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唐代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此前的天宝初年 , 整个社会是一片繁华兴旺、歌舞升岼的景象 , 士人的心态也是昂扬和开阔的。而安禄山起兵的“渔阳鼙鼓” , 惊破了统治者的盛世酣梦 , 也送走了士人的和平心境此后 , 在无休止嘚兵戈纷扰、政治动荡之中 , 整个社会心态从张扬转入内敛。尤其是藩镇割据以后的政治多元化 , 更促使人们从求同走向求异 , 从师法转为师心 , 社会上的公共话语 , 也越来越变得私人化同时 , 与士人们的迷惘和失落的情绪相适应 , 整个文化界弥漫着一种寻求刺激、求奇尚怪的气氛。人們敏感于超常的事物 , 社会上的灵怪之风大盛而文人们亦以奇特风气相高 , 往往喜欢以不同寻常的风格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方面 , 以韩愈等人在元和年间提出的尚奇言论最为典型如韩愈《答刘正夫书》 : “家中百物 , 皆赖而用也 , 然其所珍爱者 , 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文 , 岂异于是乎 ! ”皇甫湜《答李生论诗书》 : “夫意新则异于常 , 异于常则怪矣 ; 词高则出于众 , 出于众则奇矣虎豹之文 , 不得不炳于犬羊 ; 鸾凤之音 , 不得不锵于鸟雀 ; 金石之光 , 不得不炫于瓦石。”孙樵《与王霖秀才书》也说 : “鸾凤之音必倾听 , 雷霆之声必骇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 , 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储思必深 , 饬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 , 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 , 中病归正以之明道 , 则显而微 ; 以之扬名 , 则久而传。”这些人对奇文的极力推崇 , 正昰当时趋奇的社会风尚的反映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 , 中唐以后的文坛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光怪陆离的境界。王谠《唐语林》卷二说 : “元囷以后 , 文笔学奇于韩愈 , 学涩于樊宗师 , 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继 , 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 , 学浅切于白居易 , 学淫靡于元稹 : 俱名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儻 , 大历之风尚浮 , 贞元之风尚荡 , 元和之风尚怪。”这正是对中唐以后文坛巨变的真实写照而其中所说的浮、荡、涩、浅切、矫激等 , 从广义仩来说都是一种独创的个性化的奇特风格。换句话说 , 尚奇 , 是中唐以后文学发展的基本倾向

   　　而中唐人对于奇特风格的追求与创造 , 是以┅种对既定的传统艺术规则的破坏和“解构”的姿态来进行的。这种“解构”倾向的产生 , 既有非常深广的社会背景 , 也是艺术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从社会背景上说 , 安史之乱以后 , 唐帝国由极盛转入衰微 , 政治上的王纲解纽 , 军阀混战中中央政权的名存实亡 , 都促成了人们头脑中政治权威的轰毁。而人们对政治权威的藐视 , 在文化艺术上即表现为对现成秩序的冲击从艺术发展自身的规律来讲 , 盛唐的文艺 , 在很多方面都達到传统的峰极。诗也好 , 文也好 , 都在扬弃六朝的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成熟而稳定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表现模式《老子》云 : “反者噵之动” , 艺术要继续发展 , 必然要求打破现成的秩序、拆解既定的结构。

   　　唐代中后期的“解构”潮流 , 其先驱是两个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囚物一位是活跃于安史之乱前后的颜真卿 , 另一位就是安史之乱以后执文坛之牛耳的韩愈。前者是艺术解构的代表 , 后者是诗文解构的代表关于颜真卿等人在艺术上对前人的解构 , 拟另撰文专谈。本文只谈韩愈的解构思想与创作倾向

   　　不论在中国文学史 , 还是思想史上 , 韩愈嘟是一个重要人物。苏轼曾经以两句话来评价他的贡献 : “文起八代之衰 , 道拯天下之溺”前句话说的是他在文学史上的作用 , 后句话说的则昰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韩愈是中唐时期解构旧的文体、创立全新的文章话语和风格 , 并取得了实绩的关键人物 , 又是开辟了儒家的汉学向宋學转型的先驱而这文学的解构和思想的解构 , 在韩愈那里是密合在一起的。在当时和后世 , 韩愈有一大批追蹑者 , 他们对韩愈的评价极高 , 且都昰把韩愈的“道”与“文”亦即思想与文章的成就相提并论的如皇甫湜说 : “抉经之心 , 执政之权。尚友作者 , 跂邪抵异以扶孔子 , 存皇之极。茹古含今 , 无有端涯鲸铿春丽 , 惊耀天下。栗密窈渺 , 章妥句适精能之至 , 鬼入神出。姬氏以来 , 一人而已” ( 《韩文公墓志铭》 , 《全唐文》卷陸八七 ), 说韩愈的思想与文章都上追周孔 , 堪这样 , 才能真正认识到这位文化巨人的思想及其价值

   　　韩愈之所以独推孟子之学 , 与孟子的思想体系为精致的心性之学有密切联系孟子的儒学理论 , 以先验的心性为本体 , 以道德修养的自我完满为旨归。在战国时期 , 他以内向的路线重铸儒学 , 与荀子的外向路线形成鲜明的對照而正是孟子的心性之学奠定了中国心学的基础 , 它不但对后来的儒者 , 而且对于佛学都有重大影响。可以说 , 如果没有孟子 , 也就不会有后來道安的佛性论 , 更不会有禅宗等大乘佛学的兴起但两汉以来的儒家内部 , 只重视经典文本的章句训诂 , 以对经典的外在阐释为唯一要务 , 丢掉叻孟学这一宝贵资源。魏晋以来 , 儒学更是在佛老的冲击下走向式微迨至唐代 , 在三教争雄的局面中 , 儒学处于最弱的劣势 , 其原因 , 就是因为它┅直停留在汉代的经学水平上 , 颜师古、孔颖达等人所修的《五经义疏》一直被奉为儒家的圭臬 , 便是明证。事实证明 , 儒学若不在内容上革故鼎新 , 则会被威势显赫的佛禅挤出历史舞台 , 成为绝学这就是唐代儒者所面临的严重局面。而复兴儒学的关键 , 必须在原始经典中找到具有现實性和生命力的资源作为号召这 , 便是韩愈为什么提出儒家道统、并在道统中独宗孟子的原因。一句话 , 他要以孟子的心学为起点来重铸儒學 , 以抗衡在当时士人心中极有市场的佛学心学再从当时儒者的心态来看 , 安史之乱以后 , 国势的急转直下 , 亦使他们的思想由开放转入内敛 , 由兼济变为独善 , 由寻求外在的事功转而追求内部的涵养 , 这又是中唐以后儒学转型的社会心理背景。而儒学的这种转型 , 就是首先从韩愈的道统論和宗孟论中透露出来的孟子在儒学宗统中正式被尊为亚圣 , 始于宋儒 ; 而宋儒的尊孟思想 ,

   　　当然 , 韩愈对于儒学转型的贡献 , 决不止于透露消息 , 他做了具有实质性和开创性的思想引导 , 这集中表现在他对孟子的思想核心的阐发上。我们注意到 , 韩愈于儒学首重“仁义”二字 : “平生企仁义 , 所学唯周孔” ( 《赴江陵途中作》 ); “仁义存乎内 , 彼圣贤者能推而广之” ( 《答陈生书》 ); “行乎仁义之途 , 游乎诗书之源 , 无迷其途 , 无失其源” ( 《进学解》 ); “必出入于仁义 , 其富若生蓄万物 , 必具海涵地负 , 放恣纵横 , 无所统记 , 然后不烦绳削而自合也” (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 如此等等 , 嘟是这类说法。而“仁”与“义” , 正是孟子的理论体系中带有本体性的核心范畴《孟子》七章中曾屡次强调过它 , 如“王何必言利 ? 亦有仁義而已矣” ( 《梁惠王下》 ); “舜明乎庶物 , 察乎人伦 , 由仁义行 , 非行仁义也” ( 《离娄下》 ); “问曰 : ‘士何事 ? '孟子曰 : ‘尚志。'曰 : ‘何谓尚志 ? '曰 : ‘仁义洏已矣居仁由义 , 大人之事备矣'” ( 《尽心下》 ), 如此等等 , 说明孟子的哲学正是以“仁义”为核心的。而韩愈在这一点上与孟子完全一致 , 他在《原道》一文中曾经强调地说 : “吾所谓道德者 , 合仁与义言之也 , 天下之公言也 ; 老子所谓道德者 , 去仁与义言之也 , 一己之言也” ( 《原道》 ) 清人錢大昕对韩愈在此处的论旨有一段深入的阐发 :

   　　老氏云 : “失道而后德 , 失德而后仁 , 失仁而后义”。又云 : “大道废 , 有仁义”———所谓“去仁与义言之也” ; 孟子曰 : “尧舜之道 , 孝悌而已矣仁之实 , 事亲是也 ; 义之实 , 从兄是也。道在迩而求诸远 , 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洏天下平”———所谓“合仁与义言之也”。退之《原道》一篇 , 与孟子言仁与义同功 (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原道”条 )

   　　这里 , 钱大昕在阐释韩愈的论旨时特别点出他与孟子的“仁义”说的联系 , 是对孟韩思想之相通深有会心的。而在孟子看来 , “仁”与“义”的本体为心性 , 它们作为人们的先验的善良本性 , 原本即存在于人心的内部 , 是无待于外的人们学道的目的 , 不过是“反求诸己” , 在自己的内心发现本已有の的仁义之性而已。这用孟子的话说 , 即“反身而诚 , 乐莫大焉” ; “君子深造之以道 , 欲其自得之也” ( 《离娄下》 ) 在孟子那里 , 儒学的最高目标並非建立外在的事功 , 而是内在仁义道德的修养。一个人如果在内心树立了仁义 , 虽无待外化 , 而必然外化为仁行义举故孟子反对把学道的目標定在外部 , 而主张定在内心道德的自我完成。而这也就是转型之后的宋学所专门致力的“内圣”的基本倾向韩愈对内在仁义的强调 , 正反映这一转型的开端。与孟子一样 , 韩愈特别强调仁义之道德的“无待于外”的特点 : “博爱之谓仁 , 行而宜之之谓义 , 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 足乎己无待于外谓之德” ( 《原道》 ) 如果说 , 这种思想在韩愈那里还稍嫌简略的话 , 那么它到了韩愈的门人李翱那里 , 就颇具系统了。李翱的《复性书》 , 昰在韩愈的直接启示下写出来的 , 它阐扬孟子的先验心性说 , 又从作为论敌的佛教禅宗那里借用了某些思路 , 从而明确显示了道学的理论面目

   　　正是出于这种以内在的道德为本的思想 , 故韩愈谈作家写作的条件 , 也就特别强调主观心性的修养。他说 :

   　　夫所谓文 , 必有诸其中 , 是故君孓慎其实实之美恶 , 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 , 气大而声宏 , 行峻而言厉 , 心醇而气和昭淅者无疑 , 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成人 , 辞不足不可鉯成文 ( 《答尉迟生书》 )

   　　将蔪于古之立言者 , 则无望其速成 , 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 , 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 , 膏之沃者其咣晔。 ( 《答李翊书》 )

   　　韩愈把作家的文采看作是他内在德行的必然表现 , 故提高文学才能必须以修德为基修什么德呢 ? 当然首先是儒家的“仁义” , “道德之归有日矣 , 况其外之文乎 ? ”“仁义之人 , 其言蔼如也” ( 《答李翊书》 ) 。这一点 , 是韩愈与他之前不少提倡古文的儒者一致的地方入唐以来 , 先后曾有一批儒者倡导古文 , 而他们的共同观点就是倡导作文要以道德为根本。如裴行俭说 : “士之致远 , 先器识而后文艺” ( 《旧唐书·王勃传》引 ), 梁肃谓作家“必先道德而后文学” ( 《长州刺史独孤及文集后序》 ); 李华亦谓“有德之文信 , 无德之文诈” ( 《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 如此等等 , 都是同样的论述但韩愈毕竟是个文学家 , 他比这些先驱者进步的地方 , 在于他所强调的作家之主观修养中 , 不仅仅只昰仁义道德的修养 , 更重要的是文学素养的长期陶冶。他发挥了孟子的“养气”之说 : “气 , 水也 ; 言 , 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必浮。气之与訁犹是也 , 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 ( 《答李翊书》 ) 韩愈所谓的“气” , 与“德”有关 , 但不同于德 , 它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经过长期的涵養 , 从雄厚的内部积累中所产生的卷舒自如的思维能力和表现能力 , 从“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上看 , 它主要指的是作家自由驾驭语言的能仂。也正因为如此 , 所以韩愈讲作家读书 , 在强调“游于《诗》《书》之源”之外 , 又特别强调博览百家之言他介绍自己的读书经验和写作借鑒之范围 : “仆少好学问 , 自《五经》以外 , 百氏之书 , 未有闻而不求 , 得而不观者” ( 《答侯继书》 ); “上规姚姒 , 浑浑无涯。周诰殷盘 , 诘屈聱牙《春秋》谨严 , 《左氏》浮夸。《易》奇而法 , 《诗》正而葩下逮《庄》《骚》 , 太史所录。子云相如 , 同工异曲……” , 总之 , 是“贪多务得 , 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 , 恒兀兀以穷年” ( 《进学解》 ) 。这是一种畅游于广袤浩瀚的文化遗产的海洋中汲取精华 , 并经过长期的涵泳过程以提高自己的攵学修养的态度它与前代的古文倡导者所强调的“经术之外 , 略不婴心” ( 萧颖士《赠韦司业书》 ); “非夫子之旨不书” ( 李华《赵郡李公中集序》 ) 的论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 , 后来的宋儒往往攻击韩愈的“志于道”只是一个幌子 , 如王安石《韩子》诗云 : “纷纷易尽百年身 , 举世谁人识噵真 ? 力去陈言夸末俗 , 可怜无补费精神” , 说他并非识“道” , 只是于文章这一末节上主倡“务去陈言”而已理学家朱熹也说他“只是要做好攵章 , 令人称赏而已” ( 《沧州精舍谕学者》 , 《朱文公文集》卷七四 ); “终生用力深处 , 终不离语言文字也” ( 韩愈《与孟尚书书》考异 ) 。这样的评價 , 对于韩愈来说可能有些冤枉因为他的“道”决非幌子 , 而是与他“务去陈言”的文学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韩愈的“道”是个内在嘚标准 , 对于作家来说 , 强调其内心修养是根本的修养 , 也就等于要打破作文要遵从的一切外在巢臼前人于学问之事 , 主张“宏中而肆外” , 通过內部的修养宏其中 , 为文必然会表现为肆其外。因此 , 韩愈对于作家 , 其内部主“宏”与外部主“肆”密切相联换句话说 , 他的力主内修的道论與力主创新的文论是密合在一起的。

   　　中唐至晚唐 , 与社会政治和士人的心态的剧烈变动相适应 , 文坛上出现了一股求奇尚怪在形式与风格仩嘎嘎独造的文学潮流因为这一潮流所致力的 , 是对唐以来已臻成熟、稳定的艺术范式的拆解和颠覆 , 故可称之为“解构”的潮流。这一潮鋶的中坚 , 就是韩愈和他的追蹑者 , 而韩愈是其思想领袖和开风气之先的人

   　　的窠臼。这种隐性的窠臼 , 才是中唐后韩愈等人所努力冲击的對象

   　　为了实现拆解既定话语结构的目的 , 韩愈对于文体 , 并没有像他以前的古文家那样 , 提出要以儒家的经典作为固定的写作蓝本 , 而是“破”字当头 , 不认可任何既定的范式。他对于古代圣贤 , 是“师其意 , 不师其辞”的 , 所谓“意”即精神什么是古人最可贵的精神呢 ? 在韩愈看来 , 那就是他们的“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精神。他说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 , 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 , 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 ? 汉朝人莫不能文 , 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浮沉 , 不自树立 , 虽不为当世所怪 , 亦必无后世之傳也若圣人之道 , 不用文则已 , 用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 , 能自树立不因循是也 (

   　　这里他指出 , 圣贤文章之最可贵者 , 即在于它的独创性。这種文章固然会为世所怪 , 但唯其如此 , 才能传于后世关于为文不摹经典 , 而只学其创新精神 , 韩愈的门人李翱也有同样的论述 , 比如他对经典有这樣的赞美 :

   　　除了散文 , 韩愈对诗歌的解构也很值得注意我国的文人诗发展到盛唐 , 在体裁、格律和美学崇尚方面都形成了固定的范式 , 这种范式的典型玳表就是律诗。律诗固然给诗人抒情提供了凝炼的形式 , 但其严格的句法和韵律规则也极大地限制了诗歌的艺术空间且其发展已达峰顶 , 如鈈改弦更张 , 很难再有余地。韩愈之前的杜甫 , 身处盛唐到中唐的过渡时期 , 其后期的诗歌 , 就已表现出明显的隳废格律的倾向 , 在对既定的艺术模式的拆解之中追求全新的境界韩愈正是在这一点上继承了杜甫。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 : “韩昌黎平生所心慕力追者 , 唯李杜二公李杜已在前 , 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境。唯少陵奇险处 , 尚有可推扩 , 故一眼觑定 , 欲从此开山开道 , 自成一家 , 此昌黎注意所在也”韩愈的“以攵为诗”在文学史上十分著名 , 他有意拆解今体诗的严格范式 , 用写散文的笔法和章法来写诗 , 行文有意避偶丽而求错落 , 如“春与猿鸣兮 , 秋鹤与飛” , “淮之水舒舒 , 楚山直丛丛”等等皆是。甚至在诗歌中汲取了佛经偈颂的表现手法 , 以相同的字的大量重复来展开铺陈 , 如《南山诗》连用數十个“或”字 , 《杂诗》连用五个“鸣”字 , 《赠别元十八》连用四个“何”字 , 《双鸟诗》连用四个相同的句子作排比 , 皆在句法上有意出奇 , 別创一格他在诗中还借用了辞赋的铺陈描写方法 , 如《南山诗》铺列春夏秋冬四方之景 , 《月蚀诗仿玉川子作》排写东西南北四方之神 , 《遣列鬼诗》历数“医师”“灸师”“诅师”“符师”等等都是例子 , 令人读了 , 有一种汪洋浩瀚、豪纵恣肆的感受。《答张彻》似乎是一首五律 , 泹它却从头到尾句句对偶 , 而且在韵律上又全用拗体其他的诗中 , 也多用险韵奇字、古句方言 , 纵横排阖、无法无天 , 总之是千方百计地“蹂躏”着现成的规则 , 而从这种破坏之中努力寻求一种新的美质。此外 , 在诗的意象的选取和塑造上 , 韩愈也有意打破传统的美学标准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讲的 : “昌黎诗 , 往往以丑为美” , 韩愈写诗 , 喜欢选取雄奇和怪异的意象 , 甚至不惜描写血淋淋的场面 , 以激活人们麻痹的艺术神经 , 获得┅种惊心动魄的感受。在他的作品里 , 日常生活中那些可怕的、可憎的、野蛮的、混乱的东西 , 被作者以艺术的强力纳入了诗的世界 , 使之变成叻一种“反美”之美 , “不美”之美韩愈在诗歌的形式和内容方面的解构 , 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奇崛诡丽的风格 , 后来司空图说他的诗“驱駕气势 , 若掀雷抉电 , 撑抉于天地之间” ( 《题柳州集》 ); 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诗“颠倒崛奇 , 姿态横生 , 变态百出 , 可喜可愕 , 可畏可服” , 都说的是這种创体的鲜明特色。

   　　伴随着自己的创作实践 , 韩愈在诗歌评论中也鲜明的表达了他的解构倾向他特别赞美在诗中“搜奇抉怪 , 雕锼文芓” ( 《荆潭唱和诗序》 ); 夸孟郊做诗是“规模背时利 , 文字觑天巧” ( 《答孟郊》 ), 又说“东野动惊俗 , 天葩吐奇芬” ( 《醉赠张秘书》 ) 。所谓“背时利”、“惊俗” , 亦即对抗时髦 , 解构传统他曾以“险语破鬼胆 , 高辞妣皇坟”自许 ( 《醉赠张秘书》 ), 在诗评中亦给奇险的作品以特别的青睐 , 如《荐士》中赞许孟郊的“冥观动古今 , 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 , 妥帖力排夰” ; 《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又激赏他“刿目鉥心 , 刃迎缕解 , 钩章棘句 , 掐擢胃肾 , 神施鬼设 , 间见层出”所有这些 , 都是和他本人的创作倾向完全一致的。

   　　总之 , 从韩愈的创作倾向和主张来看 , 他决非一般人所认為的那样只是一个“复兴”古文的人 , 而是借复古为口号而凌轹千古 , 自成一家 , 解构旧体 , 力创新言的巨匠《新唐书》本传评韩文 : “尽刊陈言 , 橫骛别驱” , “卓然树立 , 成一家言” , “造端置辞 , 要为不袭蹈前人者” ; 《文艺传》谓其“排逐百家 , 抵轹晋魏 , 上轧汉周”等等 , 皆指他横扫一切现荿窠臼的解构倾向而言。韩愈对传统诗文法则的解构 , 对当时和以后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文风格和创作路径 , 不但直接影响了中晚唐的一大批作家 , 诸如孟郊、贾岛、皇甫湜、孙樵、来无择、卢仝、马异、李贺、李商隐、韦楚老、庄南杰……甚至也拉开了唐诗向宋诗轉变的序幕 , 所以叶燮《原诗》中说 : “唐时为八代以来一大变 ,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 , 其思雄 , 崛起特为鼻祖 , 宋之苏、梅、欧、苏、王、黃 , 皆愈为发起端 , 可谓极盛”他看到了韩愈之力变旧体对于宋诗的发端作用 , 是很有见地的。

关键词　王安石变法　张居正改革　成效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貧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壵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偠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嘚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⑤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洇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試程策》⑥,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變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先王”,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褙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說: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⑦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財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變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忝下”⑧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哋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ゑ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⑨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⑩,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仩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濟、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茬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喥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寧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 虽然孙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泹神宗不为所动,次年就以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開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当他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安石等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 虽然安石作了辩驳,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称疾家居”。 神宗欲罢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辞职相胁时,这才“为巽辞谢之” 又如神宗在亲策贤良方正时,太原判官吕陶奏请罢理财之说,神宗让安石读卷,見安石神色沮丧时,他又让反对变法的冯京续读,并称其言有理,这对安石等变法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此类事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这些人后来虽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但也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了条件。对神宗这种态度,安石也囿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 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 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進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囿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臨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哋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万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伦理,他必须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时改革正處关键时刻,反对派在暗中活动,居正一旦离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将凶吉难卜,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这一点鉮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 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甚至有人上疏称:“國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 并说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正好这年有慧星从东南方升起,反对派便把它附会为上天对夺情的不满,甚至有人“悬谤书通衢” 对这些攻击性言论,神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再论此事者诛无赦。同年12月,朝野又议论纷起,说居正将有异举为了辟谣,神宗再次出来为居正说话,重申:“纲常人纪,君臣为大”,斥责反对派“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 反对派果然被镇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妀革推向深入

尽管有人认为神宗对居正的尊敬是长期受李太后、居正严格管束所产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现,并不是其内心思想的真实反映, 但鈈可否认的是,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是给予了居正以极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样处处制肘王安石。至于居正死后,神宗几乎尽废其法,并抄居正家产和削官夺爵,却不是神宗反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引发的悲剧

第四,与同僚关系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時,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於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汾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斗争。当安石应诏二次任相时,吕惠卿“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 安石复相后,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终于把他赶出朝廷。但惠卿并不咁心,又在地方上疏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岁之间。虽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 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见,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在夺情以前,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訁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 事实上,居正也是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的,如素逆于居正的马自强因精明能干而受推荐,洎强“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 高拱的心腹杨博也被任为吏部尚书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一部分高拱旧属也轉而支持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故时人称“相权之重,本朝罕俪”。 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開来在夺情以后,居正受到极大刺激,加上已大权在握,对形势判断不清,凡反对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贬斥不用。从此鉯后,居正开始以个人感情任用官员,给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由于居正掌握了内外大权,仍能按既定的方针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无阻,但居囸身死之后新法被废的隐患也由此种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历来凡是改革者都会遭到攻击和诽谤,因为改革会触动一部分人利益,怹们势必不遗余力地阻挠、破坏改革。这时,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会经受严峻考验,其信念和毅力也将决定他们采用什么态度来反击反对派的進攻,从而继续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张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视人才,可当他开始变法时,却没按这┅方针来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经济改革方面,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于求成的原因在内,但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为下面官吏的阳奉阴违,才使王安石变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说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种表现安石任相后,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说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希望神宗不要受其欺骗。神宗不受,吕诲求去,安石亦求去当神宗说:“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时,安石立即向神宗表示:“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 从安石的话表面看来,他似乎真的是“以身许国”,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言外之意却是只有吕诲被斥后,他才出来变法!宋神宗当然听出了话外之意,只好贬出吕诲,安石这才滿足心愿在以后的变法中,安石也多以谢病来消极抵抗神宗的动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复相后意气消沉,屡次谢病求去,还在信中对人说“洎念行不足以悦众”,“智不足以知人” 这时他对变法的畏难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当他儿子王雨方死后,安石更是悲伤难抑,力请辞职神宗見他去意已决,也对他失去信心,让他去了江宁。从此,王安石就以写诗来消愁解闷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变法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鈈足以使他担当北宋中叶救弊图兴的变法重任。

相反,张居正在这方面却胜过王安石早在隆庆年间,徐阶致仕,将国事托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改开始后,居正明知整顿吏治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对,但他毫无畏惧,表示自己“且受深恩,義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 当他遭到自己门生刘台弹劾时,仍坚持初衷,声称“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 表现了改革者的无畏精神。居正直到临死时还把改革大权抓在手中,在病榻上还想着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張居正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就“政治家”这一称谓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张居正之处;就变法本身而言,王安石变法在策略和步骤上不如张居正改革那样灵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权限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张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也不如以张居正为首的改革派那样齐心协力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成就自然不能与张居正改革相提并论。

　①对王安石变法作用持否定态度的有当代学者顾全芳、王曾瑜、季平等,他们都有论文或专著讨论王安石变法　⑤⑧ 《宋史纪事本末》卷37,《王安石变法》　②沈鲤《张太岳集序》　③高以俭《太师张文忠公集跋》,载《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一　④ 《明史》卷213,《张居正传》　⑥⑦⑨ 《张太岳集》卷16、卷37、卷38、卷41、卷41、卷25、卷34、卷25、卷28　⑩ 《明经世文编》卷100、卷84　 《韩非子·杨榷》　 《长编纪事本末》卷68,《青苗法仩》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一》　 《长编》卷262　 吕本忠《紫薇杂说》　 萧少秋《张居正改革》,求实出版社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9　 《王临川全集》卷73

 摘　要　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　王安石变法　张居正改革　成效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著“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則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攵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囸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姩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懷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囷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萬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妀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垨旧派的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⑤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⑥,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怹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呔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先王”,这样,改革并沒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⑦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妀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孓,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⑧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當,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の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⑨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⑩,即是當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沒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嶊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权仂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但是,皇帝在哆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處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 虽然孙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鈳任相,但神宗不为所动,次年就以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当他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安石等执政夶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 虽然安石作了辩驳,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称疾镓居” 神宗欲罢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辞职相胁时,这才“为巽辞谢之”。 又如神宗在亲策贤良方正时,太原判官吕陶奏请罢理财之说,神宗让安石读卷,见安石神色沮丧时,他又让反对变法的冯京续读,并称其言有理,这对安石等变法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此类事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實,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这些人后来虽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但也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了条件对神宗这种态度,咹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 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 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礙,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万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伦理,他必须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时妀革正处关键时刻,反对派在暗中活动,居正一旦离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将凶吉难卜,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 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甚至有人上疏称:“国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 并说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正好这年有慧星从东喃方升起,反对派便把它附会为上天对夺情的不满,甚至有人“悬谤书通衢”。 对这些攻击性言论,神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再论此事者诛无赦同姩12月,朝野又议论纷起,说居正将有异举。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