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批判德国制度时，抨击德国制度“低于历史水平”、“既表现为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狭隘性”、“是时代错乱”，因为“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毫不中用；……用一个异己本质的外观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并且求助于伪善和诡辩”，而德国落后的“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⑩]由此凸显了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普世价值”（即“普遍承认的公理”）在各自时代的普遍指导性意义。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要搞清楚“普世价值”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具体涵义。从现时代全球化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现实状况、问题出发，笔者认为，现阶段正确理解的“普世价值”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具体涵义：
1、全球性交往实践中理应共同遵守的“底线伦理”
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成为名符其实的“地球村”。对此，马丁.路德.金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严重分裂的家庭继承了一幢房子，他们只好居住在这幢房子里。一幢庞大的世界房屋，我们只好一起居住在里面——黑人和白人，东方人和西方人，非犹太人和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一个在思想上、文化上和兴趣爱好上不适当地分裂开来的家庭，由于我们根本无法再分散地生活，所以必须懂得以某种方式和平共处。”[11]高度发达的现代化交通、通讯方式，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全方位交往和联系，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成为“地球村”的成员，并共同生活在“世界房屋”中。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家庭”，不仅存在思想、文化、兴趣爱好上的差异，更存在基本利益的严重对立和冲突。为了使人类的“世界房屋”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动物丛林”区别开来，为了使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都能活下去，并尽可能活得好些，就要建立基本的世界秩序，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成员在全球性交往中就要遵守共同生活所必需的“底线伦理”。因此，在“世界性视景”即多元文明或文化的平等对话基础上，寻求现代人类的道德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作为最大公约数的“底线伦理”，就成了当代世界全球性交往实践的内在要求。
当代普世伦理的主倡者之一孔汉斯认为：“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并不是指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指超越一切现存宗教的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宗教，更不是指用一种宗教来支配所有别的宗教。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12]“这全球伦理是指由所有宗教所肯定的、得到教徒和非教徒支持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13]这样一种最低限度的全球伦理共识，无疑是人类的共同生存所必需的。反之，如果我们连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都不能达成，新世界秩序将无法生成，“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受到混乱和独裁的威胁，而个人或迟或早也会感到绝望。”[14]从维护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人文关怀出发，世界宗教界人士在1993年的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上，一致通过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以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耶稣“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的训诫为道德“黄金律”，提出了“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人道的对待”的基本要求，并根据世界各大宗教共同包含的“不杀人、不偷窃、不撒谎、不奸淫”等四条古训，提出了“四项不可取消的规则”：珍爱生命——坚持一种非暴力和尊重生命的文化，公平正直——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言行诚实——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尊重亲爱——坚持一种男女之间的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15]。虽然在关于普世伦理的内涵理解、探究方式和建构方式上，这种宗教性的普世伦理范式，均大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是有重大时代意义的。在我们这个“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多地由世界性政治、世界性技术、世界性经济、世界性文明所塑造”（孔汉斯、库舍尔）的新全球化时代，寻求并努力达成“地球村民”们共同信守的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既是人们全球性交往实践的基本价值诉求，也是我们时代的迫切道德呼唤。
2、人类全球性生存危机所呼唤的环保、和平、发展价值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时代以来，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深刻转型，全球化在规模、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它在带来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生产力和丰裕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深刻对立和高度紧张。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战争和贫困问题早已超越国界，把人类推向危险的“生存困境”。首先，由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已经使地球这个“共同家园”变得满目疮痍，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已经现实地危及人类生存。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其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就得出结论说：“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星球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内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16]受资本盲目追求利润的贪婪本性所驱动，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经济运动借助越来越大的技术力量，以人类沙文主义态度君临自然界，对自然展开肆无忌惮的掠夺式开发，导致了诸如地球变暖、气候异常、臭氧层空洞、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频发、物种灭绝、土壤沙化、空气、饮水、食物和噪声的污染、资源枯竭、垃圾成山等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灾难，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对立之中，严重破坏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其次，战争问题仍然是徘徊在人类头顶的挥之不去的魔影。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演示了人类相互残杀的酷烈，战后“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使得核战争的阴云密布，冷战结束后，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但国际局势仍然动荡不安，新霸权主义甚嚣尘上，不少区域的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和领土纠纷日趋突出，不断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核武器不仅没有被销毁，反而在局部地区出现了新的核军备竞赛，核战争阴影仍然存在，新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巧取豪夺，使得“在这种彼此都想尽可能占到别人一点便宜的争执中，除了武力之外，没有可以求助的东西。因此，一种备战的阵容就不得不摆出来，而军备和武装示威的行动，就在有关世界市场的贸易方面，成为普通的商业工具的一部分了。”[17]新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战争策源地，其一日不除，战争的危险就始终存在。第三，经济全球化拉大了南北贫富差距，使贫困问题不仅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灾难，而且严重威胁人类的共同命运。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1999年度）所披露的数据，当今世界占人口不到20%的发达国家，拥有世界GDP的86%、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的82%、国外直接投资的68%、通讯的74%、世界专利的97%；而占世界人口8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只占有世界GDP的14%、全球出口市场的18%，其中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困国家，仅占有世界GDP的1%和全球出口市场的1%。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也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48个增加到90年代末的74个，其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由20世纪60年代的1:30扩大到90年代末的1:75。正如比利时前首相伏思达所说：怎样避免世界上最贫穷人群和最富有人群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一个世纪问题”，“如果不能大家都受益于繁荣，贫困化就必然会降临到我们大家头上，这是我们在相互依存中得到的严酷教训。”[18]
生态灾难、战争和贫困问题，在“生存”这个最基本层面把人类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每个地球人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倘若我们打算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上实现根本变革，打破人对自然、对自身的奴役，重新构建一种人——自然——社会良性互动、有机协调的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并用道德和人类良知的力量来维护这种生存方式。因此，讲环保、谋和平、促发展，就成了全世界人民迫切要求的、普遍适用的“共同价值”。正如胡锦涛所说：“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而要做到这一点，国际社会就必须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3、作为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的人道、自由、平等、民主思想
近代意义上的人道、自由、平等、民主理念，是在资产阶级思想、政治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提出并不断演进的，只有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出发，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如上理念发展的真实逻辑进程，也才能对其内涵和实质予以准确的理解和把握。
从思想上说，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德国古典哲学运动，使得人道、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并日渐深入人心；从政治上说，相继发生的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在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同时，也使如上思想获得了制度形态的确立。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之所以提出人道、自由、平等、民主思想，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内在要求，它们很好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精神特质。原因很简单：第一，资产阶级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要获得最大化利润，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道路，就必须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蒙昧主义的思想钳制，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性否定神性，以人权取代神权，以现世幸福取代禁欲主义和飘渺天国。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的生产方式而出现的，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根本原则，以谈论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等为主要形式，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政治纲领和道德理想的一种社会思潮。”[20]反过来说，资产阶级要是不坚持和大力倡导人道主义，要是不坚决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和宗教“神道主义”，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冲破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的牢笼而获得发展。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存在和发展，人的独立和自由是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必要条件就是劳动者是穷光蛋并且拥有个人的独立和身份的自由，也就是能够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些在人身上依附于别人的奴隶或农奴是没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的，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在商品交换领域是强调“自由意志”的，个体在交换过程中必须有自主决定行为选择的权利，而一旦违反“自由意志”，个体自由遭到侵犯，“自由贸易”就搞不下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无法搞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必不可少。第三，平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等价交换这一商品经济的天然法则，正是“平等”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而要确保等价交换的进行，人们在身份上的平等地位就不可或缺。反之，在存在等级差异的封建社会，人被严格区分为三六九等，统治者以“一己之私”为“天下之公”，又以“天下之公”为“一己之私”，这必定会破坏等价交换法则，使商品经济难以发展（白居易笔下“卖炭翁”的悲剧形象就是个典型）。第四，民主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要求和必要保障。它既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对立物，又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武器和实践成果。它所维护的固然是财富私有制的权利、资本主导经济运动的权利以及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产阶级权利，但它也打破了专制统治的枷锁，为人们提供了法律规定的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权利（所谓“程序正义”）使人们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21]
上述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思想运动中提出并现实演进的人道、自由、平等、民主理念，固然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局限性，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利益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22]客观地说，资产阶级赖以实现自己统治的基础，确实比封建地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得多。在资产阶级反动封建制度的整个历史时期，它以人道、自由、平等、民主为思想旗帜，歌颂人的伟大，强调人的平等权利，主张政体上的“多数人统治”，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鼓吹意志自由和个性的自由发展以及对尘世幸福的追求，向封建等级特权和教会神学猛烈开火，充分显示了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的解放作用。如果说人道、自由、平等、民主是一个不断实现的历史进程的话，那么，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提出的如上理念，就成了人类解放现实历史进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23]抛开其阶级性和囿于时代局限而产生的历史性糟粕，资产阶级在人道、自由、平等、民主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性成果，理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列宁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24]社会主义作为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世界历史性事业，应该并必须继承资产阶级在人道、自由、平等、民主等方面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并在新的历史高度改进之、完善之、发展之、实现之。笔者认为，资产阶级的人道、自由、平等、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人道、自由、平等、民主，既有根本性质的差别，又有历史继承性、内在一致性，其中的优秀成果也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承认和吸收。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类优秀成果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共有的“普世价值”。对于象中国这样具有漫长封建专制传统、民主政治建设任重道远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来说，肯定而不是排斥此类优秀成果，以“拿来主义”的科学态度辩证汲取此类“普世价值”来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无疑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4、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人类终极价值关怀
黑格尔认为：“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25]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指向和理想目标，一直是激励世人创业和探求的永恒动力，而对这一问题的科学阐发和说明，是在马恩经典作家那里才首次真正得以实现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从主体角度对共产主义作了如下说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6]推动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不断走向自由王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运动的价值目标和归宿，也是我们时代最高的“普世价值”。在今天这个发育程度相当成熟的新全球化时代，如何把全世界人民从垄断资本的深度奴役中解放出来，构建与高度发达的全球化生产力相一致的新“人类共同体”，成就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世界历史性”事业，诚然是全人类的共同主题，它代表了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现实的、最大的“普世价值”。
所谓“自由全面发展”，主要是指每个社会成员既要自由地发展和发挥自身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又要把其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作自己发展的条件，用自己的发展去促成社会全体成员的全面发展，从而在人的问题上实现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具体地说，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作为“万灵之长”的主体性，唤醒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所赋予人的各种潜能，使之得到最充分、最全面的发展；二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实现二者间“天人合一”式的良性互动，其理想状态是赋予自然界以人的本质，使自然界成为真正“人化的自然界”，而在社会的“自然化”方面，“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7]三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在通过生产力发展争得人对自然的解放的基础上，实现人对社会关系的解放，通过公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形式来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到真正的解决。
唤醒沉睡于人体内的、由数百万年生命演化和数万年文明进化所造就的种种潜能，使之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发展、利用和实现，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层次。“文艺复兴”以来，绵亘数百年的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精华就在于肯定人类的生存价值并高扬人的主体性。当然，我们不能对人的主体性和潜能作抽象的理解，人是对象性存在物，不是超然于物外的纯粹“自我意识”，人的主体性和潜能的实现，不能只停留于自身，而必须外显为对象化的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28]人一方面通过实践来改造自然，建立与自然的多方面关系，并在对象性关系中肯定自己，在合理改造和利用自然来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促成并保护良好的自然生态；另一方面又在劳动实践中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人是天生的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9]人们在劳动中必然要彼此交往和联合，每个社会成员都以他所特有的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构成其他人生产生活的一个环节，个人积极地参与各领域、多层次的社会交往，并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紧密联系起来，成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之网的“网上纽结”，“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30]人的每一种本质特征，都产生、存在、发展并作用于现实社会，随着生产社会化的不断发展，个人逐步摆脱血缘、地域和民族的狭隘性，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31]而在生产生活高度社会化的全球性交往体系中，只有通过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消除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上的剥削、压迫、奴役、异化，才能在社会公有制基础上构建“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人与人关系的真正自由、平等、团结、和谐。这样，“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2]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才能实现在对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上的双重解放，从而在自由人自觉的社会联合中，真正实现其素质、能力、需要、社会关系、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
三、“普世价值”的实现道路
“普世价值”问题不只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它不是虚无飘渺的价值悬设和理论杜撰，而是新全球化时代各国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精神地把握世界的现实价值方式。在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实运动中，使“普世价值”从“应当”的时代呼唤转化为“合类性”的美好现实，既是普世价值本身的内在实践冲动，又是新全球化实践运动的价值之维和客观必然性选择。虽然宗教界提出“最低限度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深刻的危机意识和“救世”关怀，但宗教本身“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这一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影像，只去寻找非人了。”[33]“普世价值”是不能只诉诸宗教幻想的颠倒形式并在这一颠倒形式中虚幻地实现的，它的实现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只能诉诸改造世界的变革性实践。
1、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不可能真正实现“普世价值”
依笔者所见，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体系框架内，“普世价值”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在价值问题上就存在一个内在的逻辑“悖论”：一方面，资本要实现其对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统治，就必须打破封建等级制度所造成的“人的依赖关系”的体制性束缚，实现人的独立和主体性的解放。为了让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能够有序地进行下去，它内在地要求私有资本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能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底限，通过对统一的市场“游戏规则”的共同信守，来保障每一笔私人资本的权益，这样，个别资本家追逐利润的经济行为，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就会自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道德设计”，也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逻辑，从一定程度上，情况也确实如此，“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絆，”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34]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打破了封建制度对人的主体性的体制性束缚，一批又一批地再生产出独立的个人，在交换领域实现了人的自由、平等，并通过政治制度上的“程序”民主设计保障了个体的自由平等权益。这是其相对于封建制度的历史性进步。另一方面，资本对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统治所实现的利己主义的所谓“合理性”、所实现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暂时性存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的基本框架内，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非理性”冲动随时都会突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虚弱”道德规约，并在资本对人的统治中形成“物的依赖性”的深度奴役，导致对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肆意破坏和践踏。对此，马克思曾在对劳动力市场的批判性分析中予以深刻揭示：“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他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订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普遍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资本家来鞣。”[35]
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合理”利己主义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尚在商品流通领域以“等价交换”形式得以部分实现的话，那么，到垄断资本主义早已确立其全球统治的今天，由于世界生产和世界市场早已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工商业寡头们所垄断和操控，以往被视为天然法则的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早已被严重破坏，以自由竞争、等价交换为基础的，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旗帜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事实上早已被全球垄断资产阶级踩在了脚下，它们之所以还在被帝国主义国家所宣传，剩下的只有欺骗世界人民、颠覆别国政权的反动意识形态功能了。试问：当美国金融资本主义长期倒行逆施而一手造成全球性经济危机，却蛮横地把责任推给他国、强迫别国为其“买单”、处心积虑转嫁危机的时候，哪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分明是己所不欲，必施于人！）当数百年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疯狂掠夺自然而导致空前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美国却为一己私利而公然拒签《京都议定书》，并在近日的全球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蛮横地推卸责任，强迫我国承担不可承受的所谓“减排”责任，企图斩断我现代化进程的时候，环境保护的“普世价值”哪里去了？当“冷战”早已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人民共同呼声的时候，美国却作为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军工复合体”利益（以战争、杀人为盈利方式）的忠实代言人，把全球变成其大兵营，四处驻兵，煽风点火，充当世界恶棍，肆意挑起战争，其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行径已构成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控制着世界经济组织，主导着国际规则的制定权，控制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朝向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进一步拉大了南北差距，在维持充分富足的高等白人们天堂般生活的同时，使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近20亿人民处于饥寒交迫的悲惨生存状态，“人类共同发展”几成天方夜谭！冷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现实表现出的丑恶嘴脸，我们不难发现，其所谓“自由”就是垄断资本巧取豪夺、侵占别国利益的自由，而一旦所谓贸易“自由”有违垄断资本的利益，它们就转而大搞不自由的贸易保护主义了；其所谓平等，实质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垄断资本操控世界生产和世界市场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不平等，当美国华尔街把世界市场的石油、粮食、黄金、矿石价格玩弄于股掌之中而疯狂炒作、大肆敛财的时候，“平等”这个普世价值只能在一旁暗自饮泣；其所谓“人权”，实质上就是全球垄断资本操控世界经济命脉的权利，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予取予夺的权利，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高举“人权”大棒干涉别国内政的权利，而它们自身的种族歧视、阶级压迫、金融诈骗、悍然发动对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惨无人道地屠杀人民、虐待战俘则是在维护所谓“人权”！其所谓“民主”，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确立国际垄断资本对人的全面统治，让世界人民成为实现垄断资本最大利润的工具，就是要在国际关系中大搞单边主义，一切由自己说了算，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全球利益之上，为一己之私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诉诸战争等令人发指的霸权主义行径！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在我们今天的新全球化时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邪恶行径，是完全与代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要真正实现“普世价值”，就必须通过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来打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搬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这块“绊脚石”。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普世价值”的实现道路
新全球化时代的“普世价值”不是人的抽象的“类”本质的回归，也不是单纯从“善良意志”出发的软弱无力的“爱的宗教”，而是以现实经济运动为基础的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反抗资本奴役、实现自身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呼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从现有的前提产生的。”[36]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在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而不是在头脑的臆想中具体地分析和考察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并从当下的现实历史前提条件出发，诉诸于改造世界的革命化实践，由此既达致了对人道、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历史的、现实的科学理解，又找到了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普世价值”目标的现实道路。
依笔者所见，马克思所指称的“现实的运动”，作为改造世界的革命化实践，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劳动，籍此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二是在相应的生产力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籍此确立人们在社会关系上的主体地位。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世界历史性事业来说，这两个方面是不可或缺而又内在统一的。首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全体社会成员一致地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每个人全面发挥他们各个方面的才能才有可能，反之，当人们还不能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需要的时候，根本谈得上什么人道、自由、平等、民主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须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珂德的荒唐行为。”[37]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一系列原本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通过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为人类和平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它们在建国后往往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没有夯实社会主义大厦赖以支撑的客观物质基础，最终遭受了历史性的挫折，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深重了。其次，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伟业，它既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皈依，又为之提供必不可少的制度条件。反之，如果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存框架内寻求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则无异于与虎谋皮。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化生产力和丰富的社会关系，对人的解放曾经起到过历史性的促进作用，但是，由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所决定，人不可能在异己的物化社会关系中获得真正独立和彻底解放，而只能沦为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的奴隶。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列国在其制度框架内进行了一些改良，客观上也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人、奴役人的本质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相反，它对人的剥削和奴役变得更加隐蔽、更加深重，人的异化从经济领域的物质异化发展到工具理性、科技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大众传媒等方面的精神异化，“在这个世界上，人的关系所能占有的一切自然的形式，人的物理和心理性质所可能发挥的一切方式，无不日益纳入这一物化过程中去。”[38]其整个社会生活领域都呈现“非人化”的特征，异化的程度也进一步加深。对此，西方后现代的思想家们曾作过多方面的深刻批判。
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看，鸦片战争以来，我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39]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它为我国人民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全面发展扫清了障碍，提供了现实的制度保障。但是，自由、平等、民主和全面发展是一个通过社会主体的自觉努力来不断实现的历史过程，它不可能通过革命来“毕其功于一役”，相反，构成自由、平等、民主和全面发展之基础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只能靠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来不断解决。建国以来，在人道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上，我们曾出现过一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误区。从理论上看，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立起来，并不恰当地把人道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视为“修正主义思想”而列入“大批判”之列，客观上对人的解放和发展、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从实践上说，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习惯于把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理解为一个政治—道德概念，不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企图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革命、通过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来实现对人的思想改造，并借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最终酿成了“大跃进”和十年“文革”的悲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领导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航程，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历史性任务，这就把人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全面发展问题历史地置于社会发展具体条件和现实基础之上，从而开辟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诚如江泽民所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40]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建设之人文本质和价值目标的准确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人摆脱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外在强制力量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全面发展；同时，现代化并不是一些单纯的物质指标和一串枯燥乏味的量化数据，其过程和意义均是由活动着并且在活动中逐步改变着自身的人们来确定的，现代化的主体是人，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即在现代化条件下实现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高，现代化是为了人而且依靠人的，没有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化就既无可能，也无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发展过程中不少地方曾出现如下一种偏向：把发展片面归结为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片面归结为GDP和财政收入等数量的增长，而忽视了发展的“属人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比较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了以人为本原则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41]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性实践中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世界历史性伟业的成功推进，必将继续谱写我国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新篇章，并为新全球化时代“普世价值”的实现开辟现实的道路。它犹如一盏明灯，为追寻“普世价值”、寻求自身解放的世界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而这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现实的、真正的并将最终在全球实现的大写的人道主义！
（张晓东，男，1969年生，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页。
[⑤] 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此处“文学”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⑨] 江明武主编：《周恩来的历程》（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11] 转引自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之《编者的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2] 孔汉斯、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第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 孔汉斯、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第17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4] 孔汉斯、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第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 参见孔汉斯、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 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8页。
[17] 锡德尼.维伯、比阿特里斯.维伯：《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166页。
[18] 转引自徐崇温著：《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9]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7页。
[20] 郭广银：《伦理学原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23]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24]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25] 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9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200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106页。
[3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112页。
[39]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40]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41]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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