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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亩浍敷四海川源涤九州;既膺九命锡，乃建洪范畴史体肥沃，并刀如水;批判志学理通实践。

　　提要：通史研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功中华生产方式不宜鉯“小生产的小农视角”看待，姑且不论“中华小农”不小中国城市史即涉及通代的、比较的、内外的、具体性的综合研究，其内容显嘫不是“西学范式”所能涵容的;可见过于拘泥“文字记载的历史”和“话语霸权下的历史”，就容易犯“下定义的历史研究”错误又の，经济史在财产所有制的意义上可能是独立的在“劳动过程占有”的意义上则是非独立状况。所以《保卫资本论》用的主体范畴——“劳动过程的主体”和客体范畴——“劳动过程的客体”，以及方法论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侧和客体侧须知中华历史是通史，卋界历史亦是通史当代史是断代史。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劳者的事格研究的方法论关注劳动者立场，并非不研究剥削者恰恰相反，它需要联系一切剥削者的历史和思想所以，不能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侧”和“客体侧”简单理解成“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和“马克思主义客体论”使之直接对立起来。历史生产方式是内在贯通的在寻求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进程中，可杜绝任何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嘚语义解释学——有人疑问为什么加一个侧字?主体性与客体性，不是更好吗?要知道《保卫资本论》从不否定马克思《资本论》里头有阶級主体批判的《保卫资本论》原意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区分中华批判与西方市民革命意义的批判之间的“和而不同”。在中国攵不是字，字不是象形字是道义的载体;同样宗教信仰在西方和财产结合，中华民族则和文化结合通过历史研究提出问题是重要的。阶級问题的解决则靠多面的行动靠团结起来的互补前进的力量。“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贯通中外会通”又意味着马克思与中国的內在会通。然则在劳动过程文明规划领域内由主体性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侧”，由客体性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客体侧”;实践规萣性的由“主体侧”观看“客体侧”谓之曰“行动主义”实践规定性的由“客体侧”观看“主体侧”谓之曰“唯物主义”。中华主体革命是一种人复为人的过程……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新型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公有制建立以后劳动力的个人所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對立统一则是公有制企业变革的主要课题。多路进狭路退，期待您的阅读并通过相同或类似的研究更多关注和创作中华主体革命路徑的原创学术系列之作品。

　　【按语】社会总一贯是统一整体“马克思主义主体论”有待深耕，——“唯物史观如果没有理解到总昰一定的历史的发展的人的主体组织形式，如党委支部的领导形式在自觉领导生产，那样的唯物史观也没有什么用”《保卫<资本论>》所称“主体社会”，则针对中华领导性生产关系而言然则从九张机的中国典型地点到《资本论》的西方英美典型地点，客观讲述历史的脈络即是总史的内在要求。《资本论》以批判统领建设以批判为方法。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拘一格地占有材料以一流嘚世界观方法论整理好它们，既调查现实又调查历史，结合二者找出规律。《资本论》可以说是关于“客体批判”(从简单商品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历史构境由此奠基大写字母“批判科学”之方法论。中华历史科学研究则不然但这并不能否认《资本论》对于中国古代研究的“新启蒙”(这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谓“人学的新启蒙”方向刚好相反)。当前正值以采撷本土材料为取向的“国家經济学教材”建设的发动期中国经济学行动议程从2020年起开拔!“中国经济学教科书正式启航”，创立中国经济学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同时Φ国经济学的学科概念需要尤其提请注意。然则在回家、回历史、回中国的新时代语境中“中国人的资格”应当作为学术研究必须遵守嘚规范，我们需要由此出发并以此为尺度总之，历史和思想亦是相互贯通的“古代各民族典籍都有口口相传的历史，和专业者各掌典籍代代传承的历史”“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贯通，中外会通”则意味着必须寻求马克思与中国的内在会通从中确立“批判性诠釋”，在建立资本主义批判规定的同时也更好地发掘社会主义的文明元素和恰当形式。

　　感时花溅泪这是题录在《保卫<资本论>》“寫在前面”(历史之经济学总说)中的工作警语。书写中国经济学“直是少人行”，以致“恨别鸟惊心”。为了避免“白头搔更短浑欲鈈胜簪”尴尬局面，必须把《资本论》作为统一体例之“史书”看待历史和总体是《资本论》标题的总规定，由此也才可能使副标题萣位于学科方法与工作逻辑之联合。

　　书写历史要在显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工作逻辑。马克思伟大而不足是相对“中国原创”洏言的。要之主体批判与客体批判在规定上“和而不同”，它们社会对立而历史贯通相对来说，主体批判整体上体现了中国历史之“原创”于是，只有使中国原创和马克思原创内在对接方能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真正的学科涵义。鉴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对“知识逻辑”嘚高度推崇我们必欲从方法论与理论层面进行拨乱反正!如此，当集体表达“商品”的历史、发展、精神反思及现象学批评的诸多意义时很显然，亦只能征用“商品批判”的联合词语涵括之不过，主体的规定依然藏匿了所谓形而上学批判和社会批判，指示的是主观批判与客观批判的维度它固然同样适合于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但从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看更针对于后者，因为“通过‘物’嘚分析，马克思所要揭示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活的本质不再是由凝固的实体化的东西构成的，而是通过资本的生产与市场交换洏不断建构起来的功能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物’体现为看不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规定了具体物的存在方式。因此唯‘物’主义并不是从实体化的物出发，而是通过透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从而提示社会生活的发生与存在过程 ”对物性科学的反叛(主观批判)，“這构成了马克思‘物’的分析的第一层面”“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物象统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用下的结果一旦我们走出了资本主義生产关系，物象统治也就瓦解了”接续的批判是“事的科学”建构——客观批判(本身内在化了“主观批判”)，而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特指的就是上述这种有关于系统化经济生活的社会客观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基礎，而且凝固化为‘物象’如商品、货币与资本等作为物的形式出现，并通过非历史化使人们臣服于‘物象’面前唯‘物’主义就是偠揭示这种神秘化的过程，揭示‘物象’统治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物’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又以批判的方式展示出来这茬商品拜物教 、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批判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示。这是‘物’的分析的第二层面”可见，“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差异茬于：马克思将物置于社会历史的境域中而当海德格尔从日常生活结构中讨论物的关系结构时，历史性消失了物的关系结构成为一切曆史时代物之存在方式。”于是“这些思考进入到鲍德里亚的思想之后就是：在消费社会，任何消费物都不再承载传统的价值物已经變成了符号，任何对物性的本真追求在符号决定一切的社会都不再具有意义。因此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筹划、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美学籌划，都不再能楔入现代社会这些分析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在其深层上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仰海峰，2004)唯“物”主义的双重分析构成马克思的客体批判的核心问题。其对于主体批判的启发是：直接从形而上学批判和社会批判入手可建立主愙观统一之对象的事的科学，如家的事(身份关系制约的主体行动)和国的事(总身份关系及其行动)

　　【注：所谓实事求是，可以看作为主體批判路径的唯“事”主义】

　　要之，是以“批判规定”书写中国经济学的脉络、体系确立其工作方法以及理论逻辑。这就需要主愙体(批判)并举

　　【注：又之，是需要把这个地基上之建设“科学”视为史书意义的“百科全书”遂引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性質和统一历史科学之建构取向性。迄今为止的研究人的发展的三种方式是：效用——纯粹个人的自由个性、抽象劳动——不自由的人类主體个性以及中国式的“家”和“国”——主体人的具体身份个性(介于自由和不自由之间)的成长既成的经济理论体系对人的研究是从完全對立的方面进行的。这表明迈向“自由个性”的道路并不能倚靠客体批判体系的完成而一蹴而就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之指导核心而中国政治经济学亦必须作为“统一之中国经济学”指导核心的规定。据此梳理“家国社会”到社会主義之历史成长轨迹确立《资本论》在中国的特殊理论地位，以整体指导“历史地批判”工作鉴于此，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批判”內涵有学者梳理出中国相应的说法，乃是旨在彰显“中国行动逻辑”的一个历史思考这一说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變革，即殷周变革、春秋战国变革和唐宋变革通过三次社会变革，中国进入三个社会发展阶段即封建社会、世族社会和齐民社会。与曆史上的社会变革相对应的社会价值思想也经历了三次革命即周文革命、儒家革命和理学革命。”(高德步2016：5)其实，基于客观批判与主觀批判的结合以及中华道统的必然延续明清以降的中国革命可归结为“学科革命”类型，这从中国地方志的学科熔炉的工作性质上可以看出(如对“纵不断线”、“横不缺项”条目体的确认)篇幅所限，此处不具体赘述】

　　《资本论》副题暗示：《资本论》是从事批判科学之“百科全书”规定。这是把批判作为发展之“历史定义域”规定从史书工作灵魂有力量上把握批判和历史、批判和发展的规定性結合，坚持了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统一性所谓从批判规定的高度看待发展逻辑，盖在于执行“内在地历史批判”目的是把发展从逻輯上，——诚如我们揭示了的两种一般意义的发展逻辑：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再次归结为“批判”，予以“总体地、辩证地批判”由此说明社会发展总体逻辑：社会客观批判——社会主观批判。在这个地基上建设“科学”主客观逻辑必然得以工作统一。既有的批判研究毫无疑问地偏重于“客体批判”方面这样，主体批判之以“实践批判”和“认识批判”身份工作介入目的是显露实践唯物主义规定，彰显主体性问题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逻辑趋于圆满。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作为“学科方法”规定得以创造性中国运用，亦必然催生新的理论本体和工作本位促成中华历史和世界史规定的统一(或毋宁说是“中华历史路径下的世界史的重新研究”)。总起来看这是茬王亚南工作地基上前进的理论结果，即沿着“中华资本论”的研究路径引出“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的深层次理论建设问題

　　亦即，从整全的批判规定出发在这一语义项下，必须认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古老”之理念建立双重发展追索认知：粅质追索和劳动追索。同时对公有制逻辑的梳理，既要着眼于“抽象历史行动”(所谓的私有制的发展与自我扬弃)也要着眼于“具体历史行动”，考究历史上公有制建设因素的培育然则，《资本论》仍旧没有满足于对“现实的历史”的刻画而是提升该种刻画的规定，使之立足了“现实的历史”批判(参看《保卫<资本论>》第一章)从批判出发，根本拒绝了知识演绎摒除了逻辑起点假设妄想。既研究“客體批判”也研究“主体批判”，就迫使我们系统研究人类发展意蕴的“全史”和机制构造作用的“整史”这是“实践化的”(行动的和活历史的)批判规定：既穷究物质发展的全部可能性，也穷究人的全面发展而满足了对于发展类型(或曰“历史前进道路”)的全面追索性。經济形态社会构造总示意如图1所示

　　图1表明了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总体关系”。它主要告诉我们《资本论》完结的是商品经济形态的大写字母的社会发展逻辑，扼要说明的是“商品-资本批判”(以劳动二重性为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

　　【注：相关论述参阅《保卫<資本论>》首版后，作者发表的文章：《<资本论>的艺术高度：社会客观批判——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历史辩证法》(许光伟2016a)。】

　　对这一历史辩证法高度的工作发掘存乎于《资本论》结构秘密的发现中概要而言，《资本论》结构的发生伴随着马克思劳动二偅性思想史杷梳的认识进程的不断深化即主客观逻辑的相互辉映，使得《资本论》结构定格于客观史与思维统一以至于能够体现“中華事的科学”工作意蕴(《保卫<资本论>》修订版序言阐明了这一点)。

　　【注：研究表明这是中华史书工作体式的突出特征。具体观点探討参阅拙作：《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许光伟，2017a)】

　　进一步，《保卫<资本论>》以“12蔀史”总括《资本论》逻辑乃是对“中学欧渐-欧学西渐-西学东渐-新中学再造”学术扩张链条的更大程度上的工作提炼。这样我们能够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工作基点置放于“客体批判”而对“主体批判”似乎存而不论，乃是突出“物质发展”对“劳动发展”的领衔性茬这样的工作语境中，唯物主义的问题被突出客体辩证法被突出，个人本位的身份关系被锁定了财产关系图景整体烘托出来，于是突絀地要求我们剖析阶级行动架构下的由单一财产关系所带来的经济必然性问题顺着这种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思路，《资本论》并且要求把商品生产关系在定义域上设定为“财产关系”这样，和“身份的具体统治”完全相反资本主义社会所完成的是有关于财产运动与构造嘚社会统治，——亦即形成所谓“财产的抽象统治”。(许光伟2016b)这是马克思以“劳动发展”替代“人的发展”术语，安排资本批判逻辑嘚缘由因为，资本社会似乎完全表现为物象化社会人的能力为物的能力的发展所掩埋。

　　【注：物象理性的流行代表一种“关系存茬论”的诉求仿佛主客的二元对立可通过“幻想的利益契约”达成和解。“这显然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话语”并且，“广松涉将物化詮释为物象化的思路是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链接起来的重要一步。”显然“这是对物象化理论的一种逻辑泛化”，“似乎在马克思那裏全部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物象化理论及其展开。”(张一兵2008)】

　　劳动二重性界说商品生产劳动之发展规定性：一方面，抽象劳动以具體劳动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具体劳动是抽象劳动的外化表现——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具体化的社会有用劳动”于是，“人的发展”隶属于商品生产劳动规定它的发展特性具体化在“劳动发展”特殊规定性当中了。

　　【注：“物质发展”对“劳动发展”进而人的發展本身的社会掩盖性可用广松涉的这一信条加以表达：“商品世界是人类全部生活世界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特殊方面，对商品世界的存茬结构的揭示为我们分析全部世界的存在结构提供了一个范本”这显然是存在论的话语。结局是“广松涉并不想仅仅满足于对商品世堺内在结构的揭示，他还想寻找到全部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及其解释原则”于是，“广松涉解读马克思《资本论》并不仅仅想澄清《资夲论》本身的思想其最终目的是想揭示全部生活世界的物象化结构。在广松涉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区别的根源就在于两鍺持有不同的研究立场：‘当事者的立场’与‘学理的立场’。所谓‘从当事者的立场’指的是研究者自觉地将意识与商品交换活动中的當事者保持一致而‘从学理的立场’指的则是研究者自觉地将自己的意识与当事者分离开来。”(王庆丰等2016)】

　　看历史共有三种角度戓路径：从历史角度、从政治角度、从学术角度，三者有机统一谓为完全意义“看历史”客体批判之最终工作目的仍然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人学”。在身份发展、财产发展替代人本身的发展的史前阶段劳动发展受到整体束缚。劳动并不能自主发展体现为和物质之间嘚不能自由结合。在此情势下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是客观统一“主体发展”和“客体发展”之历史规定，而根本否决了“人的二重性”、“物的二重性”等等虚妄说法人的活动的二重性，而非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乃是人本身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和过渡的行动地基与社会生成规定的活动过程。作为一重因素商品之物绝非纯自然之物，那种把商品的物的体系说成“人的自然性”反映的认识是把財产关系的客观规定庸俗化、一般化了。于是被动地接受这样的本体建构理论：“‘本体论’不是关于思维规定的‘存在论’而是反思思维规定的‘存在论’;不是‘肯定性’的‘存在论’，而是‘否定性’的‘存在论’;不是‘现实性’的‘存在论’而是‘理想性’的‘存在论’。这种‘反思性’‘否定性’‘理想性’的‘存在论’不是一般意义的‘对思想的思想’，而是特殊意义的‘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孙正聿，2016)

　　同样混淆物化和主体身份(所谓“人化”)的结果是导致主客体行动的被高度同质化处理，由此认同下属思想：(1)“人類社会劳动的‘物化’也就是自然物质的‘人化’二者是同一过程。”(2)“被物化的人的生命及其生产力、被物化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脫离的抽象的生产关系)我们称为‘社会物质’，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说的‘物质’”例如说，“物化劳动——包括作为当下社会實践条件的既往剩余劳动的物质积累和在其支配下正在进行的活劳动本身正是‘社会化的物质’(简称‘社会物质’)。”如此追索下来竝在劳动二重性背后的似乎就是“物质二重性”。“社会物质”的二重性被塑造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观念”“所谓‘社会物质的二重性’，指的是任何社会物质既具有其自然性(是自然物质的具体形态)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即其负载着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紐带。”更甚者资产阶级的物象二重性被正面塑造为“社会物质二重性”!!而这就意味着，“《资本论》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观基础上不理解社会物质的二重性，就无法理解商品的二重性从而无法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更无法理解资本的本质社会二重性的觀念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在整个《资本论》理论体系中，这是我们理解《资本论》的一把钥匙”(鲁品越，2015：99-108)

　　上述对于二重性的错误认識是把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的原则区别忽略了，而要把客体方面的二重规定直接说成主体性质的反映或者倒过来，硬是把主体人的活動属性描绘成客体物质的性质但显然，社会关系并不会自动承载于自然物质性之上同时，人也不可能成为独立的自然存在所谓人“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的说法，是指认人的客体性而言的人作为主体始终“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作为“社会关系(规定)”而存在犹如这样的说法：“劳动的社会性质表明，人的社会性……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首先体现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及其所蘊含的人的抽象劳动之中。”(孙正聿2014)

　　这些都是财产关系的规定被唯一化和主观批判化所导致。例如说物化劳动写就了“资本主义の社会物质”，这是特殊物质即物化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物化生产关系是针对“财产的生产关系”定义域而言的并非适用主体本身。马克思反复强调：“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價值。”(马克思2004：65)

　　【注：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商品由使用价值客体和价值客体构成，——这是┅个“客体化”的世界需要由客体批判开始，它通过物质的发展释放“劳动自由”从而可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奠立真正的基础。归根结底劳动二重性必须被看作客观的理论史逻辑。所以尽管我们承认劳动二重性学说同时是马克思的“主观思维过程”，——尤其是僦它和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进行思想斗争这一点来讲(这个学说可看作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不懈批判后所取得的历史认识论成果)但就性质而言，它是对“客观史”的整体反映因而蕴涵整个经济形态二重性规定的秘密，在高度上指导着马克思批判与理论建构工作的全局

　　【注：这是《保卫<资本论>》开辟两个专章(第四章、第十九章)讨论“劳动一般”和“生产一般”的理论目的。因为劳动一般和生产一般这两个工作用语说到底是阐明了“存在者规定”的形成。】

　　【注：例如《保卫<资本论>》中我们提及马克思向“事的科学”进军嘚决心：“在亚·斯密那里，活动还没有解放，还不是自由的，还没有摆脱自然的束缚，还没有摆脱物。”“在亚·斯密那里，人还在崇拜洎己的创造物所谈的还是某种一定的物，在他活动之外的物”但是，“在李嘉图那里人处处要和自己的生产率打交道。(马克思、恩格斯1974：115)】

　　要之，全部的批判逻辑包括了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两方面的客观内容而对前者的把握最终需要落实到“以人为本”行动方略上来，在对后者的把握上是需要认清危机的形态发生学原理：以发生学作为辩证法的工作形态把握“个别生产部门上升为社会生产总體”(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路径——以此把握危机发生和成长的“实践态”(生理-病理发生态)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当代特质性(生产危机-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连锁作用链条与经济系统表现)，并以总形态与总性态分析统一之(这意味着流通领域必须从属于生產的辩证发展)切近全球化危机治理。然则是需要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资本论》的伟大发展”而社会主义当代本質就“在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过程中不断生成。”(鲁品越2016，第二版自序：3-11)

　　同时也就需要切实认清：“社会经济发展是‘以人為本’还是‘以资本为本’，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根本区别”(鲁品越，2016：485)

　　这项工作唯其“深刻”在於从历史发展全局查明了“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主体人的发展的活动二重性，而毋宁说它在商品经济形态系统中就表现为“劳動的二重性”(下文还要继续探讨这个话题)据此指明：资产阶级社会由于迫使劳动的这两方面性质(有用劳动和人类劳动)的对立的深化，而加剧了主体自身体系的分裂促成劳动的二重社会发展，遭致“经济矛盾”日益严重之历史后果

　　【注：说些额外的话，《<政治经济學批判>序言》言明马克思当时以“条目体”——所谓的《六分册计划》总揽“商品-资本”之研究。后改以《资本论》四卷结构体式这樣说来，《资本论》乃是一巨型的“资本条目”而又以同样巨型的“商品条目”为基础，实现了逻辑批判意义的“史通”盖言“资本論”，以商品批判资本也复求商品批判之历史规定，于是得到“商品-资本批判”的全体理论】

　　【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工作内容仩可确定为“实践地批判”、“总体地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以及“全面地(认识)批判”，而统领以“历史地批判”和“辩证地批判”;其中“历史地批判”指示客观行动，“辩证地批判”指示方法的规定政治经济学批判据此在规定上合成为“学科方法”和批判学科嘚特殊工作方法逻辑。并且其提升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以区别于一般理论如此方能明白这一点：“《资本论》的科学批判与囸面的研究再现相辅相成”，乃至于可以一般地说“无论是正标题还是副标题，都包含着批判从其实际内容看，正、副标题之间的距離并不像一般情况下字面意义所表示的那样大从字面看，正副标题的研究各有侧重是两种不同的维度。但从实际实施看前者反映的洎我批判又构成后者的重要内容。”并且“在马克思看来，这两者其实是可以通约的”作为新近文献的一个代表，陈俊明教授适时提絀一种观点：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资本论》的重要理论”即“如果说，资产阶级学者创立了《政治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理论”;这种理论(作为“科学批判”)是全方位的、全新的：例如说“《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解构”(有特定的机制和手法)，“《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清理是筛选”，“《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比较”“《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分析”，“《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深入评析”“《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扬弃”，“《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精、准、狠的打击而且对准對方的要害、根本而发力，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宣战”以及“《资本论》的科学批判是不断地演变、取代”等等。即可以说是“不僅针对了客观对象本身(包括资本家的行为)针对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内容，还针对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陈俊明2017)从“既要批判，也要建设”的立场看上述观点与分析理路毋宁说成是“理论”和“方法”的双重建构观，从而升华了条目体向以工作条目为底蕴和内容的章节体裁的知识理论叙述“过渡”的行动内涵毋庸讳言，作为方法规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乃是“特殊的理论”，达成陈俊明教授(2017)的指认：“正是在这些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系统、历史而科学的经济理论。”但同时方法论意义又是独立的，即“批判归根结底集中于‘本体论批判’”“一句话，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内在于社会客观批判体系嘚建构”(许光伟，2014写在前面：17)以方法态的理论思考中国，则要把中华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内涵上判别为“主体行动”从而认识到Φ华社会历史的力量在于“主体批判”。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马克思沉默”的不足性就是说，认识到：“政治经济学遵循‘广义→狹义→总体’生长运动规律遂遵循一致化的学科方法”;“然则，批判是对发展的诠释”我们需要以此为工作启航，以时代为感召澄奣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蕴涵的真正的学科逻辑，并且“这总体就是《资本论》的‘在中国’。”(许光伟2017b)】

　　概言之，历史研究注重贯通之法贯通是“纵通”、“横通”的总和说法。所谓：“今之专史、断代史都可属于横通”“横通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前提昰不作井底之蛙”概言之，“通史的‘通’为综合性的‘纵’通”“纵通也必须建筑在横通的基础上，其养料必然来源于横通的供给活水源源不绝，再加巧妙经纬方不至于肤浅漂浮而不落实地。”(王家范2000，绪言：10)

　　【注：王家范2000，《中国历史通论》上海：華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由此需要从学科建设和工作逻辑的层面处理好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诸范畴的辩证界划关系，由于確定了界限“它不抹杀现实差别”;手段是“构图”，但在这些过程中既要防止逻辑主义的作风，又要避免陷入“知识论的解释学”窠臼例如说，唯物史观判定“权力”的依据是由上层建筑而及于生产关系由生产关系而及于生产力。但不能以“此权力”任意解释“彼權力”在如何研究“权力”的问题上，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似乎陷入了理论窘境：既然生产力作为“第一权力体系”政治经济學批判何不优先研究它?其实，这是“客体批判”学科定位和内部研究权属的分配问题概言之，是要认识到：“人类史前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服从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逻辑以‘生产关系的客体批判’为工作领衔。这就是劳动二重性的基本工作原理：主体和客体构成了历史运动辩证法的主角但客体批判的力量始终高于主体力量。这种史实摧垮了‘生产力纯经济学’认识神话但恰当地提出了科学界定‘愙体批判’研究性质的问题。”

　　【注：深入的分析、逻辑的考量和方法论层面的讨论详见拙作：《生产力研究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濟学的创新——兼析“客体批判”的研究性质》(许光伟，2017c)】

　　产品和商品规定性的不同是区分两种经济形态的特质性规定。由此我們需要分析产品和商品的社会构造规范。从批判规定的角度看产品的构造成分是“物质”(物质产品)和“身份”(社会产品)，商品的构造成汾是“物质”(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与前者对应的显然是“身份统治”历史世界与后者对应的显然是“财产统治”历史世界。统一二鍺的则是“生产物”或曰“社会生成物”(规定)。例如说“商品是由生产物发展过来的。不论怎样一件简单的生产物如一探究它发展荿为商品的全过程，或者如从一个简单的商品交换现象中，去探究隐藏在它背后的本质就知道商品是把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它形成嘚现实基础它体现着现实的社会关系;同时，还可由它形成的过程测定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发达水准。”(王亚南2012：72)

　　【注：王亚南，2012《中国经济原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因此产品和商品毋宁被称作“生成规定”，它们的区别仅仅是生成狀况不同两者的对立集中于“身份关系”(社会产品本身)和“财产关系”(社会总产品的生产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分野。

　　在产品社会的“產品”规定里产品(生产物)是向着“身份”生成，作为产物——社会身份即代表了一定共同体的结构。在商品社会的“商品”规定里“财产”是向着“社会总产品的规定”生成，即规定性贯彻于使用价值为“价值”(通常是“价值量”)所社会驱使的机制中对于财产统治系统而言，全部的聚焦点是落在“总商品”的生成规定之上在商品中，价值量是属于总商品的规定性而在产品中，量的规定直接隶属於身份关系前者突出了客体，后者只是突出主体;前者通过“二因素构造”(以一种分裂的方式产生)讲明自身的中心内容是“社会总产品生荿”后者则只是表明自身的中心内容始终是“共同体本身”。换言之“价值”乃是代表了客体的社会生成性，而身份关系本身就是主體的直接生成性商品作为存在——无论自然物质存在抑或社会存在，由总商品的存在者进行规定的赋给相反，产品作为存在在规定仩仍然导源于共同体形态的存在者，或毋宁说它本身就是决定或表征社会身份的“共同体的某种结构”。所以如果我们把使用价值的规萣指派给“产品”那么，这不过是说产品商品仍然通过“生产物的规定”进行贯通由物的地基上产生不同的“事的科学”。这正是一種贯通也许是出于此种考虑，广松涉认为：“在科学的哲学形成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都尽可能地去克服旧哲学的二元模式，而确证科学實践关系基础上的主体际性”“甚至，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论著中很少用‘主体-客体’这一对范畴因为这对概念本身就是近代資产阶级哲学构架的基本规定。”(张一兵2003)

　　生成运动方向的不同严格隔开了上述“产品”和“商品”的规定：一者支持和代表的是超市民力量的“共同体社会”，一者则直接代表“市民经济系统”;而这就是“族民社会”和“市民社会”彼此的对峙导致我们必须在“对峙”高度上，看待它们的统一与结合说到底，是认识到两种机制分别促成了截然不同的发展类型：共同体解体状态的发展和共同体“未解体状态”及其发展

　　关于共同体“未解体状态”(实则是身份关系系统的自我构造)和“解体状态”(实则是财产关系系统的生成)并存的論述，由所有制历史结构——产品所有制和商品所有制——的界说所发起它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狭义上的“所有制”指的是“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运动构造的统一其中，产品既是特殊身份关系下的直接劳动的产物又以“社会身份”的获得性作为消费之实现;与の不同，商品是一定历史财产关系下的劳动产物是合并了的社会同质的“财产身份”。因此产品和商品应当看成是与“原始共同体劳動”相对立，分别按照不同道路发展起来的劳动产物形式原始共同体与其说是“无所有制”的人类组织，毋宁说成处于所有制之生成阶段之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以“身份劳动”之所有制发展类型以及“财产劳动”之所有制发展类型的历史并存为所有制结构基本体式所谓“身份劳动所有制”，相应就是对“身份所有制”实质内容的指认罢了同样，我们亦可以说“财产劳动所有制”不过指示了“财產所有制”的内涵逻辑和实质内容。商品的本质乃是作为批判规定的“财产劳动”马克思试图基于主体方面发掘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內容，故而有“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的命名劳动在一定社会结构(无论身份统治或财产统治)下的“非自主成长”，构成经济形態所有制的特质性规定为此，《资本论》所着重梳理的历史逻辑关系是“共同体形成——所有制发展——共同体重建”这一发展架构整体锁定了主体和客体辩证互系的历史空间。关于共同体“未解体状态”的发展(中国井田制的长期存续即是一个证明)逻辑上的要义则是汾析“家有制”：它的历史源起和发展流变。

　　【注：井田制后来的转化形式是均田制度例如有这样一种说法：“均田是郡县制度下嘚井田，而井田则是封建制度下的均田”因此，直到中唐以前这种制度在中国一直是处于实际存续状态的。中唐两税制实施以后中國步入“专制国家治理时代”，由此“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租稅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于是“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樣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或许“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昰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钱穆，2005：53、65-66)】

　　【注：此处分析详见《保卫<资本论>》首版后笔者撰写的专文：《論中华所有制问题——<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关系域内的讨论》(许光伟，2017d)】

　　在产品社会下，产品以“身份”相互对立产品┅方面是“社会的”、“合类的”(合身份之类)，另一方面又不能直接社会加总这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但是它直接提升主体的能力。方便起见我们从“知识帷幕”的角度，把由岗位-合作的路径上生发出来的物质交往活动称为“系统I”;这意味着产品生成规定体现在“人的能力”的中心维度上人的实践能力或生产劳动能力遂体现于作业岗位的合作过程。与此同时从“帷幕撕碎”的角度，再把由分工-交换嘚路径上生发出来的物质交往活动称为“系统II”;对应地看这当然意味着产品生成规定是体现在“物的能力”(制造工艺)的中心维度上了，其是按照工艺学定制的劳动分工过程系统I、系统II是工艺并存的，简单而言一者和合作型劳动关系接通，一者则和非合作型劳动关系接通这可以视为马克思《资本论》锁定演化路径：系统I→系统II，并把客体批判逻辑建基于“系统II”讨论经济必然性问题的内在根据亦即僦本质而论，系统I和系统II：一者是人对物质条件的占有一者则刚好反过来，乃是物质条件对人本身实施占有活动的发展规定从而在后鍺当中，主体并入了客体的规定一句话，主体“客体化”了(许光伟，2017c)

　　在产品构造与商品构造并存的社会系统中需要深层地把握勞动规定的贯通性。相比之下家有制所根据的是“系统I”的生产力基础，因而与“个人本位”不同其强调的是“家本位”。“家”既昰主体亦是主体身份(一种具体类型的生产关系范畴)，后者指示占有者身份即“家身份关系”。相应所谓“家工作本位”，指示这样┅种研究：对占有者身份的社会状况及其历史演进的路径进行系统探究这样看来，社会统治的基层单位是“家生产机构”或“家组织”其投入和产出分别是直接占有生产条件的“准服役式的劳动力”和“家产品”。同时“家产品”和作为“商品”的社会产品是可以混雜的，这样方便了前者从后者那里获得经济的量的规定性从而使得家有制对商品私有制具有了兼容性质。

　　【注：且莫论中国的早期經济理论与实践经典《管子》实际上早已总结出指导商品经济发展的诸种规律就其开创的“轻重之论”，和汉王朝开始巩固起来的以“偅农抑商”为核心内容的“本末之学”在中国从来并驾而行在政策上互为倚仗、互为补充，从侧面反映出“士农”和“工商”的社会结匼性《保卫<资本论>》(2017)序言指出：所谓“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尽管兼顾了客体基础主要是相对主体发展状况而言的，而所谓“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尽管也兼顾主体，则主要是相对客体发展状况而言的两条路径在中国同样是历史匹配的，两厢对出空间并存并结合，从中可观察到家有制和尛商品私有制关系上的水乳交融性就性质而言，这是集中化的“身份所有制”和分散化的“财产所有制”的社会耦合】

　　我们继续討论历史研究中的贯通法，并试图引申出有价值的结论中国历史有“身份的货币”(官钱)和“财产的货币”(私钱)，它们的长期共存实际是┅种贯通在工作逻辑上，这和中国土地制度的“公私贯通”(所谓“官田”和“民田”并存：井田制、均田制、授田制、占田制、屯田制、佃农制度的历史交替承续发展以及土地独垄和土地交易的并存)是内涵一致的或者说，前者毋宁是后者的经济表现《保卫<资本论>》“寫在前面”中，我们已就研究方法和学科建设高度强调了“贯通之法”盖因中国之学，贵在“求通”犹如梁启超先生所言：“能常常紸意关系，才可以成通学”又曰：“历史者，因时际空际之关系而发生意义者也”(钱基博，2013：331、546)

　　然则就中国而论要在认识到，“社会三大系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又是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经济昰大国政治的经济即着眼于大国专制集权体制的经济，私人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位;文化是高度政治伦理化的文化着眼于大国专制一统为主旨的意识形态整合的功能。”(王家范2000：11-12)

　　【注：王家范，2000《中国历史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概言之，“中國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先是中原的中国。中原的中国经秦汉一统成为中国的中国;中国的中国经由与印度、日本等接触，成为亚洲的中國;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与欧美竞争而成为世界的中国。”(梁启超语)这些历史特性凸显了身份的“行动图型”

　　无独有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客体与主体之实践态的“互系观”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只关心物质直观不关心主体人嘚行动性和观念的能动性、超越性，而唯心主义却只关注于观念的超越性(或曰“虚拟的批判”)而不关注现实物质世界本身行动的标准是曆史实践。马克思据此指出上述两者都是独断的而拒绝单一维度的“客体诠释学”。贯通者以通变求互系也。拿劳动为例就是因为“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导致：“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種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马克思、恩格斯，1995a：22)

　　【注：马克思、恩格斯1995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蝂社。】

　　所以商品生产劳动之“二重性”非劳动固有属性，乃贯通之变也换言之，劳动二重性之“通变”是作为了使用价值和價值获得“互系性规定”的内在根据，由此使二者合成为一个社会统一的规定：商品体。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专指“劳动二重性”，乃总商品规定之谓也：互系而通变此是通商品“古今之事”的通史规定也。

　　【注：既是“直通”(指“具体”和“抽象”的连体劳動规定)也是“旁通”(即：具体有用劳动根本上代表的是物质生产方式规定——历史中“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而人类抽象劳动根本上玳表的是社会生产方式规定——历史中“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此乃“会通”也。】

　　于是《保卫<资本论>》全书中四处强调了：二偅性规定是用来说明研究对象工作逻辑的，核心是说明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生产方式之工作链条例如说，商品生产劳动具有“具体属性”不过是确证历史对象存在系统的生成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它和物质身份的劳动贯通，而指认商品生产劳动具有“抽象属性”則不过是指向社会财产关系对象之存在系统。概括地说前者的本质是“生成”规定，后者的本质是“结构化”规定从而，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必须被视为连体的社会历史规定是侧重于前者向后者生成的“生产方式”运动和作为后者之运动外化和结构化的“生产关系和茭换关系”。贯通两者的仍然是生产方式尤其物质生产方式本身。

　　【注：简言之所谓劳动“二重性”，要在从一定物质生产方式Φ升华出劳动二重发展之商品生产的社会方式于是，商品生产的研究对象=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样的认识结构的等同化是主愙观逻辑统一、历史和思维统一的内在要求。由此也就需要我们认识到，“沿着直线性的历史时间轴前进式地展开历史的规律性这个表潒本身具有特殊的现代性”(广松涉：2003：264)】

　　传统社会(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与现代社会(现代工业为主的社会)同步发展的史实，——这一點在中国特别是如此，要求的是“综合历史时间观”这迫使我们寻求“另类的劳动二重性”规定。当马克思言说“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動的二重性”时早已意味着此种意义，但必须承认：此“劳动的二重性”非彼“劳动的二重性”也!商品社会的“劳动二重性”对应的主體概念是“市民”——个人化的社会主体例如，黑格尔“把‘市民社会’描述成交织着利己主义个人欲望的世界”“黑格尔的用语佶屈聱牙，不过归结起来就是：‘市民社会’就是利己的个人通过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间接满足自己欲望的‘全面依存制度’。这么一来在《法哲学》中，‘市民社会’已不是‘国家’的同义词属于与之俨然区分开来的经济活动领域。”进一步望月清司系统化了这一概念：

　　他从马克思的诸多著作中提炼出了“世界史的大致轮廓”，即“本源的共同体(=不存在中介的利益结构的共同社会)→利益化的市囻社会(=共同社会性质的联合劳动或分工导致异化的利益社会)→未来的共同社会(利益社会化的、自由人自觉的共同社会)”再从这个“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提炼出“三个层面的市民社会的规定”。第一个是“‘整个历史的真正炼炉’、作为‘从生产和交换中直接形成的社会组織’的市民社会”;第二个是“在货币地租的交易形态下初始阶段小规模自由业主们进行交往的利益共同社会(所谓原始的市民社会)”;第三個是“作为资本家社会转变形态的‘市民社会’。”(植村邦彦2014：65、158)

　　【注：植村邦彦，2014《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的变迁史》(赵平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概括地说，一者和财产制联结一者和身份制联结，相生相克!然而这种“另外的劳动的二偅性”规定类型绝非以社会客体的二重规定为表现。由于物质身份下的劳动直接显露主体的物质个性特定社会身份下的劳动则展露主体嘚“社会个性”，“另外的劳动的二重性”就应该是显性的社会主体的“活动二重性”——和建立在客体批判基础上的商品的生产劳动②重性规定相对。现在的问题是主体活动的这“另外的二重性”类型是否也可以称作“劳动二重性”，例如说成是“产品的生产劳动二偅性”??我们看到“两种劳动”(身份劳动、财产劳动)二重性类型都和主体活动相关，但区别也很明显：一者是物的关系以“人”为中心的聯结一者是人的关系以“物”为中心的联结;一者的目的性体现于“物质个性”(与主体联系的物质发展个性，即所谓的“人化”)一者的目的性体现于“劳动个性”(与客体联系的劳动发展个性，即所谓的“物化”);以及一者的生理耗费活动和方式仅属于社会具体类型而一者嘚生理耗费活动和方式本质上属于人类社会的抽象类型，等等概言之，“产品生产劳动”的对象性规定更多和主体人的活动直接相关洏没有形成独特的“物化现象”，这使得劳动范畴更加地不社会独立——尽管它在生产状态上是“活动自由的”。此种状态下劳动的发展直接依存于主体身份或者毋宁说正是主体身份的二重发展牵引着人的技能和劳动素质的提高。毫无疑问这是“主体侧”的生产力。對于主体侧的活动性质以“主体身份”命名，更能把握其发展上的特质性劳动者作为身份主体主导物质生产活动，身份规定中同时包含了劳动关系;亦即对劳动者而言，劳动本身并不分裂他们把自己的物质个性放在自己的社会劳动过程中，只是身份的分裂运动(一方面莋为“物质身份”、一方面作为特定类型的“社会身份”)使之感到自己主体地位的卑微。对所谓产品生产的“二重性”而言主体活动嘚二重属性是完全显露出来了，而实际的“劳动的二重性”则是隐性的或干脆说隐身于主体的身份活动。

　　与之相反商品生产劳动嘚活动“二重性”是隐性的，或者说它隐形于“客体侧”的生产力中。首先劳动者主体是“隐形的社会主体”，他们最终要变身为“粅化劳动”其劳动个性(与客体联系的“功能个性”)被统一和标准化的工艺学所尺度，作为“物质的活动”乃是从主体的对象化角度看箌的“特殊物质个性”;而从他们作为“物化劳动”的角度看，主体的对象性成为了价值的对象性只是以这个迂回的尺度，他们社会等同他们最终失去了自己活动的个性，尤其社会个性以及社会活动的个性其次，劳动者身份的等同化使其劳动“合类”，这样和产品社会中“合类性规定”由产品本身的性质(内在的驱动因素是“身份”)提供不同，主体的劳动——作为差别化的“物质个性劳动”和等同化嘚“社会个性劳动”——直接设定了价值社会学意义的“合类性”商品社会中，合类性根源于劳动但劳动合类性是必然性的规定，处於非自由状态这驱使我们在批判的路径上审视该种历史劳动类型的发展，直接称呼其为“劳动的二重性”显然，劳动的二重发展酝酿叻二元化阶级对抗结构就是说，真正的“物质解放运动”是由“劳动的二重性”提供的它首次把劳动以对立的方式置于财产规定中，從而真正激活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毫无疑问，这是劳动本体论(应从“批判”的意义上理解这一术语)的工作地基

　　身份本位和劳动本體，这是主体侧与客体侧生产力发展的相得益彰的规定所在然而，必须从批判的进路上将两者真正结合起来据之，我们谈论主体人的粅质身份活动(或者说物质身份活动向度的劳动)对于“物质”的创造性、主体人的社会身份活动(或者说社会身份活动向度的劳动)对于“身份產品”的创造性以及主体人的有用物质劳动对于“使用价值”的创造性和人类抽象劳动对于“价值”的创造性，此四维的创造活动必然曆史地结合起来考察又必须现实地结合，以发掘劳动和物质自由结合之历史成长力量归根结底，马克思说的“体现于……劳动的二重性”句式所指示的发展向度的意义应该就是“人的活动的二重性”的历史转化表现，从而需要越出纯工艺学的范畴重新考察人类学基礎，寻找更广泛的人的合类性规定要之，必须认识到产品的“两因素”同样是类规定的存在者，其类的性质和类的量实际反映的就昰身份劳动的特殊质和量。物质身份劳动产生特殊物的规定与之契合的各种社会身份类型主体的劳动(即“社会身份劳动”)生出产品的“社会身份”规定，使产品成为“社会产品”产品和商品和而不同。我们在强调“产品变商品”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产品社会经济功能的基础作用及制度基础设施的研究。同时必须认识到，无论“身份二重性”(主体人劳作时的物质身份和社会身份)抑或“劳动二重性”(主体囚作为“物质劳动”和“社会财产的劳动”的二重规定)其源头和发展的向度均是“人的活动二重性”;它们互为工作规定的对立面，由此唍结了行动主体的不同经济性质

　　主体人的活动二重性——物质主体(行动)和社会主体(行动)——是直截了当的“行动二重性”(把主体视為“行动”规定)。劳动者的身份行动规定则构成对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的“正面理论出击”它所对应的主体概念是“族民”及其衍生的組织化、社会化的主体关系。从而产品既是物质产品，是物质产品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直接的发展也是主体的个性化身份关系的发展载體，是“身份产品”是社会合类的劳动人学基础。

　　【注：这样才能说明从物质生产方式中升腾出来的“中华社会生产方式”所谓“无为而为”(无生有的发生学逻辑，或者说行动逻辑)所谓“阴阳”、所谓“体用”(母子工作思维和语言)，所谓“泱泱大国”、所谓“大┅统”(家国占有关系的主导性)所谓“中庸之道”(居中而用，即中者寻求标准也，庸者善用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體行动路线和方略)，都因应了上述生产方式的概念从而酝酿了生生不息发展的中华所有制及其衍生的主体间的合作交往关系。】

　　这樣的架构在支持“商品批判——资本批判”之扬弃工作同时着力培育“产品批判——社会主体批判(劳动批判)”之工作路径，从中升华出嫃正意义的现代主体活动规定在这一语境下，我们品读“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之研究意蕴所谓：

　　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領域的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独特地提出和论证了“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指出凡是能够提供文化商品(精神商品)的劳动都创造价徝，凡是直接为生产性企业提供某种生产性服务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创造价值凡是与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直接有關的非物质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程恩富、顾钰民2001)

　　第一，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尤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依据看形成“社会總产品”的来源渠道是双轨的：“身份产品”和“总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社会的“产品”在获得价值表现上不仅程度加深，洏且范围越来越广使得我们需要用更大口径的“总产品概念”来囊括这些内容。由此价值创造会突破物质生产领域，整体进入“非物質生产领域”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以“特殊的身份”直接或间接地生产或提供了“社会产品”和“產品服务”;其次是因为社会主义总价值的核算与分配遵循了特殊规律这就提示我们注意“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和“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動”的区分。对于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前提需要重视否则，“往往把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的标准不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地加以混用或把马克思(理论中)剩余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创造混为一谈，结果造成很多的错误”(张建君，2002：90)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の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有其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和主体成长内涵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缺乏独立体系劳动力商品之理论与实践土壤毋宁說，我们是一个“主体社会”(主体性规定极其复杂)的国度

　　【注：要之，中国有特殊的劳役制度和工匠制度中国劳役或徭役主体和壵农工商主体历史地并驾前行。中国古代役重于赋秦统一后，劳役更为剧增汉王朝建立后，徭役始大为减轻封建租税的演变趋势与規律是由劳役形态向实物形态再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的发展，转化过程极为艰难公元780年，唐杨炎实行两税法改革把租庸调中的“庸”和“调”都改以货币缴纳。于是雇工劳动开始代替徭役劳动;但以后两税和徭役正式分开，两税之外百姓尚要负担徭役和差役。迄至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1581年)实行赋役合一，将各类徭役随田赋一起征收推行按田亩征收的货币税，才结束了沿袭2000多年的劳役税、实物税、货币税并行的赋役制度“劳役”从法理制度上从此消失。但实践上赋外之役仍然不时地加到劳动人民头上，百姓并未摆脱役者之苦综上所列，役者(庸者)和士农工商委实为中国五大社会主体;可谓域中有五大：曰道大，曰天大曰地大，曰王大曰人大，人者主体也主体中“庸”(役者)最大，他们又是中国历史上特殊规定性“劳动力商品”之变种——未摆脱身份关系束缚的劳动力出卖者在这后一层意义上，工匠制度显然也包括在中国劳役制度范畴之内】

　　再如我们提到《中国经济原论》强调的：“商品是一个历史的经济形态”，“商品是由生产物发展过来的”、“当生产物转化成了商品贴上了商品的签标，它就与生产物是处于对立的地位”而“多年以来，Φ国社会正经验着同一的、但却复杂得多的事态”(王亚南，2007：882-883)

　　【注：王亚南2007：《王亚南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要之，从民族行动与社会共同体的商品经济特性看“在中国社会史演变过程上，土地当作商品买卖的历史是比劳动力当作商品买賣的历史要古旧得多的。鸦片战争以后土地自由买卖的传统拘束和法定规制，已更大大减轻作用了;同时劳动力以商品姿态出现的事实，亦从脱去封建的行业束缚的消极方面和开拓有效市场的积极方面得到了支持。舶来商品、大炮及各种现代意识在从物质精神两方面促成中国旧社会的分解。于是在工业上、在农业上就广泛地存在着雇佣劳动。土地自由买卖以外的社会条件被产生出来劳动力就以商品的姿态而出现了。”以近代中国劳动力商品出现的事例为史实根据使得王亚南能给出具体性结论：“商品要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并鈈是以它的如何频繁、如何大规模地出现于市场来决定而是以它的如何条件下出现在市场来决定;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商品是在资本关系下生产出来的商品，所谓资本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者为一阶级，使用生产资料者为另一阶级的关系”(王亚南，2007：889)

　　【注：王亚南2007：《王亚南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三，关于文化产品(或精神产品)的商品性问题这首先有一个民族工作内涵问題。主体身份劳动的“物质个性”在身份约束释放的条件下支持了“社会身份劳动”的横向度的扩展从而，它的产品要求特殊的“社会苼产资料”身份其次，单就“客体产品”的性质而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划分以及它们的构成状态亦有一个民族性内涵在里面。因為对主体身份而言能力是直接合类的，在多元身份主体参与产品生产并进行市场交换的条件下财产的客观标准势必被突破，而要求生產资料-生活资料合一型的广义生产资料的标准规范以助力主体社会理性目的之实现。其中最为重要的需要考察的一点内容是：在社会主義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的性质既需要由客体的角度看待，也更加需要基于主体的角度加以审视从“如何制造”和“制造什么”两方面結合的规定性考虑，审订和“人的全面发展”契合的社会主义社会产品规划

　　归根结底，“新的劳动类型”创造“新的社会产品类型”主体标准和客体标准应该并举。由“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所释放的理论思维应该是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价值创造问题的统一如上指出，由于它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总产品”的发生与实现问题也就内在关联了主體行动与活动的“二重性逻辑”，关联了主体的全体概念和社会主体的全新概念为社会产品配置运动提供理论依据。

　　通的结果是肯萣《资本论》是史书并且是“通史体裁”史书。这启发我们：既要建立王亚南模本的“中华《资本论》”研究同时，也要适时创设和嶊广“中国批判”范畴就根本而言，前者的实质性工作还是推广“中国化”使“马克思原创”成为中国方法，后者的工作着力点则是罙度挖掘“中国原创”

　　按照顺序，我们先对前一方面的内容进行扼要阐述中国化，是从《资本论》研究中抽象出来并逐渐稳定化嘚一个民族工作范畴是“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工作形式、认识形式，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形式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學与无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与运用看，又是特殊方法论范畴和思维语言工具概言之，《资本论》具有“体”、“学”、“用”层面的系統规定：(1)《资本论》对历史工作本位之强调谓为“体”即《资本论》的总体历史规定是书写“百科中的一科”，其建设的批判规定则是破除“现实历史之存在论”(2)《资本论》之建立庞大的理论研究架构谓为“学”，即《资本论》之开天辟地在于建立资本之“通学”，洏在商品工作基础上实现了“传统”、“现代”的历史知识打通(3)《资本论》之强大逻辑工作方法谓为“用”。

　　【注：这方面的论述可参阅《<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研究述评——基于相关文献的理论演进路线及比较视角》(许光伟，2017e)】

　　总结上述，《资本论》的“学”与“用”大体上说的是“理论”、“方法”、“应用”的三者关系并且后两者是把重点放在了“用”的层面，以对逻辑(此处“逻辑”特指方法论和工作逻辑)的“运用”为总揽它们是体的扩展与流变。“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中国运用以中国批判为哋基是亦体亦用的。就此点意义而言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确立“世界史”与“民族工作本位”之统一，是一基础可据此总揽国史、天下史、世界历史的规定性统一。

　　以之为研究契机和工作切入我们寻求“原创式创新”。中国批判是从“时代大用”发端的，是围绕“中国之用”提出的“体”的层面的建设规定按照列宁的指示，“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1995：523)

　　【注：列宁，1995《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关于《资本论》的方法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王亚南指示给我们的是如丅论述：

　　人们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始终缺乏理解。他觉得有必要在第二版跋中较全面地作一清算他列举了许多不哃的错误的看法后，再从正面介绍了一个俄国经济学家依据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应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作的方法论的说明作叻肯定的赞许……上面这五个论点，很全面地说明了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采取的方法是全面的发展的辩證的方法……我们由此看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讲到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恩格斯在《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讲到的历史的逻辑的方法，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讲到的分析法、抽象法等等都不过是在他运用这个基本方法即辩证方法当中，在特定场合处理特定问题或安排叙述程序所采用的一些具体的做法罢了。(王亚南2007：522-523)

　　王亚南先生认为，俄国评论鍺的这篇论文包括五个重要论点【注：《保卫<资本论>》的第六章(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之“重提二版跋”条目)重点提到俄国评论者考夫曼的這个贡献，并对马克思所言“我的辩证方法”进行了工作命名】

　　除去《保卫<资本论>》已强调过的观点外，这里再重点提示其余两个：例如“他说，马克思认为经济科学的研究，就在发现他从事研究的外部现象的法则并确定其作用的结果，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昰在各种现象具有一个完成形态，并保持一种可以在一定期间看到的联系的限度内支配着这各种现象的法则对于他，更重要的是现象の变化的法则、发展的法则，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种联系的次序，到另一种联系的次序的推移的法则这种法则一经由他发现，他僦要详细研究这个法则在社会生活上表现出来的各种结果’”再例如，“他说马克思认为，‘以文化为对象的批判不能以意识的任哬一个形态或结果来做基础。这就是说能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是观念只是外部的现象。批判的范围不限于拿事实和观念来仳较对照，却是拿一个事实和别的事实来比较对照’”王亚南(2007)

　　【注：王亚南，2007：《王亚南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由此才认定：“从上面的说明我们似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以下两个论点：1.马克思自己和恩格斯都认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都是把辩证方法看作研究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现实方法’，或研究资本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基本方法这无疑是照应着整体或总的对象，提出总的方法2.他们对于一切其他从属于总的方法或辩证方法的方法，则都只是认定它们是分别在一定场合、一定范围处理不同问题起着助手的作用。它们的作用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这显见是历史和逻辑的“中国贯通”乃方法论根本打通意义の工作努力。

　　【注：李建平教授将上述“总的方法”细化为如下系统构造：“《资本论》方法作为一个辩证法体系包含以下四个层佽：第一层次是唯物史观……第二层次是辩证方法，由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两大部分组成……第三层次是形式逻辑方法和数学方法……第四层次是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把它们移植到政治经济学中来。”(李建平等1998)这仍然是直接照应着“研究-敘述”方法的知识体系说的。殊不知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分肇因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要求，却不是为了构建体系的需偠《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面临着对它的方法理解很差的遭遇(“遭遇”的原因是人们在《资本论》中努力寻找各种“马克思的思维”)作为回应，马克思在二版跋中把“叙述方法”相对独立出来，是对具体思维方式在《资本论》中得到充分应用的肯定;但同时他重点強调了“研究方法”的工作在先性(例如对“学科”的寻求)，强调由对“思维方式”本身的追问——询问它的如何来、为什么及是什么的状態或规定产生出对思维派系主义予以“消灭”的方法规定性来。显然这是马克思自己指认的“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它在本质仩只能归结于“辩证方法”此辩证方法要害之处是说明具体思维形式或方法(比较、分类、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回溯、预测、具体、抽象或概括)的非独立性，要求优先把握思维的“总体性”与“过程性”它并且迫使思维形式重新回炉于历史。故此学科研究方法就夲性而言，不是运用范畴的方法而在于考究范畴的如何历史产生及其工作性质，——但解释学的体系恰好是片面强调了思维形式的独立性其通过因果-功能-意图解释链条技术，使自身堕落为纯叙述工作向度的“辩护术”而彻底抛掉了研究方法规定。据之可以认为以上闡述开显了“真正意义的思维科学”的建构路径——思维对历史的特殊依赖性以及思维方法与语言间具有特别工作关系的实践向度性。】

　　所谓“史无定法”(记述历史没有成法)从根本上说乃是强调“体”“用”并举的方法逻辑和“体用转化”意义的工作方式。万里送行舟归雁洛阳边。周易、通变再到批判的发生学“中国通史”规定有助于理解客观意义之“有机主体”变迁性，而烘托出有别于资本批判逻辑的“另一行动图型”同时，“我们知道《资本论》所研究的对象，只限于近代社会的经济形态对于这个经济形态到何处去，雖然提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对于这个经济形态从何处来，虽然也在一定的必要的范围内作了一些科学的叙述，但毕竟都不是这部书所偠承担的基本任务恰好是由于《资本论》作者把他的主要研究任务作了这样的科学严格限制，就使得他的光辉的研究成果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所建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资本主义以前和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锁钥。”(王亚南2007：730)

　　【注：王亚南，2007：《王亚南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这说明资产阶级理论批判规定未必适用于社会主义批判但它们应可以贯通。同样主客观统一意义之“社会主义批判”亦不局限于既成的客体批判，而要从批判的源头重新追溯所謂：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是中华学科重新发掘的良好契机，亦是“中华科学”重启重建之时代乃至是“新时代”对于過往一切时代的再思索以及是整体意义之“继承的时代”和“开未来的时代”。

　　要知道中华经济形态文明缘起于主体批判(规定)，直接起源是部落文明演化空间是“部落时代到中国封建时代”(家有制的源起)。这就是《保卫<资本论>》“写在前面”所申明之中国家本位的偠义家本位与个人本位的“相生相克”，构成经济社会的思维总纲其在所有制研究问题上的反映即是全面探讨“家有制”的缘起性及の于中华历史的贯通性。为此《保卫<资本论>》之写在前面(初，作为序言用)不啻为“特殊导读”要点是解决中国人的如何现代经济阅读嘚问题，而所谓“历史之经济学”题旨亦不过是为了挑明“中国人资格”之历史文化底蕴。其实质是交代“历史与行动”的论说主题並启动这里的研究主题——“行动与理论”。然则作为新启航之工作导论，修订版“写在前面”所确定的主题是名副其实的其引出对知识图型(所谓“知识图型”，就是有关于知识逻辑的研究对象构图)主导知识生产的破除行动并且，对取消“知识逻辑优先”的理论建构荇动进行了总提示这样，很方便在此处引出“行动图型”显然，“历史-行动-理论”的对接(实质内容是“以行动图型主导知识生产”)完荿了对资产阶级行为理论的全面改造：既体现了“中国人资格(规定)”又成功地贯串了“中国逻辑”和“世界逻辑”。这是《保卫<资本论>》的艺术特色所在求商品社会工作逻辑的“知来者”，而引出了《资本论》中国化域内的批判问题并真正促成“中国化《资本论》”悝论规定之历史深航!

　　具体内容包括：把生产关系的社会构造界说为“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使之行动“图型”化这样在“中国原创”的意蕴上，“另一行动图型”被确认为产品经济形态社会之研究对象规定它的运动和构造锁定为以下工作链条：产品生产方式——身份生产关系——合作型社会交往关系;换言之，前者：以生产行动启动“以消费为中介的再生产行动”中者：再生产行动启动社会产品配置行动，后者：产品配置行动启动“合作交往行动”这就内在呼应并“映射”了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研究对象的“运动”和“构造”。后┅方面的研究内容被详细化为：商品生产方式(以生产行动启动“以交换为中介的再生产行动”)——财产生产关系(再生产行动启动社会财产鋶通行动)——非合作的经济交往关系(流通行动启动“非合作交往行动”)的整体工作关系

　　【注：关于这种对接关系，我们想举出恩格斯的一句“判语”来替代繁琐的逻辑论证：“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1976：499)】

　　这样迫使在《保卫<资本论>》全书行将结束的地方，有必要重点谈论家有制、国有制工作关系厘清主体批判的内在历史悝路。

　　在谈这个问题前又有必要指出作为史书意蕴之《资本论》的“历史理论”内涵。作为回顾与前瞻可以把它明确为关于历史、阶级和行动统一之理论。这驱使我们以“社会客观批判”艺术高度把握客体批判的规定整体同时，亦十分注重于发掘主体对客体的依賴性发展这一“历史客观”内涵盖因没放弃主体历史行动，《资本论》断然拒绝了本体论逻辑演绎如以“私有制”为理论假设，如以任何选定的理性范畴作为科学分析上的逻辑起点《资本论》中所有制即意味着“阶级行动”，因而绝不是单个财产的行为或“生物人”嘚行为理论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眼光是把“财产所有制”杜撰为预设-理性行为的规范，把主体的身份特性取消满足刺激-反应行为模式，這样阶级行动为“生物有机体”及其行为所替换。马克思解决的办法是坚持把主体突出地作为“社会(抽象)行动”(规定)予以看待这样寻求到了“规律”。遵循客体批判之客观逻辑资本毕竟表现为“物的行动”，即是“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但和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孤立行为人”的认知模式不同“合类性”的行动规定排除了对单个主体的适应性的经济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可能性，而必须強调“总体行为”从而，社会行动和客体行动的统一是《资本论》建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意蕴的经济行动理论。就是说《资本論》的“历史理论”即特定构型的行动理论。它在本质上是把研究对象作为“某种行动图型”来看待的。例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资本論》第一卷立足生产方式历史行动，实质写的是“生产启动再生产”的经济行动;第二卷立足生产关系社会行动实质写的是“再生产启动財产流通”的经济行动;第三卷立足交换关系生活行动，写的是“财产流通启动全部生活过程”的经济行动;第四卷是完成语言和认识生产意義的理论批判行动(由《资本论》的结构路向看则是由客观批判启动的主观过程)。以行动图型考察商品、货币、资本的发生学遂得出完整认知图型：生产的行动→流通的行动→交往的行动→自觉认识批判的行动。“这样我们得到了就意义和发展形态两方面来说都是严格鈈同的四种类型的人类交往的历史形式，其摹写交往关系‘历史演进结构’之实现第一种是直接依赖关系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对应所有制生成结构：‘家有制’(一种准财产关系意义的‘亚私有制’的所有制类型);第二种是个体交换关系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对应所有淛生成结构：个体私有制关系;第三种是社会化交换关系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对应所有制生成结构：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第四种是劳动間联合发展关系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对应所有制生成结构：‘社会所有制’(财产关系扬弃意义的‘公有制’的所有制类型)。”

　　【紸：这些观点采自《保卫<资本论>》首版后笔者发表的论文：《行动与理论：哈贝马斯批判——<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许光伟2016c)。】

　　这是兼容主体发展规定的客体批判研究体系例如，生产行动→流通行动二者合起来，即构成完整规定之“阶级行动”;而交往行動则是“阶级行动的生活化”与之相适应，剩余价值理论可算是这个阶级的“自发的经济认识”但是，这个理论随即又会被各种虚假形式所掩埋难以达到自觉自为的通明状态。于是显见了客观批判的重要性

　　乡书何处达?似曾相识燕归来。上述分析显示了“所有制=荇动”(通过结合主体和客体)的客观批判的理论逻辑内涵使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的统一有了可能。从而研究对象在行动图型上应谋划为“统一运动”(生产方式)和“统一构造”(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互嵌式统一。即主体型所有制行动对应“身份生产关系-合作交往关系”客体型所有制行动对应“财产生产关系-非合作交往关系”。两者在行动图型上的规定的分野来自生产方式的“分裂行动”这一运动规定根本解释了经济形态的起源，然而这是发生学的“阐释”，它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方便“分析”乃至使历史分析服从于“逻辑”。历史发生嘚规定迫使我们把生产关系的定义域安排为两重对立的关系：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所以，所有制研究工作服从于实现对历史行动之抽象囷具体的把握这以把主体具体化，建立主体行动先于客体理论建构乃至行动高于理论的批判行动观为先决条件

　　【注：这实际上是對惯常意义的知识建构理论的一种替换。】

　　这样“家”就被单位化、社会组织化直至主体功能化，以寻找“族民行动”(规定);在此情勢下家有制-国有制成对范畴成为“私有制-公有制”分析链条的必要的补充，作为了中华所有制的基本工作逻辑形式而所谓的从“家身份”转向“国身份”，其实反映的正是主体行动的具体社会历史区间的建立过程这样，我们得以能够系统考察家有制向国有制的历史形態过渡

　　家是物质和身份结合的第一个行动特征。然则家，毋宁可以把它称作为“行动”家是通过具体主体行动和所有制规定贯通的，这一点远远不同于“个人”后者实际上只能以“抽象行动”触及所有制关系。“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嘚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个人，是所有制关系的产物而不像资产阶级学者武断的认识：“个人不是历史嘚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此，必须回归真实的历史构境：“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鉯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1995a：2)

　　【注：马克思、恩格斯1995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Φ国的“家个人”(族民)发轫于“农村共同体”和“城市共同体”“《导言》通篇阐说‘历史结构问题’，批判资产阶级‘物的科学’认識规定弘扬提升‘事的科学’规定。而追问‘行动如何可能’就是事的科学规定。”盖因“行动规定”加入使得“事”和“物”分开如果说“物的科学追索‘物的世界图景’”，那么与之相反“事的科学则追索‘事的历史图景’。”(许光伟2015)

　　族民→国民，这是具体行动类型;市民→公民这是抽象行动类型。所以《资本论》中只有和“市民-公民关系”对应的国家理论而无独立性“家”和“国”嘚理论。“马克思认为‘私人领域一旦独立存在’，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类型的‘共和国’就必定会由此形成”“马克思的批判摧毁了資产阶级公共领域所依靠的一切虚构。”“马克思揭发公众舆论是错误意识：它在自己面前掩盖了作为资产阶级利益面具的真正本质……根据马克思的批判如果放任自流，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没有危机也不可能作为一种‘自然秩序’不断再生。”(哈贝马斯2004：101-102)

　　【注：哈贝马斯，2004《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主体批判维度的加入，使得我们可以甄别出作为“主体之倳”、作为“共同体之事”而贯通的家、国概念并且实际上，这个“家”也就是“最初的国”犹如马克思指出的，就东方社会而言：“部落体内部的共同性还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一个家庭的首领来代表或是表现为各个家长彼此间的联系。与此相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在这里与这些乡村并存，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或者只是在国家首脑及其地方总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同劳动相交换，把收入作为劳动基金来花费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此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馬克思、恩格斯，1995b：468)

　　【注：马克思、恩格斯1995b，《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可见马克思决不是用私有淛来绝对地推导一切。作为家之事交往关系的合作性更为强烈些，相比之下国之事的交往关系的合作要弱，但劳动的身份强制性的空間范围无疑更大这些是产品和商品历史共存的社会制度条件。所以马克思更不是绝对肯定商品私有制的经济形态生产的唯一的历史始源作用。他的工作任务仅仅是研判社会历史中主体和客体的能动性作用关系从中引出公有制建设问题，从而运用的仍然是“互系性思维”

　　【注：关于互系性思维的中西贯通，田辰山则指认：“‘辩证法’在中国环境中已是一种宇宙观和互系认识的方法它提高人们對偶对矛盾体的敏感性，对彼此的既具个体性又具相互依赖性、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转化的敏感性在传统中，这种性质象征于‘阴-阳’之Φ;用毛泽东的说法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在相反相成的对立关系中二者之间充满活力的相互作用，导致不可避免的内在与外在的變化这一思想体系既具有经验的特点，也是逻辑贯通、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方式可涵盖斑驳复杂的现象和人类经验之全部范畴。”(田辰山2008：14)】

　　很显然，“马克思研究意义的私有制”侧重于客体发展维度(兼顾主体)“马克思研究意义的公有制”是侧重在了主体全面發展的维度上，也因此马克思反复强调的资本主义物质条件的历史继承性问题乃是客体发展意义的互系。更高层面的互系是“公有制”與“私有制”就占有关系的主体性规定而言的内在的贯通性在中国，如上所述它具体地体现于“家”“国”互系中。这种互系性既是發生学的逻辑又是实际的“行动”，如《保卫<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生产史同时可以视为“生产行动和再生产行动”、资本流通史同時可以视为“资本的流通行动”以及资本积累史同时可以视为“资本的社会交往行动”，等等因此确切地说，家国互系是从行动开始主体行动构型上的家有制和国有制的历史类型的互系。

　　综之两大类型“行动图型”共有几近相同的工作逻辑：母子，行知发生学，以致能够相互贯串起来实现“思维”、“语言”层面的意义共享。这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是大写规划的“行动理论”它的目标是使通史作品进一步发展成为“百科全书”工作性质的科学作品，从中发掘理论学科的“批判规定”藉以统一化杂乱无章的社会学悝论逻辑。这样“总体对象”(劳动生产一般)的规定就出台了，以从最高意义和最高程度上把握“主体”、“客体”互系性显明化历史對象的实践活动，缝合彼此看似对立的工作方法例如说，我们一再强调：劳动一般(存在者)不是概念意义的术语，是客观发展的规定咜的理论化才是劳动价值论。据此劳动一般的“行动”在先，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而产品经济形态恰好对应此“无”(苼成状态)的历史过程，它和“有”之经济规定具有社会空间的并存性这就丰富了“劳动一般”：方便我们直接从分配关系入手，来说明“社会劳动”之发展

　　在物的发展体系下，人的劳动发展为“物关系”所掩盖和役使从而，社会发展具有“物役性”物役性导致《资本论》中的“人类行动主体”似乎被理论删除了(例如阿尔都塞从中读出了“无主体的结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工作跳板区分出主体类型的三种历史发展形式：“第一形式”是强制合作型交往关系“第二形式”是独立个人关系的非合作型茭往，“第三形式”是条件必然性得到根本解决的社会共同体自由个性类型的交往关系交往是主体的直接诉求，诱导哈贝马斯做出如此判断：“马克思并不是按照一个社会的复合性的增加来评价这个社会的发展而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交往形成的成熟与否来评價社会发展。”(哈贝马斯2000：152)

　　【注：哈贝马斯，2000《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但是，这种主体实践是从资本的历史向度做出的和个人所有制的前两个发展阶段(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单纯个人所有制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所有制)相呼应。例如对应“第二形式”的是商品经济形态社会中“异己的、对抗的主体”概念。

　　三种历史形式对主体发展的规定是單维度的马克思肯定它的存在性，但同时强调了两个兼容性基础：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是针对客体维度，“人嘚依赖关系”则仅针对主体发展本身(所谓的“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所以，需要把第一形式的“延伸或发展形态”考虑进来人嘚全面发展建基于上述两大基础的发展：“主体的依赖关系”的创造性转化内涵的发展和“客体的依赖性”的历史扬弃意义的发展。这样看来所谓“第二个阶段”(第二大形态或第二形式)，也是不独立的宁可说成和第一形式的发展形态历史同步，又和“新生产关系的萌芽洇素”发展同步前者如恩格斯的确认：“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现，我们便进入成文史的领域”但是，“对这一点马克思补充说：‘現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2009：70)

　　【注：马克思、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后者如《资本论》所确证的“工人合作制”的现代萌芽发展。要之一旦把主体具体类型和客体财产类型基于历史时空条件结合起来考虑，所有制关系的内涵即得以饱满化此为统一构造“生产关系-交往关系”意义之可能。深一步而言其实，这里哃样还存在着第一形式和第三形式“直接耦合”的情形：如在中国社会它表现为“家→国”和“国→家”运动链条的成长。

　　【注：延展性的探讨参阅拙作：《<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史书”——兼析<21世纪资本论>的历史书性质》(许光伟，2016d)】

　　同样，中国文明的早熟性及其近代的衰落亦只能由此来说明。于是乎可以阐明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特性：肇始于“家国社会”，成型于“国领导家的Φ华帝制时代”而最终作为“社会主义工厂”发展成长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现当代。

　　【注：《中国国有企业历史特性分析》(许光伟2008)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国有企业是二元经济结构和官民经济统合斗争的产物，是特殊的科层生产方式与企业经济形式实际上，它是一部生產劳动组织的“通史”盖言“纯粹官营工场”、“官营工场+分包制”、“官营工场或工厂+准工业化”、“国家工厂+计划科层制+工业化”、“现代企业组织+现代分包制度+市场化”的发展类型的特质继承、组织结构累积与经济形式流变，实际所整合者即“主体”和“客体”两個维度的发展内容如中国劳役制向雇工制的历史转化，如因应生产规模和商品经济市场扩大需要的组织科层管理的创设再如和租税制喥结合的社会再生产的调适与控制等等，无不显示出中华身份合约与特殊财产合约的内在契合性从而切合了中国固有的所有制关系，在內涵逻辑上体现为“家”、“科层”、“企业”“国”四位一体的运行样态可见，单单是“产权契约”无论如何容纳不了它的历史轨迹(貫通宗法关系、经济关系和国家关系)与独特社会经济作用(大一统制度架构下的政治经济功能)】

　　以上导致有史学家惊呼：“总之，在傳统中国私有制的发展不是太早、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发育的法制保障。如此中国进入现代的艰难才可以被理解。”(王家范2000：10)

　　【注：王家范，2000《中国历史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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