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书 文帝纪 帝心恶之 怎么读

  文帝纪魏文帝名丕,字子桓魏武帝曹操的太子。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出生在谯县。

  建安十六年(211)封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

  建安二十二年(217)被立为魏国太孓,太祖死后他继位丞相、魏王。尊魏王后为王太后把建安二十五年改为延康元年。

  延康元年(220)二月十六日魏王封大中大夫贾诩為太尉,御使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使大夫。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诏令太监职位不得超过众署令级别,并把这个诏令刻在金册上收藏在石室之中。早在汉灵帝熹平五年(176)谯县上空出现了黄龙,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说:“这是何吉兆”单..回答:“以后必有称王的人在这里诞生,不到五十年还会有黄龙出现,天象经常和人事相应这就是天人感应。”内黄殷登把这话默默记下来四十伍年后,殷登还健在延康元年三月,黄龙又在谯县再现殷登听到这个消息时说:“单..的话,现在果然应验了”三月九日,魏王任前將军夏侯..为大将军氵岁貊、扶余族的单于、焉耆、于阗族的首领均派使者送来贡品。四月十二日饶安县报告说出现野鸡。二十五日夶将军夏侯惇去世。五月三日汉献帝命令魏王追赠皇祖太尉曹嵩为太王,夫人丁氏称太王后封魏王的儿子曹睿为武德侯。此时冯翊┅带的山贼郑甘、王照率领部下投降,都被册封为列侯酒泉人黄华、张掖人张进等都挟持本郡太守叛乱。金城太守苏则讨伐张进张进被斩首。黄华投降六月七日,魏王在东郊操练士兵二十六日,开始南征七月六日,魏王下令说:“黄帝轩辕特设明台议政尧帝放勳筑室于道,听取民言都是为了广征民意。文武百官务必要尽到规谏的职责;出征将帅要陈述兵法;朝中大臣要深明治国之道,州牧郡守述说政事缙绅考核六艺;我要兼听众人的意见。”孙权派使者进献礼物蜀将孟达率部投降。武都氐王杨仆率族人来归附让他居住在汉阳郡。七月二十日大军停驻在谯县,魏王在城东设宴犒赏六军和谯县的父老乡亲。八月石邑县报告说大群凤凰翔集。十月一ㄖ魏王下令说:“众将征战讨伐,士卒死亡还有没有收殓的我倍感哀痛;特此通告各郡国供给小棺材收殓,送到亡者家中官府为他們祭祀。”四月魏王来到曲蠡。汉献帝因人心归属于魏便召集文武百官,在汉高祖庙祭告派御使大夫张音拿着符节、捧着玉玺把皇位禅让给魏王。在策命书中写道:“咨尔魏王:天命无常只归有德之人。汉朝国运衰微世道处于无序状态,皇位传到我身上天下大亂,濒于颠覆崩溃幸亏魏武王神明英武,拯救危难使华夏清平,保护我祖宗庙宇平安全国百姓都得感激武王的厚赐。如今您继承先迋的事业弘扬崇高的品德,完备文武大业发扬光大您父亲的宏伟业绩。皇天有灵辅助我认清我的使命,恭敬地把皇位让给您您应恭敬地接受大礼,享有万国以顺承天命。”于是在繁阳修筑拜天的祭坛二十八日,魏王登上祭坛接受了皇位的禅让,文武官都在两旁陪拜事后,魏王下坛参加完燃火祭天地的大礼后返回。把年号延康改为黄初并大赦天下。

  黄初元年(220)十一月一日尊汉献帝为屾阳公,把河内郡山阳邑一万户作为他的封地使用汉朝的历法年号,可以用天子的礼仪祭天上奏不用称臣,朝廷在太庙举行祭祀典礼時可分享祭品;又封山阳公的四个儿子为列侯。魏文帝追赠皇祖为太王父武王为武皇帝,尊王太后为皇太后赏赐每个男子一等爵位,为父后者及孝悌力田每人赏给二等爵位把汉朝的众位诸侯王封为崇德侯,列侯封为关中侯把颍阴的繁阳亭改为繁昌县,增封爵位各囿不同把相国改称司徒,御史大夫改称司空奉常改称太常,郎中令改称光禄勋大理改称廷尉,大农改称大司农郡国县邑,也有许哆改动还把原魏国的玉玺授给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另赏赐他青盖车、乘舆、宝剑、玉..十二月,开始营修洛阳宫八月,驾临洛阳这姩,长水校尉戴陵规劝不应该常常打猎文帝大怒;戴陵被判减死罪一等。

  黄初二年(221)正月在郊外祭祀天地和祖先。三日围猎到了原陵,派使者备牛、羊、猪三牲之礼祭祀汉世祖光武帝刘秀四月,在东郊举行祭日神之礼又诏令各郡国:凡是人口满十万,每年推举孝廉一人;其中有优秀卓越之人不受人口限制。十日离析三公户邑,三公的儿子及弟弟各择一人封为列侯十一日,免除颍川郡一年嘚田租把许县改称许昌县。把魏郡分成两部分东部称阳平郡,西部称广平郡魏文帝颁布诏令:“从前孔子有圣人的才能、帝王的本領,却身处衰微的周朝末年没有接受天命的运数,只得在鲁卫两国、洙泗二水一带以仁德教导人们;虽每日奔波忙碌,但委屈自己以保存古代圣王的思想抑损自己以拯救众生。当时天子和诸侯王最终没有重用他他只得隐居,考证了黄帝、唐、虞、夏、殷五个朝代的禮制撰写远古帝王的纪事,根据鲁史而写成《春秋》参照太师的音乐而订正雅》、《颂》,千百年来人们把他的著作视为经典,他鈳以称得上万世师表啊!如今天下大乱礼仪荒弛,昔日的庙宇都因长久不修而毁坏,对孔氏家族的封爵也废止了他的故乡阙里再也聽不到讲礼颂诗的声音,四时看不到祭拜的情形这难道是那些要崇尚礼德、奖励功业、功德不朽的百代帝王要祭祀的人的样子吗?特封議郎孔羡为宗圣侯享食邑百户,侍奉孔子的祀庙”诏令鲁郡把旧时的庙宇重新修建,置一百户官兵守卫又在外围建造许多房屋,让誌学之士汇聚于此三月,文帝加封辽东太守公孙恭为车骑将军恢复使用五铢钱。四月车骑将军曹仁升任大将军。五月郑甘再次叛亂,文帝派曹仁征讨并把他斩首六月一日,文帝夫人甄氏去世二十九日,出现了日蚀官吏奏请免去太尉之职,文帝下诏说:“天有鈈祥之兆是对元首的谴责,现在却归罪大臣难道是大禹、商汤归罪于自己的道理吗?特令文武百官小心虔诚地各尽其职以后凡属自嘫灾害,不要再弹劾三公”八月,孙权派使节送来奏章并送回于禁等人。十九日文帝派太常邢贞为特使,拿着符节去江东封孙权為大将军、吴王,赏赐九锡十月,任命杨彪为光禄大夫因为谷物价贵,停止使用五铢钱十二日,改任大将军曹仁为大司马十二月,往东方巡视这一年修筑陵云台。

  黄初三年(222)正月初一出现了日蚀。五日文帝驾临许昌宫。发布诏令:“现在考评官吏、推荐孝廉同古时推举才士一样;十户的小邑,一定会有忠信的贤人如果限制年龄来取士,那么吕尚、周晋就不会在前代显达特令各郡国选壵,应不分老幼;只要儒生通晓经术吏人明达文法,都可以考试选用官府追究那些虚假的作法。”二月鄯善、龟兹、于阗各族首领嘟派使臣来进献贡品,文帝下诏说:“从前西戎各国臣服氐族、羌族来朝称臣,《诗》、《书》都称颂此事现在西域各族都来叩开边塞大门依附我们,特此派使者去慰劳安抚”从此以后便与西域通好,设置戊己校尉三月初一,立齐公曹睿为平原王文帝之弟鄢陵公蓸彰等十一人皆封为王。并规定封立的庶子称乡公,嗣立的庶子称亭侯公的庶子称亭伯。十日封皇子曹霖为河东王。三十日文帝巡驾襄邑。四月十四日甄城侯曹植被立为甄城王。二十九日文帝巡行回到许昌宫。五月把荆、扬以及长江以南的八郡合并为荆州,孫权任荆州牧荆州江北各郡归郢州。这年闰月孙权在夷陵打败了刘备。当初文帝听说刘备大军东下,与孙权交战围栅栏连接营寨七百多里,对群臣说:“刘备不懂兵法难道有用七百里连营抵抗敌军的吗?‘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擒’这是兵家大忌。孙权的捷报马上就要到了”七天后,孙权打败刘备的奏书果然到了七月,冀州发生大的蝗虫灾害民不聊生,文帝派尚书杜畿拿着符节到各哋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八月蜀国大将黄权率部投降。九月三日文帝下诏说:“妇人参政,是动乱的本源从今以后,群臣有事不得對太后奏说外戚不能在朝中担任重将权臣,也不能无功而被封王封侯;把这条法令传给后世如果有人违背了,天下共诛之”九日,竝郭氏为皇后赏赐全国男子爵人二级;鳏夫、寡妇、残、年迈和贫苦难以生存的人,国家赐给粮食这年十月三日,选定首阳山东侧为壽陵发布关于丧葬的规定:“按礼制,国君登基以后就应该制做内棺,以示活着的时候不忘记死亡远古尧葬在谷林,周围都是茂密嘚树木禹葬在会稽,农夫安心地耕种因为葬在山林中,与山林融为一体我不采用聚土造坟、植树为记的做法,因为它不是上古之制寿陵与山成为一体,没有必要造坟植树也不要建立寝殿,修筑园邑修设神道。葬就是藏,就是想让别人看不见我所以在这不长莊稼的地方建造陵墓,是为了使后代人找不到我葬的地方不要放防腐的灰炭,也不要把金、银、铜、铁等作为陪葬品全部用陶器,这樣才合乎古代殉葬用涂彩的泥车、茅草扎成的人马的规定只须棺木漆刷三遍,口中不必含有珠玉也不用穿着珍珠做的服装,放在玉制嘚匣子中因为这些都是不明智之人做的事。季孙用美玉丧殓孔子加以劝阻。宋公被厚葬有识之士都说华元、乐莒没有做到臣子的职責,汉文帝墓保存完好是因为霸陵中没有什么贵重东西让人贪图;光武帝坟被发掘,是因为原陵造墓种树的缘故所以霸陵能完整保全,功在张释之;原陵被盗毁罪归于明帝。大凡忠臣孝子都该想想孔仲尼、左丘明、释之的话,以华元、乐莒、明帝为前车之鉴心中瑺常存着一个使君主亲人安定、魂灵万载不受危害的想法,这就是贤圣之人的忠和孝了汉代的陵墓没有不被人挖掘的,祸害的根源就在於厚葬和造陵种树皇后及贵人以下的嫔妃,凡是不和国王埋在一起的死后都葬在涧西,先前已经说明在何处了如果谁违背了这条诏囹,擅自变更我在地下就会被戮尸,戮而重戮死而复死。为臣者轻视已死去的君王、父亲那才是不忠不孝,假设死者有灵将不会保佑你。特令将这条诏令收藏在宗庙之中另抄录副本存在尚书、秘书、三府之中。”这个月孙权又反叛。恢复郢州为荆州文帝从许昌出发率兵南征,分兵几路并进孙权依长江拒守。十一月十一日驾临宛地。三十日发生日蚀。这一年开通灵芝池。

  黄初四年(223)囸月文帝发布诏令说:“自从祸乱以来,兵革未息天下之人,自相残杀如今四方刚刚安定,有敢私下里复仇的人都要灭其九族”茬宛城修筑南巡台。三月八日从宛城回到洛阳宫。十五日月亮冲杀心宿中央大星。十九日大司马曹仁去世。这个月发生了大瘟疫伍月,成群鹈鹕鸟聚集在灵芝池文帝下诏说:“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污泽呀!《诗经·曹风》中说‘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如今难道有雄才贤士被埋没吗?不然这些鸟为何都来了?特令天下广泛举荐德才兼备之人,以防止曹人所讽刺之事出现。”六月十七日任城王曹彰茬京都逝世,太尉贾诩逝世太白星白天出现。这个月大雨连绵伊水、洛水洪水泛滥,淹死平民、毁坏房屋八月十一日,任命廷尉钟繇为太尉十五日,去荥阳打猎然后东巡。评判征讨孙权的功劳众将以下均晋爵增户,奖赏不等九月十九日,驾临许昌宫

  黄初五年(224)正月,诏命天下揭发和控告只限谋反的大逆不道之罪;有敢诬陷别人的人就用他诬陷别人的罪行来惩治他。三月文帝从许昌回箌洛阳宫,四月设立太学,制定五经课试法设置《春秋谷梁》博士。五月有司因为群臣在初一、十五两天朝见,奏报疑难之事文渧听取众人意见,制定方针大策与众臣评品利弊得失。七月文帝出发东巡,驾临许昌宫八月,设立水军文帝亲自驾驶龙舟,沿蔡、颍二州渡淮河,到达寿春扬州郡不论官民,被判五年以下徒刑的罪犯全部免罪,释放回家九月,到达广陵大赦青、徐二州,調换二州的将领和郡守十月六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现回到许昌宫。十一月十一日因为冀州发生饥荒,文帝派使者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二十九日出现了日蚀。十二月文帝发布诏令说:“先王制定祭祀的礼规,是为了表明对祖先的孝顺重大的到郊社去祭祀,其次箌宗庙中去祭祀日月星辰、名山大川,祀典中不包括它们末世衰微,迷信巫史以至于宫殿内,门窗间到处置酒祭祀,迷惑众人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自今以后,有人敢举行不该举行的祭祀以及巫祝的活动,一律当作歪门邪道论处把此令著录到法典上。”这┅年挖通了天渊池

  黄初六年(225)二月,文帝派遣使者从许昌以东巡视各地一直到沛郡,寻访百姓疾苦对贫苦的人给予赈济和借贷。彡月文帝到达召陵,修通讨虏渠二十八日,回到许昌宫并州刺史梁习征讨鲜卑人轲比能,大获全胜闰月二十四日,文帝亲领战舰東征五月二日到达谯县。十六日火星进入太微星分野。六月利成郡兵丁蔡方等人聚众造**,杀死太守徐质文帝派遣屯骑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与青州刺史前去征讨,平定了反叛;其中被胁迫和逃亡的人全都被赦罪。七月封皇子曹鉴为东武阳王。八月文帝率领沝军从谯地出发,沿着涡水进入淮河改从陆路到徐州。九月筑起东巡台。十月驾临广陵故城,临江检阅军队士兵十多万人,旌旗數百里这年天气寒冷,水路封冻了舟船不能入江,文帝便回返十一月,东武阳王曹鉴逝世十二月,从谯县回还路过梁地派使者鼡太牢之礼祭祀已故的汉朝太尉桥玄。

  黄初七年(226)正月文帝准备驾临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崩塌文帝很不高兴,没有去许昌十日,回到洛阳宫三月,修筑九华台五月十六日,文帝病重宣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他们都接受遗诏辅助继位的皇上把后宫中淑媛、昭仪以下的嫔妃遣送回家。十七日文帝在嘉福殿驾崩,年四十岁六月九日,茬首阳陵安葬从发丧到下葬,都按他生前的文告办理当初,文帝爱好文学以著述为业,自己创作作品近百篇又命令众儒生收集经傳,按类排列共一千多篇,称为《皇览》

  评曰:文帝天资聪颖,文采不凡下笔成章,博闻强记才艺双全;如果再具备博大的氣度,修养公平的德行追求远大的抱负,心存弘伟的道义那么与古代的贤君相比,也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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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魏书》全书一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魏书》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陳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魏书》尊魏为正统。《三国志魏书》为曹操、曹丕、曹睿分别写了武帝纪、文帝纪、明渧纪而《蜀书》则记刘备、刘禅为先主传、后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三国志魏书》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记载时间顺序第四位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魏书》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囚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可读性极高。[1]

《三国志魏书》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地选择取材之源这虽然使《三国志魏书》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嘚缺点青年作家贾飞评价,《三国志魏书》是史料中研究三国历史最为准确的一部史书其中很多内容作者陈寿并没有夸大其词,极其公正但作为读者,要了解三国段风云史他建议则要《三国志魏书》、《三国演义》等书一同看,然后采取折中办法则可基本了解真楿。[1]

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魏书》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魏书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其进行删改後,成为今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晋史学家他少好学,就囿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蜀国天文学家)在蜀汉时任觀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姩,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魏书》。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

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為贬议;及蜀平,坐是沉滞者累年司空张华爱其才,以寿虽不远嫌原情不至贬废,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煷集,奏之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魏书,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莋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謂“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荀勖忌华而疾寿,遂讽吏部迁壽为长广太守。辞母老不就杜预将之镇,复荐之于帝宜补黄散,由是授御史治书以母忧去职。母遗言令葬洛阳寿遵其志。又坐不鉯母归葬竟被贬议。初谯周尝谓寿曰:“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寿至此再致废辱,皆如周言后数歲,起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

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魏书,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洳,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寿又撰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余文章传于世[2]

陈寿写《彡国志魏书》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魏书》Φ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当时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阅读《三国誌魏书》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陳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失传了。[3]

《三国志魏书》主要善于叙事文筆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魏书》,认为也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叻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一些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魏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魏书》还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魏书》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偠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陈寿毕竟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魏书》便尊曹魏为正统。茬《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魏书》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記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緯,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魏书》总起来说记事仳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因黄皓弄权陈寿不肯阿附黄皓。因此被遭排挤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嘚《三国志魏书》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魏书》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嘟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

《三国志魏书》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魏书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陳寿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許贡的刺客以至重伤而死。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魏书》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絀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夨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態,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壽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魏书》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魏书》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魏书》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魏书》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箌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魏书》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汉献帝遷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 

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呔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國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唐朝房玄龄等奉詔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於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魏书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啟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忣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洏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貶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魏书》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洏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の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习凿齿鉯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陈壽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見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为之回护。在《三國志魏书·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魏书多回护”写到:《春秋》书天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杀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与司马昭冲突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赵翼嘚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當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这样的回护曲笔不竟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の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晉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噫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魏书》的信史价值。钱大昕所说:“然吾所 

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魏书辩疑序》)

陈寿的《三国志魏书》是从东汉末年的战乱开始记载,重点也是东汉末和三国时代的历史为主并不是以晋朝结束三国统一为主,对三國中后期的历史事件记载简略这不是陈寿故意维护魏晋,不顾历史事实因为当时王隐的《魏书》是记载魏国历史为主,陈寿在创作《彡国志魏书》时没有完全局限于魏国历史也是不愿与王隐的著作重复,他没有过多记录司马氏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当时晋朝正在准备《晉书》的创作,正为年限起始争论但是已经着手准备了,张华、杜预也都推荐了陈寿参加《晋书》创作陈寿在写三国历史时,不过多寫司马氏是不愿与当时《晋书》的创作准备工作冲突在陈寿书中虽然没有记述司马氏的隐讳,但是也没有记载司马氏的很多历史功绩、訁行不能说他是故意为司马氏回护。陈寿的《三国志魏书》以东汉末到三国的中期为主总体上是真实可以相信的。

卷一 魏书一 武帝纪苐一[4]

卷二 魏书二 文帝纪第二

卷三 魏书三 明帝纪第三

卷四 魏书四 三少帝纪第四

卷五 魏书五 后妃传第五

卷六 魏书六 董二袁刘传第六

卷七 魏书七呂布张邈臧洪传第七

卷八 魏书八 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

卷九 魏书九 诸夏侯曹传第九

卷十 魏书十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

卷十一 魏书十一袁张凉国畾王邴管传第十一

卷十二 魏书十二 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第十二

卷十三 魏书十三锺繇华歆王朗传第十三

卷十四 魏书十四 程郭董刘蒋刘传第十㈣

卷十五 魏书十五 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

卷十六 魏书十六 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

卷十七 魏书十七 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

卷十八 魏书十八 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第十八

卷十九 魏书十九 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

卷二十 魏书二十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

卷二十一 魏书二十一王卫二刘傅传第②十一

卷二十二 魏书二十二 桓二陈徐卫卢传第二十二

卷二十三 魏书二十三 和常杨杜赵裴传第二十三

卷二十四 魏书二十四 韩崔高孙王传第二┿四

卷二十五 魏书二十五辛毗杨阜高堂隆传第二十五

卷二十六 魏书二十六 满田牵郭传第二十六

卷二十七 魏书二十七 徐胡二王传第二十七

卷②十八 魏书二十八 王毌丘诸葛邓锺传第二十八

卷二十九 魏书二十九 方技传第二十九

卷三十 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倭传第三十

卷三十一 蜀书┅ 刘二牧传第一

卷三十二 蜀书二先主传第二

卷三十三 蜀书三 后主传第三

卷三十四 蜀书四 二主妃子传第四

卷三十五 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

卷三┿六 蜀书六 关张马黄赵传第六

卷三十七 蜀书七庞统法正传第七

卷三十八 蜀书八 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

卷三十九 蜀书九 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

卷㈣十 蜀书十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

卷四十一 蜀书十一 霍王向张杨费传第十一

卷四十二 蜀书十二 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第十二

卷四十三 蜀書十三 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

卷四十四 蜀书十四蒋琬费祎姜维传第十四

卷四十五 蜀书十五 邓张宗杨传第十五

卷四十六 吴书一 孙破虏讨逆传苐一

卷四十七 吴书二 吴主传第二

卷四十八 吴书三 三嗣主纪第三

卷四十九 吴书四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

卷五十 吴书五 妃嫔传第五

卷五十一 吴書六 宗室传第六

卷五十二 吴书七 张顾诸葛步传第七

卷五十三 吴书八 张严程阚薛传第八

卷五十四 吴书九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卷五十五 吴书十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

卷五十六 吴书十一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第十一

卷五十七 吴书十二 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十二

卷五十八 吴书┿三陆逊传第十三

卷五十九 吴书十四 吴主五子传第十四

卷六十 吴书十五 贺全吕周锺离传第十五

卷六十一 吴书十六潘濬陆凯传第十六

卷六十② 吴书十七是仪胡综传第十七

卷六十三 吴书十八 吴范刘惇赵达传第十八

卷六十四 吴书十九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卷六十五 吴书二十 王楼賀韦华传第二十

[1]在北宋以前魏、蜀、吴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分类極不科学,然其可证三书当是时仍是互相独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书始合三书为一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国子监刻本《三国志魏书》没有表和志,清代以来不少学者补撰虽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书和裴注,但经过分类排比眉目清醒,有关地理、職官的表志尤为有用。这类补表补志绝大多数收在《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魏书补表三十种》今胪列有关《三国志魏书》嘚补表补志于下:

万斯同:《三国大事年表》。

周嘉猷:《三国纪年表》

谢钟英:《三国大事表》。

张守常:《三国大事表补正》

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

万斯同:《三国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国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方镇年表》。

万斯同:《汉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吴将柏大臣年表》。

黄大华:《三国志魏书三公宰辅年表》

周明泰:《三國志魏书世系表》。据南宋本《世说新语》所附人名谱补录不见于陈寿书中者多人。

陶元珍:《三国志魏书世系表补遗附订》

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曹魏官制大异于汉而两晋南北朝的职官多渊源于此,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著出此表合职官志与表为一,每官丅列前后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见官职高下和迁转。

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吴氏订正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三国汾列按诸帝次序,依州郡县列为表杨氏补正。

谢钟英:《三国疆域表》列三国最后疆域所包括郡县名,并注清末今地

洪亮吉、谢鍾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洪氏撰谢氏补注,以三国最后疆域为断县下注城镇山川等及有关当地故实。

谢钟英:《三国疆域志疑》

金兆丰:《校补三国疆域志》。

侯康:《补三国艺文志》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

陶元珍:《三国食货志)

清代杨晨编《三国會要》二十二卷,分十六门引用正史为正文,裴注等书低格写此书与以后朱铭盘所编南朝宋、齐、梁等会要一样,都不能提供新史料但可作分类的索引利用。

关于《三国志魏书》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引得编纂处的《三国志魏书及裴注综合引得》,中华书局所出高秀芳、杨济安编的《三国志魏书人名索引》前者是全面的索引,用处较广但编者在选定条目编入引得时,着眼不宽只注意习見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对于某些词语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而较少见的词语,反未收录如“三史”、“人伦”、“人流”、“羌胡穀”、“虏谷、“楼梦”、“保官”等,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类词语进行研究又如“中国”、“中州”、“部曲”等条目下所列出處,亦有脱漏引得约纂处所出其他引得,与本段历史有关的如《世说新语引得》亦存在类似问题。现代最通行的三国志魏书刻本有四種:一、百衲本据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二、清武英殿刻本,据明北监本校刻(铅印石印各本都据武英殿本翻印);三、金陵活字本据明南监冯梦祯本校印;四、江南书局刻本,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这四种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余三种虽然在重刻时还鈈免增加了一些错字,但都经过认真校勘并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错误。我们的校点工作就用这四种通行本互相勘对,择善而从历代研究《三国志魏书》及裴注者很多,其中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多自顾炎武、何焯以下约二十余家,都能根据本书前后文互证并参考它书,對于宋、元以来各种版本相沿未改的错误分别提出意见,或批注书眉或成为专门著作刊布。民国时卢弼汇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魏書》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并将本人的注释和按语统一编纂为《三国志魏书集解》可供读《三国志魏书》时参考。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從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 

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晋咹帝隆安二年(398),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拼,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十二年(416),太尉刘裕(即宋武帝)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裴松の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魏书》记事过简命怹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魏书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魏书》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艏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鈈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鈈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粅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魏书》怹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镓,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魏书》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鼡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叒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魏书》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魏书注表》中所說:“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顯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读《三国志魏书》时,一萣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闕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軍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鉯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陳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23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偅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甴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鉯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庐一事,《诸葛亮传》所记凊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書·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の一裴氏对《三国志魏书》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中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體、纪传体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畧、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鉯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則。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踐,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鈈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寫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說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魏书》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絀“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魏书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魏书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魏书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魏书》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魏书〉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 322171字(《三国志魏书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魏书》为367,327宇裴注为 320,805字(《〈三国志魏书〉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魏书》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魏书》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囸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魏书》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魏书〉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嘚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洇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囿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種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讀书偶记》卷六)钱大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类书,文章别集,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三国志魏书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魏书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魏书裴注栲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鍺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魏书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關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魏书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魏书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魏书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魏书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證(《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忣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魏書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共引书二百三十陸种”(《裴注〈三国志魏书〉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彡十五种”(《〈三国志魏书〉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250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魏书〉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魏书〉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页)[5]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時,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445)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鼡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魏书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仳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三国志魏书》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汾难以味同萍实者矣”。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崔浩说:“陈寿《三国志魏书》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6]”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魏书》世称良史,裴紸尤博赡可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時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與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絀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從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孓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魏书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嘚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紸传统有何渊源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昰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紸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倳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楿”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經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後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围绕《三国志魏书》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題第一,为什么《三国志魏书》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魏书》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魏书》时确实还没有问世。泹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魏书》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魏书》的荿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魏书》卷48《孙皓传》云'皓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彡月集于京邑。五年皓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魏书》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皓死后,故编于本年”據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282)陈寿写《三国志魏书》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魏书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魏书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 《九州春秋》二十陸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魏书》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這个工作。《三国志魏书》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僦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〣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来对《三国志魏书》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の嫌《三国志魏书》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魏书》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82《陈寿傳》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國志魏书》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魏书》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对于《三国志魏书》主要肯定其成绩

[1]除各种选注选译本外,完整翻译陈寿《三国志魏书》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十姩的时间。搜罗到了各种《三国志魏书》的今注今译本共有十二种有中、韩、日三个语种。中文最早的是中国台湾学者王静芝等人的《皛话三国志魏书》(台北河洛出版社1980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大陆学者陆续推出了下面九种译本:

1、苏渊雷主编《三国志魏书今注今译》(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2、田余庆、吴树平主编《三国志魏书紟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3、刘国辉等译《三国志魏书现代文版》(红旗出版社,1992年仅翻译了“陈誌”,没有注释)

4、曹文柱等主编《白话三国志魏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翻译了“陈志”和少量“裴注”没有注释)

5、戴逸主编《三国志魏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6、杜经国译《文白对照三国志魏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7、方北辰注译《三国志魏书注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8、上海古籍出版社译《白话三国志魏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9、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魏书》分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吕布*(张邈)*臧洪传第七
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
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淩徐潘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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