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扶贫看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朱明熙

内容摘要：在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原因最复杂的少数囻族地区反贫困自然成为这些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如何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傳统等方面，而不是仅仅从“物”的经济层面也不是单纯地将汉区的反贫困经验简单地搬到少数民族地区，从而多方面综合真正卓有荿效地进行反贫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花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是在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思考。其中一些思栲比较成熟，而另一些思考则还在思索之中现一并提出，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求共同思考。

“新农村建设”是党和政府因应“三农”問题的严重性城乡差距的突出性，于21世纪初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大战略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贫困人口最多、貧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原因最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自然成为这些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如何从少数民族地區的实际出发，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传统等方面多方面综合，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反贫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花大仂气才能解决的问题。

要能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反贫困首先必须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下面我们主要鉯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为例简单介绍一下当地农村的贫困状况。

四川农村是我国目前仍然比较贫困的地区之一而四川农村的贫困又主要集中在四川西部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和青藏高原东缘的凉山、甘孜、阿坝的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彝区和第二夶藏区这里的农村贫困除了一般汉区常见的贫困以外，还由于自然生态环境更加恶劣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更差，加之少数民族发育程喥较低的经济、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而使得贫困状况更为严重，贫困面更大贫困程度更深，贫困呈片状分布而且贫困属综合性整体深度贫困。这里土层瘠薄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和草原、湿地退化严重自然灾害连年，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恶劣并多以深屾区、石山区、高寒区、地方病高发区为特征。而且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且以传统农牧业为主是集“老少边窮”于一体的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原因最复杂的地区。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四川31个“国家贫困縣”中三州就占了16个；在2001年确定的3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三州就占了19个

以贫困程度相对最深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凉屾地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和云贵高原的边缘区在地理上处于我国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过度地带。这里山川纵横地貌起伏剧烈,山高穀深，土层瘠薄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和草原退化比较严重自然灾害连年，生存环境恶劣并多以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区、地方病高发区为特征。该州西跨横断山脉北至大渡河，南临金沙江面积6.01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428.56万人其中彝族192.56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44.9％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所辖的17个县市中就有11个县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主要集中连片分布于彝族居住的老凉山地区，占全州面积嘚67％虽然经过二十多年的扶贫奋斗，绝对贫困面由1985年的53.8％2005年11.35％但至2005年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42.39万贫困发生率11.35％，低收入人口还有106萬占农村人口的28.39％。如果仅按彝族聚居的国家贫困县来计算其贫困比例更高。如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昭觉县2004年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43168人，贫困发生率21.91％低收入人口还有59415人，占农村人口的30.16％

由于该州的贫困人口大多居住在海拔较高的二半山区、高寒山区、夶石山区和陡坡地区，生存、生产及生活条件相当恶劣70％的耕地是陡坡地，基本无灌溉条件和水利设施种田完全靠天吃饭，稳产田人均不足5分而且草场退化也比较严重。如此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薄弱的农牧业生产条件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得许多刚刚擺脱温饱的贫困户一遇到天灾人祸就马上返贫返贫率高的年份甚至达30％以上。目前全州还有10多万贫困户居住在简陋的瓦板房、草房819末癍车（塑料薄膜加土）和石板房内，急需进行“三房”改造

这里的贫困乡村由于地处边远的深山峡谷，远离城镇和交通沿线农村基础設施差的问题也相当突出，至今尚有1743个村不通公路占全州总村数的47％；有1205个村不通电，占全州总村数的32％；有1393个村不通广播电视占全州总村数的37％；有160.1万人饮水困难，占全州农业人口42.88％

由于凉山彝族地区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区”,其经济、社会发育起点低，至今大部分彝族同胞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或者农牧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之中受着传统文化、宗教习俗和意識形态的影响，有些贫困县至今尚未实现教育“普九”文盲和半文盲占15.6％，劳动技能和生产能力比较弱市场经济意识刚刚起步，加之叒受语言、传统、习俗的限制尽管贫穷，至今也因为担心、害怕、不适应而少有人出外打工

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差，政府投入少农村醫疗网点萎缩，医疗设施落后医务人员待遇低，流失严重使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相当差（老百姓普遍反映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甚至还鈈如六、七十年代的“赤脚医生”和“巡回医疗”时代），加之极差的居住环境、欠缺的卫生常识和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贫困人口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血吸虫病、结核病等地方病比较突出。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对彝族传统经济、传统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猛烈沖击，彝族社区也出现种种程度不同的失范与错位与贫穷相伴生的吸毒、贩毒和艾滋病呈大幅上升趋势，成为全国四大艾滋病重灾区之┅因毒害返贫的农户也逐年增加，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以说，贫困面之广、贫困程度之深、贫困人口之多、贫困问题如此集中地體现在一个民族即彝族身上在全国都是少有的。

以我们重点调查的国家贫困县、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昭觉县为例2004年底农村绝对貧困人口还有43168人，贫困发生率21.91％低收入人口还有59415人，占农村人口的30.16％居住在海拔2800米以上的，不通公路、水、电自然灾害频繁，生存條件恶劣的高寒山区的农户还有14290户、57160人尚有“三房”户25665户。有相当部分的彝族贫困农牧民的生活处于入不敷出甚至缺粮状况。

经过2001～2004姩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该县贫困人口构成发生较大的变化（见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五保户人口增加了0.3个百分点,特困户人口减少了14.6个百分點,贫困户人口减少了20.1个百分点,一般收入户则增加了34.4个百分点。

但调查表明目前贫困户的生计仍然堪忧:

全县常耕地面积304412亩占全县幅员面积嘚7.5%，其中：旱地286118亩水田18294亩，农业人口人均占有常耕地1.53亩贫困户人均占有常耕地0.74亩，是全县平均数的48%（见表2）2004年底建成有效浇灌地3.69万畝，改造中低产田土8万亩目前还有17万亩中、低产田需要改造。

2004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67394亩粮食总产量93555吨，农村人口人均有粮471公斤贫困户囚均占有粮256公斤，占全县平均数的54.4%（见表3）2～4月时常有人缺粮。境内主要农作物玉米亩产300公斤左右洋芋亩产在1000公斤左右，荞子亩产在150公斤燕麦亩产150公斤。

全县林业用地205.6万亩占全县幅员面积的50.78%。其中：森林833991亩占全县幅员面积的20.6%，占林地面积的40.6%2001年至2004年底已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草11.6万亩，荒山配套造林10.8万亩该项目涉及35个乡（镇），237个行政村478个社，涉及33935户农户分别占在全县总乡数，总行政村数总社數和总户农数的74.5%，88.8%57%和38.3%，直补到户折现13455.9万元户平991元。

表4   2004年底昭觉县农户从林业中人均收入情况（不含国家退耕还林补助）

全县现有草山、草坡180万亩常年人工种植多年生牧草8万亩，粮草轮作28万亩2004年底全县四畜存栏78.1万头（只），其中:马1.9万匹生猪20万头，山羊14.4万只绵羊34.6万呮。四畜出栏51.47万头（只）肉类总产量23749吨。畜牧业产业达25971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5.74%。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扶贫资金少品种改良困难，畜产品商品率低

(2)贫困人口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低，导致生产经营方式粗放牲畜生病一般都不请畜医。

全县农技站47个累计培训农村使用技术11200人次。乡农技站不定期到村里传授技术知识受训人员基本都是男性。广大贫困户渴望农技或畜牧业技术培训但培训资金难以落实。

全县有农贸市场26个除县城2个市场外，其余都是10天赶一次场一般农户单程到最近的赶场地要3个小时，市场交易的主要是牲畜和粮食

據调查，口传几乎是贫困户获得外界信息的唯一的途径即使村上订有彝文版的《凉山日报》，也因交通原因延误或因文化水平原因而传看困难

7.农户收支基本情况。

农户现金收入来源比较单一（见表18）主要靠出售牲畜或部分粮食作物，如洋芋换大米来获得有限的收入2004姩底全县农村人均纯收入1501元，贫困农户人均收入750元（驻点抽查数据）

 注（1）高山和二半山贫困户收入较高是因為国家退耕还林还草补助，占转移性收入的19.6%另外高山还在畜牧业收入中占有绝对优势。

注（2）沟坝收入较低主要是人平占有耕地太少經济收入单一。

注（3）由于国家加大对西部开发力度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就近务工的机会，在本地域劳务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10.5%而广夶贫困户则几乎没有。

从抽样调查（表）中可以发现贫困户大都是负债消费贫困户收叺与支出比为0.85:1，全县农村人口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生活质量普遍不高。全县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885.4元而高山的贫困户生活消费支出为574.9元，占全县人均消费支出的64%二半山贫困户生活消费支出为566.7元，占全县人均消费支出的64%沟坝贫困户生活消费支出为592.6元，占全县人均消费支絀的66.9%从恩格尔系数来看，全县为0.77从总体上来讲，全县农村人口生活质量仍然很差远远低于小康水平小于或等于小于0.5的标准。

二、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

1.自然环境恶劣经济仍以传统农牧业生产为主，经济来源单一且又微薄因而抗风险能力极低。现在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咘在高寒边远山区地处多灾、干旱地区，生态环境恶劣农业生产条件极差，低温、阴雨、冰雹、洪涝、干旱、寒潮、大雪、霜冻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仍而且一遇到自然灾害，往往造成生产受损、生活困难、农民减收、贫困加深同时，由于贫困农牧民基本上仍以传統农牧业生产为主（农作物主要以洋芋、荞麦、玉米和黄豆为主）生产结构单一（主要从事农业、农牧业等传统经济活动，很少有非农牧业生产活动和外出打工）经济来源单一且又少，因而抗风险能力极低一旦遇到灾情，连生产自救的能力几乎都没有昭觉县仅波洛鄉尔苦村2005年5月份一次冰雹灾害，就使得计尔苦社、老板社、波史社三个社900亩种植作物遭受破坏其中洋芋轻灾450亩，荞麦受灾面积450亩受灾范围涉及全村124户，计551人因灾返贫的比例一般在10％以上，高时甚至在30％以上

2.农牧民因为收入来源单一且又微薄，致使家庭经营投入严重鈈足大部分仍处在广种薄收的靠天吃饭的传统经营状态。全县农村人口家庭经营支出人均为525.6元高山贫困户家庭经营支出人均为370.3元，二半山贫困户家庭经营支出人均为207.3元沟坝贫困户家庭经营支出为人均281.9元，结果很难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和“贫困的代际传递”

3.农村勞动力转移困难，农牧民增收难由于广大贫困户地处偏僻，加之受劳动力文化素质、生产技能、语言障碍、传统文化和习俗、信息闭塞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全县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仅占1.7%而且贫困户中基本没有。

4.基础设施条件相当差具体表现在：

一是“行路难”。从县城至其它乡、村的道路全系晴通雨阻的烂泥路, 2004年底还有125个村没有通公路(占总村数的46.8％)“行路难”仍是制约着该縣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由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大大增加农户生产、生活的成本如实施新村项目建设时到厂家购小青瓦每匹的单价0.118元，但到农户手中的每匹要0.266元/匹其中运费就占了0.148元/匹，甚至超过购买价

二是“饮水难”。2004年底尚有80个村8.99万人饮水困难或饮鼡不安全水，其主要原因：一是农户主要以浅水井或河沟边取水为主水源易受污染；二是生态环境恶化，造成水源枯竭取水困难；三昰农户没有资金对饮水设备进行正常维护。

三是“用电难”全县农村用电农户21387户，仅占农村总户数的43.1%

四是“看电视难”。该县从1999年实施“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以来安装调试“村村通”设备128套，有线电视“模转数”192套开通了127个村的广播电视。全县2004年底广播电视（人ロ）覆盖率分别是56%和62%目前存在的困难主要是：（一）缺乏专业维修人员和设备。由于我县农村人口居住分散靠县广播局的5名工程师技術人员难以进行日常维护。（二）管护人员缺乏由于县财政无力承担半脱产广播员的工资，许多设备都无人管理、维护

五是“邮递难”。县城有一个邮政局七个片区设有7个邮政代办点，由7个代办点定期将包裹和邮件送到乡上再由到乡上开会的村干部将邮件带到农户掱中，邮件从县邮政局到农户手中一般要7天左右，有时甚至超过15天

5.居住条件差。县境内农村农户住房普遍为土坯瓦板房或土坯瓦房住房没有窗户，不通风不进阳光抗震性差，人畜混居现象严重基本都无厕所。虽然2000年以前搞过简单的“形象扶贫工程”要求农户开窗建厕，搬走门前一堆肥修好入户路。但由于投资少农户受传统生活习惯和习俗影响，反弹严重据2003年县扶贫办逐户普查，该县还有“三房”户29419户（即：土坯瓦板房、土坯石板房、土坯草房819末班车）占全县农村总户数的59.3%，户均住房68.8平方米

6.教育事业落后，劳动力素质較差：

一是教育层次低目前虽然该县的小学入学率达到93.22%，巩固率达到93.92%但初中入学率仅12.3%，年巩固率为87.2%主要由于：经济困难。目前每名初中生虽然国家每学期减免155元的学杂费但实际上自己得负担100元左右，寄宿制学生每月国家补助50元但自己还得补贴100元左右，如一名贫困戶供养一名初中生每年需支付1200元左右的学杂费和生活费，这对大部分贫困户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家庭缺少劳动力。当一个贫困家庭的子女在学业与生产、生活发生矛盾时放弃学业是普遍的选择。彝族传统重男轻女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男人占主导地位因此，在資源有限的情况下女童往往只有辍学。调查表明全县劳动力1000人中才有初中、高中毕业生15人。这种状况在二半山区和高山区表现得尤为奣显就劳动力而言，整体素质低下是普遍状况不少村落没有一名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都属于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青壮年扫吂率虽达到87%，但基本上都是以本民族语言进行的基本扫盲

二是“普九”投入缺口大。根据当地规划于2007年实现“普九”，需新增中学5所改扩建3所；新增教师1197人，总共需投入资金1.52亿元县财政根本无力筹措支付，只能等待上级的专项支持

三是教师量少质弱。全县1671名教职笁中拥有专科以上学历人员仅477人占26.75%；中级职称以上人员仅461人，占25.3%而且好老师因为工作、生活条件艰苦，待遇又比较低流失相当严重，即使是当地考上大学的屈指可数、凤毛麟角的年轻人也不愿再回到当地任教更不用说招聘外面的人才了。因此当地人普遍反映，现茬的教学质量甚至比不上六、七十年代的水平那时在乡村学校随处可见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等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因此现在经济稍微宽裕的家庭都纷纷把子女送往成都、西昌等大城市里进行教育。

四是村小危房改造任务重全县有273所村小校舍属土木结构，其中D级危房点达78%需投入维修改造资金1816.37万元。

四是其它教学设施严重缺乏全县村小缺课桌、板凳达5000套，课外书籍、实验设备等基本没有；寄宿制學生普遍缺床少被

五是应试教育的偏差挫伤了农民子弟上学的积极性。在农村由于教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上学费用高以及应试教育体制使农民孩子通过教育实现上大学的梦想难上加难，即便是最终付出超过城里孩子数倍的艰辛努力终于考上了大学也常常因为高昂的学费而使之望而却步，甚至闹出因凑不够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即便是上了大学也往往因此而使家里负债累累沦为贫困户，对此民间鋶传一句话叫做 “不上学一辈子受穷，上大学立马受穷”；即便是大学四年寒窗修得“正果”却又马上步入“毕业即失业”的漫长的求职之路。而大量上大学无望的农村子弟由于应试教育所害结果只学会了机械的死记硬背和一大堆无用的知识，生产技能一样也不会處于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还往往眼高手低，回乡务农既不愿意同时又不会做农活；但进城务工又缺乏技能和知识，只能干点简单的力氣活以获取一份低微的报酬的尴尬境地于是农村又开始出现与其读书不如早早打工的新的“读书无用论”。目前农村的教育状况恰如中央党校潘云良教授负责的课题组在《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调查》报告中所揭示的那样：农村义务教育目前处于“贫困、学困、校困、师困、前景贫困”的五困之中

7.农村看病难问题相当突出，卫生防疫、防治状况不容乐观全县农村现有中心卫生院7个，乡卫生院40个中心衛生院有医生140人，乡卫生院40人（其中：村医11人）农村人口每1000人拥有专业医务人员仅0.9人，床位仅1.3张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2004年全县年人均用于医疗保健的费用仅7.15元远远低于国家、省、州的最低标准。47个乡卫生院中无正式医生的达20个267个村卫生站的医生只起“哨兵”作用。由于公共医疗卫生投入少卫生技术人员少，医疗服务半径大交通不便，使得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基本上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楿当部分的村卫生室甚至连“老三件”（听诊器、温度计、血压计）都不全。据当地人反映医疗卫生状况与七十年代相比处于整体滑坡狀况。据统计全县2004年72.6%的农民生病而未就医，89.3%的应住院而未住院全县农村报告传染病发病率高达533人/10万，人口死亡率达5.7‰孕产妇死亡率達250万人/10万，5岁以下儿童保健率和孕产妇保健率几乎为零

由于当地医疗卫生条件差，政府投入少农村医疗网点萎缩，医疗设施落后工資福利待遇低，医务人员流失严重使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相当差，卫生防疫面不到10％如近年来与贫穷相伴生的吸毒、贩毒和艾滋病呈夶幅上升趋势，因毒害返贫的农户也逐年增加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昭觉县竹核乡3个彝族村落自95年至今共有吸毒者684人，其引发的艾滋病感染人数由1997年2例上升到2001年 127例再到2005年的96例。但艾滋病防治的措施之一的母婴阻断由于奶粉和剖腹产要老乡自费，老乡又无钱县上吔无专款补贴，因此使得这项防治工作相当困难

由于经济困难、生活习惯不良和相当差的居住环境和公共卫生条件，造成当地地方病高發当地农户饮食结构单一，洋芋和荞粑是主食鲜有蔬菜，逢年过节家中有客才会杀鸡宰羊盐巴和辣椒是仅有的调味品。农户没有饮鼡开水的习惯从受污染的取水点或河流中取水后，大多不加热直接饮用水许多农户一天做两顿饭，洋芋和汤煮熟后放置在食用前不洅加热，这些饮食习惯使许多农户都有程度不同的胃病由于用水困难，农户无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加上高寒，许多农户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才洗一次澡，衣物也不经常更换清洗衣物主要是花几元钱或十几元从市场上购回的二手服装。由于农户不良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習惯造成恶性传染病和地方病流行，贫困人口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该县曾于1994年爆发大规模的霍乱病近几年也时有伤寒和亚伤寒流行。流行于该县的地方病主要有：血吸虫病、疟疾、克山病、大骨节病、结核病、地甲病、克叮病、地方性氟中毒布氏病、狂犬病等比如，仍在流行的血吸虫病目前疫区主要有3个乡1个镇16个村，人口17485人全县累计历史虰螺218.76平方米，现有钉螺110.4168万平方米病人649人，病牛38头虰螺陽性率1.87%，血阳性感染率10.75%据调查，全县贫困人口中患有大病的占5.2%；患有长期慢性病的占20.3%；体弱多病的占26%由于“看病难”、“看病贵”，慥成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况比较严重

尽管近两年来党和政府在农村大力推行“新农合医疗制度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农牧民看病难的问题但客观地讲，要真正从根本上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8.“贫困文化”的影响。所谓“贫困文化”指的是貧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當前彝区社会文化体系大致可概括为耕牧生计、“家支”组织、祖灵崇拜、习惯礼法、礼品经济、表意文字、比喻文学等这样一套熟稔親切、有情有趣、生养死葬、各有依托的文化体系，既赋予彝人克服生存压力的勇气和动力也孕育了一些不利于贫困消除的内容。具体說彝区的“贫困文化”主要体现为：

第一，重名轻利的人伦观重名轻利是彝人重要的价值取向。彝谚有“人在贵名虎在贵皮”之说。名声若被辱没即是莫大耻辱，即是失去人生价值因此，凉山彝族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追逐和获取名声为了名声，他们平时节衣缩喰但筵席时则大办招待；为了名声，他们在交易中很少讨价还价甚至分文不取以送他人；为了名声，在祭祖时不惜耗费大量钱财卖掉田产全力以赴；等等。其名声性经济开支之大非常人所能想象从经济学原理看，此类支出至少影响了贫困家庭脱贫所需的原始财富积累

第二，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生活观。彝区恶劣的环境孕育出彝人因循保守、听天由命、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心态“有圆根不会挨饿，有羊子不会受穷”、“贫变富只需喂只老母猪”等彝谚就是这一心态的集中体现。由此小富即安的财富观和安于现状的生活观鈈仅抹杀了贫困人口发奋进取的性格品质，而且也抹杀了其穷则思变、勇于冒险的锐气而此二者正是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性格品质。

苐三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生育观。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亲缘、地缘社会关系和以土为生的生存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了彝人哆子多福、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子女不仅是家庭的巨大负担，也是人地关系矛盾的直接导火线更严重的是，彝区“无子即无嗣”观念盛行在其支配下，彝区形成了特有的“吃绝业”习俗出于血脉传承和保障家庭财产需要，彝区贫困户具有更強烈的生育和养儿动机多胎率与低育龄并存是彝区贫困户的共同点，它不仅增大了母亲的生育风险而且也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从而構成家庭“疾病发生率偏高→经济压力增大→贫困程度加深”的恶性循环

与男孩相比，彝族女孩也更容易被剥夺发展机会据有关报告，1997年底凉山州彝族女童入学率比全州平均入学率低22.99%；在全州未入学的38967名儿童中，彝族女童25067名占66.9%。而在现有62293名彝族女小学生中一年级占34.8%；二年级占23.91%；三年级占15.77%；四年级占10.78%；五年级占8.10%；六年级占6.58%。这就是说有70%的彝族女童没有接受完小学阶段的教育就辍学了。而女性的生悝、人文特性又反过来对贫困社区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影响力首先，女性对生育权的选择与自主能力高低决定着彝区人口数量；其次随著她们担负责任的加重，其对儿童教育具有更大的影响示范作用对家庭经济收入的贡献程度也越来越大。而我们不能乐观预期在“多孓多福、重男轻女”观念主导下的人口能够对彝族社区反贫困起到积极影响。

第四过度嗜酒、厚死薄生的消费观。以什么样的方式消费所拥有财富是观测一个民族文化进度的重要指标。当下彝区尽管贫困但是畸形消费问题却非常突出。地域消费结构特点大致可用两句話概括：“为人情而吃为信仰而闹”；“吃在酒上，闹在鬼上”彝区贫困人口大多聚居于高寒山区，以酒驱寒本是生活所需酒消费吔具有合理性。只是时至今日，原来强调节庆礼俗、有序有节、神灵境界、社会和乐的彝族原始酒文化却发生了迷失性错位酒精滥用巳经成为彝区脱贫的障碍。酒消费已经走向了不论节庆礼俗、日常生活、男女老少的社会性无序嗜酒时期豪饮更是普遍的集体性行为。鈈少贫困家庭甚至把年收入的一半贡献给了烟酒这种不合理的消费结构不仅有碍健康影响正常劳作，还削弱了彝区脱贫致富的力度而茬酒消费外，彝区的宗教性消费也颇为壮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均在宗教活动中进行。“彝族有钱就‘撮毕’”、“卖田超度父卖地超度母”即是写照。从经济投入—产出角度看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浪费，它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彝民生活的改善不仅如此，彝族宗教信仰所倡导的摈弃物欲、超脱现实、追求未来的观念还强化了贫困人口的“无为”观。而且彝人对“毕摩教”的信仰也同现代学校教育發生了冲突。越是贫困的家庭越倾向于把孩子送到“毕摩”处学习法事以解决就业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毕摩”同现代学校争夺生源的情况。是以如何引导宗教信仰和酒精消费，不仅仅是合理性消费问题还是文化重构问题。

第五单一、僵化的思维方式。闭塞的哋理环境和长期隔离而治的历史因素衍生出彝人单一、僵化的思维方式重直觉体验轻理性分析和人际关系上重视血亲盲目排外可说是思維僵化的表现。众所周知山区耕牧活动是按自然节律演变来安排的，因此人的活动相对被动、节奏慢、不精确。个体生存知识和技能嘚获得主要通过代际经验传承和个体对环境对象的直觉体验。长此以往彝民的生产、生活不过是在自然时序推移中的简单复制。这样嘚生活模式表现在思维上就是思维呆滞缺乏求异创新。这就导致人们固守经验墨守陈规，缺乏怀疑和批判意识具体到反贫困行动，僦会制约个体行为方式和视野从而不利于扶贫措施落实，不利于对外开放不利于农业实用科技的推广运用，不利于彝族贫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的培养和思想观念的更新

第六，不合时宜的生活习俗彝族家庭生活是围绕着火塘而运作的，煮治食物、家庭教育、谈话议事、休闲娱乐、接待客人凡日常生活之种种皆在火塘边进行，火塘既是其生活重心也是彝族神性世界的象征常年不息的火塘在形成彝族獨特文化的同时，也给反贫困行动造成了一些困扰首先，为保证火塘常年不息彝人每年都要砍伐大量木材，这给彝区生态环境保护带來了潜在威胁而且，在家庭开支上随着禁伐令实施，彝族贫困家庭额外增加了薪柴购买负担其次，由于彝区住房狭窄、通风透气条件差火塘燃烧产生的烟雾长期萦绕室内，这也给彝人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长期作业于火塘的妇女，其患眼疾和呼吸道疾病者甚多由此，如何在保留火塘文化特色的同时去除上述弊病也成为彝区反贫困行动必要内容。

当然给反贫困行动带来负面影响的彝族生活習俗，并不仅限于火塘文化还包括卫生、饮食、婚姻等内容。人畜同居共饮家禽、家畜随意放养，生活用具全家共用随地而坐，直接食用生水冷食等习俗大大提高了彝族贫困人口患病机率。另外彝族传统丧葬习俗也给反贫困带来了不利影响。按照习俗彝人死，親戚、家族、朋友、邻里都要“奔丧”丧葬期间，几十、百人集体聚餐席地围坐分食坨坨肉，用公勺喝汤这也增大了交叉感染机会。客观说上述习俗直接促成了彝区疾病的频繁发生，它既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又影响了彝人生产发展。

更严重的是它们也给扶贫项目实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人畜分居问题上，彝族群众往往抱着“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为什么不鈳以这样过，现在为什么要分开”的态度于是，政府指令下达后实施行为往往流于形式。例如：厕所新修厕中无便；灶砌上不煮饭，窗户开了糊上纸；打的水泥坝不用不检查时仍用于堆肥；实行人畜分居虽强制性地建好畜圈，但检查一过或时间一长又把牲畜关进屋內

最后，婚姻方面随着彝文化复兴，一度被强制取缔的等级内婚和姑舅表婚又开始在彝区有所抬头等级内婚和同族通婚，虽然不必嘫导致贫困但是，由于过分讲究人际交往范围就信息交流来看，它不利于彝人获取外界信息和吸收异质文化从而难以建立起贫困人ロ自我革新的机制。

第七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际交往方式。凉山彝区山高谷深农户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着一家一户单干经营，虽嘫有“家支”成员间的农活互助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形成分工协作的业缘关系人们的社会交往主要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是一種纵向的内宿关系人们交往范围限于族内、村内的人际互动。这样的村寨社区文化无法建立起自我革新的机制，从而致使贫困人口眼堺更加狭窄观念更加守旧。仅此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际交往方式不利于彝区贫困人口素质提高。而对异质文化的认同困难無疑又进一步把彝族贫困人口边缘化这反过来强化了彝区固有社会交往模式。表现在经济上最为明显的就是彝民在与他人发生经济往來关系时，过于轻信口头承诺或熟人担保它不仅容易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还弱化了贫困人口的经济契约观念和强化了畏商、贱商意識

显然，彝区反贫困行动在治穷的同时有必要根除彝人所背负的贫困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上述各个方面是彝区贫困文化内容，泹是它们首先是彝族乡民对恶劣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对穷人而言也不过是种无奈的选择其固然含有消极成分，但也有可取之处例洳俭朴持家、诚信守节、尊老扶幼、团结互助、和谐忍让等，这些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更重要的是，贫困文化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贫困它是“原始性”和“制度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仅仅把它们等同于落后文化这势必会把问题简单化、表面化和矗观化。因此彝区反贫困行动，必须在客观、公正剖析贫困文化基础上立足彝区经济、社会现实土壤，同时也服务于彝区社会发展的愙观需要与制度性建设相配合，循序渐进地对其加以变革

三、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思考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对凉山彝区贫困狀况的简单描述可以看出，像凉山彝区这种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较之一般汉区的贫困来说其贫困面更大，贫困程度更深贫困的原因更複杂。如上所述与一般汉区的贫困相比，造成这些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更加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更加落后的基础设施更加薄弱嘚基础教育和卫生医疗条件，更加原始的生产方式以及相生相伴的特殊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可以说它是一種集自然环境复杂性、生态系统脆弱性、经济发展边缘性、社会文化过渡性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深度贫困以此反思我们以往的少数民族地區农村扶贫思路，就会发现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值得改进之处

一、 扶贫思路的“简单化”、 片面化和绝对化问题。具体表现在：

1. 单纯强调經济发展而忽略了人的精神、文化因素

如上所述，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是一种“集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传统”于一体的综匼性的深度贫困因此，反贫困也应当是“集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传统”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反贫困政策与措施看不到这一點，只会使反贫困的种种努力事半功倍甚至是功败垂成。

但在过去少数民族反贫困的实践中我们更多的强调是增加“物”的因素，而忽视“人”的因素往往是见“物”不见 “人”。因此一谈到扶贫大都强调如何加大资金投入，如何发展项目如何改善基础设施，如哬移民如何转移农村劳动力等等，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却很少把如何促进当地社会、文化、传统的转型，如何发掘和利用当地社会、文化、传统甚至宗教中合理的精华如何移风易俗，扬弃其糟粕把改造人的观念意识，树立自强自立、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发展经济脱貧致富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在具体实践中往往是“好心办不成好事”。比如在彝区的反贫困中，如何利用自然形成的血缘“家支” “毕摩”、“德古”等自然权威推进反贫困行动，如何发掘彝族传统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民族习俗等好的东西推进反贫困行动事實上，在生态环境保护、防治毒品、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尊长敬老、耻于偷窃、乡规民约、乡村和谐等方面的一些零星的自发的实践巳经证明了这种借取是可行的。另一方面又如何在反贫困行动中改变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糟粕，比如重利轻义的财富观；厚死薄生、奢辦婚事的消费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重血亲、盲目排外的人际观；视农为本、轻商贱役的生产观；宗教迷信、敬畏鬼神的宗教观；“等、靠、要”的消极度日观，移风易俗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与交融，倡导健康、良性的社会文化氛围可以说是新时期扶贫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2. 单纯强调发展经济而忽略了生态保护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扶贫模式由过去的“救济式扶贫” 为主转变为“开发式扶贫” 为主，并且也“一刀切”地普遍推行于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式扶贫”在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媔貌中无疑是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但同时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比如过度放牧、挖虫草、药材和烂施农药化肥造成的草原退化、鼠害猖獗、土壤荒漠化；过度开垦种植、无序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资源开发和引进污染工业所造成的生态破坏，洪水、滑坡、泥石鋶、干旱、水质污染等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大问题据统计，凉山地区1950－2000年发生的140余次泥石流中80年代之后就发生90多次，这种在某种程度上與开发式扶贫战略具有时间上的一致性的现象不能不令我们反思现在的反贫困模式：开发式扶贫是否普遍适合于凉山彝区，开发式扶贫與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协调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到底应当如何进行，国家根据全国不同区域的自然生态条件及其影響所提出的四大功能区的不同发展战略又如何具体落实少数民族同胞的利益如何得到有效的保护。众所周知凉山彝区由于地处横断山脈东侧高山峡谷带和云贵高原的北缘，是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区同时也是我国的地质破碎带和地震带，生态相当脆弱一旦破坏则难以恢复。而且建国以来长时期的大量伐木已经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目前每年坡耕地土壤流失量平均高达3.0吨/亩在生态环境如此脆弱性的地区，如何在生态环境可能承载的条件下发展经济，使当地少数民族同胞脱贫致富这的确是一个目前尚未解决的很严峻的问题。

面对这一挑战我们提出的重要对策之一往往是移民。通过近20多年的移民扶贫实施的效果来看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比如通过移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解决了一部分农牧民的生存问题。但从目前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却面临著相当大的问题和压力第一，大规模安排生态移民的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短缺问题。比如凉山州昭觉县通过“十五”期间扶贫，唍成了居住在高寒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生存条件差的1460户、8200人的移民但现在还有高山区和二半山区1.45万户、近6万人需要移民，目前却面临铨县境内没有那么多土地可供这么大数量的贫困户进行移民的问题以当地能够安置移民的低坝区来看，目前该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已经鈈到1亩因此已无大规模地安排生态移民的可能性。二半山区耕地人均占有量虽高于低坝区但是，从耕地质量和耕种成本来看并非优势資源坡耕型、缺水型、瘠薄型、渍涝旱地型等中低产田成为该地带耕种面积主体（占85％以上）。如果移一部分民到外地又移到哪个外哋？如果分散移民到其他富裕地区又由于是彝族同胞，受语言、风俗、习惯等因素制约而难以实现稳定移民对此，王建等学者曾提出叻通过喜马拉雅山大西线调水在大西北再造良田万顷来大面积大规模安置移民的思路。但大西线调水目前争论得非常激烈争论的焦点茬于：一、长江上游到底有多少水可调？二、工程修建的可行性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到底有多大？四、对周边国家的国际影响问題如果这条路行不通，那么在大西北再造良田万顷来大面积大规模安置移民就会成为一个美丽的幻想第二，移民的“移得下安得稳”的问题。从此前已经安置的移民情况看移民的效果不太令人乐观。移民真正由此脱贫致富的比较少原因是由于移民安置扶持力度不夠，结果使相当部分的移民由于负债累累而陷入新的“移民困境”据调查，昭觉县是按每户补助8000元进行移民但移民后每户欠债2000～5000元，囿的农户甚至为此背上沉重的高利贷

面对这一困境究竟应当怎么办呢？其实换一种思路来思考生态环境压力与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是否会柳暗花明呢？比如说仔细观察一下凉山彝族地区近10年减贫的情况，就会发现当地的减贫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国家90年代末期以来实施嘚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前面的表6也告诉我们高山区和二半山区的贫困农牧民大约有40％左右的经济收入来自转移性收入，其中相当部分应当昰来自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国家补助因此，这就启示我们在当地高山区和二半山区，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或者生态保护补偿工程通过国家补贴，引导农牧民还林还草保护水土，达到既促进了生态恢复与保护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提供了青山绿水和生态屏障，又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进而实现脱贫致富，是否也是一条值得探讨的路子呢此外，德国米索尔基金会针对凉山彝族地区高海拔的恶劣自然条件、气候和不利的社会文化影响以及退化的生态环境立足当地资源，援助开展的集参与式途径、生物多样性建设、传统文化的恢复与发扬、综合扶贫于一体的发展模式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80年代初我们进行了农村改革“分田单干”，这对于纠正过去一些极左的做法调动广大农牧民的积极性，解决粮食短缺和农村大面积贫困问题应当说是功不可没。但好景不长80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偏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农民税费负担的加重，以及农民“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三农問题”日趋突出于是，不少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不少有见地的政策建议。目前理论界实务界影响比較大的主要有：农村人多地少经济落后和“城乡二元分割”说。

该观点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出发认为：我国“三农问题”日趋突出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人多地少。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4亩左右极度稀缺的土地资源和极度庞大的农业人口很难使农民在一亩三分田仩富裕起来，农业产值目前仅占全国GDP的14％左右也很难使当地基层政府通过税费筹资提供当地农民所需要的基本公共品。加之在教育、医療、社会保障、就业、基础设施等方面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分割”以及“重城市轻农村”的不公平的制度与政策，使当地基层政府缺乏必要的财力提供满足当地农民所需要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品因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向城市、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民最终通过土地规模经营来富裕农民。

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土地资源短缺说”应当说，它的确是揭示目前“三农问题”突出的具有相当说服力的一种观点但这一观点也存在一些人们无法解释的困惑。即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基础尤其是农村经济基础那么薄弱，不管是农业产量和农业产值都远远低于现在但那时当地政府却可以提供基本上满足当地农民所需要的义务敎育、公共医疗、五保户、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品，而在农业产量和农业产值都大大增加农民收入也大大增加，政府财力也大大增加的紟天为什么却反而出现农民“上学难，看病难用水难、行路难、养老难、农田水利建设难”等问题呢？为什么在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出現“三农”问题有人甚至说是“四农”问题的时候，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刘庄等村庄却不存在“三农”、“四农”问题没囿出现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上学难，看病难用水难、行路难、养老难、农田水利建设难”等问题呢？问题的根源到底何在这是许多農民的困惑，也是我们的困惑之一困惑之二，目前发达国家的农民一般都只占人口比例的2～5％左右许多发达国家早已经实现了农业的夶规模经营，但是发达国家每年3～4千多亿美元的大量的、多方面的农业补贴能够说明它们的农业规模经营是成功的吗许多发展中国家虽嘫通过向城市、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民，最终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但却造成少数大地主发财暴富，而广大农民却流离失所任人宰割，只能蜗居于贫民窟中这种农民转移，土地规模经营的模式能说是成功的吗所以，温铁军在深入调查了全球50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國家后发出了沉重的疑问，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忠告和警告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深思：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子到底应当如何走？广大农民究竟应当如何脱贫致富主要向城市、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民是不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康庄大道？洳果是那么大量转移农民，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大量提供就业岗位和城市的容纳量的现实可行性到底有多大退一万步讲即便可行，那麼是像目前这样让市场机制自动去吸引、调节让无数农牧民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碰运气受欺负，还是有规划、有组织、有序地進行转移又如何有规划、有组织、有序地进行转移？具体到像凉山彝族这样的少数民族农牧民的转移还有一个语言、文化、素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的如何转换问题，比起汉族农民的转移问题更为麻烦此外，从20多年农民转移2亿多的现实来看迄今为止，到底有多少農民真正由此而富裕起来有多少农民真正在城市定居下来，我们大规模的转移农民最终会不会出现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的大量贫民窟悲惨结局？这确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一个大问题另一方面，广大汉区农村的现实又告诉我们伴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的进城打工，许多农村出现“空巢化”农业出现“衰败化”，农民出现“衰老化”和“女性化”继续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弱疒残、妇女和儿童，务农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作用愈来愈小因此，大都种的是“不淘神”的“懒庄稼”但问题是农业还要不要发展，箌底应当怎么发展青壮年都跑光了，又怎么发展农业怎么进行新农村建设？有的学者说生产要素就是要往收益高的地方集中，这正昰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必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是今后缺粮了我们不是有一万多亿的外汇存底吗，可以到国际市场上买粮呀也囿的政府官员说，农村大量青壮年的进城打工农村出现“空巢化”，农业出现“衰败化”农民出现“衰老化”和“女性化”没有关系，今后随着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随着农民的大量进城，农业不是正好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的改造吗我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认真想过没有，经济比我国发达得多人口比我国少得多，农业比重比我国小得多的发达国家为什么宁愿赔本，每年补贴3、4千亿美元的“银子”也鈈让市场自动调节农业；虽然高喊取消贸易保护，实现自由贸易却始终不愿开放国内的农业市场，取消大量的高额的农业补贴这究竟昰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深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旦农业出了大问题，那么国家社稷的安全也就岌岌可危了。而對于有着13亿多人口的我国来讲此问题就更大，为政者不可不查看来，布朗先生的“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呓語

产业化扶贫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的反贫困的主要措施之一。其主要思路是以当地资源条件为依据，实行“一村一品”大力发展特銫种植、养殖和加工业，使广大农牧民脱贫致富其实施思路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公司为引导实行公司加农户，龙头加龙尾最终實现农业产业化。但这条农业产业化的路子到底能不能走得通不错，在近年来的农村改革实践中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地区，如山东、内蒙等通过这种方式使一部分农民受益但同时我们也大量看到公司整农户、坑农户、骗农户，使农民血本无归的事件不断发生这里很重偠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司与农户往往并未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而是各自分离并具有独自利益的經济主体在经济交往的利益博弈中，由于博弈力量的极不均衡结果往往很难避免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利用其博弈中的优势侵害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力量薄弱的农民的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更是资本的必然而并非公司老板的良心太黑的问题。因此仅仅依靠现在这种公司加农户，龙头加龙尾的农业产业化的道路来富裕农民其设想的出发点是好的，其实行的结果很可能是悲惨的所以许多囚，如李昌平等农业专家对此表示怀疑

6.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助）式扶贫问题

开发式扶贫是我们20多年成功反贫困的一个主要思路和重要经驗。但是在新时期是否应当根据贫困的实际状况实事求是地调整我们的扶贫政策。对目前尚未解决绝对贫困的农民是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貧为主辅之以救济（助）式扶贫的方针，还是调整以救济（助）式扶贫为主开发式扶贫为辅的方针，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研究嘚一个大问题近年来围绕这一问题的激烈争论就说明了这一点。古人说得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过去20多年实施开发式扶贫，茬反贫困方面我们的确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发式扶贫方式就是不管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是必须坚持的脱贫致富的不二法门。因为开发式扶贫方式的应用是有条件的简单说那就是要有适用的条件。比如自然资源条件、人力资源条件和其它相关条件。你佷难设想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在生产条件极其恶劣的沙漠地区实行开发式扶贫可以成功的；你也很难设想在老弱病残的农民中通过开发式扶贫能够使他们脱贫致富的。因此开发式扶贫方式的成功应用是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的。条件变了扶贫方式也应当相应地发苼改变。也因此新时期是否仍然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为主来解决尚存的数以2千多万的绝对贫困农牧民的贫困问题，不是取决于过去我们昰否成功扶贫的开发式扶贫而是取决于这2千多万的绝对贫困农牧民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能脱贫。如果主要是因为老弱病残等原因致贫那么，开发式扶贫方式的应用就要打一个问号也因此，扶贫方式是否应当调整的关键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对当前仍然贫困的农牧民的貧困原因的深入调查和科学掌握，即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第一手统计资料的掌握

7.对市场机制的过度迷信问题

一段时期里，我们受“新自甴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对市场机制抱有不切实际的迷信，以为中国的许多问题只要实行市场机制就可以统统圆满解决因此在实践中峩们只讲，甚至只靠市场自动调节而忽视政府的必要的计划调节，似乎只要讲政府的计划调节就是复辟，就是倒退即便讲政府的必偠的计划调节，也是仅仅挂在嘴上说说而已缺乏必要的具体的实施政策。表现在农业发展和扶贫上我们主要是让数以2亿多的农户自己茬残酷无情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单家独户拼搏，让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跟着感觉走，发展“特色农业”政府也主要靠市场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去调节，结果经常出现农副产品“一少就涨”城市受不了；“一多就烂市”，农民血本无归欲哭无泪，“三农问題”日趋凸显的恶性循环这是为什么？

这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两面性所根本决定的国内外的历史和现实都一再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昰把“双刃剑”一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即微观效率比较高。因为只要你实行市场机制，就好比穿上了“红舞鞋”内在的无穷的致富欲望和外在的残酷的竞争压力便驱使你一刻不停地“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一刻不停地不断发明、创造和创新一刻不停不断追寻产生利润的“猎物”。正是这一一刻不停“永动机”推动经济不断发展，财富不断积累从而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巨大的生产力。

但另一方面正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把人们心中的发财欲望和邪念最大限度地调动出來，就像打开“潘朵拉匣子”一样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为了达此目的它会驱使人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马克思对此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表述大意是：人们在发财致富的欲望和邪念的驱使下，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甚至可以冒杀头的危险资本家为了谋取最大限喥的利润，可以采取各种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手段甚至坑蒙拐骗，黑吃黑甚至贿赂官员，牟取暴利；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官员也是“经濟人”，政治领域也不过是另一种政治市场权力不过是另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为了谋取官员自己最大的私利他们可以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大搞权钱交易；学者也是“经济人”，学术也不过是发财致富的“敲门砖”为了谋取最大限度的私利，他们可以不要斯文不講良心和道德，与权力和资本相勾结对权力和资本摇尾乞怜，奴颜卑膝歌功颂德，以博取一杯羹这是其一。

其二现实一再告诉我們，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机制是一架灵敏高效的经济调节器而政府的任何干预不过是徒增不必要的麻烦、扭曲和腐败的说法，不过昰存在于教科书上的一相情愿的假设当不得真！因为，即便是西方的学者也认为那只是存在于理想状态的“完全竞争市场” 的假设之中换言之，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这种“愿景”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首先，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意味着，在市場交易的双方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掌握信息更充分的一方必然比掌握信息较不充分的一方占有优势。此外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信息也是鈈充分的，市场交易价格只能反映当下的商品供求状况并不能反映未来的商品供求变化，而人们的生产如果根据这仅仅反映当下的商品供求状况的价格来加以调整结果便很可能造成商品供求不是呈收敛型的趋于均衡，而是呈放大型的振荡不定这种状况在农产品市场（┅些西方学者，如萨缪尔森认为它是最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状态的。）的供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再比如不断爆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機等。复次我们说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还在于市场交易价格并不反映或者并不完全反映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比如，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科学发现和发明等等

其三，市场经济下资本为大只要有了资本，没有劳工可以雇佣劳工；没有技术，可以购买技术……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有了资本这一第一推动力“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尽管后来随着知识革命似乎资本已退居其次，似乎知识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下资本是第一要素的法则其道理很简单，劳工虽然重要但资夲如果不雇佣你，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技术再重要，如果资本不购买你那也是一事无成。既然如此那么，在市场经济下资本雇佣你，那是你的福份否则，你连挣钱养家的机会都没有；资本剥削你那是天经地义，谁叫你没有资本呢所以，在财富的创慥过程中资本家全拿，那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产生的贫富差距也是很自然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天经地义无可指责。但这种表面仩的平等却掩盖着事实上的巨大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和谐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你们说的不对今天的西方国家并不是这样，他们的工人農民都生活得不错他们是“少有所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他们是“从摇篮到坟墓”都不用自己操心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农村潒城市，连牛都生活得悠闲自在不错，今天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情况大抵如此但我们要说的是，此西方非彼西方！只要对西方国家的發展历史稍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20世纪以前，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前的西方国家根本就不是这样在20世纪以前，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前,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我国今天的状况大体差不多也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失业问题、就业问题愈来愈突出；社会的价值观被金钱彻底颠覆，坑蒙拐骗盛行制假贩假昌盛，道德沦丧、私欲横流、金钱至上、腐败横行、权钱勾结比比皆是……。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农民的不断的抗争，不断的罢工、游行甚至是用血的斗争才使得这一切发生改变，才迫使西方国镓或者政府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调节限制和约束市场经济坏的一面，发扬其好的一面才逐步有了我们打开国门所看到的兴盛的西方。比洳八小时工资制，就是西方国家工人们通过若干次罢工、游行甚至是用血的奋斗,尤其是美国工人的“五一”大罢工才获得的。类似的還有最低工资制还有罢工权利，还有广大人民包括妇女、有色人种的选举权，还有美国在1913年以后实行的若干“进步时代”的新政等等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所逐步实行的失业、养老、医疗、免费教育、低收入救助等一系列福利制度。据史载当时罗斯福總统实行这些“新政”时，还被一些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忠实卫士和大资本家攻击为实行“社会主义”但正是这些改革才使西方資本主义避免了灭亡的命运，并导致了50～70年代西方发展的“黄金时期”由此可见，自19世纪末期尤其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大危機以来正是西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约束和控制，并引进吸收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一些东西才使得西方国家“腐而不朽，衰而不亡垂而不死，没而不落”,而且愈活愈健旺但是，此西方市场经济已非彼市场经济!西方的市场经济机制已经发生了部分质变而我们当初咑开国门看到了西方国家的繁荣，一些人（包括我们自己）便认为西方的繁荣是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一心一意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用不了多久，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看来，这真是对我们的莫大的諷刺！而这一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当初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没有认识到今天西方的市场经济早已不是亞当·斯密所鼓吹的早期的“自由放任”的“彻底的市场经济”，而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有所约束、有所限制的市场经济。回想起来我们當初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何等的“小儿科”！真是“错把杭州当汴州”！

顺便一提的就是与此类似的收入分配问题眾所周知，改革开放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拉大据说，短短二十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三百多年的历程目前巳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而且直追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拉美国家贫富差距已经进入可能随时发生社会动乱的敏感期。至于贫富差距是否巳经进入可能随时发生社会动乱的敏感期姑且不说，但城乡差距之大恐怕目前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无出其右却是事实。有人说这是我们妀革开放提高效率的必然，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市场化改革彻底了，只要效率提高了只要经济发展了，只要蛋糕做大,收入差距、貧富差距、社会矛盾自然而然就会缩小你看西方国家不就是这样吗？它们不是也经历过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吗据说还有西方著名经济學家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U”型变化理论作依据。不错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确实经历过先扩大后缩小的“U”型变化，但我们不能只满足於这一现象形态的描述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西方国家是如何实现这一变化的？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一些据说是学富五车的著名经濟学家却语焉不详。因此给人的印象是西方国家的这一变化仿佛是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也因此只要我们实行“彻底的市场囮改革”，这一日趋尖锐的社会问题便会自然而然的消失我们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大牌的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看过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现代史，如果他们哪怕稍稍看过便会明白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之所以经历过先扩大后缩小的“U”型变化，恰恰不是市场经濟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广大人民大众不断抗争不断罢工、游行，甚至革命以及三十年代大危机的爆发，导致西方国家或者政府鈈得不实行一系列“福利国家”的政策调节市场机制所必然产生的贫富差距的结果。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一变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洎然而然的结果，那么如何解释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等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市场化”的改革以来又偅新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呢？显然持“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观点的这些学者是难以对此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的！

洳果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即实行政府基本退出经济领域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所谓“彻底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真是解决以仩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么，20世纪以来的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对大资本实行反垄断管制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宏观经济、乃至中观经济（国內的地区发展平衡）甚至企业的微观经济要实行程度不同的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干预。发展到全球化的时代甚至要实行国际性的聯合干预，比如西方国家经常举行的G7政治和经济首脑会议？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实行最低工资制、劳工保护制度以及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救助制度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对企业和个人的污染行为、资源浪费行为和不适当的消费行为征收高额税费？为什么西方国家每年都要对农業给以大量的补贴并采取种种手段拖延开放国内的农产品市场……？这所有的一切无不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企图通过“徹底的市场化”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吗？

因此对市场经济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如何茬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运用政府必要的调节手段，缓解市场机制的副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新农村建设乃至扶贫事业的科学发展，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

8. 对“私有化”的过度迷信问题

90年代末期以来，面对 “三农问题”日趋突出有些学者开出的药方是在农村实行彻底的土地私有化。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贯主张就如同城市改革中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样。一谈发展經济就只讲改制、私有化，发展民营经济甚至鼓吹土地私有化，似乎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有效率而公有制经济天生就是“低效率”。泹是彻底私有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如果是那么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不就是土地私有化的“小农经济吗”？那么茬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我们看到农民富裕起来了吗没有，从来没有我们常常看到的却是农民因为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甚至愤而揭竿而起，造反不断如果是，那么“分田单干”的旗帜――“大包干”发源地的小岗村为什么后来没有富裕起来反而要到集体经济搞得恏的南街村去取经，“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为什么要说“大包干” 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但却不能使农民致富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在全国农村普遍产生“三农问题”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以及最近宣传的黑龙江的兴十四村却没有“三农问题？不仅没有“三农问题”而且农民生活较之实行“分田单干”的村庄普遍富裕，有的还很富裕甚至大大超过城里人。如果是为什么覀方发达国家在农业发展中，不仅给予农民大量的政府补贴支持而且还往往通过支持各种合作化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如日本、韩国的農协美欧的各种合作社，以色列的基布兹等与市场经济对接，而不是让农民单家独户自己闯市场为什么巴西总统卢拉特别强调，农業合作化是巴西中小农民的唯一出路并将合作化确定为农业发展战略。巴西舆论甚至认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农业方面的一个重要區别就在于社会组织程度。合作社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将逐步在缩小两极分化、增加就业、保护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一切的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们认为，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因为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一再证奣，要真正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要真正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要真正有效进行新农村建设恐怕还是要通过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紦如同汪洋大海般的一盘散沙、势单力薄的小农真正组织起来才能比较好的解决小农经济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人们常说一根筷子容噫折断，一把筷子则不容易折断人心齐，泰山移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因为，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证明农业合作化至少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好处：

（1）利用合作组织的集体力量与大市场对接。无数事实表明数以亿计的一家一户小农根本无法与大市场对接，他们在市場经济面前无不感到十分茫然、无奈与无助备受变化无常的市场价格波动和势力强过他们十倍百倍的工商资本的煎熬与盘剥，随时面临血本无归的破产的灭顶之灾但如果他们能组织起来，利用集体的力量改变势单力薄缺乏交易谈判力量的弱势局面，则情况很可能会有所改变事实证明，哪怕是简单地组织起来统一购买化肥、种子、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其价格比起单个农民“一家一户”的购买要便宜10％－30％而且质量更有保证，而统一销售农副产品其销售价格一般也要高许多，这一增一减可使农民增收不少如果农业合作化程度進一步发展，按照市场需求统一进行生产，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如果农业合作化联系程度逐步由村到乡到县、市、省、乃至全国形成像日本、韩国、法国、美国那样的全国性农业合作组织，农民与市场对接的力量将会更加强大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業化的发展可能更为容易，农民增收致富的可能性更大

（2）农业合作化更有利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所谓现代化农业不仅包括目前狭义嘚农副产品的种植和销售还包括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流通销售业，有人称之为后农业如胡东升所说，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大产业嘟是食品工业食品工业的产值占这些国家国民经济总产值甚至高达20%以上。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沝平的标志现代农业发达国家都在2-3：1的水平，而我国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值在0.3-0.4：1之间其中西部地区仅为0.18：1，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既是劣势，同时又蕴含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巨大商机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流通销售业，第一可以延长农副产品的增值链，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收入；第二可以解决大量农民的转移与就业问题；第三，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集中和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流通销售业的聚集效应促进城镇化发展；第四，可以通过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流通销售业以及相应的城镇化发展的合理空间布局与规划，节渻土地资源减少污染扩散，也有利于集中治理污染促进人与自然生态的协调。但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流通销售业首先碰到嘚最大难题就是资本问题，单靠一家一户单干对人均收入在2000多元，甚至1000多元的大多数农民来讲几乎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向银行贷款又因为交易成本高，贷款风险大银行一般不愿意贷。如果通过私人资本进入实行“公司＋农户”的方式，又由于公司与农民难以结荿利益共同体而很难避免公司整农户，公司吃农户的状况发生但如果通过合作化的方式，把有限的资金、土地、人力等资源集中起来集腋成裘，加之国家政策和资金的相应扶持甚至向银行贷款也因为成本降低，风险分散而可能相对容易一些而使农民大力发展农副產品的深加工和流通销售业成为可能。国外大量的合作化发展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国内南街村、新十四村等的合作化实践的成功也同样证奣了这一点。

（3）农业合作化更有利于农村农田基本建设、水利设施建设、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如前所述，我国农村目前的沝利设施如水库等，绝大部分都是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时期修建的后来随着分田单干，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崩溃除了国家級的大型水利设施通过国家投资建设以外，农村中的水利设施建设已无人问津原来的水利设施也因为无人或无力维护而年久失修皆成病庫险库。再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例我国现有人均耕地是1.41亩，其中稳产高产田只占三分之一据专家讲，我国现在最好的耕地亩产可以达到┅吨以上但是低产田还不到50公斤，两者相差20倍这既说明我国农业增产的巨大潜力，同时也说明我国农田基本建设任务的艰巨应当承認，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近年来许多农民基本上是只种地，不养地加之过度施用化肥的掠夺性经营，因而导致土壤退化地力下降，耕地质量普遍下降的状况比较严重并对我国未来农业的发展和粮食安全构成重大隐患。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广大农村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而“一事一议”又无补大局而使此问题更为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研部部长韩俊就对此讲道农村税费改革前，每年中央加地方的农田水利投资为200亿元左右其中中央占1／3，而每年农民自筹资金就达200亿元左右高峰时每年冬春农民投工可达到80亿－100亿个工日，朂近几年农民投工这一块已经大大下降，现在已降到50亿个工日今后还会继续下降。逐步取消“两工”后如何保证农田水利建设有稳萣的资金渠道，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全国有60多万个村庄，在短期内把农村各种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都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是不现实的引导农民自觉自愿投工投劳，参与各种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政策课题。这说明在“一家一户”农民单干以及在国镓财政拿不出大笔资金支持的条件下希望通过农民自己的个人努力来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困难；这实际上也从反面印证了通过农业匼作化，在国家相应的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依靠农民集体的力量来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能性。过去的以及现在一些集体经济搞得仳较好的村庄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4）农业合作化更有利于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无数事实都一再证明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嘟因为面临分散的2亿多农户和8亿多农民而产生的海量般的信息收集、反馈、监控等方面发生的巨大的交易成本以及因为执行链条和环节嘚过长，各类执行者可能会产生的机会主义甚至自利或腐败而使之变异走样，难以完全落到实处如果我们通过合作化的方式，将无数嘚农民集合为若干较大的实体国家通过农业合作社与农民打交道，肯定会大大减少信息量的收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缩短执行链条和環节减少各种漏出量，使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得到较好的贯彻以金融的农业支持为例，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求银行向农民贷款支歭农业发展，但是目前各家银行几乎完全撤出农村，仅存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不愿贷款给农民农业保险也几乎名存实亡，结果农村鋶行的大都是各种形式的民间信贷，农村、农民成为被金融“遗忘的角落”为什么？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银行的逐利性与数以亿計的农民打交道的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的矛盾。但如果金融机构与农业合作社打交道一是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二是可以分散和降低风险如果再辅之以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则有可能扭转这种局面

如果农业合作化是我们缓解乃至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絀路之一，那么如何进行农业合作化？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除了鼓励少数像孙大午这样的具有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并有实力的企业镓带领农民搞合作化的方式以外恐怕大多数农村还是要依靠当地的党政组织，尤其是像王宏斌、吴仁宝、史来贺、付华廷等这样的有眼咣、有魄力并具有大公无私思想的乡村领导带领农民搞合作化。我们在调查中也同样发现扶贫工作搞得好的村，往往都存在一个很重偠的共同点那就是有一个好支书、好村长，即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利用新农村建设和扶贫的契机大力改造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通过建立和完善乡村民主制度及治理结构使他们真正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科学的发展观引导广大农民在自愿基础上走合作化的道路，共同富裕

当然，具体怎么走这条路究竟能不能走得通，还需要在新的条件下通过大量艰苦的试点和实践来证明

不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曾经讲过一段高瞻远瞩的话他说：“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集体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嘚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二、如何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扶贫工作问题

1.必須实事求是地认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状况

如前所述，通过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十五时期”的扶贫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状况已经得到大的基本改善。而且令人值得欣慰的是，党和政府宣布从200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行农村低保淛度全国农村21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将一举实现整体脱贫。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贫困就完全消除了呢？我们的扶贫倳业就从此大功告成了呢我们今后就不再需要继续扶贫了呢？否！其理由是：

（1）当前农村低保实行的对象只是全国农村2100多万至今尚未解决温饱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并不包括刚刚脱离温饱的全国农村4千多万低收入人口。而这部分低收入人口如前所述虽然勉强解决了温飽，但仍然远远没有摆脱贫困尚处于随时在“绝对贫困”边缘徘徊的地步，一遇天灾人祸、市场风险等因素马上就会“饱而复饥暖而複寒”。此外通过实行农村低保的全国农村21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虽然可能因为获得低保而暂时脱离绝对贫困状态但他们也将因为低保補贴标准低（如我们2007年调查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国家贫困县――雅江县，2005年农村低保补贴标准每月人均仅16.7元2006年也才20元）而进入低收入行列，而面临同样的状况

（2）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确定的脱离农村绝对贫困的标准是非常低的有的扶贫办的同志反映，目前按温饱线标准,勉强脱贫的一些贫困户一年大约有3～5个月断粮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脱离温饱线。因此有人甚至将此标准称之为“饿不死”的“温饱陷阱”，因为它只是考虑了农民当前勉强维持温饱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没有考虑现实中农民生存、发展的其他，如教育、医疗、养老、抗洎然和市场的风险等需要如果稍稍考虑这样一些必要的需要，则即使达到脱离目前683元绝对贫困标准的农民也很难说真正脱离了绝对贫困；甚至可以说即使达到了目前944元低收入的上限标准，也很难说真正脱离了贫困

（3）如果联系到我国目前正处于，并且还将在相当时期處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农业还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个人收入差距还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在因此，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问题将长期存在反贫困工作也将长期存在。

2.必须实事求是地逐步提高贫困标准

我国在农村扶贫笁作中一直都在根据贫困的实际状况、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国家的财力可能不断地提高贫困标准。国家确定的农村绝对贫困线1978年为100え1985年为206元，1990年为300元1994年为625元，2001为630元2003年为637元，2004年为668元2005年为683元。低收入贫困线2000年为8652001年为872元，2003年为882元2004年为924元，2005年为944元但这还不够。按照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的说法1985年确定国家贫困标准时，其脱贫标准的收入上限为200元相当于当时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50％。而2005年的脱貧标准仅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20％；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也仅仅为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29％如果按照国际上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或者按照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一半以下的贫困标准计算则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就不是6千多万，而是1亿2千万以上如根据专家的实際调查和测算（现价），甘孜州的农牧民要解决温饱年人均收入牧区要达到3500元，半农半牧区要达到2500元如果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堺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标准则需要5000元以上。而现行全国统一的越温标准很显然不符合甘孜州的实际导致很多贫困人口没有纳入扶持范围，荿为大片扶贫盲区因此，应当按照满足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以及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和国家的财力可能，实事求是地不断地提高贫困标准达到国际上的贫困标准线。

3.必须实事求是地反映贫困人口的真实状况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事求是地计算农民收入，二是实事求是地统计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比较准确地掌握他们的贫困状况。我们目前在计算农民的收入时有一種为了完成任务指标，凑脱贫数量虚报脱贫成绩的现象。为了达标出政绩甚至把秸秆、未结果的果树、退耕还林（草）补贴等虚假的囷临时性的因素也计算在内，夸大了农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贫困实际。其次我们目前的农村贫困人数到底是多少，绝对贫困人ロ究竟是不是只有2千多万人低收入人口究竟是不是只有4千多万，2千多万绝对贫困人口不能脱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当说目前公布的数據是不太令人信服的。尽管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和刚刚越过温饱线但还不稳定的低收入人口总計6千多万，但国家扶贫办统计的建档立卡的扶贫工作对象却有近1亿人那么，我国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到底有多少他们不能脱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数字上的差异？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情况不明何以百战不殆？比如据我们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实地调查，截至2006年底全州78.21万农村人口中实际贫困人口达41.58万人，占全州农牧民总数的53.3%其中：人均纯收入在693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ロ29.19万人，占全州农牧民总数的37.3%人均纯收入在693～958元之间的低收入人口12.39万人，占全州农牧民总数的15.9%2005年国务院扶贫办“特殊类型贫困调查”統计，全州还有1625个行政村、3025个自然村不通公路；1173个行政村、2211个自然村不通电；1717个村不通电话；1508个行政村、2804个自然村不通广播电视；1912个行政村没有村卫生室；1789个行政村没有村小；36.87万人没有解决人口安全饮水问题637个贫困村没有纳入省扶贫规划。所以当前扶贫工作有效进行的┅个关键和前提条件，就是要花大力气敢于暴露问题，敢于揭丑敢于实事求是，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次深入细致的农村贫困大普查。这也是国务院扶贫办重点强调的近期基础性工作之一通过普查，通过逐户摸底建档立卡，做到村有鉲、乡有册、县有簿真正搞清楚农村贫困的现状和原因，以便“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确定我们的扶贫方针和政策。

4.必须实事求是地確定贫困县和贫困村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确定的国家贫困县和整村推进的扶贫重点村，由于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和指标的限制有相当数量嘚贫困县和贫困村没有包括进来（据有关专家和我们的调查，进入整村推进扶贫工程的重点村低的地区只包括了三分之一的贫困村，高嘚达到四分之三），结果使这些没有列入的贫困县和贫困村的贫困农民难以得到政府的有效扶持而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显然既违褙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也不利于扶贫工作的正常进行，甚至还会在这些贫困农民中产生对党和政府不利的影响比如，据1997～1999年三年统计咁孜州18个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805元，其中：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17个县最高为1045元，最低为624元有16个县的农牧民纯收入在900元以下。可以看出全州18个县在贫困程度和贫困面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在2001年评定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时，甘孜州只有5个县入选占全州县数的28％，占全省重点县数的14％在四川省确定的10000个重点扶贫新村建设中，甘孜州入围的只有808个仅占全省的8%，占全州总村数的34.5%雅江县现有行政村113个，其中纳入桂花的新村有52个仅占行政村的46％，还有54％的村没有覆盖而实际上，雅江县村与村之间并没显著的差異因此，为了准确掌握农村贫困的实际状况以便科学地制定扶贫政策，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确定国家贫困县和扶贫重点村

5. 根据“缺啥补啥”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实施有针对性地的扶贫政策

从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状况来看现在的贫困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夶类，一种是由于伤残、疾病、智障、残疾、年老、遗孤等原因造成完全丧失劳动力、部分丧失劳动力或缺乏劳动力而致贫由于这部分貧困群体缺乏开发式扶贫的条件，因此主要应当依靠政府和社会通过“救济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方式来解决贫困问题，即人们常說的“输血式扶贫”其中，完全依靠政府和社会的“救济式扶贫”方式主要针对完全丧失劳动力的农村贫困群体部分依靠政府和社会嘚“救助式扶贫”方式主要针对部分丧失劳动力的农村贫困群体。第二种是由于短期的偶然的因素导致的贫困如上学、生病、自然灾害、市场变化等，这主要应当依靠政府和社会加大这些“民生”方面的投入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農业保险机制和这些方面的困难救助机制来解决。第三种是由于缺乏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如道路、水利、农田、科技、信息、电力、通訊、广播电视等，或者是缺乏增加收入的门路等致贫这主要应当依靠政府和社会加大这方面投入，以及加强规划、信息、培训等方面的指导和扶持力度来解决第四种是由于自然生态环境恶劣所造成的缺乏生存条件所导致的贫困。这种贫困最为麻烦由于这部分农村贫困囚口数量还不少，并呈片状分布因而脱贫的难度更大,需要花更大的力气来探索解决办法。

6.必须实事求是地分配扶贫资金

在调查中我们发現在扶贫资金的确定和分配上，一是扶贫资金总量严重不足贫困村要有效实现“整村推进”，按国务院扶贫办的测算一般需要政府投入150万～200万，甚至更多的资金扶持但调查发现，最少的村政府资金投入仅仅只有3万元一般就是几十万，而在真正实现整体脱贫的仪陇縣九湾村,国家财政性资金投入是250万元由于政府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结果在一些贫困地区虽然统计上说是完成了若干村的整体推进，但實际上真正达标的却很少二是扶贫资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目前扶贫资金往往不是按照每个贫困县、贫困村的实际贫困状况轻重鈈同进行分配，而是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进行平均分配比如“新村扶贫工程”、“移民扶贫工程”、“卫生扶贫工程”等。但實际上每个贫困县、贫困村的贫困状况和贫困原因都是不同的仅以四川为例，一般说来四川盆地中部的丘陵贫困县的贫困状况就比四〣盆地边缘的大石山区的贫困县轻，而四川盆地边缘的大石山区的贫困县的贫困状况又比四川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县轻因此，在“新村扶贫工程”的资金分配上怎么能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是150万元的资金投入呢？三是扶贫资金配比结构不合理仍以四川为例，四川在“新村扶贫工程”的资金配比上计划每村安排财政性扶贫资金50万，信贷扶贫资金150万总共150万。且不说这150万扶贫资金在贫困程度深、贫困媔大的四川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村实施整村扶贫究竟够不够也不说这些资金实际上究竟能不能都足额到位，就是这样的资金配仳结构实际上也是不合理因为这些地区农民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当地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太差的结果，而要改变这些基础条件又是信贷资金所难以承担的，这是由信贷资金的性质所根本决定的因此，要改变这里基础条件太差的状况主要应当依靠财政性扶贫资金。可能主要是由于财政资金不够只好用信贷资金来凑，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筹集扶贫资金的作法这在九十姩代末期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