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特种部队曾学八路军游击战术 偷袭美军机场成功
发帖人：乘着理想的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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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这几乎就是抄袭自中共领导人的游击战理论，显示日军特殊作战研究者们意识到中共武装的游击战威力及其用处，并寄希望于模仿这一战法在战场上取胜。
特种战未让日本翻盘战败命运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扭转战局，日军曾大量动用特种部队，他们中有不少人毕业于神秘的日本陆军中野学校。该校紧盯中日战争的特种战变化，在1943年甚至编纂出《破坏杀伤教程》，里面涉及诸多在华进行敌后破坏和游击战的训练内容。
在训练教材中，中野学校把破袭之前的准备工作放在第一位，提出诸多具体要求，搜集情报资料更是重中之重。教材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对象国&(中国)的情报搜集要领进行了具体说明，涉及情报来源、各种情报类别及情报内容等。对于情报来源，中野学校的教材罗列出了13种，既包括常规的外交官、情报官、间谍、有线和无线监听等，也包括不那么常规的走私人员、地下黑市畅销商品目录等。而日军需要关心的情报内容更是五花八门，常规的情报自不必说，连&对象国&的新闻审查重点、居民风俗习惯、各种社会组织情况也包括在内，今天看来，不能不让人感叹当年日本侵华战争准备之处心积虑。
对于实施敌后破袭的人员，中野学校的教材也有明文规定，像行动中的高级统帅干部严格限定为日本人，&对象国&或第三国国民至多只能成为低级干部。但对于执行人员，教材则认为第三国国民是最理想的选择，因为他们不容易引人注意，同时也不像&对象国&国民那样容易产生敌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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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关键字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到底有多可怕？让我们来看侵华日军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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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到底有多可怕？让我们来看侵华日军的描述
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以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把日军打丧魂落魄、草木皆兵，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也是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的，他本人就曾说：“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甚至，他还提出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口号。但从蒋介石的说话也不难看出，他虽然推崇游击战，但一味强调必须是“正式的部队”、“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担任敌后游击队，可见其未能掌握到游击战的精髓。因此，国民党军队虽然也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但总是胜少败多，部队越打越少。反观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不但重创了敌人，而且人数越打越多，队伍越打越壮大。究其原因，是毛主席在游击的理念上主张“分散兵力”“分散做群众工作”。为此，蒋介石专门向周恩来和朱德提出了建立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要求共产党派教官传授游击战略战术和游击政治工作等主要课程。被日本人仓促拖入了太平洋战争的美军为摆脱自身困境，也多次派其观察员、考察组来中国，向八路军学习打游击战的诀窍。其中，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美军中校卡尔逊以海军部观察员的身份见识到八路军的游击战，兴奋莫名地说：“这支军队发展了一整套军事战术，它与中国其他任何军事力量采取的战术都迥然不同，并且对外国军队来说也确是陌生的。”“这支军队在十年中击败了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也使它能赢得对日作战的胜利，而中国的其他军队则做不到。”卡尔逊回国后被任命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近战营上校营长。在太平洋战争中，他活学活用，运用学习到的八路军游击战术，打得日寇魂飞魄散。日，他更是运用八路军的奇袭战术，成功偷袭了日军重兵守卫的马金岛，因此载入了美军战史，他本人也成为了美军的一代良将。国民党和美国人之外，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人，在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术既怕又惊的同时，也忍不住偷偷地学习起这种可怕的游击战术起来。日军后勤史专家青木孝治著有一本《陆军铁帽物语》，书中就明确提到：他本人原是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的士兵，他的旅团长就在一场游击战中被八路军一枪毙命。五十九师团和国民党军队交战轻松自如，可在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之前却只有招架之力，而无还手之功。为了破解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日军不得不学着八路军打起了游击战。日本还有一本名叫《支那边区研究》的书籍，专门研究八路军的游击战法，并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那么，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到底有多可怕呢？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林植夫曾从歼灭和俘获到的鬼子手中搜索到不少鬼子写给家人的书信，汇编成一本《敌兵家信集》。这在本家信集中，很多日本兵都提到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防不胜防，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一个名为秋叶末松的日本士兵在信中是这样写的：八月三十日被遣派到桐城去，接连几天都在生死线活动，不知多少次了，到现在还活着简直不可思议！就是比较安全的兵站线，在这四个月里也不知多少次被袭击了。九月一日，被袭击车一辆，三名战死，一名重伤，一名失踪。三日，车三辆，五名战死。七日，车二辆，一名战死，一名重伤。十日，也有车辆，战死接续发生，此外如焚烧桥梁、挖战车壕等等，不胜枚举。其袭击的情形是从山中投掷手榴弹，或掷弹筒，对于逃去的兵，以机关枪射击等。像七日的遭难那样，盖是埋设了两个地雷，所以一刻都不能大意。（日）再看一封名为高原文夫写给家人的信：那个时候是在蚌埠南方的明光那个地方，远离战线的这个地方也常有败残兵出没，砍电线杆，割电线，或是袭击铁道警备队，这些让我军很苦恼.……这个线路是交通不便的地方，所有的桥都被烧掉，汽车道被挖成同堑壕一样。这些现在都尽力在修理，但是今天修好的桥，明天又被烧掉，而且道路中还埋下地雷，再则尘土可以没靴。到桐城的第二日起身体也没有休息的机会，一直至今日十七日止，每日全身埋在沙尘里继续修理着被砍倒砍断的电线杆和电线……（日）如果嫌这些家信写得不够生动，我们不妨来看一本名为《春兵团战斗记》的书。日本春兵团的正式名称是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下辖的五个步兵大队，此外，还配属有炮兵分队、工兵分队和通讯分队，其防区主要在河北省。抗战前期主要是防卫京汉铁路沿线、1943年以后改为驻防长城附近的冀东地区。《春兵团战斗记》的作者是原春二大队白田钦太郎，书中详细记述了其亲身经历的见闻和战斗。其中的一篇《播营战斗》是这样写的：一天，我在南队，早上从滦县出发、到达滦河南岸的时候意外地发现每次都提前于我们到达的北岸分队居然踪影全无。“不对劲啊……，正这么想着，从附近的爪村分遣队下来两个士兵，对谷川军医报告说“北岸分队遭到了袭击，损失相当严重”。后来我们听说了战斗的情况是这样的：北岸分队打头的车辆行使到播营村附近的时候，忽然发现道路拐弯的地方被挖了一道壕沟，无法通过。于是踩刹车急停下来。就在这时，从播营村民房屋顶上南瓜叶后面隐蔽着的敌军捷克轻机枪猛射过来，第一辆车上的千叶中尉以下十七人全部战死。这次战斗是敌人经常采用的伏击战术的典型，使我们痛心地认识到汽车行军中一定要加强对路两侧的警戒。广濑是千叶中尉的传令兵，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坐第一辆车而上了第二辆车，因而得于幸免。后来听他讲述当时的情况，“你一定会问我为何没在播营战死吧？我都被人问了这个相同的问题不知道多少遍了，真让我烦恼。”，他这样开始了叙述，出发的时候他自然是与千叶中尉同乘第一台车。但刚要开车的时候，千叶中尉忽然说“嘿、我的雨衣没带。广濑，你去给我取来！”于是他急忙下车回兵营取了雨衣回来。但此时第一辆车已经开动，他没有办法只好坐上了第二辆车。广濑一边摇着头一遍说“人的命运真是没法理解的啊！如果那时候千叶中尉没有忘记带雨衣，这会儿我……”一副感慨万千的样子。再看一篇：《坦克部队损失惨重》那天临出发前，坦克小队长请求装燃料的卡车上最好能派给他们一个分队的警备力量，但讨伐队总部也缺兵少将，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好拒绝，至今我还对那天的情形记忆犹新。看着讨伐队总部指挥班的右翼两公里左右的纵队高扬着太阳军旗、顺利地进军直至看不见为止，我们所属的讨伐队总部的纵队，也想着目标刘田各庄突击。大概是下午两点，作为一起突击信号的发烟筒终于被发射了上去。那天一早开始就有强烈的东北风，使得我们无法听到右翼纵队方向的任何声音。各路纵队相继开进到了刘田各庄，果然发现了敌军主力部队在此休整的痕迹，到处是敌军突然发现我军的到来、急匆匆逃走的迹象。我们在村子的中间讨论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正在这时，右翼纵队的一辆轻型坦克从刘田各庄东面隔着一个高地距离约三公里左右的曹各庄方向急匆匆地赶了回来，“我们刚刚在曹各庄附近与敌军大部队遭遇交战！”我们当时的紧张情形简直无法用文字形容，连忙向村子东侧的高地（标高约七、八百米左右）进发。我什么时候也无法忘记当时的情景。那时候庄稼都已经收割完毕，一眼望去宽广的高粱地中间的曹各庄附近尽是左冲右突的大部队，我在华北这么长的战场生涯里面，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敌军这么大的部队！我方立即用重机枪一起开始射击，察觉我方主力到来的敌军，立即散乱开来向曹各庄东北方向的丘陵地区逃走。仗着他们轻装而且脚快，不一会儿就从战场逃了个一干二净。我们急忙冲进曹各庄，却只看到了两辆坦克抛锚、两辆卡车着火、右翼纵队全员战死的惨状。根据时间判断当时的情况，察觉到我军讨伐队扫荡的敌军在从刘田各庄逃走的路上，于曹各庄附近遭遇我军的右翼坦克小分队，经过接近一个小时的战斗，被引诱到村子里胡同深处的轻型坦克，似乎是被高粱杆所点燃的烟幕隔绝而抛锚。看到如此先进的武器装备竟然落得如此惨状，实在是痛心不已。更有甚者，负载燃料的卡车上的随乘队员的身影也一个不见，全部失踪。发生了这么激烈的战斗，此外，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战史丛书》中名为《华北治安战》的战时资料书也详细记述了日军与八路军之间的许多战况。其中包括了1939年以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对八路军先后发起的冀东、冀中(包括五一扫荡)、冀南、晋南、晋中、鲁西等地数十次所谓“肃正作战”，以及先后五次勾联指挥华北华中伪政权机关、伪军和特务针对八路军、新四军发起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书中确认，“中共游击战”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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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伟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1939年写的《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一文指出，抗战两年来，仅八路军各部主力在华北战中阵亡将士计有1.5万余人，负伤4万余人。在这一伤亡总数中有50%以上是共产党员。左权用这些数字，回应国民党方面某些人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然而时至今日，许多人对于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意义仍然存在着疑问。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1939年写的《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一文指出，抗战两年来，仅八路军各部主力在华北战中阵亡将士计有1.5万余人，负伤4万余人。在这一伤亡总数中有50%以上是共产党员。左权用这些数字，回应国民党方面某些人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然而时至今日，许多人对于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意义仍然存在着疑问。
即便是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历史博物馆，感性认识也容易带来类似的疑问: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在正面与日军进行了22次规模宏大的浴血奋战，杀伤了日军数十万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国民党数百名将领在这些会战中光荣捐躯，在中国各大抗战博物馆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那么相对于国民党军正面抗战22次大规模会战，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于抗日战争到底有多大的意义？仅进行过一次大规模会战（百团大战）的共产党八路军和游击队到底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名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的7年半（华南抗日纵队缺1943年以前的数字）总计对敌大小战斗11.5万余次，击毙和杀伤敌伪军计96万余名，俘虏敌伪军计28万余名，争取投诚反正敌伪军计10万余名，敌伪总共损失计136万余名。”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创造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19个省地区的解放区，解放人口共计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全军总数已经达到91万正规军，民兵220万人以上。
在记者前往山西革命根据地采访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八路军抗战历史容易被忽略的现实:由于战斗无处不在，无人不是战斗员，你很难找到惊心动魄的故事，也甚少发现一个规模宏大的战史。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它无处不在，又难以触摸。
1944年7月和8月，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对八路军敌后战场进行了考察访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于、8、9日在延安，向美军观察组做了《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的谈话，介绍八路军通过军民结合，破坏敌人的“囚笼政策”，发动“交通战争”所取得的成就:
“总计抗战第3周年，八路军在华北共破坏铁路2660公里，公路8200公里，毁电杆42220根，收电线109246公斤;抗战第4周年，计破坏铁路1082公里,公路5242公里,毁电杆234501根，收电线703266公斤。平均每天破坏铁路3公里，公路15公里，桥梁1座半，差不多每7天炸毁1个火车站，9天炸毁1个火车头，每天炸毁敌人1辆汽车，每天毁电杆642根，收电线1926公斤。仅抗战第4周年破坏铁路的长度，就相当于一条平绥路，或一条半同蒲路，三条胶冀路……”
所有这些战果，绝不是、也不可能仅仅通过部队在几次大规模的会战中取得。积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引起质变，这正是毛泽东对于游击战精髓的领悟。频繁的袭击让日军永不愈合的伤口持续失血;每天各地一个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越来越多被日军视为猪狗的中国人成为日益坚强的抵抗者;每个击毙十几名、几名，甚至是一名日军的难以记录的小的战斗，却由于其无处不在、频繁的发生，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上百万日伪军的伤亡。如此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事实上竟然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而后者的数量先后曾高达百万之多！
日军战史充分显示出日军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华北战场对于八路军这个主要对手的尊重。1943年6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部公布:“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其兵力达567424人之众。”同样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在当年的综合战果报道中指出:“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5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伪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拿破仑没有在与库图佐夫的会战中赢得俄罗斯。他最终败在俄罗斯人民的战争意志面前。左权由此评价，“如果我们离开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如果我们离开了人民群众，则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上述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我们就不但不能压碎敌人，并且早就被敌人压碎了”。毛泽东用一句简练的语言揭示了中国人将赢得胜利的条件:“兵民乃胜利之本。”
日，抗日战争已经处于相持阶段。日军参谋总长在当天上奏改编预定在南方使用的兵团时，日本天皇裕仁曾担心地询问:拿破仑入侵莫斯科败于消耗战和游击战曾有先例。日军不会在中国陷于困境吗？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自抗战相持阶段开始，全民抗战已经让日军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日军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日凌晨2时50分，山西同蒲路日军驻守的榆林车站突然遭到八路军约1000人的包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纂的《中国事变大陆建设手记》详细地记载了日军对八路军此次突然袭击的细节:“哨兵三部上等兵及野口一等兵发现敌情时，敌已积聚在车站房舍四周约50米处悄悄逼近。三部上等兵得知敌人袭击，立即开枪报警。车站房舍四周垒有沙袋，全体人员准备凭此依托应战时，此时敌军迫击炮、机枪及步枪早已对准车站房舍一起猛烈射击，发出可怕的呼啸声。”
4时50分，另一个车站准备完毕的日军救援列车刚出发没多久，机车也突然全部出轨。日本方面记载，出轨列车周围的伏兵“从右、前、左三个方向，一起用迫击炮、机枪、步枪猛烈射击，轰炸机车，转瞬之间机车成了蜂窝，玻璃窗碎片飞向四面八方”。“八路军的迫击炮弹打穿了煤水车铁板，发出可怕的响声。”火车上的日军被迫依靠铁路两侧的土堤仓促应战，等待另一批日军的救援。“敌人看到我兵少力微，以惊人的勇敢逼近我方，50米、30米、10米，有的冲到5～6米的地方，双方面对面地展开白刃格斗，手榴弹的弹片横飞，凄惨景象简直成了凶神的战场。”
这是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主动发动的成千上万次破袭战中的一次。在成功地破坏了铁路设施并杀伤了大量日军后，八路军的部队迅速撤退得无影无踪。虽然日军宣称最终守住了车站并救出了被伏击的部队，但对于日军来说，受到严密封锁防卫的同蒲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受到如此可怕的袭击，是“近来少有的大事件”。
敌后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
日，日本首相在致蒋介石亲笔信中写道:“坚信板蒋（板垣征四郎、蒋介石）会谈必将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战后日本官方战史《大本营陆军部》记载，近来，我陆海航空部队猛烈轰炸重庆，迫使重庆方面和平气势高涨，只有中国共产党军坚持反对议和。一向谋求保存和扩大自己实力的中共军，竟于8月20日夜，在华北断然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反攻。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写道: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日军从未想到八路军的力量从1937年8月渡过黄河后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达到如此程度。日军《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了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泉可畏翁参谋的回忆:“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指导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日军认识到，在国民党军队失去了在华北的存在后，“共产军（八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
1938年8月正是武汉会战最激烈的时期。日军主力从华北转移到华中，正期待以一场决定性的会战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自一年前“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以来，日，山西首府太原也迅速告失，宣告国民政府正规部队在华北的抵抗全面完结。国民党晋绥军并非没有进行大规模抵抗，但与此前的淞沪和徐州会战一样，国民党正面战场消耗性战法的失败在山西再度上演。以山西抗战中的忻口之战为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记载，国民党晋绥军十余万人在忻口以北宽大正面一线布防，日军实施中央突破，对我阵地狂轰滥炸。10月18日一天，敌人的炮火摧垮了国民党军11个步兵团的建制。经过二十余日激战，我军阵地中央守军“战斗员伤亡2/3以上”，“日耗两团以下”。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大规模地被损耗，八路军如何能在敌后生存并短时间迅速发展壮大？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姚有志少将指出，国民党政府主张的持久消耗战略具有明显缺陷，这主要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拼死防御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性，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这个战略直接导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英勇抵抗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往往却是丧师失地。
对1937年日军以西进和由华北南下之主力合击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毛泽东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采取“攻势防御”的建议，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毛泽东所说的“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正是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
八路军出征前蒋介石曾明令，八路军在抗日战场的作用是配合华北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侧翼支援作战。然而毛泽东及时准确地把握了局势的变化。自太原失守后，河北和山西的主要地区已经全部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就在太原失守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明确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正规部队在山西全面溃败的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解，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平型关之战后，八路军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115师部分干部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带建立了八路军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日，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中，再次叮嘱各路即将出发创建根据地的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他进一步强调，“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在7天后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更是提出，应该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而“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
毛泽东游击战理论的发展:从平原到山地
徐州失守后，对于未来战局的发展和八路军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党内再次出现不同认识。日军在占领徐州打通津浦路后，到底是会继续南下，从而给八路军提供更有利的敌后发展空间，还是会将主力回师华北，肃清后方，给游击战争造成更大的困难？对这一局势的判断，将决定着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否能抓住根据地发展的时机，决定敌后抗日战争的未来发展。
早在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中就指出，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而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对于未来日军的进攻，毛泽东预见，“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规模和程度，将直接影响着未来抵抗日军进攻的能力”。在1938年日军南下的历史关头，毛泽东的判断是，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因此“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战机，利用日军主力南下，国民党正规军对他们牵制的这个空当，果断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重大决策。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其实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八路军应该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中，就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意识到，山区虽然有适合游击战的地形优势，但物产和人口均不如平原地区;而平原地区虽然地形不利于游击战，但在物质上拥有比山区大得多的优势。并且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包括平原地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这是八路军壮大和发展的新的有利空间。
轻信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只是一场冒险。早在1937年12月中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他立刻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129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进行试探性的游击作战。其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吕正操在此前两个月率驻冀中的原东北军53军一个团脱离原建制，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此后毛泽东先后派遣得力干部前往冀东、山东开辟新的游击试验区。所有这些小型试探性行动的成功，为毛泽东在1938年华北日军主力南下时果断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游击战、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决策依据。
敌后在游击战中颤抖
当国民党主力部队通过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一系列规模空前的正面会战对日军节节抵抗时，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的游击战能够在敌后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呢？日本战后官方战史《华北的治安战及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中国派遣军第1科高级参谋真田一郎大佐在日，就当时的局势和日军未来的作战方针进行的汇报，反映了日军对八路军游击战的看法:“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长三角）、武汉地区、华北，其中以华北最差。”全面抗战后最早沦陷的华北作为当时日军大后方，却成为“治安”最差的地区。真田一郎大佐写道:“方面军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令人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军队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
这正是毛泽东人民战争和游击战战略实施后迅速获得的成效。1937年三个师的八路军在1938年,已经能够组织超过100个团的部队（尚不包括在山东等地的部队）对日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及时振奋了全国人民对抗战的信心和士气。日军战史《华北治安史》在总结其1941年开始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时说:“治安良好的只有7个县，有137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295个县属中间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他们不得不承认:“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保点线。”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不仅仅只是在敌后的华北地区。在华东敌占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非常活跃。伪南京国民政府在日公布了由汪精卫签发的《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中写道:“被指定为第一期清乡地区的江南一带，为连接新政权（汪伪政权）的心脏上海和首都南京的铁路沿线要地，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谷仓地带，又是新政权势力达不到的敌性地区。此地自1937年末以来，已成中共及重庆方面游击队‘忠义救国军’(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游击根据地。前者以常熟、江阴地区为根据地，积极建设解放区;后者在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尽力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
共产党游击队的作战控制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这样形容当时伪政府的处境:“1941年春，重新建起的新四军第6师（师长谭震林）占据此地，解放区的政权组织甚至渗透到乡镇基层。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汪伪政权）苦心设置的县政府，与其说是行使地方政府的机关，莫如说不过是税收机关而已。”
日军开始将共产党八路军作为主要对手
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他们新的挑战，来自于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日军战史《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中显示，日本华北方面军在1940年已经将共产党游击队作为“最大癌患”，并编辑《剿共指南》通报全军。
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计划起草人岛贯武治大佐在对八路军游击战进行所谓深入调查后得出结论:“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在最初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扫荡中，日本方面所谓最了解中共实际情况的第2科（情报）参谋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在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仅将其驱散，并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因此，主张招抚分散各地的灰色败残部队（国民党溃军和投降部队），给与占领地区，使其防止共军的渗透，日军只宜作其后盾。”
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积极推进招抚阎锡山的“伯工作”。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华北治安战》记载，双方“进行得非常密切，事实上双方的联络已成公开的秘密”，并曾两次缔结停战合约，进行多次物资交易。日军对晋军进行的分化瓦解工作中，“获得很多俘虏和投降部队，以之改编成山西剿共军两个师”。
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在兵团长集会上训示“伯工作”的意义，在于“通过阎锡山的加入南京政府，以促使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政权崩溃的缺口”。虽然日军对阎锡山诱降的“伯工作”最终失败，但据曾任日本第一军参谋回忆:“……让无害的山西军存在，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但另一位参谋土田穰大佐也承认:“日军打击了共军，然后让山西军进驻共军力量已被削弱的地区，使之担当剿共建设的任务，果能如此则甚为理想。但是，山西军非常软弱，缺乏战斗力，即使同少数共军作战也只有失败。因此，把山西交给山西军，不能指望能起到防共壁垒的作用。”
1943年，日军对解放区的“扫荡”更为频繁。仅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一地，一年遭到12次“扫荡”，最大的一次“毁灭扫荡”历时3个月，日军用兵高达4万余人，并动员了所有的汉奸特务组织。
日军战略目标的转变使八路军游击队在年遭受重大损失。然而在人民群众的坚强支持下，八路军和游击队不但顽强坚持下来，并在暗中逐步恢复。日军战史记载，在大扫荡后，“表面上尚未达到恶化的华北地区，从1943年后半年起，由于中共军的活动突然增多，治安开始急剧混乱。”“1943年中期，分驻各地的日军部队，铁路警护队、华北绥靖军部队等，几乎都被封锁在各地的驻地，有的附近就有共产党恐怖横行之处。至同年末，治安更加混乱，不仅小队、中队，就连大队部有时也成为了中共军夜袭的目标。”“对河北、山西敌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共作战，虽然取得了很多战果，但终究同以往几十次反复剿共讨伐作战一样枉费心机，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持续效果。”
“兵民乃胜利之本”:并非“怪魔”的游击战争
共产党的华北敌后抗战是在与后方完全断绝、毫无接济的情形下进行的。日本人长野朗写的《游击队与游击战》一书展现了八路军在抗战期间的装备状况:“共军原是步兵枪也不多的军队，改编为第八路军后并无多大变化，虽不断向蒋介石方面申请补给，蒋介石方面似乎给的不多，飞机、坦克和重炮共军当然没有，据说只有少量野山炮和迫击炮，基本上普及了步枪和机枪。由于武器弹药不足，有专门担当窥探日军辎重队的部门。当友军失败时，迅速前去打扫战场，搜集武器弹药，收容残兵，从而得到人员、武器和弹药。所以他们非常珍惜子弹，一颗子弹也不能随意发射。有称为特别狙击手的，并制定了如下严格的射击规定:见到敌人时才开枪;瞄准后再开枪;有命中把握时才开枪。”
这样装备原始的部队为什么能够在敌后坚持下来，而国民党军队主力从山东、河北、山西和察哈尔的广大华北地区撤退后留下进行游击作战的部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竟没有一支能够在敌后生存下来？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中甚至曾提到一位国民党将领不解地问他，同样是分散突围，为什么国军部队就此崩溃，而独共产党游击队能够迅速重新集中？
1943年敌上海《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上刊载了一篇《中共军内幕析》的文章，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有超乎寻常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汪伪政权出版的一本杂志上更是刊载过一篇《八路军怪魔的游击战争》，用妖魔化的描写解释八路军的英勇和顽强:
“……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上，也不要紧。后面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着枪，使用绳子把他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再把尸首背回去……在攻碉堡的时候，是使用肉弹。在攻城夺寨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就索性搬出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接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子，运到碉堡根底，很快竖立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地跑上去，死的伤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这办法虽然愚笨，有的时候血多肉多，也会得到胜利。”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彭德怀在1944年对前往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说，“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殴。”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早已作出了伟大的预言:“兵民乃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支持的游击队，就像鱼离开了水。事实上，对八路军进行了深入研究的日军，远比国民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八路军在敌后成功的内在原因。日军“北特警第1期作战战斗详报”载称:“中共仍以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团结各种战斗力量，扩大并推进党的势力，采取各种积极顽强的措施……对其动向，不可等闲视之。”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科参谋山崎重三郎少佐深入比较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敌后抗战结果的巨大差异:“蒋系中央军在中条山脉的扰乱治安基地，已受到严重打击。但所谓‘扰乱治安基地’徒有其名，较之共产系的活动则微不足道。然而蒋系军遭受毁灭性打击失去根据地，窥伺机会的共产党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代替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华北游击战遂为共产党军所独占。”
“中共方面党政军虽受到相当打击，当由于巧妙地避开日军锋芒，其势力依然继续增长。而中国方面（指伪军）没有积极的活动，其基层行政机关，由于中共的武力打击和政治攻势，陷于萎靡不振状态，治安军叛变事件屡屡发生。”日军的记载透露出敌我力量在缓慢变化。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做到的在“剿共”战争“使敌人感到‘日军真可怕’，使民众感到‘日军真可仰赖’”的目标不但没有出现，反而随着战争的长期化，日军内部军纪日益恶化。冈村宁次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过去日清、日俄战争年代，日本兵没有主动投敌的，即使负伤后被俘，也不会在敌人恐吓下供出我军情况。现在情况变了，被俘虏后很多人供出我军军情，并有叛逃敌者，实为可叹。”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面前，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如果没有发动人民建立根据地，是根本无法在敌人的心脏生存和发展。
日本陆军自卫队第80团师团长本政登士在战后所著《自卫队在前进》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当年与八路军游击队作战的见闻。自1940年6月至1945年2月，本政登士在华北方面军第4科任参谋。对于“装备上有问题，几乎没有火炮，有时使用缴获日军或蒋军的山炮和迫击炮，但此种情况极少”的八路军，本政登士承认，日军对共军发动了千次大大小小的讨伐作战，几乎都未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共军的灵活机动和利用夜间行动，几乎可以说是神出鬼没。在谋略方面，共军同样有创造性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甘拜下风的事例很多。日军部队为了讨伐共军，一到基地，居民手拿太阳旗在城门外列队欢迎。如果看不到居民，日军就要警戒，但军民如此热烈的欢迎，使日军疏忽大意进入城内。于是在城内同时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造成极大损失。这种事例在山西省发生过多起。”
本政登士在回忆时仍表示，自己未能看透消耗战略巨大威力之实质。其实他的所见所写已经道出了一切，那就是日本面对的不仅仅是神出鬼没的共产党游击队，还有孕育并隐藏游击队的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本政登士回忆说:“有时，中国人送葬队伍在日军的碉堡前面通过，正当日军守备士兵以好奇的眼光看得入迷的时候，送葬的中国人从孝服里拿出步枪，从棺材里取出机枪，一起向堡垒开火。又如在堡垒或据点里干活的中国人或设法给守备士兵下毒药，或从里头锁住大门，使守备士兵全部被消灭在大门外。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日军拂晓出发讨伐，一出基地大门，村民立即追随日军的行动发出信号。一部分民众组织与日军同时并进，随时监视日军动静。共军命令他们在日军到达之前把情报送给共军。通常有一部分群众在道路上埋设地雷、破坏桥梁，以妨碍日军的行动。日军一接近共军根据地时，几乎每一个民众都可看作共军的哨兵和侦察员。可以肯定，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会用铁锹示意的方式传达情报。”
7年的敌后艰苦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华北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人民达5000多万，占全华北人口60%左右;有组织的群众为1600多万，占根据地人口30%以上;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158万，占根据地人口的3%强。
平原游击战也许是最能体现这一伟大力量存在和抵抗的史诗。吕正操将军在《冀中回忆录》中写到，为了不让日军获得良好的据点工事，八路军领导群众拆毁了河北全境几乎各县所有的城墙;为了利于对日军据点的偷袭，河北军民在4个月内打死河北全境数十万条狗。彭德怀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为了在平原地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抗日根据地军民一边破坏敌人的“交通建设”，一边挖掘反封锁的道沟。“在1940年，河北平原已经纵横皆是此种道沟，据冀中第八行政区统计，已挖成的此类道沟占所有道路的82%。有了道沟，我方可在沟中隐蔽活动，人民也可经由道沟行走，而敌方则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汽车装甲车不能畅行，速率降为与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时只能走4～6公里。这样就使敌人失去了快速部队的优点，迫其像步兵一样与我们作战。”人民群众的力量，彻底改变了河北大平原的地形地貌，也改变了抗战力量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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