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导弹打到卫星,雷达是怎么定位到卫星的呢?

玉皇大帝派()向孙悟空招安。

人们希望拥有顺风耳、千里眼,进而发明了电话,使用了()列举法。

请帮忙给出正确答案和分析,谢谢!

随着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已经成功实现两次载人航天飞行,在火箭与飞船分离阶段,航天员是被固定在飞船的座舱内的,在这一阶段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以火箭为参照物航天员是运动的

B、以地面为参照物航天员是运动的

C、以火箭为参照物飞船是运动的

D、以飞船为参照物航天员是运动的

一火箭飞船经地球飞往某空间站,该空间站相对地球静止,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为9.0×109米。在地球上和空间站上的钟是校正同步的。当火箭飞船飞经地球时,宇航员将飞船上的钟拨到与地球上的钟相同的示数。当火箭飞船飞经空间站时,宇航员发现飞船上的钟比空间站上的钟慢了3秒,求火箭飞船的飞行速率。

冯·布劳恩的经历包括:

C、美国现代航天事业开拓者

D、美国卫星和探月工程的主要领导者

在人类的古老故事中,曾经幻想过如千里眼、顺风耳、筋斗云等神通,这些类似现代生活中的电话、电脑、飞机等工具。这说明理想具有()

美国的火箭技术发展现状是

A、世界上火箭技术最先进国家之一

B、1958年2月1日美国冯·布劳恩主持研制丘比特C运载火箭将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送上太空

C、雷神液体运载火箭是美国早期发射小型卫星运载火箭

D、宇宙神系列运载火箭是月球和火星探测器运载工具,还曾用来发射通信卫星和水星号载人飞船

E、运载火箭系列有雷神、宇宙神、德尔塔、大力神和土星巨型登月火箭

人们制造飞船,发射火箭,克服地球引力,是对规律的认识和利用。()

现代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但使用了大量的火炮、坦克、飞机、军舰等现代武器装备,还首次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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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提问:导弹预警卫星是怎么发现导弹发射的?

  导弹预警卫星是用来探测导弹发射并实时发出警报的天基信息装备,实际上也是整个导弹预警体系的重要组成单元,其他还包括地面预警雷达、通信网络和数据处理设备等组成部分。

  美国“国防支援计划”(DSP)卫星(图片来自网络)

  预警卫星利用星载红外探测器探测导弹火箭发动机喷射的尾焰来发现目标。在此基础上,地面预警雷达进一步对导弹及其弹头进行跟踪测量,经通信网络传输至数据处理中心进行处理,判别目标性质,测定其飞行弹道、发射点和落点地理坐标。把这些数据传送至指挥中心做进一步分析判断,作为指挥员决策的依据。

  战略弹道导弹预警系统是战略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还可用于监视别国的弹道导弹试验和航天发射。目前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拥有战略弹道导弹预警系统。美国的战略弹道导弹预警系统由“国防支援计划”(DSP)卫星及其地面站,多部陆基升级预警雷达和建在地下的北美防空防天司令部指挥中心组成。预警卫星利用星载红外探测器探测导弹的火箭发动机尾焰发现和跟踪目标。目标信息通过无线电实时传输至地面站进行处理。由于预警卫星只能探测到火箭发动机的火焰,发现目标,并不能肯定是否核攻击,所以还有多部地面预警雷达系统对目标继续进行跟踪和测量,确定弹头数目、计算弹道及落点。

  这些地面预警雷达分成两大系统:一套系统包括3部相控阵雷达,分别设在格陵兰的图勒、阿拉斯加州的克利尔和英国的菲林代尔斯,用于跟踪测量洲际弹道导弹;另一套系统有4部“铺路爪”相控阵雷达,分别设在马萨诸塞州的奥蒂斯空军基地、加利福尼亚州的比尔空军基地、佐治亚州的沃纳罗宾斯空军基地和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多拉多空军基地,用于跟踪测量潜射弹道导弹。

  预警卫星地面站和预警雷达所测得的数据通过地面通信网传输至北美防空防天司令部的地下指挥中心作进一步处理和识别。美国的战略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可在1分钟内发现导弹发射,3分钟内报告导弹的发射点和弹着点坐标以及飞行弹道,可提供20~ 25分钟的预警时间。

  专家介绍:岳江锋,原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军事刊物主编,毕业于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曾在军中服役20余年,现为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项目总师,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在多家网络媒体发表文章百余篇,并创建了“谢武军事”公众号。

  出品:科普中国军事科技前沿

  策划:宋雅娟 涂子怡

  监制:光明网科普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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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共和国“神剑”铸炼曲——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

  6月25日晚8时,中国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首枚长征七号运载火箭。这是我国国防科技人员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艰苦奋斗、集智攻关的成果,是他们奏响了共和国“神剑”铸炼曲!而在我国的国防科技群英谱中,黄春平就是其中一员。从20世纪60年代起,黄春平一直从事我国战术、战略武器的研究与试验,几十年风尘仆仆,穿梭奔波在研究院与试验场之间,作为弹头与火箭专家,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及国防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近日,带着关于导弹与火箭的一些问题,本报记者对这位传奇人物进行了采访。

  从弹头专家到火箭系统总指挥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日,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首次发射,成功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您曾担任“神一”到“神五”以及长征三号、长征二号戊、长征二号己等的火箭总指挥,在这一刻您心情如何?

  黄春平:可以说心潮滚滚、热血沸腾!长征七号火箭的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取得重大突破,将大幅提升我国进入空间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多年来专注弹头研究,几十年来,您在大漠深处与参试部队朝夕相处战斗在一起,参试部队对您评价很高。那艰苦的岁月是否给您带来许多难忘的回忆?

  黄春平:上世纪60年代,试验场区参试部队条件十分艰苦。我们前往试验场区时乘坐的是军用卡车,卡车上两边摆放着背包,人坐在中间。那时候参试部队照顾我们,安排我们都尽量坐在车里靠前的位置,因为只要一刹车,整个灰尘就全扑进来了。我们到试验场区的那段公路,车辆1小时只能走7公里,一路上轰隆隆地直响。记得那时我戴着眼镜、皮帽,才走了一小段路,摘下来一看全是灰尘。

  弹头残骸回收时,我们在弹头落点处挖掘弹头残骸,由于是沙漠地貌,挖了直径十几米、深五六米的大沙坑也挖不出来,因为回收的东西总随着沙子往下沉。我们与参试部队都参加了挖掘工作,每挖一锹沙土都要费尽全身力气,锹子一起一落,漫天都是尘土。加上野外风很大,往往刮得我们鼻子、嘴巴里都是土,这样的场景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弹头专家到后来的载人航天火箭系统总指挥,您在研究领域可以说实现了重大跨越。您是如何适应这一角色的转换的?

  黄春平:我常说,基础知识很重要。关键是基础要打牢,要把基础知识掌握运用好。我们在大学5年中,前两年的课程都是在奠定基础,比如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概率论。运筹学、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知识都要通过学习熟悉、了解并掌握。到了第三年,才开始上专业课、做专业的活。然后第五年开始做毕业设计。此外还要看你能不能融会贯通。当时,我做完毕业设计后,就直接分配到弹头研究所,专业是很对口的。我当时不是搞总体的,我搞的是结构设计。至于说火箭研究,又怎么能够转到载人航天、宇宙探索这一领域,这都是后来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的结果。

  当初弹头研究所是不设副总设计师的,仅设正副主任设计师,直到东风-22、东风-31时才设副总设计师,因此我在弹头所仅是主任设计师和副总设计师,从这个职务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弹头技术越来越复杂,对其要求越来越高的发展历史。我开始是一个搞弹头的设计员,后来担任副主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最后当上总指挥。

  1981年,组织上派我到南京航天技术干部学院进修,学习管理,为期一年。在这期间,我被任命为副所长。学习归来后,按道理我应该是搞管理,但是我仍然想搞技术,所以属于负责技术的副所长。后来我又被任命为综合计划部部长,该部负责全院科研生产计划、综合计划、长远规划、预研、调度、合同经费、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管理工作。这些经历都从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我各方面的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有这样的经历,再来担任火箭系统总指挥,看来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结合自己的专业成长经历,您对科技人才的成长和成才有哪些感悟和建议?

  黄春平:我认为人才的成长有三个因素很重要:第一是从书本学习;第二是从实践中学习,比如我参加这么多次试验,经历过了这么多的挑战;第三就是学习能力,比如领导组织会议,今天搞结构的要作总体报告,明天就发射问题也要拿出方案,你听了以后,要凭借自己的思考一下子就明白要点,这就是学习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具备学习能力是很难得的,我就是听多了院里各种会议大家的发言,院里无论什么会议我都参加。我就劝很多同志,你不要以为这个会议跟你没关系,听了你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所以我现在经常说我会看病,但是不会治病,就是我听你作报告,我就知道你哪方面是关键、你的症结在哪,但是要想治病、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技术设计研究人员。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火箭系统总指挥,面对一个异常复杂的巨系统,如何对各分系统进行有效把控?是追求全局性的宏观掌控还是讲究细节、事必躬亲?能否讲一讲您的领导艺术和指挥理念?

  黄春平:领导不能只管宏观,还要抓关键。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我也要进行严格的监督,指出问题所在,这与我比较重视实践是分不开的。出了问题,我当天就要到下面去把故障弄清楚,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发现问题,探求机理,弄明白为什么是这种情况,这就是实践。所以在关键问题上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一个项目,必须要抓关键问题,如手表原来机芯都是用金属材料做的,后来有的改成了工程塑料,这材料一改,表能走得准吗?其关键问题就有两个:一是工程塑料的硬度如何、是否耐磨;二是热膨胀系数是否很小,如果零膨胀系数就好。至于说其他什么表盘形状等都是次要的。所以领导的职能就是要依靠敏锐的判断力,抓重点抓关键,把关键点找出来,盯紧重点方向、重点事务、重点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科研经历可以看出,很多知识和能力都不是单纯能在书本上学来的。如果只是浮于表面或只是从书本中获取经验,不通过实践解决问题,是达不到这样的高度的。

  黄春平:所以我常说,作为领导也好,管理的总体负责也好,有几件事情必须要把握住。第一要善于倾听,不要不听。第二要善于提出问题,听完以后到底有什么问题,要能提出来。第三要善于归纳总结。我经常对大家讲,一个人如果不善于讨论问题,不善于提出问题,最后还不善于总结,两眼一抹黑,不知道关键点在哪里,那还怎么开展工作?这是我通过观察归纳、积累的经验和见识。我搞战略航天那时候,整天想的都是到底该怎样做,才能保证我们战略航天的成功。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就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无论它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东西。所以有人说我们研究设计人员,除了睡觉、吃饭,偶尔看看电视、打打扑克之外,几乎全身心都投入在航天工作之中,的确是这样的。

  弹头是一个多学科专业

  《中国社会科学报》:参加了这么多型号的试验,从弹头技术上来说,您认为它们都有什么不同?从试验进程看,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黄春平:变化最主要的还是在突防上。开始试验的一些型号没有突防能力,就是说,既没有欺骗手段,又没有隐身手段,就是直接打过去,一不能变轨机动,二没有诱饵或多头分导,三没有隐身。这种没有防识别措施的,就是一般的弹头,发射就是精确瞄准打出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弹头技术对普通读者而言,还是感觉很抽象。能否以突防技术为例,大致谈谈突防包括哪些内容?

  黄春平:突防技术本身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而研制发展起来的,里面包含很多技术因素。就像隐身技术,本来就是一种减少回波技术。比如对付雷达波隐身,雷达波要么被吸收,要么反射、折射,这涉及一系列比较复杂而精细的技术,弹头的外形设计、涂什么吸波材料都要考虑。外形隐身,就是在自己的外形上改变,比如尖锐外形回波特性强,但隐身不好,而圆滑外形隐身特性比较好。隐身主要包括可见光隐身、雷达隐身和红外线隐身,现在还多了个紫外线隐身。可见光隐身,现在一般技术上都能解决,而雷达隐身就是减少回波特性的,打个比方,就是让你变成了近视眼,超过一定距离就看不见,导弹飞到近距离才能看见,这个时候再防御就来不及了。隐身技术不可能全部让人家看不见,而只是在一定距离之外,和夜光镜一样的道理。现在军事雷达都是分段识别,是不同波长的红外识别,所以要完全百分百不让对方发现是很难的。

  诱饵技术也是反识别的一种手段。诱饵有轻诱、重诱、红外诱等各种诱导模式,以诱惑导弹,起到鱼目混珠的效果,使敌人真假难辨,从而达到掩护真正弹头突防的目的。导弹还可装有回波增强器、杂波干扰机、欺骗式干扰机等电子战设备,在敌空域上空实施主动而有效的电子干扰和压制,以掩护真实弹头对目标实施袭击,使其识别手段无效,让对方根本识别不了你。还有就是“多头分导”或机动。机动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不机动的弹道式导弹,对方通过测量我们导弹的高度、倾角、速度,马上就能算出导弹要打在什么地方。现在我机动了,我的轨道可以随时变化,这就是机动。机动有射面程序机动,是预先设计好了机动程序;还有一种就是立体机动,那就更高级了;第三种是随时躲避,躲避之后继续攻击目标。所以机动就分为射面机动、立体机动和随时躲避。这就是一个攻防对抗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弹头技术的发展,在攻防对抗的大背景下,似乎已越来越具有智能化倾向。

  黄春平:是的。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打的就是突防能力,要越过敌人的防守击中目标,这是我们一定要攻克的难题。火箭那么大一个,热辐射很大,而且飞行速度那么慢,导弹飞起携带了多弹头、机动弹头、子母弹,一旦被拦截打不到目标那都白搭。所以导弹第一就是要提高运载能力,第二要强化突防能力。说到射程,我认为增加射程不能完全依靠火箭推进,还要让弹头能够无动力滑翔,靠弹头自身的外形提高升阻比,实现无动力滑翔飞行而增加射程。美国为了防俄罗斯和中国,在北面设置了严密的防御网,所以往北打比较难以突防。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导弹有效载荷,该怎么理解?

  黄春平:导弹的有效载荷就是弹头,弹头分为核弹头和常规弹头。核弹头带的是原子弹和氢弹;常规弹头有爆破弹、杀伤爆破弹、子母弹、穿地弹等各种炸药引爆的弹头,对不同的目标,其引爆的高度是不同的,有的空间引爆,有的触地引爆,有的要钻地引爆。击打敌方的地下工事,地面爆有什么用?要钻下去爆炸。这里面有个原理,就是弹撞地的过程中,你的引信发射信号要快过你的结构破坏应力波传播速度,结构最后肯定都坏了,但是我引爆了。也就是说引信触地以后,能很快传到后面引爆炸药管,这个传播的信息要快于你的弹头破坏的应力波传播速度,就是说没坏之前它引爆了。从概念上来讲,就是这么回事,做起来确实是很难的。所以对不同的破坏目标,其引爆控制是相当复杂的,这就是弹头的引战配合问题。如果你要破坏一个目标,你引爆高度是多少,比如原子弹20万吨、50万吨当量TNT炸药,什么时候引爆破坏力最大,在目标的什么高度引爆是最好的,这个都是要计算好的,原子弹绝对不能触地爆,触地爆破坏范围是最小的。然后就是引爆接收信号问题,我们引爆信息什么时候发?发早了,人家探测出来了,对你进行干扰,弹头就爆炸不了。有一种过载引爆,就是在一定的能量下,弹头自我引爆。所以说,弹头里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子母弹抛撒又分一次抛撒、二次抛撒,抛撒时子母弹速度慢、热辐射大,就很容易被敌人拦截,而且弹头受热温度高了就会自爆,这都是很复杂并且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说,弹头是一个多学科的专业。这让我想起了1966年12月的时候,我和钱学森一起坐专机去发射基地,我们在机上聊天,钱说到卫星成立一个研究院,弹头也要成立一个研究院。这是钱学森在专机上亲口给我说的。战略导弹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弹头技术来发展的,这是我的看法,到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说导弹试验要特别注意收拾残骸,并通过残骸仔细研究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改进。现在有的国家根本没有残骸的回收一说,就说试验成功,您怎么看?

  黄春平:从历史情况看,要想把导弹核武器化,就要把核装置装到弹头上才行。从核装置爆炸到做成核弹头能够送出去、打出去和在地面直接爆炸区别很大。弹头在飞行试验时要承受气动力、气动热、冲击震动,装置有可能变形。为了解决武器化问题,美国一直在做实验,花了11—12年的时间。我国也用了五六年的时间进行武器化。但是有的国家什么时候是带着弹头飞的呢?没看到,也就是说,你能够发射卫星,不一定能发射核武器,要知道,发射卫星和发射核武器有很大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日,韩国国防部宣布,韩美同意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对此中国是坚决反对的。您认为,部署“萨德”系统对我国战略安全会造成哪些重大影响?其真实目的是什么?

  黄春平:从雷达来说,其扫描距离明摆着是针对我们中国的,它能覆盖华北、东北和上海以北,所以要坚决反对。美国在战略上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仅仅为监视朝鲜,还多了一道防御,它是打着“防朝鲜”的名义来防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与美国、俄罗斯相比,目前我国导弹弹头技术处在什么水平?

  黄春平:我个人认为,总体来看我们应该要比美国、俄罗斯落后,当然不是每个方面都落后,有的技术我们比它们先进,有的比它们落后。总的来说,我们是航天大国,但还不是航天强国。但是我们具有后发优势,假以时日,我们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迎头赶上并超过它们。

  技术归零  管理归零  “十全十美”

  《中国社会科学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导弹型号试验过程中,失败是经常出现的。但是到了载人航天的时候,一次失败都没有,号称“十全十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黄春平:这个转折过程有两个因素。一是以前我们航天和导弹技术,包括生产和保障管理都还处于初级阶段,处于正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以失败就是发展阶段中所出现的问题。而现在,我们的航天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我国航天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同时还有一个质量的转折点,就是从设计、生产到管理,我们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改进和强化,这是第二个因素。那时候我们定了110条条例,而且提出了技术归零、管理归零两个五条归零标准。技术归零的意思是故障复现、定位准确、机理清楚、措施有效、举一反三。我们在管理上也有很多改进,以最严、最细、最慎、最实的态度来对待航天飞行。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天航天飞行的成功率。目前我国航天飞行成功率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报》:载人航天总是有很多难忘而令人激动的时刻。有报道说神舟五号发射时,杨利伟登上飞船那一刻,您掉了泪,是吗?

  黄春平:神舟五号发射的时候,我还没哭,我看见杨利伟的脉搏跳动每分钟还是七十五六下,当他微笑着向我们挥手,我眼里就忍不住含了泪水。神舟五号进入轨道之前,我们都不敢离开电视屏,外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就看屏幕上的两条线:一个是飞行速度,一个是飞行高度。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火箭升天,我们是非常揪心的,因为从整个航天发展历程来看,航天失败百分之七十几都是在起飞阶段,也就是火箭发射升空那段,进入轨道或者返回时出事故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几。火箭升空时的冲击、震动,往往是造成事故的最大原因。火箭发射升空如出了问题,是无法挽救的,而卫星飞船出了故障,可以在轨道上启动备份,但是火箭就不行。当然,后来我们在搞载人航天工程时,为了确保航天员安全,在火箭上增加了故障检测系统和逃逸系统。这两个系统,之前的所有火箭都没有,只有长征F火箭上有。从逃逸的方式上来说,有高空逃逸,还有低空逃逸,故障又分为迅速故障和慢故障。迅速故障,由于地面指挥完全来不及,要开启自动逃逸;慢故障,就是可以由地面观察然后发出指令进行逃逸。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看待长征七号首飞的重要意义?请您展望一下我国火箭的发展前景。

  黄春平:开展深空探测,火箭飞到月球,实现送人登月、登火星,这是世界航天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中国作为航天大国,首当其冲就要解决火箭的运载能力。未来,中国只有继续研发大推力运载火箭,提高运载能力,才能开展深空探测。中国要想成为航天强国,火箭要先行。现在我们的运载能力是比较低的,我们的长征五号只能把25吨东西从地面抬到三四百公里的高度。如果想到月球上去,载人登月,没有火箭把地面30多吨的东西送到离地球38万公里的月球轨道上,是很困难的,否则要进行多次的火箭发射在空中对接组装。因此,火箭运载能力是我们由航天大国变成航天强国的一个关键因素。

  长征七号首飞已圆满成功,接下来还要首次发射长征五号,大力提升火箭的运载能力。但是我国要对八大行星进行探测,要取样返回,就要有更大的火箭运载能力。至今我们还没有进行探测,因此我们还不是航天强国,而美俄已经对八大行星进行了探测。展望中国的空间技术,我们第一要把火箭推力提高,第二要做到小型化、轻型化。火箭发动机技术很重要,我们的液体发动机和固体发动机必须加强,没有固体发动机、液体发动机发展,火箭运载力不可能提高。此外还要进行结构、电子系统的小型化、轻型化。

  我认为中国要想成为航天强国,不仅要发展火箭技术,还要搞好“两弹一星”,但要把“两弹一星”搞得更好,打得更远、更准,那么火箭技术就很重要,这是相辅相成的。展望未来,火箭还要在飞机上发射,在宇宙空间发射。此外还要发展空间组装对接技术。空间对接就是在天上完成组装,而不是在地面组装。所以我认为,发展空间对接技术是实现深空探测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这个技术成熟的话,理论上是可以无限地发射对接,空间组装对接技术的确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黄春平:对,就是不让压力都压在发动机上,这个技术可以减轻发动机的负担,是用另外一种途径来解决深空探测的问题。这和增强发动机的推力是两种不同思路。当然,两种技术都要发展。(录音整理:奚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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