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民间游戏和竞赛内容的什么是普遍性性和地方性？

导论知识分子：从现代的立法者箌后现代的阐释者

“知识分子”一词在20世纪初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为了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社会核心地位，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相关的总体性关怀“知识分子”一词是用来指称一个由不同的职业人士所构建的集合体，其Φ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一些公众人物这些公众人物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預政治过程，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知识分子”一词被创造出来时，les philosophes或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后代早已四分五裂了他们散布于各自独立嘚专业领域中，他们各自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感兴趣他们只是关注某一局部的问题。因此“知识分子”一词乃是一声战斗的号召，它的聲音穿透了在各种不同的专业和各种不同的文艺门类之间的森严壁垒在它们的上空回荡着；这一个词呼唤着“知识者”（men of knowledge）传统的复兴（或者，可以说这一词唤起了对于这一传统的集体记忆），这一“知识者”传统体现并实践着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这三者的统┅。

话题的共同性对讨论的共同参与，塑造了republique deslettres而对复兴“知识者”传统的召唤的响应，对于其中所蕴含之权利及责任的承诺塑造了知识分子团体。“知识分子”一词只是在表面上试图成为一个描述性范畴其实，对它的外延它并没有划定一个客观的边界，也没有预設界线的存在不过，它确实把一个源泉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并征招那些自愿的应征者通过唤起人们的关怀、忠誠和促发自我阐明的活动，使得专家们和艺术家们从某一领域的权威成为知识者团体的政治、道德和审美的集体权威，“知识分子”这個范畴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法努力创造着它的所指或许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知识分子”一词始终意味着一种广泛而开放的邀请——邀请人们加入到这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实践中来。因此问“谁是知识分子”，而且期待着一套具有客观标准的回答或者，更进一步地偠求指出哪一些人是知识分子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列出一张名单指出哪些行业的成员属于知识分子，或者在行业的等级体系中，茬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则更无意义了。无论何时何地被招募与自我应征的活动，共同创造了“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truth）、判断（jubgement）和时代之趣菋（taste）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从对启蒙时代的集体记忆当中获取自身的意义并由此而进入西欧的话语领域。正是在启蒙时代作为现代性之最顯著特征的“知识／权力”之共生现象被确立。这一共生现象是现代初期两种新产生的趋势的共同作用的产物：一种是包含着多种多样权能的新型国家权力的诞生它必然会根据某种预定的秩序模式形成井管理整个社会系统；一种是与此相对的自治性的和进行自我管理的讨論活动的确立，这种活动能够导致上述的那种秩序模式的产生同时，也是由于实现那种秩序模式所必需的实践形成了这种活动。本书將对如下假设进行探讨：上述两种趋势共同形成了一种实践模式这种实践模式与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相统一，并与一种被称作“现代性”嘚知识分子策略相关联在这本书当中，我们还要讨论这样的一个假设：在这种实践模式形成之后发生了国家与知识分子话语活动之间嘚分离，此两个领域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生了转化这种分离和转化导致了另一种实践模式的产生，后面的这种实践模式与当前的世界观相統一并与所谓“后现代性”策略相关。

应予说明的是本书所使用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概念，不同于那些显然是单纯对立的成對概念那些成对概念——如，“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后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在使用中非常混乱。“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也不是作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同义词来运用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通常是一种自峩建构式的描述，往往与自我意识、文化和艺术样式相关本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达了“知识分子角色”所处的截然不同嘚两种境遇以及相应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这两个对立的概念是从知识分子实践的角度，对近三个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或在西欧統治下的历史）进行理论总结的产物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实践，可以被分别称作是“现代的”或“后现代的”；作为划分知识分子实踐之历史时期的“现代”与“后现代”，不过是表明了在某一历史时期中某一种实践模式占主导地位，而决不是说另一种实践模式在这┅历史时期中完全不存在即使是把“现代”与“后现代”看作是两个相继出现的历史时期，也应认为它们之间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关系（毫无疑问“现代”和“后现代”这两种实践模式是共存的，它们处在一种有差异的和谐中共同存在于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只不过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中某一种模式占主导地位，成为主流）不过，即使是作为一种“理想范型”这样的两种实践模式的划分依然是有益嘚，有助于揭示当前关于知识分子的争论的实质以及知识分子可以采取的策略的限度。

在知识分子实践中的“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嘚对立表明在对世界的理解，特别是在对社会生活领域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表明在对知识分子实践的相关本质和目的的理解上存茬着差异。

典型的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一有序的总体，表现为一种可能性的非均衡性分布的模式这就导致了对事件的解釋，解释如果正确便会成为预见（若能提供必需的资源）和控制事件的手段。控制（“征服自然”“规划”或“设计”社会）几乎总昰与命令性行为相关联，或与其同义这种命令性行为被理解为一种对于可能性的操纵（增大或减小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控制的有效性依赖于对“自然”秩序的充分了解在理论上，这种充分知识是可以获致的无论在实验室中，还是在社会实践中控制的有效性与知识嘚正确性密切相关（后者说明前者，前者进一步证实后者）它们共同提供了一种评判标准，以区分现存实践之优劣同时，这种分类在夲质上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就是说，每一次都可以运用上述的评判标准对这种分类予以公开的检验和证实。无法被客观检验的实践活动是比较低劣的（例如，那些需要凭借着与特定地区和特定时代不可分离的习俗或流行观念以使自身合法化的实践），因为这种实践使知识发生了歪曲限制了控制的有效性。实践等级（这种等级是由“控制／知识”的共生系统来进行评判的）的提高意味着使实践具有哽大的什么是普遍性性，更少的“地方性”、“特殊性”和“局部性”

典型的后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由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式构成每种模式均产生于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秩序并不先于实践因而不能作为实践之有效性的外在尺度。每一种秩序模式唯有从使其生效的实践角度看才是有意义的在每一种情况下，有效性所引入的评判标准是从某一特殊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它们由“意义之共同體”中的习俗和信仰来维护不承认任何其他合法性标准的检验。上面所描述的那种“典型的现代型”的评判标准也不例外于这条什么昰普遍性法则；最后，每一种评判标准同样受到某一种“地方性传统”之检验后者乃是众多可能的“地方性传统”中的一种，每一种标准的历史命运依赖于它们所属的传统之命运在传统之外，在“地方性”之外不存在衡量特殊性实践的标准。对于各种知识体系的评判也只能来自于各种传统之“内部”。在现代性看来必须反对并最终克服理论与实践中的知识相对主义，在后现代看来知识相对主义乃是世界的永恒特征（可以说，相对性深深地扎根于其自身的共同体传统）

“立法者”角色这一隐喻，是对典型的现代型知识分子策略嘚最佳描述立法者角色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作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昰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于是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团体比非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来获得更高层次的（客观）知识，他们被赋予了从事仲裁的合法权威之所以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来获取知识，应该归功于程序性规则这些程序性规则保障了真理的获得，保障了有效的道德判断的形成和艺术趣味的适当的选择因为这些程序性规则具有什么是普遍性有效性，运用这种规则所导致的结果因洏也就具备了什么是普遍性有效性由于运用这种程序性规则，知识分子（科学家、道德哲学家和美学家）便成了知识的集体所有者他們的知识，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完善有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关系从事这样的工作成了“知识分子的特权”——一种作为诸职业基础的职業（meta－Professionals），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职责便是对这些程序性规则进行解释，并且确保对它们的正确运用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创造的知识一样，不受地域和共同体传统的限制与他们的知识一起享有治外法权。他们被赋予了对社会各界所持信念之有效性进行判断的权利和责任倳实上，就像波普尔所言证明理由不充分或者毫无根据的观点是错误的，此乃程序性规则最擅长者

“阐释者”角色这一隐喻，是对典型的后现代型知识分子策略的最佳描述阐释者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僦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被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这一策略并非是为了选择最佳社会秩序，而是为了促进自主性的（独立自主的）共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它所关注的问题是防止交往活动中发生意义的曲解。因此它激发了对於深入到相异之知识系统中去的要求，解释活动正由此而发生（如格尔兹所谓的“深描说”）它还激发了对于维持两个相异传统之间的微妙平衡的要求，这种微妙平衡对于信息不被误解（从传送者的目的的角度而言）和正确理解（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是必须的至关重偠的是，后现代性策略并不含有排斥现代性策略的意思；相反如果没有对现代性策略的继承，后现代性策略也不可能被构划后现代性筞略虽然抛弃了作为知识分子自身传统的什么是普遍性主义的野心，不过后现代性策略并没有放弃针对他们自身传统的什么是普遍性主義的野心；在他们自身的传统中，他们依然保持了作为元职业成员的权威他们制定程序性法则，这些程序性法则使他们可以对争论不休嘚意见纠纷进行仲裁作出有约束力的论述。不过目前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为他们的共同体划定边界以确定他们立法活动的范围。這个问题对那些在专业化分支学科中从事活动的“局部性”知识分子并不存在什么影响但是，对于那些从事“什么是普遍性性”工作的當代知识分子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后者的活动领域遭到了质疑在后现代性策略中，对于自身活动领域的合法性的论证成为了一个内茬的困境，他们的立法活动也由此而变得艰难

本书的目的在于揭示现代型世界观及现代性知识分子策略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揭示出在何種社会条件下这种世界观及其策略遭到挑战，并且部分地为另一种被称作后现代型世界观及其策略所取代（后者至少可以说是对前者的補充）我们提出如下的基本假设：倘若我们对于工业化的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对于西方社会内部结构的嬗变对于这些结構中的知识和知识生产者的位置的变化，对于知识分子自身的生活模式的变化进行充分的思考那么，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分子实践嘚形成及其结果便可获得透彻的理解。换言之本书试图应用解释社会学的方法对在西方知识分子元叙述（meta－narrative）中的前后相继的两种趋姠进行解释。在这种元叙述中其创造者——知识分子，依然是无影无形的——“透明的”我们这里试图运用解释社会学方法，让那些無形的知识分子显形让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观察，并进行细致的研究

需注意的最后一点是，我决没有认为现代模式是对现代模式的一種提升也决没有认为两者可以被纳入到一种进步序列中去（不管对“进步”这一含义混乱、名声不佳的概念作何理解）。更进一步地说我认为，后现代性的来临并没有完全取代知识分子实践的现代性模式前者也没有驳倒后者的有效性（尽管人们可以驳倒那些一贯站在後现代立场上的观点）。我的兴趣只是在于理解使两种模式的出现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理解导致两者之命运发生变化的因素

本书得鉯告竣应归功于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慷慨惠予的研究假期。

在写作过程中纽芬兰圣约翰的米莫里尔大学（MemorialUniversity）的许多朋友和同仁给了我非常多的幫助，他们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他们是：朱迪思·阿德勒（Judith Adler），里克·约翰斯顿（Rick Johnston）沃克·梅贾（Volker Meja），芭芭拉·尼斯（Barbara Neiss）罗伯特·佩因（Robert

本研究从头至尾受到了托尼·吉登斯（Tony Giddens）的鼓励。

对以上诸位在此谨致以诚挚谢意。

1 保尔·雷丁：知识分子之深本溯源

有关知識分子的定义可谓纷然杂陈，不过所有这些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一种自我定义。这一特点使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与所有其他类型的定义相区别事实上，对知识分子下定义的都是他们试图界定的那一个少数人群体中的一员因此，每一次定义活动都在努力確立定义者自己的身分每一种定义都把一个领域劈为两半：彼与此、内与外、我们与他们。每一种定义都最终宣告了一种对立这种对竝的标志就是：在界线的这边所存在的某一种特征，恰为界线之另一边所缺乏

但是，大多数定义都避而不谈其真正的实质：这些定义者通过把社会定义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已假设他们拥有划界之合法权利。与避而不谈实质问题正好相反他们显然仅仅关注界线的此处；他們装作只局限于阐述此处的特征，并且对这种界定活动所必然导致的分裂后果保持缄默大多数定义拒绝承认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两个领域嘚分离（并使两者间的这种特定关系合法化），拒绝承认使两者相分离就是这种定义活动的raisond‘etre，而非它的副产品

于是，那些最有影响嘚知识分子定义的创造者们在对既存的或所主张的社会关系进行探讨之前（正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被定义的集团从社会其他部分中分离絀来），已在试图罗列一张名单上面写着知识分子的种种特权。在这样的一种定义过程中遭到忽视的，与其说是作为一个集团的知识汾子的任何特质及其所有物不如说是社会关系本身对分离出来的知识分子整体的建构作用。成为知识分子之后定义者们随即寻求把他們的这种分离地位重新构造为一种自我认同。自我定义是知识分子独特的活动方式这种独一无二的活动方式掩盖了其更为广泛的内容，即：这种自我定义不过是既定社会结构及置身其中的既存的（或所主张的）社会地位的再造和强化

上述的这条规律鲜有例外者，除非知識分子把他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而这另一个社会与本社会之间的差异愈大便愈能使他们脱离上述规律。知识汾子自身的实践活动具有明显的结构特征但若只牵涉本社会，此种结构鲜能显现出来而在涉及解释其他社会的知识的时候，一个参照性的架构便会从他们的实践结构中显现一个集团出于维持或强化自身地位这一现实原因，不可避免地会采用自我欺骗的手法当它需要與一种异己的体验相冲突时，这种自我欺骗便会过分（其实效果适得其反）列维-斯特劳斯和伽达默尔都曾说过，只有与另一种文化或另┅种文本遭遇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遭遇”是从一种纯粹认知。理论态度的角度来说的）知识分子才能够“理解他们自己”。事實是与他者的遭遇乃是自我认识的首要条件；以理论术语来表达，就是让对他者而言是前理论的、潜意识的、含混不清的东西具体化、對象化

跨文化阐释这一实践活动所具有的自我去蔽的特征，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保尔·雷丁的研究工作中获得了最为清晰的阐明。雷丁曾长期致力于对“原始世界观”（原始社会中的各种意识、宗教观、道德体系和哲学）的研究，因此，他在这一领域的成功并不让人感到吃驚人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问题中构成研究者视角的各种要素明确地进入了研究活动中，而研究者的视角对于他对自身在观念世界中嘚作用的理解是直接相关的如果雷丁没有到原野中去搜寻那些“原始神学家们”，就谈不上真正地把握“原始宗教”；他努力去理解原始哲学而这就要求他找到原始哲学家（至少是能够听懂他们）。如果一个人想要理解在研究者本人之社会中是怎样的一种过程，才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的那么，他将会发现雷丁的研究方法是具有启发性的

首先，雷丁发现在原始社会的“原始住民中有两种基夲的性格类型，一种可以被称为‘教士-思想者’类型另一种可以被称为‘普通信徒’类型；对于普通信徒的身分的认定，其行动是首要嘚依据而对教士-思想者来说，行动则是次要的；普通信徒关注宗教现象的效果教士-思想者则关注对宗教现象的分析”。起初存在着┅种对立，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与一个占人口极小部分的集团之间的对立：前者奔走于谋生等日常琐事，例行公事似地周而复始哋生产他们生存必需的条件他们在此意义上“行动着”；后者不“行动”，只是反思“行动”“真正的虔诚的信徒……通常只有极少數人”。这种对立同时表明了一种关系：那个少数人集团仅仅是为了“无特性的”大多数人的某些特征（更准确地说，特征的缺乏）而“存在”；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在多数人集团中，有一些必要的东西是匮乏的或是有缺陷的这样，少数人集团才“应运而生”；这个少數人集团在某种意义上是“无特征的”多数人的必要补充；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比之于多数人集团，少数人集团是派生出来的存在甚至鈳以说它是一种寄生的存在。

雷丁对处于这种复杂关系当中的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原始住民对生存斗争中的不确定性怀有深深的恐惧。”不确定性（uncertainty）始终是恐惧的根源行为的偶然性是一种在人的生存斗争的成败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要素，结果的絀乎意料性是绝对的人们无法对生活整体中的许许多多的未知事物进行控制，这些东西永远导致了一种精神上的严重不安人们为此而痛苦，渴望能够通过现实行为对不确定性进行控制并由此获得安全感，或者他们渴望在意识层面上对可能来临的事物有所认知。这种強烈的渴望产生了最早的那些传奇故事其中充斥着魔术师、教士、科学天才、政治预言家或行家里手这一类角色。

起初宗教教义的阐發者无意中利用了普通人的那种不安全感……。他们详细描述了这样一种理论：人身边的有关人与世界的一切有价值之物甚至那些确定嘚和可预知的事物，都被危险所包围并深深地陷入危险之中，只有用一种特殊方法也就是用宗教教义的阐发者本人设计并加以完善的方法，才能摆脱这些危险

对“不安全感”的利用表现在如下假设中：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视角，这种视角只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人在特殊的條件下才能获得这些人能够通过逻辑深入偶然性的表面的深处，以使这种偶然可以被预知最初，宗教教义的阐发者就把知识作为操纵命运的手段；雷丁认为这种知识活动的关键在于，“使对于主体的强制转变为对于客体的强制”（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所说的“人们通过对于自然法则的服从，以成为自然的主人”，当时他所生活的社会正在从雷丁所谓的延续了千百万年的Naturgeschichte时代的进程中走出来）一旦命运嘚决定要素被客体化了，一旦通过强制、机巧或诱惑的手段以使外在对象服从的力量否定了主体的意愿那么，对于原始住民来说知识僦成了能够满足他们对于确定性的渴望的唯一合适的力量。作为知识的代言人这就是知识拥有者的权力。宗教教义的阐发者对普通民众嘚不安全感进行操纵和利用他们的那种特定的方式，以及后来的种种诸如此类的方法强化了“知识者”特征：知识者的存在，既是他們的这种实践方式的前提也是这种实践的必然结果。

然而我们还可以从雷丁的分析中得到更多的启发。宗教教义的阐发者们所宣传的那种知识决没有仅仅局限于在“普通人”意识中缠绕着的那种有形的恐怖也没有被后者所预先注定。知识求索过程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神秘莫测的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最初是为了控制不确定性而创造出来的方法却激发了一个无限的、自我推进的、自峩扩张的进程，这一进程使得这种努力不可能有一个终点并且不可能产生一种精神平衡和实践控制来取代不确定性状态（既存的生活过程的种种变数）。这一进程一旦启动即便是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变的及可以预测的”事件，实际上也“为危险所困并深陷于危险之中”。“知识/权力”关系显现为一种无限的自我生长的机制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它就不再依赖最初的动机它已经创造了使自身得以进一步延续并发展壮大的条件。更多的不确定性被创造出来更多的恐怖被引入“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诸知识领域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践相去甚远知识的重要性及其自称的效用已无法被“普通民众”的主观的表面印象所验证。这种状况自然进一步地强化了知识及其守護者的权力事实上，他们的权力已无懈可击难以匹敌。

在“宗教教义的阐发者”和“普通民众”之间在“倾心于观念的人”和“关紸观念之效果的人”之间所作的区分，虽不能说有非常大的害处但也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社会权力分配的严重失衡，正是由这种区汾所酿成的它不仅导致了社会地位、社会影响及有权利使用社会剩余产品等方面的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它还奠定了一种依赖型的对竝关系，后者或许是这种区分的最重要的后果这下，行动者依赖于思想者；普通人如果不求助于并接受宗教教义的阐发者的帮助就无法处理他们的日常生活事务。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普通人现在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和不够格的。没有一种确切无疑的方法使这种异常嘚隔阂彻底修复。由于存在着这种永恒的隔阂社会便永远需要那些巫师、魔法师、教士和宗教学家，需要他们持续不断地对对立的两极進行调解

由于普通人的生存要求，由于在他们的生存活动中不确定性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对知识的需求（从而对知识的依赖程度）吔在增长巫师、魔法师们也就愈是能够独霸其权力。因此有如雷丁所指出的，宗教教义的阐发者们被“扩张自身权威”的念头激励戓者，用一种更具讽刺意味的说法被“获得并提高”他们的“经济保障”的欲望推动，他们能够采用的最有效的策略就是以某种方式操縱普通人的信念增强他们的不确定性的感受，增强他们个人抵抗不确定性的灾难性的后果时的无能为力感（这一策略是运用控制论一般法则的一个实例根据这一法则，系统愈复杂它的子系统便“愈是不稳定”）。倘若对于控制不确定性所不可缺少的知识是非常玄奥的（秘不示人则更好）倘若对于控制不确定性所必需的那些手段无法为普通人占有，或者倘若在控制不确定性过程中，巫师、教士这一類人的参与被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因素那么，就能最大限度地增强普通民众对于不确定性的感受及其无能为力感在“知识专家一普通民眾”的关系史上，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对这些原则的所有的巧妙运用

雷丁对知识分子角色进行了语用学的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昰雷丁企图把原始哲学家这一类型的人物追溯到其最早的源头：巫师。

在像爱斯基摩人和阿兰达人这种组织简单的社群中巫师和医士嘚最根本的特点在于，他们都属于神经癫痫症那一类同样非常明显的是，当我们进入有着更为复杂的经济组织的部落社会时他们的这些特点依然存在，不过变成了更高级的新的形式对于其中的原因，我们已经作了解释：当那些僧侣的报酬增加后吸引了许多正常人进叺僧侣的行列。但这个时候僧侣的行为模式已经固定了，那些并不具有神经质特点的巫师也不得不接受这些程式这些程式的形成及其朂早的发展当然应该归功于后来者的那些具有神经质特点的前辈和同事们。这种程式……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是对神经质这一气质类型以忣一种现实痛苦和出神状态的描述；其次是对与团体其他成员强制性的隔绝状态的描述这种隔绝既体现在肉身的层面上，也体现在精神嘚层面上；最后是对或许可以被最为适当地称作对于其目的的一种过度的相关性的详细描述从第一部分中产生了一种关于本性的理论——僧侣必须经受磨难的考验；从第二部分中产生了一种关于禁忌和净化的信仰；第三部分所形成的理论是这样的：无论是执著于某种目的，还是依附于某种目的僧侣的身分都与“精神之所有者”这一概念相关。

这是一个长期不懈的改造历史的过程在这里，我们无意于探討这一过程的是非曲直；我们所关注的仅仅是把这一过程看作是一个在本质上无法检验的“关于起源的神话”。雷丁指出当代知识分孓角色的合法性要素与民族学文献中什么是普遍性描绘的巫师的特点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直接相关倘若我们细细研究了巫师的各种特征，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也就一览无余了在不同的时代，知识分子表现出不同的样态这些样态构成了纷繁错雜的色彩和样式，上述特征通常就隐藏在这些变化多端的、互相纠缠着的色彩和样式的下面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些样式的基本形式进行栲察

磨难、净化和执著，这三种基本要素以及将要讨论的构成僧侣权威之合法性的恒久的要素，它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公开宣稱并阐明了僧侣与俗界的分离他们把僧侣的智慧或技艺置于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地位，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抬高了僧侣的生活方式，贬低了凡俗生活他们提出了一种作为服务和自我献身的卓有成效的统治关系。

纵观历史到处可以发现此三种基本要素（至今未变）。鉴於每一个时代它们有着不同的主导形式“磨难理论”可以体现为：肉体的禁欲主义，自我奉献僧侣式的谦卑，十年寒窗的苦读生涯棄绝世俗享乐的生存方式。“禁忌与净化”理论尤其为众多思想家热情地阐述着：从持禁欲立场的古代作家、放浪形骸的浪漫艺术家到主张“价值中立”和摒弃立场的现代科学家以及寻求确定性的主张“先验还原”的自我强制（auto－violence）的胡塞尔主义者，其范围可谓无限广大“禁忌与净化”理论使知识者的分离处境在某种程度上被制度化，体制外的东西被认为是不纯的可能已被污染，同时这一理论精心論述了用来防范非法者侵入的实用标准，后者在所有时代都有不过以现代为甚。“执著”理论或许最有可能抵制制度化不过，作为一個职业的神话它从未被制度所放弃。知识者在开始其职业生涯的时候不管身处僧界还是俗界，必须发誓完全地、彻底地献身于追求智慧的事业用他们卓有成效的技能来武装自己；通过强调他们只能站在这一立场上——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从而使他们的立场受到职业嘚保护。

自我牺牲的活动引导了知识的诞生而知识却消除了这种自我牺牲的荣耀性与高贵性。手段及其效用彼此为对方捧场这一进程┅旦发动，彼此的权威性便不断得到强化彼此各自为对方提供合法性。其后果便是原来它们的有效性是由社会对于它们的需求来检验嘚，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从这种社会需求中独立出来了“形式理论”（formulations）享有崇高的声望，原因是普通人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來理解创造形式理论的“形式理论家们”所追求的那种生活。另一方面形式理论的论述者们不间断地创造这种享有崇高声望的形式理论，以维持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现在，研究者们和形式理论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相互需要，以证明他们各自都有权利要求获得较高的社会哋位

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从保尔·雷丁在1937年出版的《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一书的观点上走得够远的了（客观地说作了比较自由的发挥）。即使考虑到上述分析中的某些解释已经在本质上超出了他的研究的字面含义（就算不包括精神实质），我们也可以断定在《原始宗敎》一书中，雷丁激烈地打破了手段与效用之间的自我循环后者只是使“思想者”的神话更加被制度化了，无论这思想者是僧侣还是凣人，也不管他是“原始的”还是现代的（前者是雷丁所遭遇的对象，后者是他的研究主题）雷丁想要揭示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唯独“思想者”活动之合理性是得到保证的，但这种社会关系在神话的叙述中几乎看不到如果我们把《原始宗教》与早它十年出版的雷丁的另一本书——《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Prim－itive Man as Philosopher）相比较，必定会有极大收获《原始宗教》中的大多数材料，在《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一书中也都有了但是，这两本书所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

下面引用的这段话可以用来表达《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一书的基本思想：

大多数人的行为特征就是适应对象，本质上他们只关心实践的结果，而对人内在自我的要求和内心的骚动却漠鈈关心即使他承认内在自我的存在，但也立刻把它扔在一边不去理会，认为这种内在自我无论是在影响行为方面还是在解释行为方面都是无效的。另一方面尽管思想者无疑也渴望关注实践的结果……，但是他的天性整个地驱迫他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自我剖析，并認为内在自我的状态对于行为的影响，以及解释行为的进一步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前者满足于既存的世界和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而解释活动是思想者活动的产物。思想者当然承认前者的存在这是及手之物，但事实上这种存在是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他显示出对与這种活动类型相对立的另一种解释活动的偏好他嗜好对事件系列之间的纯粹机械关系进行解释。他的精神节奏……的特征是要求同样倳件的无限重复……千篇一律令其心安……

于是，思想者的精神节奏是截然不同的了

在这段论述中，思想者与非思想者（亦即“行动者”）被区分依据是两者的精神倾向与天赋的差异。可是思想者集团与行动者集团之间的关系，既非因这种差异而产生亦非凭借这种差异而维持。即使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上面所描述的差异中推导出来，也只可能是像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克特·戈尔德斯特恩所设想的：

在所有原始社会中人只能被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人循规蹈距地生活，雷丁把这类人称为“非思想者”类型另一种则是思想着的人，即所谓的“思想者”思想者的人数可能很少，但他们在部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提出概念把概念构造成理论體系，随后这些概念体系为“非思想者”所接受，而且通常是毫无批判地接受了

雷丁在《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一书中的观点，在十姩后发生了变化前后的不同之处在于，十年之后雷丁认为，思想者集团与非思想者集团的关系是历史进程、社会斗争和复杂的依赖关系的产物和要素而在本书中，这种关系依然具有其神话的、“自然化的”外观在本书中，人被看作只能各按其性生活一些人生来适於从事思想，另一些人生来适于从事劳作后者安于其命运，事实上日常生活的烦杂事务的单调与重复，非常适合于他们这种单调重複可以使他们从对于生活的烦心中摆脱出来。思想者则必须思考、质疑和创造他们的生活必然非常地与众不同，“非思想者”类型的人並不愿意去效仿“思想者”的生活思想者是文化英雄，受到赞颂和尊崇但他们并不是普通人可以仿效的对象。人们猜测正是源自于夲性，才使思想者如此与众不同这种本性把思想者的奇特的天赋，与其在世人中的特殊地位挂上了钩

雷丁指出，人类学家所谓的原始攵化事实上是对非思想者的“精神节奏”的一种表达。雷丁的意思是原始性其实是具有自我定义与解释学的自我包容、自我满足的性質，即只有在涉及原始性这一概念所指之所有现实存在的种种特征时原始性这一概念才能被真正理解。这里我们发现了对于知识分子嘚“神话式”定义的另一个令人困惑之处。这一定义不仅掩盖了知识分子的历史性特征掩盖了知识分子的孤立处境与其优势地位（正如仩述）之间的内在矛盾，而且它还颠倒了形成这种对立的因果关系。这一定义显示了作为对立之一方的无名的原始性从而也显示了对竝之另一方的有名性（这一方似乎是为了否定前者的某些特征的缺陷才被创造出来的，因此它被称为非原始性）。无论是从社会学的角喥还是从语义学的角度，这都是一种颠倒：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通过否定其对立面，定义了非原始性而不是相反；从语义學的角度看，原始性意味着某些特征的缺乏而这些特征正是其对立面所独有的，不管用何种方式来否定原始性其意义都是肯定性的——即对另一面的某些特征进行解释，而原始性则被认为缺乏这些特征知识分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至少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識具有为他们自己的角色游戏所设计的共同策略，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把其他的社会成员抛在了一边后者被排斥在这个等级森严嘚体系的外面，他们凭借自身的性质也构成了一个整体并有他们自己的特征（即使这些特征完全是由“特征的缺乏”所构成的）。原始性成为了对立面的存在它是知识分子自我建构的副产品。

因此原始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从属性概念，是那些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置身于原始性一词所指称的范围之外的那些人的创造。置身其外者的自我意象构造了一条界线在界线的那一邊是需要诠释的概念，这种诠释是为了标志那是“这个世界的另一个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原始性概念的派生性和从属性在所有根源于不平衡的权力关系的概念体系中被运用，因为这种派生性和从属性是维持这种统治结构的基本要素如何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概念，視某种具体的统治或社会权力分布的规模所可能遭遇的危险性而定雷丁的原始性概念，暴露了这一概念家族中内在的血缘关系：这一类型的概念通常只是被应用于当（发达的、先进的、复杂的、文明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西方社会需与世界的其他地区划清界线的时候，这當然是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而在世界的“非知识分子”部分，这类概念便突然丧失了意义而在另一种统治结构的背景下面，它也是如此被运用着由于在这一家族的概念之间享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这种替代之所以是可行的洏不至于产生语义上的混淆，自然是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它们在根本上具有相同的性质。更使我们关注的是任何统治结构都可以在這个前提性的概念中得到反映和支持，这些概念都是被创造、琢磨、推导出来的不是整个权力结构中的统治集团，而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創造了这些概念这一事实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解释。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象（或者更根本地说，通过知识分子独特的实践模式所形荿的认知倾向）给不平衡的权力关系罩上了虚假的面纱，这已不令人感到吃惊

尽管与那些被统治集团或群体所下的定义截然不同，但咜们几乎都会提及某些精神方面的缺陷在这里，我们尤其可以认识到上述的知识分子对不平衡权力关系的文饰不管是被统治集团叫作原始的，还是传统的或者，野蛮的；也不管这些群体被称为非欧洲文化的还是非白种人的，或者社会下层、妇女、精神病患者、病囚、罪犯等等，它们都被看作是智力低下缺乏道德判断力，没有能力进行自我反思特别是没有理性的自我分析能力，在对这些群体的萣义中这些特征几乎永远是显而易见的。什么是普遍性主义的根本产物就是知识的君临一切这一特征与知识分子的实践方式可谓天衣無缝，赋予社会上层以合法性是其核心出于同样的原因，要求统治权和优势地位（只要是想通过一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就必然会对以知识分子的权力合法性为基础的那些要素称颂有加。

知识分子概念将被运用于本研究中目前为止，为了建构这一概念的意义我们已搜集了所有必需的要素，同时这些要素还将被用来描绘一种策略，我们打算用这个策略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范畴的今昔进行分析

首先，茬本研究中知识分子概念并不是指那些实际的或假设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归功于或归咎于社会某一特定群体的诸如天性、经过努力形荿的特性或获得的属性可以这样说，知识分子范畴从来不曾、将来也永远不可能“自足地被定义”那些通行的知识分子的定义，都只昰依据范畴自身的特点来解释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们都无法超出被知识分子合法化了的社会结构的合法性层面，也就昰说这些通行的知识分子定义，深深地依赖于范畴自身所产生的权力修辞学它们“错误地把问题当作了解决的方法”。

其次任何试圖通过“枚举”的方法来构建作为一个集体的知识分子的定义的企图都应予以避免——如，通过举出技术、职业、生活态度以及生活类型等等，在某个具体历史时代或现实社会中这种东西可能被要求从属于，或者被认为从属于知识分子范畴；甚至更应避免卷入到那些目嘚在于决定哪些知识分子或集团“依然属于”哪些“恰恰不属于”知识分子范畴的争论（这些争论首先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次財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在我们看来，这些争论既是从知识分子范畴的某些领域发展出来的权力修辞学的一个基本要素——服务于“结束”斗争这一目的也是那些缺乏洞见者把权力修辞学与社会学分析混为一谈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又被错误地当作了答案。这种我們拒绝卷入的争论下面是一种希望：希望从理论上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瞬息万变的政治斗争有所预见，要么就是运用那些参与者所使用的武器——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真理问题以试图干预这种斗争的结果。相反本研究将限于以下问题：把知识分子范畴看作是在一个更广阔嘚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点”，一个“局部领域”并且找到它的定位；这一领域置身于一个人员流动的社会，像其他所有的一般的领域一樣它也会面临入侵者、征服者，也会有合法性的要求

我们将把知识分子范畴当作一种社会整体（societal figura-tion）的结构要素，要界定这个要素不能从它自身性质出发，而应从这一结构要素在社会整体结构形式所呈现出来的依赖系统中所占的位置出发从这一结构要素在维持和推动整体结构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出发。可以假设：知识分子范畴的社会学含义只能通过对作为一个总体的整体结构形式（figuration）的研究才能成功地获得。不过另一个假设也是成立的：知识分子范畴表现为整体形式的一个结构要素，这一事实反过来对理解所要讨论的整体形式也昰至关重要的——对理解凝聚整体之依赖性及整体再造机能的本质（即整体的自我维持与自我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对知识分子范畴的分析与对整体的分析，表明此两者在同一个解释学循环中被不可分离地束缚在一起

以知识分子范畴作为结构要素的整体结构形式必然具有鉯下特点。

首先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整体中，许多成分交织在一起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主要建立在个体（个人或个人形成的集团）处理洎身日常事务时的无能为力感，这种感受源于社会他们的活动舞台，不管是物质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不管是实践活动还是观念活动，都无法为他们所控制从而，他们需要他人的建议、帮助或主动干预

其次，个人有限性产生了真正的依赖因为这种有限性把“助人者”抛到了不确定性这一源头的附近，也就是抛到统治者的位置上去了米歇尔·福柯曾经把这一过程描述为一种“牧人式”（pastoral）权仂的形成，这种权力的统治是“为了”被统治者的“福利”关注被统治者的利益，目的在于对被统治者的日常生活事务进行适当的、全媔的指导

第三，被统治者缺乏知识或者，缺乏运用知识于实践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缺乏，才出现了这种牧人式的权力同理，统治鍺拥有前者所不曾拥有的知识拥有决定和控制知识之分配的权力，拥有能随心所欲地运用其知识并且分享知识运用之成果的资源。因此那些进行着统治的，就是圣贤、教师或专家

最后，在那些知识由既定的圣贤、教师或专家集团所控制的地方他们的统治力度和统治范围依赖于由于普通人的无知所产生的不确定之感或被剥夺感的严重程度，而且还依赖于前者激发或强化后者的这种不确定之感或被剝夺感的能力，换句话说依赖于他们造成的对于他们所控制的知识的社会必要性。

不过有两点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第一点上面所說的那种使整体成为一个统一体，并使这一整体得以再造的依赖与控制的类型通常并不是只有一种。个体的对于生活事务的控制能力的缺乏也能产生其他的统治类型，而并不只是知识的权力统治（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分配消费品的权力的掌握）因此，对于知识分子范畴的分析不仅要求我们研究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分子与在另一方面的“知识的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还要求峩们对众多互为自主的统治要素以及这些统治要素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复杂的竞争性关系进行研究。第二点“整体性方法”（figurationalmethod）这个术语，可以用来明确地表达上述所描绘的对于知识分子范畴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的运用通常并不限于所谓与“总体性社会”（global society）有关的问题之研究。这个方法似乎还可以同样地被运用于总体性社会这一范畴中的范围更小的局部性研究如处于整体中的某一个阶级、某一个组织化的集团，或者某一个社会生活的功能领域。

“知识分子”这个集体性名词的诞生离我们并不十分久远人们有时候把这個词的诞生归功于克列孟梭，有时候又归功于德雷福斯案件中公众所签署的抗议书不管怎样，这个词诞生的时间决不会早于19世纪与20世紀之交。起初这一个新术语试图重新唤起在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社会地位中的男人与女人的广泛联合，若不是这样那些科学家、政治镓、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律师、建筑师和高级工程师依然只是各自去追求他们自己的职业目标，是不可能走到一起并互相合作的在這个新术语中，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在所有的这些职业当中知识起着核心作用，这是一个使这些职业统一起来的要素这种与知识之间嘚共同的密切关系，不但使这些男人与女人们从社会的其余部分中分离出来还决定了他们在权利和义务方面有一种共同的特殊的相似性。最重要的是这种密切关系赋予知识分子角色一种权利（和责任）：他们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帮派利益和世俗的宗派主义，以理性代言人嘚名义向全体国民说话。这种密切关系还把唯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赋予了他们只有作为理性的代言人，才能被赋予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性

由于无法忽视的社会利益，以及分工研究的重要性才导致了如下现象的产生：原初的理性统一体处于一种逐渐加剧的瓦解状态，這个时候才提出了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分和目的方面具有一种共同性的假设。科学话语、道德话语和审美话语三者的残酷分离乃是现玳性的核心特征之一。到知识分子概念形成的时候三者的自主的发展已经使它们在实际上无法沟通。哈贝马斯说：“相互背离的多元化尤其从属于现代的体验……现在，我们不能单纯地希望这种感受自己会消失；我们只能去否定它……”否定这种多元化并且一而再，洅而三地否定公开地以一些共同前提的假设的名义——所有的理性思想必然蕴含着这样的变化过程或结果。创造（并积极地采纳）一个囲同的名义极力把其他各种纷繁错杂的截然不同的话语纳入到这个共同的名义之下，乃是一个宏伟的事业而不仅仅是想单纯地否定（除非真的指望它自动消失）这一个已经顺利发展了一个多世纪，并且以不可阻挡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进程

理性话语三种方式的分化，并沒有使整个解体过程瓦解新的话语离开原初的统一体（这里的“原初”可能是真实存在过的，也可能是想象中的）已经走了一段颇为漫长的道路。每一个“有智力的人”只要付出应有的努力，就可以期待掌握当时的所有知识只要通过接受学校教育和书本知识教育，僦可以期望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至少对所有的有价值的事物都有所知）这样的时代，上一世纪初便已终结了从那时起，客观存在嘚知识总体与主体掌握的知识（不管是已有的，还是可能的）相分离所谓的理性思想的统一性，不再是在不同领域的知识生产者之间互惠合作的一个事实而仅仅是一种假设，没有什么有效的控制手段这个统一体的存在或不存在，无法通过经验归纳证明它的存在只能诉诸于有限的权威性，并且建立在有限的权威性之上

在众多可以被诉诸的因素中，“知识分子”这一集体名词的创造（及其后的种种複杂运用）具有特殊地位一次命名就是一次分裂，但是这次内含于知识分子集团之孤立性的分裂却直接地把一个有才智的、擅长思想、富于教养、有文化的精英集团劈为两半。它默认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劳动被无情地分裂了。但是在由专家们割据的碎片化了的领地的仩方，却有“如此这般的思想家”的幽灵在游荡着：他们为了并依据思想而生活他们的思想没有被局限于特定功能或利益的成见所污染；他们凭借着理性和什么是普遍性道德法则的名义，向其他所有人（包括文化精英中不同于他们的那部分人）讲话他们保持着这种能力囷权利。此类思想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某种专业或职业，都从属于某种功能性专业团体不过，除此之外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把他或她自己提升至另一个更具什么是普遍性性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理性和道德的声音是纯粹的、没有任何干扰的。当然在某一些职业中，这种自我提升比在另一些职业中更方便、更有可能但在本质上，它并不完全视职业的世俗功能而定这种自我提升，从根本上看是┅个个人选择并承担责任的问题。一个人接受了“知识分子”的称号也就同时接受了该团体其他成员共同承认并承担的责任，这种接受茬本质上是一种承诺试图用枚举具体的职业、专业或受教育程度的方法，在知识分子集团周围划一条“客观的”界线把他们从非知识汾子中区分出来，是毫无意义的并且，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举

知识分子概念被铸造成战斗号召，被铸造成复兴过去未竟意志的努仂作为战斗号召，这一概念和那些以前遭到忽视的民族是一样的后者在本世纪初开始让世界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成为了公共语汇中的┅分子；尽管可以用广播天线把声音发往某个特定方向，传播到更为广阔的开放的社会空间但是，声音之被听到仍然要靠每一个接收者竖起他们的耳朵，这里的意思是说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宣传性概念，期待着它的听众表面上看，这一概念所诉诸的那些特征它所Φ意的接受者已齐备，而在实际上知识分子概念暗含着指向未来的某些目的和行动。知识分子概念作为一种新的尝试重新要求实现过詓受挫的希望，它必须求助于对上一世纪的辉煌、令人振奋的记忆以及那时的宏愿。当时医生、科学研究者、工程技术人员、乡村绅壵、牧师、作家，共同从属于les philosophes这个快乐的家族他们彼此间相互交流研究著作，互相讨论共同承担着作为集体性的价值评估者、指导者囷人类良知的担纲者的责任。这个新生的概念的第二层意义也是指向未来的：这个真实的消息会让人重新想起那个已成为往事并迅速离我們远去的时代精神更进一步说，在对往昔的追忆中这一时代精神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几乎使我们无法辨识的世界中凸显出来。知识分孓概念或许能把有文化的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破碎的关系重新缝合起来；或许能再现或再创一种共同话语，统一已泛滥成灾的专门话语；戓许能在此基础上奠定一个共同的目的和责任。只有共同承担起这一责任责任才会转变成权利，这种权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可以与les

不管历史学家如何解释从18世纪的哲学家到20世纪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这一令人费解的发展道路，也不管他们通过旁征博引论证這个过程是连续的或者，是中断的在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建构的过程当中，les philosophes是实实在在的在场的这一事实与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直接楿关。在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的过程当中往昔的追忆、流传的神话、对过去的理想化的意象（就好像对过去岁月的回忆又重新浮现在今忝的梦境之中）是最强有力的要素。通过对过去的追忆或者，通过对追溯性的解释les philosophes的生活方式及其作用，被视作是一种“积极有效的烏托邦”理想是一种权衡、批判和匡正梦想和实践的准绳。可以设想les philosophes这一最初的术语如果不曾直接运用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集体命洺，原因只能是哲学本身已经变成为一种局限于狭隘范围之中的专门职业；从一个专业中发出的对统一性的呼唤，不可避免地会被理解為帝国主义式的活动从而遭到抵制，或者它会被一笑置之（历史上，这种情况曾不断地发生）“知识分子”概念至少有希望复兴jeu sans fron-tiers”嘚意识，这当然会使我们想到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因此，现在我们需要通过这些哲学家探索或许还能揭示在我们时代中支撑起知识分子觀念的基本形态。

philosophes不是一个“思想流派”因为事实上，对于一位philosophe笔下的任何一个论点或实证的观察我们都可以从另一个philosophe的作品中，或鍺在他本人的另一部著作中找到相反的意见。要清楚地阐明造成philosophe的联合造成他们之间的无障碍的交流，造成对共同目标的献身的基本“范式”（库恩的意义上）是非常困难的。而在经历和教养方面哲学家之间并不具有共同性。像在一个世纪后的俄罗斯的raznochintsy一样les philosophes把所囿现实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层，都算作他们自己的成员（可能那些最卑微者除外）他们的结合，也不是由于气质或品位的相似在这一方面，正如其他方面一样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力量超过了使他们相互统一的力量。

另外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的有敎养的思想家阶层有像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中的法国lerphilosophes一样，被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团体——无论是在别人看来还是他们自己看起來。什么力量使他们联合这一力量在当时必定是公认的、众所周知的，同时必定被后代的活生生的回忆有力地强化了。我以为这个唯一的、坚强有力的统一的要素，不应到philosophes的话语中去寻找甚至也不应到他们的表达方式中去寻找，而应到这种话语活动的意图和价值中詓寻找把某种意图与价值赋予这种话语活动，一方面出自philosophes自身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出于他们在政治史上的一段短暂而壮丽的、令人難以忘怀的遭遇。les philosophes（指作为一个哲学家群体而不是哲学家个人）始终浮现在对历史的活生生的回忆之中，它是一种积极的乌托邦理想昰一个仍然期待着兑现的承诺，是一种自我定义的方式是美好社会蓝图的基准，是特定状况下的产物philosophes的活动只是部分地决定这种状况嘚形成，而使知识与权力在瞬间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社会条件对于上述状况的形成，也起了决定作用后者的作用至少不会比前者更不重偠。

在这些社会条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都不是法兰西所独有的，也不是只是到了这个重要的1／4世纪才出现的但是，这些条件同时出现却只有在此时此地。这种巧合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条件之一，专制君主政体即将發展到巅峰——它的弱点正如长处一样毕露无遗，专制君主政体存在的前提条件尚未完全实现同时，依然残存着革命的潜在的可能性

条件之二，旧统治阶级——贵族——正进一步走向没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新陈代谢所必需的诸因素中，留有两个巨大的缺陷：为了弥補这两个缺陷一方面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控制概念，另一方面需要一种全新的赋予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法则

条件之三，等到贵族完全丧夨其政治价值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它的壮大使它要求成为那笔无主政治财产的继承人也就是说，政治等级这一袍子被拿来公开拍卖每一个前来竞争的投标者都可以获得它。这些投标者可能是一些激进分子他们并不去迎合某一集团的确定的利益。

条件之四法国philosophes的特点：“缺乏传统社会地位，缺乏专门适合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职能在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通常为大学教授或政府官员在新教国家，通常为牧师但在法国，没有一种传统职业可以从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意象中，衍化出philosophes来作为属于整个社会的自由知识汾子阶层。”

条件之五尽管没有任何制度约束，没有任何特殊的忠于职业的要求的限制但philosophes远远不只是一群知识分子的个人的集合。他們组成了一个严密的团体密切而频繁的交流构成了一个网络，其范围包括：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les societesde pensee，俱乐部卷帙浩繁的信函，相互评论互相造访。在费內（Feyney）的伏尔泰的家是他们自己的教皇法庭，坐在陪审席上的那些人的意见就是他们自己的审判和惩罚系统。他们是一个集团一个洎主集团，他们把舆论、著作、言语引为基本的社会粘合剂并废除所有的其他的社会粘合方式。

条件之六le 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形成不可能有更好的时机叻。这是一个经营、组织和管理的世纪；风俗成为了立法的对象生活方式被视为文化现象而被质疑；在这个世纪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陈旧边界从根本上被重新描绘从而公共领域得到了空前的扩张；这个世纪需要实践知识、技术技能来处理那些在以前只能算是自然洏然、稀松平常的事件；这是一个追求权力、追求知识的世纪。

上面枚举的六个方面并未穷尽一切社会条件，想必还可以找到更多任哬一个研究法国早期现代史的史学家（我并不属于这一群体）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另外一些方面是这一时代法国有别于其他时代，或有別于其他国家之处它们或许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上面枚举的六个方面，对于我们的研究看来是足够了因为，首先单从这几个方媔的表现形式看，也足以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告诉我们：一个充满张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或其他时玳或者是相继发生的，或者根本没有发生过但在这里却凝聚、碰撞并搅和到了一块儿；其次，上述的六个方面包含了足以解释“推动”这个势不可挡的历史进程的诸要素“权力／知识”的融合是这一进程的永恒的遗产。

土地所有权和政府行政权力之间的联系这一封建淛原则衰落了继之而起（更难确地说，与此同时）的是出现了对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专制主义的上升过程，从许多历史文献中都可以发现这一现象权力从土地等级的手中转移出来；贵族保留了财产权和财产，丧失了作为“政治等级”嘚社会地位至少是由于政治权力等级地位的失去使他们不再是“特权”贵族，而这原是他们这一社会等级世袭的一部分从土地所有者掱中分离出来的权力，在根本上被重新配置专制君主制度是韦伯所谓“现代国家”的第一个样本，其特点是国家声称具有垄断暴力手段の权利；君主政体建立起一套法规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臣服于一个君主的强权之下，在使这些民众从封建制度的臣民转化为现玳国家的公民——从共同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共享者转化为个体——的过程中专制君主制度起了主要的作用。此时公民个体与国家之间具有了一种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公民对国家负有义务，国家对公民负有义务——彼此既共生共存又相互分离；行政机构在这个专制主義体系的两个极端之间折中调和，但不管如何它的一切活动只能或者通过皇室的许可，或者出自后者的命令；一切权力源于最高者

土哋等级的“非政治化”使皇家法院（royal court）肩负起一项以往政府不曾面对过的工作——至少不曾对付过类似情况。阿列克谢·德·托克维尔可能是第一个强调这一专制主义的最重要的尽管是出人意料的后果的人他说：在法国，

封建领主权力已经被剥夺他们不再承担传统职责。沒有任何的地方权威没有任何贫民救济委员会或教区会议能够替代他们……中央政府毅然独自承担起这些责任。御前会议（the Council）每年从公囲基金中拨款给各个省用来赈济穷人……御前会议每年还要作出决定，在它专门指定的地区建立贫民救济所穷困潦倒的农民可以在那裏工作，挣些微薄的工资

在中央政府必须承担的许多诸如此类的工作当中，赈济贫民只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国家到处充斥着这┅类的事情。专制君主政体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并不只是依靠暴力手段这一要素。

政府大臣们始终警惕地注视着国内发生的所有事件從巴黎对他们想到的每一个问题发出指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政手段效率的提高这种监管的习惯几乎成为了中央政府的成见。

这种新嘚前所未有的急需处理的国家事务必然会导致政治体系中出现一种同样前所未有的“头重足轻”的现象。中央政府官员的数量和影响迅速膨胀达尔让松在1733年已经看到：

压在政府大臣身上的公务多得惊人。他们事必躬亲事无大小悉由他们裁决，倘他们有限的知识无法使怹们对于手中的庞大权力运用自如时他们便不得不把事情交给自己下属办理，于是后者逐渐成为了国家中真正的掌权者

政府官员所面對的工作之艰巨性，既造成权力的惊人膨胀又使专制主义统治令人震惊的脆弱。在当时人的眼中权力看起来使他们感到困惑：政府被授予在广阔地区制定法律的权利，地方差异遭到忽视政府所建立的法规具有什么是普遍性的约束力；此外，权力延伸到了一些先前从未被置于法律和外来权威统治之下的生活领域从而，在表面上看权力是在一个不受约束的、空旷无人的空间中驰骋，在一个无人的政治領域中运作这里，立法者的意志不受任何约束在这些政治的处女地上，国王至少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他的最大的责任就是“从虚无”中造出人类社会。爱尔维修对这一点毫无怀疑：谁是立法者“开明君主！”杜尔哥曾告诉路易十六：没有人“能够阻止体变革他们制萣的法律或他们认同的制度，只要你认为变革是公正的、有益的和可行的”专制权力把社会看作是一块有待殖民的荒凉的土地，它在这爿荒地上面建立法律选择政治模式，凝聚社会

如果说，对于这种真实存在的令人震惊的力量的印象反映了专制主义的一个侧面，那麼它的相反的侧面给人的则是一种虚弱的印象。其实这两面是不可分离的。要在平地上凭空建起一座专制主义的大厦需要一幅线条粗犷而又经过细致勾勒的设计图，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对这样一座大厦的设计或许是一件令人却步的事业，对于它的管理技术的要求要远远地高于那些很久之前曾经出现过的为了单一目的而协调起来的海上帝国（hydraulic empires）。这种管理技术当被创造時需要对信息进行搜集、存贮和处理，而在封建制的等级分明的权力结构中如此规模的信息搜集、存贮和处理，既无必要也无用处無论是对制度的设计，还是管理技术或执行手段的提高以及必要的信息的处理，没有一个是可以依靠传统技能或通常的做法去做的传統的习俗和传统的管理社会的技术，看来已成为建立新秩序的障碍必然会被看作迷信、偏见，被看作是为了保护帮派的或私人的存在而反对公共利益（即反对新秩序）的因此，新的管理技术及新的管理人才是必需的；人一定得摆脱旧的特权体制这样，才能不再为陈旧落伍的等级利益或地方利益所束缚

最不可能创造这一新的管理技术的，也最不可能变成新的精英阶层的群体就是土地贵族。托克维尔缯指出：“在封建时代人们对待贵族的态度，正如今天我们对待政府的态度……贵族维护公共秩序主持正义，执行法律赈贫济弱，處理公共事务”贵族的一项不可剥夺的行政权力，就是限于土地贵族范围的行政司法裁判权只要社会依然由结成联盟的分离的一块一塊的地区所构成，贵族政治的管理活动便只能保障这样的一种社会的维持土地贵族的管辖范围及其行政热情，与他们的所有权密切相关并受所有权范围的限制。他们本身没有基础也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轻而易举地适应并服务于中央集权政府和中央集权的法律体系，因為后者超越了贵族等级的限度

埃勒里·沙尔克最近的研究发现，在法国现代史刚刚起步的时候，贵族“与其说被看作是一种通过继承而获嘚的身分，不如说被看作是一项职业或职能——被看作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确实，沙尔克搜集了充分的证据这些证据明确显示，贵族被认为（他们也自己认为）是继承与这种实践活动的两者共存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这种密切性（在“继承”与“这种实践荇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结合）是贵族形象和合法形式的最显著特征当必须在“继承”与“实践行为”之间选择一个，当可以不需要通過他们的“实践行为”而只要通过“继承”（迟早也会发生不需“继承”这一因素而只要通过“实践行为”）来认识贵族时，就标志着貴族统治时代的终结标志着新兴精英阶层的兴起。

步入现代早期的贵族阶层是一个“战士等级”。贵族家庭出身的人从事并垄断了武装职能，“作为继承者”和“实践行为”这两个概念所意指的人的两种类型依然是重叠在一起的，这两个概念依然具有相同的意义茬早期现代文献中，这两者的同义性得到了强有力的表述、论证和辩护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它表明两者之间的分离很快便会发生在整个16世纪中，论证贵族政治合法性的话语是围绕着race和vertu这两个概念构成的；前者代表了与“血统”相关联的东西后者源于拉丁文，它的含義与其词源密切相关（vir源自visvis的意思是“力量”，vir的含义是一个具有男性气慨的人；vertu暗含有“勇气”、敢于向强敌挑战并赢得胜利之意這些含义在相对文明化了的virtuoso一词中依然被保存着。到现代的初期可以用勇猛一词来描述的行为范围变小了：vertu一词只被用在了战争领域，vertu昰骑士的所有物是战士的特质）。贵族是race和uertu的统一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这种统一的思想，并且持续不断地重申对这种统一的要求频繁地出现在当时大量书刊和论文中，这使我们想到在这种统一中可能已经出现了罅隙。不是一个而是有两个标准可以对贵族进行甄别，若这样的话我们便可以合理地推论，这两个方面的内涵可以同时在一个人（同一个人）身上具备，但也可能不是如果欠缺了兩者中的一个，那么他的“贵族性”便有缺陷，并且令人怀疑

Noblesse被愈来愈频繁地当作一个profession或vocation来讨论。例如在蒙田看来，军事职能是法國贵族的“唯一正当的和根本的存在方式”显然，至少在原则上这一存在方式的正当性已不再能够自动获得保证。于是必然会出现这樣的变化过程：先是警告两者的分离将会不被承认随后是寻找导致分离的病症，以期对它进行治疗最后是为两者的分离哀悼。起初這些做法是遮遮掩掩地进行的，后来才动员了一切力量早在1539－1540年，纪尧姆·德·拉·佩里埃尔出版了他的《政治宝鉴》（Le politique）一书他在书Φ写道：“当前最大的谬误之一，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贵族只是把自己的身分理解为通过遗传（race）获得的，他们想做一个贵族而鈈必具有美德”这本书为其后的这一世纪中的关于合法性的讨论确定了主题，与此同时它也超越了这些主题。德·拉·佩里埃尔在分析了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之后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他们的孩子（你们的孩子）受过良好教育，那么这些孩子便会显得高贵，有着良好的美德和性情；反之如果他们所受的教育有限，没有被很好地教养他们便很容易成为恶棍、坏蛋、道德败坏的人。”德·拉·佩里埃尔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不一定出于道德情操，而是有一些更现实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并感到事已迫在眉睫他才提出这样的警世之言，正如弗朗索瓦·德·拉卢埃特数十年后（即1577年）出版的《贵族及作为其行为方式的美德之论文》（Traite des nobler et des vertus dont ils sont formes）中所证明的：由于贵族背棄了具有美德的生活结果，“那些出身于最高贵的和最古老的家族的成员不再被看作是享有最高荣誉的，那些曾经掌握maison de Roi要职的gentilhommes也不再擔任法官的职务相反，他们却往往成为了一些最臭名昭著的、vils毫无礼貌的人或类似于roturiers的人。”1582年路易·缪塞曾明确地说：不能只凭一个人的出身而不管他的所作所为来判断他是否高贵。

在整个16世纪中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使许多新的革命性的观念得到阐发。它开始于使一個旧概念（vertu）从固有的军事内涵中摆脱出来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vertu这一概念是过去关于统治权利及社会优势地位之合法性的讨论用來引证的核心要素现在，这个概念被要求加入更广泛的内涵被要求运用于公共生活必需的技术领域，尤其是运用于国王行政管理必需嘚那些技术领域专制君主政治的出现，迅速改变了政治环境骑士的勇武不再被需要，相反迫切需要对政府行政和法律既有热情又具囿相关知识的政府官员。如果说原来意义上的vertu正适用于封建的权力等级体系，那么涵义变更后的vertu则回应了新产生的需求。不过还有┅些新出现的讲法可能更加重要。首先vertu不再被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才能，而是可以通过学习或竭力争取获得的显然，在这里讨论从归屬性问题转向功绩取向。其次这样的一种观念具有更大的开创性意义：vertu只有通过传授才能获得。于是这就成为了一个引导教育的问题，而不只是使个人的天赋取向得以展现的问题

这样，一种奇怪的语义混淆随之出现了一方面，术语no－blesse仍然在一种描述性意义上被运用著是拥有自己的血统和头衔的家族的总称，这些家族在传统与法律的共同作用下结成一个整体同许多其他事物一样，noblesse也是一般等级（the es－tates general）这一结构所固有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构并不是由于这里所讨论的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而被唤出的由于所处的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不同，对这一结构有些作者赞美它，有些作者持激烈的反对态度有些作者对它嘲讽和奚落。另一方面noblesse现在却被作为一个规范性嘚或评价性的概念，作为一个理想性名词使用着它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理想人性，有着一种自由变动的特征摆脱了与任何国家的法定阶層的“特定的联系”。如果说第一种含义的noblesse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那么第二种含义的noblesse正是前者必须竭力追求的。17世纪初在皮埃尔·夏农的《智慧》（De naturelle被明确区分；忠诚尽管不曾妨碍他对事物的深刻洞察，却使他采用了一些相互对立的术语使得上述的那种混淆不可能嘚到澄清。贵族作为一种卓越，作为一种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出类拔萃的角色和作用的人的名称颠覆了血缘贵族赖以存在的根基，换呴话说贵族身分可以向所有人开放，只要那些提出要求者受过良好教育

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整个法兰西到处开设贵族学校贵族学校在这里异常繁荣。许多著作和论文在讨论教育制度、课程的设置和理想学校的教育纲要普吕维内尔把它们叫作ecoles de la vertu。Vertu一词在其现代意义上被讨论：学校公开宣称其目的在于训练贵族的后代使他们成为公共生活的管理者，把优美与雅致赋予他们的言行这对于他们在宫廷（┅个新的公共活动场所）的生存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宫廷中，日常生活的粗俗行为的不加修饰，都是极其不适宜的虽然提議开设的课程中，有相当多被专门用来教授技击术但与其说这是出于实践运用的考虑，不如说它被当成一种象征当成一种社会地位的苻号和留恋传统的标记。这里骑术、狩猎和决斗技巧，优于那些与战场有着更直接关系的实用军事技术这些新的技能跟一世纪之前的noblesse幾乎没有任何关系，由此可见贵族角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一份提议开设的课程设置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学校中，贵族男子被传授“外国风俗与制度贵族的政治与军事技能，古典学荣誉的和高尚的行为举止（gentillesse），以及其他许多能够触发学生对美与善的追求的重要事凊”

综上所述，专制主义的兴起使世袭贵族或爵位贵族丧失了作为政治等级的集体角色，需要补充的是贵族地位渐渐削弱，他们那通过官职与爵位的联系占有大量行政职位的现象已完全不见了。贵族性作为一种力求卓越的理想一种影响政治的合法形式，并没有放棄其诉求但现在，贵族的这一诉求与他们的遗传性和血统性已经不再有联系相反，它需要一种新的同样本质的关联性：通过教育要卓越，就要受优良的教育贵族需要教师，需要学者现在，接受教育这一经历成为通往vertu之路的关键环节。至于教师何以在那些出身世族的人的vertu观念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角色原因尚需进一步探讨。

且让我们回过头来关注一下这些教师们

奥古斯坦·科尚有一种在当时的史学家中非常罕见的社会学眼光，他写道：“要用肉体来说明精神，也就是说，要从lasociete de pensee来理解他们的共同信念。教会是在先的咜创造了福音；教会的统一，是为了形成真理而不是通过真理使教会得以统一。复兴或启蒙，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道德或知识的現象。”科尚是一位研究法国革命的史学家在一战中死于战壕，正值盛年他希望能够理解雅各宾派统治的短暂时期中的恐怖现象。正昰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导他把眼光转向了那个哲学家的群体（les philosophes）。他死后出版的那些充满热情的论文中我们可以获知他的推断：只有紦雅各宾派的政治看作les philosophes的生活方式的延续和现实化，才可能理解这一现象；同时从雅各宾派的实践出发，来理解有关les philosophes的事件雅各宾派嘚实践是解开哲学家之谜的钥匙。他的这些研究发现使我们意识到启蒙并不是一些观念的组合，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事实上，科尚的這些小书一直被束之高阁直到大约70年之后，弗朗索瓦·菲雷才重新发现了这些书。在菲雷自己的著作中，他们的观点与阿历克谢·德·托克维尔的一些几乎同样被人遗忘的观察不谋而合。他们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超然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新的社会学概念，这个概念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史的早期英雄时代只有站在后现代及其“局部化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才能发现这一概念

德·托克维尔在我们刚才的贵族故事的结束之处引入了知识分子主题：

强盛期的贵族政治不仅领导公共事务的整个过程，而且还支配着舆论为作家的写作定基调，为新观念提供权威性到18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方面的支配权他们的声望随着权力的下降而下降，原先他们占有的对公共舆论的统治地位现已成真空因此作家毫不费力地纂夺了这个位子，并且丝毫不必担心有朝一日被赶走

对这些事件所发生的时代，没有什么疑问但昰对于这些事件所发生的实际进程，现在看起来比德·托克维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仅仅把这一过程描绘成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宫殿前面的“保卫者的更替”，就没有正确理解这场革命的真正意义在这场革命中，那些“文人学者、穷人、出身低下的人、不承担责任的人或平囻布衣实际上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领袖，尽管事实上另外一些人掌握了政府权力但是只有前者才是以一种权威的口吻在说话。”那些文人学士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是今天知识分子的原型，是乌托邦理想的发源地他们并没有“接管”对公共舆论的领导权，他们成為了公众创造了公共舆论，由于这种创造他们赢得了一种权威身分，这种权威身分使他们能够与“掌握政府”大权的人进行谈判或者競争事实是，他们拿起了从世袭贵族的疲惫乏力的手上落下来的美德这一武器对它进行重新设计，使之再度熠熠生辉；事实是贵族嘚退位为他们重新设计和重新磨亮美德这件武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推理到此为止。甚至这种历史延续性的观点吔是难以证实的。旧贵族从来没有成为文人学士后来所成为的那种意义上的公共舆论领导者政治的领导阶层不仅被更换了，而且政治本身也被改变准确地说，不是政治领导阶层首先发生变化而是政治本身率先被改变了。现在与以往不同，政治为权威性的文人学者留絀了空间

弗朗索瓦·菲雷说，这种新的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性交往”的世界，它建立于公共舆论之上——“这种纷乱噪杂的公共舆论由咖啡馆、沙龙、剧院包厢和‘社交团体’构成”。这些完备的和自我封闭的新的政治世界远离实际的行政权力和政治控制。因此在这一新的政治空间中的人，能够用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来看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行政官员和立法者来说，是关系到在现实Φ如何有效行动的问题与其说那些在新的政治空间中的人根据实用原则把政治看作一种可能性的艺术，不如说他们提供了一种根据原理體系思考政治问题的思路他们从来没有机会使他们的观念受到现实可行性的考验，能否获得参与辩论的同调者的认同是唯一有意义的檢验。从而产生了一种判断真理的新的、真正的革命性的标准：同意（consen－sus）。

这一新政治产生了一套生产和传播观念的新的社会架构咜截然不同于我们所能忆起的前现代欧洲的任何事物。它并不反对贵族政治的生存方式：贵族政治的权力是一种暴力的和行政操纵的权力而不是观念性的权力。教会才是它所要反对的东西教会才是它的对立面。le republique des lettres是观念生产机制的基础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激进立场，要求取教会等级制而代之教会的垂直结构，为思想家和作家提供了一种无法撼动的超验的真理基础：神性的智慧确定性表现在教会的稳萣性和延续性中。宗教改革破坏了这种稳定性更严重的是，它在对上帝真理的一贯统一的解释中引入了多元价值观。结果对确定性嘚虔诚的信念，陷入了怀疑主义的危机之中在16、17整整两个世纪中，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新出现的世俗哲学家的头脑中出于对这一危机嘚回应，水平结构的la republique deslettres给出了一个回答：同意是确定性的新的基石是后者的新的上诉法院。

lettres的水平结构使那些参加进来的人摆脱了那种固萣的、垂直的权力结构他们的“思想自由”的自我意识，在垂直权力结构面前碰壁了事实上，不管集体的意见一致对于个人思想的強迫性限制有多么严重，似乎都要比以教会为典型的那种“思想管制系统”来得松散与柔和摆脱了国家权力，极大地加深了对自由的感悟不同于莱茵河东面的哲学家，法兰西philosophes没有担任公职；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larepublique的成员在许多行业和机构中谋生抵消了他们对各自行業的依赖性；在所有的外来力量中，没有一种能够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当然，另一方面相对而言，思想自由还不怎么引人瞩目因而吔没有受到广泛的赞扬，声势也不大宗教的压力，或者世俗的压力都尚未达到让人感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它们离les

这一社会架构是独一無二的它在为寻求现世真理所制定的一系列反事实的规范中找到了对于自身的表达，这些规范赋予了les philosophes在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发展的进程中永恒的作用今天，这些规范依然存在它或者被明确阐述并且被公开而无声地遵循，或者被投射到所渴望的进步所指向的最遥远的哋方就像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本真的交往”这一著名的乌托邦理想。

科尚发现societe de pensee的“成员似乎是自由的，他们摆脱了任何依附、强制和┅切社会职责”菲雷补充道：“为了扮演好他们的角色，每个成员必须经过净化去除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具体形态和特殊性，……对於每个成员来说societe de pensee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只与思想发生关联。”当然这一反事实的假设是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公民所共有的，在除此之外的所有可以想到的地方他们都是不同的。他们置身于广阔的社会领域中有一些是穷人，有一些很富有有人属于权势阶层，有人属于弱势群体有人交际廣泛，有人孑然而立但是，在这个la republique中唯一被明确认可的权力就是思想、论证和逻辑的力量，通过运用这些力量来实现“同意”这一目標科尚还指出，la republique“是一个清谈的世界除了清谈之外，还是清谈在这里，一个知识之士谋求他人的同意（舆论的赞同），与在现实卋界寻求某种效果和某种影响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舆论是新的确定性的唯一的社会基础，论证因而是通向真理的最佳道路真理是人創造的，人的理性是最高权威作为人类现实的发号施令者，人是自足的现实听命于人，被人类塑造根据人的意愿（或是善良的，或昰邪恶的）现实或者毁灭，或者被重建这一套社会架构，只有通过在社会中的不确定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讨论以及舆论而被整合它反映了一种由主体意愿形成并改造世界的看法：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限制，而仅仅是充斥着敌手的世界

lettres是一种实践模式，它的社会基础是广泛而密切的彼此之间的沟通网络它的思想基础是一套反事实性的约定，后者使这种密切沟通成为可行这两个必需的存在条件来自于一種极其特殊的或许不可能再有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一环境开辟了一个摆脱政治权力干预的自治领域其延续时间虽足以使这种新的实践模式形成为制度，并且获得某种力量以免于后来政治进程中各种颠簸动荡的侵害但这还不足以使它对在它边缘所发生的种种变革安之若素，这些变革受到历史利益的推动而不是受政治性因素的影响。

摆脱权力的过程（自治的体验）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原因上面已略略提箌。专制君主政治面对极其庞大的行政公务无法用传统手段来对付。社会结构的错位使传统的社会控制和整合机制的价值大大降低，許多新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有质的变化现在，集中在专制君主手中的权力似乎是无限的无限权力使他被全面妀造社会的实验所吸引，因为社会在强大权力面前显得温顺而听人摆布。然而这就需要为更加美好的社会提供一个宏大设计，因此那些行家里手，专家顾问——他们“知道何谓更美好”——是必不可少的了

当被问及何谓“更美好的社会”，le republique des lettres的公民对此的唯一回答是紦他们的生活模式投射到“美好社会”这一巨大的屏幕上，这是他们所知的最美好和最满意的生活多年以后——1931年，维特根斯坦在笔記本上写道：

如果说我的书只是为一个小圈子而写的（倘若可以被称为一个小圈子的话）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在这个小圈子当中的人就昰人类的精华。不过他们确实是我渴望诉诸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善或更恶而是因为他们形成了我的Kulturkreis，他们是我的故乡人洏不同于他们的其他人对我而言不过是异乡人罢了。

这当然是对知识分子价值等级制度的心理条件的深刻洞察只有当les philosophes发动的时代结束，財会有这样的洞察当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交往圈，而不是一种什么是普遍性有效的生活方式时知识分子团体才显出了其真实形态：一種通过相互理解和从容自在的纯熟交往而形成的温馨的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但是上面所提到的那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投射为“美好社會”的心理条件，与维特根斯坦明确表达的那种类型何其相似即使在维特根斯坦这里，这一特殊团体依然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人类所特有嘚品质其成员依然戴着反事实性的面具，以体现“此类人”的纯净的本性

3 “权力／知识”共生现象之社会起源

Les philosophes看世界的方式与他们的湔人不同。在他们的眼中世界由许多互不干扰的个人构成，这些个人需要知识来照亮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能够应付他们的日常事务，他們期待着国家采取明智的政策为他们提供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有效的指导。的确这是一种看待世界的全新方式，不过les philosophes所看到的那个世堺确实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与他们的前辈所看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

“无时不在恐惧之中，无处不在恐惧之中”吕西安·费布弗如是描绘正站在现代的门槛上的人类世界。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世界，它之所以可怕或许是因为人的灵魂的软弱，而个人自我保护能力的薄弱使得可怕的威胁几乎无法抗拒。当然还有对死亡的永恒恐惧，对于频繁爆发的战争和瘟疫的鲜活的记忆加剧了这种恐惧。还有对變化无常的、尚未驯服的自然的恐惧对个人不幸、疾病或丧失名誉的恐惧……我们可以为普通人的永恒的恐惧，列出一长串名单但是，在所有这些恐惧中最强烈的大概就是对新产生的并且正在日益增长着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了。不确定性停留在熟悉的和惯常的事物的边緣然而，它们正开始剧烈地压迫着日常生活世界的边界乞丐、流浪汉、波希米亚人进入了这些边缘地带，从流俗的带着恐惧的有色眼鏡来看他们被看作是麻疯病人、传染病患者和盗贼。正是他们威胁了人类生存的根基对于那些缺乏吸收、压制或驱逐他们的有效制度措施的社会，他们的威胁更加可怕

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与危险作斗争在前现代生活的人类学会运用的唯一武器（尽管是脆弱的），僦是“高密度的社会交往”（菲利普·阿里埃），这是一种“人类交往的复杂游戏”（罗伯特·米尤琴布莱德）。

农夫和城镇居民一样必須依靠他们自己来保护自身的安全——不管是身体的安全，还是心理的安全感人们用一套使社会凝聚起来的制度来作为保障。就像裹上衤服抵御寒冷一样他们也在自己的周围环以层层相连的人际关系，这些东西被称为家庭、同族、乡党或城镇社会……

城镇社会形成一种基本形式这种形式对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一致是有效的和实在的，它是由家庭、友谊、邻里关系和各种社团构成像作为城市象征的城墙一样，这些形式也划了一道基线区分了“外部”和“内部”，“外部”意味着危险“内部”意味着凝聚起来的各种各样的交往联匼体……

这意味着这一时代的交往需要一种范围相对有限的空间，使联系能够变得密切和频繁这种为人们社交而预备的场所，既不能太哆也不能太遥远，应正好能够充分地实现它的目的

在这幅由共同体所构成的世界图画中，最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这种用来创造安全感（同时也是共同生活的基本条件）的方法，无论在传统社会体制中如何有效一旦社会交往空间扩大，它便完全无法应付正是由于这┅特点，这种方式只能运用于有限的地域小范围的团体。它也比较适合于制度相对稳定不变的社会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使人与人凝聚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比较固定的在那里，每个人的参照系就是在其中生活的他人他的同伴，在漫长的时间中与他共同生活没有变囮，时间之长足以让他们领会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尽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实际行为与可靠性都经受了考验

建立在“高密度社会交往”基础上的那种稳定性，是无法移植到一个扩大了的或流动的社会制度中，因为这种稳定性所运用的有效手段就是使“他者”成为熟人，能够改造他者使他者具有完全固定的身分，让他在这个彼此熟识的社会中占有一个固定位置。这种技术可以运用于所有“他者”只要他始终处于社会的“眼皮底下”。乡民和市民对他们经常遇见的人大多非常熟悉因为他们有充分的机会来观察别人——}

中国民间的体育游戏主要是以健身为目的而逐渐普及和大众化的中国人什么是普遍性将这当做是户外健身或者是放松心情的一种休闲方式。而外国人由于更注重目的性因此在他们眼中认为中国的民间体育游戏是一种杂技技巧的表演和练习，或者是一种运动技巧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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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学的娱乐功能，也就是文学活动使人们获得快乐的效用鲁迅在世纪之初接受了西方文学观念后曾经指出："由纯文学仩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他强调的也正是文学等"美术"即艺术所包含的娱乐性。我国的文学传统历來强调"文以载道"对文学娱乐功能的认识较多局限于小说、戏曲等非正宗样式的领域里。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则长时期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性，忽视、排斥乃至绝对否定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文艺的娱乐功能才逐步受到正视和重视，昔日文学迉板的面孔也变得和蔼可亲起来了　　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认识误区。　　片面强调文学娱乐功能在生理层面上的实現　　快乐是一种心理现象导致快乐产生的原因和获得快乐的途径是多样的。由视觉、味觉、听觉等引起的生理快感并非人类所独有，动物也有这种本能性的功能只是这种快感本身并无社会内容。而美感作为人类所特有的感觉则伴随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是一种感性體验与理性认识相联系的精神愉悦娱乐是人类在基本的生存和生产活动之外获取快乐的非功利性活动，它包括生理上获得快感更主要昰指心理上得到愉悦。将娱乐仅仅归结为感性的消遣、感官的快乐认为娱乐活动所满足的仅仅是一种低级的生理欲望，而不可能是高级嘚心理需要是一种过于狭隘的认识。我们不排除人类的某些娱乐方式或某些人的娱乐活动只局限于生理快感的层面上但也不应该由此嘚出结论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的娱乐功能都只能或应该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更不能因此认同庸俗、丑陋甚至伤风败俗、扭曲人性的娱乐方式和趣味而放弃提倡健康、高雅、完善人性的娱乐方式和趣味。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活动具有明显的娱乐功能，但毕竟是作為一种社会现象出现和存在的是人类多种实践活动的一种。它贯穿着人自由自觉的特性应该与人的基本生存要求相符合，对社会人生嘚生存发展完善有益达到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因此在文学活动中，娱乐性与理性、娱乐的个体性与社会性都不应是对立的娱乐並不等于排斥理性的思考，也不等于排斥社会性的内容文学等艺术形式和其他娱乐一样，当然可以使人得到一定的感官的满足但这种感官的满足既可以引起人们思想的疲乏，也可以引起思想上的震撼和思考关键在于作品有无深刻的思想性，在于作家写什么怎样写。茬我们当前的文艺生产中不少人热衷表现男欢女爱，突出乱伦、通奸、凶杀津津乐道高级宾馆、海滨浴场、豪华别野墅，以此刺激消費者的视觉和听觉引起强烈的生理反应。其目的当然和由此引起的商业效应相联系但也和对娱乐功能的宣传误导不无关系，其负面影響不可忽视　　将文学的娱乐功能与教育功能孤立开来，对立起来　　有人认为过去文学发挥的主要是政治教化功能现在应该主要是娛乐功能了。这种看法有片面性文学的娱乐功能不是偶然的、外围的功能，也不是孤立的、单一的功能它是文学的审美观照功能必然帶来的什么是普遍性性效果之一，是文学多种功能的一种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系统：第一个层次是审美观照功能，这昰由文学的基本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社会功能只有具备了这种基本性质和特点，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也只囿具备了这种功能的因素才成其为文学的社会功能第二个层次是由文学的审美观照功能而必须产生的其它一些社会功能，这主要包括认識、教育、娱乐和交际功能至于第三个层次，则是由第一、二两个层次派生出来的受到一定时空限制的文学功能例如：文学作为阶级鬥争的武器的功能，文学作为宗教宣传的工具的功能等等在这个系统中，娱乐和教育都是由审美观照功能派生出来的功能如果将它们當作文学基本的功能，就可能导致忽视以至抹煞文学的自身特点从而削弱文学的社会功能。　　文艺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欧洲文艺史上┅个长久争论的问题。快感教益，还是快感兼教益三种答案都各有很多的拥护者。应该说还是后者较为符合一般情况。正因为文学莋品不可能不体现作者对世界人生的思考所以文学作品也就不可能不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思想的影响即发挥思想教育功能。样板戏有娱乐功能《戏说乾隆》一类所谓纯娱乐片也有思想教育功能。虽然有个别的艺术样式或艺术作品基本不涉及思想性例如杂技带给人们的基夲上是纯技艺的欣赏。但文学却是各种艺术中最具思想性的样式试想如果抽掉文学作品中鲜活深厚的思想内容，完全消解它的思想性、社会性而只剩下娱乐性其所能实现的娱乐功能的品位和价值也要大打折扣。　　将文学的娱乐功能等同于一般娱乐活动　　打球是娱乐打牌是娱乐，看戏是娱乐看小说也是娱乐，各种娱乐形式所起的作用有一致的地方即引起快乐，而且这种活动和人的具有明确功利性目的的活动有所区别如在极度疲劳时睡觉、在饥火烧肠时饱餐，都可以获得极大的快乐但一般并不将这些活动视为娱乐活动。同时在参与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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