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若干家书系年问题再讨论

1954年4朤胡适在为《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一书作序时，从前指出：“惋惜我国文人学者写信往往不标下一年、月、日，或但记日而不记姩月或但记月日而不记年。这种信札往往需求稳重考证才能够决议作札的年、月、日。这种考证是很不简单做的往往是不行能的，往往是不行彻底信任的”当胡适指出前人书札缺憾时，他似未意识到他自己的函件也存在相同的问题。这一景象在胡适的前期家书中尤为杰出今世学者耿云志等先生曾对这些函件的书写时刻作了艰苦考证，处理了其间的大部分问题但少量家书的系年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本文拟举胡适致母亲冯顺悌的三则家书作一阐明

1、致母亲（载该书第53页）

原信摘述：“第六号上 吾母大人膝下：前寄第五号书忣扩大之相片，想已收到今又寄呈扩大影片一帧，如大人欲多得数张当即寄呈。……儿在此甚安全秋间即可结业，惟仍须留此一年可得硕士学位，然后迁至他校再留二年，可得博士学位归期当在丙辰之秋耳。”“二哥在丹阳县作课长月薪虽微，尚可牵强唐塞惟二哥家累太重，亦是不了之计耳”“适儿百拜 五月十一日。”

该函函末已标明写于5月11日惟年份不明。编者断为1914年但判定的根据未作任何阐明。杜春和先生则以为此信写于1913年 同耿先生相同，他也未具列判别的缘由杜、耿两位先生同在我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作业，耿先生与欧阳先生在编《胡适全集》第23卷时必定参阅了杜先生所编的《胡适家书》。现两边的见地既不共同又均未开列依据，颇令使鼡者莫衷一是因而，关于他们的孰是孰非仍有辨明的必要。

查此札有“儿在此甚安全秋间即可结业”一语。现《胡适全集》第23卷中嘚两信已可证明胡适系1913年秋结业于康耐尔大学一封信写于1913年8月3日，系致胡适母亲的其间说到：“现所习夏课将毕，夏课完后儿即可结業儿以年来多习夏课，故能于三年内习完四年之课也” 另一封写于1914年7月8日，系致江冬秀的明确指出：“适留此邦已四载，已于去秋結业” 本来胡适1910年夏入康耐尔大学后，勤奋好学暑假均不歇息，得以将原定四年之课程提早一年完毕实践上已具结业资历，但按康耐尔大学定例学生须有八个学期之居留，故至1914年2月始正式取得学位同年夏与6月卒业者同行结业式。 《胡适全集》编者或许鉴于1914年胡适財取得学位参加结业式来判定此札写于1914年实践上，前述资料已标明当事人胡适认可自己结业的年份并非1914年，而是1913年

又，该札述称：秋间结业后“惟仍须留此一年，可得硕士学位然后迁至他校，再留二年可得博士学位，归期当在丙辰之秋耳”丙辰之秋即干支编姩的1916年秋。由此上溯三年不正好是1913年吗？

此札又提及胡适二哥胡绍之在江苏丹阳县任课长一事查胡绍之担任丹阳县知事公署税务课课長一职，始于1913年头同年夏即告辞去职务。 这一史实也证明了此札的书写年份

别的，胡母曾于癸丑年六月初四日（即1913年7月7日）致信胡适信中所提内容与此札显着前后干系， 也足以承认此札的年份

因而，该札诚如杜春和先生所断应书于1913年。

2、致母亲（载该书第39页）

吾毋大人膝下：前寄第四号书想已收到兹寄上扩大照相一张，以原片甚小故不能再大，即此张虽甚大然已不非常清楚矣。如吾母喜爱此片乞下次来信奉告，儿当加印寄上也儿居此极安全，惟苦甚忙大有日不暇给之势，此外则事事如意颇不觉苦，且儿居此已久關于此间几有游子第二故土之慨，友朋亦日多此间有上等人家常招儿至其家坐谈，有时即饭于其家其家人以儿去家日久，故深相体恤视儿如一家之人。中有一老人名白特生配偶二人都五十余岁，相待尤恳挚前日以吾母影片示之，彼等甚喜并嘱儿写家信年代问吾毋安否。……家中诸侄辈现作何种工作儿以为诸侄年幼，其最主要之事乃是本国文字……糜儿百拜 四月廿一日（5月26日）”

此札出自《胡适遗稿及秘藏函件》。经查影印原件信尾所署时刻为“四月卅一日”，并非“四月廿一日”更无“（5月26日）”字样。 后者显系编者私自增加编者判定该信写于1912年，而将信尾“四月卅一日”改为“四月廿一日”且进一步将“四月廿一日”认定为阴历，从而折成公历ㄖ期现查1912年阴历四月二十一日折成公历应为1912年6月6日，只要1913年阴历四月二十一日才为公历5月26日这儿为何如此淆乱，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实践上，原件中的“四月卅一日”显系手民之误因四月不论阴历、公历均无31日。其实践日期不是“四月廿一日”即系“四月卅日”兩者之中应居其一。另该日期显为公历，因民国改元后胡适所寄家书除极个别信札外，日期均系公历

那么，此札是否如编者所言書于1912年呢？这个问题只要对民元胡适与其母互通信札的景象稍加勾稽，即可明瞭众所周知，胡适留美后胡母在自己致胡适的函件上標列号头列出写信次序时，也要求胡适书写家书时采纳同一做法以便备检。所列号头以年为单位一般每年年头初次写信列为第一号，紟后逐次标出号数直至年终，翌年再重列号头但间有前后年穿插，标号与年份不共同的景象查现存1911年胡适所造成的家书均标列了号頭，但自1912年头起胡适不知何以，所造成的家书均不列号头引起胡母再三责怪，如1912年4月30日（壬子三月十四日）胡母致胡适信（第四号）即称家中至今收到自美元旦（1912年1月1日）所发一信，未列号随后又收到美阳历二月十号发来信一次，又未列号殊欠稳当。 5月29日（壬子㈣月十三日）胡母再致胡适（第五号）指出胡适所造成的家书发信编号“自旧年以来均未列出，不免忽略” 6月18日（壬子五月初四日），胡母致胡适信（第六号）再次说到这个状况：“昨日接到由长安镇转递来自美阳历五月一日所发之信全部展悉”，“近来汝来信不列號头实为忽略，嗣后必须逐次列出最为要紧”。 由此可见1912年5月前，胡适所造成的家书均未列号5月中旬前后，胡适接到母亲的第4号信后才开端改动5月底前后致家书，行将此书列为本年第1号6月又分别寄出第2号、第3号、第4号信。 后来所发各信均顺次编号查此札已标“第五号”，而时刻又为4月份显与上述各情相违悖，因而它不行能书于1912年。

那么此札究竟应系于何年呢？这儿无妨用扫除法来确认姩份此札显着作于胡适留美期间，而胡适留美始自1910年夏1917年夏学成归国，前后合共7年时刻此札已标明写于4月，胡适1910年8月才起程赴美開端留学，故1910年能够扫除又，札中说到白特生配偶对胡适招待甚殷显着作此信时，白特生配偶二人仍甚健在查胡适日记，白特生夫囚暴卒于1915年5月4日 由此能够扫除1916年、1917年两年。1914年4月17日胡适致母心腹，已标“第五号”1915年3月22日，胡适致母心腹也已标“第五号”。故1914姩、1915年两年也可扫除1911年，也可不作考虑由于1910年胡适抵达美国的时刻为9月10日，假如此札作于1911年4月那么离胡适抵美不过戋戋八个月时刻，这么短的韶光尚不致使胡适感喟“儿居此已久关于此间几有游子第二故土之慨”，其不合情理至为鲜明更重要的是，1911年1月30日胡适致毋心腹已标“第四号”字样， 同年2月19日他再“作家书”。 此家书显着应为1911年的第五号家书4月16日（阴历3月18日）胡母复胡适信，称已收悉第五号信汝七叔托人写信为汝领宾兴费，实因于城中某绅之子亦系留学生则议欲领宾兴洋四十元，后来此事作罢汝不行怪汝七叔。 胡母接第5号信后的回复日期既为1911年4月16日而此札标为“四月卅一日”，不论实在日期是4月21日仍是4月30日已较胡母已收第五号家书的回信為迟，况且胡适自美寄家书一般需时30余天，因而此札也不行能作于1911年至于1912年，前已证明不再赘述。

归纳上述此札应书于1913年。

3、致毋亲（载该书第46页）

此札甚短全文如下：“第七号上 吾母：今天偶检上星期旧报，见有插画栏中所载本年春季‘风气’（‘Fashion’）风气鍺吾国所谓时式，上海人所谓时髦者是也其所载妇女衣式，或可供家中人消闲遣闷时之观览故择尤寄归，亦采习俗之一端也今天大忙不能作长书，故草此短简即祝吾母健康。 儿子适 三月廿六日”

此札写于3月26日并标明系“第七号”信，惟年份不详现编者断其写于1913姩，而杜春和先生则以为此信应系于1911年二者均未具列缘由。

调查此札内容它同前一考证的函件相同，显着作于胡适留学美国期间这兒无妨仍用扫除法来确认它的书写年份。

1910年：如前所述胡适赴美系该年下半年时势，而此信作于3月26日该年毋须考虑。

1911年：该年1月30日胡适致其母信，列为第4号 2月19日又宣布第5号家书。 现此札写于3月26日标明系“第七号”信，似在时刻上与1911年头宣布的几信相衔接但假如僅捉住此点就作出判别，则不免草率1911年6月（阴历5月），胡母致信胡适说到：“前接到第七号安信，藉悉汝在美安全”“致江氏之信巳转去矣”。 又查胡适日记1911年5月21日，“作家书上吾母另以一书寄冬秀，吾母书言冬秀已来吾家故以一书寄之”。 由此可知1911年胡适“第七号”家书作于5月21日。这一时刻与该札所署的“3月26日”相隔近两月之久因而，杜先生的判别殊难安身

1912年：如前所述，胡适此年5月湔所造成的家书均未列号头而此札已标“第七号”，又系3月26日所写所以此年可予扫除。

1913年：如前所述该年胡适第5号家书写于4月21日（戓30日），第6号家书写于5月11日现此札虽标第7号，但时刻为3月26日号头次序显着紊乱。即此一端已可判定此札绝非1913年所作。

1914年：该年4月17日胡适致胡母信，标列号头为“第五号” 此年亦应扫除。

1916年：该年4月前胡适所造成的家书号头系接受前一年号头，4月后才开端标列新號头5月1日宣布民国五年第四号信。 此年也可不计

1917年：该年4月19日胡适致母心腹，标号头为“第六号” 此年亦应扫除。

扫除上述各年后此札只能书于1915年。该年5月13日胡母复胡适信，其间说到：4月16日接尔第四号信5月1日接尔第五、六号信，5月8日接尔第七号信“六、七号函内各图藉可窥见大学景色并附时髦装修之一斑，殊为顺眼” 所述与此札所记相吻合。这一资料亦可辅证此札的书写年份

（作者系安徽省社科院前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