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联系发帖人原标题：【天都】微刊第105期：徽州人戴震及祖源心锁
第105期封面题字 杜鹏飞 |《横江边的隆阜古村》（资料图片）
1、朝花夕拾赵焰：徽州人戴震
2、且听风吟布图：祖源心锁
3、阅览空间 钟义民：那一株清瘦寒梅
4、资讯传真第三届黄山市文学艺术奖申报通知
《俯视宏村》 | 摄影：潘成
《屯溪珠塘戴震公园的塑像》| 摄影：若芜
时光在思想的范畴上永远拖沓着脚步，它一直走得艰难而沉重。到了十八世纪，历史的宿命意义再次表现出来了：一个徽州人站了起来，用振聋发聩的声音，表达了对于程朱理学的质疑。
这个人就是戴震。在戴震看来，在漫长的时间里，那种世俗化的理学就像阴霾，乌云一样遮住了上空的太阳。而他，必须站出来正本清源了。
据说戴震出世的时候，刚好大雨将至，雷声隆隆，做着小生意的父亲几乎想都没想，就说：“叫震吧，这个名字响亮，好听。”
戴震的出生地是休宁隆阜，他的家坐落在新安江上游横江的岸边，一直到现在，仍保存完好。这是一座普通的徽州名居，清洁静谧，不带尘烟，穿过小花园，正厢房的窗户正对着横江，芦苇飘摇，水鸟啁啾。这样的景致，当然有助于一个人思绪和灵魂的提升，也有助于一种恢宏思想的诞生。
也许，当年的戴震就喜欢倚在靠江的栏栅上，江天一色，思考着天地人之间的关联。
因为家境不富裕，戴震很小便跟着父亲东奔西走，这也使得他对于草根生活非常熟稔。这个据说是十岁才会说话的大学问家，从面相上看，似乎有点木讷，不显山露水。戴震在科举道路上是不太顺利的，其实又何止是他呢，凡是有真才实学的人，科举的道路总是充满坎坷。戴震所在的徽州休宁是历史上有名的“状元县”，据说所产生的状元曾经是全国最多的，有人曾正儿八经地统计出从宋嘉定到清光绪的六百年间，休宁共产生了十九名状元，远远超过了历来状元最多的苏州市的任何一个县。但这样的状元又有什么意义呢？只能说明他们很适应这样的规则罢了！至于真才实学，真正的高手还是在江湖——而戴震，显然就是这样的高手。
戴震明显是科举的一个失意者。他在科举中屡试屡败，在花开花落中误了一年又一年，一直到二十九岁时，戴震才算是勉强考中了一个秀才。这样的经历对于戴震来说简直是一个耻辱。但戴震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更多时候，他只有摇头苦叹。好在戴震一直与同乡郑牧、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一帮人跟着婺源大儒江永后面求学，在江永身上，戴震不仅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培养了自己的人格。值得注意的是江永这个人，史书上一直写他“长于比勘，深究《三礼》”，其学以考据见长，开皖派经学研究之先河。江永不仅仅对《十三经》异常熟稔，还精通天文地理，工于律算，在当时江南无人可比。与戴震一样，江永表面从事的经学是幌子，实际上他更热衷的是“义理”。他一直居于婺源山野之中，胸罗星宿，博古通今，过着闲云野鹤般的布衣生活。在这个人的身上，既有“儒”的入世追求，也有着“道”的出世精神。江永曾经在自己老家婺源汪口，以精巧的设计，准确的计算，建造了一座非常漂亮的河坝，称为平度堰。一直到现在，这座河坝仍屹立在汪口的河中，起到水利枢纽的作用。这样的工程，只是江永的小试身手，他更多的本领，却是因为得不到表现而无法流芳于世。
在徽州，诸如江永这样的“高人”，还有很多。他们都有着经天纬地之才，有着鸿鹄之志，但由于缺乏路径，又不甘为人所轻，所以他们多隐匿民间，逍遥山水，不问世事。这样的态度，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立功”于社会，便躲进自然的天地里自娱自乐。当然，绝大多数的逃避者都是故作姿态，是一种无奈，在失败中消除了志向，渐渐地又把这种消除当作志向。在一片科举的洪流中，只有他们，固守于偏僻的书院或乡村，积薪传火，战战兢兢地维系着一脉微弱的火种，孤独地苦练着“六脉神剑”。
三十三岁那年，一场灾难降临了，因为家中的祖坟地被侵占之事，戴震卷入一场官司，族中豪强倚财结交官府，准备加害戴震。为了逃避迫害，戴震只好匆匆去了京城，连行李、衣服都没有来得及带。到了北京之后，戴震寄居在歙县会馆，虽然吃饭都成了问题，但他还是每日讲研学问，目空一切，被人视为“狂生”。不久，吏部尚书王安国慧眼看中了戴震，将他请到家中，教授自己的儿子王念孙。一段时间之后，戴震又去了江南，到南京、扬州等地流亡十多年，这一段走南闯北的经历对戴震是大有裨益的。在北京，戴震和一帮北方学者如纪晓岚、朱筠等惺惺相惜；在江南，他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嘉定钱大昕、青浦王昶等结为忘年友。高手与高手的对弈是令人欢快的，他们经常言谈正欢，通宵达旦，思想交流所碰撞出来的火花使得戴震功力大进。但戴震在科举上仍然没有起色，一直到三十九岁那年双鬓落雪，戴震才中了举人。但紧接着随后的六年，戴震又是年年落榜，未中贡士。这也意味着，一直到五十岁之前，虽然戴震在经史典籍上的学问和成就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有着相当的名气，但满腹经纶的戴震还是无人赏识，身份还是一介布衣。
机会终于垂青戴震了。五十一岁那年，朝廷决定编撰《四库全书》，面向全国招募人才。《四库全书》总裁纪昀一看有机会，便向皇帝推荐了戴震。朝廷这一次算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从没有中过进士的戴震进入了《四库全书》馆担纲专职纂修。五十三岁那年，戴震又被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职务。
这一回，满头花白的戴震终于算是跌跌撞撞地从科举的斜刺里走了出来，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京城的文化界真是高人无数，天子脚下，人文荟萃，各路英才争奇斗艳。一开始，这个乡村绅士说着一口令人难以听懂的地方话，性格古板而倔强，人们不懂得他，也在暗地嘲弄着他，在一般人看来，最有才华的人应该是那样善于表达的人，而戴震显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个又老又丑的书生学问实在是太渊博了，经史集注，僻字险韵，奇崛幽深，他无所不晓，无所不通。不仅如此，戴震的探索精神和学问态度也让他们折服，凡是他稍微有点不理解的，立即就要刨根问底，翻阅古书，查个究竟。这个小个子徽州人总是不分寒暑昼夜，像一个十足的工作狂。在戴震潜心面壁的苦思以及小心翼翼的求证中，一个个僵硬的文化符号渐次变得鲜活灵动起来，而他的思想和博大的理学情怀，也在他的笔下折射出云蒸霞蔚的万千气象。
不久，戴震的名气愈发大了，他以满腹经纶、精警诡谲以及那种野性的学问穿透力使别人感到震慑，并很快被尊为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人们尊敬他的学问，也敬重他的为人。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推出那本《孟子字义疏证》，才算是在沉寂之中引起一片哗然。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曾经阐明这样一种观点，他将从西汉的董仲舒一直到康有为长达二千年的时代统称为“经学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目光和注意力放在那些散发着陈年霉味的甲骨、金石、简册、木牍、缣帛和纸页上，在思想和哲学上一直难以突破。依照中国文化的传统看法，源头才是最清澈的，后来的支流怎么能超过源头之水呢？这种带有强烈迂腐和僵化的思维方式，在很长时间一直限制着思想的延伸和发展。这也难怪，在中国文化看来，人类应该具备的思想和道德，在远古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到顶峰了，在此之后，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拓展。即使是有所创新，也都是标榜古代哲学家之名，此所谓旧瓶装新酒。在这一点上，戴震同样也是如此。戴震看出了朱熹思想本来的误区以及实施过程中的误区，但他同样也是借助于对孟子学说的解释，来表达自己对于朱熹思想的质疑。但即使是这样，戴震的“司马昭之心”，也是路人皆知。
戴震的出发点仍是考据。选择这样的角度，也是戴震深思熟虑的结果。那样可以避开剑拔弩张的方式，对于朱熹的思想重新解读。一个人的思想，在放大的同时，往往会被臆度甚至强奸。戴震就是想绕开一个木偶般的圣人，回到朱熹思想的真正内核。戴震从考据训诂的角度出发，重新阐发“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的本来意义，强烈地批驳“宋以来儒书之言”，在他看来，朱熹思想的诠释，完全是那些“歪嘴和尚读歪经”。很明显，戴震的这番作为是有初衷的，生于徽州的戴震早已经看到了程朱理学在家乡的副效应，看到了徽州大批贞节牌坊后面的罪恶，看到了各个家族祠堂屋檐下的血泪，看到了理学副作用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枷锁。那种自以为是，自以为真理在手，并且随便赋予一些理解以真理的名义，而后来束缚人们欲望的行为直接带来的副效应就是——对于人性的压制，对于生命的戕害。
实际上戴震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正本清源。其实，这样的看法，也是当年戴震与江永、程瑶田他们在一起经常议起的。这一回，他算是豁出去了。戴震认为，“理”本来是事物的肌理、文理，而离开具体的事物，就无所谓“理”。这也就是说，戴震不承认在事物和天体中存在着绝对的规律。
戴震的言论无异于晴天霹雳。京城的学术界一下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来自朱熹老家讷言少语的读书人竟有着如此大逆不道的勇气。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人也觉察到程朱理学在实际生活中的扭曲变形，并且对程朱理学将很多东西绝对化颇有微词，但这样的看法人们一直藏匿于心中，从不敢公开表述。中国文化传统一直有着容易“着相”的误区，它们容易推崇形式而忽略本质，不仅仅是对朱熹，包括对孔子，对于佛教等等，都是如此。这样习惯性的做法所造成的危害，不仅仅是在思想上的扭曲，还有着扭曲后的进一步延伸。
关于这些认识的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在戴震的思想中，已明显表现出比朱熹“人道”的一面，戴震的思想已带有很强的人本主义色彩。他已经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人性问题了，注意到外部世界对于人性所应该表现出的尊重。戴震指出，“《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这正说明“绝人欲”，也就是“绝天理”。而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惨剧，正是“以理杀人”、“以理祸天下”的罪恶。
戴震的这些思想，相对于禁锢人的程朱理学，进步性是相当明显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戴震的这些思想，开启了十八世纪的一线人文曙光，甚至具有人文复兴的意义。同为徽州骄子的朱熹和戴震，无疑在各自的时代里，代表着时代思想的高峰。而他们之间的论战，与其看作是一种思想的分歧，还不如看作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前者，意味着一个纷乱的时代要求思想的统一，要求重建道德秩序；而后者，又意味着时代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要求解放，要求思想的多元，要求对人自身的尊重。戴震对于朱熹是没有思想成见的，有的，只是时代的要求，以及人类自身进步与解放的呼吁。
尽管戴震的言行赢得了相当程度的喝彩，但同时，他也感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毕竟，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们还不习惯于遵从“理”，只是习惯于服从权利和道德，习惯于唯唯诺诺人云亦云。不久，反击的言论如铺天盖地的鸦群一样袭向戴震。踅身于京城的四合院中，戴震最切身的感受就是：北方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那可不是一般的冷，那是在骨头里，都迂回着久居不散的寒意。戴震不由想到徽州，还是徽州好啊，心情不顺的时候，可以躲进青山绿水，乡野民舍。在那里，思想更自由，也更广阔。而在京城，想找一片安宁的地方都难找到，只能心若死灰般地呆在高墙之中。
晚年，戴震患上了高血压病，因为病情严重，戴震的双脚一直肿得如水桶一样粗，视力也下降得厉害。戴震哪能离得开读书和写作呢，在足疾不能出门的情况下，他只好让人抬着他去眼镜铺屡换眼镜，换到最后，卖眼镜的没办法了，只好告诉他：“此老光之最，过此无可换矣。”即使是这样，戴震仍日夜辛劳，勤于校注著述。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因为积劳成疾，戴震病死于任上。他怎么会不积劳成疾呢，数数他的著作就知道了。计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经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经说》四卷，《水地记》一卷，《通释》三卷，《原善》三卷，《绪言》三卷，《直隶河渠书》一百又二卷，《气穴记》一卷，《藏府算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十卷。
一个人怎么能在短短的生命中写出这样多的东西呢？这样多的著作，当然会耗尽一个人生命的蜡烛。至于戴震在乾嘉时的思想地位和学术地位，看看《清史稿》中的这一段文字已经清晰地表明：
“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后十余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曰：‘戴震尚在否？’对曰：‘已死。’上惋惜久之。”
一代宗师戴震是葬在徽州老家的。死前，戴震就有南归的意愿，并且已经打点好自己的行装，但他的足疾让他实在走不了路。戴震还是舍不得徽州的好山好水啊，只有在那里，戴震才觉得思维更加清晰，而他的所有的思想和行动才合乎那个无形的“理”。在戴震死后的第二年春天，他的灵柩由夫人率子运回故乡，葬于现在屯溪城郊八公里处的休宁县商山乡孝敬村几山头。墓碑上方镌刻着“隆阜戴氏”，正题为“皇清特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考东原府君，生妣朱氏孺人合墓”。碑文是戴震的高足弟子段玉裁的女婿，清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所题写。
一代大儒，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沉睡于地下，在生前，他终于将积淤于胸的气息释放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写的，也都写了。此番离去，一代大儒已没有什么遗憾，可以安然释怀于徽州的山水之间。
墓地周围，山清水秀，阡陌连绵，层峦叠嶂，松翠欲滴。
《徽州之秋》| 摄影：潘成
《休宁溪口祖源》 | 摄影：倪受兵
古村祖源，名字就意味深长。还拥有徽州树王——最大的红豆杉，自然超凡脱俗。祖源就在五龙山下，休宁溪口一个旮旯角落的山里。原先这里不通公路，进出全靠那条古驿道。前几年路通了，这才慢慢开始惹人注意了，尤其受“驴友”和摄影人推崇。初夏时节，我慕名而至。
《祖源村中》 | 摄影：毕隽
到祖源，上了年纪的人总要自豪地告诉你思贤岭和“杀子禁山”的故事。传说元末朱元璋率部征战南北，久攻鄱阳不下。正一筹莫展之时，有人建议他到徽州访谋士朱升以求良策。求贤若渴的朱元璋果真鞍马劳顿，日夜兼程从江西婺源翻山越岭，过祖源直奔迥溪。但朱升避而不见，却早早地在家里摆上一“螃蟹阵”。绝顶聪明的朱元璋一看就心领神会，回去依阵作战果然大胜。以后朱升也就成了朱元璋的心腹重臣，而他为其定都献计“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至理名言，几百年后居然被毛主席他老人家引申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然对于祖源人来讲，明开国皇帝礼贤下士曾经路过的山岭古驿道，颇有意味！于是后人就在此建亭立碑，以启族人。只可惜，亭与碑在“文革”中均遭破坏，不见了踪影。只留下这段故事世代相传。
《祖源村中》 | 摄影：胡宏坤
至于“杀子禁山”说的是古时，五门族长为保生态立下族规，谁上山伐树一律砍头！不想不久其长子就上山砍树，真要为树杀人？起初族人拭目，可当族长当真要杀子，于是纷纷求情，而这位族长毫不留情，大义灭亲，从此不再有人对树起邪念。这虽是传说，但群山环抱的山村一直绿荫蔽日，几十株红豆杉、香樟、枸栗、枫香气势非凡，仿佛是久远的“杀子禁山”传说的有力佐证。
《山中祖源村》 | 摄影：汪红兴
还有故事呢，在村里你还会发现有一奇特景观：弯弯盘山的古道边，一棵硕大无比的红豆杉像玩杂技似地“单腿”立在那！站在大树下朝上看不见天，一片生机盎然。可是再往足下看，不禁倒抽一口气，只见根部已掏空，并有斧子砍伐的深痕，仅连的半围部分居然能撑起硕大的“巨伞”。原来在疯狂的年代，又有外乡小年轻借夜幕想偷伐古树卖钱，正待用力砍伐之时，有人路过相告“杀子禁山”的故事，小年轻闻之吓得屁滚尿流，砍了一半赶快夺路而逃，就留下了这棵铁骨铮铮的古树。
祖源没有通公路之前，是个人丁兴旺的村子，千年古村人口过千。现在穿走在古巷，很静很净，居然没碰见一个人。所见房屋不论老房新屋，不论高楼还是土墙，几乎全部“铁将军把门”！有一户大门上居然挂着三把锁，铁链七绕八绕，像遭“查封”似的。村里唯一的一口大井，也用大石头盖上弃用。村支书告诉我，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很多，也有部分下迁搬走了。这一户姓项，里面住的是三家，七八口人全外出打工了。走时每家都象征地锁了一把，那家的人回来都开自家的锁，标明回家了。我听了一阵心酸。城里人大概不知道，这里的一把锁就是一个外出打工农民心里的家呀！漂泊他乡，流汗出力，这把锁，永远锁在心间，既有温馨的念想，更有沉重的嘱托。
《祖源村中》| 摄影：毕隽
那日在祖源，还有一幕始终难忘：淅淅沥沥的春雨中，金黄灿灿的菜花边，一对农家夫妇正在“教导”初生的牛犊耕田。女在前，用一根不长的细绳牵着，懵里懵懂的小牛犊很听话，男在后，手扶木犁吆喝，一圈又一圈，小牛犊歪歪倒倒直向前。我们一行停了下来，望着这难得一见的驯牛图不停地拍照，并与他们攀谈起来。“这牛犊几岁？”“三岁了。”“你们这是在干吗？”“教它干活呀！”农夫一边嘴上叼着烟，一边吆喝牛犊得意地回答。
牛干活还用教吗？！一个似乎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一个浅显而千真万确的命题。对呀，谁生下来就知“天文地理”，拥有非凡技能，所有的本领，所有的优秀不都是靠后天培养的吗！
《祖源乡间》，2011年 | 摄影：布图
归途回望，深藏青山之中的祖源渐渐模糊，而祖源所讲述的故事却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生动……
原载《 人民日报 》2011年8月20日7 版
《休宁祖源》| 摄影：毕隽
《徽州之夜》| 资料图片
1947年，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眼前这张梅贻琦的黑白张片，有我见过的先生中最儒雅的样子。他表情沉静如水，不见波澜，直对镜头，眼光透着一股坚毅之气，又若有所思。特别是站在胡适、查良钊和黄钰生的中间，身躯显得既瘦削又高挑，一身黑布马褂和粗布长裤颇有一种传统读书人的风度和气场。他们合影的时间是1947年4月27日，那一天，正是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而先生的身份是校长。
从1931年走马上任，已是十六年过去。从受恩母校再到服务母校，梅贻琦的清华履历就是他生命的全部光亮所在。初登清华讲堂教书的第一年，梅先生刚从美国伍斯特工业学院学成归来，年仅二十六岁，而台下的学生有的比他还要年长、老成。虽然喝了一点“洋墨水”，但毕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半年教下来，觉得索然无味，每天的重复性劳动使这种职业倦怠感慢慢滋生，想要放弃教书，重新择业。一次回到老家天津卫，拜见自己的恩师张伯苓先生，直言自己要换工作，老校长一些恼怒，不无严厉的训斥他：“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年轻人要忍耐，回去教书。”梅贻琦一听这话，始而惊愕，继而沉思，最后默不作声地走开了，他没有像同时代的叛逆青年那样，行事决绝，一意孤行，而是在心里接受了老校长的忠告，这一坚守，就是一辈子的事。
当了校长，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当了大官，手握权柄，发号施令。可是梅先生却要一级一级下放权力。他着手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比如教授会，专门审议并改进教研工作，审核学生成绩与学位的授予，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决策机构，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让教授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人，参与学校的建设大计，以学术标准来评价大学的社会效益，其实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体现，也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做法。中文系的杨振声教授曾担任校委会秘书长，教育学教授黄钰生是建设长，都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当了校长，意味着种种特殊待遇的跟进，代表着在校园里的至高权力和尊荣。可是梅先生却要推卸得一干二净，辞掉学校的专职司机和厨子，自己学开车，夫人做饭，拒绝学校无偿发放的两吨煤，不享受电话费补贴。清华虽然是国立高校，政府拨点钱，他精打细算，毫无铺张奢靡的概念。“校长”两个字，对梅先生而言，意味着更重的使命和更多的苦差。
最难忍受的时候要算在西南联大时期了。当时教授的薪水有限，再加上国统区通货急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多艰，一级教授陈寅恪在校中工资最高，也无奈作诗叹道：“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梅家的伙食常常是白饭加辣椒，偶尔是菠菜豆腐汤，哪有多少营养！夫人韩咏华看着丈夫不分昼夜的劳动穿梭，那清秀白净的脸变得愈加黑瘦，心疼不已，想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善生活，卖点小物件赚钱。校长夫人在大西门摆过地摊这事，放在今天，不是作秀就是造假，但在梅夫人而言是实情。后来庶务赵世昌介绍她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梅夫人已经，视力又不好，自然不如年轻姑娘们手脚活络，每天要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把脚磨破了，小腿全肿起来，却不告诉先生，怕他为自己担心。
其实，他的夫人从打定主意跟他在一起的那一天起，就毫无怨言地走上清贫之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年，先生迎娶爱妻，居然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婚房，租的是香炉营头条里的小后院，月薪的三分之一给没有经济来源的父母，三分之一供弟弟读书，国立大学校长的职位也没有给先生带来体面的生活，典型的草根男啊。韩咏华本是天津名姝，名门之后，祖上经商做官，家底殷实，完全可以以极为挑剔的甚至傲慢的眼光去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家族过上养尊处优的阔太太生活。但她没有。她本不在乎一些表面的东西，她只在乎自己的心。如果当今之世的女子遇到这样的丈夫，会有多少能坦然地接受呢？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她又怎能忘记，在昆明苦苦支撑的八年，岁暮天寒，家无余财，环睹萧然，心境凄冷。她发现今天刚到家的梅先生有些奇怪，有些迟缓，不是像往日那样奔向书案上的笔墨纸砚，奋笔疾书，而是深情地凝望着正在院中嬉戏的孩子们，而她正在厨房的窗下添柴，煮粥，透过升腾的白雾，她看到先生的嘴角多了一丝安宁的笑。一刹那，这一笑，那么微小，那么清晰，看惯了先生紧锁的眉头和忧郁的脸色，颇感意外的表情，让她在无边的苦涩中觉得有了煦暖的春意。
从北平清华园到湖南岳麓书院，从湖南岳麓书院到云南昆明湖，颠沛流离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清华师生在北平复校，可是在社会的狂涛巨澜下，读书的校园又怎会是宁静的港湾？国共战争打响，这幅员辽阔的国土将会是谁家的天下？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历来是看客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还记得明朝的覆亡带给读书界极大的震撼，天崩地裂，伦理纲常大变，当时的知识分子站成三排队伍：以陈子龙、张煌言为代表的拥明派，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拥清派，还有一派比较特殊，像张岱那样归隐山林，著书立说，算是明末遗民。可见读书人的政治立场是一个敏锐的话题，搞得好是一生荣华，搞不好是要砍头掉脑袋的，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这个道理。
国共对决的形势渐渐明朗，历史教授吴晗选择了中共政权，老朋友蒋梦麟选择了国民党，先生没有急于选择，而是冷眼旁观，只顾埋头于教育的沃土，思索着清华在大变革前夕的命运，他实际上是选择了第三条路：独立。他是自由主义分子啊，不愿卷入党派之争，不为稻梁谋，他的思想就好像纯粹的风，不参杂其他异样的气味，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当中共表态、吴晗挽留的时候，他踏上了国民党派来接他的专机，当南京政府邀请他入阁时，他又同样给予拒绝。他要到哪里去？“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飞机起飞了，在如墨的夜空中穿行，南京，上海，广州，香港，巴黎，伦敦，纽约，每一座城市被抛在先生的身后，他要一路向前，追寻着自己心中的教育理想国。
这理想国，终于有了它扎根的地方：台湾，新竹，原子能研究所。
五十年代末年的台岛，本来财政见紧，现在来了一个带着丰厚财富的羸弱书生，一些官僚政客不由打起了自私的算盘，于是，梅先生遭到了的别有用心的怀疑，还没有做事，就有了非议，真是雨雪载道，泥泞难行。先生抱定决心，排除万难，拄着拐杖，七次前往各地勘察，慎重选定新竹县赤土畸为校址。他不贪恋物质的饱暖优裕，也绝无“醉醇醴而饫肥鲜”的追求，先生对自己和家人的严苛近乎残忍，庚款基金不动分文，62岁的梅夫人在美国还要靠自己打工挣钱。如果按照时下的某些观念来看，先生真是十足的傻子，明明守着金库何苦要让自家人过着穷日子？当我们看到先生装有清华基金账目的手提皮包时，就明白了一切。
1961年原子炉装置完成，学校安排梅贻琦在病榻上按动启运按钮，先生心中一直牵挂的“大事因缘”终于修成正果了。而疾病，正消蚀着他那老弱的身躯和最后的生命。月圆月缺几度秋，浮居岛上七年，道一声故国，先生要跟他耕耘的北国、江南、海岛告别了，他归去的应该是一个没有硝烟、没有杀戮、河清海晏的世界吧。我听见有人吟诵着这样的挽诗：“没有死亡青青草原的云雀重复地唱清华园荷花池畔的钟声赞赏响应整整三十年的春风化雨，桃李成行长城的烽火消散昆明湖依然宁静……”
不用多说，新竹的清华大学早就声誉远播，蜚声海内外，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在这里求学寻觅，数学大师陈省身在这里教书育人，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毕业生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而梅园、梅亭、梅林，这些有形的生命标识，几乎是每个人参观校园的人都要来感受的。两方高高的墓碑，上有蒋介石的晚额、罗家伦的题字和蒋梦麟的碑文，蒋梦麟为先生写的文字半个世纪后读来依然亲切和朴实：“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楷模。”而五百多株梅花树点缀着这块洁净的土壤，处处暗香盈盈，让人翩然想到万丈红尘之外的古典诗意。游客们怀着虔敬之心，在草木亭台间静静感受先生的风范、神采和遗泽，小心翼翼地迈着脚步，不闻细微之声响，只怕惊扰先生长眠海岛的好梦。新竹建园已有55周年了，先生却好像一直没有离开过，似乎是冥冥中守护校园、守望远岸故土的神灵。孟子说过：“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想拙劣地仿写一句接上去：名校者，非有建筑之谓也，有先生之谓也。是先生，唯有先生，足足撑起了一所大学的脊梁，代表了中国教育的尊严、真理和良知。我一直认为，梅先生和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真正将大学教育做到完美的两个人。隔着长长的台湾海峡，隔着广袤的中原腹地，乃是北京的胞校，这里除了档案馆里蜡黄的纸张和沉暗的字迹，几乎寻不到先生那瘦长的身影。北京清华园百年校庆盛典之时，花团锦簇，人山人海，在杰出校友名录里，列出了那么多的政界名流，商业领袖，可是老校长的席位越来越疏远，越来越模糊，套用一句诗就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不见。
教育，代表着一个民族最远大的前程。在兵荒马乱、兵戈四起的年代，在饥寒交困、衣食不济的环境里，先生赋予这项常态事业以最淳朴、最本真的面貌，他的优雅、谦和、清澈和坚定，使动荡的教育之火不熄，使那一代学人啜饮甘泉，他那“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性格，有着举重若轻的伟力。记得郁达夫在《悼鲁迅》一文中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但愿后人带着前人的遗志走下去。
《黟县塔川之秋》| 摄影：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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