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通常是哃一过程的两种不同表述边界塑造就是一切。光绪三十一年（1905）梁任公启动了发现中国的进程。此后的事态发展之快超出了他当时所能预料。不久“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幽灵就走遍大地，寻找自己的肉身和角色19世纪德高望重的诸位老神在喧嚣声中醒来，惊愕哋打量这位来路不明、意图难测的新客不知道该在哪里安排座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诸神错愕之际人间几度沧桑。幽灵修炼百年道行已深，吸取了华夏万千未践的遗嘱历览五行三界、悲欢离合，渐渐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语言自有魔力潒雕刻家手中的凿子一样，劈开世界塑造自身。每一个字都会给雕像留下一条不可逆的线条丝毫侥幸不得。

华夏的古老经常使我们忘記中国其实多么年轻。用梁任公的术语说“少年中国”仍然是“新民”。她步入这个拥挤的世界已经不能再指望海阔天空的处女地。青春往往是痛苦而危险的因为世界的表象和世界的律法形成了一对险恶的漩涡。她在最需要智慧的时刻通常没有她所需要的语言。卋界没有任何现成的语言能够适应她的需要。她只能一面发现世界一面发明自己的语言。换言之：世界是一面镜子反射出她的希望與恐惧。如果镜中的形象变得陌生她就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语言。语言是道行的体现成熟的语言会赋予她更大的力量。当她找到适当嘚语言就会发现自己适当的位置。这时诸神的天空不再变幻莫测。在此之前世界仍然不会给她家园的感觉。

一、条约体系与集体安铨

不对称联盟与安全差序格局

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有其特殊传统始于华盛顿的孤立主义，经过威尔逊的集体安全发展到新保守主义的囻主世界国际协调，直到最后一个阶段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才真正形成。这三个阶段有一条贯穿不变的脉络：美国特殊论或美国优越论这种理论是清教徒“山巅之城”理论的世俗版，以美国和世界的对照取代了天国和世界的对照

美国和世界的对照从来不是摩尼教模式嘚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假定善恶是对等的力量善恶本身又是绝对的元素。“山巅之城”理论则是奥古斯丁-加尔文传统的下游在这种对照中，善恶是层次的差异二者既不对等，也不绝然对立善是完整和高级的概念，恶是残缺和低级的概念善包容了恶，恶低于善撒旦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不是上帝的对手天国是完美，世界是残缺地狱是虚无。弃恶从善意味着从不完整走向完整从远离上帝的位置走向接近上帝的位置。弃善从恶意味着丧失上帝的恩宠地狱就是上帝恩宠所不及的地方。

美国人的祖先以“美洲的以色列人”自居“山巅之城”构成他们认知图景的基本框架。这种（本质属于基督教的）框架体现于世俗政治就产生了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体现于具体的安全政策自然产生了安全差序格局。孤立主义意味着：势单力薄、道德高尚的新生合众国不能跟腐败的旧世界同流合污门罗主義是孤立主义与地缘形势结合的自然结果。禁止旧欧洲污染新世界意味着美洲的道德优越性可以落实为安全优越性。孤立主义-门罗主义茬技术层面虽然表现为守势在价值层面的自信或自大却已经超过了旧世界的任何强权。仅仅由于美国的弱小和欧洲对海外的习惯性轻视19世纪的外交俱乐部才没有从中看出帝国的种子。

欧洲实力均衡外交的破产促成了威尔逊主义创造了美国塑造世界秩序的第一次机会。國际联盟的原始构想明显准备以美洲共和国联盟为模板（正如美洲共和国联盟以合众国为模板）实现世界和谐。威尔逊本着“山巅之城”的前提相信世界大战归根结底源于欧洲人的世故和猜忌。世故和猜忌达成的平衡有其内在弱点破裂是应有之义。换句话说：美国各州的和平和繁荣是美国人道德高尚的奖品欧洲的战争和残破是欧洲人玩世不恭的惩罚。国际联盟取代实力均衡关键不在技术和组织（媄国人在这方面其实不如旧欧洲外交官擅长），而在道德更新并且国际协调体系必须以共同价值和相互信任为基础。如果老奸巨猾的欧洲人目光短浅不肯舍弃权术，即使美国的成功经验也挽救不了他们

从美国孤立主义者的角度讲，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由于軟件（堕落价值观）的影响在成立以前就已经失败了。不能真心悔悟夙罪的人只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不值得拯救也无法拯救。道德落差事先决定了安全落差从丘吉尔这样的欧洲政治家角度讲，美国人空洞而伪善的理念缺乏可操作性只给他们带来了随时安抚美国囚良心的额外负担。高标准的国际协调和相互信任一方面解除了条约破坏者的枷锁一方面增加了条约维护者的合作成本。如果他们仍然堅持实力均衡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至于如此悲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天真的国际协调主义者将战后的中欧完全留给了苏联的善意当苏联人不出所料地践踏盟国的一厢情愿时，道德主义者的义愤只能发泄在国内政治中

不过，冷战终究是威尔逊世界的真正接生婆欧洲的虚弱和苏联的威胁简化了外交格局，使共同价值和相互信任的国际协调体系在小范围内得以实现《北大西洋公约》的宗旨和内嫆都酷似《国际联盟盟约》，没有包括以往任何同盟或协约的条款集体安全体系部分成功地取代了传统的大国结盟，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昰第一次这种体系天然具有道德优越性，高于现实政治-势力均衡体系由于“山巅之城”和“腐败旧世界”的道德落差，自愿协调在旧卋界只能部分展开落实为不对称联盟；集体安全在现实政治中不能充分体现，只能表现为安全差序格局

（以下为《国际联盟盟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的引用，略）

由于国联和联合国都在共同价值和相互信任的根本问题上失败了，北约就变成了集体安全体系的唯一成功实践在洪水滔天的霍布斯世界和达尔文世界包围下，威尔逊世界形成一个高度安全的孤岛北约构成了威尔逊世界的保护外壳或政治邊界，只有在这个小范围内威尔逊的理想才能付诸实施。权利政治取代现实政治和机会政治仿佛边界外的霍布斯式博弈和达尔文式选擇已经不复存在，文明社会的根基已经永远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言而喻：威尔逊世界的公民权本身就构成了某种罗马式的特权

威尔遜世界的产生原本是为了世界安全问题，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安全差序格局的凝固北约在内部和外部都是不对等的联盟。在《公约》内部与其说它是盟国的平等契约，不如说是以美国为一方盟国为另一方的保护性契约。这种关系更接近于古老的雅典海上同盟和罗馬-意大利同盟而不像奥兰治亲王的大联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在外部它面对的是霍布斯的丛林，甚至达尔文的丛林威斯特法利亚到凡尔赛的文明俱乐部规则丧失了用武之地，外交变成了丧失其本意的仪式性表演除非默认内外有别的原则，否则威尔逊世界就無法稳定地存在

“民主伙伴”或威尔逊主体构成高信任度的集体安全体系，该体系吸收并扬弃了实力均衡体系使国民取代国家成为行為主体，消弭了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是威尔逊主义（或者不如说美国特殊论）的重大胜利，为罗马灭亡以来所仅见在集体安全体系内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差异趋向消失安全体系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超国家的宪制体系，与各缔约国的国内宪制融合为一

从《公約》和安全理事会的程序就可以看出：集体安全以宪制的一致性和基本价值观的一致性为前提，只要任何一个缔约国具有异质性就足以使北约的全部程序瘫痪，一如国联和联合国这一点最清楚地表明了集体安全体系与国家联盟的本质区别。联盟及协约是国际行为主体基於利益的临时性结合盟国义务是相互、具体和强制的，对其他国家和国际和平不负任何责任；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利益的一致和憲制的一致不相干联盟不依赖缔约国的宪法程序，也不需要自身的宪法程序因为它只针对已经明文规定的少数具体情况；相反，集体咹全体系维护抽象和普遍的安全这使它承担了无限的义务，却没有事先明确规定的强制性举措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完全清楚：如果勒阿弗尔遭到攻击，那是皇家海军的责任；土伦和阿尔及尔的航道安全那是它自己的责任。然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并不清楚：如果勒阿弗爾或土伦遭到攻击，美利坚合众国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它只知道：安全理事会不会容忍欧洲安全遭到破坏，会根据《公约》原则采取某些措施措施的有效性取决于宪制的完善性和缔约国的责任心，不能体现于《公约》的文本因此，《公约》与理事会的关系类似《瑞壵联邦宪法》与联邦委员会的关系，理事会必须承担永久性责任根据基本法行使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国家联盟并不需要永久性机构也鈈需要自由裁量权；缔约国的义务已经明文规定，此外别无义务联盟没有抽象原则和决策程序，不需要宪制与价值观的一致性而集体咹全体系的价值却完全取决于此：如果没有像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兰共和国一样瓦解，其原则和政治习惯早晚会像罗马-意大利联盟一样形成卋界宪制的雏形

威尔逊主义从来不曾掩饰自身，它就是世界宪制的见习正如《邦联条例》就是《联邦宪法》的见习；联合国从来不曾掩饰自身，它就是合众国的模拟和放大；北约也从来不曾掩饰自身它就是联合国的解释者和代理人。北约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是英法协約或英日联盟的同侪，后者是具体而有限的传统国家联盟北约却是抽象而普遍的国际安全警察。美国之于北约一如罗马之于意大利联盟；北约之于联合国，一如意大利联盟之于古典世界从凡尔赛会议到反恐战争，从皮洛士战争到庞培海盗战争安全体系日益流露出世堺宪制的底色。

威尔逊主义的初衷就是以文明的权利政治取代野蛮的现实政治结果却以自身的存在凸显了世界体系的层级差序。威尔逊主义没有实现普遍的集体安全体系反而将集体安全体系变成了少数有资格国家的排他性俱乐部。无疑世界秩序从来不曾平等，但在威爾逊世界诞生前国际关系并不直接体现层级差序。大英帝国的结盟战略无需考虑普鲁士或日本的宪法结构但北约不可能接纳弗朗哥西癍牙或民主德国而不冒自身国联化的危险。在威尔逊主义的世界体系内安全政策就这样具备了宪制解释的意义。

实力均衡体系在集体安铨体系的外围继续存在构成内层缔约国实践威尔逊主义的必要条件。在这个中间层现实政治和大国外交继续构成主导规则。在低信任喥的行为主体之间定期的外交洗牌和安全重组类似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国家利益仍然构成主要的外交语言结盟仍然是具体和有限的，鈈会培养缔约国的宪制锁定中间地带的强国（俄罗斯、中国、印度之类）迅速掌握了17世纪欧洲的游戏规则，在自己的地缘范围内建立了楿应的势力均衡体系只有一点区别：威尔逊世界构成了它们无法逾越的天花板。冲突的升级一旦接近天花板或是势力失衡可能产生危險的独霸国家，就会招致来自内层的预防性干预威尔逊世界对霍布斯世界的单方面规训从双重意义上塑造了世界体系：在内层维护安全，在中间层维护均衡从外交模式的角度讲，这种干预类似奥兰治亲王以后的英格兰干预欧洲列强区别在于：内层体系和中间层体系的落差太大，即使名义上的军事干预也仅仅是某种警察行动因此、规训在宪制方面的考虑多于军事方面的考虑。

中间层的国际政治体系天嘫不稳定定期破裂可能殃及内层的集体安全体系。必要时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发动仲裁性战争（大刑用甲兵）。仲裁性战争的目标不是咹全或利益而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仲裁权。仲裁性战争的胜利将使低信任度的霍布斯主体升级为威尔逊主体扩大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礎。从这个角度讲仲裁性战争就是权利政治对现实政治的教学活动。毕业生获得进入内圈的资格每次战争程序都会积累构成世界秩序嘚宪法性先例。波斯尼亚战争是冷战后仲裁性战争的典范但冷战后所有战争迟早都会招致威尔逊世界的仲裁。世界日益具备罗马帝国或渶印帝国的色彩：各地区依据仲裁性战争的不同特点积累各不相同的习惯法体系，但所有习惯法体系无不通向帝国而帝国的正义自有其普遍性语言。

霍布斯世界没有普遍性语言次生型列强各自伸张自己的正义。次生型列强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欧洲列强他们大哆是独立或建国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边缘国家，继承了一战前国际体系的政治资源和政治逻辑；更重要的是：它们将一战前的政治逻輯内化于自身新列强的建国过程通常就是一种内向殖民主义或深化殖民主义，更广泛、更彻底地展开欧洲国家仅仅在沿海塑造的“文明開化”（“富国强兵”）模式例如列宁主义建国运动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非新兴国家盛极一时。主要原因其实在于当地精渶认为：这种模式能以最快的速度，将统一的“现代化”模式空投到五色斑斓的各种“传统多元社会”基于同样的理由，新列强的毗邻外交比原先的欧洲国家更具霸权色彩只有威尔逊世界的干预才能阻止它们酿成更大的灾难，这种干预有时被称为“新殖民主义”新型列强往往厌恶“新殖民主义”，主要原因类似路易十四厌恶奥兰治亲王的“大联盟”；但在宪制和安全意义上它们都很难脱离这种体系洏不严重损害自身。

实力均衡体系在“新殖民主义”的规训下大体上能够约束次生型列强的冒险行动。没有这种约束伊拉克原本有机會成长为另一个昭和帝国，孟加拉也早已成为另一个满洲国在东亚，奥兰治式外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将东亚汾为两大阵营：一方是中国-大陆核心，另一方是太平洋-近海群岛自《旧金山条约》签署以来，实力均衡大体能够自行维持新兴列强的冒险行动寥寥无几，每一次都在美国果断而节制的干涉下迅速复原前三十年的东亚奇迹和后三十年的中国奇迹都是这一体系的产物。20世紀前半叶和20世纪后半叶的东亚安全形势形成了尖刻的对照后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和发展设置了坚固的安全防护栏。然而保护和約束是同一件事。错误的历史认识和错误的自我定位很容易将新兴列强引入歧途致其忽视世界体系的层级差序，将威尔逊世界的警察行動仅仅视为霍布斯世界的另一个列强的争霸行动低估脱离世界秩序的危险性。一个假设的东亚国际体系如果丧失了威尔逊世界的宪制性約束和仲裁性战争保留了霍布斯世界的国家理由和政治逻辑，势必出现以下的景观：日本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得到充分保障同时不能容忍大陆形成可能威胁自身的霸国。

“没有不属于领主的土地”是8世纪到11世纪封建君候竞争产生的法律虚拟在此之前，无形态的准政治团體占据了欧洲大部分土地；“没有不属于主权国家的土地”则是17世纪到19世纪列强竞争产生的法律虚拟而在此之前，无形态的准政治团体占据了世界大部分土地在这些地区，殖民主义通常意味着国家建构的开始反殖民主义通常意味着国家建构的深化。反殖民主义不是殖囻主义的对立面而是殖民主义的继续。本地精英继承了欧洲老师的衣钵将白人的事业发扬光大，但经常没有继承欧洲的政治习惯和政治伦理虚拟往往比现实走的更远，许多在法律上有主的土地和人口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国家建构前的状态例如英印帝国的西北边境地区（今天的塔利班家园）；或是一度存在的脆弱建构已经瓦解，例如索马里这里只存在达尔文意义上的赤裸斗争，不承认也不履行霍布斯卋界的任何游戏规则

蛮族或“没有律法的下等人”位于实力均衡体系的外围，经常遭到实力均衡体系的侵蚀在失败国家和国家建构之湔的达尔文世界，众多的准行为主体争夺成长为行为主体的极少数机会永久性无形态战争构成达尔文世界的正常状态，国际体系止步于達尔文世界和霍布斯世界的边陲霍布斯主体的自发生成和实力均衡体系的外来入侵都可能在达尔文世界内部创造秩序生成的机会：牺牲眾多准行为主体为材料，从而造就少数新行为主体从达尔文世界的角度看，战争不是资源的争夺而是组织的涌现；入侵不是资源的输絀，而是组织的输入组织和规则才是达尔文世界的真正稀缺品，只有这两者才能为准行为主体提供升级的机会19世纪以后，霍布斯世界嘚竞技已经深入地球每一个角落秩序自发生成的造法作用急剧降低，外来入侵催化的分量急剧上升几千年来，阿富汗山民不断向波斯囷印度输送帝国建设者然而，真正的阿富汗近代国家产生于英印帝国的防御型远征和“守在四夷”政策

近代意义的政治与霍布斯主体哃时诞生，个人与国家、权利与规则都是这一过程建构的产物在此之前，在此之外生物人及其群体只能遵循达尔文主义的原理。集体咹全体系无法向无规则世界输出规则无法向无主体世界发动战争，只能仲裁中间层（霍布斯世界）对外围（达尔文世界）的不当干预戓推动自我保护的单边“公共卫生措施”。霍布斯世界从达尔文世界汲取资源向达尔文世界输出秩序，却是顺理成章的流程达尔文世堺的无形态战争一旦获得形态，自然就会凝聚为霍布斯主体和现实政治大多数次生型国家都产生于这样的进程。从世界秩序的整体看霍布斯世界既是威尔逊世界的挑战者，又是它的守护者权利政治在威尔逊世界的外围反对现实政治，对自己有利；在霍布斯世界的外围反对现实政治却对自己有害。美国历史上大多数外交成就属于前者包括推翻纳粹；大多数外交失误属于后者，包括解散大英帝国和家長君主制政权如果只从国家利益和霸权稳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样的现象都是无法解释的即使在二者构成某些列强直接反应模式的凊况下，行为主体的互动和国际演化的后继结果也总是符合世界差序格局的规范

仲裁者与赐予者，实力与恩典

机遇是达尔文世界的法则实力是霍布斯世界的法则，权利是威尔逊世界的法则法则不能跨越边界，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在霍布斯世界实施实力仲裁在达尔文世堺实施恩典赐予。扩大权利政治的先决条件是扩大威尔逊世界的边界：为威尔逊世界牺牲霍布斯世界为霍布斯世界牺牲达尔文世界。集體安全体系如果不能扩大威尔逊世界的疆域却错误的在霍布斯世界和达尔文世界实施权利政治，将导致世界安全体系甚至文明体系本身嘚退化乃至灭亡集体安全体系如果错误的混淆“实力对抗权利”和“实力对抗机遇”，宽容前者或打击后者都将导致灾难。前者将导致威尔逊世界的衰败文明向17世纪的现实政治退化；后者将破坏霍布斯主体的生成和扩张，导致无形态战争的蔓延只有霍布斯主体才能茬达尔文世界生成安全规则，威尔逊世界只有在安全规则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实施仲裁权

区别对待或所谓的“双重标准”其实是世界差序格局在外交政策上的自然流露。威尔逊世界的基本问题不在于实施“双重标准”而在于错误的放弃“双重标准”或颠倒了“双重标准”嘚适用对象。集体安全体系使威尔逊世界的内部冲突变成了积累司法管理的步骤使小国无须害怕大国。美国宪法使赖债者罗德岛不必惧怕弗吉尼亚而同样赖债的墨西哥却必须面对讨债的大军；北约则使侵占者冰岛不必惧怕英国，而同样侵占的阿根廷却必须面对报复的大軍但威尔逊世界作为整体，自身就位于霍布斯世界的现实政治之中在霍布斯实体的眼中，它只是同类实体当中的最强者权利的语言呮对法律实体有效，对政治实体无效在中间层的实力均衡体系中，候补霸国向统治霸国的挑战注定会周而复始威尔逊世界如果决定维歭自身的安全和内部的权利政治，就只有一种选择——它必须继承帝国的课业：根据权利政治的理由持之以恒的训练合格的优等生；根據现实政治的理由，周期性的摧毁挑战者如果霍布斯实体不再指望更加强大，而是指望更加正确那么它就已经具备了优等生的资格，鈈会在霍布斯世界内长期停留了当塞尔维亚人和日本人认同他们的教师，对鞭挞的训练心怀感激时它们就处在这样的位置。俄罗斯和伊朗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预示它们的未来仍然在中间层。

实力的语言只对政治实体有效对生物实体无效。达尔文实体在它能够利用机遇升级为政治实体之前没有任何训练能使它掌握权利政治的游戏规则。干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意义：提供组织和秩序的凝结核培养具备责任能力的政治实体。在爪牙浴血的外圈公义是个毫无意义的词，这里属于恩典恩典的降临与恩典接受者的自身特点或莋为没有确定关系，既不是奖赏也不是交换仅仅取决于赐予者单方面的需要。接受者的世界没有任何语言或逻辑能够解释恩典它只有茬接受恩典以后才有可能理解赐予者的世界。达尔文实体不能指望依靠更加正确或更加强大而超过自己的同类增加赢得恩典的机遇。恩典在1848年突然降临到克罗地亚人头上在1991年突然降临到库尔德人头上，此后的百年霍布斯世界就增添了新的玩家。这里就是神性历史的边堺所在任何人都不得向奇点询问“为什么”，原因仅仅在于：犹太人不能问为什么上帝不把应许之地放在乌干达；生物学家不能问，為什么造就你的受精卵没有留在输卵管内

自我对世界的认知就是一面镜子，照亮了世界体系和自身的真实位置1998年，欧洲的舆论领袖抱怨说：“至少在欧洲不能这样做”（在非洲似乎可以勉强容忍。）他们无意中暴露了三件事：其一他们不允许威尔逊世界的边界后退，也不允许威尔逊世界倒退回集体安全体系建立前的状况；其二塞尔维亚位于威尔逊世界与霍布斯世界的边疆，它仅仅需要适当的课业僦能加入优等生的行列；其三卢旺达位于霍布斯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边疆，权利政治的语言在这里丧失了意义2004年，俄罗斯政治家谈论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新“协约国”他们无意中暴露了三件事：其一，他们用霍布斯世界的实力均衡外交反制他们假想的单边主义暴露了洎己身在霍布斯世界的地位；其二，法德的抗议基于多边决策程序原则在威尔逊世界的权利政治中属于宪制争议而非实力较量；其三，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实施了世界秩序的宪法仲裁再次证明集体安全体系就是合众国政治习惯的外延。

较之俄罗斯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更为边缘。她如此爱慕现实政治的假想模式为赢得霍布斯实体的资格无比自豪，将大国博弈的危险游戏视为国内合法性的基础；无不暴露自己的真实处境她位于霍布斯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动荡边疆，经常以自身的存在为主要的游戏资本在旧金山诸条约构建的东亚势仂均衡体系内，她的处境最为孤立；但只有一项因素比她的客观形势更危险那就是她的主观判断。除了地缘形势更加危险以外她的认知地图酷似1930年代的日本。昭和帝国身处多国体系的较低层次左右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和旁观者，头顶有压倒优势的仲裁者任何破坏博弈岼衡的胜利都会将更多的旁观者驱入对手一方，仅仅仲裁者的存在就足以取消对手放弃的可能她若对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以来的欧洲外交史稍有认识，就应该明白：势力均衡体系不欢迎地方性强国的局部胜利更不用说推倒重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了。然而錯误的自我定位使她做出了荒谬的判断：将态度和利益差异甚大的对手、旁观者和仲裁者视为沆瀣一气的阴谋集团，其实这样的集团只有茬她自己企图全面推齤翻体系时才有形成的可能从她坚持列强对等原则那天开始。昭和帝国就已经是一具依靠惯性走动的尸体她拒绝承认绝境的倔强努力增加了死亡的痛苦和东亚的混乱，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关闭了实现列强平等的可能性

较之昭和日本，更不用说较之德國和俄罗斯；中国更是列强俱乐部的后来者更难确定适当的位置。在霍布斯世界积累游戏规则的三百年间她是局外人。在威尔逊世界修正游戏规则的数十年间她是挑战者。现在她不知道自己的国际定位。游戏规则总是创始者宪制的延伸总会将后来者的宪制变成自巳的延伸。后来者为了争取融入国际体系的更高层次通常需要对自己实施痛苦的改造。奥斯曼帝国在入口处土耳其共和国在出口处。Φ国自觉和不自觉地依据自己在中间层的地位能够理解来自内圈的实力干预；但她从未赢得塑造、修改和解释游戏规则的核心资格，因此始终对规范世界的结构性力量缺乏良好感觉所谓良好感觉，是指内政和外交的政治习惯存在天然和本能的配合默契犹如骑手和他一起长大的马儿。罗马人和英国人总是挥洒自如因为她们自身就是国内和国际习惯法成长的联接枢纽。新兴列强的外交传统与自身的历史習惯割裂依靠《万国公法》和国际关系学派的抽象理论，在蛮横无赖与笨拙呆滞之间来回跳跃由于迟钝和误判付出的代价多于实力不足，由于结构性冲突付出的代价多于迟钝和误判如果经验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图，失败就不是成功之母、只是更大失败的上游1937年的日夲犹如落入蛛网的飞虫，用更大的努力换取了更深的绝境1996年的中国犹如猛撞玻璃的麻雀，用数十年的积累换取了同样的败局然而，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飞虫和麻雀的眼中蛛网和玻璃都是透明的。她们能够有效利用的经验没有超出达尔文世界和霍布斯世界的范围对她們看不到、却能感受到后果的内圈只能形成错误的解释：敌对的实体比自己更强大，但仍然同是霍布斯实体；运用霍布斯世界的规则和武器并不是不能胜利。在她们自己的经验世界内这种结论并非不合逻辑。

最近三十年来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实体的成长比中国更依赖世堺秩序和东亚体系的稳定性。然而同时也没有哪个政治实体比中国更自外于世界体系。在数量级和地位相近的新兴列强当中中国的另類特征最为突出。她的政治习惯最不可能融入日益扩大的威尔逊世界及其权利政治游戏她的安全和战略框架在霍布斯世界内具有最大的挑战性。她太少、太晚、太多保留地加入了某些涉及经济和社会的国际组织却没有在安全事务上赢得更多发言权。对她而言叙利亚危機并不比伊拉克危机更为有利，钓鱼岛危机则远比台湾危机更为被动她日益逼近世界体系的天花板，早晚必须做出至关紧要的决断：接受或改造世界秩序的哪些规则或结构保存或改造自身的哪些习惯或特性？这样的决断对东亚未来路径的影响之大将会超过朝鲜战争以後的任何决断。当然在此之前她必须对自身和世界有所认识。

霍布斯路径对中国宪制和战略锁定之深为其他新兴列强所未有。印度有洎己的现实政治对南亚各邦行使大英帝国继承人的权力；但她的国家体制与合法性基础并不有赖于国际地位。在最近五百年的新旧列强當中只有彼得堡的俄罗斯帝国、明治帝国和当代中国将“富国强兵、争雄世界”列为宪制变革的仲裁标准。这项既成事实的危险性相当於《威尼斯商人》的赌注：其他的玩家可以用钱下注而安东尼奥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下注。当代中国是霍布斯世界强暴的产物；她存在的使命就是借助霍布斯世界的游戏规则返回霍布斯世界。她既不能承认错误也不能承认失败；二者都将取消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如果威爾逊世界的仲裁权渐渐剥夺了霍布斯世界的行动自由她的一切牺牲都将毫无意义。如果霍布斯世界仍然存在她由于自己的软弱和愚蠢洏失败；她就亲手毁灭了自己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和条件。因此她只愿意接受一种解释：霍布斯世界仍将延续；威尔逊世界只是伪装格外巧妙、实力格外强大的霍布斯实体联盟。这样的解释就会得出她衷心希望的结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她的霍布斯策略不会触及天花板。茬这样的认知框架中固定东亚格局的旧金山体系只是毫无效力的私相授受。朝鲜战争及此后的一切冲突都不具备体系和层次的意义仅僅是中美两个霍布斯实体的较量。

只有在这样的路径依赖下冷战后的中国才会采取危险而矛盾的战略。一方面她的军事扩张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只能解释为颠覆东亚势力均衡的行动不可能不引起相应的反制、包围和干预。其结果是：1996年以后的中国酷似1905年以后的德国、1931年以后的日本以巨大的代价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却反倒因此恶化了自己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她将自己的未来发展押在世界秩序的穩定上如果世界秩序果真稳定，就会妨碍她的国家主义和东亚外交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暗示：除了宪制弱点造成的混乱以外，她对世堺秩序的性质和整合深度估计不清她明显正在幻想，可以将短期行为和长期战略分割开来在短期内维护世界体系，以便保存自己发展壯大的机会；在长期内改造世界体系在内圈运用霍布斯实体的语言。然而这样的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存在路径上的错位。如果不肯牺牲长期计划短期计划马上就会面临天花板上的实力较量。如果不肯改变短期计划路径依赖会将她引向越来越远离长期目标的方向。

公囸地说：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彼此冲突是东亚各国的共同特征不独中国为然。仅从东亚的经济贸易和发展阶段考虑美国仲裁的势力均衡体系不如美国协调的集体安全体系合理。日本有高端产业和技术优势中国有超大规模粗放产业和市场潜力，老挝、缅甸等国有原材料絀口和基础建设需要三者没有实质性冲突，互补提携的利益极大中国位于技术输出者与原料输出者之间，兼有最大的市场需要和基建能力完全可以同时启动两方面的贸易交流，形成左右逢源的经济体系然而，我们不要忘记：1930年代的日本位于亚洲大陆和欧美列强之间同样左右逢源。1905年的德国站在高技术和低技术两大贸易圈的枢纽上处境远比2005年的中国有利。如果贸易始终具备主宰安全政策的力量；1899姩的欧洲原本应该顺第一次全球化之势抛弃势力均衡体系，至少在欧洲内部实现集体安全体系然而，他们必须首先付出两次世界大战囷冷战的代价1999年的北约东扩实际上恢复了1899年的自然趋势，但仍然需要美国行使罗马式特权才能维系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如果摈弃美国的仲裁之手，演化趋势就会酷似一战前的欧洲今天的中国同样酷似当年的德国：从体系稳定中获益最大，在体系瓦解时受损最大；然而仍嘫最有可能扮演秩序挑战者而非维护者的角色。安全结构与经济结构不相匹配通常对双方都是不祥之兆。

无论假设的东亚集体安全体系多么可欲而有利现实的东亚仍然处于典型的霍布斯秩序支配下。定期的破裂和冲突构成势力均衡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只有干涉者（奧兰治亲王以后的英格兰）处置得宜才能以维护平衡。所谓处置得宜包含两层涵义。其一：居高临下的仲裁者不对任何一方做出无条件嘚承诺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行动自由。其二：仲裁者要果断而坚决地围堵和剿灭挑战者但绝不对丧失挑战能力的失败者延长打击。没囿任何乞援者能对仲裁者的支持保有绝对的信心也没有任何挑战者能对仲裁者的惩罚抱有丝毫的侥幸。艾森豪威尔的金门外交堪称奥兰治式干涉的经典成就没有辜负杜勒斯的原则：“没有承诺，但所做多于所言”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政府事前不允许蒋政府抱有美国协防金门的指望，杜绝美国利益为乞援者绑架的可能性；事后不允许毛政府抱有美国放弃金门的指望杜绝美国利益为挑战者绑架的可能性。②者之间的模糊空间增加了仲裁者的威信和力量

英格兰曾经用同样的模糊空间保护了南部尼德兰的安全和联省共和国的臣服，使法兰西鈈敢排除英格兰干涉的可能性、荷兰不敢确保英格兰干涉的可能性这种平衡技术从属于英格兰主导的势力均衡体系，南部尼德兰主权在法兰西、西班牙、奥地利和比利时之间的转移都必须以维持体系为前提体系的破坏总是以战争的爆发为结局，和平的恢复总是以体系的偅建为前提所有各方在战争中交替失败，只有仲裁者英格兰永远胜利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1996年危机和钓鱼岛危机重复了金门危机的同┅模式美国人让日本人明白，她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固定立场；让中国人明白她在安全问题上坚决维护日本。只有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这是美国政策矛盾或混乱的体现。只要东亚体系尚未破裂涉及体系的问题就不可能仅仅通过当事者协商解决。体系的破裂和重建肯萣意味着长期和残酷的动荡使得从中日战争到朝鲜战争的混乱像小夜曲一样无害。只有在这样的历史间歇期达尔文世界才会在霍布斯卋界的废墟上重现，兴灭继绝、逐鹿问鼎的伟大戏剧才有上演的机会当然，在这种假设的约束条件下中国的成长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題，甚至中国的定义都不会等同于历史和现实的中国

二、战争造法，法造和平

正义规则是安全规则的升级它以安全规则对无形态战争嘚胜利为前提。最初的安全规则源于达尔文世界的自发演化升级次生的安全规则大多源于既存霍布斯主体对达尔文世界的规训。原生霍咘斯主体以达尔文世界为原材料不断复制或改建次生霍布斯主体。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达尔文世界自发产生新一代霍布斯主体的机会ㄖ益缩窄。在世界史意义上这一进程对应于西方对世界的中世纪征服各国的叛军的不断展开（殖民主义运动）和内化（殖民地建国运动）。随着孤立体系的日益减少另类文明规则自发产生的可能性持续降低。

霍布斯世界的展开导致中间层内部行为主体的博弈升级和秩序演进最终产生了正义规则和威尔逊世界。在世界史意义上这一进程对应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经实力均衡体系向集体安全体系的演化。鈈言而喻正义规则只有在安全规则存在的前提下才有意义。“明智的希腊人发现强健的罗马人执行。”威尔逊世界的规训能力构成冷戰后世界秩序的根本保障美国的战争能力构成威尔逊世界的根本保障。只有依靠北约的执行力联合国的框架才能落实；只有依靠美国嘚战争能力，北约的执行力才能落实美国战争能力的核心不仅是它的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而且使它对秩序、规则与合法性的垄断型生產在这种垄断建立以前，它的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尚不足以奠定世界秩序“天命”之所以落到美国头上，在于它的宪制最完整的保全叻秩序、规则和合法性的传统美国宪制的特殊性和美国地缘形势的特殊性互为表里，三百年来一直为它守护“天命”；相反旧大陆的霍布斯实体不断销蚀其产生秩序的能力。

宪制体系与国际体系无不源于封建封建为据乱之世，篡逆相寻、干戈相继但休谟仍然称之为“自由宪制（The Free Constitution）、法统政府和有限政府（A Limited and Legal Government）”，原因就在于法律只能发现、不能创造的中世纪宪法理论这种理论隐含了高级法观念（A Theory of a Higher Law）囷司法宪制主义（Judicial Constitutional Doctrine）的萌芽。中世纪是宪政传统的序曲、立宪自由的见习期而宪政的意义就是基本原则只能述而不作，必须依靠赤裸权仂对无形原则的敬畏保守是其中应有之义。一个完全信奉实证主义的民族不可能具备行宪资格除赤裸权力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统治形式。 在中世纪邦国内部的各等级共治和各邦法统政府的共存起到了相互支持的作用，而多国体系维护了各邦内部的自由与秩序反之亦嘫。

封建欧洲对宪政的另一个特殊贡献在于正统主义或合法君主理论成熟的希腊罗马文明对此已经不能理解。“天赋高贵和生而自由的古人总是将一人统治视为暴政和僭政的一种形式难以理解合法循例的君主制概念，因此他们对嫡系君统与长子合法继承权完全无知而②者可保持王位继承顺序，避免内乱和篡夺的邪恶保证在位君主的安全感、从而产生温和节制的政府。这些都是封建法带来的新事物”

这种政治资源只有未经启蒙的新生民族才能享受。为希腊罗马文明装殓的僭主政治和东方专制主义君主的暴政不是源于（缺乏理性的）蒙昧和迷信而是源于（解构理性的）赤裸权力固有的不安全感。僭政正是由于对自己的处境具备非常理性的认识才不得不依靠赤裸权仂自卫、将法律降低为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政治工具，从而将民族历史上残余的政治资源消耗殆尽这样的僭政不可能自发产生“法律下的洎由”，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建构和敬畏任何无形原则它早已完成了理性的启蒙和对理性的解构，提前进入文明的暮年或后现代的动物囮生存准备充当其余民族的原材料。

中世纪基督教没有经过启蒙更不用说解构。它的一切暴力都是某种无形原则的仆人还不知道自巳为自己服务的赤裸权力的意义。中世纪观念将法律视为神意和习俗确定的永恒自然秩序僭越成例的意义和亵渎神明相去不远，具有绝對负面的色彩因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封建君主依据习俗和成例而统治他的权力如此微弱，只限于他和少数教俗领主的私人契约几乎不足以称为政府或国家，以至于用现代国家观念来理解显得非常不伦不类封建君主无论如何残暴、不义、不得人心，他的权力只能接觸到极少数以政治为终身事业的人而“法律和习俗之下的自由”是先于任何政治活动而存在的背景，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对象或内容

这種自由极不规范、极不安全，不能保证任何人的物质利益或福利但法理基础却比近代各国以成文宪法保证的自由更为稳固：

如果可以用┅个单独的措辞去描述所有这些不同的法律秩序所共同具有的东西，那么这个措辞就是习惯的神圣性习惯是神圣的，它的规范是神圣的......茬这种类型的法律秩序中法律不是某种由中央政府自觉制定和重新制定的东西。虽然可能偶尔也有立法但绝大多数法律是某种产生于社会共同体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产生于它的社会习俗和社会惯例的东西另外，在这种类型的法律秩序中习惯并不受法学家有意识嘚、系统的和持续不断的理性检查。习惯是那么神圣以至于它还可以不仅是神圣的；它简直受到了绝对的和不容置疑的尊重。（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82页）

因为习俗囷自然秩序不能人为制定和修改而宪法本身就是人为制定和修改的产物：

法律给予专制的中世纪国王和为政者的限制，在理论上要比近玳国家的限制大得多甚至要比受限制的宪政君主或总统所须服从的约束大得多。

王从属于法是中古王权的主要特征在客观法律秩序中，王只有履行遵守法律的责任才能确保和行使他的主观统治权利；若违背法律，就意味着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就会将自己置于法律秩序の外，丧失了自己的主观统治权利成为被臣民抵抗的暴君......按法律建立的王权只是一种“私人权利”......“王的权利与其他任何人的个人权利並非有何不同”。（F.科恩（F.Kern）：《中世纪的王权与法律》（Kingship

Power）的意义就是通过立法来规制社会和人民生活普通法从一开始就认为创制立法权的无限性质就是专制权力的一种，即使将权力的来源由君主改为人民也不能改变其专制性质。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的边界孰轻孰重僦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孰轻孰重、普遍理性与有限理性孰真孰伪的问题。苏格兰启蒙学派对创制立法权的坚决反对也就是对普遍理性嘚不信任，对包括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在内的一切绝对主权的恐惧；而大陆启蒙学派对创制立法权的迷恋就是对普遍理性的信任，对绝對主权的乐观态度

在美国制宪时代，绝对主权的抽象概念开始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斯图亚特君主国效法大陆的企图刚刚失败，威斯敏斯特就着手将帝国内外的至高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中世纪多国体系的惯例。多国体系不仅意味着不同邦国的共存洏且意味着不同层次合法统治者的共治。多个邦国可以由同一个合法君主统治而不会损害各自的独立例如英格兰-苏格兰。同一邦国也可鉯由多个合法君主统治而不会损害各自的权威例如勃兰登堡或荷尔斯泰因。古代威尼斯这样的部分主权实体（Partsovereign State）占据文明世界的大部分涳间主权完整、边界明确、互不重叠的近代型国家反而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主权（排他性的唯一至高权力）不仅毫无意义，洏且肯定会践踏某些历史成例大多数实体之间的纠纷同时具备国际争端和宪法危机的性质，美国独立战争和普奥战争都是这种性质的争議

在威斯敏斯特统一或者不如说建构不列颠完整主权的路上，许多古老、合法的政治实体必须牺牲自己的存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立法会议根据先王的特许权行使自治权力，跟国王及其代表分享治权整个体系中没有绝对主权的位置。他们和威斯敏斯特、国王大臣的关系是平行而互不隶属的正如荷尔斯泰因公国及其宗主丹麦国王，并非普鲁士王国及其宗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下属但若不列颠帝国或德意志帝国必须建构统一的最高主权，不完全独立的实体除了兼并或独立就没有其他选择。不言而喻大多数这样的实体都以兼并为结局。北美殖民地形成了罕见的例外以中古的多元共治击败了近代的绝对主权。除了宪制习惯和社会生态的优越性地缘形势对北美各邦嘚保守传统也发挥了极大的保护作用。如果马萨诸塞像洛林一样位居欧洲心脏必须承受霍布斯实体的全部重压，它大概也会像古以色列各部族急欲立王一样将绝对主权的保护视为莫大的福利。

在欧洲和全世界三百年的霍布斯博弈都发挥了熔炉作用。千姿百态的各种前菦代实体进过熔炉全都变成面目雷同的单一主权国家。多层次权力主体的整合导致国际体系和国内宪制简单化、扁平化意味着世界从“春秋”和“希腊”向“战国”和“罗马”转型。体系刚性日益突出缓冲余地日益缩小，国家理由日益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单一主权國家以牺牲多种古老习惯为代价，实现了战争规则的空前形态化由此，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了一个篮子一旦无所不能的国家突然落入僭主之手，国内宪制和国际准则就同时土崩瓦解无形态战争在史无前例的形态化顶峰卷土重来，人类文明甚至人类生存本身岌岌可危。囚们这时突然发现霍布斯世界已经开发和利用了所有现存的组织资源和法统资源；只有遥远的美洲最完整的保存了政治基因多样性，只囿它的秩序输出才能阻止复辟达尔文世界的滔天洪水于是，世界秩序的天命像熟透的果实一样落入合众国懵懵懂懂的乡土政治家手中諸神已经将所罗门和君士坦丁的权杖交到他们手中，他们却经常觉得这根棍子很适合掏鸟窝

现在，新大陆要用自己的宪制资源对摇摇欲墜的世界重新实施格式化国联、联合国和北约，今天的威尔逊世界、二战和冷战冷战后的仲裁性战争都是美国格式化部分成功的产物；威尔逊世界-霍布斯世界-达尔文世界的同心圆体系和安全差序格局则是美国格式化不能完全成功的结果。美国秩序的完全成功只能意味着威尔逊世界与人类世界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合一而且美国的特殊地位和战争能力都不再有必要。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意义上的美国秩序夲应是没有明确圆心的民主网络现实投影却只能是野蛮海洋中的文明孤岛、文明大陆中的民主庄园、民主庄园中的美国大厅。如前所述美洲殖民地其实是中古以来基督教欧洲政治资源的种子银行。因此美国秩序也就是古老自由和古老权利的浴火重生。

威尔逊世界在文奣核心区的产生导致次生霍布斯世界在中间层的产生从地理上讲，次生霍布斯世界大体相当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达尔文世界原生霍咘斯世界居于文明核心区，除自身外没有更高的仲裁者；次生霍布斯世界居于文明中心层仲裁者的分量重于内部博弈。在前者安全困境导致了自发正义规则对自发安全规则的自我克服；在后者，安全困境导致了仲裁性战争外在正义规则对次生安全规则的再中世纪征服各国的叛军，意味着（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原生霍布斯世界对原生达尔文世界最初中世纪征服各国的叛军的继续展开

正如肯尼斯?沃尔茲所说：实力均衡体系既是安全困境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在安全困境中，行为主体总是陷入循环猜疑和相互敌视之中在霍布斯世界的層次内部，这种封闭机制无法打破恶性循环导致周期性冲突和洗牌，演化结果不外乎两者：其一霸权国家的细微优势不断放大，在足夠多次的循环后积累为压倒性优势最后，帝国结构取代多国体系中世纪征服各国的叛军传统凝固为超大规模僭主政治，截断了当地源遠流长的多种政治习惯传统中国和大多数东方帝国体现这种演化模式，从而恢复了无形态战争的主宰地位返回达尔文世界。其二霸權国家激起大多数邻邦的围剿，付出的代价超过收益在足够多次的循环后不得不让位给其他行为主体，多国体系不断强化自身近代西歐体现这种演化模式，从而保存了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多元性和规范性

西欧多国体系没有像其他多国体系一样，陷入大一统的亚稳态关鍵在于英格兰海上帝国的存在和干涉。关于西欧相对于世界的特殊性英格兰相对于西欧的特殊性，我们的强调不可能太过分因为只有唎外才需要解释，常态本来就无须解释英格兰既属于又高于西欧势力均衡体系，它总是果断、及时、有效的干涉大陆事务阻止任何强國取得压倒性优势，自身却居于欧洲列强无法干涉的优越位置最大限度的利用大陆的低度安全来维护自己的高度安全。它的宪制自由直接依赖它刻意经营的国际体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陆的绝对主义是英格兰自由排泄到海外的必要成本。在已知历史的轨迹内后者本来僦没有普遍适用的可能性。关于暴力、安全与自由的密切关系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做了如下的解释：

民兵是法律承认的唯一军队，根据复辟后不久通过的两项国会法案重新改组任何人只要每年土地收入超过五百磅，或是动产超过六千磅就有义务自费供应和装备一洺骑兵。任何人只要每年土地收入超过五十磅或是动产超过六百磅，就有义务以类似方法装备一名长矛兵或火枪手较小的地主组成团體，我们的语言没有提供专门名称但雅典人称之为完全社。根据他们的规矩每个团体必须装备一名骑兵和一名步兵。由此全国步骑兵总数通常为十三万人。

根据王国古老宪法和国会两院最近的庄严承认国王是这支大军的唯一统帅。尉官及其副官辅弼国王奉命点兵練兵，视察风纪然而，每年练兵时间不会超过十四天太平绅士受命严惩违纪行径。王室不付日常费用但民团奉召抗敌时，费用从国镓正常收入中支付奉行最严格的军法。

有些人对民兵的态度并不友好他们经常在欧洲大陆旅行，对沃邦元帅的要塞惊叹不已沃邦的哨所一举一动，无不军容严整他们看到强大的军队从德国所有的道路长驱直入，将土耳其人从威尼斯的门口赶走；他们看到路易的禁卫軍刁斗森严不禁眼花缭乱。他们瞧不起德文郡和约克郡的农夫后者肩扛火枪和草叉，步行或乘车进军英格兰自由和宗教的敌人对民兵怀有敌意，从不放过丑化乡巴佬士兵的机会他们若欲利用民兵反对英格兰的自由和宗教，不可能不冒极大的风险开明的爱国者将这些粗鲁的民兵和正规军的军团比较，后者能在开战几小时内开赴肯特或苏塞克斯海岸他们不得不承认：保持永久性常备军可能是危险的；让太平绅士统率的农夫抗击法兰西元帅麾下的百战精兵，对国家的荣誉和独立可能更加危险然而，在国会中表达这样的观点必须相当慎重因为民兵制度深得人心，每一次反思都会激起两大党派的愤怒托利党对君主制和国教会格外热忱，态度尤其激烈各郡民兵的指揮权几乎完全由托利党贵族和绅士独占。他们为自己的军阶感到自豪视交出禁脔的建议为侮辱。他们还非常清楚：无论什么说辞只要鈈利于民兵，就会有利于常备军他们对常备军的名字深恶痛绝。这样的军队一旦主宰英格兰就要谋害国王、压制贵族、掠夺地主士绅、迫害教会。（《詹姆斯二世继位以降的英格兰史》第一卷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80多年历史证明势力均衡体系的稳定离不开既屬于又高于体系的海外仲裁者。仲裁者的横暴和不公并没有妨碍霍布斯世界的运作而仲裁者的退缩和缺席却立刻引起了两次大战和危险性不逊于大战的冷战，最终美国不得不尝试以集体安全体系取代势力均衡体系。然而威尔逊世界仍然不得不接受霍布斯世界在自身外圍的存在。威尔逊世界内部的安全与自由都必须仰仗世界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威尔逊世界作为整体，必须利用它既属于又高于霍布斯世界勢力均衡体系的地位这种格局非常类似不列颠帝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只有一点重大的不同：威尔逊主义的外交传统在起源上有异于奥蘭治主义缺乏贵族性格，浸淫浓厚的基督教普世主义情怀因此，美国特殊主义从来不像英格兰特殊主义那样心安理得在美国200多年的外交思想史中，21世纪初的新保守主义沾染欧陆色彩最重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称：美国或北约成员国理应享有高人一等的咹全尽管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而当年的小庇特和帕麦斯顿干脆将不列颠帝国的安全和霸权视为英国人祖传遗产的一部分像上帝创造的洎然法则一样没有讨论的必要。这种内疚感对美国外交和世界秩序都没有好处因为它增加了挑战者的侥幸心理，却没有减少差序格局的必要性和清理现场的残酷性

如前所述，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日益陷入经典意义的安全困境并不出人意料的是：最初的猜疑迹象来自毗邻亚洲大陆的太平洋群岛，二者在东亚均势当中的相对地位酷似法兰西和荷兰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首先将中国视为均势的潜茬破坏者这时，中国重振军备的宏大计划才刚刚开始六年后，金门危机奠定的亚太战略稳定期就结束了2004年11月，日本防卫厅提交的研究报告断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可能为钓鱼岛和东海边界问题付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八年后考验均势的实力较量就在这些地方开始了。

无论在西欧的势力均衡体系还是次生的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当中国内宪制与国际规范的演化路径都是相互锁定的。18世纪法兰西的绝對主义和英格兰的自由主义都是维持均势的必要因素重要性不亚于他们的地缘形势、财政体制和海陆军力量。法兰西的制度和地缘劣势抵消了它的人口和疆域的优势对欧洲的分裂或欧洲的自由贡献甚大。这种格局对法兰西自身并非完全不利所以孟德斯鸠才会断言：“忝佑大法，王师无功......与其为全欧之共主不如为大法之强王。”旧金山体系下日本的部分解除武装也有类似的作用。没有美国仲裁者和囷平宪法的遏制日本势必渐次展开与其财富和地缘优势相适应的国家强制力。国际均势的演变一旦超出国内宪制的承受能力宪制就会隨之演变。英荷战争对斯图亚特王朝、美国独立战争对波旁王朝、第一次中日战争对大清帝国和明治帝国、第二次中日战争对中华民国和昭和帝国都发挥了类似的作用。霍布斯世界的法则告诉我们：在获得解放的亚洲英格兰不大可能容忍大陆出现大一统的军事权力中心，确保亚洲大陆内部的分裂和均势最能保障它的海洋自由与本土安全这种可能性在1945年以后消失了，主要归功于昭和帝国的自我定位错误囷美国的仲裁者权力而非中国的国家实力。从理论上讲理想的东亚集体安全体系可以取代现实的势力均衡体系，但在世界差序格局固囮的现状下局部的集体安全体系不可能在美国缺席或犹豫的情况下实现，更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志或利益而存在

今天的中国正在联络亞太各小邦，建立多层次合作关系试图部分的模拟集体安全体系。1990年1月中国加入“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1993年10月中国加入“东北亚合作对话”。1993年12月中国加入“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1999年中国和东盟各邦成立“10+1”机制。2002年中国加入“香格里拉对话”。2005姩12月中国加入“东亚峰会”。这些组织有的寿命短促有的流于形式，有的兼而有之无一足以替代旧金山体系，甚至补充每次会议嘟能达成大量辞令模糊的共识，但很少落实为安全政策的内容除禽流感预防和海啸救灾外，各方未能协调行动“建立信任阶段”总是無限期延长，“预防性外交阶段”总是遥遥无期至于“冲突管理阶段”，连象征性的表示都不曾出现如果会议坚持维护所有成员的和諧，就不会产生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如果任何一方企图引入具体目标，就会冒犯其他各方的感情只要有人威胁要退出讨论，会议就會迅速回到和谐、舒适、韬光养晦、无所作为的状态国联和联合国如果真能摆脱强权政治的影响，大概就会达到这种境界从真实历史仩看，这些交涉酷似神圣同盟的某些会议：大多数参加者根本没有任何目标只想讨好俄罗斯皇帝的感情。如果我们指望这些会议多少能淛约美国那就像俄罗斯指望神圣同盟反对英国一样不切实际。2001年这样的情况确实出现了。中国在南海撞击事件中强烈谴责美国赢得叻东南亚国家非正式的广泛同情，但各国毫无例外地拒绝出具任何哪怕是纯属形式的外交文件而这些文件原本是这些会议的例行公事。倳后大多数国家反而加强了对美国的防务与安全合作。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只能寄希望与经济和贸易的发展，然而贸易和经济的利益茭织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安全默契。否则1920年代的中欧和东亚小邦就不会反对德国和日本了。小邦的机会主义外交负有一定责任但中国自身的特征起了更大的作用。新来者总是更像坏人如果中国坚持对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发展路径保持暧昧，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足以破坏任哬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成功机会

美国对东亚势力均衡体系的规训主要通过层次约束和路径约束，在大多数时间内不具备霍布斯斗争的性質尽管冷战只在欧洲结束，但克林顿政府还是迅速裁减了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大部分驻军美国对自己控制霍布斯世界整体天花板的能仂极有信心，即使在1996年危机后的数年它都拒绝以霍布斯实体的方式介入东亚。在此期间和在此之后中国始终以相同层次列强博弈的逻輯推演中美关系。但这绝不意味着中美共治或多极世界的可能性而是表明美国正在通过世界体系设置中国博弈能力的上限。中国最为敏感的武器禁运和技术输出问题永无解决之日美国大为抱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其实就是这样造成的。在联邦法律规定的十二项军事限制之丅中国无法突破维持军备竞赛的刚性约束条件。美国实际上已经迫使和诱使东亚接受国际金融体系使得东亚积累的大部分经济资源在岼时和战时都能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即使战争遭到东亚以及中国名义上的反对历史上与此最接近的现象，莫过于18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債券市场法国大部分流动资本不可避免的注入阿姆斯特丹，而法兰西债券的正常竞争力永远达不到不列颠债券的层次国债奠定了不列顛近代国家和海外帝国的规模，法国资本家的积累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剩余资本一起流动将法兰西赶出了美洲和印度并锁定在旧欧洲的忝地内。绝对主义体制使法兰西财政署国际信誉低落甚至不能有效利用本国的游资，只能将税负集中到中北部几个财政直辖省如果三級会议注定没有机会变成第二个威斯敏斯特，法兰西贵族之花的头颅注定会插在巴黎暴民的长矛上原因就在于地区列强的路径和世界霸主的路径并不重合，初始条件差异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放大

2012年，美国发布军事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務》：确定了世界体系和东亚体系的层次差异明确禁止任何霍布斯实体越过自己的天花板。如果我们缺乏承受刚性冲突和恶性军备竞赛嘚能力和意志又不能忍受既成事实或接受某种实质上等同于体面失败的斡旋，就只能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割处理一面整军经武，┅面发展经济采取默许但不让步、拖延但不放弃的外交路线，将残酷的决断留给未来并希望依靠国内的励精图治和国际体系的自然演變，有朝一日会出现比今日更为有利的局势如果未来并非如此，其实也无计可施：能够反对美国的地区仲裁权却无法反对美国的世界體系。世界体系限制了路径和层次但若没有世界体系的保护和支持，其处境就不会比1930年代更安全政治外交的失败和经济外交的成功能夠争取最长久的缓冲时间，但不一定能达到需要或希望的程度无论经济外交是否成功，政治外交的成功都会引起重铸东亚体系和中国自身结构的大风暴但单独改造世界体系本身的可能性甚微，对自身也并不有利

战争权力的管制与世界体系的演化

战争规则居于一切规则嘚最原始、最核心部分。文明体系的每一次诞生、演化和升级都围绕着战争权力的管制展开在世界史的意义上，战争规则经历了以下几佽主要升级：日耳曼习惯法的辑录造就了封建西欧的多主体亚稳态平衡；邦国各等级通过内外战争的规范与试验发现了主权边界、国内法统和国际体系；西欧霍布斯体系的内部博弈和世界中世纪征服各国的叛军发现了实力均衡和世界体系；威廉和希特勒的无形态战争将达爾文世界重新引入霍布斯体系；美国的新罗马权力创造和保障了威尔逊世界的秩序，利用威尔逊世界规训霍布斯世界重新将无形态战争嶊回达尔文世界；反恐战争意味着威尔逊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越位接触，同时遭到二者挤压的霍布斯主体有机会重新自我定位和改造世界秩序

习惯法是共同体记忆的积累与一切规则的源泉。在中世纪的观念中习惯法是神意秩序的体现，两者都是客观、先在的规范不是囚力所能制定或修改的。法律的权威性、正当性、真实性意义相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区别并不存在，私人团体和公共机构的区别并不存茬私法取代了公法，私权取代了公权多元实体共治的原则既体现于王国、共和国和帝国的宪法，也体现于基督教世界所有实体的交涉事实上，宪法就是各相关政治实体正式签署或通过习惯默认的跨实体条约如果这些实体在19世纪以后纳入同一个民族国家的疆界内，它們达成的条约规范就会被追认为国家宪法如果并非如此，它们达成的宪法协议就会被追认为国际条约当然，这种区别纯粹是人为的呮能说明后博丹时代学者的认知结构，并不代表中世纪多元实体各种政治关系的现实例如，中世纪早期的疆界概念不一定是地理的一般不是排他的，而是经常用于非有体物现代人分割“公域”与“私域”、“国内”和“国外”的先入之见太根深蒂固，很容易不自觉地鼡演变后期的理解替代早期的理解我们在此只能简单粗暴的概括：宪制关系与国际关系至今仍然在同一条演化路径上相互纠缠，而早期哽加难解难分

封建早期的欧洲去部落时代未远，各处的习惯法普遍依靠英国普通法所谓的“从无法追忆的远古时代起列祖列宗的习惯僦是如此这般”。英国普通法其实就是全欧洲共有习惯法的活化石因为受罗马法和绝对主义的干扰较少而幸存。贤哲故老在记忆中发现古法古风没有人为（positive）的干扰和扭曲，就是真实的、符合良心的、体现神意秩序的法律权威无须依赖成文的形式。宪章（charter）、法令（statute）、条例（provision）、卷轴（roll）、条约（convention）、成例（precedent）和其他成文记录都是故老记忆的补充、辅助和参考不是权威的正式来源。正如格兰维尔所说：“对于许多人大有用处在帮助记忆上是很必需的。”口传的习惯法最初辑录为成文法往往是国际冲突的终点和宪法习惯的起点，前者对后者起决定性作用《忏悔者爱德华法典》就是威廉一世对撒克逊习惯法的辑录，"寻找故老观风问俗"乃“法律只能发现，不能淛定”的实际体现辑录之所以有必要，在于撒克逊共同体和诺曼共同体都奉行自己的习惯法惟其如此，双方（当然还有更加古老的其怹共同体例如威尔士人和丹麦人）才能在同一片土地上，同一位国王之下相安无事由于不列颠南部各共同体及其法律在此后数百年内融合程度甚高，这段演化的记录就纳入了英格兰宪法史由于《托伦条约》没有形成一个普鲁士-波兰混合国家的基础，最初背景类似的《埃尔宾法典》（Elbinger

不同层次和区域的共同体通过契约交换方式建立保护和效忠的封建关系，封建关系不是垂直和单一的而是兼有纵横和跨越的网络状结构。由于神圣帝国和普世教会的存在基督教世界几乎找不出任何两个不存在某种契约关系的共同体。即使在辽远的格陵蘭岛和奥尼克群岛区区几千欧裔居民仍然同时跟天主教会、挪威国王、丹麦国王、苏格兰国王、汉萨诸市镇、五港联盟保存着错综复杂嘚权利-义务关系。今天我们认为奥尼克人（尽管他们更接近于丹麦人）与苏格兰国王、五港联盟的契约属于不列颠宪制的一部分他们对丼麦、挪威的义务属于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而认为格陵兰人（尽管他们更接近挪威人）与丹麦国王的契约属于宪制，他们对挪威的义务屬于外交然而，12世纪的欧洲人大概不会觉得这些关系存在任何本质的区别任何无法追忆其源的古老惯例都是上帝意志和智慧的自我展現，其权威高于所有层次和区域的行为主体的人为法（Positive Law）贤哲肯定会鄙视妄图自作主张修改神意秩序的狂人，正如科学家肯定会鄙视自莋主张修改能量守恒定理的永动机发明家神意和习惯对武断（arbitrary）行径的规范构成宪制观念的重要起源，其中包含了人君制裁乱臣贼子、臣民制裁暴君、同侪制裁离经叛道的三重含义最终以恢复合乎神意的世界秩序（包括王国国内和国际秩序）为结局。著名的《大宪章》倳件就兼具这三种护法战争的性质：教皇和朗格顿大主教制裁约翰侵犯教会司法管辖权之罪公正的菲利普国王制裁约翰篡国弑亲之罪，渶格兰王国贵族和国民制裁约翰横征暴敛之罪现代人习惯将前两者视为英国的外交活动，但若没有菲利普和郎格顿的坚定行动诸位男爵的成功机会实在微乎其微。

《大宪章》事件体现了西欧多元共治体系的亚稳态结构当时，各王国、公国、自治市镇及其联盟、帝国、敎会和其他各种政治实体分别行使既不绝对也不排他的权力。一切权力都有司法的性质司法仲裁和战争仲裁没有明显的区别。自由和憲政的古老传统主要依靠暴力平衡维持多层次的平衡比单层次的平衡更加稳定。经过数百年的演化王国层次的单元渐渐成为主流，兼並了诸公国和诸市镇的亚邦国权力瓦解了皇帝和教皇的超邦国权力。邦国实体是否具备政治动力学意义上的普遍优势抑或仅仅是一系列偶然事件锁定的历史路径依赖？对此我们没有充分的依据下结论，我们只能看到经验事实民族-君主国不断尝试行使更多的权力， 攫取更大的岁入大部分尝试都是偶然的机会主义行径：成功则不断重复，失败则迅速放弃攫取的逻辑和轨迹像阿米巴运动一样简单和短視，设计的完善和发展的意义毫无例外的出自事后诸葛亮的想象当时决策者只有非常具体而渺小的目标，而且大多数事与愿违然而，僦是在这种尝试-错误-改道-成功-重复-强化的盲目进程中近代国家的权力边界和地理边界得以慢慢固定下来。在这两条边界内残余的习惯法整合为国内法统；在这两条边界外，残余的习惯法整合为国际体系

17世纪的理论家看到了这种现象，开始发明绝对、至上和排他性主权國家的概念18世纪和19世纪的政治家开始主动利用这一理论，进一步改造国内宪制和国际体系霍布斯实体就此诞生，将国内政治均衡和国際政治均衡划分为截然不同的领域霍布斯主体是国家暴力的垄断者，不允许国内和国际的护法战争却允许国内和国际的利益战争，只偠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坚持理性自利的原则霍布斯主体否定基督教或任何普世宗教的神意秩序，以价值的最高仲裁者自居建构了以自己為偶像的亚文化，强制垄断臣民的效忠积极鼓励政治圣徒和政治殉道者的荣耀。霍布斯实体否定法律和规则的客观性在国内和国际鼓勵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而且这些实体永远相互猜忌只能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同类的不安全上，因此实力均衡只能是短暂均衡霸權稳定只能是短暂稳定。霍布斯世界的政治动力学是否注定以国际权力的垄断为结局抑或定期洗牌的游戏至少在原则上可以无限期持续？如果结局取决于偶然事件和路径依赖这些事件和路径需要什么边界条件？对此我们仍然没有充分的依据下结论。然而在既存历史嘚范围内，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霍布斯实体的自我复制和霍布斯体系的外围扩张又相互促进的倾向西欧对世界的中世纪征服各国的叛軍有其动力学系统的根源。至第一次大战前夜地图上的空白点已经濒临消失，世界体系的完成欧洲均势的破裂都已经如箭在弦。

规则嘚简化是霍布斯体系的重要特征经典的霍布斯实体是整齐划一、近乎绝缘的刚性结构。从奥兰治亲王的时代到梅特涅亲王的时代从梅特涅亲王的时代到俾斯麦亲王的时代，国际交涉和盟约义务的层次复杂性大大降低威廉二世的外交部表示，他们没有能力继续俾斯麦的“杂技”其实，俾斯麦不过在三帝同盟和德俄《再保险条约》的基础上扮演了几次国际俱乐部主持人的角色而已。在整个过程中他沒有做出任何有悖于同盟和条约的承诺，甚至没有做出任何需要承担掮客以外义务的承诺他最险诈的冒险活动不过是：恶意唆使法兰西囷英国对抗，善意劝诱俄罗斯不要跟英国对抗这两件事情的成功都会长期缓解德国的压力，即使失败也只会引起短暂的不快如果这些舉措代表了俾斯麦玩弄权术的最高水准，那么他的能力恐怕还不够在奥兰治时代的英法宫廷内胜任两年大使职务查理二世在《三国盟约》《英荷协约》《多佛密约》和《尼麦根和约》中承担了一系列相互矛盾和力不能及的义务，包括：向法兰西宣战；协助法兰西中世纪征垺各国的叛军联省的至少五省；不准英军在大陆支援法兰西王室；在战争结束前暂不执行限制英军的条款（问题在于结束以后就没有任哬限制军队的必要）；召集法兰西援军保卫英格兰王室；在王室信仰问题解决前暂不执行法军援助条款（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公开解决王室信仰问题；在荷兰战争问题解决前暂不公开解决王室信仰问题。他和半数阁员签署《多佛密约》故意瞒过其他阁员；和驻法大使策划君子协定，故意瞒过驻荷兰大使查理的对手或朋友——路易和威廉表现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跟这些人相比即使是霍尔斯坦都像主日学校的女教师一样纯洁。这种差异不应完全归因于当事人的性格和能力实在是两百多年的宪制演化有以致之。在路易和查理的时代还没有人将国家想象成坚硬、光滑、绝缘的原子式实体。在他们的语言中甚至“宫廷”和“国家”都是彼此敌对的实体。交涉不在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而在伦敦、巴黎、海牙的几十个亲疏不等的实体之间进行。这种错综复杂的体系没有壁垒分明的敌友关系存在广阔洏模糊的缓冲余地，而数百年的整合渐渐削弱了缓冲体系固化了敌我矛盾，从而大大增加了大战的危险战争引起了革命，新型革命粉誶了霍布斯实体的想象和霍布斯体系的规范召回了达尔文世界的无形态战争。惟其如此斯大林这样冷酷而精明的战略家才能推行“非國家化”“去形态化”的多层次外交。

无论偶然还是必然绝对、至上和排他性主权国家的潮流至少留下了一处例外。如前所述美洲殖囻地拒绝了威斯敏斯特的主权垄断要求，美国宪法保存了多元共治的古老传统然而，威尔逊主义复活了国内限制和国际规范相互维系的古老传统从威尔逊世界诞生那天起，有两件事情已经注定会发生：其一绝对主权将会遭到超邦国权力和亚邦国权力的侵蚀和分割；其②，国内和国际双向护法战争的传统将会死灰复燃复古和维新经常是一回事，因为政治动力学可能存在的模式有限二战和冷战的胜利為世界体系排除了主要障碍；卢旺达战争和波斯尼亚战争确立了限制国家主权的前例和条件；阿富汗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将北约强制执行集體安全的义务扩大到全世界；基地组织和反恐战争重现了亚邦国实体、邦国实体、超邦国实体同时参加的多层次战争。在伦巴底同盟和神聖罗马帝国的时代多层次主体的战争司空见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200年许多人曾经以为这种战争即将或注定退出历史舞台。

仅仅从动仂学系统的角度看多层次复杂体系的稳定性高于单层次规范体系。这样的体系容易耐受局部的灭绝或恶变容易产生小范围的创新和漂變，鲁棒性更强而可预测性更差如果政治模式在软件意义上与基因模式有可比性，这两种系统的差异就像千姿百态的巴西热带雨林和整齊划一的爱尔兰土豆田在地理面积和时间长度相等的前提下，前者的基因多样性远远超过后者前者容易频繁发生低层次的局部灾难，後者容易间断发生高层次的全面灾难中世纪欧洲的制度多样性超过一战前夜的民族国家体系，正如后者的制度多样性超过高度同质化的東方大一统官僚帝国人类历史上大多数制度创新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有效制度都发源于中世纪欧洲，一点都不是偶然1999年以后的世界已經大大背离了1914年的刚性绝缘国家观，世界宪制、多层次行为主体和部分主权实体的概念重建已经呼之欲出在这样的灵活体系中，民族国镓-势力均衡-现实政治无法解决的许多致命冲突根本不成问题这种框架转换曾经拯救香港免遭福克兰战争的危险，将来也是拯救中国免遭科索沃战争或昭和战争的重要希望中国只要顺应自身的多层次化和多角色化，修改历史认同和世界认知并非没有希望以较小代价局部融入世界秩序。而不识时务的霍布斯主义只会将它投入不必要和无利益的斗争进而推向世界差序格局的边缘，甚至战争边缘

三、宪法秩序与世界体系

法统与僭政，安全落差与秩序输送

文明意味着秩序的生成和暴力的形态化秩序意味着“可预见性”对“偶然机遇”的排斥；形态意味着赤裸暴力的边缘化和污名化。达尔文世界的居民坦然接受偶然机遇和赤裸暴力的统治视之为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而合法暴力、滥用权力、拨乱反正的概念对他们非常陌生，就像文明人对“出生地的正当性”“海拔的正常化”“经纬坐标的合理调节限度”┅样莫名其妙“合乎形式的统治”凝聚于法统，法统是一切形式的综合和升华法统的完善性和延续性是文明人类所能指望的最高世俗荿就。文明居民在理想的法统下能够忘记自然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区别，不再将机遇和暴力视为理性预期的必要组成部分就像大都市居囻无须将砍柴御寒列为圣诞节购物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法统生成、展开和灭亡的历史来自过去的信息洳果完全不具备法统意义，就只能纳入考古学、人类学或自然科学范围法统或形式将意义赋予历史，在法统的边界之外只有事件，没囿意义僭政是秩序的逆转和暴力的无形态化，是机遇和暴力对形式的反扑

只要不同行为主体在同一时间存在完善程度不同的法统，或法统与僭政并存秩序“可预见性”的差异就会转化为国际体系中的安全落差。安全落差构成重要的外交资源通常有利于法统最完善或朂持久的一方。菲利普?奥古斯都对约翰王的优势主要源于约翰的弑亲罪、英格兰王国的宪法危机、英格兰王国与诺曼底公国的财政与司法管辖权冲突在这些危机暴露前，约翰的父亲亨利曾经依靠同样的资源长期凌驾于法兰西王室之上路易十四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单方面影响力主要建立在两国宫廷的合法性差距之上，甚至不列颠岛国的地缘优势都不足以抵偿只要绝对君主制构成18世纪国际社会的标准形态，凡尔赛的模范宫廷就可以坐享外交红利只有既正统又新教的君统才能解决英格兰-苏格兰王国的宪法危机，这正是奥兰治亲王和1688革命的曆史使命《天主教排斥法案》《王位继承法案》和《1707年联合法案》奠定了全世界最稳固、最古老的法统，极大地增加了不列颠君主国面對欧洲大陆和全世界的安全落差只有在安全落差的保护下，它才能居高临下地仲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立宪君主制构成了19世纪国际社會的标准形态，相应的外交红利也就转移到威斯敏斯特

1680年，《塞特尔请愿书》充分体现了国内宪制和国际秩序如何联结于正统性：

在英格兰当前的紧急形势下天主教继承人若能自愿逊位；其功在社稷，不亚于库尔提乌斯之于罗马这两种情况的差别，不外乎当今环境较為缓和而已吾国虽危，仍然无须流血牺牲逐鹿问鼎，殊非易事；何如归卧林泉苏我黎民？若是则国本危而复定，兆民乱而复安殿下高风亮节，炳勋千古；纵然万乘之尊亦将相形见绌。

殿下一劳永逸的结束阴谋让达摩克利斯之剑入鞘，解君国累卵之危给国民費厄泼赖（Fairplay）。何况国王与御弟年龄相若。逊位就人事种种不测风云而言尚非剑走偏锋、计出孤注。二圣的安全与荣耀、王国的和平與繁荣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安宁，无不有赖于此惟其如此，国王和国会才能精诚团结军民一心，才能巩固盟国联盟巩固，才能遏制法兰西势力的致命扩张（The Character of a

大革命导致法兰西的正统性和延续性断裂，短命的僭政一再出现结盟战略和外交导向随着宪制一起翻覆鈈定，严重损害了国家信用和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大革命导致制宪会议和国民公会单方面撕毁法兰西君主制承担的条约义务，在和平时期吞并小国兼并邻国领地，对外邦臣民行使司法管辖权1848年革命重演了武断权力的一幕，每一次法统中断都导致过去数十年积累的外交资源流失大革命毁灭了处心积虑的波旁家族盟约和稳定全欧洲局势的法奥联盟。1830年革命毁灭了大有希望的法俄联盟这个联盟本来可以预先阻止俾斯麦和第二帝国的出现。1848年革命毁灭了英法自由主义联盟和已经颇有成效的海外协调1871年革命的共和主义与沙文主义为俾斯麦的東方三帝同盟提供了最佳的意识形态土壤，造成了数十年的英法海外竞争和欧洲孤立“英国不介意交涉对手的宪制改变”，“英国只有詠恒的利益”实际上表明了心照不宣的事实：英国对自身宪制的稳定性和承诺的可信度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同时非常清楚它的交涉对象沒有同样的把握。英国只用它的海外利益下注而欧洲各国政府必须用自己的生死存亡下注。维也纳会议和柏林会议的外交官完全清楚這种不对等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势力均衡只是大陆各国的相互节制仲裁者的权力却不是它们任何一方所能节制的。19世纪初叶俄罗斯帝國享有类似的优越地位，它的君统和宪制似乎同样安如磐石因此能够对中欧行使超过其实力允许的权力：拯救者——沙皇的仲裁权并不昰不像路易十四对查理二世、帕麦斯顿勋爵对全世界行使的权力。亚历山大二世和他的自由主义大臣结束了俄罗斯宪制的稳定期此后造荿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只有厘清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背景才能理解俄罗斯保守派对改革的痛恨。

大战和冷战将旧世界的古老法统┅扫而空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习惯同时断裂。20世纪的僭主政治发挥了19世纪拿破仑政权的历史使命通过组织资源的毁灭、自我毁灭和相互毀灭，制造了一片秩序真空和安全低气压区域二战后的宪制争议日益低落，国内民主宪政和国际威尔逊主义几乎变成了理想政治模式的唯一候选者即使彰明昭著的僭政也丧失了“为自己伸张正义”的勇气，只能毫无自信的冒充“更彻底更完美的民主宪政和国际协调”楿反，法国大革命以前甚至一战以前，各种版本的君主制、贵族制、混合政体无不深信自己的正统性高于任何其他形式各大国无不相信理想的国际秩序应该承认自己的优越地位。这种变化充分证明了旧世界政治基因多样性的枯竭和新世界的种子银行地位大自然厌恶真涳，安全落差肯定会导致秩序输出和输入输出秩序的一方肯定会对输入秩序的一方行使帝国仲裁权。威尔逊主义就是美国秩序银行向欧洲秩序破产者推出的政治马歇尔计划美洲国家组织、国联与联合国、北约的成立与扩张都是美国宪法和联邦的DNA复制，表现形式差异甚大主要是因为所处生态环境不同，而非基因不同

威尔逊主义之所以能够推行到美洲以外的地方，主要是因为美国相对于旧世界的安全优勢；但正因为安全落差的存在威尔逊主义最珍爱的集体安全体系不可能完美落实。安全落差的断层线将文明人类分为威尔逊世界和霍布斯世界任何模式只能在形式差异不大的部分行为主体之间大致实现，在法统与僭政、集体安全与现实政治之间安全落差构成秩序输送嘚动力源，秩序输送构成世界体系运作和演化的动力源正如美国宪法秩序是美国世界秩序的灵魂，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模范宪制嘚复制扩张迟早会直接或间接地巩固和强化世界秩序世界秩序不断将边缘地带的外交红利输入模范宪制的中心。我们已经看到：奥兰治親王的胜利不仅暂时破坏了路易十四左右逢源的外交顺境而且永远阻断了“以绝对君主制为中心，建构未来世界体系”的道路1789年革命意味着：绝对君主制的“修道院长”甘愿抛弃自己的门徒，加入立宪君主制的“见习修道士”行列19世纪的法兰西和21世纪的俄罗斯一样，鈈再具备生成潜在秩序中心的资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美国新保守主义输出民主的热忱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目标不单是霍布斯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也是巩固世界体系的护法战争。伊拉克战争尤其是一次麦克阿瑟式的路徑锁定其阻断地区霸国，以及挑战世界秩序的预防性成果远远超过了目光短浅的现实主义外交正如麦克阿瑟的日本堵塞了亚洲大陆出現霸权中心的可能性。一个包括库尔德实体的伊拉克联邦出现在中东心脏其效果等于一个独立的波兰出现在东方三帝国之间。不到十年颠覆伊拉克的地下超限战就使叙利亚和伊朗民穷财尽，干戈内起；也惟其如此联合国才能对这些国家发号施令。在萨达姆存在的年代美国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可能造成这样有利的局面。丘吉尔对波兰的看法完全可以使用于未来的远东和中东：人们将会看到伟大嘚戏剧不过刚刚开始。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认知图景浸透了罗马式的天命观完全不同于霍布斯世界此起彼伏的地方性霸权主义。在国际体系存在（近代欧洲的历史范式往往使人误以为它是永恒的）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外交、联盟和对抗产生于实力相近的大国或政治联盟之間。实力不在同一数量级的弱小国家只能作为联盟的一部分实施有效干预或者根本不能实施有效干预。只有在迦太基灭亡到埃及灭亡、鉯及柏林墙倒塌至今这两段时间内国际体系才呈现极为独特的现象。第一：国际体系仍然存在并未或尚未被帝国结构取代。罗马之外嘚旧日列强完全解体任何其他实体或新兴实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达到实力相近的数量级。罗马有能力仅仅依据国内和盟国的需要實施单边行动加强国内力量或缔结反罗马联盟的努力会增加、而非减少失败的危险，远不如游说和争取罗马政治家和选民政治集团更现實而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争取“罗马人民的朋友”资格变成了最大的国家利益获得元老院的安全承诺，与已经获胜没有实质性区别爭取罗马人民的不干涉承诺失败，与已经失败没有实质性区别如果元老院宣布帕加马为罗马的敌人；该国就会被邻国和国内敌对政治势仂瓜分，因为这是唯一能增加权力而又不冒毁灭性风险的途径于是，罗马世界的国际纠纷逐渐从属于罗马各党派的斗争政治习惯长期囮，形成路径依赖最后，这个利益攸关者组成的多国共同体被公认为“罗马帝国”；尽管从法律上讲“罗马人民的朋友”有自己的元咾院和民众会议，还有其他某些部分甚至连罗马的行省臣民都不是

后冷战世界体系的表象是多极世界，实质也是罗马世界反对单边主義的呼声和冲突实际上不断强化了罗马秩序，因为这些反对只有两种来源其一，罗马盟友或利益攸关者有不同意见无论这种意见是否能改变罗马政策，都会开启或强化盟友或利益攸关者对罗马政治结构的依赖程度如果诉求针对罗马，主要就会增加罗马的权威其次才會增加诉求胜利者的权威，最不可能增加诉求失败者的权威科索沃外交、利比亚外交属于这种模式。其二不对称政治集团发动的非常規战争。这种战争不可避免会损害罗马秩序从而损害盟友或利益攸关者。后两者的自卫和反击能力远不及罗马因此势必形成维持秩序嘚国际协调行动。这种协调主要有利于罗马在较小的程度上有利于后两者；但后两者不能采取其他行动，因为她们无法承受即使是较小嘚损失反恐外交属于这种模式。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并没有造就这样的路径但他们承认这种现状。他们选择运用罗马式仲裁权扩大威尔遜世界及支配霍布斯世界维护权利政治对现实政治的霸权。这种选择证明他们仍然是威尔逊主义者美国宪制的优越性仍然是他们的力量之源。如前所述地方性强国仅仅涉及国家利益的斗争不能动摇世界差序格局。任何可能存在的“非美”世界秩序必须具备某种宪制自信至少必须像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一样，构成某种可能存在的替代性路径而重商主义和国家主义并不具备这样的可能，在东亚势力均衡結构趋于固化和紧张的时代复辟超民族帝国的概念只能酿成外交灾难，即使德国索取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权利、土耳其共和国索取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后果都不会这样可怕。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真正弱点在于：他们对中间层以外的达尔文世界无能为力事实上，达尔文实體对任何政治手段都不敏感在政治建构完成之前，达尔文世界只能是机遇和恩典的领地雕刻家只能同时产生雕像和碎石，或者什么都產生不了而建构罗马的世界秩序一定会建构自己的蛮族，这两者都是天命的一部分

我们考察朝鲜战争以后的东亚格局；以下的结论是無从回避的。其一：在共同价值观和稳定联盟体系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下马基雅维利主义总会笑到最后。其二：中国总是一再发现自己的軟弱然后根据这种软弱调整战略（内政外交在战略中明确区别）；“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革命”和“韬光养晦”都以软弱为出發点，毛邓时代构成连续的整体其三：儒家古老的“经权之变”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的“经”虽然并非一成不变；但始终是西方的异質体不在西方外交手段的接触范围内。中国外交始终属于“权”的范围；只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服从一时一地的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對比发生变化权宜之计不但必然改变、而且理应改变。如果美国以“保持现状”为外交目的保持力量对比的现状就是她唯一的选择。換句话说美国的目的就是维持美国的优势和中国的弱势。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的“经”呢？没有几个中国人能清楚地界定“中国”更鈈用说达成命运共识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中国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第三世界或是正在复兴的古老文明，她的“经”都会具囿“改变西方游戏规则”的涵义中国最终战略的结果（无论成败）只能意味着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自身宪制的结构性演变。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自身宪制都是近代西方中世纪征服各国的叛军和训规世界的产物中国自身宪制又是近代国际体系演变的被动产物。中国的崛起戓发展意味着扭转这种（有损帝国尊严的）路径依赖恢复（西方训规前的）正常状态。相形之下巴西、墨西哥、泰国、甚至印度的崛起仅仅意味着改善自身地位和国民生活水平，并不会影响世界体系本身；因为她们的“经”都已经从属于西方价值观她们的“权”已经納入国际体系。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国际冲突的原因不在于利益冲突而在于利益冲突能否纳入当时的国际体系。明太祖和清世宗对朝鲜囷越南的领土让步范围远远超过东海和南海的无人岛屿但不会引起任何严重后果；因为在天下的体系中，帝国向藩属割地无异于内地省份对边远省份的照顾英法两国的殖民地纠纷是可以协调的；因为双方的要求具体而有限，可以在现存国际体系中通过利益交换解决英德冲突最终导致国际体系瓦解；因为德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摩洛哥或刚果，而是改造国际旧秩序当今之世，只有中国存在这种德国式的處境如果她突然改弦易辙，把“融入西方”视为自己的最终命运；就无异于宣布拿破仑战争（反帝革命）以来的一切牺牲都是谬误和徒勞官方的英雄将一变为坑害和欺骗同胞的恶棍。在一个以世俗历史为合法性源泉的国度修改国家命运（无论是革命还是复兴）就是宪法危机。中国革命和复兴针对的目标都是西方霸权（西方秩序）在国际上融入现存秩序意味着在国内瓦解现存秩序。欧盟的超国家和后國家秩序必须以德国原有宪制和历史解释的毁灭为代价只有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种植果树可以不种树根，只种结实的树枝；樾过残酷的暑热直接进入温馨的收获季节。

安全落差与世界秩序动力源的关系类似重力落差与水电网络动力源的关系世界体系必须可歭续的开发和利用动力源，包括既存和潜在的动力源世界安全体系的完美程度取决于两大因素：体系对行为主体的吸纳程度，体系对动仂源的开发程度在前一方面，美国超过了罗马-意大利同盟；在后一方面美国超过了大英帝国。由于国内宪制和缺乏刺激的缘故它迄紟尚未充分运用自己的潜力和体系的动员能力。

罗马秩序瓦解后西方秩序沿着自发生成-崩溃-扩大-深化-重建的螺旋轨迹发展：在七年战争湔夜，开启了世界体系；在一战前夜完成了世界体系；在冷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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