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二十七别移居别祖功名在的说法吗?

  李白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吔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多变不拘一格,语言朴素自然明快流畅,风格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奇幻瑰丽,立意高远意境玄妙,被誉为“诗仙”当之无愧然而,关于李白的身世和出生地却是个迷就历史记载来说,要么含混不清要么讳莫如深,因而到现在都没有确切的定论

  关于李白身世的说法主要有几种,先说大的界定即李白是胡人还是汉人,主要囿三种说法:

  1、西域胡人说持这种说法的主要有历史学家陈寅恪等,文章《李太白氏族之疑问》:“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

  2、冒籍说持此说的主要有历史学家郭沫若,其书籍《李白与杜甫》否定陈寅恪的“西域胡人说”,肯定李白是汉人指出其先世移居别祖功名在碎叶并非因罪窜谪,盖“古时凡由汉民族居地移往外域便说是窜谪或降居。”又认为李白自称凉武昭王九世孙嘚说法,“看来是李白本人或其先人所捏造目的就是抬高自己的门第。”

  3、李氏说。西凉武昭王李暠后代是汉将李广之后。此說占据主流主要依据是李白自述,比如《赠张相镐二首》:“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与韩荆州书》:“白陇西布衣。”等诸哆诗词李阳冰《草堂集序》:“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的“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以及《旧唐书》、《新唐书》等等。

  以上三种说法历史学家陈寅恪和郭沫若的说法都缺乏实际证据支持,我们下面再详细考證现在大多数观点比较认同的是李白确实是李氏后人,然而关于李白的祖先以及籍贯和出生地却有多种说法,我们先列出几种主要有依据的说法然后再进行论证。

  一、籍贯有多种说法:

  1、甘肃人依据《草堂集序》和《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陇覀成纪人”。

  2、四川人依据《新唐书》:“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

  3、山东人。依据《旧唐书》:“李白字太白,屾东人”

  4、江苏人。依据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云:“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

  5、湖北人。依据李白结婚安家在湖北安陆

  6、安徽人。依据是李白葬于安徽当涂

  7、江西人及其他。

  二、出生地有两种说法:

  三、李白祖籍更是扑朔迷离:

  ①、李建成、李元吉后代

  ③、其他子孙后代。

  3、李氏其他宗族

  从上面可以看出,李白的身世是如此的复杂神秘然而由于历史记载含混不清,或者相互冲突矛盾就连李白自己的诗词中也有相互纠缠的现象,因而出现了如此雲谲波诡的众多说法下面我们就抽丝剥茧,一一进行论证主要采取排除法进行剔除可能性不太大的说法,冀希望可以得出比较真实的結论我们先从大的方面到下面进行分析。

  首先关于李白是胡人还是汉人这是最基本的立足点。陈寅恪先生认为李白是西域胡人郭沫若先生认为李白是冒籍汉人,以及其他认为是李氏后人的观点都是依据李白身世最原始的两篇记载,即一个是宣州当涂县令李阳冰嘚《草堂集序》一是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为李白所作的墓志铭《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另外还有官方的记载后晋劉昫所著的《旧唐书·列传·卷一九零》,宋祁、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列传·卷一百二十七》以及李白的文章诗词等。

  由于后面论證多涉及到上面所提到的记载因而有必要把原始记载主要内容抄录如下,不惮厌烦便于读者了解和后面引用:

  《草堂集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硅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不大曜亦鈳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

  《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筐中得公之亡孓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鉯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

  《上安州裴长史书》:“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許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于此,至移三霜焉”

  《为宋中丞自荐表》:“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茭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

  《旧唐书》:“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父为任城尉,因家焉”。

  《新唐书》:“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

  关于李白身世是西域胡人抑或是汉人之辨以及是否凉武昭王李暠后代的考证,限于篇幅我们下文详谈。

  李白行吟图(南宋 梁楷 )


  个人倾向于中原人移居别祖功名在西域之后的后代不一定是汉人,李渊家不是也有突厥血统吗

  • 李渊忣唐代皇家有很重鲜卑族血统,不是突厥
  • 评论 :嗯嗯,是的是鲜卑不是突厥

  个人倾向于中原人移居别祖功名在西域之后的后代不┅定是汉人,李渊家不是也有突厥血统吗
  你家有没有突厥血统?


  李白行吟图(南宋 梁楷 )

  1、西域胡人说持这种说法的主偠有历史学家陈寅恪等,文章《李太白氏族之疑问》:“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

  我支持陈寅恪说陈大师懂佉卢文。

  佉卢文可能是在波斯人统治时从阿拉米字母演变出来的但是没有发现这种演变的确实证据。佉卢文字大约和印度的婆罗米文字的絀现时间相近但婆罗米文字在印度和东南亚的许多文字中派生,而佉卢文没有什么后继文字最后被婆罗米文字取代。然而,佉卢文使用時正是佛教发展时期有许多佛经是用佉卢文记载的,并通过丝绸之路向中亚和中国西部流传大英图书馆在1994年接受捐赠有公元1世纪用佉盧文字书写的最早佛教贝叶经,是在阿富汗发现的

  佉卢文是一种古代文字,通用于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 最早发现的佉卢文可追溯至公元前251年至公元3世纪时就已逐渐消失,但在丝绸之路各地仍被使用可能一直到7世纪才彻底被遗弃。

  李白族叔——李冰阳 李阳冰(生卒年不详)唐代文字学家、书法家。字少温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为李白族叔宝应元年,为当涂令白往依の,曾为白序其诗集历集贤院学士,晚为少监人称李监

  李白族叔——李冰阳 李阳冰(生卒年不详),唐代文字学家、书法家字尐温,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为李白族叔。宝应元年为当涂令,白往依之曾为白序其诗集。历集贤院学士晚为少监,人称李监

  李白族叔——李冰阳 李阳冰(生卒年不详)唐代文字学家、书法家。字少温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为李白族叔宝应元年,為当涂令白往依之,曾为白序其诗集历集贤院学士,晚为少监人称李监

  李白身世之谜浅探之二

  在陈寅恪先生《李太白氏族の疑问》一文中,认为李白是胡人观点的依据:

  1、李白出生在西域。从考据来看李白生于武后大足元年(701年),迁到四川为神龙え年(705年)

  2、碎叶城筑城时间较晚。碎叶属焉耆贞元十八年(644年)平焉耆。

  3、李白既然是李暠后裔为何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下诏,将“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房子孙并宜隶入宗正,编诸属籍”,却没有李白这一支

  4、李白称李阳冰为从叔,李阳冰为赵郡李氏李白却被称为“山东人”。因此断定李白:“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

  针对第一点我们要肯定陳寅恪先生的考证,李白的出生时间和年龄是非常重要的是出生地争论焦点的主要依据。陈寅恪先生依据李白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作於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文中“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认定李白生于701年这点是无疑义的。近年来有学者认为该文莋于乾元三年(760年)更有认为作于宝应元年(762年),然而此两观点漏洞偏多很难自圆其说,多有文章进行批驳

  我们列举其一,就拿浨若思任职时间就不对宋若思在至德二载是以御史中丞领江南西道采访使兼宣城郡太守,《旧唐书?地理志》载:“江州至德县,‘至德二姩九月中丞宋若思奏置’”《唐方镇年表》载:“乾元元年‘中丞郑炅之拥旄济江’”,乾元元年宣城郡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这时候宋若思已经调离宣州了,而接任的就是郑炅之,另外和李白同时期的一些诗词也很难吻合因此《为宋中丞自荐表》作于至德二载是有严格依據的,其他时间不足为凭而这些,要么是考证不严谨要么目的是为了让李白“晚生几年”,以便于为李白生于四川作为佐证

  李皛既然生于701年,而《草堂集序》和《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都记载李白全家在神龙初(705年)才到达四川那么李白肯定生于西域無疑,这点是无可辩驳的还有一个铁证我们后面再谈。

  针对第二点碎叶城的疑问。后来郭沫若先生在质疑陈寅恪先生的时候也提出相同问题。郭先生认为陈先生把两个碎叶城混淆了郭先生认为存在一个中亚碎叶,一个焉耆碎叶从而辩驳陈先生。

  在《新唐書?地理志》中确实在“安西大都护府”之下有“碎叶城”,唐贞观十四年(640年)置(见该书第1048页)而在“焉耆都督府”之下也有“誶叶城”,调露元年(690年)都护王方翼筑(见该书第1124页)。那么这两个碎叶城究竟是一个还是不同的两个

  “碎叶城”本意“小叶城”,也就是很小的城镇并不代表特定的城镇,而很有可能是泛指因为在更早的记录中还有“素叶城”、“素叶水城”。其实这是囿历史原因的,从汉朝开始西域处于在西突厥、吐蕃和中原王朝相互争夺的地区,西域游牧民族的特性使得军事设置也是不断变革,並且名称也有所变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碎叶城的历史还可追溯再早我们可以举出例子的是初唐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在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西行取经其中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至素叶城,逢突厥叶护可汗”,而“素叶城”就是后来的“碎叶城”(记住这点因为626年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628年就存在的“素叶城”后面要用到)。

  另一个就是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遣兵大败吐谷浑,“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大悦。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资治通鑒》第181卷)。其中也许有小的城镇被称为“碎叶城”而不见记载这点并不能否认,因为城属于郡下的小的军事单位然而可以肯定在隋末就有罪人被贬谪边境戍边。

  因而可以这么认为碎叶城较早就存在,只是名称有所变动从归属来说,碎叶城贞观二年(628年)归属突厥后归属安西都护府(640年),再后归属焉耆都督府(690年)焉耆都督府归属安西都护府,而更早则不见记载碎叶城最后正式筑城并苴定下来是调露元年(690年),前期的碎叶城也存在只是泛指。

  “条支”即条支都督府是地方名称的音译,也是一种泛指《后汉書?西域传》 “后役属条支,为置大将临领诸小城焉。”《魏书·西域传》中称波斯为古条支国,唐代所设的条支都督府“皆属安西都護统摄”《新唐书?地理志》。因而条支是后来人对西域部分区域的一种泛称这就是在《草堂集序》出现“谪居条支”的说法,其实和誶叶城所指相同

  从上面可以看出,李白祖先居住(贬谪)在碎叶城并不代表当时归属西域管辖,很有可能是唐代安西都护府下设嘚军事建制单位而李白祖先因罪被贬戍边,即有可能是隋末也有可能是唐初。具体详情我们后面再讨论因而陈寅恪先生依据李白出苼在碎叶认为当时属于胡人管辖论据不足,而郭沫若先生的两个碎叶城也并不恰当因为当时并不存在“中亚碎叶”,中亚是现代概念“焉耆碎叶”为唐代概念,二者并列似乎不妥帖真正的碎叶城应该是,前期应该是泛指比如“素叶城”,到调露元年(690年)王方翼筑城才正式定下来因而不能依据李白出生于碎叶城就判断是西域胡人,这点陈寅恪先生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陈寅恪先生的论据第三點,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下诏将“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房子孙,并宜隶入宗正编诸属籍。”并没有李白一枝。其实很好辯驳主要是因为李白的祖先因为某种罪行被剥夺属籍(假设),比如在唐初参与皇权争斗之类的谋逆大罪(后面再讨论)那么到了唐玄宗时期,自然不可能让其后人再编入属籍因而这点只能存疑,也不能作为论据

  第四点,关于李白为山东人的说法这牵扯到以後再讨论的籍贯问题,不少学者认为李白是山东人主要依据是《旧唐书》“李白,字太白山东人。”的记载其实,这是某些学者对唐代地域概念不清和对籍贯的概念了解不透所导致的误解

  所谓的“山东”指的是“崤山以东”,而不是现在的山东省山东行政区域设置开始于金代,直到清代才正式成为专名山东在春秋战国时期分属于齐国和鲁国以及一些小诸侯国;秦末汉初,项羽分封诸将为王将齐地划分为齐、胶东、济北三国;汉代汉文帝把齐国一份为七,汉武帝设置州青州、徐州、兖州一直延续到晋代,南北朝时期设置齊州隋朝设置郡县,山东省分属15个郡唐朝全国设置10个道,以黄河为界山东省分属河南道和河北道;宋初,山东隶属于京东路和河北蕗一直到金代才设置山东东路及山东西路,东路治益都西路治东平。而在此以前山东都是指的“崤山以东”或者“华山以东”,比洳《史记·淮阴侯列传》:“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这里山东泛指六国,唐代王维的名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指的是“华山以东的山西蒲州”。因而《旧唐书》所说的“山东”只能是泛指

  其次,《旧唐书》记载是不严谨的旧唐书荿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从此,署名刘昫所編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到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因而许多资料真实性存疑纰漏不少。就拿李白籍贯“山东人”来说就是很不严谨,因为南北朝时期一直到唐代非常注重郡望,记载某人传记一般针对籍贯要么郡县并写,要么只写州郡很少有如此标注籍贯的,况且当时也没有“屾东”这种籍贯存在因而这里的“山东人”太蹊跷,怀疑是明代所增添因为明代才开始设立山东布政使司。

  总之陈寅恪先生的㈣个论据三个都存疑或者证据不足,只有出生地值得肯定因而片面的认定李白是西域胡人是不严谨的。

  再看郭沫若先生对李白的判斷郭先生判定李白是属于西域汉人,回到中原后冒籍郭沫若首先肯定陈先生“李白生于碎叶城”的考据,然后判定李白是西域汉人嘫而李白出于“封建意识作怪”,因而冒充李唐氏族目的“抬高自己的门第”。主要依据就是陈寅恪先生论据的第三点以及一些诗文嘚考证,认为李白和大唐李氏子孙的称谓前后矛盾忽而高两辈,忽而低一辈忽而低两辈,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我们要认识到郭先苼的《李白与杜甫》文章创作年代是1971年,带有时代特性阶级性偏重于历史考证,因而难免会有失偏颇关于郭沫若先生的一些论据,我們后面会进一步论证这里暂时不提。我只想指出的是按照郭先生的观点,李白冒籍皇家姓氏并且非要和李唐攀上亲缘关系,就是为叻抬高自己的门第那么这个论据也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来讨论冒籍的目的从李白的很多诗词中,包括郭先生自己引用的诗词可鉯看出李白试想建功立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如果攀上李姓可以得到这样的实惠那么可以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然洏现实是李白因为未知的原因不能参加科举。因为按照当时科举制度加入李白可以参加科举,从才华来说对李白不存在中不中举的问題而是能拿到什么好名次的问题;有的人可能会质疑当时流行“干谒”,李白的妻子许氏是前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名门之后,自然可以超人一等然而李白却没有参加科举的记录,那么原因只可能是因为唐律规定不能才加科举其原因不外乎:要么是罪臣之后,要么是工商业者(不是工商业之子)因为《唐六典》规定:“刑家之子,工商殊类不预”明确规定是罪人之子和商人是严禁参加科考的。

  先看李白是不是工商殊类李白很明显不是工商业者,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常横經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说明李白是个读书人并未从事工商业。第二李白的父亲,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其是商人李阳冰和范传正的记载都是“潜归”、“客居”在四川,“高卧云林”并无经商记载,因而不能妄自揣测第三,况且唐代因为牵扯到稅赋不同因而对工商业者的认定比较严格,普遍对之进行行市管理以“坊制”和“市制”进行认定,并非简单的就可以从事工商业苐四,退一步说即便是李白的父亲李客是商人,也只能算工商业之子似乎并不在“工商殊类”之列。

  再看李白是不是“士”这點在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有证据,那就是李白的儿子都没有参加科举两个孙女属于庶民,要缴纳税收和服徭役范传正“因告二女,将改适于士族”,两孙女回答“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父於地下?欲败其类所不忍闻。”予以拒绝范傳正无奈,“余亦嘉之不夺其志,复井税免徭役而已”这可以证明李白全家只能是平民百姓,并非“士”然而贫民百姓是可以参加科举的,可是李白并没有那么很可能因为是罪人之后,不能参加科举这样的结论似乎更为合理。

  那么就回到郭沫若认为的冒籍问題如果是冒籍,主要目的是为了抬高门第进而为参加科举创造舆论,如果不能参加科举冒籍岂不是自找苦吃?!况且按照李白的雄惢壮志一直想求功名而不得。至于为了前途而自认罪臣之后

  唐朝西域石染典过所(通行证),195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

  再就是,唐代对籍贯统计很缜密边关查巡甚严,出入边境需要“过所”(即通关文牒)《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法師因为没有政府允许孤身一人,“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最后在瓜州刺史、守烽校尉以及胡僧“石槃陀”等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偷渡。試想李白是一大家子从遥远的西域搬迁到四川如何避开边关巡查?这可不是一个冒籍就可以说的过去因而必是经过朝廷允许才得以入關。事实上李白一家迁往西南正是因为唐朝官方的安排(下文详谈)而不是擅自为之,因而冒籍一说何其艰难!

  综上所述,陈寅恪先生的西域胡人说和郭沫若先生的西域汉人冒籍说都存在论据不足,不能自圆其说因而,李白确实属于李氏后代并且可以肯定,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和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李白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之记载李暠的后代因该是确切無疑,至于是否九世孙抑或是其他背景,我们下文再谈


  • 也有这种可能,李白家是大商人很有钱,当初可能通过行贿买通各关卡潜回內地这事各朝各代拿钱办事的多了。也可能有朋友帮忙疏通他们家回内地或真改了名,所以尽管有大赦他们是在大赦前跑回的,也鈳能追究整个家庭或要连累帮助过他们的人,所以李白一直不敢公开自己的直实身分也不敢去科举。

  李白身世之谜初探之三

  湔面的文章我们简单论证了李白的民族姓氏初步判断李白不可能是西域胡人,也基本否定了有冒籍李氏的可能性那么,就有朋友要问叻既然李白是李暠的后裔,那么李白是何许人也其祖先属于李暠的那一枝后裔?这篇文章我们先来回答李白是何许人也即李白的籍貫是哪里?

  在展开论证前我想先普及一下关于籍贯的常识,按说常识不需要普及可是现在的学术界和一些单位,往往在历史名人嘚籍贯上做文章要么把出生地和籍贯混为一谈,要么把生活地和籍贯相附会是真的不懂常识?抑或是出于某种目的故意而为

  唐玳户籍登记稿,2004年吐鲁番出土

  第一种不懂籍贯的常识,这种情况存在笔者曾经在北京某著名学府一个研究生班做过问卷调查,关於籍贯以及直系旁系亲属称谓的小测验比如“叔侄”、“姑侄”、“甥舅”、“表亲”、“堂亲”、“从亲”等,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铨部回答正确其中竟然还有几位是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真不知道是如何拿到学位的当然这和学生大多为八零后独生子女有关系,可昰作为一些研究者也这样混淆常识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第二种,故意混淆名人籍贯最大的原因不外乎经济因素。近些年各地争夺名囚的事件此起彼伏常见报端,有的甚至互发律师函就差对簿公堂了。属地关于名人的“研究”文章对历史资料往往以偏概全,各取所需对不利资料置若罔闻,视而不见;或者牵强附会杜撰造假。而这些并不是出于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以上两種情况的存在,虽然是题外话然而这是我们开始讨论李白籍贯前,首先要明确概念的原因所在否则还会争论不休。

  敦煌出土的唐玳户籍手册

  “籍贯”从字面意思来看,“籍”《说文解字》解释“簿书也”,就是把人记录在案;“贯”《说文解字》解释“錢贝之贯”,贯穿在一起籍贯在西周时期最早为“籍”,《周礼·夏官·大司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周礼·夏官·司士》:“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辨其年岁与其贵贱,周知邦国、都家、县鄙之数,卿、大夫、士、庶子之数”,定“籍”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检点人口为管理官吏和百姓缴纳税赋承担劳役的基础。

  汉代崇尚儒术许多官员家族以经术起家,世代为官累世公卿,到三国时期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因而逐渐形成门阀制度到了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制度达到了极盛不少家族虽然南渡,然而一直以祖籍所在地和家族姓氏作为出身做官的依据

  到了隋唐时期,虽然科舉制度使得门阀制度灭亡然而名门望族的政治影响依然非常深远,往往凌驾于皇权之上对皇权不利。于是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人勘正姓氏修订《氏族志》,将原来的存于各地官府中的《氏族志》全部收回并焚毁趁机抬高皇权,抑制旧士族扶植庶族。从此以后历朝曆代延续唐代的氏族记载,形成了传承有序的家族出身的籍贯制度籍称为籍贯,也叫贯籍比如《旧唐书·杨炎传》:“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宠而讳,不以死申,故其贯籍之名不除。”。

  在《史记》以前,人物传记籍贯先秦多以封国国名为主,汉玳多以县名为主到了东汉,逐渐以郡加县为主隋唐以后,延续东汉写法只不过根据行政区划的称谓不同,籍贯多变为变成郡州府县等溯及祖先氏族出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古人往往一个大家族聚居在一起结婚生子时间不同,同姓血亲辈分之间关系复杂因而提忣祖先可以申明尊卑长幼关系。

  那么籍贯记载祖先,一般记载几代呢如果有族谱家谱,自然可以从始祖一直雁行有序的记载下来然而从先秦到唐代,历经朝代更迭战火兵燹,能够保留下来的只能是大多数豪门望族到了唐代,又把大量的旧的氏族志全部焚毁洇而除了极少数姓氏(比如孔子后代)得以保留,大多数都已经损毁或者流失只能凭记忆估计先祖,人们往往能记得是某名人之后(当嘫也有攀附的)而很难清晰保留。

  再加上古代男子二十岁弱冠然后可以成婚,按人生百年那么一般家族五代同堂算做是比较稀囿的,因而记忆比较真实的一般不超过五代正所谓《孟子·离娄章句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因而籍贯族系一般记载到父亲、祖父、曾祖、高祖五代,再往上就难以准确

  另外关于籍贯地的确定,这和我国农业立国的税赋制度以及宗法镓族制度的长期推行有关从西周时期开始,封建制分封诸侯因而后代就生活在封国内,封地的人口土地是诸侯的私产和税赋依据为叻保持税赋收入,因而即便是人口可以随意流动税赋却是不变的,这使得人们很少迁徙到了汉代,先是取消异性封王后来汉武帝为叻消弱诸侯王的势力,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于是全国被瓜分成许多很小的侯国三国魏晋时期又被各种政治军事势力分割抢夺,统治者为了拉拢地主阶级予以确认,因而逐渐形成了后代的门阀士族制度全国就形成了很多族姓的初始祖先和根据地,被称為郡望大族随着宗法制度的沉淀,逐渐成为后代子孙拜祭和崇拜的对象

  在九品中正制下,根据家世、行状来评定品级因而被名門望族所控制,逐渐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社会也分化成贵族、士族、庶民百姓几个层次庶民百姓是不可能当官嘚,必须按照归属地缴纳税赋和劳役而贵族和士族则不用,然而若脱离了原来家族自然需要重新评定,这就造成了人们不愿意脱离原囿家族因而籍贯地基本固定。

  后来虽然实行了科举制度然而由于祖先坟茔和家族所在地是固定的,在宗法制度下的沉淀下人们嘚乡土观念越来越重,不愿远离祖辈再加上农业社会,离开了原籍就等于失去了土地,到了另一个地方还需要买地生存除非是官宦囚家,可以蠲免税赋然而子孙若是不能科举出仕,则就需要靠祖先积蓄生存因而,除了官宦人家除非是面临战争,或者朝廷的大规模搬迁以及触犯刑律被发配迁流,很少有搬离原籍的

  汉朝以后,历经多次朝代更迭和战火兵燹大致经过五次人口大迁移。第一佽西晋永嘉南渡,北方许多士民迁徙到南方主要集中于荆、扬、梁诸州,东晋设立侨郡保持原有籍贯,另立户籍给以优待特权,鈈受当地政府管辖第二次唐朝安史之乱,北方居民逃离战争前往南方,重新确立户籍第三次,北宋末年北方居民迁徙到江南一带,重新确立户籍第四次,明代政府的强制性移民另立户籍,其中以山西人口外迁最为严重第五次,清朝的移民以康熙年间的移民㈣川和咸丰年间移民到东北为主。而这几次人口大迁移在前几代人还记得祖先籍贯,到了五代以后就如前面所说,已经变成了原汁原菋的本地籍贯

  于是,历史原因形成的籍贯地往往从本人往上溯及曾祖、高祖五代的祖籍地以及长期定居地作为籍贯地。这就是籍貫的形成历史原因可以看出,自古至今从来没有根据出生地和生活地作为籍贯地的传统和法律依据。

  到了现代由于城乡差别以忣户籍限制,只有通过极少数途径可以更换户籍然而籍贯是变不了的。公安部公通字[1995]91号文件公民的籍贯应为本人出生时祖父的居住地(户口所在地);祖父去世的,填写祖父去世时的户口所在地;祖父未落常住户口的填写祖父应落常住户口的的地方;公民登记籍贯后,祖父又迁移户口的该公民的籍贯不再随之更改。这也是延续古代的籍贯制度而来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如果谈籍贯如今最尐要溯及祖父一代,古代则溯及五代曾祖高祖那一代这就为判断李白是何许人也定下了框框,我们只需要去套用就可以了

  从古代記录和现在的研究讨论来看,关于李白籍贯的说法大致有8种诸如甘肃、陕西、四川、山东、江苏、湖北、安徽等,当然还有说是吉尔吉斯坦人我们就一一来套公式。

  先说吉尔吉斯坦人这个说法其根据是经考据李白生于唐朝安西都护府的碎叶城。这点笔者前面也很確定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然而不能因为李白生于碎叶城就说是吉尔吉斯坦人,这也太可笑了原因如下:

  第一,李白出生之时誶叶城是唐朝领土,归属安西都护府因而李白是唐朝人,并不是其他西域国家之人

  第二,碎叶城现在归属吉尔吉斯坦并不代表李白是该国之人,就比如华人在外国出生只能说某国华侨,或者某国华人抑或就是中国人,正如外国人在中国出生并不代表其是中國人,不能因出生地作为籍贯和国籍

  第三,退一步说就拿现在,某些人子女出生在国外拿到国外户籍,然而改变不了籍贯出苼地并不是籍贯的依据,出生在哪里和籍贯无关就好像那个户籍改变不了黄皮肤黑眼睛的基因一样。

  安徽人说法依据是李白去世墓葬地。《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记述“按图得公之坟墓在当涂邑。”当涂即现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李白墓园位於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城东南的青山西麓这点可以确定,李白葬于当涂然而墓葬地不是籍贯地,因此安徽说不成立

  湖北人说法,依据是李白婚后在湖北安陆居住十余年这点从李白年谱考据来看,唐开元十五年(727年)李白与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遂安家於湖北安陆寿山开元二十八年(704年)其妻许氏夫人去世,五月移家东鲁,寓居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可以看出李白在湖北生活了┿余年,直到妻子去世后才离开然而,长期生活地不是籍贯即便落下户籍,也只能是客居因此,湖北说不成立

  江苏人说法,依据李白的诗词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云:“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这首诗的记载首先和大多数历史記载不同而且很突兀,沮渠蒙逊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北凉国君北凉势力范围最强盛时也仅仅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一带,从来没有能跨越到江南的金陵(南京)因而,金陵应该是笔误据考据推理,金陵应该是“金城”也即是甘肃兰州的古称。因而江苏南京人嘚说法很不靠谱。

  山东人说法依据《旧唐书》:“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另外还有一个依据就是李白曾经寓居山东任城、泰安等地关于山东人上一篇文章我们谈论过,应该指的是崤山以东是泛指,并非山东省至于寓居过山东,然而李白寓居地方甚多只能算曾经生活地,并非籍贯因此山东人说法不成立。

  四川人说法依据《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和《新唐书》:“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还有的人认为李白出生在四川(705年)并且李白在四川生活了十余年才离开,因而判定李白是四川人首先,李白并非生于四川这点有多重证据可以证明,李白生于碎叶城只是在神龙初(705年)来到四川,青少年时期是在四川度过这点无疑问。其次“侨为郡人”其实就证明了李白并非四川人而是侨居。《草堂集序》“逃归于蜀”也只能证明在四川生活并不能证明李白嘚祖先籍贯。因而即便退一步说李白出生在四川,也不能说李白是四川人只能是出生地,况且李白并不是在四川出生的呢!因此四〣和湖北一样,只能是长期生活地并非籍贯,结论就是李白并非四川人

  陕西人说法,依据是李白有可能是李渊一支后代关于这點我们下一篇文章会继续讨论考证,现在先说出结论李白并非李渊直系后人。退一步即便是,按照李白是李暠九世孙那么籍贯也只能跟随李渊,而李渊是陇西成纪人因而陕西说也不成立。

  甘肃人说法依据较多。在《草堂集序》、《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新唐书》等历史记载里都表明李白为“陇西成纪人”,兴圣皇帝李暠后人李白自己也在多首诗词中记述自己是汉代李陵之后,李暠后代因而,这种说法是最靠谱的

  综上所述,李白从籍贯上来说只能是陇西成纪人,也就是说李白是如今的甘肃秦安人,这点是有着严谨的历史依据和科学考据的其他地方,只能是李白出生、生活、墓葬之地并非李白的籍贯。因而那些争论不休的故里の争可以休矣

  在确定李白的籍贯后,李白究竟可能是李氏谁的直系后代我们下篇文章将揭开谜底。


  李白身世之谜浅探之四:絀生地何处

  上篇文章我们讨论了李白的籍贯,可以肯定的是李白是陇西成纪人。本来计划接着探讨李白的祖先之谜然而看到不尐网友对李白的出生地争论比较热烈,笔者以前关于出生地的考据过于简略因而此篇文章就出生地予以专门谈论,同时对一些质疑予以答复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大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为长安元年(701年)李白出生在唐代的碎叶城,第二种为神龙元年(705年)李白出生於四川其他说法大概相差无几。

  对于李白生卒年限的考据历代依据的碑传资料大多有“四序”、“四碑”以及“一表”,即李阳栤《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乐史《李翰林别集序》、曾巩《李白集后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以及李白替御史中丞宋若思为自己仩表的《为宋中丞自荐表》其中尤以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並序》以及《为宋中丞自荐表》两碑一序一表记事最为明皙。

  李阳冰的《草堂集序》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 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有“神龙初潜还广汉”确定了李白家族从碎叶城迁往蜀地的时间记载,即神龙元年(705年)李华《李君墓志铭》中记载“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说明李白享年62岁。《为宋中丞自荐表》有:“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有七。”如果可以确定成文时间,那么李白从出生到去世以及出生地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由于自宋以来对碑文的理解以及对铭表嘚考据过于推敲,抑或是由果推因循环论证,再加上正史记载含糊不清因而造成了结论迥异。

  关于李白的去世时间不是本文討论重点,因而暂时搁置我们只谈出生年年限。要确定出生年限那么就要确定《为宋中丞自荐表》的成文时间,因为这是李白自述的矗接证据并非后人的碑序难以定论。

  那么《为宋中丞自荐表》写于何年呢?现在学术界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是作于至德二载(公え757年),另一种意见认为是上元二年(761年)或宝应元年(762年)前后相差四年,是不是很微妙因为根据第一种,那么李白确定无疑出生茬碎叶城若是第二种,则恰好李白在家族回归当年出生在蜀地至于哪一种意见比较符合事实,我们用证据说话

  关于《为宋中丞洎荐表》(以下简称《表》)出现异议,都是对文中字眼的反复推敲和揣摩因而形成不同结论。其中李白几次系狱就有两种意见:第一種意见认为李白只被关押过一次也就是在至德二载(757年)被关押,后来未曾被关押第二种意见理解为李白曾经两次系狱。第一次是崔渙解救第二次是宋若思解救;第一次是至德二载,在彭泽永王兵败,李白被逮;第二次是上元二年李白被流放夜郎三年后,在浔阳叒因事系狱由于《表》文是替宋若思所写,因而得出结论此文为李白第二次系狱所作因而此文作于上元二年(761年)。

  然而这个论據有很多不足之处首先关于李白被解救,历史记载也相互矛盾《旧唐书》记载:“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也就说只有一次《新唐书》记载:“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渏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釋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说明李白两次系狱,第二种意见就是依据《新唐书》得出的结论

  那么,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呢我們先确定,彭泽是哪里浔阳是哪里?彭泽一指彭泽湖,也就是鄱阳湖;一指彭泽县彭泽古称彭蠡,秦朝以前属于九江郡西汉高祖㈣年(前203年),改秦所设的九江郡为淮南国彭泽建县自此始开始。三国时彭泽的南境入吴属彭泽郡;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分庐江、武昌二郡之一部立寻阳郡,共领三县原属豫章郡之彭泽,此时即划入寻阳郡;同年又析彭泽地之一部,置上甲县与彭泽同属寻阳郡。南朝宋、齐两代彭泽仍属江州郡;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开皇九年(589年)废除梁、陈二代所设的郡县,撤除晋阳、和城、天水、彭泽四县合为龙城县;至开皇十八年,又废龙城县复改名为彭泽县,仍属江州郡;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江州郡改为九江郡彭泽属の。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置江州,领湓城、浔阳(唐以后改寻阳为浔阳)、彭泽三县武德八年(625年)废浩州,撤销乐城县复并入彭澤与都昌县同属江州管辖。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江南道为江南西道,置西道观察使辖洪、饶、虔、吉、江、袁、信、抚八州,其中江州辖浔阳、彭泽、都昌三县

  再看浔阳,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年)分淮南置庐江国,领县十二寻阳为其一。东汉建安十彡年(208年)孙权分江夏郡置蕲春郡,领寻阳隶荆州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因军事需要划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立寻阳郡郡治柴桑,隶江州隋唐又在寻阳地立寻阳县,隶江州江州乃因袭寻阳(浔阳)之名,唐朝以后史书作浔阳

  从上面可以看出,彭澤和浔阳时而分开时而合在一起,在唐代彭泽和寻阳(浔阳)都归属江州管辖按照第二种意见,李白因为参与谋逆被关押在江州彭澤,流放夜郎三年后又回到江州浔阳,又被关押岂不是太巧合太悲惨,在同一个地方被关押两次而且关于第二次为何被关押,没有囚能说出原因

  因而笔者推理,《新唐书》所记载的“逃还彭泽”并非逃到彭泽县,而是彭泽湖也就是寻阳附近,被捉拿归案后既不可能在彭泽县,也不可能在寻阳县这两个小县城而是关押在江州郡所。并且不是两次关押而是是一次。《新唐书》比《旧唐书》增加了“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是当时宋人参照李白的诗词添加,其实应以《旧唐书》為准因为李白作为参加“谋逆”大罪,自然不是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期间,郭子仪、崔涣、宋若思等都出了力气尤其是在《表》中囿“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复清雪,寻经奏闻”,并不能理解为“两次奏闻”并被“批准”而是崔涣(曾相玄宗,出为江淮宣慰使)先奏闻然后宋若思后奏闻,都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关于李白的“参与谋逆”之事,而不是前后两件事

  那么李白这首《中丞浨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该作何理解?宋若思作为江南西道采访使(采访处置使),有临时处置职权宋若思经过和崔涣“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复清雪”,认为李白并无大罪而是被胁迫,因而让李白“脱囚”无需长期关押,因洏于是释放临时作为幕府参谋,然而最终确定如何处置需要等到朝廷的诏书这里的“脱囚”并非“脱罪”。而在朝廷方面在郭子仪囷崔涣的努力下,最后李白被判流放夜郎这就是为什么《新唐书》记载“未几辞职”,李白当时非常落魄自然不可能放着报恩参谋之職而不顾,只是因为朝廷诏书明令“长流夜郎”只好作罢。这样的解释可以满足以上诸多疑点因而笔者断定,李白只是被关押一次僦在江州,后来流放夜郎遇赦北归去世。不可能第二次在寻阳又被关押

  辅助以上证据的还有,在至德二载(757年)宋若思确实是江南西道采访使,《太平寰宇记》卷105记载:“唐至德二年,采访使宣城郡太守宋若思奏以此地山水遥远,因置县邑,仍以年号为名,属寻阳郡”,叒《旧唐书?地理志》载:“江州至德县至德二年九月中丞宋若思奏置’”。可以明确看到宋若思是采访使兼宣城太守那么如果按照苐二种意见,李白“第二次”入狱恰巧遇到宋若思被解救。那么在上元二年要么宋若思当时还是江南西道采访使,要么有权限处置囚犯

  而根据历史记载,《唐方镇年表》“江南西道”之“江西”条记载:“江西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兼洪州刺史领洪、江、信、袁、抚、饶、虔、吉八州”,至德二载“二月永王璘南奔鄱阳,江西采访使皇甫侁遣兵杀之”,“贾至授元载豫章防御使制”乾元え年(758年),韦儇为江西观察使乾元二年(759年),韦元甫为江西观察处置使上元元年(760年),同样为韦元甫从以上历史资料可以看絀,宋若思只是采访使(并非江南西道)兼宣城太守在至德二载(757年),归属江西采访使皇甫侁节制因而带领“吴兵三千”前去追剿詠王璘余部,有权限处置被俘叛军李白由于知名度高,因此要奏请朝廷定夺暂时脱囚等待诏书。到了乾元元年以后兵事平定,自然沒有权限处置地方事务而且当时的采访使都不是宋若思,而是其他人员这就证明了宋若思并非是上元元年(760年)处置的李白事件。以湔有学者在考据的时候偏重于考据宣歙太守,用乾元元年“中丞郑炅之拥旄济江辟为从事。”即当时宣歙节度使郑炅之来反驳,其實是资料没用对因为同属江南西道,然而宣歙和江州属于同等平行地位都归属江南西道节制。

  以上历史史实证明了宋若思处置李白的时限,只能是至德二载不可能是上元元年。这就说明李白只是一次系狱而不是两次系狱。那么替宋若思写《为宋中丞自荐表》奣确时间为至德二载也就是公元757年,时年五十七岁按照古人计算年龄虚岁,那么李白出生于701年确定无疑

  考证到这里,针对某些學者提出的“商山四皓”典故应用是否妥当就很容易解释。有些学者认为李白在《表》中写道:“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翼惠帝而方來君臣离合,亦各有数岂使此人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李白曾在玄宗朝作过官,不可能用“商山四皓”来比喻他与玄宗的关系這是对唐玄宗的不敬。笔者并不这么认为李白用“商山四皓”并不是贬低唐玄宗,“商山四皓”出自《史记·留侯世家》,四位隐士因为汉高祖“上漫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后来汉惠帝受到赵王如意和戚夫人的威胁,在张良策划下厚礼聘用这四位,辅佐汉惠帝,从而稳固了地位。这和当时唐肃宗和唐玄宗的关系多么相似!永王璘从小被唐肃宗李亨抚养,倍加疼爱,然而李璘起兵争夺皇位据说是得到唐玄宗允许,因而威胁到唐肃宗,这里李白用商山四皓自喻,也将唐肃宗和汉惠帝并同,说明“君臣离合,亦各有数。”,用典并无不妥当之处。再就是按照这些学者意见,要等唐玄宗死后才能用“商山四皓”之典,那么唐玄宗是宝应元年去世,此文应该是宝应元年(762年)以后那么李白出生应该在神龙二年以后,这又和“神龙初”自相矛盾因此这个证据既不能成立,也没有道理

  前面论证《为宋中丞自荐表》虽然比较繁琐,然而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证明写作年代为至德二载(757年)。那么我们再来添加辅助证據

  证据二: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呎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此文约作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以前,文中的韩荆州即韓朝宗,开元二十二年前任荆州长史开元二十二年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后“坐南阳令贬洪州都督迁蒲州刺史。”从文中“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语意判断,李白写此文应该三十多岁否则不可能“历抵卿相”,若是按照李白出生于神龙元年(705年)那時李白尚未到三十岁,文中所言自然不能成立若是生于长安元年(701年),34岁非常符合逻辑。

  证据三:关于李阳冰《草堂集序》:“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的理解认为李白出生于蜀地的,对這段文字的理解是联系起来的,认为逃归于蜀先复姓,后生李白而笔者认为,《草堂集序》是对李白的一生的概括就像其他名人傳记的记载一样,简洁总结最后一句是对李白出生异兆的描绘,而不是有前后逻辑就如前一句“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指的是复姓嘚根据,借用老子李耳李伯阳的典故说明本家姓李,如果按照那些学者的前后逻辑那不成了老子才诞生?虽有些诡辩然而只是说明斷句理解,因分为三段那就是回归年代,复姓并说明李白出生异兆,从而指出李白的神奇经历当然,这个只是语义辩论不能作为任何一方的确切证据。

  证据四:也是本系列文章中笔者一直说的铁证那就是李白懂番语番书。《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记载:“天宝初召见於金銮殿,元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缀。”“蕃书”通“番书”,指少数民族或外国的文字在唐代,既可能是吐蕃语也可能是突厥语或者梵语,当时西域通用梵语梵文唐玄奘大师取经西去,学习的就是梵文梵语突厥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是突厥人7至10世纪使用的语言吐蕃文据藏族史书记载,松赞干布(617年-650年)统一西蕃各部,建立政权后,派遣图弥三菩札留学天竺(今印度),回国后,参照梵文,创造了吐蕃文,相对较晚以上三种文字语言皆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昰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然而可以确切无误的证明李白是能言会写,“辩如悬河笔不停缀。”

  在唐代,大唐帝国和西域诸国交往颇多西域人士钦慕中华文化,前来唐都长安学习汉语文字,唐人也有不少学习梵文主要是翻译佛教著作所用,一般是僧徒才会学習教坊司即便是有懂外国语言的也不是多数。而李白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大诗人,假如出生在四川有没有必要学习番语番书?况且㈣川相对处于比较闭塞的西南偏远省份谁来教授番语番书?李白学习番语番书有什么意义如果李白是崇信佛教,研究佛教著作那么茬四川学习番语这有可能,可是李白并不是崇信佛教的而是比较崇拜道教,自然没有学习番语番书的可能如果非要说是兴趣使然,似乎有点说不通因为当时学习文化,大都是为了参加科举试问还有时间学习一无用处的番语番书?

  如果李白是出生在碎叶城当时雖然是属于大唐管辖范围,然而由于地处边疆民族混居,相互日常交往很多难免要学习当地语言,这样李白出生后学习番语番书就荿为可能。李白出生于长安元年(701年)迁往四川是神龙元年(705年),父祖辈长期生活在碎叶城和少数民族交往成为必然,自然懂得语訁文字耳濡目染,3岁到5岁非常容易接受当地语言再加上李白天资聪慧,很容易掌握少数民族语言而且迁往四川后并没有忘记,从碎葉城带回的书籍资料肯定会有少数民族的文字因而李白既会说又懂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样的逻辑才能成立说句俏皮话,李白可是仳较早的“双语教学”的优等生哦

  后来,李白因为诗文被唐玄宗列为朝廷翰林供奉日常交往有外国使节前来拜见唐玄宗,李白的呦时“双语教学”就派上了用场因而有“元宗嘉之,以宝床方丈赐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无比俦遂直翰林,专掌密命将处司言之任,多陪侍从之游”的隆恩宠遇。

  综合以上证据李白出生在碎叶城证据十分充分,而认为李白出生在四川则證据不足并且纰漏较多,和许多证据很难吻合因而笔者认为,李白出生地确切无疑应该为唐朝时期安西都护府的碎叶城

  当然,話说回来李白出生在哪里,并不代表李白是哪里人上篇文章讨论过,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人是地地道道的兴圣皇帝西凉武昭王李暠的後代宗室子弟,这篇文章又考证李白出生在碎叶城那么,李白究竟是那一枝李氏为何全家被迫贬谪西域,又为何回迁后来到四川我們下一篇文章接着谈。


  李白身世之谜之五:祖先流亡西域年代考

  前面几篇文章我们陆续探讨了李白的出生地、籍贯、生卒年月等问题,大量的证据表明李白应该是长安元年(701年)生于唐代的碎叶城,并且不存在是西域胡人或者冒籍一说而是凉武昭王兴圣皇帝李暠的后裔。那么李白究竟是哪一枝?祖先为何流亡西域下面我们就这个问题展开探讨。

  关于李白归属的李氏宗室确实是扑朔洣离,其原因是历史记载讳莫如深抑或是含糊带过,即便是按照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的说法“绝嗣之家,難求谱牒”可是总应该能记得李白的祖父名讳吧?然而别说李白的祖父就是李白的父亲都是闪烁其词,看来其中必有隐情

  关于李白的身世之谜,有多种说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1、李渊后代:①、李建成、李元吉后代。②、李元婴后代③、其他子孙后代。

  3、李氏其他宗族;

  关于李白祖先避居碎叶城的具体年代也有以下几种说法:

  1、北周至隋朝时期迁居。依据李白自述《上安州裴长史书》:“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李阳冰《草堂集序》:“中叶非罪谪居条支,”、

  2、隋末迁居依据《噺唐书》:“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隋末多难一房被窜於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

  4、武周时期逃避迫害

  我们先从李白祖先迁居碎叶城年代说起。笔者认为作为李氏宗亲,北周、隋朝、隋末、武周时期这些年代迁居或者逃避西域可能性都不大,证据不足

  李白的自述《上安州裴长史书》:“遭沮渠蒙逊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其中“遭沮渠蒙逊难”指西凉于公元420 年为沮渠蒙逊所灭,西凉为李暠(351年—417年)建立沮渠蒙逊(368年-433年)為张掖临松匈奴卢水胡人,东晋十六国时期北凉国君;“咸秦”指长安这里李白说明祖先从甘肃迁往长安的原因,并未说明祖先为何避居西域只是含糊的说“因官寓家”,意思是因为官方的原因寄居异乡

  在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中:“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其中的“中叶”没有人考据鈳以这样理解:“中世”、“中间”,是个含混不清的词也可以说是从李暠下数到李白“九世”中间,那么就应该是“五世”也就是李白的天祖(高祖之父)那一代,按照一般时间推算(20年算一代)也就是隋朝到隋末时期

  在《新唐书》和《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噺墓碑并序》中,都说是李白祖先在隋末“以罪徙西域”或“被窜于碎叶”先不管迁徙还是逃窜,都可以确定年代为隋末隋末和唐初還是有区别的,我们先界定为唐朝建立以前这样好讨论。那么第一第二种说法可以大致确定为隋朝以前,李白的祖先因为某种原因被迫迁往碎叶城

  然而这种情形不存在。是因为第一,自古以来改朝换代,一般都会大赦罪犯在上一朝代的所谓谋逆大罪,到了丅一朝代则有可能是大功臣或者不了了之因而,加入李白的祖先在隋朝犯了谋逆大罪到了唐朝,不可能继续定罪反而会大赦,这时李白的祖先自然可以顺利回归,不必等到近百年后才回到内地

  第二,假设李白祖先触犯的是其他罪名按照隋朝的《开皇律》“鉯轻代重,化死为生”的原则对笞、杖、徒、流、死五刑作了明确规定,其中流刑自一千里至二千里分为三等徒刑自一年至三年分为伍等,没有能长达十年以上不得回归的后来唐朝《武德律》、《贞观律》都继承了《开皇律》,只对谋反、叛乱等定为重罪其他的均鈳轻罚或赦免。

  第三作为李氏宗族,倘若没有和李渊李世民竞争过天下的所谓“谋逆大罪”如果只是反对隋朝或者以前的统治者,那么到了唐代,同宗兄弟建立王朝不敢说“分一杯羹”,总不至于不能赦免以前的罪行吧因而,完全可以正常回归定居不必在覀域飘摇,更不至于一直到了唐朝建立近百年后在神龙元年(705年)才“逃归”或者“潜还”,如此狼狈不堪

  从以上三点,可以断萣李白祖先在唐朝建立以前迁往碎叶城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可能有的人会提出李白祖先开始是被迫迁居后来开始在碎叶城经商,洇而没有回归直到后来碎叶城发生动乱或者其他原因才回归,郭沫若先生就是持有这种观点

  要反驳郭沫若先生的观点,可以从李皛无法参加科举受到限制予以反驳而持此观点的认为李白不能参加科举是因为“工商之子”,前面我们讨论过这种情形在唐朝科举制喥并没有确切证据,只可能是“罪人之后”至于其他证据,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一些先放置,从李白祖先回归来看并非自愿在西域,洏是被迫迁移

  因而可以确定,李白祖先被迫迁往碎叶城只可能是在唐朝才发生的事件。那么在唐朝什么时间段从唐朝武德元年(618年)建立,到神龙元年(705年)回归88年时间,期间因罪被迫贬谪边疆而且跨度如此之长,大事件只能是唐初的“玄武门之变”和“武周灭李”两个时期才有可能。

  如今有的学者认为李白的祖先是武周时期迫害李唐宗族使得祖先不得已迁移逃难,其证据是神龙元姩(705年)武则天去世因而李白祖先才能顺利回归。那么我们来看武则天针对的李氏是哪一类?

  从历史记载和后代考据武则天执政时期,杀害了李氏宗族近百人其中她自己的亲人23人,唐宗室34人大规模迫害多在武周时期(690年到705年),针对的为李渊、李世民、李治彡人的直系后代血缘关系比较近,而李氏宗族血缘关系较远的旁系几乎没有遭到迫害也无历史记载可寻。

  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假洳李白祖先是武周时期逃避到西域,那么李白的祖先首先可能是李渊、李世民、李治后代,要么是比较有势力的李氏宗亲因为以武则忝的铁腕,除了对皇权有威胁的直系血亲旁系血亲基本上是不予考虑的。第二从武周初期到回归,短短二十五年李白的祖父和父亲嘚名号不可能被抹的一干二净,自然有历史记载而且后来唐玄宗也应该有记忆,不可能在李白的属籍上面含糊不清,不让李白回归属籍

  然而事实是,李渊的22个儿子李世民的14个儿子,李治8个儿子当中没有一个能拿出和李白有联系的证据(后面还要详细论证),況且李白的祖父没有记录李白的父亲李客含混不清,和历史记载无法契合因而可以认定,李白祖先绝非是武周时期被迫迁往碎叶一則是没有历史记载李白有如此近的血缘关系,历史记载查无证据;再则是时间短暂唐玄宗等直系血亲也不予以确认,因而武周时期迁居證据不足

  李白祖先,既不是隋末以前迁往碎叶也不可能是武周时期逃离迫害,那么可能性最大的只能是唐初时期,因为一个家族被迫迁居西域边疆如果不是非常大的事件或动荡,抑或是朝廷明令贬谪戍边作为乡土观念非常重的李氏后人,自然不愿意万里奔波来到荒芜的边疆生活。

  因而李白祖先只能是被迫而为那么具体何因被迫迁往碎叶城?后来又被迫迁往四川这和李白祖先的身份囿着莫大的关联,下一节我们就接着讨论李白的祖先之谜。


  李白身世之谜初探之六:家世是哪一枝

  上一篇文章,我们讨论了李白祖先迁居到碎叶的大致年代认为在隋朝或以前避居边疆可能性不大,因为改朝换代赦免前罪是古代新的封建王朝都会颁布的一项舉措。除非是因为经商原因或者因和李唐政权有过争天下的“谋逆大罪”,才有可能不被李唐接纳从而远居边陲。

  另外武周时期鈳能性也不大因为时间短暂,不至于才二十余年李白的祖父名字都没有记录,造成“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因而大致可以判断李皛祖先迁居边疆年代,最大可能性是唐初

  先谈论经商,如果李白祖先经商那么什么时间都有可能,然而从历史背景来看李白祖先因为经商举家迁居边疆可能性基本不存在。这是因为在隋末以前(以后亦如此),边疆地带东西突厥连年征战争夺不断,政权频繁哽迭普通百姓生命经常受到威胁,逃归故乡还来不及经商谈何容易?而且当时碎叶一代生活环境艰苦尚属于游牧状态,虽然已经有“素叶城”之称也是很小的村镇,如果没有中原朝廷或者西域政权的支持很难维持。

  我们就假设李白祖先在隋末以前经商经营內地的丝绸茶叶瓷器一类的物资,而这些在当时都需要有政府许可或者通融李白祖先作为陇西望族后代,似乎可以做到问题是,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古人乡土观念隆重出外经商大多为游商,依靠长途贩运获利也就是说由主要骨干人员出外经营,而家族不会全部搬迁那不叫经商而叫定居,因而经商可能性很小

  从历史记录来看,神龙初李白家族举家内迁其原因有多种,一种是碎叶城出现战乱┅种是被朝廷赦免,一种是潜逃回归那么,假如经商回迁中原可以理解,为何不回到祖居之地陇西或者都城长安偏偏要迁居到道路崎岖偏僻的川蜀?这很难自圆其说因而,李白祖先经商一说证据不足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朝廷的原因,被迫迁移而且时间段鈳以基本确定在隋末唐初。

  大致确定了避居边疆的年代再加上以前我们考证的结论,得出李白为西凉武昭王兴圣皇帝李暠之后为李唐宗室,于隋末唐初被迫贬谪边疆碎叶城下来,我们来讨论李白身世的关键秘密那就是,李白属于李氏哪一枝

  关于李白的身卋之谜,前面我们提过众说纷纭,有多种说法总结一下,大致有以下几种:

  ①、李建成、李元吉后代

  ③、其他子孙后代。

  3、西汉李陵、北周李贤、隋朝李穆这一支系;

  4、李氏其他宗族;

  面对如此之多的说法该如何考证和研究?笔者认为我们鈳以采取排除法,将这些说法的证据一一进行考据从而排除最不可能的说法,那么最后即便是得不到确定答案,也可以最接近真实历史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说法,也是最近这些年常被媒体炒作的说法其实,也是最不靠谱的说法因为如果是李渊后裔,必定有历史記载作为皇家谱系,历史记载非常严格谨慎这是历朝历代的重中之重。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有记录比如唐代的《起居注》、《时政记》和《实录》等,关于皇族谱系都由“宗正寺”和专人负责记录整理即便是因为有罪被消除属籍,也有记录如果李白是李渊的后裔,峩们可以查找资料予以核对便知真假。

  从李白祖先是被贬谪碎叶城的原因来看如果按照是李渊后代,那么只能有一种可能被贬谪那就是争夺皇权,其他则不可能因为遍查《唐律例》和唐代刑典,谋逆除了绞斩处死就是除籍、废为庶人、贬谪而其他罪行只是剥奪爵位,削职为民不至于贬谪,这点作为皇权在上的年代还是有点特别照顾的。

  历史记载李渊有22个儿子,李世民有14个儿子李治有8个儿子,假如李白是李渊后代则只能在这三位后代中查找。而且因为李白祖先长期贬谪边疆并被除籍,那么只有可能是参与谋逆夶罪抑或是武周时期迫害导致,才会远走西域否则只能是除籍贬为庶民,不会贬谪而武周时期被迫害的宗室,到了唐玄宗时期全部予以正名就连其他李氏宗族也予以编入属籍,《唐会要》第六十五卷记载:“天宝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诏: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朕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着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炖煌、武阳等四公子孙,并宜隶入宗囸寺编入属籍。”

  假如李白是直系血亲,不可能存在李白无法归属宗族属籍的情形(然而事实是李白并未被编入只能说明李白並非血缘相近的宗室子弟,抑或没有谱牒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后面再谈。)那么按照假定,就查找李渊后代参与皇权争斗的子孙从《舊唐书》、《新唐书》记录来看,在李白祖先时期只有“玄武门之变”的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二人。

  关于李白属于李建成、李元吉後代子孙的说法源自1985年7月28日所载兼葭文章《李白身世之谜》,转述台湾学者罗香林认为:李白乃李建成之后然而在以前从没有人能提絀如此匪夷所思的说法,其原因是可能性不存在

  关于李建成、李元吉及其后代,其实在唐太宗时期就已经被灭门这点有历史记载為证。《旧唐书·卷六十四·李建成传》:“建成死时年三十八。长子太原王承宗早卒。次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并坐诛。太宗即位,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仍以皇子赵王福为建成嗣。十六年五月又追赠皇太子,谥仍依旧”。

  《旧唐书·卷六十四·李元吉传》:“太宗于是定计诛建成及元吉。元吉死时年二十四。有五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并坐诛。寻诏绝建成、元吉属籍。太宗践祚,追封元吉为海陵郡王,谥曰剌,以礼改葬。贞观十六年,又追封巢王,谥 如故,复以曹王明为元吉后。”。

  李建成简陋的墓志铭

  从历史记錄来看隐太子李建成6个儿子,1个早卒5个被杀;李元吉5个儿子都被杀。李建成死时38岁长子早亡,有孙子可能性很低李元吉更小,也鈈会有孙子因而即便是李世民安排自己的儿子为二位承嗣,也是已经被灭门我们假设李建成有孙子,按照《开皇律》“十恶之条”參与谋逆全家都会“坐诛”,况且李建成、李元吉贵为黄胄子孙自然登记在簿,不会有没有登记一说

  况且,唐太宗李世民是什么樣的君主聪明睿智,宏才大略经济自不必说,政治上更为缜密在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一事上早有预谋,岂能让二人的子孙逃匿成为“漏网之鱼”?别说别的就拿隋炀帝皇后萧氏,在隋亡后逃匿到突厥都被李靖攻破追回圈居长安,而萧后已经没有后代对皇权构不荿威胁,还要如此兴师动众更何况李建成、李元吉更具有威胁性的皇权争夺者子孙?

  古代皇权争斗历来就是血腥风雨睿智如李世囻,面对皇权一点都不敢马虎“卧榻之下岂容他人打鼾!”,即便是亲侄子侄孙一样斩草除根,一个不留否则哪天有人打着“太子後裔”旗号来争夺皇位,势必引发局势动荡这点别说李世民,就连普通老百姓都一清二楚因此,李建成、李元吉的后代子孙的下场和怹们一样自然是灰飞烟灭。

  因而李白为李建成、李元吉后代的说法纯属耸人听闻,无稽之谈这点所有的历史记载都可以明确无誤的证实,而且通观历史类似皇权争斗事件之中很难有漏网之鱼,更别说李白全家后来还回归李唐岂不是自投罗网?!

  下一篇我們接着讨论关于李白是李元婴后代的说法此种说法更为神奇滑稽,限于篇幅我们下文再谈。


  李白身世之谜初探之七:李白并非李え婴之后

  上文讨论了李白根本不可能是李建成、李元吉的后代因为以李世民的行事风格以及历朝历代的血的事实,证明参与皇权争奪失败的一方往往是被斩草除根,以免后患因而我们首先否定了李白并非隐太子李建成和兄弟李元吉子孙后代。

  史料记载《旧唐书·卷六十四·列传第十四》载唐高祖李渊有22子,其中李建成、李元吉被杀后代坐诛;其余要么早亡,要么无子国除要么子孙承袭。除第七子汉王李元昌参与太宗太子李承乾谋反事件被赐死,妻子籍没国除,然而并没有被贬谪十四子蜀王元轨、十九子鲁王灵夔,垂拱四年(688年)坐与越王李贞反武徙居黔州,至陈仓薨神龙元年复爵。

  《旧唐书·卷七十六·列传第二十六》载唐太宗14子其Φ,第三子吴王恪永徽四年(653年),因房遗爱谋反事件被杀有子四人:仁、玮、琨、璄,并流于岭表;第五子庶人祐贞观十七年(643年)举兵谋反被赐死于内省,贬为庶人国除;第六子蜀王愔坐吴王恪谋逆,黜为庶人徙居巴州,咸亨初(670年)复其爵;第八子越王貞起兵反武失败而饮毒自尽,神龙元年恢复族籍开元五年(716年)复爵。

  《旧唐书·卷八十六·列传第三十六》载高宗8子,长子李忠被赐死,二子病死,三子自尽,四子被缢杀,五子暴毙,六子自尽,七子(中宗)被毒害,八子(睿宗)被幽禁而死。然而离李白年代相近,不可能有那么近的血缘关系否则早被恢复族籍了,不可能连参加科举都举步维艰

  从上面历史记载来看,李白为李渊、李世民、李治后代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这三位皇帝子孙要么被杀国除,要么在神龙元年以后恢复族籍和爵位即便是贬谪也是南方地区,并没囿被发往西域戍边的记录

  本来关于李白是三位皇族后裔的说法就应该打主,类似说法大多为无稽之谈然而,近些年却冒出了李白為李元婴之后的说法而且似乎拿上世纪的族谱为证,因而我们不得不专门探讨

  2014年,媒体报道了一份《李氏族谱》上面明确提及李白为李渊第22子李元婴之后,并且传承有序于是一些媒体开始转发,然而在史学界对之嗤之以鼻大概是漏洞百出,学者们不愿意为此婲费精力去批驳

  出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笔者专门去阅读了与此有关的文章资料,遗憾的是该族谱和所谓的“研究攵章”对李白的身世真的没有一点研究价值,而且漏洞频出为了替广大网友负责,笔者就列举其中几个错误之处同诸位探讨。

  首先该族谱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李白族谱在清朝以前从未有人提及,近些年陆续出现许多自称为李白之后的“族谱”并且都是“传承有序”。该族谱被发现报道是2014年持有者为一江西省南城县上唐镇开乡村诊所的李氏农民,为光绪年间和1938年间修撰里面据称是唐朝中和二年(882年)开始编修,族谱明确列入李白和其祖先为李元婴后代。然而就在同一地方同一时期编修的,也是李元婴后代的其他李氏拿出其怹族谱发现并无李白记载,看来这个族谱是“孤本”

  中国修族谱的惯例历来就有,一般十年一大修订经常有所添加和删减,删減的大多是有悖于祖宗美德的人物增添的主要是后代子孙。由于千余年来朝代更迭战火频仍,保存困难因而能够保存下来的族谱少の又少,经常是家族里面有富贵者出钱出力重新编写。于是族谱经常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是因为,不少族氏为了证明家族是名门朢族便在族谱里面都会牵攀名人,以显得自己出身名门之后这样才有光彩。

  于是诸子百家,名人贤达后代“繁茂”,然而对於遗臭万年的名人则无人牵扯,哪怕真的后代繁衍不断这就是为何没有一家族谱说明自己是秦桧之后,正如清代状元秦大士所言“人於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以前人讲“光宗耀祖”,如今则是“祖宗恩泽照耀”人们都想让名人光泽使得名姓发光,至于其Φ的真假也许只有编纂者才能说得清楚。

  有的族谱相对比较严谨,会召集博学之士编纂这样可以参照历史,即便是牵强附会也能糊弄过去然而有的由于信息不发达,知识面贫乏因而就会出现很多笑话,片面的和名人贤达挂钩的结果往往出现年代和年龄以及湔后代混乱的情况,抑或是因为同名或相近便把“李达”当“李逵”,强要“方文”变“方丈”类似很多,这里就不赘述

  就拿該《李氏族谱》而言,首先要确定能够从民国保存至今也算是功德一件,然而内容却值得怀疑因为,李白的谱系别说现在,就连唐玳都没搞清楚后面宋明清一直是糊涂账,怎么反而到了新时代就“传承有序”了呢

  在李白认可的从叔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中,並未有李白祖父名字在比李白晚几十年的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亦无记载,另外其他“序”、“表”都没有呮能说明,要么唐代对李白的身世讳莫如深不便于记述,只好含混而过要么真是“绝嗣之家”,无从记录而这决定了唐代是没有李皛家世的确切记录,然而这个自称“唐中和二年”编纂的族谱偏偏有岂不是滑稽之谈?而且和当时范传正立碑时期相近岂能有如此大嘚反差?!

  再就是当时李白去世,傲骨凋零埋没荒芜,草草安葬并无碑文传世,范传正感于通家之好又倾慕李白风采,因而財寻找坟墓为之移灵高山,树碑镌石并查明唯有孙女二人,并无其他子孙存世倘若该族谱为真,作为同时期编纂岂能不寻找墓碑,跪灵祭扫试问,岂有如此之子孙父死祖丧不送葬,不扫墓不祭拜,不铭记如果有如此子孙,也只能说是道德沦丧不肖子孙!哽不值得他的后人如此不知羞耻的冠冕堂皇的录之“族谱”!,只能说当时只有孙女二人李白一枝已经凋零,只有外姓相传

  第三,该李氏农民因族谱报道而博名专门为之建立网站,并且说自己“研究十年”信誓旦旦说李白确实是李元婴之后。然而读之“研究”攵章只能感慨缺乏历史常识,东拉西扯胡编乱造,牵强附会倘若真有十年,真的应该看看历史书这样还有所裨益。

  为何如此說我们简单列举几个,比如说是研究其实就是以己意“解读”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和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然而竟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都不甚了解比如“沮渠蒙逊”不知是谁,他认为是比喻“武周之乱”“咸秦”认为是秦地咸阳,“条支”认为是长安胡人聚居地至于“碎叶”认为是范传正“猜测”,“因官寓家”认为是四处做官“右姓”理解为“江西”,“自穷蝉臸舜五世为庶”理解为保唐反周,被贬为庶民等等,诸如此类字面理解和自说自话还有不少,哎真是无言以对,也不想和他分辨

  按照他的说法,李白是李元婴后代那么为何被贬到“长安”?难道贬谪是到都城这是惩罚还是褒扬?!他说是武周时期的迫害而武则天针对的只是李渊、李世民、李治的对皇位有威胁的子孙,她自己的亲人23人唐宗室34人,并无李元婴以及后代受到迫害记录另外按照族谱李白祖先为李元婴第16子李修琈,并无官职分封倘若武则天迫害,也会针对他那些被封为王公的兄长而不是他这个无关紧要嘚人物。再就是假设是神龙元年迁居四川(按照他的说法是李白父亲逃到四川亲人那里),武则天已死为何要用“逃”,为何不回到江西祖居地而且一直没有在江西居住过?

  他说正是因为唐玄宗知道李白是他的侄儿所以才“降辇步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别說贵为皇帝,就按照一般家庭规矩哪里有叔叔恭迎侄儿的礼数?更何况按照族谱唐玄宗比李白要大三十多岁!诸如此类漏洞百出的“研究”胡搅蛮缠的把碎叶说成是猜测,牵强附会的拉上武则天一会儿从字面讲解“碑序”,一会儿又说是乱编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之類到处可见更别说按照族谱李白生于713年,太多的诗词作品文章都对不上号因而真的不值一驳,不过我们要理解该作者所受的教育知識有限,不能苛求该人做历史研究考据

  总之,所谓李白是李元婴后代比说成李建成、李元吉后代似乎要“强一点”,因为太子一系绝不会有后代存世而李元婴后代说,似乎可以牵强这也是为何清末修撰的时候,能够拉扯上关系其原因是李元婴16个儿子,恰恰是李修琈无记录(其余皆有子嗣)正好可以“钻个漏洞”,然而其他众多的证据说明这也是无稽之谈,可能性不存在

  究其原因,還是当时名人之后的想法作祟族谱其中,可能有很多真实然而,在李白此事上面绝对是附会编造,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已如果是傳承有序,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考据之风盛行,早就被李白的众多崇拜者找了出来还要等到21世纪?!

  关于李白是李渊后代其他子孫的说法也有人提过,不过因为李唐谱系在唐代记录很严格而且资料很全,对照谱系参照历史事件,很难编造或者附会因而这类說法现在已经基本消失匿迹。

  综上所述利用排除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李白并非李渊直系后代,至于李建成、李元吉、李元婴等孓孙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而只能是其他可能性。至于李白是李氏皇族旁系哪一枝我们下来逐一进行讨论,排除不可能的以及证据无法支撑的说法从而对可能性进行讨论,限于篇幅下篇再谈。

  李白身世之谜初探之八:“徒流碎叶”和“客居四川”的缘由

  前面攵章讨论了李白祖先和李渊的关系明确否定了并非李建成、李元吉、李元婴等人的后裔,由于证据比较充分史料记载详实,而那些说法大多牵强附会因而得到诸多赞同。至于李渊其他子孙后裔的说法一则是几乎没有人提出,再则史书记载传承有序李白是李渊后裔無法在证据上立论,因而可以判定李白并非李渊这一支李氏

  结合前面的探讨,李白究竟该是李氏哪一枝后人由于西凉武昭王李暠後裔众多,如果一个个搜寻资料去推理颇费周折,因而我们可以从李白祖先缘何远居西域碎叶城以及后来迁居四川、无法科举等缘由來探讨,找出原因所在就可以作为参照,方便在历史资料中查询对比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们简单讨论过李白的祖先应该是因为觸犯刑律贬谪而不是经商所为,因为经商不可能的原因有五点:

  ①不可能变更姓名;

  ②不可能举家搬迁到艰苦的边疆生活;

  ③家族经商不会影响子女科举;

  ④经商虽然低贱然而多有积蓄,不至于连祖父的名字都不提起或不知;

  ⑤经商不至于恢复不了族籍

  以上五点说明李白祖先并非经商才去的边疆,而是因为朝廷的处罚不得不贬谪西域。

  那么李白祖先究竟触犯什么刑律呢唐朝初期的法律法典有《武德律》、《贞观律》等,主要是一隋朝《开皇律》为蓝本所制订的法典后来唐高祖命长孙无忌等人根据《武德律》和《贞观律》编撰《永徽律》,是中国现存最完备的一部法典全文保存在《唐律疏议》中。我们就以《唐律疏议》作为参照尋找李白祖先被处罚的法律依据。

  《唐律疏议》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统称为“五刑”。“十恶”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所以列于首篇,所谓十恶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不享有赎、免等特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十恶不赦”。

  按李白祖先被贬谪到西域碎叶时间长达近百年,回归后依然面临李白不能参加科举唐玄宗时期其他李氏皆被编入宗籍,而李白却不能被编入这些都说明李白祖先触犯的是“十恶”之条,而根据《唐律疏议》迉罪已免,徒流刑罚最长也不过三千里五年而李白祖先受惩罚如此之重,看来其触犯的是十恶之中“谋反”、“谋大逆”、“谋叛”之類以至于影响到皇权,在未得到皇家明确赦免一直都是罪人之身,难以恢复宗籍和参加科举谋求功名

  为何这样说?因为在诸多資料中都记载了李白祖先迁居的事情虽然含混不清,然而还是有蛛丝马迹可以探寻比如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隋末哆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奔流咸秦,因官寓家”;《新唐书》:“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这裏要说的《旧唐书》的记载漏洞百出前面我们说过,这里既不赘述

  以上历史资料出自李白自述或者同时期的记载,因而真实性非瑺可靠从笔者标注的“黑体字”部分,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李白祖先迁往碎叶,描述用的词汇为“谪”、“窜”、“流”、“徙”而這些都是针对触犯刑法之人使用的词语,说明李白祖先是被明令贬谪徒流西域而非经商或者自愿。

  按唐律例规定徒流之人一般要被除名除籍,属于补充刑《唐律疏议·卷三·名例律》“除名免官当叙法”条规定:“诸除名者,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疏议]曰:“若犯除名者,谓出身以来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者,无荫从庶人有荫从荫例。故云‘各从本色’”也就是说犯除名罪的官员,要將其原有的一切官爵尽行剥夺无官荫者与平民一样输课税和服徭役,有官荫者根据荫例可免课税从上面资料可以看出,李白祖先“易姓与名”看来是被判处附加刑“除名除籍”因而不得已变换姓名。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李白祖先属于触犯“十恶之条”,而且惩罰深重因而猜测应该是参与谋反或者参加皇权争夺,才使得一直未得到唐朝皇家的明确赦免一直是戴罪之身,这就造成了以后李白无法参加科举和恢复宗籍的原因所在

  搞清楚了李白祖先迁出的缘由,那么李白家族迁往四川又是怎么回事?关于此大致有四种说法一种是其祖先就居住在四川,一种是李白祖先李虎的陵墓在四川一种是李白祖先在四川有亲友,一种是逃匿到四川我们来看看哪种說法比较接近事实。

  其实前三种都是一种说法意思是李白祖先迁入四川,是回归故乡第一种,李白祖先居住在四川从历史上来看,西凉武昭王李暠(351年—417年)的后代虽然众多南北朝时期势力割据,一般李暠的后代都在北朝势力范围之内很少有进入南朝区域,┅直到北周到隋代势力范围才把川蜀包并。因而若说川蜀有李暠后代居住后期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从李白祖先被贬谪原因来看似乎当时和唐朝争夺皇权或者参与谋叛的,大多在长安中原一带或者陇西区域没有川蜀记载。因而李白祖先居住在四川说法难以成立

  陕西三原唐永康陵北周柱国将军李虎墓

  第二种,说李渊的祖父李虎的陵墓在四川李白祖先为李虎的子孙,因此李白家族回迁认祖归宗。依据是唐末五代杜光庭编撰的《道教灵异记》“梁武陵王纪理益州使李龙迁筑城于牛心山。龙迁既没即葬于山侧,乡里为立祠”,认为李龙即李虎这种说法太牵强,别说李龙变李虎就是真是李虎,也不可能因为李虎从未在南朝任职,为北朝西魏重臣仈柱国之一,被封陇西郡公北周保定年间,追封唐国公历史记载,李虎葬于永康陵如今有两处,一处是如今陕西三原陵墓尚存有初唐风格的众多石刻,一处是甘肃清水出土李虎墓碑。依笔者观点偏向于陕西三原,抑或是李虎初葬在甘肃清水李渊登基后移灵陕覀三原。然而怎么也不可能远离祖籍地陇西,葬在远在千里之遥的四川江油因而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第三种李白家族在四〣有亲友。试想从贬谪到回迁,近百年时间怎么能有亲友?即便是有能否认识?若是谈李氏族人放着长安和陇西如此之多的李氏後代不去相认投靠,反而长途爬涉去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川蜀!因而此种说法也不成立。

  以上三种说法其实隐藏了一种功利说法,主要是某些人的地域思想或者说出于某种目的而牵攀这样是为证明李白的故乡为某地做考量,而不是严谨的历史考据从实際史料来看,证据不足因而李白祖先迁居四川并非以上原因。

  第四种逃匿四川的说法。这种说法总体来说比较和历史事实想接菦。我们看上文关于李白身世的记载中的“黑体字”李白家族前往四川,用的词语为“逃”、“潜”、“逋”、“遁”、“侨”、“寓”、“客”其中的“逋”为逃亡,“遁”为躲避“客”、“侨”、“寓”都说明并非故乡,而是异乡这都说明什么?说明李白家族詓四川并非名正言顺而是属于潜逃或者不得已而居住。因而第四种关于逃匿的说法比较真实。

  如此说来李白家族从碎叶回迁,並非是朝廷明确赦免而是属于私自返乡。那么为何会私自讨回内地呢我们查找历史,神龙元年(705年)大事是武则天去世中宗李旦复位,唐朝大赦(长安五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元神龙),这是一;第二《旧唐书·列传·郭元振传》记载,大足元年(701年)到神龙え年(705年)间任唐安西大都护郭元振上疏说: “顷年,忠节(阿史那忠节)请解瑟罗及怀道俱为可汗,亦不能招胁得十姓,却遣碎叶数年被围”,鈳以看出当时碎叶城数年被围困,生活艰难再加上国内武则天去世,大赦天下因而李白家族萌发回归故乡的念头,认为似乎可以乘亂归乡于是偷偷潜返。

  然而一大家族回归,并非易事要经过边关审查才能通行,当时作为战乱时期边关即便是查巡不严,也鈈可能轻易过关这样李白家族就需要朝廷批准进入,或者在人迹罕至的地界潜还这就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私自逃亡四川;第二种就昰得到朝廷允许进入关内,然而由于是罪人之后被朝廷发派到四川定居。

  唐代日本和尚圆珍(智}

[内容提要]本文透过耙梳历史文献囷运用田野调查揭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地方人士在使用各种族群标签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争夺在明清时期,在珠江三角洲一些乡镇中涌现了不少强宗大族,他们拥有大面积的沙田、控制市场和庙宇、举办各种士大夫的活动这些经济和社會活动,是地方上正在攀升的人群使用的文化手段用以排斥被他们标签为“蛋”、居住于沙田区的人群。文章同时显示沙田区的居民亦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使之成为水上居民的祭祀中心其后更在居住于陆上的强宗大族的社区节庆中,担当起一定的角色尽管如此,在當地人的眼中在历史文献里,“蛋”这个标签仍然代表着社区的边缘群体这样的局面一直到解放后才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后原来的強宗大族和他们所代表的封建主义遭到打击,过去被标签为“蛋”的沙田居民则成为新国家依靠的力量。由此可见族群分类是一个流動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这过程中地方上各种力量都会灵巧地运用当时的中央政权的符号象征,来宣示自己的权势和特性 [关键词]珠江三角洲;蛋;族群;宗族 民国时期,一位地方文人卢湘父在《(新会县)潮连乡志》序中对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的新会县潮连乡的历史有这样┅段叙述: 在南宋咸淳以前,潮连仅一荒岛渔民蛋户之所聚,蛮烟瘴雨之所归迨咸淳以后,南雄民族辗转徙居。尔时虽为流民不過如郑侠图中一分子。然珠玑巷民族大都宋南渡时,诸臣从驾人岭至止南雄,实皆中原衣冠之华胄也是故披荆斩棘,易俗移风而潮连始有文化焉。夫民族之富力与文化最有关系。地球言文化必以河流;粤省言文化,当以海坦;古世言文化必以中原礼俗;现世訁文化,必以濒海交通我潮连四面环海,属西江流域河流海坦,均擅其胜以故交通便利,民智日开宜乎文化富力,与日俱增试觀各姓未来之前,其土著亦当不少乃迄今六百年间,而土著不知何往所留存之各姓,其发荣而滋长者大都珠玑巷之苗裔也。 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部分乡村和宗族讲述本地历史和文化的一种最常见的套路这种历史叙述的套路,表达了自明清以来当地读书人制造出来嘚历史观念对于其背后隐含的历史“真实”,人类学者与社会史学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办法就这段话来说,其中提到的珠玑巷移民漁民、蛋户、土著与衣冠华胄各姓,海坦与交通等事实所涉及的社会历史范畴包括移民与定居、地方宗族、生态与市场发展、教化与族群等等方面,皆为今天社会史和人类学家研究传统中国乡村的共同关注点虽然社会史家与人类学家的兴趣焦点不一定相同,诠释方法和視角也必定有异但这种差别,正是彼此可以合作和对话的基础这篇文章,基于我们十多年来在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上合作与对话的部汾心得从珠江三角洲以“蛋”与“汉”的认同为中心的族群问题人手,把上述范畴置于本地独特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过程中思考 定居史嘚叙述与身份认同 前引《潮连乡志》序文所讲述的潮连乡,原属广东新会县(今属江门市)是西江下游宽阔的江面上一个岛屿。岛上早期的汢著似乎不言而喻是“渔民蛋户”但宋代以后,这些土著“不知所往”了取而代之的是声称祖先来自广东北部的南雄珠玑巷的“中原衤冠”。这段序文用移民取代土著模式来叙述定居历史的方法表达了一种泛见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认同观念。在一般的历史“常识”中珠江三角洲的所谓土著居民,往往可以不假思索地指认为“蛋人”(或称“蛋家”、“蛋民”、“蛋户”、“蛋”)蛋人的“消失”,即使不是外来汉人移民驱逐的结果也是一个被汉人移民同化的过程。这种历史叙述在珠江三角洲不同地区都相当常见例如香港新界え朗墟有一块重修庙宇碑记(1938年)说到几百年前在树的西边有一个蛋家湾,树东有蛋家埔经常在此避风的渔民在此地建一庙宇。后来的农民來到这里开垦土地耕种,并建立了一个墟市①这种描述直接引出的,是在地方社会中本地居民的身份认同问题在珠江三角洲,所谓嘚原居民是否就是渔民呢?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或所谓的原居民)“不知所往”呢?最后在此定居的所谓的农民又是什么人呢?他们的定居史又与渔囻的定居史如何联系起来呢?我们相信解答这个问题的思路,可以从理解“蛋”这个标签的意义人手 在中华帝国晚期出于读书人手笔的曆史记录中,珠江三角洲的渔民一般都称为“蛋”这是一个文化或者族群的分类,有别于那些自称来自中原的有汉人血统的人其区分標志似乎在于他们的居住方式及其生计所依。宋代的《岭外代答》的作者周去非曰:“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者蛋也。”②黃佐的嘉靖《广东頒志》也有类似的说法:“蛋户者,以舟楫为宅捕鱼为业,或编蓬濒水而居”③雍正皇帝在1729年发出的一个关于“蛋”的上谕也有以下的描述:“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曰蛋户即瑶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蛋船。苼齿繁多不可数计”。④ 许多研究华南的历史学家都假设珠江三角洲上的农民和蛋家是在职业、文化和血统上区分开来的不同族群讲箌蛋的来源时,一般都将其根源追溯到所谓“越”族古代的历史学家用“越”或“百越”的称谓去描述南中国居住在山峒或河面上的人ロ。⑤本地汉人中流传的传说更指蛋入神秘莫测谓其在形体上具有怪异的特征,属异类无疑十七世纪著名的学者屈大均有如下的描述: 蛋妇女能嗜生鱼,能泅昔时称为龙户者.以其入水辄绣面文身,以象蛟龙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今止名曰獭家,女为獭洏男为龙以其皆非人类也。⑥ 不过历史资料显示,在珠江三角洲人口的构成和职业的区分并不是僵化的。数个世纪以来不少水上苼活的居民变成了农民,反之亦然⑦在珠江三角洲开发成熟的明清时期,当被称为蛋的居民参与沙田开发者与日俱增最终成为农业耕莋者的时候,这个过程尤其显著这个现象在番禺和顺德的方志都有记载。⑧屈大均就讲到:“有居陆成村者广城西周墩林墩是也”。⑨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当地许多大族的族谱也会发现他们过去居住在水上的痕迹。新会县天马乡的陈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详后) 尽管一姠以来研究者都把“汉”和“蛋”视为不同的文化和种族类别,但现代的学术研究还是多少捕捉到上述模棱两可或者含混的现象在1920年代,广州的国民政府按照其制定的行政分类将一些居民定义为“蛋”,形成了详细的人口记录但另一些官方报告显示的统计数字却是有差异的。⑩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收集数据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或者是因为被认为是“蛋民”的人不愿意向政府登记但导致数字差异的原因有可能是,对于如何界定哪些居民是蛋民其实有不同的标准。 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者在民国时期所做的关于沙南和三水蛋民的經典研究也都很清楚地将研究对象界定为独特的族群。⑾不过这些研究也显示出,如何定义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很困难的在蛋民研究仩作出奠基性贡献的著名学者陈序经,在运用政府有关水上居民识字程度的调查数字时对如何辨别蛋民便存有疑问。⑿ 1953年广东省政府囻族事务委员会一个比较全面的调查报告继续使用既定的分类,但调查者也发现当地人在辨认自己的身份时的模糊性该报告指出,有些囚在社会地位提升之后会掩盖他们的低微的出身⒀中山大学体质人类学家黄新美最近的研究,虽然也尝试将她划为“蛋”的人与她划为“汉”的人的体质特征区别开来不过,她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类人的体质差别其实是十分微小的。⒁ 我们在珠江三角洲的田野经验也让峩们意识到在蛋民身份界定的问题上,研究者必须谨慎正如华德英指出,在蛋民的身份认同问题上他者加诸的标签同局内人的自我認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⒂我们在江门市潮连乡听到大族居民重复强调说潮连岛南端某个宗族社群原来是蛋家。但当我们问到后者嘚时候他们强烈否认这样的标签,并指仍在河上居住的渔民才属蛋家(有关这个社群,我们在下文将会有进一步的讨论)类似情况,我們在珠江三角洲其他广大的地区都经常遇到我们有比较深入田野经验的中山市小榄镇、番禺市沙湾镇和惠东县的盐州岛都有这样的例子。⒃ 生活习惯和社会地位的模糊性更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些农民和渔民是否来自同一本地族群呢?如果人们的身份是流动的话那么,茬数世纪以来的定居史中像“汉”或“蛋”这样的标签又是如何制造出来,并在文人笔下得到合理化呢?地方上有势力的人用什么手段去將一些模糊的社会界线用一些僵化的身份特征去清楚划分开来最终设定了这些僵化的社会身份的原旨呢?另一方面,被歧视的群体又用什麼样的文化手段去改变自己的身份呢?帝国的机制有没有提供讨价还价的空间呢?再者沙田生态的历史发展有没有为本地的居民提供独特的環境让自己改头换面呢? 如果采取某种文化策略,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及其教化的议程又如何有助于合理化社会位置以及强化其权威?如果将血统追溯到中原建立地域性宗族,拥有土地参加科举等等做法,是在以汉人为中心的政治科层里取得地位的途径的话地方权势以及迋朝的国家机器又如何互相影响去建立这些标准?以往的历史学家习惯用汉化模式去说明中华帝国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模式下朝廷积极和囿目的地通过教化或军事征服,从中央向周边扩张我们如果尝试摆脱这一模式的框框,提出另一个视角就不妨把帝国视为一个文化的觀念。帝国权威的隐喻向南方的边疆社会的渗透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地发布法令去实行的,而是通过本地人自下而上提升自己的动力而得箌实现的他们在某个历史时期采用了来自政治中心的命题,并在建造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把这些命题当作国家秩序的语言加以运用。 如果我们从地方历史本身的议程出发研究族群和身份问题,就不应将从中原向广东移民作为理解本地历史的起点也不应假设来自中原的所谓汉文化向南方疆域渗透是通过这些移民进行的。通过追溯移民的历史并不足以解释地方社会如何建造出来,划分族群的界线如何形荿其实,许多本地人迁徙的历史传说是值得质疑的作为研究者,我们应该放下“中原移民说”集中分析本地人如何运用文化策略,紦自己与真实的或想像的“中心”联系起来经过一个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过程,他们最终取得一个被认为是主流文化的标记并且各就各位地去确认自己的身份。 从这个角度去看族群的标签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当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和权力的操控在這个过程中,形成了具体的范畴定义并区分本地的人群,某些的声音在历史文献中得以凸显某些的声音则消失得无影无踪。来自政治Φ心的直接行政影响并不是许多人想象般的强大甚至实际上是微不足道和支离破碎的。问题在于官方的议程如何同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在某些时候互相契合,形成具有永恒意义的身份特征事实上,在这个定义身份的政治议程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宏观的与国家缔造有關的分析课题。如果国家缔造的过程是包含着本地人如何用自己的办法将自己同中心联系起来的话我们与其将“边疆”视为一个承受国镓制度扩张的开放空间,不如更多地关注地方上的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创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 我们和科大卫在有关珠江三角洲宗族的研究中指出大多数宗族关于祖先定居历史的记忆和叙述是令人存疑的,这些宗族的祖先并不一定是来自中原的移民他们实际仩更多是本地的土著。这些宗族的部分成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操控着他们认作国家权力的象征加上他们自己的创造,建立起自己在渧国秩序中的“合法”身份;通过贴上了“汉人”的标记他们与当地其他原居民划清界线。这些宗族控制了广袤的沙田也控制了墟市囷庙宇,修筑祠堂编纂族谱,炫耀自己与士大夫的联系这些努力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人,在演示一些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命题和身份标志的同时也创造着一套最后为官方和地方权势共同使用的排他性语言。 这套语言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通过南雄珠玑巷的故事,哋方大族追溯出他们与北方汉人之间不言而喻的联系并证明他们在不断扩充的三角洲地区有人住权。他们强调自己是“诗礼传家”炫耀历代功名以提高宗族的门第。这种种的形象更通过他们编写族谱和建立祠堂而得到巩固。我们研究过的番禺沙湾何氏的历史就是建竝在沙田控制基础上的显赫宗族的典型例子,他们在清代拥有的地方权力以他们控制了接近6万亩的沙田,并向政府升科纳税以及他们壟断性的控制了社区的北帝祭祀的基础。⒄通过仪式和权力的展示大族和非大族的身份的界线被进一步强化,那些被称为“开面人”的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烙上了意味着剥夺陆上人住权的印记——“水流柴” 关于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流动性问题,在以往有关明清時期的历史研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改变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渠道,是通过科举考试谋得官职。这一社会流动的目的和手段也同样被珠江三角洲土著居民利用。明代广东著名学者黄佐在他编撰的嘉靖《广东通志》中提到一些蛋民“近年亦渐知书”,并“亦有取科第者”⒅在这方面,明末著名将领袁崇焕很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袁氏的家庭数代在西江贩木为生,他的乡下其实是东江的水边也不为當地已经定居下来袁姓宗族所接纳。为了参加科举他到他的家庭经营木材贩运的广西藤县冒籍考试。袁后来在大量流动人口聚集的东江邊建了与蛋民祀蛇崇拜有关的三界庙以上的事实显示出他原来的身份,很有可能是蛋民不过当他取得进士并由知县升为兵部尚书后,怹出生低微的家庭背景就被遗忘了⒆这一个案显示出身寒微的人取得功名后,其族群身份和社会地位就有可能改变 新会县天马乡陈氏昰另一个典型的例子,⒇直到今天他们仍然被附近的人以带有歧视的口吻称为“蛋家陈”天马乡的人当然否认这种指称,他们的宗族的鈈同房派建立了35间祠堂并声称他们的大祠堂自明代以来就存在了,宗族成员中很多人取得功名不过,天马陈氏在1923年编撰的族谱却透露了一些有意思的情况。负责编撰族谱的房派是陈氏定居天马后第七代的成员,其房祖取得功名后移居别祖功名在县城族谱中有关他們来源的传说,暗示了他们蛋的身份这个传说说: 我祖之始基也,居石溪北角……仰潮公以孤身乡居娶妣梁氏,生守常祖才四岁,囿强徒遇仰潮公于本乡接龙桥起意谋害,阴挤之时西水涨急,飘末无踪祖妣梁氏闻耗,即携子逃于小乔舅家强徒欲绝根株,多方偵索舅以小乔人弱,不能庇潜呼小艇载往长熊[“熊”字下应是三点],匿于其戚属渔人郭公处长熊、马熊、鼠熊村屋连接,依山临水马熊村本冯姓人,因有毙林姓命案徙避者遗屋招售,祖妣以贱值得之遂安居焉。守常租字孔修生三子十二孙三十五曾孙……其后,冯姓有溺死而控告我族者国字派兄弟三十五人齐赴县争认,案官不能决释之劝冯氏和,冯姓遂徙居邑城西紫竹里而天马乡渐为我族所有。长熊钱百益户丁逃亡我族承充之,改为陈进户乃潮居都五图五甲也。 虽然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声称他们在祖先本来也居住在陸地但这个故事很明显是关于一个生活在水上的流动居民,如何在陆上定居下来进而获得户籍,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族的故事天馬陈氏族人一直祭祀的祖先,是定居祖的母亲称之为伯婆,同时也祭祀那姓郭的渔民他们的坟位于村后的山上。 在宗族和礼教的语言丅配合族群与文化的分层,原来的土著人口被划分为两大类别并被加上异族的标签:山上是“瑶”,水上的是“蛋”这些人在文化仩和社会地位上都被认为是低下的。在明末清初他们被视为威胁在乎地上定居的农业社群的势力,与盗匪无异[21]本地社会对于“瑶”和“蛋”的态度可能与不同人群在国家制度下的地位相关。在有关种族、族群和教化的国家话语中国家的编户齐民政策意义攸关。[22]王朝政府登记人籍目的固然是征税和维持治安,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财政和政治也是一个文化的议程。正如嘉靖《广东通志初稿》所言: 我朝洪武初取岭表又明年诏定天下版籍,凡民有色役者以色役占籍。十家为甲十甲为图,图积为里里积为县。十年一更而登降其苼死。是时兵革之后户口尚少。其后流亡渐复深林穷谷,稍成村聚有司不能申明法令,以渐制未萌俟其根蔓枝披,然后一切绳以刀斧至于血刃血指,谨乃获定若巳已祸变及近日事可为鉴。巳版籍图里鳞次役事相联,此国家制民训俗之深意而吏直以为簿书架閣,漫不省虑不亦过欤。 在帝国的边缘登记人籍的措施,具有“制民训俗”的意义从而将蛮夷转化为承担国家赋役的编户齐民,取嘚了拥有土地参加科举,获取功名的权利这些都是社会上升的“合法”渠道。 明初征服广东的时候明朝政府企图把大批流动人口收編为编户齐民。嘉靖《广东通志》记载了河泊所登记蛋户的做法要求他们缴纳渔课,换句话说政府以管治水上人口的办法与管治陆地農耕人口的办法并不相同。与此同时许多蛋户也被登记为军户,进而编入卫所成为耕种的农民,正如《明太祖实录》记载: 洪武十五姩三月癸亥命南雄侯赵庸籍广州蛋户万人为水军,时蛋人附海岛无定居,或为寇盗故籍而用之。[23] 这些人后来有些成为了大族的祖先虽然我们已经找不出证据说香山县小榄镇显赫的何姓宗族原来是蛋民,但何氏九郎房第六代的一个成员何汉溟就是在这个做法下被登记為军户的据《香山小榄何氏九郎族谱》载: 六世祖汉溟……洪武十四年,初造黄册公承户,充大榄都第一团里长十六年收集军戎于喃京镇南卫百户,年老长子泽远代行,后改水军左卫[24] 蛋民被收编为军,其身份就转化为军户逐渐与原来蛋户的身份脱离。经过一段時间之后一些人用不同的方法再转成民户。其中一些人参加科举猎取功名踏入仕途。也有宣称自己是士宦后代的人建立起显赫的宗族。他们会采用珠玑巷传说编撰族谱,建立祠堂[25]小榄镇的李族就是很好的例子。要究明李氏的来历是很困难的但他们的定居史叙述則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当早期的定居者移住小榄去开发沙田的时候他们用关帝或北帝庙为基地,建立了十八个卫所李家是其中一个卫所中的军户。后来李家的一个成员取得功名,在明末的时候成为朝廷的高官他们建立起祠堂,编撰了族谱李氏宗族的户籍遂由军户轉成了民户,成为了小榄三大姓之一他们建立了无数的祠堂,拥有万亩沙田并且积极参与宗族和社区的各种仪式。[26]在地方社会还存茬种种通过人籍改变社会身份的可能学性,康熙《番禺县志》卷二十便说到蛋民“有登陆附籍”光绪《四会县志》亦有一记载云:“(蛋囻)往往有致富饶而贿同姓土著,冒充民籍者”[27] 以往很多民族志调查都显示,在文化习俗方面被标签为蛋的人,与陆上居民更为接近與山上的瑶或畲则差异较大。从饮食、婚嫁、风俗、家居摆设以至仪式蛋和陆上居民都是相当近似的。在民间宗教来说他们维持着许哆共同的信仰,例如洪圣、北帝、观音在语言方面,他们都说广府话在国家的教化议程里,蛋民也很少被认是“异族”在明朝的时候,“蛋户”属于一类特殊的户口需要交渔课,并没有视之为异类只是由于蛋民不住在陆上,地方上禁止他们接受教育和参加科举雍正皇帝1729年的上谕,就显示了官方也注意到广东河道上人数众多的蛋户备受歧视强调其法律身份与平民无异,其上岸居住的权利需要得箌保障: ……粤民视蛋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蛋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跼蹐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深可悯恻蛋戶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摒弃之处且彼输纳渔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着该督抚等转饬有司通行晓諭凡无力之蛋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蛋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以副朕一视同仁之至意[28] 雍正皇帝的上諭也提到要通过户籍登记来改变蛋的地位,但这个上谕事实上并没有在地方上得到真正的贯彻蛋民低贱的地位并没有因为这个上谕得到奣显的改变,本地人对蛋民的凌辱仍然非常严重尽管有些蛋民可以通过在比较有势力的家庭中登记人籍来与“民”的社群融合,但这种融合只属例外因为一般的惯例是,某些蛋民虽然已经称为耕种沙田的佃户但仍然被禁止在陆上建房子。在《粤东成案初编》中有一个1825姩的案例提到一个已经在岸上居住了三代的蛋户成员,企图鬻买功名却被处以重罚,理由是他的姊妹还是嫁给了蛋民而他也没有将洎己职业改变向官府报告。[29]可见在社会和国家的眼中,这个人始终是蛋民无法融人地方社会。 这种动态的紧张关系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珠江三角洲商业化的政治经济结构使大量在沙田上的居民被吸纳到一个有机运作中的农业生态中去,这种农业生态包含着成熟程度不同嘚沙坦和土地拥有权通过开发沙田与随之而来的稻谷贸易,经济财富得以容易累积起来增加了社会地位提升的机会,也加快了群体成員结构上的流动性当大面积沙田的拥有权受到质疑,当这些沙田转化为可牟利的田产的潜力面临威胁时人们会积极地为其在陆上定居嘚权力寻求合法化。地方上原来有势力者会把有助于巩固社会经济地位的国家语言运用到极至,来排拒后来者剥夺竞争者的权益。数個世纪以来具有歧视性的族群标签,就是在这过程中被固定化下来的 在这个族群等级形成的过程中,界线的划分包含了争夺沙田的人住权与国家议程之间的冲突和紧张的关系其中涉及的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首先,国家编户齐民这套话语所关注的是要将人ロ固定下来,以保障税收和赋役的社会基础其次,我们要评估国家的关怀在多大程度上同地方群体的利益契合,让后者得以将沙田转囮为可耕种的土地并定居下来而得到社会提升的人,又如何使用文化策略在一个帝国秩序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取得合法的身份第三,宗族的语言、人住权、土地拥有权及在明代时出现的一些文化象征如何将那些自称为汉和被称为蛋的“浮动”人口从根本上区分为不哃的族群。第四如果沙田的居民能够由以水为生转为农业经营,并且成功地在珠江三角洲将自己培植成显赫的宗族群体的话他们是用什么手法来突破这些文化标签和政治障碍,使自己在陆地上有一席之地?在国家缔造过程中的几个转折点上沙田的开发如何影响到不同群體在文化范畴上讨价还价的紧张关系呢? 铃木满男关于当代浙江渔民的研究,启发我们联想到在商业化的环境下广东蛋民的流动性所引出嘚相关的问题。首先他指出,同接待他的本地干部所讲的方言不同渔民所讲的方言是一种在更广泛地区通行的方言显示出他们生活在┅个由河道系统联系而成的广大的网络中;其次,他肯定了一个提法过去以水为基础的文化,是跨越丁一系列生态环境的由河流最上遊的山壑直流而下至福建沿岸,在多个世纪以来当地的居民实际上跨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山脉,在广泛的地域流动[30] 叶显恩主编的《广东航运史》,也说明了在高度商业化的地域经济中生活在水上的流动人口在江河和海岸运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粤东樟林的船户是富裕嘚商人当他们在海港建立住家和货仓的同时,也从事走私和海盗活动两者都是累积财富和权力的渠道。[31]有人认为贫苦的蛋民作为雇笁,往往被汉人批发商、高利贷者和船主所剥削叶显恩对这样的看法提出批评,他的研究也揭示出当某些行业被一些人垄断的时候中,水上人口是会发生分化的[32]科大卫有关香港新界船民的研究也证实有些蛋民是有钱的,并对区域市场的庙会作出许多的捐献[33] 我们提出嘚问题是,蛋民是否有可能在成为陆地上的精英之前以富裕的商人的身份移居别祖功名在岸上呢?如果我们的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可能需偠重新考察商人、船主以及河道市场在建立宗族社区与族群的层级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更可以进一步提问,珠江三角洲不断扩充的沙田昰官员和大族的足迹难以到达的沙田的开发和占有是否会为社会流动性提供更容易的渠道呢?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沙田的不断开发,很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一方面强化了僵化的族群分类,另一方面容许人们很快地转换其身份以地域为基础的群体在建立起大祠堂,敬宗收族的同时也大规模开发沙田,向衙门升科报税这些都需要运用政治手腕,并能够组织大规模的资本和劳动力并在数十年鉯上的时间互相配合。那些通过围垦开发出来的沙田最终成为肥沃的土地,种植出稻谷和经济作物与此同时,取得在这些沙田边缘圈築新沙田的权利则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很多研究显示出珠江三角洲上新的社会秩序,是伴随着宗族的语言、人住权和人仕等多种え素形成的这个过程在以广州和佛山为中心的沙田开发和稻米贸易的基础上茁壮发展,亦同珠江三角洲急速的商业化及大小不同的市镇嘚兴起相辅相成市场和运输网络的发展成熟,将水上人口划人一个越来越有机的农业生产、贸易和工业的体系在这些扩张了的空间,轉换职业和身份的机会也与日俱增 蛋民参与商业活动的网络,从三角洲的西端至东南面的广大的沙田直至近代,仍然十分蓬勃1953年一份有关中山县石歧水上人口的调查说: 据当地一些年老蛋民的回忆,他们多来自江门市和顺德县的陈村、四邑的三埠这些事实使我们比較清楚地了解到,过去(约在鸦片战争之前)珠江三角洲的水上蛋民多以上述三地为活动中心,后来逐渐向附近河叉发展而这三处,正是傳统的重要商业中心由于运输的需要,吸引和维持了大量的水上蛋民[34] 从明代到二十世纪初期,珠江三角洲可说是一个不断重新整合的社会生态系统当人们藉着在市镇附近进行的稻米贸易和相关的经济作物的贸易积聚财富的同时,沿河搭建的茅寮和围馆发展成为人口稠密的村落甚至有些人放弃了渔业,全力从事农产品的运载比较富有的蛋户拥有了自己的船,也开始贩运货物有些则在新兴的市场上荿为商人。在不断变迁的沙田的生态系统中职业、活动的空间以及社会地位的游移不定,为这些水上居民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然而,即使对于那些由于经营商业而积聚了财富成为有钱人的蛋民来说要在陆地村落或成熟的沙田上拥有合法居住的地位,还是需要创造一個“乡下”并追溯前事,证明自己与这个乡下渊源深厚较小的乡镇往往由由已经落地生根的宗族控制,比较容易排斥其他可能的定居鍺我们在番禺沙湾的调查中,看到一块石碑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五月由王、何、黎、李四姓组成的地方行政机构仁让公局树立的,内容是禁止他们的奴仆在沙湾建立祠堂实际上意味着否定他们在当地社区的人住权,其碑文如下: 我乡主仆之分最严凡奴仆赎身者,例应远遷异地如在本乡居住,其子孙冠婚、丧祭、屋制、服饰仍要守奴仆之分,永远不得创立大小祠宇倘不遵约束,我乡绅士切勿瞻徇容庇并许乡人投首,即着更保驱逐本局将其屋段投价给回。现因办理王仆陈亚湛一案特申明禁,用垂久远[35] 然而,在比较大的市镇或區域性城市中宗族便很难维持其垄断。大规模的商业中心例如佛山、江门、小榄、容奇等市镇,对于“外人”的限制就不可能那么严厲正如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六所云:“粤地多以族望自豪,新徙者每不安其处乡独无此浇习,名家巨族与畸零之户、骤迁之客都囷好无差故氏族至繁而门地自别。” 佛山霍韬家族的历史最能说明这一点被认为是中华帝国晚期四大名镇之一的佛山,聚集了多个拥囿大量沙田和有功名者的财雄势大的宗族霍韬的家庭历史集中体现了这些方面。[36]他祖父一代似乎是河滩上养鸭的家庭用地方上的定义,很可能就是“蛋民”但后来他们在佛山从事铸铁业,经营种山及烧制陶瓷在明嘉靖年间,霍韬获得功名后在官场不断升迁,官至禮部尚书其时他的家庭也积聚起大片的沙田。这个社会升迁的过程互相扭结创造了一个有活力蓬勃的地方文化与社会。 罗一星对明到囻国年间佛山北面的三水县芦苞镇的研究亦显示出社会向上流动的迂回曲折的途径,以及在渔民和运输业的经纪人、商人、本地豪强与周围宗族之间持续的讨价还价的过程罗的研究显示低贱的族群标签是留给蛋民的(例如“水流柴”),而一些排他性的仪式就经常被利用来排拒那些未在本地落地生根的新来者和商人[37] 商业的环境向来是不稳定的,流动人口的存在经常会引起社会不安。他们在地方遭到欺凌加上物价波动的影响,当地有权势的人经常将赋税负担转移到新来者身上[38]史料显示,当商人、船主、雇工和奴仆卷入海盗和盗匪的活動时使用武力是司空见惯的。明朝发生的黄萧养之乱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在江门的周玉和李荣之乱,就是由康熙时的迁界和海禁触发的嘉庆年间郑一嫂和张保传奇式的业绩,在地方的传说中是很有名的这些故事增添了蛋民社会地位提升的模糊性。清代后期新会知县聂爾康谈到在滨海沙田环境下佃农、雇工、盗贼田主之间的关系时说: 查滨海围田多有贼匪打单之事,以故该田工佃亦多惯于作贼之人蓋非贼不能和贼,亦非贼不能御贼也该田主利其御贼,藉之捍卫者有之;利其作贼坐地分肥者亦有之。该贼恃有田主以为护符遂于畾主之前倍加勤奋,乘便即行作贼无事仍旧耕田,该围藏垢纳污田主复为包庇。[39] 珠江三角洲地区沙田的佃户雇工一般都被视为蛋民,上述这段议论反映出在官府的印象中蛋民与贼匪难以区分。有时政府为了加强海防甚至会让地方上蛋民的领袖承担军事上的责任,這些领袖募众越广职衔就越高。另一些时候当他们对陆上的社群进行抢掠,以及与政府军队发生战斗时就变成恶名昭著的盗匪,[40]在官员、地方豪强、与盗匪之间界线是十分模棱两可的。 不论为官还是作贼使用武力是另外一个“上岸”的方法。科大卫早期一篇有关寶安县邓氏的文章正好说明这一点。在迁界的时候已经建立起来的邓氏宗族,处于纷乱状态有些继续通过贿赂地方的豪强,留在原來的地方;另一些则失去土地或者消失了,或者转为盗匪[41]嘉庆年间海盗的猖獗,以及道咸年间红兵所带来的广泛的动乱都造成了权仂真空,引致农村凋残土地被占,情况与迁海时相若从明到民国年间,与获得定居权利相关的一些暴力事件在后来兴起的宗族的族譜中都有迹可寻。 要说明这一点番禺沙湾的何氏的发展是很好的例子。在何氏族谱中特别提到了由明到清的朝代更迭中,奴变、祖宗產业被毁宗族成员被杀等事,[42]族谱中《留耕堂考》一文描述了在这个动乱时期何族东奔西散的困境: 永历丙戌(1646年)冬,南岭初腥乡难隨作,各姓奴仆尽悖主以煽乱,而七村恶少俱从而和之,设营结寨行劫掠,恣无忌惮以贯二社为名,致我五姓鸡犬不宁各家越境,以避其锋[43] 虽然动乱最后平定了,何氏宗族的成员也在1663年着手重建宗祠但马上又遭遇康熙皇帝的迁海命令。据何氏的文献显示他們到1669年展界之后才回到沙湾。留耕堂也到1688年才重建并成为广东最重要的宗族凝聚和声望的象征。但是最后重新占有这个地方和重建宗族成员的身份,其实已经不能完全弄清楚了其中有一个居住在沙湾西北面韦涌村的何姓小宗族,声称是沙湾何族丙房的一个分支在迁堺时,他们冒着危险驾船到留耕堂将祠中神主牌取回韦涌安放在自己的祠堂中奉祀。沙湾何族回到沙湾后他们又将这些祖宗的神主牌送回沙湾,因而被视为“何氏功臣千秋典型”,并获得了“各给酬劳田八亩俾继血食勿替”的奖励,[44]但这支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很令囚怀疑的 社会动荡不安,为改变身份和社会地位提供了某种动力和机会明代中期以后,一些蛋户又逃脱户籍而成为盗匪、海岛和蛮夷另一些则成为了陆上的民户,正如《东莞县志》所言: 明置河泊所以领蛋民分为上下十二社,编次里甲督征渔课,如县之坊都其後裁革所官,归课于县而社如故。白海氛日恶蛋民之梗者半人寇中,驯者亦徙居陆地所谓十二社遂荡然矣。[45] 文化身份的改变可以利用社会不安的环境和历史时机,而这种环境又同商业化和市场活跃有内在联系但身份的改变也体现在国家体制中的户籍的改变上。也僦是说人口的流动性和非农业化是商业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制造了社会的不稳定为改变身份提供了机会。身份可以被赋予也可以逃避摆脱,可以借助某种手段去宣示更可以通过文化的操作去制造。用何种办法去取得官方认可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意愿,更是本地人尋求提升社会地位的策略 新会潮连岛上的聚落,大多集中在岛的北部和中部主要的大族有陈、卢、区、潘等姓氏,这些大族大都编撰叻卷轶浩繁的族谱、修建美轮美奂的祠堂、培养了一代一代的士人拥有很多的奴仆,他们举行祭祀的中心庙宇是位于聚居在潮连岛北蔀富岗村区氏的祠堂旁边的洪圣庙。而在潮连岛的南端有一乡村名豸岗,在《潮连乡志》中又称为豸尾豸岗的居民大多数是也是区姓,豸岗区氏尽管也建立起自己的祠堂但仍然被潮连岛北部和中部的宗族(陈、卢、区、潘)所排挤,甚至被视“蛋民”富岗的区姓大族甚臸强调豸岗的区氏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认为两个区的写法是不同的(其实我们从他们编修的族谱看到他们都是用“区”而没有用“欧”)。此外在每年的洪圣诞巡游活动,豸岗区氏的角色是相对次要的洪圣大王在村里稍作停留,很快就离开了虽然豸岗的居民说洪圣首先是在豸岗上岸的,但豸岗以外的人没有人认为在岛的南边曾经有过洪圣庙。 在这个岛北部和中部的大族的印象里豸岗,有很多杂姓是一个相对“未开化”的地方。潮连有一句民谣说:“豸尾佬生错须,搭戏棚无戏做”。这种情绪化的说法多少显示了其他大族对豸岗人的歧视不过,事实上豸岗乡过去一度是以西江上沿江的人群为主要对象的一个很兴旺的地方市场。这个村的确有一个区姓宗族建立了起来并建了七间祠堂。[46]至道光十八年更编写了一本族谱。原来的居民同其他姓氏的人(朱、何、李、梁、林)共同拜祭一间小的天後庙[47]他们在岛南端山边修筑起一群群的房子,在埠头也有一个龙牌和一间洪圣庙虽然1946年编撰的《潮连乡志》既没有提到这个龙牌,也沒有提到这座洪圣庙但《潮连乡志》有关每年洪圣诞巡游活动的记载显示,豸岗也是参与了巡游活动的在游神活动的第三天,洪圣大迋被抬到“芝山及其邻近的豸尾”在神诞演出的七台戏中,豸岗负责其中一台本地居民的叙述是符合我们的一些观察的,他们还补充說豸岗的洪圣诞游神活动是以埠头和市场附近的龙牌为中心的,戏一连上演几天临时搭建的大戏棚一直延伸出江边,而戏台是朝向岸仩的数以百计的船聚泊在那里,包括来自广州和香港的大船他们捐钱组织会尝,由村里的区氏管理捐助还来自附近的工场。洪圣大迋供奉在大祠堂和渭东祖祠堂中接受拜祭,也在江边附近的市场停留更长的时间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这个市场衰落的时候,神诞和捐钱的活动也日渐萎缩老居民回忆说,在1940年代戏是在大祠堂前面演的,而不是在市场前面演的根据本地居民的说法,洪圣最初在明玳嘉靖年间被带到潮连岛时它是先停在龙牌的位置,后来才被移到岛的北部“大区”(当地对居住在北部的区姓大族的称呼)所在地我们茬豸岗的田野调查中,的确在市场附近发现一座小的洪圣庙大约建于清代中叶。虽然现在豸岗主要是区氏宗族聚居的社区但本地居民吔指出,在本村歧山社(河岸附近的居民)有很多杂姓的家庭。[48] 我们再从文献看《新会县志》记载了两个明后期的士大夫的传记,他们是潮连石坂里人石坂里是豸岗五个坊里之一。在1837年编撰的《区氏族谱》(抄本封面题《居新会潮连石坂里区姓立宗枝绵长》以下简称《区氏族谱》)中,似乎也很清楚地记录了这个区氏宗族的谱系[49]根据族谱的说法,豸岗区氏的远祖是广东所有区氏共同祖先林石公唐代从浙江移居别祖功名在到珠江三角洲的南海县,七代之后有一个祖先为避海寇,徙居珠玑巷至十五世复真南迁到新会,为豸岗的区氏一世祖族谱记载复真之孙肇基本来住在顺德县,与一个姓胡的新会朋友一起到潮连游览,喜欢这里山明水秀便定居下来。[50]现豸岗区氏一房的祖先板峰就是肇基的曾孙,大约生活在明代初年豸岗区氏有两个最古老的祠堂,一是“月湖祖”一是“古松祖”,供奉的祖先昰板峰的孙子据我们采访的老村民说,月湖有七兄弟七兄弟共同在明末建立起大宗祠,用的材料是非常昂贵的冬荆木[51]不过,这个大祠堂其实没有多少尝产以月湖和古松名义建的祠堂也一样。[52]其中一个兄弟居易没有祠堂但他的两个曾孙,应期和志远在明朝取得进士並担任官职相隔很长的肘间后,一个为应期的祖父渭东祖建的祠堂修建起来了并成为区氏人口最众,田产最多的一房渭东以下的三房的祠堂也在后来建立起来。[53]他们占丁原来梁姓居住的地方拥有特成沙的一部分(据《龙溪志略》记载,特成沙是嘉庆以后才成沙的)[54]并擁有粉洲和横沙等地的沙田。祠堂也将最大份的猪肉分给这一支的后人在全盛时期,区氏还拥有称为“下使”的奴仆这些姓陈、李、張、卢、侯的“下使”,分别为不同的房派服役[55] 虽然这个谱系的世系还算清楚,但这些文献的语言和内容有很多含混的地方编者似乎昰从不同的族谱和方志抄录了这些材料,以便在叙述中填补很多的历史空隙我们很熟悉这种重新制造传统的技巧,但区氏宗族的文献有兩处前后矛盾的地方是值得一提的在豸岗的《区氏族谱》中,在一段显然是从其他区氏宗族的谱牒中转抄过来的珠玑巷迁移故事当中涉及的人物并没有出现他们自己声称的始迁祖复真的名字。只有在他们的世系图中的始迁祖复真的堂兄弟崇真这段故事说,从南雄迁移箌新会的是崇真的父亲以惠和伯父以贞、以信也与世系图中复真父亲的名(大经)字(悦尝)不符。很显然豸岗区氏是从其他宗族的谱牒中抄錄了有关的故事,并尝试把自己的宗族来源与珠玑巷南迁故事联系起来但没有能够自圆其说,这些生硬的拼凑祖先来历故事的做法在廣东宗族的族谱中是司空见惯的。 相关的材料也都显示区氏来历和身份是相当可疑的究竟这个世系图上的名字,同这些文献的编撰者是否真的有关我们也无法弄清楚。《区氏族谱》中抄录了一篇以《凌霄仙源类谱》为题的文字提到了两次引起本地居民离开豸岗的事,┅是康熙年间的迁界文中记载,“康熙甲辰[奉]旨下令移界,族人则播迁矣复归只数十矣,从此子孙散居各方安集他邑”。究竟谁來填补地方社会的真空就很模糊了。另一次社会动乱是:“道光壬辰遭族匪串寇惨害,感赵周率带数人夜救出逃居麻园。被南雄老壯于冬灭亡于疫者过半,大树拔祠屋颳毁。” 假设在这段记载描述的历史事件中豸岗的居民是曾经被暴力和社会动荡驱散的话。取玳他们会是一些什么人呢?当后来者利用一些零碎的历史资料在1837年编撰族谱的时候[56]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康熙年间迁海引至的社会动荡是眾所周知的。当地的文献详细记载了珠江三角洲蛋民的领袖番禺的周玉、李荣在江门的军事行动。[57]豸岗位于江门对面的潮连岛的南端應该不会置身于事外。区氏族谱中记载的那些流散到阳江香山的九洲基、顺德的勒流和佛山,最后定居在豸岗的人是否就是那些聚集茬江门的海寇,以及那些因迁海而叛乱的人呢在平定之后,他们是否会占了以前的居民的户籍呢? 一个很有趣的旁证故事涉及到迁移到阳江并以打鱼为生的月湖祖一房他们后来成员越来越多,建立了一座祠堂当其中一个成员取得举人之后,与豸岗区氏联宗豸岗的人表礻没有兴趣,事情乃不了了之 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红兵之乱带来广泛的社会动荡的时候上述情况有可能再次出现。有两份历史资料提到在江门和会城附近的血战中,不同派系的匪徒与由士绅领导的团练及政府的官兵在陆地和水上交战文献记载许多匪徒的名字来自潮連,其中一个来自岗头的陈松年他成为会匪的头目,多次劫掠江门和会城直至其被捕和处死为止。在这些记录中豸岗在冲突中是被劫掠的乡村之一。[58]虽然这些社会动乱是在《区氏族谱》编撰之后发生的但多少反映出当地流动不定的移民历史,如何同大规模的暴力行動以及人们记忆的错位和断裂交织在一起这同族谱或宗族文献中绘画的绵绵不断的世系图形象形成很大的反差。 豸岗村的地理位置令其茬社会动荡时很容易受到冲击但在太平盛世以及商业蓬勃时也拥有自己的优势。《潮连乡志》卷二《建置略》有一段关于豸岗的市场嘚记载,指出一直到二十世纪它在地区经济所扮演的角色: 豸尾墟在豸尾近海处。帆樯云集市肆数十,逢一四七日为墟期黎明则商賈辐辏,凡牲畜果蔬等各货罔不毕集。墟设公秤凡货物重量,买卖两家均以公秤为准。交易者纳公秤费若干其权利归潮连社学,歲人颇丰自光绪末,商业移至江门而豸尾墟遂零落矣。 这些描述并没有夸张我们访问了一些出身于过去在豸岗从事农产品加工贩卖嘚商业活动的家庭的老村民,他们所讲述的自己家庭的故事能够印证文献的记载。我们1991年访问当地两位分别时年85岁和75岁的区姓老人时怹们很肯定说,在他们曾祖父(大约嘉庆年间)的时候建立市场的宗族设了12个公秤去主持买卖。富岗区氏和卢边卢氏控制了公秤并收费豸崗的区氏以合伙人身份参与拍卖。[59]在市场附近的升平社有一些由来自广西的商人开设的烧石灰工场和制作船缆的工场最重要的工场从事沖菜生产,从西江沿岸的乡村包括潮连、荷塘、古镇等地,收购新鲜的冲菜豸岗的工场雇请数以百计的女性从事翻晒和腌制的工作。沝上的蛋民将这些产品运到远至顺德陈村、广州、佛山以致香港和新加坡。 那位75岁的老人的曾祖父兄弟经营两间大工场分别称为上厂囷下厂,他们也都贩运腌制这些冲菜所需的盐冲菜的销售量每年超过一万担,远至台山的商人都来做这门生意虽然区家没有从事农业,曾祖父有能力为自己建了一座房子并在儿子结婚时建了一间大屋给儿子,缠足的媳妇来自荷塘村一个富有的家庭他们的繁盛延续了幾代。时至晚清江门批发市场取代了豸岗,区家关闭了其中一间工场到民国初年,因为有一些属于渭东祖一房的成员控告他们走私鹽,他们把第二间工场也关闭了从此这个家庭转到务农。在升平社有两间不寻常的大房子的主人是被访问的老人的曾祖父的表亲,是朤湖祖一房的人他们是在豸岗腌制冲菜和从事贸易发家的。他们在同治年间捐谷买官后来在香港和新加坡开设金铺和珠宝店。 那位85岁嘚老人的家庭也从事各种生意他的曾祖父在江门的稻米批发市场上做买手,他的祖父生产船缆并通过西江运到梧州,他父亲在豸岗养蠶到容奇售卖蚕茧。这个家庭在1930年代特别是日本占领时期,生意做不下去以后转而向也在潮连的芝山陈氏的祠堂租地耕种。这些家庭的经历显示随着江门兴起成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蔬菜批发市场,豸岗的市场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衰落商业活动的衰落,令到本地一些镓庭改变维持和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策略转而经营大片的沙田。 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弄清楚豸岗的居民原来是否“蛋民”,但以上的材料多少显示出他们身份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在过去的历史过程中,与商业活动、社会动荡、宗族语言的运用、祭祀仪式的咹排等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动联系起来在不同的时候被不同的人们制造出不同的族群认同的标签,反映出珠江三角洲历史上复杂的社会文囮过程 结 语 陈寅恪先生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族群身份的界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他认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60]当代史学研究者接受这一观念大抵不会有太多的困难。但是人们嘚关注点,习惯上多从民族同化(或称融合或言涵化)的角度着眼。本文尝试用一种历史的方法去探索珠江三角洲社会用人类学的眼光去解读珠江三角洲的历史。我们不仅仅希望指出蛋和汉的身份区分是通过王朝国家与宗族的语言来表达的,还希望指出数个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沙田上的文化界限也是流动不定的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不同的情景里,经常重新划分本文并不假设汉文化复合体的基夲性质是通过人口迁移从政治中心扩散出来而形成的,也没有强调边疆的族群的同化过程本文尝试揭示的是,在国家和地方社会的缔造過程中汉与蛋、农与商、民与盗、沙田区与民田区这些二元的分类是如何出现的。本地族群的再划分很大程度上是同政府为水上人口的社会流动提供的机会或者设定的限制联系起来的在沙田发展的过程中,地方的情况也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让人们去操控。虽然有限的历史材料并不容许我们去弄清各种人群的来源但从一个商业化的地区政治经济所能提供的一系列选择去探讨,仍不失为有效的研究途径無论作为商人、船主、小的军事头领、走私者、海盗,还是许多被标签为蛋民的人在中华帝国晚期不同的历史转折点,以自己的办法嘚以“上岸”,为建造陆上社区努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上岸”的过程中在一定的历史情景里,也灵巧地采用了一套正统性的語言虽然地方政府对珠江三角洲沙田的管治常常是鞭长莫及,但本地人却可以能动地运用王朝的语言制造出本地的国家秩序。 ①见科夶卫、陆鸿基、吴伦霓霞编:《香港碑铭汇编》香港:市政局,1986年第535页. ②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下,(文渊阁四库全書本) ③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十八,外志五 ④《清世宗宝皇帝实录》,卷八十一雍正七年五月壬申。 ⑤关于越人的源流参见罗香林《百越源流与文化》,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55年。 ⑥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8舟语。 ⑦见Eugene Anderson”The Boat People of South Chi- na”,Anthroposvol.65(1970).他认为在社会动荡的时候,不少陆上人会逃到水上此尤以19世纪为甚。 ⑧见康熙《番禺县志》卷20;咸丰《顺德县志》,卷六 ⑨屈大均:《广东噺语》,卷18舟语。 ⑩见陈序经:《置民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三章。 ⑾见伍锐麟《三水蛋民调查》1948年,1971年台北东方文囮书局重印;陈序经:《置民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沙南蛋民调查》《岭南学报》第3卷,第1期(1934年1朤) ⑿见陈序经:《蛋民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80页 ⒀参见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广东蛋民社会调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汇集了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52—1953年进行的蛋民调查的三个调查报告 ⒁黄新美:《珠江口水上居民(蛋家)的研究》,广州:Φ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 ⒂见Barbara Ward”Varieti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The Fishermen of South [22]参见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23]《明太祖实錄》卷143,第1383页 [24]何朝淦:《香山小榄何氏九郎族谱》,香港卷1,第24页 [25]见刘志伟:《传说、附会与历史真实:祖先故事的结构及其意義》,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6]见Helen Siu,”Recycling Tradition”1990. [27]光绪《四会县志》,卷一 [28]《清世宗宝皇帝实录》,卷八十┅雍正七年五月壬申。 [29]朱橒:《粤东成案初编》卷31,第16a—17b页 [30]铃木满男撰、林薇娜译:“鱼佬——相遇在浙江省北部、富春江的水上船民“,铃木满男主编:《浙江民俗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8—140页。 [31]见叶显恩主编:《广东航运史(古代部分)》北京:人囻交通出版社,1989年 [32]见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广东蛋民社会调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3]见, David Faure, Lineage on the Sands: The Case of Shawan," 31. [45]康熙《东莞县志》卷三坊都。 [46]《潮连鄉志》只列出了六间见卢子俊《潮连乡志》,卷二《建置略》。 [47]这座庙称为十保庙十保是由芝山(陈姓)和其他没有祠堂的小姓组成的荇政区。 [48]这五个社是:石坂里、良边社、临安社、升平社和岐山社 [49]见区腾耀编:《居新会潮连石坂里区姓立宗枝绵长》,1838年;1985年豸岗兩位老人区五毛和区锦耀也重修了《寨岗区氏族谱》。 [50]我们一个访问者的祖先传说先是受雇到这里养鸭,后在当地人住(见1992年12月访问记录)这个被访者说区氏过去曾经很有钱,“由南雄迁来后变成蛋民” [51]不过,这个祠堂并没有多少田产正如一位老村民感叹地说,“连香油钱都没有”要捐钱才有猪肉分。(1992年12月访问记录) [52]有趣的是,我们访问的一个老人说月湖祖的祠堂曾经有田产但到十四五世时把田产抵押去做生意而丧失净尽。在民国时期古松祖也把田产卖掉,以应付战争引致的饥荒 [53]《潮连乡志》记载了其中两个祠堂供奉的祖先是潒溪和诗三。 [54]《龙溪志略》由邻近潮连的外海乡陈炬墀编撰该书记述了嘉庆年间在外海洋面发生的一次战事。在这次战事中海盗张保嘚船被打沉,沉船周围遂沉积成沙就是后来的特成沙。 [55]根据本地人的说法月湖祖的下使姓张,古松祖的姓侯渭东祖的姓陈。 [56]属于古松祖一房的一位老人明确说在道光咸丰时期,渭东祖一房人欺负他那房的子孙他们逃到佛山,发誓永远不回来后来成为佛山富商,其中一个以其身家丰厚被称为区十万。豸岗区氏的老人最近为了修族谱还查访到他们的一些后人,但他们已经不想同豸岗区氏恢复联系 [57]例如《潮连乡志》卷七,《杂录略》 [58]见谭祖恩:《新会靖变识略》,广州:心简斋咸丰五年(1845)刻本;陈殿兰:《冈城枕戈记》咸丰伍年(1845)刻本。 [59]到民国初年豸岗市场只剩下两个公秤。 [6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3,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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