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

（美）玛丽·等社交媒体上，用户会标记出“令人反感的”图片，琼会再为这些图片贴上标签。

企业不能自动处理用户标记的每一段内容，所以会把一些更难评估的材料发送给琼这样的工人。表面上，她的任务很简单：点击图片，然后评估图片内容。这是一张应该删除的X级(1)的阴茎自拍，还是一些无害的G级的身体部位？完成每个任务她都可以得到报酬，并且完成后才能离开电脑。琼已经有好几年经验，现在她平均每天可以挤出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完成任务后能得到大约40美元(2)的收入。

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印度班加罗尔，卡拉躲在卧室的角落里工作，这是她的临时家庭办公室。5琼和卡拉做着相同的工作，为互联网公司做单词和图片的分类和标记。不同的是，卡拉从一家外包公司手中接活，这家公司为通用人类关联系统（UHRS）提供人力。UHRS是微软公司自建的供内部使用的平台，跟MTurk很像。卡拉43岁，拥有电气工程学士学位，她是家庭主妇，也是两个十几岁孩子的母亲。卡拉把两个孩子叫进房间，指着LED显示屏上一大段话中的一个单词问他们：“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你们不该说的东西吗？”卡拉大声朗读这段话，两个孩子咯咯地笑了起来。他们在取笑卡拉读“小妞电影”（Chick flick）时的发音。两个孩子一致决定，不，这句话不包含成人内容。卡拉在屏幕上点击“否”，窗口就会刷新，出现一个新的短语让孩子们理解。“他们比我更有资格鉴别这些词，”卡拉笑着说，“他们帮助我为其他家庭维持干净和安全的互联网。”卡拉经常找不到足够多的任务，每周的工作时间不到15个小时，但她几乎每天都会登入UHRS，看看是否有新的任务是她有资格做的。卡拉的坚持和运气已经得到了回报。由于她已经学会如何快速浏览和申领任务，所以可以利用做饭和检查孩子作业之间的空闲时间，用卡拉的话来说，她感觉这些时间“富有成效”，因为她通过网络搜寻她关心的额外收入。

有很多新工作依赖于琼和卡拉这样的人，内容审核——从筛查新闻提要和搜索结果，到评判相应内容的争议，从而帮助科技和传媒公司判断哪些内容可以保留，哪些内容需要删除——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社交媒体公司试图确保数十亿网站用户每天得到家庭友好型的信息，因此内容审查是普遍存在的，通常也是时效性很强的任务。像琼和卡拉这样的人，有太多网页、照片以及各种语言的推文需要评估。

谷歌、微软、Facebook和Twitter等公司使用软件自动删除尽可能多的“不适合在工作场合出现的内容”。但这些由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驱动的软件过滤系统并不完美。它们不能百分百地区别拇指和阴茎，更别提仇恨言论和讽刺了。还记得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经典时刻吗？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说了句“满载女性的活页夹！”，惹恼网民。Twitter需要工人做琼那样的工作，从而及时判断为什么包含在话题标签中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句话会飙升到热门话题的最前列。是黑客干的吗？是出故障了吗？真的有人在疯狂地刷Twitter吗？目前的人工智能系统还无法可靠地辨别上述问题。而按需工作指明了一种方向，可以把计算能力与人类的创造力和活力结合起来。

琼、卡拉以及数百万和她们一样的工人在人工智能失灵时介入，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我们想当然地以为系统是自动的，但他们才是在幕后推动系统的人类。现代的人工智能系统不仅需要人类回答不熟悉的或有难度的问题，最开始还需要人类帮助它们学习如何回答问题。例如，搜索“驼背沙发”的图片，你会得到一大堆靠背呈曲线的沙发。必应、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并不能和我们人类一样看到或理解图像。家具爱好者不到一秒钟就能找出一件漂亮的带曲线靠背的沙发，这种沙发像驼背沙发一样可以让很多人坐在上面。搜索引擎背后的人工智能系统最开始必须输入至少几百张曲线靠背沙发的图片，每张图片都标记为“驼背沙发”。然后，当搜索引擎遇到一张新的沙发图片时，它会运行一种所谓的“分类算法”，这种算法本质上就是在检查，相比于没有被标记为“驼背”的沙发，这张新图片是否更适合被标记为“驼背”沙发。那么，最初的一系列带有标签的图片，也就是所谓的训练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贾斯汀。引导大家接单的任务描述不会超过两句话，贾斯汀这样的工人必须在几秒钟内申请工作，否则就会被其他愿意接手的人捷足先登。贾斯汀是个全职爸爸，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孩子上学前和午睡时是他工作的时间。他大方地承认，一开始并不知道驼背沙发是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必须在谷歌上花很多时间，弄清楚这些术语的含义。”

许多企业提供这样的付费项目，其中猫途鹰（TripAdvisor）、。凯伦说，在与主管进行了几次紧张的电子邮件交流后，她被这家媒体公司“解雇”了。主管认为她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但没有告诉她下一个任务该如何改进。严格来说，自由职业者是不可能被“解雇”的，但是，正如凯伦所说，“不管法律意义上如何，那感觉就像是被解雇了一样”。然后，她在克雷格列表网站上搜索其他文案编辑工作时，看到了一则Amara的招聘广告。

Amara提供翻译视频和添加字幕的服务，它把幽灵工作的机制与管理翻译视频的剪辑和重组的自动化功能结合在一起。Amara模糊了重复性的微任务和大规模的宏任务之间的界限，后者要求工人为项目带来创造性的见解。Amara提供的工作也挑战了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的有偿工作与志愿服务或义务劳动之间有明显区别的观念。

Jansen）都在非营利机构网络共享文化基金会（PCF）工作，Amara是他们的智慧结晶。29PCF有一小笔拨款用于开发可让人更容易地在网上分享视频和创意作品，同时没有看门人或广告商来控制内容的各种工具。当时，只有RealPlayer播放器和Windows媒体播放器支持在线播放视频。2011年，PCF在其早期软件的基础上推出了Amara，这是一个基于网络的平台，可帮助人们集体在屏幕上播放的视频中把语言翻译添加到对话和场景里去。

2011年春天，就在PCF的Amara上线之后不久，激进分子就用它翻译记录人权危机的视频，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与福岛核反应堆事故期间。Amara因此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电影制片人和非营利机构TED演讲的创始人找到了PCF，想让其为那些想要给全球观众提供字幕的媒体创作者和TED演讲者提供“快速字幕”30到2013年年中，PCF的执行董事尼古拉斯·雷维尔和经验丰富的技术策略师阿勒里·阿尔卡拉（Aleli Alcala）共同创立了“按需Amara”（AOD）来填补这一有利可图的市场。Amara体现了幽灵工作崛起的两个现实。第一，幽灵工作不仅存在，而且将长久存在，这否定了一种说法，即把人类从需要创造力的工作流程中完全抛弃是很容易的。第二，Amara也让人们看到，逐渐有一些企业希望明确承认幽灵工作背后更有价值的组成是人类，而不是软件。

凯伦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Amara，为YouTube视频、短纪录片以及失聪和重听社区的大学课程配字幕。宏任务吸引她的原因和我们了解到的吸引其他Amara工人的原因一样。凯伦喜欢做全职妈妈，但也渴望找到和同事进行成年人交流的途径。当她转向按需Amara工作时，她对这份工作已经很熟悉了，但不同的是现在开始有报酬了。

Amara的工资标准取决于对特定语言的需求。使用更常用的语言翻译视频内容并添加字幕，尤其是那些更富裕国家的语言，会获得更高的溢价。例如，凯伦把视频中的文字和语言翻译成英文并添加字幕的话，每翻译1小时视频，Amara会给她68美元。凯伦第一次配字幕时，她花了1个小时才完成1分钟视频。但她不断练习，速度越来越快，她的薪水也达到了平均水平。

为了获得平均薪酬，Amara上的工人为英文内容添加字幕，每分钟视频就能挣1美元。现在凯伦每次只翻译时长15分钟的视频，但这样工作一小时能挣15美元多一点，几乎是她在当地星巴克煮咖啡的两倍。而且凯伦不需要全职工作就能拿到这么多薪水。但凯伦说，这份工作最棒的是团队合作。

早期尝试线上工作时，凯伦形单影只。但现在她与一个团队合作制作视频字幕。按需Amara把处理单个视频的团队分成小组，小组的规模取决于语言和翻译项目的体量。如果是一部即将参加国际电影节的正片长度的电影，Amara会指派几个团队负责人来监督这个项目，发出工作请求并组建团队。这就是凯伦最近接手的一项工作。

一旦组建了团队，Amara的每一个人都会收到正式的邀请。感兴趣的成员可以反馈自己的空闲时间。只要团队成员接受邀请，他们就可以选择任何可供处理的视频，并与团队中的人共享剪辑或注释。Amara的团队成员基本上是平等的，既制作原创字幕，又编辑其他团队成员制作的翻译。

在Amara上，接近75%的人年龄在18岁到37岁之间，超过60%是女性（这与我们研究过的其他所有平台相反）。3178%以上的成员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40%以上拥有硕士或更高学位）。80%的Amara工人依靠这个平台，以及至少一种其他收入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对于接近70%的工人来说，Amara是他们用来获取按需工作的唯一幽灵工作平台。

Amara上的大部分团队沟通也是通过电子邮件或实时聊天频道进行的。团队成员可以创建个人简介，这样他们的姓名、照片和简历就可以与同一个项目的人共享。凯伦说，团队成员之间的整体气氛是友好的；有些人甚至会彼此发友善的电子邮件。总而言之，这与她早期的按需工作经历截然不同。

除此之外，Amara和其他工作平台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如果团队成员开始做一个任务（视频），然后意识到任务的要求太高，或者自己不感兴趣，他可以随时把任务退回去。凯伦回忆说，接受任务后，她只拒绝过一次。那是萨缪尔·贝克特(6)的戏剧。“Amara需要给它配字幕。这项工作太难了！剧中人物的语速非常快，而对话我完全听不明白。总得有人给它配字幕，但我无法想象。”凯伦得到了报酬，因为她花了时间研究怎样做：正好是5分钟回顾视频的时间。领取任务和放弃任务既简单又没有压力，这可以鼓励团队成员尝试那些看上去可能有些吓人的主题。

Amara不辞辛劳地开发软件，不仅方便工人使用，而且很有趣。毕竟，它首先需要吸引志愿者。Amara给团队成员提供了他们用来翻译和添加字幕需要的软件。为了给视频添加字幕，詹森和威尔逊以流行的舞蹈视频游戏《劲舞革命》（Dance Dance Revolution）为模型开发软件，并且增加了一些功能，包括醒目的按钮和简洁的界面。安装这个软件后，使用跳格键（Tab键）浏览视频资料变得很容易。当团队成员观看视频剪辑时，他们把对话的翻译或动作描述的翻译输入到屏幕上的文本窗口。然后他们点击字幕，拖动到Amara编辑器中，把字幕添加到视频片段上。他们也可以随时暂停和开始，“你只需要按下两个键，就可以让字幕滚动或暂停，使其与视频同步。这是一个很棒的项目。”可以说这就像玩电子游戏一样简单。

从某些方面看，自动识别语言和翻译很容易，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日常生活中的Siri、Cortana和Alexa等工具(7)。人类语言的自动识别和翻译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发展成一个新领域，叫作“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自然语言处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联网收集了大量人们用各种语言写作和说话的例子。然而，对计算机程序来说，抓取视频中的对白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别说翻译成其他语言了。公平地说，这也需要一个团队来实现。

Amara是一家非营利机构，它挑战了风险资本对优步等公司的无限热情，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波创业浪潮，那些创业公司都标榜自己是各自市场“优步化”的代表。LeadGenius和Amara代表了另一种商业模式，承认他们不仅仅出售匹配软件。他们的业务是依靠人类的创造力。他们还使用幽灵工作完成比给图片贴标签更宏大的任务。至少在今天，这些宏任务仍然超出了自动化的能力范围。

Upwork：全职雇员管理宏任务

在将工人与另一家公司的任务进行匹配时，LeadGenius和Amara的商业实践使人们的注意力不禁转向了人机合作环路中的另一类也很难被看到的人。他们便是那些请求者——小企业的个体户或大公司的全职雇员——通过幽灵工作平台寻找和雇用帮手来缓解自己的工作负担。他们不过是另一群陷入幽灵工作的人，忙着处理办公桌上亟须完成的新项目。

类似Upwork这样的商业平台以及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采取了一种混合的方式来管理幽灵工作。他们允许客户访问API，从而实现自动化的雇佣、评估和支付，这与MTurk没有什么不同。但它们也允许个人或公司手动在网站上提交任务，并与工人进行更多互动，从而使完成的琐事看起来更像是发生在几个办公室隔间里，而不是高度原子化的微任务。这些网站上常见的任务包括平面设计、视频制作和内容创作，但也有更多工程型的任务，比如网站制作和软件开发，这些任务的时薪可达100美元以上。更宏大、更复杂的任务需要更多的互动，因此Upwork允许请求者与工人实时聊天和互通电子邮件，这对更复杂的任务非常有用。尽管如此，平台本身仍然是工人和请求者之间互动的中间人，这也使双方相互疏离。这可能会消解请求者眼中工人的人性，就好像工人只是平台软件的一部分。Upwork等平台表明，自动化和半自动化流程现在已经在分配和管理从简单到复杂的全部工作。

也许讽刺的是，我们在Upwork等网站上遇到了一些人，他们本身就是全职雇员，却也在网站上雇用工人。他们求助于幽灵工作平台，把各种宏任务分包出去。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这么做有四种原因，而且所有在工作中感觉人手不足或不堪重负的人应该都很了解。第一，就像他们可能会在克雷格列表或巨兽网（Monster.com）上发布临时招聘广告一样，全职雇员也会使用按需平台，因为公司内部没有人具备项目所需的专业知识。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涉及面很广，从撰写文案到分析引擎的振动，各种类型都有。正如一位工程公司的高级经理所说，他通常会雇用按需工人来做详细施工设计。“我在寻找了解大型感应电动机的振动分析专家。我找的是既擅长设计又擅长工程的人。”一家线上教育公司的营销经理想找人做内容设计、撰稿和动画制作，他说“如果内部无法完成，我们会找一名自由职业者来完成这项工作。但也有些情况，我们自己不会做，所以别无选择，只能雇自由职业者”。

第二，相比于通过传统的劳务中介招募工人，雇用按需工人的速度快得多，成本和管理费用也更低。对于那些想要提高盈亏底线、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公司，这是最诱人的特点。一家营销公司的沟通交流专家估计了雇用按需工人节约的成本，并且指出：“与自由职业者合作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交付价值的成本最低。因为我们不需要提供福利，也不用分配办公空间，我们可以节省40%的成本。”营销经理也可以立即估算出节约的成本：“如果你去（劳务）中介谈一个项目，他们可能要收2 500美元；但如果你去Upwork，可能只需花700到800美元就可以搞定。”

第三，雇用按需工人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是工作量突然增加。这种情况下，公司的全职雇员可能在新任务到来时正忙于其他工作，因此会雇用一名按需工人作为额外的帮手。营销经理说：“如果有一个快速周转项目，我们会雇用自由职业者。如果我们的内部团队没空，或者我们同时有很多工作要做，也会雇用自由职业者。”雇用按需工人的全职雇员表示，工作量增加有多种原因，包括季节性因素或项目很快要到截止日期，某些情况下两者兼而有之。一家直邮公司的项目经理说：“我们的业务是周期性的，甚至是季节性的。所以在高峰时期，每个人都满负荷工作。这时我们就会提议，雇一名自由职业者。”

我们的受访者说，他们雇用按需工人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工人的工作质量比招聘机构雇用的承包商更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全职雇员更高。一家广告公司的营销经理说：“我发现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表现都比内部雇员好。”工作质量高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按需工人为自己工作，并希望接下来继续合作。我们将看到，雇用按需工人有一些缺点，人事经理克服这些缺点的普遍做法是，维持一批值得信赖的、可以反复雇用的按需工人。按需工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为了被纳入受信任的人才库，他们会高质量地完成工作。可以说，来自新请求者的每个任务都是一场选拔赛，胜利者将进入他们的可复用名单。高质量工作结果的第二个原因是，按需劳工市场上存在就业竞争。工人必须掌握最新的技能才能获得工作，相反，全职雇员即使技能过时，也不会有严重的后果。一家医疗保健公司的项目经理表示：“我认为，最优秀的技术工人来自（自由职业）这一领域。这个领域会吸纳特殊的人，他们更加多元化，更愿意学习更多的系统和更新的方法。我认为自由职业能磨炼技能，让你保持敏锐和警觉……他们的技能令他们在公司更受欢迎。”

尽管真诚地欣赏工人的高超技巧和职业操守，但请求者之间也有一种默契，有时他们会说，外包出去的那些任务，如果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也会自己完成。很多情况下，在产生宏任务的人和完成宏任务的人之间做出区分是相当武断的。如果全职雇员所做的工作和他交给按需工人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么为什么全职雇员似乎拥有所有的福利补贴，而分发这项任务却不需承担任何风险呢？

随着幽灵工作迅速而隐秘地取代了全职工作，它正在颠覆人们一个世纪以来，把全职长期就业当作文化中不言而喻的共识和中产阶级生活的稳定基石的努力。

人机合作环路中的人类似乎是可以替换的。如前所述，拜API所赐，工人被表示为一串字母和数字，而不是一个名字和一张脸。在这个去人性化的领域，提供幽灵工作的公司几乎不知道他们的劳动力是由怎样的人构成。这种去人性化可以归咎于一些后勤组织方面的原因。有人可能会说，群体规模太庞大，看不到个体的脸。但重要的是，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去人性化是有意为之，而不是幽灵经济的无心之错。

按需服务平台可能不想了解其中的工人，也不想过度关心，这是有法律原因的。上述对各种幽灵工作的研究表明，我们很难忽视人类在人工智能的崛起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Pelt）创立于2007年的众包和数据挖掘公司，也是优步“自拍安全认证”背后的公司。该公司还有其他的大客户，比如eBay、Mozilla、Twitter和Facebook。CrowdFlower上的按需工人会完成一些微任务，比如审批照片、客户服务及内容审核。2012年，CrowdFlower的工人克里斯托弗·奥蒂（Christopher Otey）对该公司提起诉讼，指责平台上针对劳工的行径。奥蒂和另一名工人玛丽·格雷思（Mary Greth）被指定为诉讼的原告，但在诉讼结束以前，估计有19 992名CrowdFlower工人登记了该诉讼。据奥蒂说，他提出的诉讼依据是，CrowdFlower设定的工作要求跟全职雇员相同，但薪酬和福利却跟独立承包人差不多。谈到在CrowdFlower上的工作时，奥蒂说：“我无法掌控我所做的工作。这一切都是在他们的平台上完成的，我不能选择自己的时间。只要他们有任务，我就必须完成。他们几乎全方面地控制了所有工作。”鉴于CrowdFlower设定的工作条件，按照《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奥蒂认为，CrowdFlower欠他和其他工人一份底薪。CrowdFlower的法律团队反驳说，由于CrowdFlower上的工人是“自由承包人”，所以并不适用《公平劳动标准法》。最终，2015年，CrowdFlower支付了585 507美元平息了诉讼，但工人的雇佣地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自2015年以来，购买和销售按需工作的公司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单纯提供在线集合场所的形象，它们只是在有任务要人做和愿意且有能力做任务的人之间提供匹配服务，并没有在做其他事情。按需幽灵工作平台视自己为中立方，辩称他们只是软件，充当中间人，管理着经济学家所谓的“双边市场”。

它们把平台市场一端寻找工人的请求者和另一端寻找工作的工人联系起来。而且，由于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也没有关于谁是正式主管的协议，因此很难衡量这个蓬勃发展的行业中有多少幽灵工作，也不清楚谁在为此买单，以及哪些工人在完成任务。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很久以前就指出，交易成本是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但随着新的按需系统出现，这种成本似乎正在消失。平台可以与请求者、工人保持距离，从而逃避正式雇主的法律责任。

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表明，利用幽灵工作提供服务的这种变革趋势正愈演愈烈。32到目前为止，已有数百家企业提供按需幽灵工作，以评估、分类、注释和完善消费者每时每刻在线产生的万亿字节的“大数据”，而且，那些承接更大任务的公司数量正在激增，这些任务至少部分由API管理。33尽管如此，把幽灵工作当成消费品的这种做法会使幽灵工作得不到任何保护。

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要完全看到并重视广泛的幽灵工作是很困难的。让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工人自己不知道如何把他们的工作或他们作为工人的身份进行归类，因此更难搞清楚按需工人真正想要的或需要的是什么。由于没有共同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和职业身份来定位自身，那些按需工人形成了由各种兴趣组成的非正式的社群和社交圈。这是网络环境的一个常见特征：人们在各自的社交网络中进进出出，根据他们每天拥有的时间，被不同的人和项目吸引。组织正式的就业机会，平等地优化安排和支持以使每个工人都有能力选择工作时间、工作对象以及承担哪些项目，这是前所未有的。通常这种特权只留给最优秀的全职雇员。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生活塞进朝九晚五的苦差事，或者让位给愿意朝九晚五的人。

企业利用看似消耗性的、可替代的劳动力资源完成全职雇员职责之外的琐事，这并不新鲜。可以说，幽灵工作只是由来已久的历史潮流的最新翻版。

(1)　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分类广告网站。

(2)　Yelp，总部位于旧金山的跨国公司，主营本地搜索、商业评论，类似于中国的“大众点评”。

(3)　即401（k）退休福利计划，私营企业的雇员可以把工资的一部分划入退休账户，等到退休之后再领取。这种方式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4)　Netflix and chill，互联网俚语，指邀请别人一起看网飞的电影，进而发生性关系。

(5)　Glassdoor是美国一家运营企业点评与职位搜索的职场社区，用户可在上面匿名点评公司。

(6)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20世纪爱尔兰、法国作家，以戏剧的成就最高，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是《等待戈多》。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7)　分别是苹果、微软、亚马逊的智能助理，可以识别语音。

第二章　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简史

1935年的《美国国家劳动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以下简称《瓦格纳法》）是美国第一部保障工人等成立工会、集体谈判和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而罢工等权利的联邦立法，由纽约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F. Wagner）起草。大多数人认为，《瓦格纳法》是美国首次公开强制执行的针对现代就业的社会契约和安全保障。但是，界定工人的权利并将其纳入国家结构的做法，实际上是从一个世纪前开始的。

《瓦格纳法》设法处理的19世纪工厂工人，和今天未受其保护的按需工人，两者的命运之间，连着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细线。20世纪初，新英格兰的农民家庭把布条做成花哨的蝴蝶结，这些工作与本书中的幽灵工作具有相同的遗留问题。一个多世纪以前，他们也基本上没有受到《瓦格纳法》的保护。全职工作与其他工作之间那条明确的断层线，也与加利福尼亚州20世纪60年代计算火箭运载卫星所需喷气燃料最佳重量的年轻女性有关。如今，这条线延伸到世界各地的临时劳动力库。自互联网发明以来，这些临时劳动力库一直承担着管理数据库和组建呼叫中心的任务，还为《财富》杂志上的世界五百强公司处理账目。

为什么全职就业仍然是衡量成功的文化标准，这对当今的按需工人产生了多大的压力？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过去。这一章我们回到19世纪末，并跨越整个20世纪。每一个突出的技术革新时刻都表明，政治领袖、经济权力掮客、劳工代言人以及当时的社会规范是怎样再度造成了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机器无法胜任的工作）和非技术性工作（走向自动化的临时工作）之间的分歧。

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和制造业依靠流水线上的工人来维持工厂运转。但是制造商也需要很多人力手工完成一些工作，这些工作不能并入到机械加工过程中。

只有辅以有组织的劳工以及工人的集体行动，半自动化工业制造里的全职工作才能得以存在和运作。不幸的是，全职就业的稳定和社会认同也使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更容易把计件工作以及后来其他形式的临时工或合同工视为消耗品，即不值得保护的工作。投资哪些工人，不投资哪些工人，取决于谁在做这些工作，以及这些工作是“需要专业技能的”还是自动化时机已经成熟的“非技术性工作”。因此，人们认为冷战时期的工程师——主要是男性和受过高级培训的专业人士，天生就比填补企业秘书职位空缺的女性“计算员”更专业，更有价值。

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季度利润报告推动的企业更可能把全职雇员视为负债，而非资产。1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如分布式数据库和派遣员工而将任何可能的事情外包出去，致使全职雇员怀疑他们的工作是否会被全球的承包人或者坐在大厅另一端的小隔间里的“长期临时工”（permatemp）所取代。企业越来越依赖临时工，这一举措赢得了胜利，并重新定义了在这一过程中被视为“消耗性劳动力”的人。过去一个世纪里，工人们的故事讲述了“全职就业”这个词的含义以及这个含义的来源。这些故事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行业专注于将工作自动化时，反而会刺激对幽灵工作的需求，从而撕毁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契约。

《瓦格纳法》并不是美国第一部成文劳动法。南北战争以前，法律规定了在奴隶制度下哪些人必须被迫无偿工作，哪些人有权获得劳动报酬。北方的一些加工铁矿石、棉花等原材料的城市，通过生产由奴隶劳动补贴的商品致富。奴隶被视为财产，是一群可替代的劳动力，一旦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就会被牺牲掉。于美国所有地区，无论奴隶州还是自由州，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工业革命的发展，都依赖于将奴隶定义为临时劳动力的做法。2只有白人男性业主有权为付出的时间索要报酬。3在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前的美国，受委托工作的人有权获得工资这个简单的事实并不是天经地义的。

南北战争结束后，尽管工业资本主义和赚取工资的机会迅速发展和增加，但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业与工业化之间模糊不清的过渡地带中。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实际上是为了养家糊口，人们在一块土地上勉强生活。家家户户都把自己能省下的粮食卖掉，再加上出售鸡蛋、羊毛，提供缝纫技术和清理土地的收入，这些构成了日常生活收入的主要部分。平安地渡过干旱、洪水、歉收和饥荒就已经占据了大多数人的全部时间。

有工资的工作前景促使许多家庭从仅能维持生计的农场搬出，尤其是南方的农场，前往东海岸繁荣的港口城市。这些城市表现出一种可能性，即收入足以支付照明、取暖和食物的费用。来自南方的自由黑人，以及新涌入的欧洲移民，构成了新一批的廉价劳动力，使得北方的工厂主更容易扩张，同时还能将工人的工资保持在较低的水平。4贫穷但身体健全的移民和前奴隶群体大量涌入，加上这个年轻国家第一批资助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寡头出现，在这一背景下，流水线和计件工作的混合体诞生了。

安置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并没有一夜之间就比有组织的技工和匠人速度更快。5花了一百多年时间，传送带和机械滑轮绕着原地执行零散任务的工人蜿蜒游走的工厂形态才成为标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即使在多数制造业转移到大规模生产线之后，有些工作，无论从字面上还是象征意义上说，仍然停留在流水线之外。

工业革命时期的第一家所谓制造厂能够生产枪支、锁、椅子、糖果、鞋和衣服，其生产速度是任何手工行会或行业专家团体的10到20倍。但在不同情况下，这些大规模生产的手工消费品还是需要人来完成最后的收尾工作。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长期以来，行会使用学徒和分包助手制度来最大限度利用工匠大师的工作。新的流水线推进了行会中普遍存在的分包做法，但有一点不同：工厂主同时掌控着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链”。单个工人不再相互协调生产。他们被告知应该站在哪里、做什么，以及如何把劳动转化为最终的成品。就这样，流水线不仅没有在人和机器之间引入新的劳动分工，反而使人们失去了对自己工作节奏的掌控，以及相互协调和委托他人工作的能力。6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机器开始使某些如纺织品这样的商品生产自动化，计件工作变得非常有效。计件工作（也叫“工业化家庭作业”“分包工作”“家庭手工业制”或“佣金制”）是在机器达到极限时，由人来制造或加工产品的一部分。计件工作被拆解为可分配的小任务，可以在工作场所之外完成，不需要停止生产，也不需要从工厂转移资源。7流水线依赖于旧的劳动分工。大部分计件劳动力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妇女和儿童。8实际上，工业中的计件工作是第一代有偿的按需幽灵工作。

当时，大多数熨压机和蒸汽缝纫机是由妇女和女孩操作的。9她们是缝补纽扣、窗帘环、衬衫花饰和腰带的“精工”。10精加工搬到工厂的围墙内只是为了进行规模较大的操作。生产了大多数纺织品的小型服装制造业，仍然依赖于农业社区“佣金制”的工作模式。

工场间不是一间拥挤的房子，更典型的场景是一种当时被称为“拼命干的系统”，后来也叫“血汗工厂”，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相反，工场间是一间农舍，缝纫机占据了起居室的每一寸空间，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从父亲到小孩，都在做与布料有关的事。这些家庭付钱让司机搬运裁好的布匹，根据路程远近，每拉12匹布，司机就能得到分成。司机成了计件工作的中间人，穿行于匹兹堡等工业中心城市范围内很难走的乡村道路之间。他们避开了“挤满鸡和孩子的木棚屋”。11司机从匹兹堡开车进来时，能听到脚踩缝纫机的金属撞击声和急速运转的呼呼声。

当时的经济学家和工业理论家认为，计件工作在技术上是低效的，随着生产规模扩大会逐渐消失。例如，发明于1770年的珍妮多轴纺纱机是由水力驱动的单台机器，多达120个线轴连接在一个木制框架上，用曲柄转动以纺纱、抻长和合股。这台机器能够制造出相当于数十双手工作数百个小时，所创造出的同样数量的用于织造的布料。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于1792年发明的轧棉机，可以为棉花脱籽以备珍妮纺纱机使用，其比一个人手工轧棉快25倍。工业革命初期，这两项发明共同推动了棉花的生产并使棉花消费成为主流。大多数追踪工业生产增长的分析家认为，机械化与科学地应用技术管理更专业的劳动力，这两者结合起来会使计件工人最终消失。

这些分析家都没有考虑过，自动化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对临时劳动力的需求激增。以棉花为例，南北战争开始时，美国奴隶主需要的奴隶是当时奴隶数量的5倍，因为棉花需求激增，奴隶主迫切需要人类继续完成机器做不了的事。像珍妮纺纱机这样的技术并没有消除对人力的需求，甚至还将劳动力需求重新分配给了一组新的临时工。在纺织厂，孩子成为有价值的计件工人，因为他们的小手可以从移动的线轴之间伸过去，清理掉使机器慢下来的棉絮和其他杂物。但是与这些机器一同工作的能力被认为是“非技术性的”，尽管它填补了自动化这最后一英里的差距。

人们认为操纵珍妮纺纱机的工作属于体力劳动，根本不需要思考，但早期关于儿童灵巧地从一台振动剧烈的机器移动到另一台机器的记录表明，这项工作需要智力和身体上的技巧。毫无疑问，计件工作将随着工厂的机械化而消失，曾经由行会推动的手工生产和童工将成为历史。或者，正如整个欧洲已经经历的那样，工会最终会阻止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分包出去，从而将计件工人纳入怀中，就像在熟练工人行会制度下所做的那样。然而，对计件工作的叫板从来没有完全把它从生产循环中排除，尤其是在那些买不起最新机器的小工厂里。12正如匹兹堡一家服装店老板在1907年说的那样：“如果让女性进入工厂，我们的成本会高很多。因为我们将不得不另租一层楼来安放她们的机器；我们还得购买这些机器，可能还得使用煤气和暖气，然后可能还不得不支付她们更多的报酬。”13

事实证明，工会并不比工厂老板更积极地认识到妇女临时劳动力的价值，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家庭。1891年成立的美国联合服装工会（United Garment Workers）是最大、最激进的工会，它试图根除其眼中的“外包工的威胁”，并让他们成为“该工会发展的一个连贯部分”，但毫无成效。14工会组织者专注于让年轻女性填补工厂的空缺。但是这些方法并没有解决甚至没有注意到女性经常通过计件做合同工这一问题。对于年轻的未婚女性而言，工厂工作在道德上仍然被认为是可疑的，而从实际上来说，工厂工作也令她们放弃了其他的全职工作，如烹饪、清洁、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

如果年轻女性在美国联合服装工会名下的工场工作，她们能赚到两倍于周薪4.5美元的工资，而且不用再做操作缝纫机这类繁重的活。但是，工会的策略并没有优先考虑或意识到，女性放弃合同工作或以家庭为基础的计件工作会面临的特定负担或成本。工会很快放弃了让年轻女性填补工厂空缺这一执念。没有人会想到，提倡家庭性别平等以减少妇女的家务负担，可能是使妇女加入劳动大军的必要策略。15相反，他们致力于阻碍可以加快工作节奏的新技术的应用上。一些工会确实设法停止了计件工作，迫使场主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创造更稳定、收入更高的就业机会。一贯地，工会的核心成员和拥有健全身体的白人男性是第一批有机会找到不那么危险工作的人，有时是唯一一批。16

20世纪头20年，美国各地的报纸充斥着这样的报道：肉类加工厂机器故障导致儿童四肢严重受损，纺织工人被锁在着火的工厂车间里，为制作火柴棒而采磷的工人被有毒烟雾笼罩。各州颁布了自己的法规，强制企业赔偿受损害的工人。这些零零碎碎的法律只凸显出，在工业时代，忽略临时工是一种多么普遍的做法。但是，直到美国大萧条期间出现普遍的经济恐慌，劳工组织才得到他们需要的广泛的公众支持，进而推动对工作场所的联邦监管。

1935年的《瓦格纳法》为工人在法律上挑战雇主开辟了道路。在那之前，厂主和矿主雇用私人武装威胁和殴打工人，工人们则因工作条件危险而翘班并回家准备战斗，双方的对峙日益加剧。《瓦格纳法》是停止这种对峙的第一步。该法还设立了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作为中立的第三方，确保雇主不会干涉雇员组建工会或与管理层谈判的权利。

重要的是，《瓦格纳法》并没有涵盖农业和家政服务等多个行业的工人。对于那些被认为是“监督者”的雇员，或者联邦、州、地方政府雇用的工人，该法也不适用。它还排除了被视为独立承包人的劳动者，如家政工人、农场工人以及小企业主的亲戚。《瓦格纳法》的时机是关键。它的目标是迅速扩张但日益危险的制造业和采矿业。到1930年，工业作业场所的事故已经造成全国几十名工人死亡。《瓦格纳法》也是在大萧条的巅峰期通过的。大萧条由1929年的股市崩盘引发，当时超过1 500万人，或略多于20%的美国成年劳动力失业了，除了家庭提供的保障外一无所有。普通公民可以在每一个街角看到不公平工作条件的代价。

《瓦格纳法》的势头为进一步改革打开了大门。可以这样说，1938年倡导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FLAS）的劳工组织发明了“周末”，强制规定每周工作40个小时，并保证最低工资——每小时25美分，相当于今天的4.5美元左右，这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是首次。如果工人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该法还要求雇主支付“1.5倍”的加班费。除了在农场或家庭工场，不得招募未成年人从事危险的工作。在这项立法之前，儿童因为身材矮小，是某些最危险工作的首选人员。但《公平劳动标准法》的一个关键要素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临时工不受该法保护，而这将为扩大对合同工的依赖铺平道路。

《公平劳动标准法》适用于“受一位雇主雇用的独立个体”。这当然说得通，因为绝大多数经济扩张都涉及危险的工资工作，这些工作产生于生产流水线和对地下原材料的开采。不幸的是，计件工作正处于联邦监管制度的漏洞之中。《公平劳动标准法》通过时，有组织的劳工对于把计件工作当成独立的合同工进行保护并无兴趣。任何厂外的或远离车间的工作都会日积月累地危及有固定工作场所工人工会会员的数量，或者剥夺大多数工人的工作。如果有组织的劳工不能说服大量妇女放弃以家庭为基础的计件工作，并搬到城市去做工会工作，那么他们就会将把重点放在那些这样做的男人身上。

1935年的《瓦格纳法》以及三年后的《公平劳动标准法》通过后，工会在采矿业和制造业建立了自己的基础。当时，美国有近2 500万工人加入了工会。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工会向其他行业扩张的努力陷入停滞。战争使年轻人从工厂转移到欧洲前线。工会觉得他们失去了核心成员。一些工会与雇主达成协议，同意将罢工和集体谈判推迟到战后。著名的铆钉女工（Rosie the Riveter）可以很容易地替代临时工，在战争期间保持金属、运输和化学工业的活力。一旦她的兄弟或爱人从战场上回来，家人就希望她回归家庭。正因如此，工会认为，在男人重新成为全职工作的主要经济支柱之前，没有必要扩大工人的权利。17

战争一结束，制造业就增加了玻璃、塑料和金属等新产品的生产线，工会也重新开始运作。到1946年，500万美国人参加了大规模的罢工，联合抵制非工会组织的工场，此外还有未经授权的罢工，涉及所有制造业。18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主席沃尔特·路则（Walter Reuther）在战后组织了一系列罢工，第一次是在1945年，超过30万名通用汽车的工人参加了罢工。接下来他又花了五年时间组织大规模罢工以及与通用、福特、克莱斯勒谈判。到1950年，路则的《底特律协约》（Treaty of Detroit）改变了全职员工对雇主的期望。汽车行业的工人获得了生活津贴（COLA），涉及年薪、全额退休养老金、社会保险、假期以及医疗和失业福利。19作为交换，汽车制造商得到承诺，五年内不组织年度罢工、保留完全的生产权力，后者对未来的工人最为致命。工人将不再能够质疑日程安排、工具设计或工厂改造，而这些都旨在通过自动化流程分解全职工人的任务。

《底特律协约》在把退休计划和健康福利与美国的全职就业挂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些福利都不是来自联邦政府的授权，不能为其他雇员提供这种社会保障，但底特律工人的成功给其他行业的雇员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它也为制造企业扫清了障碍，让他们得以专注于重组工厂，只要创新方法允许，他们就想尽快把机器搬进去，把工人搬出来。不幸的是，就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赢得了争取更好就业条件战斗的同时，其他行业的企业也在组织自己的反击战，全面挑战工会运动。

Manufacturers）院外游说力量的支持下，《塔夫脱–哈特莱法》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二战”后日益壮大的工会力量。《塔夫脱–哈特莱法》直到今天基本上仍然有效，它禁止针对管理层有关工人分配的决定而进行的“司法管辖范围内的罢工”或停工。这使得工会更难组织起来反对雇主使用技术裁减人类劳动力。而这反过来又让工人不可能考虑到失去一群同事将如何影响自己的工作流程，更别说表达自己的意见了。20

除了这个插入工会组织的楔子外，工作场所也不能再像“闭门工场”一样运作，这意味着公司可以招募新员工，扩增底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职位，而这些雇员没有资格加入工会，从而扩充了非工会雇员的队伍。与此同时，与《公平劳动标准法》的规定相反，该法案允许老板在工作场所传递反工会的信息。随着《塔夫脱–哈特莱法》开始生效，考虑到该法案波及的范围，国会中的保守派联合起来，要求对《瓦格纳法》做出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修订。事实证明，针对《瓦格纳法》的这一调整对工会在非工会工人中做工作的损害，不亚于《塔夫脱–哈特莱法》，尽管它似乎只针对报童。

Hearst）在最高法院输掉了一场官司，他未能说服法官，报童和老板一样，都属于合同工，不受《公平劳动标准法》的雇佣劳工保护。值得注意的是，报童不只是传布新闻，他们是报纸的主要销售人员，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穿行，常常面临身体上的危险。21最高法院认为，《公平劳动标准法》的宗旨适用于任何经济上依赖于另一个实体并为其生产的人。22最高法院认定，街角报童在《公平劳动标准法》下理应得到工作场所保护，这将使赫斯特集团蒙受损失。于是该集团开始游说，希望根据《塔夫脱–哈特莱法》对《瓦格纳法》的修正缩小“雇员”的定义。赫斯特积极推动，将独立合同工排除在外，这些合同工要么不在工作场所工作，要么被视为业务运营的外围。国会对原来的《瓦格纳法》的修订反而要求法院使用严格的测试来划分“普通法”规定的雇佣状态，而不是假设企业雇佣员工工作就应该给工人应得的公平劳动和就业福利。

在当时，被雇用的员工和被委托进行独立工作的工人之间的区别似乎更加明显。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就业模式是围绕着一个有形的工作场所、40个小时轮班工作，以及雇主与忠诚雇员之间可能长达50年的关系。老板和雇员可能会一起变老。但最高法院对《公平劳动标准法》的解释，为设想另一种工作模式留下了空间。法院要求企业对工人负责，无论他们在哪里工作，工作时间多长。最终，赫斯特如愿以偿。1944年，最高法院决定将《公平劳动标准法》解释为适用于所有工人，但《塔夫脱–哈特莱法》对全职工作和独立合同工作的明确严格的检测和分类，关上了另一种模式的大门。这一变化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非工会的消耗性劳动力阶层，他们对迅速扩张的服务业和当前在电信业、航天业和零售业蓬勃发展的所谓信息经济更有价值。总而言之，从广告到太空探索的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不必投资长期雇员，就能实现增长。

把我们送上月球的临时计算员

那些被视为“非技术的”、处于工会体力劳动之外的工人，对他们的劳动保护就像水滴石穿一样受到侵蚀，不断发挥和利用社会对“谁的工作需要保护，谁值得被保护”的假设。在《公平劳动标准法》和《塔夫脱–哈特莱法》的豁免范围内，隐藏着一些线索，它们揭示了20世纪中期的一些假设，即哪些劳动力需要失业保障，以及什么——或谁——似乎不受自动化的影响。例如，《公平劳动标准法》排除了志愿服务，这在今天可能是普遍存在的没有薪水的大学生实习。志愿服务者被当成学徒，是建立职业身份的核心。自中世纪以来，神学、医学和法学，即所谓的“博学专业”（learned profession），被视为受教育阶级特有的路径。这些需要专业技能的职业不需要工作场所保护，他们的高学历使他们免受经济不稳定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想要离开煤矿或工厂的人来说，大学教育被视为通往中产阶级的大门。

大多数医生、律师和神职人员都可被看作小型企业，通常是个体经营的、没有工会组织的专业人士，通过私人开业集中资源。至少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这些职业的工作条件似乎与《公平劳动标准法》的议题无关。因此，《公平劳动标准法》适用于“受一位雇主雇佣的独立个体”，但不适用于独立合同工或接受培训从而进入专业阶层的志愿服务者。这两种类型的工人都被认为是中间状态的角色。独立合同工被当成锤子或自动铅笔对待，只是为了完成一项紧迫的任务。相比之下，实习生则被培养成有朝一日能进入大办公室的人。

到20世纪初，任何由高级培训、认证和专业行为准则所塑造的职业都被视为技术职业。工厂里去技术化的工人变成了工会工人的代名词，其职位和工作场所受到联邦法规的保护。任何在《公平劳动标准法》中被视为“非豁免身份”（non-exempt）的工人，都可以在最大工作时间之外获得加班费。23但这些规定中也有例外。领薪水的文员和行政人员虽然是工资最低的雇员，但法律规定他们的工作时间可以超过40个小时，而且没有资格获取加班费。在办公室从事创造性或非常规工作的专业人士也属于豁免员工。24这些豁免有助于解释，独立的、临时的劳动力如何成为一支提供人事和临时服务的常备军，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大多数豁免都写在合约里，临时劳工在阴影中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支持专业人士发展了信息服务行业，如会计、科研、法律、工程和金融等。25法学和医学教育仍然是社会梦寐以求的和唯一通往高技能白领职业的大门。但是，各种行政服务的扩大意味着“博学专业”不再是获得经济机会和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26它们都伴随着一个新的标价：就职保障。

以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兰利纪念航空实验室（Langley Memorial Aeronautical Laboratory）的计算员为例。从17世纪初开始，“计算员”（computer）一词被用来描述做手工计算的人。27到1946年，成千上万的年轻女性被招募和训练成“计算员”，为美国公务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在全国各地的类似于兰利机场（Langley Field）的研究中心工作。28从破译纳粹德国发出的编码信息，到计算试验火箭产生的推力，以及如何调整它们的重量和高度从而加速，她们都在幕后充当计算处理器的角色。29兰利的第一个女性计算员库于1935年开放。根据《公平劳动标准法》，联邦政府陆军部被授权雇用独立合同工担任公务员。

到1946年，兰利机场的园区已经重组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前身——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NACA），只有少数女性拥有“数学家”的头衔。30战后数年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然被认定为低收入的“次专业人员”，包括非洲裔美国工程师凯瑟琳·约翰逊（Katherine Johnson），2016年的热门电影《隐藏人物》（ Hidden Figures）的主角，她负责继续计算“阿波罗13号”的“发射窗口期”。31计算员的较低收入和职级，降低了实验室的成本。主管可以辩称这种初级的、以合同为基础的任务是合理的，因为所有被聘用的女性都不会被视为受过高中或职业培训的“专业人员”。约翰逊与同事、计算员主管多萝西·沃恩（Dorothy Vaughan）都以P-1等级被雇用，而沃恩管理的“西区计算部门”（West Area Computers）完全由黑人组成。P-1等级保证这些女性每年可获得2 000美元的收入，相比于在南方实行种族隔离的高中担任教师，这一收入是她们预期的两倍多。但雇佣条款清楚地表明，她们在兰利并不被视为有价值的工人。她们被雇佣的期限是“根据需要而定，但不超过目前战争持续的时间，也不超过战争结束后的六个月”。32

在最初的几年里，合同工没有休假的机会。只要美国与苏联的太空竞赛还在进行，那么假日也是工作日。33约翰逊和沃恩最终通过了职称评定，成为全职雇员。但当兰利机场以男性为主的职业工程师对IBM 704感到满意时，大多数计算员就像自由合同工那样被解雇了。尽管IBM 704很容易过热，它依然成为第一台能够可靠运行的计算机，但其结果还需要数百名女性确认。IBM大型机在兰利出现后，工程师花了近10年时间才开始将工作完全交给机器，现场只保留一组计算员，对机器输出的结果进行二次检查。这使得约翰逊和沃恩这样的女性只会偶尔变得必要，但又不可或缺。兰利也不例外，同样陷入了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地。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帕萨迪纳的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招募人类计算员作为合同工或临时工，就像兰利机场的女性一样。她们在喷气推进实验室做了所有的计算，涉及美国最早的导弹发射和飞越太平洋的轰炸机飞行，以及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和制导月球任务。她们甚至给出了火星探测车“火星漫游者”的第一个发射计划。34与兰利的合同工一样，喷气推进实验室大多数女性的职业发展非常有限。大多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以带薪临时工的身份开始工作。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周围大学的数学系和物理系张贴了招聘兼职的广告，用大写字母写着“急需计算员”（COMPUTERS URGENTLY NEEDED）。35标题下的职位描述清楚地表明，目标受众是年轻女性：“计算员不需要高级经验和高学历，但应该具备数学和计算机器方面的才能和兴趣。”36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份办公室工作不要求高学历，那就意味着它对女性开放。一般来说，女性和她们的白领雇主一样不希望女性的一份工作在高中毕业（或者更少见的是大学毕业）和结婚之间的几年里持续太久。由于没有防范婚姻歧视的法律，这一点变得更加容易。就像美国另一边的兰利一样，对于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来说，一旦女性员工透露了结婚或怀孕的计划，就可以解雇她们，这是完全合法的。以合同制雇佣的工人，就像通过联邦政府合同支付工资的计算员一样，不被视为值得培养的有价值的雇员。他们被认为是可以替换的，几乎没有什么技能，预计在项目结束后就会离开。

幽灵工作的早期形式在整个20世纪继续蓬勃发展。快进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凯利女孩服务公司（Kelly Girl Service）和万宝盛华（Manpower）等临时招聘机构外包的工人数量，超过了大多数公司保留的全职员工。20世纪90年代，万宝盛华的临时工数量超过了通用汽车的全职员工。37社会学家艾琳·哈顿（Erin Hatton）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从全职雇员到临时员工的大量转换并不仅仅是技术变革的结果。她把人事和临时工中介行业的增长描绘为其自身作为服务行业的增长。它出售什么？有人认为，年轻女性和其他一些人受到照顾家庭、有限的教育机会和地理位置的限制，而这些人恰好可以降低公司成本。哈顿认为，这种将工人视为企业利润拖累的“负债模式”，超过了就业中的“资产模式”。1947年《塔夫脱–哈特莱法》通过之后，这种“资产模式”可能从未走出制造业。可以肯定的是，在互联网诞生之时，美国已经在迅速转向依赖合同驱动的服务，而这种服务是无限期地由临时劳动力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