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保钓运动述评
(征求意见讨论修订3稿)

1 钓鱼岛问题历史缘由
⑸ 美日私相授受与黑箱操作

⑴ “归还冲绳协定”引起争端
⑸ 《科学月刊》传播保钓之火
⑺ 中国政府的声明与严正立场
⑻ 爱国华侨华人的坚决支持

1） 1?29旧金山大游行

5 台湾当局对保钓的态度

6 保钓运动走向的争论

7　保钓运动的高潮——4?10华府大游行
⑴ “⒋?10”游行示威的历史背景
⑵ 对“⒋?10”游行示威的准备
⑷ “4?09”旧金山游行
⑸ “4?10”洛杉矶游行
⑹ “4?10”游行示威的影响

8　“保钓” 运动向何处去
⑴ 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公开信
⑵ 保钓运动的发展方向的争论

9 留美学生“国是大会”
7）保钓访问团与周恩来总理

10 壮丽山河岂容美日私相授受——5?13保钓大游行

11　钓鱼岛列屿的走向

12 保钓中的杂音——国民党职业学生横行肆虐

13 关于保钓运动的思考

钓鱼岛主权问题，中日历史专家均认为是属于中国，但美日两国两国狼狈为奸、私相授受、侵吞钓鱼岛列岛。日本更于1969年5月强行登岛安置水泥界碑，日本水警在附近海域，对作业的台湾渔民进行殴打驱逐、甚至冲撞渔船。美、日这一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引发中国留学生和海内外华人的义愤填膺。毕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在华人备受歧视的美国，留学生充满着理想和爱国激情，在异国他乡打破20年的“沉默”。从朴素的民族感情出发，从不问国是的颓风中走出，擎起“爱国保土”的旗帜，犹如一声“春雷”，发出振聋发聩的“吼声”，自发的掀起了反对美日勾结私相授受、日本妄图侵吞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斗争，以维护祖国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其声势浩大、势如破竹、如火如荼、弦歌不辍。即就是在近40年后的今天，风檐展读，犹令人欣迟不已。
历史不能淡忘，历史不容淡忘。
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促使我们在全球的大背景下审视探寻华人留学生保钓运动的往事史实，予以述评，以志纪念。

钓鱼岛列屿诸岛位于台湾的东北与日本冲绳的西南部之间的海域，距台湾基隆102海里（距基隆东北的彭佳屿仅90海里），西距福建省福州、东距琉球（冲绳）首府那霸各约230海里，南距琉球的宫古、八重山群岛90海里，是一群无人居住的小岛。
钓鱼岛列屿共有8个大小不等的小岛，计为钓鱼岛（全岛略作半圆形，面积 4.139 平方公里，海拔362.5米米，。为钓鱼岛列屿等岛屿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者。东南侧山岩陡峭，呈鱼叉状，东侧岩礁颇似尖塔，岛上长期无人居住。中国最先发现并命名为钓鱼岛）。黄尾屿（1.1平方公里，海拔118米）、南小岛（0.3平方公里、海拔129米）、赤尾屿（0.15平方公里、海拔81米）、大北小岛、大南小岛和飞濑岛（三岛总面积约0.02平方公里）。其中黄尾屿又称为黄麻屿、黄毛屿或黄尾山，赤尾屿又称为赤屿、赤尾礁、赤尾山或赤坎屿。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把这些岛屿统称为钓鱼台群岛。台湾渔民俗称其鸟“尖头群岛”，日本陆军陆地测量部称为“尖阁群岛”（SENKAKU 意为尖峰、尖塔或尖阁。这些名称均是依据钓鱼台之地形特征而命名的（关于钓鱼岛列屿名称在本文引用的文献中使用比较混乱，尤其是钓鱼岛、钓鱼台的使用，为尊重原貌，未作统一要求）。
钓鱼岛列屿散布在北纬25°40′到26°及东经123°到124°34′之间。赤尾屿是最西的一个孤岛，距黄尾屿有48海里之遥。东边的7个岛屿相距皆在10海里之内。
从地质的角度来看，钓鱼岛列屿位于中国大陆架边缘，其西面和西南面的海水深度均在 200 米以内，且愈靠近大陆海水愈浅，东海大陆架是我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而其东面与琉球群岛之间却隔着一条深深的海槽，即冲绳海槽。地质科学考察表明,冲绳海槽的深度为2940米，是我国大陆领土自然延伸的陆架和琉球群岛岛架之间的天然分界线。
尽管钓鱼岛等岛屿的总面积不过 6.32 平方千米，但如果获得全效，就可以为主权者带来 11700 平方海里的海域（杜继东．钓鱼岛等岛的历史和现状．见：吕一燃，主编．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张耀光.中国海洋政治地理学——海洋地缘政治与海疆地理格局的时空演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960年代发现石油资源之前，对于钓鱼岛列屿的归属，中日之间由于问题没有浮出冰面，所以未发生什么争议，双方对在列屿附近海域的渔猎活动也基本持默认态度。
1961年美国伍兹霍尔海洋学院的地质学教授埃默里(K．O．Emery)和日本东海大学教授新野弘（Hiro shi Niino）通过对二战期间日美潜艇在钓鱼岛海域收集到的海底资料进行研究，在《美国地质学会会刊》发表了《东海和南海浅水区的沉积物》的研究报告，首次暗示这些地区（包括钓鱼岛附近）可能蕴藏石油资源（Hiro shi Niino and ．Vol72，1961，pp731-732）。1967年埃默里、新野弘又发表了《朝鲜海峡及中国东海的地层与石油远景》，确认在黄海东海南海大陆架上可能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在新野弘的建议下，日本方面抢先动手，于1968年5月20日，日本总理府组织，由“冲绳问题等恳谈会专门委员”的高冈大辅出面牵头，拼凑了一个44人的“尖阁列岛视察团”抵钓鱼岛进行实地调查。8月驻琉美军与琉球政府派员前往钓鱼岛调查石油矿藏，驱逐我渔民出境。
此后，在1969年6月14日-7月13日，日本总理府组织“尖阁列岛周围海域海底地质学术调查队”、1970年6月4日-20日, 又组织“尖阁列岛海域地质调查团”，前往钓鱼岛海域进行海底资源调查，耗资近亿日元，勘测全程共达8000海里。（日本?高桥庄五郎．尖阁列岛纪事．日本：青年出版社．1979，19-20）。
1968年9月17日台湾“中国石油公司”与美国四家石油公司订立合约探勘开采油矿。钓鱼岛的重要性才日渐凸显。随着美日间针对1972 年琉球群岛归还问题举行谈判，钓鱼岛主权争议的问题也正式“浮出”。
in Asian Offshore Areas，官方简称CCOP)赞助支持之下，由美国海洋地质学家埃默里(k. o Emery) 为首的中、美、日、韩四国的12位地质学家，在东海与黄海进行了6 周的地球物理勘测。勘测报告由12位地质学家共同完成《东海和黄海的地质构造和水文特征》一文，1969年出版。提出在东海中日韩大陆架交界处存在着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尚未勘探的海底石油资源。一般简称为“埃默里报告”(Emery 1969）。该报告由于上述未经证实的东海蕴藏巨大石油储量的假设，对东海石油蕴藏作了乐观的估计。提出在东海中日韩大陆架交界处存在着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尚未勘探的海底石油资源，文章作者甚至把它称为“另一个波斯湾”，“它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由于军事和政治原因而未被勘探的大陆架之一”。埃默里及其合作者们认为：“同其它大陆架相比，可以预言，只要对东海进行周密的地球物理和地质勘探,成功的机会看来是很好的。”还云其琉球群岛以西的“沿大陆架外级的一条宽阔地带是今后最有希望找到海底油气田的地方”。 1969年5月联合国ECAFE在曼谷发表调查结果，称“台湾东北20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北部钓鱼岛列屿附近为石油大油田所在”。
埃默里报告发表后，日本八重山岛公所立即于1969年5月5日在钓鱼岛上立水泥标柱，正面为“八重山尖阁群岛鱼钓岛”，反面为“冲绳县石垣市字登野城二三九二番地”、“石垣市建立”等。擅自将岛上原有的标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毁掉，换上了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岛列岛的8个岛屿规定了日本名字。同时，在其它各岛上也建立了水泥标碑，还用英日中三种文字设立了“警示牌”。除此之外，水警和工程队还负有扫除中国人在岛上所留下的足迹的任务，为侵占钓鱼岛等岛做准备。台湾渔民曾在岛上建立过孤魂庙、天后宫等，均被日本人拆除。
这一举动立即引起“反越（南）战（争）”重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留学生的坚决反对，出现了关于保卫钓鱼岛的大字报，集会讨论和辩论，保持着一种活力，拒绝较宽容的对待台湾当局，出现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潮的星星之火，场面甚为激烈，尽管运动有高低潮之分，甚至有鹰鸽及自由派之争，持久不息，形成反越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反越战，抗议军列，伯克利校园曾被关闭，激进学生被抓。鉴于前车之鉴，雄辩的鸽派掌握主导权，占有主流，始终尝试将留学生逐渐带进运动，他们感到负有道德上的责任去保护追随者，以免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拉开了保钓学生运动的帷幕。其发生的性质方式方法不同于以后在全美发生的保钓运动，始终囿于伯克利校园。许多当事者对此缄默不语，仅能看到个别零星记载，限于资料来源极为困难，本文暂不述及。
1969年7月初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参加芝加哥大学举办的钓鱼台问题讨论会。
1969年7月17日报载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对于中国礁层的天然资源，得以行使主权的权利。
1967年9月2日，台湾水产试验所属“海宪号”曾在钓鱼岛竖立的宣示中国领土主权的“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至1970年9月15日始被日本、琉球窃土着撤去（鞠德源．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415-418）。
1970年1月4日，《罗马和平报》刊出由纽约联合国总部发稿的报道：“这些岛屿（钓鱼岛群岛），一直属于中国，1895年被日本占领，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归还中国”。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球，震惊美国朝野。使渴望石油资源的日本更加助长了要求收回琉球（冲绳）和永久霸占钓鱼列岛的野心。
1970年下半年，日本通产省制定了在东海大陆架南部寻找油气资源的五年规划。日相佐藤荣作积极从政策层面积极配合，加速同美国关于“收回”冲绳的谈判工作。
1970年7月18日，日本照会台湾当局，声称“台湾”与日本领土（包括钓鱼岛）之间的矿区只是片面主张，在国际法上并无效力，日本对大陆架的权利不受影响”（丘宏达．钓鱼台列屿问题研究．台湾：政大法学评论．1972，6：3）。
1970年12月除夕之夜，美国18位官员聚集国务院工作室开会，经过4小时争辩未得出结论。
此后，钓鱼岛列屿以及东海即成为中日争执的焦点和东亚瞩目的热点之一。日本窃取我国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的主权的野心粉墨登场，纵观钓鱼岛列屿1970年代争端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不难发现始作俑者美国对造成钓鱼岛列屿争端的有着毋容推卸的责任。直至今天，在钓鱼岛“美国介入”问题上，存在着“日本愿望”和 “美国承诺”两个因素，钓鱼岛风波中的“美国因素”一直忽隐忽现，波澜迭起。

1 钓鱼岛问题历史缘由

我们以中日两国领土为参照，则钓鱼岛列屿距离最近的中国领土彭佳屿与距离最近的日本领土先岛群岛各为90公里左右，可以说钓鱼岛的位置恰好在中日两国的中间，其战略价值大于经济价值。
冲绳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位于日本九州岛岛岛南端的鹿儿岛与中国台湾之间。琉球群岛以北纬27°线为界，其以北诸岛(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大岛、德之岛、冲永良部岛、与论岛) 属于鹿儿岛县；其以南至台湾以北诸岛，属于冲绳县。由于历史原因，冲绳（琉球）群岛日本迄今只有“施政权”，领土归属主权“未定”。冲绳县的范围包括以冲绳本岛为中心的冲绳群岛、以宫古岛为中心的宫古群岛、以石垣岛、西表岛为中心的八重山群岛以及冲绳本岛以东400 公里处的大东群岛。所谓“归还冲绳问题”，严格说来，是以冲绳为中心、包括整个琉球及小笠原诸岛在内的领土“施政权”归还问题（参见宋成有，李寒梅，等着．战后日本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12 月版,第273 页）。1960 年代末、1970 年代初，美、日双方就归还冲绳问题及即将到期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进行谈判时，称中国钓鱼岛群岛是“西南诸岛”的一部分，将随冲绳“归还”日本。
史实表明，日本侵占钓鱼岛列屿，一个契机是中日的《马关条约》（根据郑海麟考证，属于一种管制权的转让，而非主权的转让，《马关条约》中英日三种文本有异，在最关键的领土主权问题上，中文版本与日文、英文版本有明显的出入，详见郑海麟．《马关条约》：三种文本有差异．两岸关系．2001，12：12。遗憾的是这点没有引起重视），一个根本动因却是钓鱼岛所在海域发现石油、复萌“窃土再占”之念。无论从历史时空、地理联结、社会法理，中国都有充分的证据，包括历史事实、法律文件、自然地理、中外地图、日本文史证据、琉球文史证据。千百年所有的铁的事实都表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们回顾一下有关历史。
1870年8月日本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清廷总理衙门对日的“戒备有加”，总理衙门大臣成竹在胸，只同意日本到上海通商，不同意正式订约，以“大信不约”予以婉拒。无奈柳原前光转赴天津，面谒新授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力主，清政府遂决定与日本议约。这时，李鸿章已兼任北洋大臣，正式参预处理对日本关系。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谈判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终止300多年的中日正式邦交又建立起来。李鸿章自以为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平等的条约，实现其“联日”的梦想，对此津津乐道，沾沾自喜。然而约本尚未经两国批准互换，就在《中日修好条规》签字的第二年春天，日本便又派柳原前光前来要求改约。使近代中日关系从一开始便笼罩上一层阴影。
李鸿章和日本特使柳原前光、伊达宗城、大久保利通、森有礼、副岛种臣……过从甚密，“老老实实，推诚相见”。
柳原回国后不久，日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侵略台湾。1873年日本出兵强掠清属国琉球，次年5月又悍然出兵台湾大肆烧杀掳掠，李鸿章对日本“徒自悖义失和” 困惑不解，认为日本“谅不遽违约失和”（《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20页，第27页）。
1875年在清朝大军压境之下，日本退出台湾。日军侵台虽然打破了李鸿章的“联日”梦，但李鸿章却抱定妥协的宗旨，不准备与日本以武力相较。觉得日本士兵 “远道艰苦”，征讨台湾为“义举”，付钱解决。清廷赔偿大清白银50万两，成为世界上首例战胜国向战败国赔偿的“先例”，这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埋下了“祸根”。就连英国侵华老手，驻华公使帕克斯（Sir Harry Smith Parkes）都惊呼，“幸运降于日本，但日本没有资格受领。我深感遗憾，本来大海彼岸的老大国家是有理的，但却要向这个黄嘴丫未退的国家屈服”（《帕克斯传》）。
1870年代起，李鸿章始终认为日本是抵挡西方列强威胁的“同盟者”，始终相信外国列强的“甜言蜜语”，幻想丛丛，为“不于俄人外再树一敌”（《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1卷．第29页），“背信和昏聩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同外国列强签定了一个又一个“卖国”条约。中国人民蒙受了一场又一场的耻辱。读罢史书，不觉“潸然泪下”！
1877年日本爆发萨摩藩“叛乱”，日本“危在旦夕”，“非常‘猖獗’，却没有把握能够把它轻易镇压”（日?久米正雄．伊藤博文传．林其模，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202）。李鸿章“见义勇为”，助桀为虐，演绎一场“农夫和蛇”的故事，“慷慨解囊”。李鸿章应日本驻天津副领事池田宽治之商，“救灾恤邻之谊”（《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7卷．第3页），迅即擅自借给日本政府弹药10万发用于“平叛”（张明林．换一只眼睛看历史：外国人评点李鸿章．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154）。日本“平叛”后又迅即展开了对中国的的蚕食和掠夺。1878年 5月14日日本内务卿（当时的内务卿相当于首相）大久保利通被“暗杀”。日本国内混乱，幕府“自顾不暇”，面对国内危机，稍做“喘息”，旧态萌发，又开始 “践踏”中国的“步伐”， 蚕食鲸吞、侵略蹂躏、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从此到二战结束，在近长达70年的时间里从没有停止过。
由于当时的清廷腐败、无能已成为一堆行尸走肉，面对琉球王派到京城哭诉求援的使臣，只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后不了了之。
1877年10月，清廷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上任（近年史学界有关于何如璋晚年是否有间谍嫌疑之争，观点针锋相对，尚无定论。且于本文无关，不予讨论）。何如璋到任后收回领事裁判权，上奏处理琉球及中外通商贸易问题。何如璋深入考察日本国情，义正辞严谴责“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日本外交文书》卷十一第271页）。寺岛认为何有辱日本政府，是一种“暴言”。何如璋毫不退缩，寸步不让。何如璋与日本外务卿寺岛宗之间进行了史上有名的中日“照会”战。
何如璋在东京所进行的舌敝唇焦的交涉没有产生任何效力。李鸿章与寺岛宗“隔海唱和”，不但不支持何如璋，反而指责“历练未深，锋芒稍重……转致激生变端”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九．第44页）。甚至拟撤回查办。美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游华访日，李鸿章遂托代为调停，并应寺岛宗之邀，收回权限，到北京“妥商”。
1879年3月琉球被日本掠夺，并入日本改为“冲绳县”。1880年10月21日，中日双方正式拟订了分割琉球条约稿（史称“分岛改约”，李鸿章未参加谈判），待双方御批，三个月后在北京互换。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廷议大哗，迫于舆论压力，采纳李鸿章提出的“支展延宕”（一说：李鸿章因未被授予特使制定解决琉球问题而感到蒙耻受屏，这项“草约”粉碎了李鸿章对日本仍抱有的任何“希望”，他因此强烈反对予以批准。见：张明林．换一只眼睛看历史：外国人评点李鸿章．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156）之拖延政策，而使“分琉之案”成为历史悬案，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我们必须明白，琉球今日本冲绳，主权迄今“不明”，日本目前只有美日私相授受“施政权”之名，日本对此心知肚明。
1894年，中日海战，甲午战败，颟顸的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春帆楼下，接引寺内，（李）鸿章遇刺，乙未割台（湾）。由于钓鱼岛列屿位与台湾与琉球之间，自然沦陷。台湾遂沦为日本之殖民地，“南进”之跳板，受日宰割，遭受凌夷，长达51年之久。
甲午之后，以《朴茨茅斯条约》为起点，欧美列强及日本侵华的新格局逐渐形成，各自挥舞起了国际政治的“长袖”，铁蹄蹂躏，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的漩涡进一步加深，“痛心疾首、惨不忍闻”。国仇家恨，民族耻辱，实为旷古未有之罕见。
日本学者井上清在《日中文化交流》月刊1972年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钓鱼列岛（“尖阁列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的文章（井上清．钓鱼列岛（“尖阁列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新华社1972年5月3日转发，《光明日报》1972年5月4日），后又完成其著作《钓鱼岛:历史与主权》（参见《中国研究月报》．1972年6月号．中文版见贾俊琪，于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
井上清经过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包括中日两国的历史记载，可以断定钓鱼岛并非“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强调指出，1895 年4 月签字的中日《马关条约》中“明确地使用经纬度记载了割让给日本的台湾西侧的澎湖列岛的范围”,“只是对于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北侧及东侧的分界线，在上述条约中没作任何规定,中国与日本对此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商定”。从而认为，在清政府看来钓鱼岛群岛是中国的领土是毋容置疑的，而在《马关条约》缔约谈判时，中国和世界各国对明治政府窃取钓鱼岛群岛的秘密活动一无所知，自然不可能在谈判中提及。再者，清政府在甲午战败的沉重打击下，“甚至连坚持自己从未放弃过的在琉球的历史权力的力量都没有了，怎么还有可能为了确定那些位于琉球与台湾之间的微乳草芥的小岛的所有权而与日本逐一进行谈判呢? 日本政府由此意外地拣了个‘便宜’，不仅很自然地抹煞了中国对琉球的一切历史权利，而且还窃走了觊觎已久的中国领土中的钓鱼岛及赤尾屿各岛”。
是的，历史不容抹杀！历史不允篡改！历史不能重演！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史称《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规定日本“《开罗宣言（关于日本国的美英中三国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且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岛岛岛岛北海道九州岛岛岛岛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它小岛”（《反法西斯战争文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298-299）之内等条款。
日本对《波茨坦公告》置若罔闻、熟视无睹、置之不理，在遭到美苏中的全面惨痛打击后，迫使裕仁天皇、铃木贯太郎内阁于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铃木内阁当天集体总辞职）。
9月2日其代表日本外相重光葵、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美舰 “密苏里号”上正式签订投降书。1943年12月1日正式发表的《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其以武力或强烈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反法西斯战争文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163）。1945年8 月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托管占领了琉球群岛和中国领土钓鱼岛群岛。因此，日本政府于1895 年窃取钓鱼岛群岛后，无论它在国内如何立法以使其“合法化”，都丝毫不会影响《波茨坦公告》的效力。
美国是以“托管”为名独占琉球群岛等战略要地，并且在主权问题上偏袒日本。1947年4月，联合国《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琉球群岛、钓鱼岛群岛两块“主权未定”由美国“托管”。 1948年10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NSC13 “第27号令”，即关于“琉球列岛地理界线”的布告。该布告称，“根据1951年9月8日签署的对日和约”，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岛的地理界线，第一条规定，将当时美国琉球民政府管辖的区域指定为：包括北纬28°、东经124°40′，北纬24°、东经122°，北纬24°、东经133°，北纬27°、东经131°50′，北纬27°、东经128°18分，北纬28°、东经128°18′各点连线的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毛泽东．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36-137）。
1949年年1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秘书长，通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指出“中华民国”政府不仅不能代表中国，而且没有在联合国代表中国人民发言的权利。
在美国的庇护施舍下，蒋介石政权败居台湾。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1947年起，采取一系列政策，企图把台湾从中国版图分割出去。美国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方法，譬如：阻止蒋介石退台，在“台湾”维持一个分离的政权；以“联合国”托管“冻结”之名，行分离台湾之实；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作为武装入侵台湾之“依据”；杜勒斯宣称，海峡两岸存在着“两个中国”；压蒋放弃沿海岛屿，图谋“划峡而治”；……。
但是，台湾当局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秘密会谈中，都曾坚决抵制“两个中国”的主张，对台独势力给予严厉打击，使其没有活动空间。或许在某个时期迫于美国压力而有“妥协”之嫌，稍微“喘息”变予以“翻悔”。蒋介石在台北的公众集会上强烈谴责“两个中国”的设想“荒谬”绝伦，斥责提出此主张的“民主国家”是“不守正义”、“不讲公理”、“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金奕．国民党：西望大陆五十年．世界知识．2005，10：48-53）。台湾“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在纽约公开对记者表示：反对任何形式“两个中国”的建议（《纽约时报》，）。
国际关系中许多要素是可变的、易变的，但地理位置是无法改变的。在全球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南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线组成的西太平洋防线，对中国形成弧型封锁、围堵之势。台湾被美国看成是西太平洋一系列岛屿组成的“弧形防线”的中央，位置要冲，处于“抵御国际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阵地，战略意义十分重要。令人惊叹的是：这条战线和日本帝国主义发起的大东亚殖民战争的战线竟几乎重合，不同的只不过是由推崇“自由神和星条旗”的山姆大叔扮演罢了。
过去围绕着日本右翼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教课书问题、要求日皇道歉以及钓鱼岛等问题海内外展开了很多讨论。然而大部分讨论，“盲人摸象”，仅仅是孤立看待这些事件，或就事论事“高谈阔论”，从而避开真正实质性的问题，即：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朝鲜战争的重大影响、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和美国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令人奇怪和遗憾的是，在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同时，我们某些“精英”、“学者”却对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政策、美日同盟和日本的“经济奇迹”毫无非议，甚或表示赞同、羡慕。
“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敌视有加无已”（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1-49）1950 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在向国务院递交的一份名为《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中，明确指出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1950年6月27日，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在台湾设立了美军顾问团基地。
对此，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强烈谴责和愤慨，1950年6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不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中国人民决心“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从此，中国为实现自己领土和主权的统一，在台湾问题上同美国开始了长期的坚决斗争。
以国际关系的激变为背景的华盛顿“改变主意”，确定日本的政治取向（日?升味准之辅，着．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第四册．1997，950）。1949 年秋，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开始了促进对日媾和的工作，1950年5月18日杜勒斯出任对日和约工作负责人。在履行对联合国义务的幌子下，“和平条约”草案充分考虑到美军留守、美苏冷战、封锁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3-2号决定），“用各种可行的手段制造北京政权自身内部的分裂”（美．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与看法：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见：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50年12月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运往中国的一切货物实行许可证管制办法”；美国又于1951年5月18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1952年初，杜勒斯“放蒋出笼”，骚扰东南沿海。
一个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和实施方案正在逐步形成，政治上进行孤立，军事上实施包围，经济上予以封锁，一个围堵扼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包围圈”象钳形一样张开。
英国战后一直于美国争夺对日和谈的主导权，英美之间的最大冲突是关于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权问题。由于美英认同意见对立，1951年6月19日杜勒斯与英国外相莫礼逊（Herbert S Morrison）达成协议，新中国或台湾当局都不参加会议，使中国代表未能被邀与会。
美国对日单独占领的设想，在游说和施压之下，逐步得到其它盟国的默许，在制定对日政策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苏联提出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到会被否决。
1951年6月26日美国国防部6月15日和约文本问题，制作了一份备忘录。必须确定任何有可能给予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以法律权利的内容，不管是明确的还是暗含的，都不能写进和约文本中。
1951年8月31日，吉田茂、池田勇人、苫米地义三、星岛二郎、德川宗敬、一万人尚登等6人全权代表，由27人组成的日本代表团来到旧金山，然而出席签字会议的日本代表仅首相吉田茂一人。
在朝鲜战争的炮火声中召开的和会，注定了这是一次片面的、不公正的和会。美国单方面违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主张将台湾、澎湖问题重新推到未定状态，为“台独”言论开创声势。
月4日，参战55国（印度、缅甸、南斯拉夫未到会）以美国为代表的51个国家代表聚集旧金山，参加由美国起草的“和平条约”签字会议，签定了连日本人都承认惩罚色彩较弱的对日媾和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日本等49国片面签署，签字国似乎只有荷兰反对。1956年，日本在美国的“提醒”下，曾向荷兰私下赔偿1000万美元“以示同情与遗憾”。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没有签字）。
在此和会上美国的另一杰作是1951 年9月8日,日美两国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同日在旧金山会议签字后5小时，美日两国在旧金山的普莱西迪奥军营签定了“日美安全条约”（两条约于1952年4月28日同一天生效）。1952年2月28日，美日在东京签定《美国与日本行政协定具体化》，将旧金山和平条约中确定的对日占领的诸问题进一步具体化。1960年1月19日,两国在修订该条约的基础上重新缔结《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即新《日美安全条约》)，1970 年6月22日新《日美安全条约》到期,经过两国交涉该条约自动延长）。该条约规定钓鱼岛群岛等继续由美军控制，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对该群岛拥有主权这一事实。
日美安保体制的建立、演变和强化，深刻地影响着东亚地区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亚太的安全角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全条约”的建立，成为大赦日本侵略历史、大赦日本军国主义的典礼。假如我们尊重历史，就会发现，战后日本军国主义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经济到军事上的“恢复”，日本军国主义者被大批“平反”、军国主义者最威风、最吃香的一段“时间”，是1948年至1958年，即中国革命胜利、朝鲜战争爆发、台湾海峡危机所带来的政治气候，使那些坚决“反共”的日本战犯们提前假释，并理直气壮地重返政坛。1957年甲级战犯岸信介出任首相就是有力的佐证。在侵华战争中负责特务情报组织的战犯有末精三、宇垣一成、儿玉誉志夫等重操旧业，在朝鲜战场上再一次和中国人为敌。甲级战犯鲇川义介于一九四七年被释放后，先协助美国在台湾策划军事基地，后当选日本国会参议员。甲级战犯冈村宁茨协助台湾当局训练军队，伺机反攻。原海军省改头换面以“海上保安厅”的名义恢复编制被完整保留。日本海军的扫雷部队直接参与了朝鲜战场上的行动，在扫雷行动中立了战功，是后来日本能够在旧金山和约中争取到优厚条款的一大原因。
历史没有忘记，众所周知，1951年，原日本侵略军的化学战部队、细菌部队的人员、技术，也被美军完整保留和接管下来，并在原先基础上继续进行研究，随时准备投入到朝鲜战场。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当用飞机、坦克、大炮征服不了中朝人民，就乞灵于“瘟神”。1952年1月下旬开始，猖狂地进行细菌战，连续在朝鲜及我国东北三省的34个县市和青岛等地投掷苍蝇、蚊虫、蜘蛛、蚂蚁、臭虫、跳蚤、扁虱、蟋蟀、蜻蜓、蜈蚣、蝗虫等带菌昆虫30多种，还投有老鼠、青蛙、死狐狸、猪肉、……等媒介物，带有鼠疫、霍乱、脑膜炎、副伤寒、钩端螺旋体及回归热、班疹伤寒等多种病原体，企图在我国和朝鲜造成广泛的瘟疫流行。中共中央迅速发出战斗号令；反对美帝的细菌战争，进行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1952年3月14日，成立以周恩来、郭沫若、聂荣臻为正副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各级人民政府同时成立防疫委员会。不久，毛泽东主席曾向全国人民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伟大号召，一个蓬蓬勃勃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展开，延续至今。1952年12月21日各级防疫委员会一律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统归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延续至今（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黄树则，林士笑，主编．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54- 时至今日，还有人在为《旧金山和约》“喝彩”，某些“精英”、“学者”却在此基础上做文章。“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更把此条约奉为“圭臬”。
台湾当局“色厉内荏”，表示“不接受”此“和约”。但后来“妥协”退让，乞求“生存”。1951年9月12日台湾“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向合众社记者表示，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杜勒斯要求台湾当局尽快同日本签定双边“和约”，其有关台湾归属问题的条款要同旧金山对日“和约”保持一致。美国合众社有一消息，称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发表声明，声称电讯有误。
在美国议会，“反共”情绪强烈，作为批准对日和平条约的前提条件，要求日本不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负责处理对日媾和问题的美国顾问杜勒斯要求，日本首相吉田致函杜勒斯（史上有名的“吉田书简”），表明愿与台湾当局重建“正常”关系，以便“借机勒索”。
日本的经济结构是由大家族、精英和财阀甚至黑社会所把持。日本的统治阶级远远缺乏美国或其它发达西方国家所具有的完备的意识形态统治和民意基础。日本人看待美国的立场和态度表里不一，完全是以本国利益和美国的实力变化为转移的，在对外政策和有关问题上反反复复、自食其言与言行不一。充分体现了日本文化中的相对主义色彩与对外关系实用性特点（徐志民．日本人的美国观．世界知识．2005，24：31-33）。对美国是这样，对华政策也是这样，形成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延续至今，随之产生了“二枚舌政治”。
吉田茂阳奉阴违，在美大唱“反共反华”滥调，一回东京调门大变，要求自主外交，俟机研究与新中国通商或签约，对美表现出离心力。
由于日本政治、外交的两面性，日本只承认台湾当局所控制地区的“统治实权”，执行“限定媾和”原则，不承认台湾代表全中国，企图最终与中国建立全面政治和平贸易关系，煽动“暴动”，当好颠覆中国的“先头部队”（边红彪．吉田茂对华外交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使台湾当局陷入极为尴尬被动之地步，放弃了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清算”。
在美国的压力和台湾当局的游说下，就在美日“和约”生效之日的同一天，日本和台湾当局按照美国“导演”之“角色”，各自就位，在台北缔结“和平条约”。
日本追随美国，感恩台湾当局在侵华战争中对日本的“宽宏大恩”，携手“台湾”，“政治”上加入了围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合唱”。令人震惊的是，台湾当局甚至放弃了《旧金山和约》日本承若赔偿之部分，竟与日本的“和平条约”以中日英三种文字写成，“若解释有相违之处，以英语本为准”。这在两国有着自己国家语言的国际条约签定中，以双方都不熟悉的语言为准，实为今古之“奇观”，甚为耻辱。
无论是对旧金山和约及日美和约，还是吉田茂蒋介石之间的“和约”，由草签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关注进程，阐明立场，并表示强烈抗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于1950年12月4日声明∶排斥中国所通过的任何对日“和约”都是非法的、无效的（注：中国直到今天也没有承认）；1951年9月18日和1952年5月5日中国政府又先后两次发表声明，拒绝承认旧金山“对日和约”。强调指出：“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
1952年1月23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发表声明，谴责吉田书简，所有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日两国对中国的挑衅行为。
1951年4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创刊。在创刊号头版发表该报历史上第一条国际新闻——《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上看美国的狼心狗肺》。文章指出：美国单独媾和日本“表明了几件事”：第一，美国要排斥中国和苏联。“在美国鬼子的‘对日和约草案’里规定说：它的这个条约，不管别的国家同意不同意，只要它的走狗日本反动政府答应了，9个月以后就生效。谁要是不参加，谁就没有权利。”第二，“美国想赶快武装日本，利用日本法西斯来帮它侵略朝鲜和我们中国。……从前杀人放火的日本军阀，也都可以从监狱里放出来。”第三，“美国一心要侵害中国和苏联的主权和利益”，草案“故意不说台湾和澎湖列岛应该归还我们中国”，还“规定从前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不准向日本要赔偿”。
1952年5月5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坚决反对。
由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斗争，中国在朝鲜战场的胜利，英美两国亚洲政策的矛盾和迥异，……，导致日本颠覆中国政策的破产。
对美“和约”也使日本也付出了代价，美军留守（有厚木、横须贺、佐世堡、嘉手纳、三泽、横田、冲绳等基地，驻军人数约占近亚太地区美军总人数的50%），琉球群岛（日称冲绳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置于美国管辖之下，也带来了日本国内舆论界的分裂，导致日本战后外交决策从此耗费在无休止的论战之中。1950年代末，一个掌握丰富的传煤资源、拥有多种传播手段的右翼媒体康采恩已初具规模，发展至今天，一种受狭隘民族主义蛊惑的“言论自制”，正日益成为日本媒体界的主旋律。1964年8月，蒋介石为感谢吉田茂对台湾当局的贡献，派秘书长张群访日，授予吉田茂“中华民国”大勋章。
吉田茂首相长期执政时重用了很多出身于官僚的优秀人才，确立了战后日本政治的基本路线（大下英治，着．伊藤瑛子，译．田中真纪子．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3，15）。由于日本是“剧场政治”（二战后迄今60多年，日本首相竞有30多任，最长的8年多，最短的50天），形成“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的国家主义政治链，今天“首相要取得政治主导权变得更加困难”。况且“三（三木武夫）角（田中角荣）大（大平正芳）福（福田纠夫）”权力政治斗争的阴影，以及1972年日本角逐首相的“角（田中角荣）福（福田纠夫）战争”留下的怨恨，今天一仍其旧，甚至在某些地方愈演愈烈（五百旗头真，主编．吴万虹，译．战后日本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在台湾当局不懈的催促和努力下，1954年12月2日，美国和台湾当局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当局把自己纳入美国的卵翼保护之下，飞机乱钻、传单胡撒、特务乱窜，谍案不断、炸福州、扰江浙……。
1954年12月8日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这个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忍让是有限度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说话是算数的”！掷地有声，为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安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了无情地还击，台海炮火宣告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一江山岛。并阐明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严正立场。
“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发表谈话：“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
朝鲜半岛的“铁拳”，日内瓦的初步试探，台湾海峡8?23的炮声，万隆会议的演讲，中美大使的会谈，……。
1955年8月1日至1957年12月，中美在日内瓦开始了第一轮大使级外交谈判；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武力恫吓”屡屡受挫，不得不于1958年9月15日至1970年2月在华沙进行第二轮大使级外交谈判，两轮共进行了136次。尽管说1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仅就平民回国问题1955年9月10日达成唯一协议，在其它争执的问题上双方无实质性谈判结果，时断时续的会谈却反映了双方仍希望联系的基本愿望。
1958年，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日本必须归还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声明此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领土，包括台湾及其周围岛屿”。
为了阐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国际战略意图，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决心，1960年4月22日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文章《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的发表，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
1950年代末，日本撕旗、美蒋挑衅、西藏叛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以及民族尊严，给予坚决的回击，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960年代初，美国封堵、发动越战，苏联逼债、边界纠纷，印度侵犯、疯狂占领，蒋介石伺机骚扰“反攻”、藏独疆独“叛乱”、国民党残余乘机“捣乱”、外国阴谋分裂势力引诱和胁迫边民外逃，中国的周围危机四伏、狼烟迭起，……；天公亦不做美，三年自然灾害，然而，喝水也牙碜，导弹发射失败、许多任务业建设被迫下马……。黑云压城城欲摧，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受着严峻的生存挑战和考验。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没有被任何压力和困难所吓倒，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勒紧裤带，应难而上，挺起腰杆前进，迅速走出困境，扬起民族的脊梁骨，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以及外国列强之间始终进行着包含着军事、政治、外交等内容的一场场严重较量，始终不渝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和践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发展观，丢掉一切幻想，在对外战略上，牵着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鼻子走，严重地动摇着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在对峙斗争中曲折前进。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实际上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以及世界体系范围内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大搏斗。
1964年，同法国建交和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撼了世界。
1963年-1970年，毛泽东主席以个人名义相继公开发表了6次直接指向美国的措词严厉的对世界事务态度的声明，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态度。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当即表示“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将为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研究对华政策，提出世界均势论（王俯民．蒋介石传．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455）。从此，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在摇摆之中，一直都没有持续和稳定地确定下来，甚至呈现“亦敌亦友”的状态。即就是现在，中美关系既有雨过天晴和阳光明媚的日子，也有阴云密布和雷电交加的时刻。布什曾云：“按照议题，区别对待”，中美关系进入定位不清，角色不明时期，陷入既合作又防范的自相矛盾之中。“5.8”炸馆、“4.1”撞机、“银河”搜船，使中美关系降低到冰点；“9.11”反恐又使中美关系升温，反恐大功告成中美关系又进入新一轮不稳定期，摩擦迭起。
⑸ 美日私相授受与黑箱操作
在钓鱼台列屿问题上，驻琉球美军的活动也不断涉及钓鱼台列屿诸小岛。美国海军、空军频繁地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领海和领空巡察。1955年10月，美军将黄尾屿（久场岛）设为海军的演习靶场；1956年4月11日，美军将赤尾屿（大正岛）设为军事演习靶场；1958年，美军征用黄尾屿（久场岛），并与该岛私有业主古贺善次签订土地租借契约，向其支付年金11 104美元作为征用该岛的补偿。然而，美国的这些行为却后来都成为日本声称对钓鱼台列屿拥有主权的依据。
1969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发表了著名的“关岛演说”(即所谓“尼克松主义”)，正式明确美国将集中力量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对付苏联，而要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实行战略收缩，进而要求日本和亚太地区诸盟国“自己承担起责任来”（《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 理查德德?尼克松1969) (Public Pap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0年8月31日，在美国监督下的琉球政府立法院起草了《关于申请尖阁列岛领土防卫的决定》，这是在关于钓鱼岛列屿主权斗争中，日本方面首次公开主张对该群岛拥有主权的缘起。在琉球政府立法院决议的影响下，10天后，琉球政府于9月10日发表了《关于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礁层资源开发主权之主张》的声明，进而在17日又发表了《关于尖阁列岛主权》的声明。琉球政府在第二个声明中系统阐述了主张对这个列岛拥有主权的根据。该声明首先讲到，根据1953年 12月25日发布的琉球列岛美国政府第27号布告，“尖阁列岛”被包括在美国政府及琉球政府的管辖区域内（日?井上清．贾俊琪，等译．钓鱼岛:历史与主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1-12页）。宣示琉球政府对钓鱼岛列岛的领有权，且声明1972年琉球“归还”日本，尖阁列岛自然在内。
由于吉田茂的奠基之作，岸信介的推波助澜，佐藤荣作的登峰造极，1970年代初日本国家主义似乎又显全面泛滥之萌芽，《军舰进行曲》的演奏、《军阀》的公映、《防卫白皮书》的出笼、“审查教科书”违宪、三岛由纪夫及信徒森田必胜之切腹自杀、“国益论”之抬头，“忧国忌”之借尸还魂、日本“扩军修宪”言论的确甚嚣尘上，精神意识之“政变”已渐成功，“扩疆辟土”之梦又在重演，钓鱼岛似乎又成日本的“演练场”。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并未得到彻底清算，“战犯政治家”粉墨登场，致使国家主义的冤魂，今天在日本重演，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表面看似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在兴风作浪，而实质则是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在发挥主导作用。
一百多年来，日本的战略与外交的两面性极强，且对华政策历来就有两面性。在历史认识问题的立场已经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一种外交竞争的工具和手段。在功利与现实考虑的驱动下, 其追随美国、观念迥异、见异思迁、利益至上、强者为伍、趋炎附势、手段疯狂,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极端亲美派达成了某种默契，充分施展金元外交,见缝插针,始终不逾坚持“寸土不放”的外交政策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判断好坏是非之分，日本政界 “总保守化”趋势已经成为气候，吃美式黄油长大的“战后新生代”成为各界主流，“和平宪法”已经成为一纸空文，迄今还没有建立起一种完整的价值体系，这成为目前影响日本政治、外交决策的主要思想潜流。许多问题的发生，有着一定的思想根源和基础，我们对此必须有清楚的认识，知己知彼，否则遑论对策（姜宇晨． “多元石油外交方程式”解析．预印本．2006，102-107）。
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纷争由此肇端。
钓鱼岛争端肇始以来，已成为全球华人目光之所系。
年代初期的保钓运动，只要有华人留学生的地方，就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保钓游行活动。不仅在美国，而且扩展到加拿大、西德、比利时、英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尤其是美国，其持续时间之久，范围之光，人数之多，为历史所罕见。但囿于资料而无法窥其全豹，目前只能对美国的保钓运动叙其概要。尽管如此，目前所锁定的研究对象及其历史资料存在着不充分、不全面、不系统之处，甚至在某些地方有以偏概全或有一无所知之嫌，许多地方还是盲区。甚为遗憾，盼望知者予以补充、更正和完善，不胜感激。
由于历史的原因，留美学界发起保钓运动的“中国留美学生”，几乎是以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青年学生为主体，向“政府”（指“台湾国民党当局”，下同）提出了强烈要求行使领土主权。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的“台独”组织并不支持这场运动，“台独”分子也有极少参与留学生所举办的“保钓”活动，“因为担心钓运会变为反台独的运动”（刘源俊．我所知道的留美学生保钓运动．邵玉铭，主编．风云的年代：保钓运动及留学生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 年版,第200 页）。有的“台独”组织便鼓励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保钓运动，出现不和谐的杂音，犹如几只“苍蝇”，其除了企图使台湾与祖国分裂的本质暴露之外，对保钓运动的发展影响或干扰甚微。因此，本文将不予以讨论。

⑴ “归还冲绳协定”引起争端
钓鱼岛群岛这“弹丸之地”，不仅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更有着中华民族的尊严。
1969年11月21日，美国和日本签订《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史称“归还冲绳协定”）。
1970 年媒体披露了美、日两国就归还冲绳问题进行磋商，美国准备于1972 年将钓鱼岛与冲绳一并归还日本以及日本加紧在钓鱼岛群岛活动的情况。《醒狮》、《明报》、《中华杂志》、《中央日报》、《七十年代》等报刊予以报道，吸引全球华人的眼球，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愤慨，引起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
1970年7月日琉双方曾三度派遣庞大技术调查团前往钓鱼岛勘测。
1970年7月10日，琉球海岸巡逻艇的水警，突然把在钓鱼岛一带捕鱼的台湾渔民及台湾龙门实业公司等在黄尾屿打捞“海生二号”沉船的工作人员加以恐吓、扣押和驱逐。渔民回台后向有关方面进行了汇报，但台湾当局未对日本提出抗议（黄养志，等．日人为谋夺我钓鱼岛做了什么手脚？见孙淡宁，编．钓鱼岛群岛资料．香港：明报出版社．1979，第103页）。
《中央日报》1970 年8月18日一位渔船船长戚桐欣作“尖阁群岛简介”，指出中国东海一带整年受东北及西南季风影响，黑潮从本省（指台湾省——作者注）东部向东北流，琉球居民不可能横风横流至此岛谋生，中国渔民在此岛上也从未见过琉球人。
台湾的《中央日报》1970 年8 月22 日、23日、24日连续发表杨仲揆“尖阁群岛问题”，从地理概况、地质以及气候方面论证了钓鱼岛概况，批驳了钓鱼岛属于琉球的怪论。并刊载钓鱼台列屿的有关消息。
1970年8月25日台北《中国时报》发表文章驳斥日本的无理要求。
1970年8月24日日本表示，日本对“中华民国”的第二次日元贷款事应重新加以考虑。
1970年8月31日，琉球立法机构通过法律，确认尖阁群岛（钓鱼岛等岛）属于冲绳石垣市。这就是说，日本已单方面宣布钓鱼岛等岛屿的主权属于日本。
1970年9月1日台湾《联合报》记者陈正光曾作钓鱼岛实地采访。王德泉船长表示：由于历代相传作业，在台湾省渔民眼光里，钓鱼岛列屿的主权是不移事实。同时，基隆市渔会理事长谢石角提出东京法院曾判决钓鱼岛应属台北州的证据后，日本居然有人走访谢理事长，邀其前往日本观光，被其断然拒绝。我们特别指出：这是最受台湾留学生注意的一个事件，也是保钓运动的火苗之一。
“美联社”东京1970年9月3日电称：“外务省发言人藤山酋一在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中说，日本无意讨论该群岛的主权问题。日本认为该群岛所有权系属日本。”美国副国务卿强生声明美国不晚于1972年以前将琉球归还日本。然而“中央社”台北1970年9月4日电称：“外交部发言人魏煜孙，今天答复记者问题时，对有关日本外务省将通知驻华使馆，与中国‘政府’商谈钓鱼岛列岛的新闻报道，表示暂不置评”。
1970年9月4日基隆、苏澳渔会指出钓鱼岛列屿是中国领土，并要求台湾当局派员前往钓鱼岛，并拆除琉球人立的石碑（指前所指日本八重山岛公所所立之水泥碑）。
钓鱼岛等岛附近海域是一个大渔场，渔业资源非常丰富，盛产飞花鱼等许多种鱼类，黄尾屿附近盛产龙虾，长期以来，台湾基隆和苏澳的渔民常到该海域捕鱼。台湾《联合报》1970年9月4日刊载：南方澳渔民谈起钓鱼岛群岛（他们叫无人岛），都是十分熟悉的。他们表示，这群岛如果属于日本，所产生的后果是：第一、在该岛四周三海里以内渔场，台湾渔船不能作业，台湾渔产必大大减少。第二、入夜渔船无处下碇住宿。第三、发生紧急情况进入该岛避难，增加许多不便。宜兰县 1969年在钓鱼岛渔场获取的鲭鱼约12000吨，价值7000万元台币左右。除渔民外，还有其它中国人去钓鱼岛列岛，如龙门工程实业公司的人，如采药的盛承楠等。
美国国务院1970年9月10日发表袒日声明：“依据对日和约，美国对‘南西诸岛’有行政权。……约中所用之名词含有包括尖阁群岛当作一部份管理之意，但认为对琉球之剩余主权仍属日本。由于1969年11月21日尼克松总统和佐藤首相协议之结果，琉球行政权可望于1972年归还日本。关于此等岛屿主权之不同主张，我方认为应由涉及争执的国家解决之”。
同一天，日本爱知外相列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答复询问时，声明钓鱼岛列屿的领有权应属于琉球，也就等于属于日本。而且指出美国政府已澄清有关主权的问题。琉球政府发表“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礁层资源开发主权之主张”在东京各报以第一版头题地位刊出，内容在宣示琉球政府对钓鱼岛列屿的领有权，且声明1972年琉球“归还”日本，钓鱼岛列屿自然在内。琉球政府并透露出日本人向琉球政府提出请求开发礁层矿源的申请书，截止8月底已达24841件。
台湾“中央社”台北1970年9月12日电称：“谷正纲今天表示……关于钓鱼岛列屿的问题……他愿意本着国家的立场，善告日本友人，中国的主权是不容侵犯的”。次日《朝日新闻》“尖阁群岛主权之争的真相是石油之争，东中国海的大陆礁层据估计蕴藏着时价一兆美金的石油”。
日本“共同通讯社”1970年9月15日报道：冲绳警察将尖阁群岛上的“中华民国国旗”（指9月4日《中国时报》记者一行7人前往钓鱼岛所立之旗）拔去。第二天《朝日新闻》报道，尖阁列岛上插的“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被琉球警察带回。今后琉球警察将强化该列岛的巡逻。严防领海被侵犯。然而报载：“中华民国”对于琉球政府除去国旗一事，避作评论。而“中华民国国旗”长六尺，宽三尺，已被撕破，裂痕六英寸长。
1970年9月15日上午，台湾当局“外交部次长”沈剑虹召美国大使馆安士德（Oscar Armstrong）代办来部，详细说明台湾在历史、地理、条约上均有权对钓鱼岛做主权主张的理由，并将“口头声明”递交，要求美国政府不能将其交予日本。台湾当局即约见美使馆政治参事唐伟廉（William Thomas）表示关切，要求美方约束琉球政府不得再有类似行动。唐参事于第二年（1971）4月27日，将该面“国旗”送还台湾（钱复．回忆钓鱼岛事件始末．《亚洲周刊》日；《参考消息》，2005年3月1日）。
9月16日宜兰县渔民在钓鱼岛附近作业时，遭日舰驱逐。
“美联社”9月21日报道：琉球政府的巡逻艇在美国的同意下，曾在钓鱼岛附近，两度追逐台湾渔船。同一天日本《读卖新闻》刊载：日本政府计划拨3000万日元给琉球政府，在钓鱼岛列屿的一小岛上，建立一座无人管理的气象台。
9月22日“国大代表”钓鱼岛列屿视察团搭乘台湾水产试验所海宪号试验船前往钓鱼岛列屿视察。
1970年9月，根据日本新闻报道，台湾的青年学生已开始了第一次向驻台北美国大使馆抗议示威，不幸被警察们“劝阻”了，整个在台湾的保卫钓鱼台运动跟着就被一种“奇怪”的压力掩了下去。（论钓鱼台运动．见：林国炯，胡班比，龚忠武，等．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集．台湾：人间出版社， 2001，第72-74页）。这是一条重要的海外保钓运动起因的导火索，遗憾的是被人们所忽略或淡忘，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详尽的资料。
8月21日，台湾立法委员谢仁剑在立法院院会上发言提出质疑。紧接着李文斋发表“为钓鱼岛之主权问题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全文及所附马廷英博士供给资料（载台湾《立法院公报》1970年8月29日出版，第59卷第66期，3-8页）。
台湾“中央社”台北9月25日电称：……沈剑虹在答复立委质询时说，对于这个问题，当局经详细研究后，已作两点决定。（一）此刻日本不是与我们商谈这些岛屿主权问题的对象。事实上，琉球群岛及钓鱼岛列屿，此刻都是在美军代管之下，我们已决定正告美国现在为了钓鱼岛列岛问题，中日两国已发生争执，希望美方加以注意。（二）日本是我们的友邦，为了顾全中日全盘关系，我们此刻并没有拒绝日本就本问题作非正式的交换意见。沈剑虹表示，“政府”对钓鱼岛列屿有关问题，经仔细研究后，前已正式答复日本，其内容是：（一）我国为开发大陆礁层资源所采一切措施，都是依据现国际法原则及大陆礁层公约的规定；（二）对日本照会中所说：关于台湾北部邻近我国海岸大陆礁层上突出海面的若干礁屿所作领土的叙述及主张，我国“政府”不能同意。
同一天台湾“中央社”又电称：“行政院长严家淦，今天上午在立法院报告施政时，以坚定的语气表示：我国对台湾以北邻接我国海岸的大陆礁层资源，有探测及开发主权。我政府对于钓鱼岛列屿的正当权益，立场坚定，并决心全力维护。严院长说，我政府已就此事答复日本政府，明白表示不能同意。”1972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台湾出版《钓鱼台列屿问题资料汇编》。
台湾省议会也通过临时动议，要求政府维护钓鱼台列岛的主权（浦野起央，刘苏朝，张植荣，编．钓鱼台群岛(尖阁诸岛) 问题研究资料汇编．香港：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 年,第95 页）。
根据时任台湾当局“外交部北美司”司长钱复回忆：“10月28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科长修斯密（Thomas Shoesmith）来台湾访问，上午曾来“北美司”和我就双方有关问题谈了80分钟。我告诉他，台湾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是极为明确的，我朝野各界对此一问题有很强烈地表示，希望美国政府重视，处理本案时切勿偏袒日本。我也指出，该岛现由美军管理，我因基于区域安全及重视‘中’美邦交的考虑，过去对美军管理未表示异议，但绝非默许，他日美国在该项管理结束时，应将该岛交还台湾”（钱复．回忆钓鱼岛事件始末．《亚洲周刊》日；《参考消息》，2005年3月1日）。然而，钱复继续说：“曾数次洽请美方将钓鱼岛列屿归还台湾，或仍维持为美军使用靶场”。台湾当局对钓鱼岛主权之态度昭然若揭，这种对国家主权视如敝屣不尴不尬的自恋心态的深层结构，值得分析。
美国、日本以及台湾当局对钓鱼岛的态度的极大反差，引起海外学子的强烈反响。
台湾《中央日报》1970年9月4日刊载美国巴城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学生的投书，盼台湾当局迅速行动并加强该地之开发。
1970年9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生报》发表社论，呼吁“维护钓鱼台主权”。
9月29日，香港反对日本侵略钓鱼岛列屿特刊编辑委员会出版《开放》特刊，发表反对日本侵略宣言，呼吁全球同胞联合。同一天台北《自立晚报》引用台湾大学萨孟武教授的话：“对此重大的领土问题，（“中华民国政府”）态度太过冷静，冷静到几乎沉默”。第二天，台湾“外交部”次长蔡维屏不得不假惺惺重申当局对钓鱼岛列屿主权维护到底的决心。
1970 年10月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文章，从地理概况、历史记载等不同角度论证了钓鱼岛群岛主权属于中国，针对台湾当局的暧昧态度，称其“无异是放弃了钓鱼台列屿的主权之争取”。

姜宇晨：春雷怒吼钓鱼岛——197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保钓运动述评（2）
面对钓鱼岛问题，岛内外民众的愤怒与反应越来越强烈的，台湾当局依旧态度暧昧软弱。在此情况下，坚持用“人格尊严﹑民族尊严﹑学问尊严”做为立身治学处世的基本原则，“希望中国超越传统主义、西化主义、俄化主义而前进，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世界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影响其后半生的《中华杂志》（1963年独力创办，1994年1月停刊）发行人、国民党资深“立法委员”胡秋原，拍板于1971年9月号的《中华杂志》发表《既得“冲绳”又望“尖阁”》（作者不详）一文，抨击日本佐藤政府的领土“得陇望蜀”的侵略野心。
胡秋原主办《中华杂志》，力图使人们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团结起来，开拓共同命运，并在学术上证明其可能，在道德上证明其应该，启发人们的民族思潮与救国志气，鼓舞青年好学求真的意志、社会的正义与责任感。在台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70年9月，王晓波和王顺曾投《大学杂志》（注：《大学杂志》1968年1月创刊，创办人邓维桢，总编辑何步正，编辑郭正昭、陈少廷、王顺等，因大家志趣相同的缘故，有着良好的关系渊源，王晓波等“更如沿门托钵曾在台湾大学宿舍挨户热情推销”），却遭拒绝刊登而退稿。走投无路之下而找到《中华杂志》和胡秋原。胡秋原恐有人挑拨而引起政治上的压力，建议将原题改为“保卫钓鱼台!”稍做修改而发表。
《中华杂志》1970 年11月号，发表台湾大学哲学系王晓波（笔名茅汉）及和政治研究所同学王顺合写的“保卫钓鱼台!”一文。
这篇文章，王晓波、王顺基于“爱国”的义愤，整理有关新闻报道资料，而写就《不可断送钓鱼台》。号召人们起来“保卫钓鱼台列岛”。该文引用“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告全国同胞书》中的名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来敦促台湾当局表明立场、采取行动。“我们要向生活在台湾的1500 万同胞呼吁：我们上一代用‘五四运动’来答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山东的企图,并且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国魂,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暴露其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难道50 年后的这一代中国青年,真的就要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国土让列强们用‘声明’、‘密约’而断送吗?”“我们上一代用鲜血和头颅所争回来的钓鱼台群岛,难道真要由我们的手中断送出去吗?”“我们要用力量和行动来证明,这一代青年同样具有保卫国土的能力和决心!”
王晓波、王顺后来还编了一本《钓鱼台风云》小册子。
可惜，这些文章当时在台湾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似乎 “对牛弹琴”（刘作忠．两岸破冰第一人——胡秋原先生．《湖北文史》第七十九辑，2006）。然而胡秋原仍坚持在弹，“好像宗教家，以为只要不懈的弹下去，牛将会听得懂，并且升格转变成一个人”（毛铸伦．悼念胡秋原先生．《海峡评论》．2004年7月号，163期）。继而载文大声疾呼“几乎所有的党派、民间团体、舆论界等都已发言了”， 再而以社论肯定“保钓运动是一个纯洁而伟大的爱国运动”。这正是“中华杂志响号角，保钓运动表丹心”。
台湾《醒狮杂志》第八卷十期（1971年10月号）发表 “大陆礁层专属权益不容侵犯” 专论，各刊先后陆续刊出有关钓鱼岛群岛问题的资料、时事短评及“立法委员”的质询。就岛内的反应而言“这竟是台湾20年来,民意人心最伟大的团结镜头。几乎是全球华人一条心，都在注视着政府的这次表现。在这样海内外舆论哗然，千万人民引颈而待政府态度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魏煜孙却‘不予置评’”，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的外交部除了办理绝交事宜以外，只会‘不予置评’吗?”（茅汉、王顺．保卫钓鱼台!中华杂志．1970年11月号）。
据留学生刘源俊回忆∶“海外留学生对于‘国内’(指台湾岛内，下同——作者注) 报刊的报道是相当敏感的。特别是基于民族感情，大部分留学生对于日本一向蛮横无理与忘恩负义的态度是痛恨的，所以当看到报刊上说到日本在钓鱼台列屿驱逐我国渔船，我国的“国旗”(指台湾当局所使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者注) 被撕(有照片显示) ，而又知道钓鱼台海域可能蕴藏了丰富而宝贵的石油资源，可是我国的外交部却表现的非常软弱，竟然‘不予置评’，直觉地就想到一定是政府为了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在忍气吞声，不敢据理力争。大家一般的看法是：联合国的席位(指当时由台湾当局所占据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者注) 绝不比能造福千百年的钓鱼台重要，再说联合国席位的变化是迟早的事，不应与钓鱼台问题相牵扯”（刘源俊．我所知道的留美学生保钓运动, 见邵玉铭，主编．风云的年代：保钓运动及留学生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 年版,第189 - 190页；此外,台湾留学生王永中、陈义扬及香港留学生等也有同样的回忆，均见此书）。
国土受侵，渔民受辱，消息不胫而走，传到美国后，这深深刺激着在美中国留学生的家国观念和民族底线。激于爱国热情与义愤， 1970年11月21日，美国普渡大学硕士胡卜凯同学，收到父亲胡秋原的《中华杂志》上刊登关于钓鱼岛的相关文章，于是与同学张先明一块同行，同时参加讨论有沈平、李德怡、郭誉先、茅生焘、张系国、徐笃、劳延柄等同学，参加普林斯顿大学留学生社团“大风社”每月例行聚会，传阅讨论有关钓鱼岛的相关文章，谈了不到几分钟，同学们热血沸腾，大家都同意采取一些行动。
采取行动需要做些什么呢？几个从台湾来的，一方面顾虑比较多，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经验，大家主要建议不外乎一人一信、联名上书等。
当时参加过反越战游行的“大风社”香港留学生沈平却认为说：“只是写文章发表意见太慢了，要嘛，就要上街就要抗议！”还半开玩笑的说：“三个人在路上走，没人会理你，三个人举着牌子在路上走，只要三分钟，电视台的记者就来了”。所谓唯恐天下不乱或爆出重大新闻，可能是美国电视新闻主持人的一个普遍心态。
于是有关保卫钓鱼岛的文章和相关意见先在“大风社”中间传阅讨论。
普林斯顿大学学生运动气氛很浓，中国留美学生虽然没有参与，但有一种感受，促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认识自己国家的近代史。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留学生曾在 1970的暑期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约有来自全美200多位留学生参加的国是座谈会。大风社也借这个机会来了个大会师，许多社友都是在“神交”一年以后才碰面。为此大家逐渐形成一种风气，各分社每两个星期或每个月有读书会或讨论会的活动。普林斯顿大学每两周形成一次讨论会或读书会，基本都在李德怡家。
大风社主要的功能是思想性、政治性、学术性的社团，以励学、团结、报国为宗旨，大风社第一任社长是徐笃。《大风》杂志创刊于1970年，季刊，每月出工作通报一期，由郭松棻、唐文标等编辑。
大风社主要成员有加州大学大洛杉矶分校陈磊，斯坦福大学周坤，叙拉库斯的袁传符，安阿柏的胡家俊，东兰欣的郭誉先（后在洛杉矶)，马利兰大学李雅明、匹兹堡大学电机系杨姓同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张系国、刘大任、郭松棻、唐文标、傅运筹等，海渥州立大学刘虚心，普林斯顿大学沈平、李德怡及夫人蔡哲彦、徐笃夫人江立言，普渡大学胡卜凯、……。
经过大家反复讨论，确定了行动方针和举措。主要内容为：
大家一致认为，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外交支柱，外交政策以美国“唯马是瞻”，应在美国进行。因为，在世界政治中，不论做的好坏与否，日本的责任都是有限的。日本外交所关心的最大问题是与美国能否保持良好关系（五百旗头真，主编，吴万虹，译．战后日本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85）。为了唤起各地留学生对这件事的关切，争取大多数人的关注，从写信、开座谈会、演讲先做起，待得到大家的共识和支持以后，再讨论游行示威的对象、地点等。但不刺激台湾“政府”，已让在白色恐怖阴影下成长的留学生没有后顾之忧。每个人再尽量通知其它的亲朋好友，有志之士。大家除了选定跟自己有亲友在当地的学校之外，还有每个人至少要写10或20封信给其它学校同学的约定，以动员留学生广泛地参与并掀起讨论的热潮。
大风社的同学曾以大风资料室的名义整理成文，发表与《大风》杂志。希望钓鱼岛事件激起留学生对国事的关心，强调以行动“警告日本”、“抗议美国”、“呼醒国人”，“恳切期望‘政府’不要辜负海内外全体中华同胞的期望，保卫中国的钓鱼台”！主要阐释钓鱼台列屿的地理位置、对台湾渔民的重要性，石油矿藏的发现、日本侵略钓鱼台的行动、日本民间的反应、台湾当局的态度以及软弱的原因、美国的态度、美国日本的基本企图、钓鱼台列屿的主权究竟谁属、我国对钓鱼台列屿附近海底油矿的合法权益问题以及同学们的期望等。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杜维明博士积极参与筹划、酝酿“保卫钓鱼岛”运动，1971年转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4月10日曾参加中国留学生在华盛顿的保钓游行示威。
于是，保钓运动最早的火炬之一，就这样在美国点燃并举起来（伯克利保钓运动除外）。
据沈平回忆，大风社开了一次有关保钓会议就散掉了，大家很灰。
无奈之下，沈平想到了纽约的“华人刊物协进会”。
沈平和袁旂1969年3月曾就“华人刊物协进会”事宜多次合作，就华人所办刊物联合促销发行四处奔走，来往甚密，当时已开始注意讨论认同与回归问题。早在 1969年8月就有建立各大学中学生社团通讯网的讨论并开始实施。包括《联合季刊》、《大风》、《欧洲杂志》、《汇流》、《大学杂志》、……。
“华人刊物协进会”，对点燃保钓运动的火炬以及传递起到了极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沈平等1971年12月13曾参加“华人刊物协进会”的一个会议，提议在美国出版的各种杂志响应之。已经开始具有左翼组织性思想的余珍珠、胡比乐以及
沈平、李德怡、白绍康、袁旂等，多次在白绍康家商量讨论钓鱼岛问题。
1971年1月底，黄养志、张显钟、张光华等在《联合季刊》（发行人原为“留美中国同学会联合会”会长汪荣安）利用专刊形式分别就钓鱼岛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及国际法等方面做一学术探讨。希望“每一位爱国的同胞少做大事疾呼的口号，多做具体的研究和实际行动，不要让我们政府的代表，在会议桌上因找不到可用的文献和材料，而无法与处心积虑的别国代表争论”。
《联合季刊》在1971年5月15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会议上声明脱离“留美中国同学会联合会”， 张显钟等独立发行。
纽约各校留学生不辞辛劳地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了许多美国东岸的各大学院校和当地的华裔社团，酝酿成立纽约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商磋主要的活动措施，并把具体活动地点定在哥伦比亚大学。据闻有几位香港留学生在一次舞会上谈到钓鱼台的问题，大家气愤之余，已经准备采取一些行动。并在舞会上募捐到一大笔钱。
在保钓初期，袁旂在纽约很活跃，与王浩很熟，经常在一起商量举措，大家有目共睹。袁旂曾经说过：“早期在美国各校园举办的钓鱼台活动，如果有中国同学没去参加，我必须要向其它同学好好解释一番；像是那天正好在做博士论文答辩诸类的。参加保钓的同学们绝对占多数”。
在纽约，保钓初发起时，曾在美国留学从事近代史研究的、时在联合国就职的中国职员吴章铨（其父亲为李我焱的舅舅）极为热心和活跃，每去一家去串门，就把人家动员进来参加保钓。根据李我焱回忆：吴章铨是个说话不带感情的人，一切深埋心里，只用行动传达。成为美东保钓运动幕后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
吴章铨2007年完成的《:中国东海问题的危机》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针对东海“是中国在海洋时代的生命线，也是日本遏制中国和企图钳制中国命脉的杀手锏。二十一世纪才是人类真正的海洋时代来临。由于中国传统是大陆国家，对海洋生疏，国民缺乏对海洋的认识，海域狭小，并面临多种挑战，所以居于非常不利的形势，当前已经形成危机，影响未来几个世纪中国人的生活和安全”。着重论述了中华民族长远生存面临的约束、东海争议、大陆架、专属经济区、争议、中国和管辖着琉球的日本之间显然共有五个可能的划界方案、钓鱼台领土、中国消解东海危机的根本办法等问题。明确指出：“海洋时代是对中华民族生存与和平发展的重大挑战。东海是中国人的生命线，没有退让的余地。日本是不是有长期友好和平的意愿，东海问题是一块试金石。但主要是中国人自己能不能具有远见，并且认识到危机，培养能力，依法保护东海领土、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东海问题是一个警钟，但只是一个开始，如果不急起直追，其它的各种重大危机将一个一个接踵而来。保护东海海洋权益，关系着子孙数十代的生存、和平与繁荣”（载于陈宪中主编的 CAPA丛书第二册）。
正因为有着这样好的留学生的爱国基础，保钓才能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在保钓运动发起之初，香港留学生做出了积极贡献，也唤醒了台湾留学生的沉默。钓鱼台列岛事件发生后，香港留学生非常激动，要求立刻就要有所行动，虽然和原定的两步骤计划有出入，但箭在弦上，台湾留学生也只有配合。胡卜凯曾去参加过一次示威的筹备会议。大家非常以大局为重，台湾留学生代表要求 “不刺激台湾政府”的原则，香港留学生虽不以为然，也能非常体谅台湾留学生的难处。可能由于香港社会环境使然，组织能力很强，纠察队，口号，标语牌，示威过程等等，方方面面，考虑的很周到，办得有条有理。
与此同时，纽约《香港学生月报》第18期、耶鲁大学中国同学会《保卫钓鱼台专辑》之一、威斯康辛大学同学会的《钓鱼台特刊》相继在1971年1月下旬出版。
威斯康辛大学、斯坦福大学几乎也在同时开展保钓讨论，发起保钓游行，其发起与此无关，详情待考。
保钓运动的浪潮裹胁而来，震撼华人社会的保卫钓鱼岛运动相继展开。倡议得到全美各学校的留学生的积极响应，反应十分热烈，有关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在全美各地中国同学间迅速激烈讨论，至1970 年12月底，信件日渐增多，纷纷响应。捐钱献物，印发宣传品，“手抄报”串联，积极开展各项活动，表达自己的爱国保钓心声。不少留美学生、旅美学人和华侨发掘史实、寻找证据，撰文驳斥美、日的侵略言行，呼吁台湾当局立刻采取行动，向日本提出抗议，争回钓鱼岛群岛之主权（1971年1月19日新华社香港电讯,《参考资料》1971年1月24日(上) ,第45 - 46页）。
尤其是普林斯顿大学台湾留学生李德怡、沈平二位优秀的“书呆子”做了不少功课，把钓鱼岛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附近区域蕴藏的石油数量，中国日本美国三方面在这群小岛上的纠葛有系统地做了资料整理。讨论会逐渐变得激动起来，因为大家都认识到美国已经决定将目前处于军事管理之下的琉球群岛归给日本，同时也将钓鱼岛一并奉送了。当时到会者都是台湾和香港来的留学生，当时并没有人主导议题，大家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背景，引起共鸣的只是浓厚的民族感情（王正方．追忆台港留美学生激情岁月．《亚洲周刊》，）。同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系统介绍钓鱼岛的资料——《钓鱼岛须知》（根据沈平回忆，主要由李德怡执笔，中英文对照）。
是的，追忆那段历史，都要从这本名为《钓鱼岛须知》的小册子开始。这本小册子重点提到了钓鱼岛问题背后隐藏的日本对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争夺，并且从地理、历史、海洋法等方面阐释钓鱼岛主权隶属于中国的事实。
必须要指出的是，最早大家对发起保钓运动并没有多大信心，1971年12月下旬，李德怡等曾执笔起草致蒋介石的“请愿书”， 由沈平、李德怡、白绍康、袁旂、余珍珠、胡比乐等组织讨论定稿，有2000多名留学生、华人教授、华侨等签名。具体内容细节不详，待考。
据沈平回忆：当时我们要搞游行这些事时并没有信心，没想到要求保卫钓鱼岛向台湾当局提交“请愿书”找人签名时，一下子就有1500多人签名，使其很受鼓舞。于此也激发了大家的保钓的积极性，期望能有一个确切的答复，以防止钓鱼岛落入日本人之手。
遗憾的是，台湾当局对此一直未于答复。为此也给保钓运动爆发埋下伏笔。这封公开信人们常与近60个保钓会那封公开信相混淆，或被人们所忽视或忽略。 4?10游行之时，钱致榕、程君复、葛时俊三位代表向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周书楷质询时，竟回答说：“目前还没有回音，是因为尚未转到当局手里之故”。
面对台湾当局的置之不理，普林斯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保钓之火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激情理想之下，出于关心国是的热忱之中熊熊燃烧。
⑸《科学月刊》传播保钓之火
普林斯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认为应该在全美发起保卫钓鱼岛运动，当时没有网络，甚至电话也不普遍，美国留学生那么多，仅仅靠大风社等难以完成此重任，怎么发动呢？究竟要如何串连发动起来，于是想到了《科学月刊》。
因为《科学月刊》有一个联络网，从芝加哥发行出来，只要有50个留学生的地方，就有《科学月刊》的联络点。因此李德怡、沈平、胡卜凯等就跟发行人台湾宜兰籍的芝加哥大学读物理专业博士林孝信（笔名游常山）联络，询问是否可以利用《科学月刊》的联络网来推行保钓运动。林孝信为此打电话到全美各地征求意见（当时大家传说林孝信的奖学金为此都打电话打光了）。终于，从12月开始连续三期的《科学月刊》的讨论号（应为《科学月刊?工作通报》，《科学月刊》没有发表有关“钓鱼岛”文章，后述——作者注），收集各地全谈保钓运动的文章，《科学月刊》联络网也因此成为保卫钓鱼岛运动的联络网（宗育文，整理．青春无悔话保钓——钓运二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海峡评论》．55期，1995年7月号）。
《钓鱼岛须知》小册子依靠林孝信和其创办的《科学月刊》网络得以迅速传播。《科学月刊》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以不可想象的传播速度传遍全美。
《科学月刊》，1969年9月15日试刊（第零期），1970年1月正式创刊，林孝信、刘源俊等11人发起于1969年2月筹备，美国及台湾岛内的104 位学者为共同发起人。办刊之初，《科学月刊》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研究生林孝信担任编辑，组稿编务由留美学生组成的联络中心负责，出版发行则由台湾学者负责。沈平、李德怡、刘源俊、曹亮吉（曾为林孝信芝加哥大学舍友）、杨国枢、李怡严、赵玉明、王亢沛、宓世森、黄碧端、罗时成……先后曾加盟编辑，李怡严为督印人。刘凯申为《科学月刊》第一任社长，当时是台湾大学心理研究所的研究生。
由于《科学月刊》，“目前是靠四处捐款补助，广告收入及美州的赞助订户来弥补赤字”（编辑部．一年的感想．《科学月刊》．总第13期．1971年1月）。绰号叫做“和尚”的林孝信，以苦行僧的姿态，穿一双“牛伯伯”的皮鞋，踏遍北美的校园，以坚韧的毅力，苦口婆心地到各地说服大家，5块10块的募捐，期望把《科学月刊》继续延续下去。刊物以台湾高中到大一程度的读者（包括一般民众）为主要对象，向他们译介国际最新的科学成果。1970年元月正式发刊后，发行量曾达到18000册。为了保障这份民办同人刊物运转正常，1970年12月成立了“台北市科学出版事业基金会”，作为出版业务的后盾，迄今仍在发行）。
林孝信征求大家意见后，决定12月份第39 期《科学月刊?工作通报》(讨论号之八) 完全讨论钓鱼岛问题, 刊出“钓鱼台问题专号”，由美国芝加哥“联络中心”发出（一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联络中心”发出，因通报版权上有“New York”字样，具体说法不一，待考）。并要求各地召开有关钓鱼岛问题的座谈会, “必要时,到各地中(指台湾国民党政府驻外机构—作者注)、日大使馆前示威”。
来自台湾大学地质系，在哥伦比亚大学Lamont-Doherty Geological Observatory读博士学位的孙贤鉥主要根据Emery Report，撰文介绍钓鱼岛附近的东海大陆架蕴藏着丰富的石油。但大多数参加保钓运动的人并不都那么重视。日本国民上下对石油资源的高度重视起于 1973年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在这之前并不那么重视；对钓鱼岛的蚕食，主要是日本“扩疆辟土”国家主义死灰复燃的“火苗”，“投石问路”的演练。
《科学月刊?工作通报》是《科学月刊》的附属刊物，类似于今天的报刊‘内部刊物”或“工作通讯”，讨论刊物内容，每月有一次“讨论号”轮流由各地主办。诚如《科学月刊》1971年1月号（总第13期）的“一年的感想”所云：“为支持《科学月刊》，我们另外办了一个小刊物——《工作通报》，每周一期。除了工作上的联系外，也提供一个共同讨论监督的园地”。
《科学月刊?工作通报》连续三期“钓鱼台问题专号”，呼吁每一个中国人“坚决保卫钓鱼台之主权，维护我国石油矿权之完整，保护我千万渔民之生计”，以唤醒华人沉睡的政治意识，也成为保钓运动主要呼吁目标。
1月份第40 期《科学月刊?工作通报》(讨论号之九) 继续讨论钓鱼岛问题, 由美国马里兰大学“联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