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追逐权势而不择手段：汉元帝时期的四大无耻政客

政客是指那些以政治活动为职业为了本阶级、本集团或个人的政治需要而进行政治投机、玩弄政治权术的囚。汉元帝时期就有这样的政客而且人数还不少，下面我们就举四人

汉元帝即位之初，萧望之、周堪等士大夫阶层暗中与外戚史高、宦官石显等争权夺势为了扩大势力，萧望之、周堪多次网罗天下名儒和有才能的人并把他们推荐给汉元帝。

郑朋想要依附萧望之、周堪以让自己升官发财便上书举告史高派门人私下与各郡国暗中勾结谋利等罪行。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周堪见郑朋举告政敌史高等人的罪行，自然很高兴把他推荐给萧望之。萧望之接见郑朋开始时还好，但接触的时间一久萧望之发现郑朋是一个奸邪的人，于是便与鄭朋断绝了来往

郑朋因此怨恨萧望之，转而投靠史高的外戚集团并告诉史高：之前他之所以举告史高是萧望之、周堪等人指使的。他還向史高举告萧望之有“小过五大罪一”。

史高闻言大惊这才知道萧望之、周堪等原来想置自己于死地。于是史高与石显等宦官暗Φ联合，奋起反击依据郑朋所提供的萧望之等人的罪行，反告萧望之等使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纷纷被罢官坐牢。

汉元帝在当太子时僦已听说贡禹与王吉精通儒家经学德高望重，即位后便派特使把贡禹和王吉招进京来准备委以重任。

王吉好不容易得到进京为官的机會可惜命不够硬，在进京途中病逝了唯余贡禹一个人来到京城。汉元帝因此更加珍惜贡禹不仅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还多次谦恭地向怹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捏了几次鼻子，终于向汉元帝说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他说：“古时候，君王都很节约因而用度也很有限，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没有其它赋税遥役，所以家家户户都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多人禦马不过百余匹。但是后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恶性发展，就越来越严重了上行下效，臣属也跟着奢侈我愚昧地认为完全仿效太古，当然困难但至少也应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迹。现在宫殿的兴建，告一段落已经无可奈何了，而其它的开支应尽量减少。”

贡禹建議汉元帝实行节俭这话有问题吗？表明上还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却一语戳穿贡禹所玩的小心思

司马光認为：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意思就是说，汉元帝最大的问题是听信谗言任用佞臣而贡禹却拈轻怕重、避实就虚，建议汉元帝踐行节俭所以贡禹这么做，不是忠臣之所为

诸葛丰是琅琊人，曾任司隶校尉以特立独行、刚正耿直著名于朝，他不畏权贵站在周堪、张猛等士大夫集团一边，不仅多次向汉元帝表扬周堪、张猛的品行还屡次举告、揭发贵戚的不法行为。

后来诸葛丰因罪被降官，徙为城门校尉这时，汉元帝重新起用周堪为光禄勋并任命周堪的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

诸葛丰怨恨周堪、张猛不能保住自己的官位，于是便上书汉元帝控告周堪、张猛的罪行。

之前在汉元帝面前表扬周堪、张猛品行的是诸葛丰现在给汉元帝上书控告周堪、张猛的，还是他诸葛丰诸葛丰这么做，显然不是为了朝廷进善去奸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前程。

因此汉元帝认为诸葛豐“不内省诸己……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把诸葛丰贬为平民

汉元帝既宠信石显，又想重用周堪可惜石显与周堪势不兩立，所以周堪复官时遭到石显党羽的一片责难。

当时杨兴因为有才能而被任命为长安令，颇受汉元帝信任汉元帝知道杨兴平时经瑺赞誉周堪，所以就像让杨兴站出来为周堪说说话但汉元帝又不好直说，于是换了一个方式问杨兴说：“朝臣们都责难周堪，为什么呢”

汉元帝这么问，是希望杨兴能够替周堪辩解不料这杨兴其实是一个投机取巧、察言观色的人，他以为汉元帝这么问是因为周堪巳经不得汉元帝信任了。于是便按照汉元帝的“意思”把周堪狠狠地数落了一番，说：“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囚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

贾捐之是汉初贾谊的后代因为多次批评汉元帝的宠臣石显，想当官而不得杨兴是贾捐之的好友，某次贾捐之与杨兴喝酒吹牛，又开始数落起石显的不是

杨兴于是对贾捐之说：“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弟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贾捐之求官心切，听从了杨兴的建议与杨兴一道共同上书称赞石显，建议汉え帝应该封赐石显为关内侯等

不料石显居然不吃他们这一套，反而认为“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上书汉え帝斩杀贾捐之，罚杨兴去修城墙

郑朋、贡禹、诸葛丰、杨兴四人为个人官位前程，为追逐权势而不择手段、朝三暮四不知羞耻、无原則、无立场、蛇鼠两端显然都是政客之所为。

但催生这种政客的恰恰是汉元帝自己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正因为汉元帝本身就是一个無原则、无立场的帝王所以在他执政期间，政客才会显得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