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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龙级潜艇（日语：そうりゅうがたせんすいかん，英语：Sōuryū-class submarine）或以建造项目“平成16年度潜艇计划”简称为16SS，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新锐的潜艇类型。
“翔龙”号由日本川崎重工旗下的神户工厂自2015年1月开始建造，长84米、宽9.1米、高10.3米，标准排水量为2950吨，具有斯特林闭循环推进系统（AIP系统）以及相关附属轮机设施。“翔龙”号的船体使用“高张力钢”的强力材料制成，拥有两组柴油动力轮机和4组斯特林闭循环推进轮机，潜航性能有大幅提升。此外，该潜艇还搭载有高性能的声呐装置，具有强大的搜索和隐身性能。
本级艇可以视为其前级亲潮级潜艇的放大改良版，采用了斯特林AIP闭循环推进系统，满载排水量达到了3300吨。主武装为六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反舰/反潜鱼雷和反舰导弹。
本级艇是日本海自第一种采用AIP动力的潜艇，亦为现役海自乃至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常规动力攻击潜艇。
二战时期，日本“疯狂”造艇，共造了190艘潜艇，最终战沉了135艘，剩下的55艘战败投降。但是潜艇制造、使用经验和教训却得以积累下来了，依靠着美国援助和自身基础，日本二战后的造船、特种钢材、流体动力学、声呐技术、电子和火控技术都走在世界前列。
1955年8月，租借美国并改名为SS-501“黑潮”号的潜艇为日本独立设计建造战后现代潜艇奠定了基础。之后1955年至1960年6月建成服役了SS-511“亲潮”号，1962年，完成两艘早潮级SS-521“早潮”号和SS-522“若潮”号，1963年小幅修改后的夏潮级潜艇SS-523“夏潮”号和SS-524“冬潮”号服役。1965年3月，首型大型远洋SS-561“大潮”号服役，之后经过改进建造了四艘朝潮级潜艇。
1960年代，美国率先展开一波潜艇构型的革新风潮，率先研制并使用了水滴型艇型和艇艏球型声呐。同时间，日本防卫厅技研本部便着手研究水滴构型。年，建造了七艘拥有水滴型艇体、艇艏大型整合声呐技术的涡潮级潜艇，1973年日本海自对涡潮级进行了改进设计，并于1975年决定建造二战后第二代水滴型潜艇汐潮级，成功建造后使日本常规潜艇的技战术性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976年至1986年期间，日本以每年一艘的速度共建造了10艘汐潮级潜艇，很快取代涡潮级成为日本海自潜艇部队的主力。与此同时，在建造汐潮级的计划执行到一半时，沿袭日本海自装备的发展特点，更先进的新型潜艇又在酝酿之中。1986年，日本正式决定建造战后第三代水滴型春潮级潜艇，1987年至1997年共建造了7艘。 [2-3] [4-6] 1993年，在春潮级还在建造时，日本展开“平成五年潜艇建造计划”（05SS），研发春潮级柴电攻击潜艇的后续舰，成为亲潮级，日本海自总共建造11艘亲潮级，从1998年至2008年以每年一艘的速度成军。
日本海自继亲潮级之后，紧接着推出了浮航排水量2900吨的新一代潜艇设计，称为“平成16年度潜艇计划”，简称16SS或2900吨型。16SS基本上以亲潮级的设计为基础，并实施较大的改良。16SS首舰由三菱重工神户厂承造，生产作业紧接在亲潮级之后，厂方编号年3月31日开工，日下水，于日成军服役 ，进入以广岛吴市为母港的第一潜水队群服役，总共耗资600亿日币。一反日本海自几十年来为潜艇命名的天文地理名“潮部”规则，舷号SS-501的16SS首舰以苍龙，成为日本海自成立以来，第一艘采用旧日本帝国时代“汉字成语部”（祥瑞动物名）命名的舰艇。
如同之前的海自潜艇建造一样，海自逐年订购苍龙级，由三菱重工神户厂与川崎重工神户厂轮流承造。 前五艘苍龙级（SS-501～505，预算年度编列）的每艘平均造价为558亿日元（6.12亿美元） ，以平成20年度（2008年）编列的SS-505为例，预算为510亿日元；2009年没有订购，平成22年度（2010年）则订购第六艘（SS-506），预算为528亿日元，预定在2015年完成 ；在平成23年度（2011年），防卫省编列第七艘苍龙级（SS-507）的预算，额度为546亿日元（概算阶段为557亿日元） ；在平成24年度（2012年），防卫省编列第八艘苍龙级（SS-508）的预算，额度为565亿日元。在平成25年度（2013年），第9艘苍龙级的预算获得编列，价值536亿日元。
苍龙级首艇苍龙号下水仪式
从海自创立以来首艘国产潜艇亲潮号（S-511）开始，三菱与川崎重工便相当规律地轮流为日本海自建造潜艇；2009年新上任的日本民主党政府为了节约成本，打破长久以来“两厂均分”的传统，让第六艘苍龙级采用竞标方式决定生产厂商 ，不过之后并未实行，仍然由川崎重工建造。
苍龙级沿用与亲潮级类似的叶卷型舰型以及单/双壳复合构造，但全长增加至84m，舷宽也略增为9.1m，潜航排水量从3500吨增加至4200吨左右，成为全世界排水量最大的柴电潜艇，而增长的舰体主要是为了容纳四具瑞典研发的斯特林闭循环推进系统以及相关附属轮机设施。为了强化新一代潜艇的水下持续潜航能力，日本海自从1986年便展开AIP的基础研究；于1991年度向瑞典Kockums厂购买两具斯特林MK.2主机进行陆上研究，在1997年至1999年度以装载于潜艇为目标进行陆上测试，2000年12月正式于最后一艘春潮级潜艇朝潮号（SS-589）上安装四具瑞典授权日本生产的斯特林MK.2发动机，展开实际的舰载测试。
日，日本川崎重工正式与Kockums签约，由Kockums转移斯特林MK.3发动机的技术并授权KHI生产，作为苍龙级使用的AIP主机，单一斯特林MK.3主机的输出功率约75kW ，整套AIP系统重约200吨。虽然苍龙级的舰长比亲潮级增加2m，但作为容纳AIP系统，这样的增长幅度显然不够：以加装斯特林推进船段的春潮级潜艇潮潮号（SS-589）为例，追加的船段长度高达10m。因此，苍龙级实际上等于牺牲内部人员起居/操作空间来换取装置AIP，不仅生活舱区减小，指挥控制室的容积也只有亲潮级的3/4。苍龙级限制尺寸成长，是为了将浮航排水量控制在3000吨以内。
除了AIP外， 苍龙级的动力系统两具输出功率共3900马力的柴油机、铅酸蓄电池、一具水下航行用的电动机等，带动单轴七叶片高曲度螺旋桨，最大浮航速度为13节，潜航速度20节。日本海自原本打算从第五艘苍龙级开始，以更先进的锂电池（Li-ion）取代铅酸蓄电池，进一步提高持续潜航时间与速度，估计能将苍龙级的潜航作业时间增加45% ；然而，由于预算删减，直到平成23年度编列预算的SS-507都还是得继续采用铅酸蓄电池。
苍龙级在外观上与亲潮级的最大不同，就是换装X型尾翼；在年，日本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完成了潜艇用X尾舵的研究，这种设计能让舵面在不超过舰体中段轮廓的前提下获得最大的翼面积，不仅能使有效舵面积增加而改善运动性，而且在坐底与靠泊时不易造成损坏，比十字舵适合在浅海环境操作。此外，传统十字形尾翼由于是两两分别分摊水平与垂直方向控制，万一某个轴向的舵面完全失效，就只剩下另一个轴向的控制能力；但是X尾翼的四个舵面都同时参与水平与垂直控制，所以对部分翼面失效的容忍能力较高，任两个舵面失效都仍保有完整的方向操控能力。X尾翼的动作较为复杂，需要借助计算机来控制，是这种技术最大的难关。
苍龙级相较于亲潮级的另一外观识别点就是帆罩外型；为了减低流体阻力，苍龙级的帆罩前端设置了一个弯角造型，帆罩顶端也设有弧状造型。与亲潮级相同，苍龙级的舰壳外部也敷设了消音瓦来减少敌方主动声纳回波并阻绝舰内噪音振动向外辐射，各舱室与轮机装备也都安装在弹性基座上以减低噪音震动。苍龙级的隔音瓦采用螺栓固定而非黏贴，可以避免出海值勤期间因黏着剂失效导致隔音瓦脱落，而且隔音瓦与舰体之间的缝隙还会渗入海水，形成一个额外的吸音层；不过，采用螺栓固定会额外增加螺栓本身的重量，而且暴露在隔音瓦表面的螺栓头难免多少会产生一些紊流。
苍龙级采用比亲潮级更新一代的ZYQ-51潜艇战斗系统，技术上类似日本为水面舰新开发的ATECS，全面以COTS商规科技取代军用科技；随后苍龙级的ZYQ-51又升级为ZYQ-51C，能与海自现有的ZYQ-31指挥管制支援系统结合，使苍龙级兼容于海自与美国海军的战术网络。苍龙级采用ZQQ-7声纳系统 ，改良自亲潮级的ZYQ-6，全系统包括舰首下方的主/被动阵列声纳、舰首上方逆探测声纳、两侧大型低频被动阵列声纳以及拖曳阵列声纳等 ；ZQQ-7比ZQQ-6进一步强化低频长距离操作能力，也改善处理浅水海域背景噪声的能力，进入服役后也逐步升级为ZQQ-7B。
除了声纳系统之外，舰上还装有英国授权日本生产的CM010非贯穿式光电潜望镜桅杆（也被皇家海军机敏级核潜艇采用）以及一具传统的光学潜望镜，此外还有海自海幕资料传输系统的指挥终端机(Command and Control Terminal，C2T)、MOF海上指挥管制系统以及新的USM反舰导弹射控系统 ，意味着苍龙级具有发射反舰导弹在远距离攻击水面舰艇的能力。由于自动化程度提高，苍龙级的人员编制从亲潮级的70名降至65名。苍龙级的七号舰（SS-507）开始配备X波段卫星通信系统，而在平成24年度（2012年）编列预算的八号舰（SS-508）配备了性能提升后的鱼雷对抗系统。苍龙级的鱼雷管配置与亲潮级相同，均为六具533mm HU-605型，使用武装包括89式533mm反潜鱼雷、AGM-84反舰导弹与水雷等。
浮航排水量
≈浮航2950吨
潜航排水量
≈潜航3300吨
2×柴油机/39001×推进用电动机/80004×斯特林MK.2封闭循环发动机（AIP）/400单轴/七叶片螺旋桨
浮航13节潜航20节
6×HU-605 533mm鱼雷发射管(管内装填六枚，舰内可携带24枚，使用美制MK-37或日本89式鱼雷、鱼叉反舰导弹与水雷等)
ZQQ-7整合式声纳系统（含拖曳阵列声纳）
舰首主/被动声纳
侧面被动阵列声纳
ZYQ-51潜艇战斗系统
苍龙级潜艇本级各舰
2017年3月[17]
2016年10月
2017年11月
2011年底，日本松绑长久以来的“武器出口三原则”之后，澳大利亚立刻对苍龙级潜艇表示了高度的兴趣，随即展开各项洽商与考察作业。澳大利亚绵长的海岸线需要最顶尖规格、排水量四千吨级的远洋型柴电潜艇，全世界只有苍龙级是符合这些特征的现成设计（几种常见欧洲柴电潜艇都属于2000吨级以内的中型潜艇）。
近2017年11月，本苍龙级潜艇第十号艇“翔龙”号在神户正式下水，日本的潜艇阵容由此增加到19艘。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加速新建潜艇装备的更新换代，并积极推进武器出口和民间军事装备技术的研究发展。分析人士指出，随着装备更新换代，日本海上自卫队实战能力将大幅增强，应警惕其军事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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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平戎 | 俄核潜艇携大批军舰现身芬兰湾，美国尝到了热脸贴冷屁股的滋味~
百万国人关注的时局视频联播；全国时评原创前五。解构时局，深入了解，值得关注~
文 | 平局、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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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会见普京之后，很快就被美国朝野上下的唾沫星子淹没，一时间，“叛国”与“腐败”的标签贴在川普脸上，在川普看来，这都是民主党在背后兴风作浪的结果。川普依然我行我素，不仅为普京点赞，还邀请普京几个月后访问华盛顿。
就在这个时间段，俄海军北方舰队大批军舰浩浩荡荡开往圣彼得堡，途中经过芬兰湾，芬兰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仔细观察后更是吓得半死，整个俄海军舰队中还有奥廖尔号核动力潜艇。俄罗斯则表示，这只是日常溜达。
耐人寻味的是，第二天的“普特会”就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
而川普刚离开俄罗斯，普京就大秀肌肉，7月19日，俄罗斯国防部亮出6款新式武器：重型洲际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核动力巡航导弹、激光武器以及无人潜航器等，西方媒体将这些撒手锏称为“未来超级武器”。俄罗斯还将这些武器的测试做成视频，发到美国视频网站上。
俄罗斯萨尔马特重型核导弹
俄罗斯核动力巡航导弹
马上就有东方神秘大国媒体发声：川普是害怕俄罗斯的核力量才对俄软弱，我们应该加强核力量！
不得不说，中俄这是在唱双簧的节奏啊，你以为东方神秘大国真的缺乏核武吗？重点是川普对俄罗斯核武怕得要死，“通俄门”是一出大戏，现在至少有三方在唱，一方是美国的民主党，趁此机会将政敌架空，获得中期选举的胜利，这一次川普在俄罗斯的表现正中民主党下怀，川普不仅N次点赞普京，还说“通俄门”事件美俄双方都有错。
乍看之下，川普在欧盟跟英国的霸气烟消云散，他在普京面前温顺的就像是只小绵羊，这不能不令人起疑。川普访俄，民主党求之不得。7月21日，希拉里在纽约中央公园的活动上，痛批川普在“普特会”上的表现，说川普不捍卫美国的立场，不谴责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丑恶行径”，让人深感不安。
另一方是俄罗斯，美国朝野既然反对川普的软弱，而俄罗斯偏偏大秀肌肉，摆出敌意，为什么俄罗斯要把6大杀器做成视频上传到美国网站？很简单，让更多的美国人民看看，川普是如何通敌卖国的。
我俄罗斯可没有干预你们美国的大选，现在你们川普主动找上门，我们对此不屑一顾，说到底川普还是忌惮我们俄罗斯的核武，联俄制华策略一点用都没有。
为什么要秀肌肉？因为这样一搞，就预示“普特会”谈判失败，川普想用承认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来交换俄罗斯放弃叙利亚、伊朗利益的愿望落空，川普回去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是典型的热脸贴冷屁股，川普出卖的是美国的尊严。
还有一点，川普这几个月跟盟友们打贸易战，要求七国集团（G7）重新接纳俄罗斯，并且说克里米亚人说的是俄语，克里米亚本来就属于俄罗斯。欧盟连撕了他的心都有。而现在俄罗斯亮出杀器，威慑欧盟，只会加深欧盟对川普的不满。
最后一方就是东方神秘大国了，我们接过这个梗，进一步揭露川普有心无力的事实。
这些事加在一起，说明了两点，第一，中俄关系牢不可破，俄罗斯不会因为一个亲俄的总统就放松对整个美国的警惕，在美国，反俄始终是主流，要知道，普京在2000头十年提出过欧亚联盟，旨在整合一些区域。
西方却把普京的欧亚联盟看成是扩张，说俄罗斯正在往苏联的道路上走，而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就是欧亚联盟走出的第一步，这就是西方式的不要脸，难道俄罗斯坐以待毙，等你北约来东扩？
大家都有个共同目标，把川普塑造成美国的秦桧。还别说，当时南宋军事力量超过金国，而宋高宗和秦桧媚金求和，竭力破坏瓦解抗金武装；美国的军事实力明明是全球第一，川普却对普京俯首称臣，竭力破坏瓦解北约稳定。难道《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成为一张废纸？这个报告是川普签的，白纸黑字，口口声声的要把俄罗斯和中国列为战略对手，但随着川普捧俄，这个报告已经成了一个笑话。
惯于挖坑的川普，这次自己挖好了坑准备跳下去。
面对国内外的批斗，川普似乎并没有改的迹象，根据美国民调显示，68%的美国人对川普访俄持否定态度。川普居然还在7月20日在社交媒体上大倒苦水，“我被那些报道假新闻的媒体严厉批评，说我对普京太友好了，但在过去，他们说这是外交手段，如果我说话大声表现凶狠，他们又会批评我太粗暴，你们还记得他们以前批评我对朝半岛太粗暴吗？伪君子！”
看来，川普还是低估了美国的政治正确，反俄反华才是美国的主旋律。尽管川普寸步不让，但各大媒体依然挽起袖子怒怼，《时代》杂志将川普和普京做成合体照封面，又掀起了新一轮声讨，而英国媒体随即在7月21日发表《川普邀请普京访问白宫的背后动机是什么》一文，文章支持美国民主党的观点，说川普“叛国”，是因为普京抓住了川普的小辫子——财务腐败证据。
川普行宫海湖庄园
CIA目前正在全方位调查，关于俄罗斯人收买川普的蛛丝马迹，要想收买或贿赂川普的渠道很多，比如去海湖庄园充个会费，在会员费里做手脚，或者通过川普名下的酒店进行贿赂，都可以尽量避开政府渠道。但CIA毕竟是八爪鱼，触角无处不在，一旦找出证据，接下来，等待川普的就是指控、审判，川普要想连任总统，恐怕比登天还难。
其实川普就是一个戏精，“通俄门”之后，川普为了骗支持率，一味对俄强硬，摆出一副要跟俄罗斯决一死战的样子，别当真，戏，都是戏！结果在打击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美军还事先通知俄罗斯，避免双方杠上，现在美军坐看俄叙联军收复一座又一座城市。然后接着就打压欧盟，当了一回俄军急先锋……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弗拉基米尔·川普，成功的完成了间谍任务，功勋卓著。
下一步，就是我们解决台省问题的良机，让蔡瑛文继续作死，到时候美军无暇顾及按兵不动，解放军趁机收复台省。
今天是日，全球军事解读文章写完是晚上21点07分。小中、小印每天深入中东、俄罗斯以及美军国防官网为大家获取一手军情资料解读，大家喜欢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们吧~ 进入微店购买一些日常用品，扩散给更多朋友阅读，或在文章尾部给我们送上一个?都行。只有您的支持，才是我们努力的唯一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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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青析 | 黑与白的碰撞——浅析中日围棋外交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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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与白的碰撞
——浅析中日围棋外交的前世今生
作者：谢乐天
四川外国语大学外交学专业
摘 要：围棋，作为一种古老的智力游戏，在同属中华文明的中日两国都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积蕴；有着较广的受众面和较为夯实的群众基础。同时，围棋外交，也同“乒乓外交”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样，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交后的围棋外交，也起到了促进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发展的作用；新时代下的围棋外交，虽趋于沉沦，但仍有希望为中日关系做出新的贡献。适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笔者将通过对围棋外交的解读来为中日关系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围棋外交，中日关系，中日外交史
“国之交在于民之交，国相亲在于民相亲”。对一国而言，外交的开展不应只局限于传统的官方层面外交，更应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放眼民间，开展多样化的公共外交，让更多人参与到外交中，为外交注入新活力。
将公共外交细化到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正处于从陆上大国向海洋强国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中势必会对原有国际旧秩序产生一定的冲击。在一个权力统治至高无上、无与匹敌的世界上，权力统治所构成的威胁便会激起像权力欲本身一样普遍的对权力的反抗。这便是西方现实主义学派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强调新兴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不平衡，会与守成大国爆发冲突。
因此，中国如何处理同这些守成国家间的关系成为我国能否和平崛起的关键。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按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跨时代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东亚地区存在着六种不同的文明”。东亚地区现有战略格局本就建立于一个较为不稳定的基础之上，假设其中一个地区性国家突然崛起，这势必会对这一地区原本不稳定的战略均势格局产生较大冲击。因而，在我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同东亚地区主要的地区性大国日本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同属于中华文明这一大文明，两种文明有着极高的相似性：
一、为何选择围棋外交作为外交的重要载体
（一）围棋起源
围棋，是东方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结晶之一，流行于东亚国家：围棋起源于中国，隋唐时期经朝鲜传入日本。围棋，在中日两国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两国。
（二）历史作用
9世纪中叶，一位取得围棋冠军的日本王子率遣唐使团来华。唐宣宗令围棋国手顾师言与之对弈，结果战胜对手。日本王子听说顾师言只是大唐第三号棋手，不禁掩局而叹：“小国第一 , 不如大国第三!”借下棋广泛结交唐朝士大夫，甚至出人宫禁，当时日本的这种“围棋外交”,起到了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作用。
（三）受众面积
围棋在两国受众面极广，在两国有着较大的围棋人口基数，这对于开展以围棋作为载体的公共外交有重要作用。
（四）民间交流
民间组织的各种围棋交流活动不仅能加深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同时也会在两国民间形成一股新兴的民间力量，而随着围棋交流的深入，这股民间力量也会随之增强，在民间层面形成改善中日关系的共识，从而推动两国高层间交流互访增多，最终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更深层次发展。
（五）新型公共外交
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的兴起标志着“新公共外交”的崛起。新公共外交强调双向对话，将公众视为意义的共同创造者与信息的共同传递者，是“巧实力”武库中的重要工具。公共外交对于一国而言十分重要，以围棋外交为重要载体，可以给中日公共外交注入新活力。
利用围棋来开展中日民间交流，必成为促进两国关系朝着更好方向发展的又一新纽带。
开展以围棋外交为主要载体的公共外交，对于推动中日关系发展有着独特作用。因此，在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开展公共外交，我们就必须要搞清楚围棋外交的前世今生。
二、围棋外交总括
（一）狭义定义及其影响
狭义上的围棋外交，指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建交前，两国创造性地通过民间的围棋交流活动这种公共外交的方式来推动两国关系朝正常化发展，以围棋枰上黑与白的碰撞来带动中日间的纵横捭阖的这一条无前人探索过的外交新道路。正是基于这种围棋交流才加深了战后两国民众及官方间的相互了解，为日后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广义定义及其影响
在中日关系处于蜜月期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里，中日两国也举办了诸如中日围棋擂台赛等一系列围棋赛事。在这一系列赛事中，中日彼此之间的关系再次通过围棋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发展。时至今日，中日也时常展开一系列的围棋纪念赛、两国也有诸如阿含·桐山杯这样的围棋比赛、两国的围棋棋手也时常在世界性的围棋比赛场上相遇……围棋，在飞速发展的今天仍然对增加以围棋棋手为代表的中日两国民间阶层间的相互认识、相互了解到相互信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此，围棋外交这一词汇不应只局限于上世纪中日建交前的那段时间的两国围棋交流活动。围棋外交这一词更应属于新中国建立后中日两国在围棋层面的交流以及这种交流在不同时期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将围棋外交看成是中日恢复外交关系的前奏。应该将它视为公共外交的一种新方式；一条推进中日两国公共外交发展的新途径。
（三）围棋外交时间段划分
对于广义上的围棋外交，我国学界对其缺乏相应具体的时间划分标准。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其暂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奠基时期；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发展与危机并存时期；
第三阶段（本世纪初-今）：沉沦时期。
三、奠基时期
（一）围棋外交背景
战后，中日两国先后建立了新的本国政府及确立国家新政体，完成了本国政权的过渡。日本在战后受到了美国的单独管制。美国为了削弱、制服日本，并把这个昔日亚太地区霸权的争夺者改造为尊重和支持美国目标的追随者，选择、扶植币原喜重郎、吉田茂等亲美派执掌政权。因此，日本在战后迅速倒向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
与之相反的中国则在建国初期奉行“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外交三大政策，有意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靠近。而自中国诞生之日起便受到的来自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军事威胁、贸易封锁更加速了中国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进行抱团取暖的步伐。在错综复杂的原因交织影响下中国最终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时代的必然。可以这样说，两国因具体国情的不同而选择的不同发展道路让两国自然而然的加入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使得东亚地区呈现剑拔弩张之势，最终使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路走入迷途。
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日本由于其独特的战略位置：是美国打造的“第一岛链”核心，日本战略价值凸显。
既然美国有着这种战略需求，那么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马前卒的日本，自然而然地会去迎合美国这种战略企图：掌权的吉田茂内阁不顾国内外的抗议与谴责，1951年订立片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以及损伤日本国家主权的《日美安全条约》，从而在国际法的意义上肯定了对美一边倒追随外交方针。随后，日本在第二年同台湾当局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进一步巩固美国主导的“岛链”防御体系。日本的这一系列行动引起了中国当局的极大愤慨，这对于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成为了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绊脚石。
之后鸠山一郎主政日本时期，日本对外政策虽有所调整，但这也是昙花一现：基于强化日美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下，为日本重返联合国，向政治大国这一行列迈进的第一步所进行的局部调整。
这种昙花一现与日本当时自身国力有关：日本仍处于战后恢复时期，很多政策依然受制于人，自身国力不够强大，在用拳头（国家实力）说话的国际社会发声较小，即使有心发展中日关系也终究没有实力。随后继任的自民党总裁石桥湛山组阁，宣布要在打开中日关系方面有所作为。此举不啻是对吉田追随外交路线的又一次调整。遗憾的是，由于石桥健康不佳，其内阁仅存在两个来月即宣布总辞职，中日关系正常化也因而拖后了若干年。
我们将视线移到对岸的中国。新中国也是基于自身国力的羸弱的现状而投靠苏联，以换取大国的保护和的援助，从而为发展自身赢得宝贵的时机和国际社会上说得上话的大国的支持。
所以说，在那个特定时代下中日两国无力改善两国间关系其实是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之下的特定产物。
当历史的车轮移到50年代末，两国国力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有所恢复。中国政府用宽容的态度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将广大日本人民同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加以区别，坚持“人民外交”，并把重建和发展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
但是在随后的岸信介时期，他的外交政策更多的是回到联美反共的大方向上。加强与东南亚各国联系，企图构建以日本为盟主的新版“大东亚共荣圈”。通过经济外交的方式以搞好南线各国关系从而遏制北线中国的发展。
岸信介的这种倒行逆施不仅将自鸠山内阁时期刚有所起色的中日交流一举打破，而且，岸信介内阁在“长崎国旗事件”中的政府的不当处置更是使中日关系跌入谷底。岸信介这种强硬的做法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自民党内部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在中苏交恶、中国面临着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混乱、国外压力陡增的状况下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是否对中国是一种趁火打劫；日本这种压迫中国的做法是否会让东南亚各国将其看成是杀鸡儆猴。这对于日本在东亚实现利益最大化将产生较大阻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日本朝野各党重要知名人士的交往工作，支持开展“人民外交”，这是否会让日本失去接过中国希望通过开展公共外交以促进两国复交的橄榄枝？
（二）围棋外交过程
为了打破中日两国 “政冷”僵局，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于1959年9月率团访华，向全世界透露出自民党内部以及广大日本国民对华友好的意愿。
随后的10月，以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为首的自民党众议员代表团再次来访。在此次访华之行中松村强调：“亚洲应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应搞好和周边邻国，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松村这一观点不仅代表着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期望，而且符合中方利益。松村甚至在茶歇之余，数次与同样热爱围棋的陈毅进行对弈。复盘阶段二人不仅对于黑白世界上的厮杀进行了分析，陈毅也以一介友人的身份向松村建议：“围棋、乒乓球、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松村欣然同意，且在访问即将结束之际，松村谦三顺应着陈毅的思路提出一个构想：在中日两国贸易达到一定规模、需要进一步发展时，中国派一个围棋代表团访日，以围棋为突破口推动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发展。
为了表现出日方对此提案的诚意，松村一行归国后，松村本人力排众议，积极推动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的开展。加之日本围棋名宿濑越宪作、有着“昭和棋圣”之称的旅日棋手吴清源等一大批知名棋手和广大日本民众的共同努力，松村一行归国之后不久，便组织了以濑越宪作为团长的访华围棋代表团，翻开了两国围棋外交的第一页。
随后多年里中日两国围棋界交往频繁，尤其是在1963年，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联合派团访华行程中，日本棋院为表彰陈毅在为推广围棋文化，促进中日围棋界交流所做出的贡献，特授予陈毅围棋“名誉七段”称号。陈毅在颁奖仪式上的讲话中透露出中国愿同日本改善关系，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愿望。这不仅从官方层面对先前的围棋外交给予了肯定，而且也为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围棋外交作用
1960年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在“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和“伊奘诺景气”的驱动下，日本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走向自主外交的物质基础。正是在以经济复兴为主的多重因素的推动之下以围棋外交为主要载体的公共外交才有了较大的发展；才有了1963年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全国大会的顺利召开和呼吁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开展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反对美国遏制中国的运动；才有了1964年日本29位著名棋手联名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八百万围棋爱好者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征集三千万人签名的活动；才有了70年代，日本人民反对佐藤政府追随美国的政策，一个要求归还冲绳、废除《日美联合公报》，要求中日友好的群众斗争运动。
围棋这一古老的东方游戏不仅修补了在战争中受到创伤的两国人民的心灵、拉近了两国人民心与心的距离，使两国关系有所恢复。而且为发展两国关系打下了坚实的民众基础。
由于中日各界人士长期不懈地努力推动中日交往和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化（日本外交政策以日美关系为轴心，外交上呈现追随美国的态势），中日何时实现邦交正常化被提上日程。这主要体现为：基辛格秘密访华，被美国做出出卖盟友的“越顶外交”；日、美两国炮制的“两个中国”提案被否决。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日本人民包括垄断集团在内，要求日本政府迅速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恢复日中邦交。几经权衡之后，时任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开展“超前外交”。9月29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
在这一历史的光辉一页中，围棋外交这一独特的公共外交方式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在中日民间友好交往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四、发展与危机并存时期
（一）围棋外交背景
中国由于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农民的生存问题就与政府密切相关。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存在着一个典型的朝代灭亡现象：当出现天灾导致粮食减产或者是因朝廷无法解决农民生存赖以所需的食物时，即使这个朝廷给农民做出再多的承诺，只要粮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人民心中的不满情绪就会逐渐积累，最终在某一时刻最终爆发，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朝代更迭。
文革的风暴已经将中国的精力消耗殆尽。十年的浩劫使中国有了朝着历史兴亡规律发展的趋势。因此，进行改革，扩大开放，加快追赶世界潮流是历史留给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
1978年12月至1982年11月大平、铃木先后出任首相期间，日中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活跃时期。原因在于：其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最终解决了两国自复交后最大的外交悬案，从国际法的意义上确定了两国和平友好的基调以及处理两国国家关系所应遵循的准则。其二，超级大国苏联的南下攻势与地区霸权主义越南威压东南亚的行径，已对亚洲的和平稳定与日中两国的 安全造成威胁，反霸权的共同需要，使日中两国的战略利益趋于一致，从而促成相互间的协调频繁化和日益接近。其三，经济互补性与文化亲近感随着两国经贸关系及文化交流的扩大、发展而迅速增强。尤其是，中国掀起四个现代化建设热潮与改革开放之初，举国上下痛感十年浩劫拉大了与国外发达国家在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急欲从日本“拿来”技术与资金；日本则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引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及日美、日欧贸易摩擦的加剧而把目光转向中国的石油等资源和广大市场。经济互补性愈显迫切，文化与人员交流发挥了促使两国关系顺畅发展的推动作用。其四，推行“西方一员”外交方针，要求日本政府尽量扩大对抗苏联的阵营力量。在这一全球战略中，中国的走向举足轻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出访日本。这在表面上虽只是为了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但同时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取经之旅。邓小平访日之后，中国出现了“日本热”，大批考察团涌入日本，大量的日本专家、学者被请到中国讲课，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相继举行，官民之间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日趋活跃，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技术合作迅速发展。在这股“日本热”中迎来的是中日两国关系的“蜜月期”。
中日关系自恢复外交关系以来总的来说是好的，发展也是顺利的。由于两国人民间来往密切及两国领导人重视，“中日两国关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已不只是一个口号而且成为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因此，加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二）围棋外交过程
在“蜜月期”中两国的交流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官方外交，在各方面交流相较于先前也有了大幅增加，从而达到以公共外交的持续健康开展，带动两国关系的发展朝更深层次发展的目标。要想达到这种目标，就必须要选择一个好的突破口：中国围棋协会、日本棋院和中国《新体育》杂志社于1984年举办了一场由中国围棋队与日本围棋队各派若干名棋手，以擂台制形式举行的围棋团体赛，以增进两国棋界的交流。
（三）围棋外交作用
此次擂台赛也并没有令两国失望：
首先，前四届围棋擂台赛上聂卫平的惊天十一连胜更是在两国刮起了一出名为的“聂旋风”偶像剧，对于两国尤其是中国围棋运动的普及做出了极大贡献。对中国围棋而言，中日围棋擂台赛是一台播种机，它在中国的民众中播下了无数的围棋种子，使中国的围棋人口在短短几年内翻了两番。在1984年以前，根据中国棋院官方的统计，中国的围棋人口约有一千万。而随着中国在擂台赛上的节节胜利，使中国民众对围棋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之便是大量的青少年连锁效应般地涌入围棋殿堂。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围棋人口在中日擂台赛之后，已达到三千万之多。
另外，中日擂台赛也造就了中国围棋整整一代棋手。当时学围棋的棋童成千上万，其中的出类拔萃者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小龙辈”（中国围棋辈分术语，这里指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棋手）棋手的常昊、周鹤洋、王磊、罗洗河等人。这一代棋手现在已成为中国围棋的中流砥柱，他们挑起了中国围棋十年来兴衰荣辱的重担。
第三，对世界比赛而言，中日围棋擂台赛更像是一注催化剂。在它的催化下，各种世界大赛应运而生。可以说没有擂台赛，围棋进入世界格局的步伐就会推迟很多年。
（四）围棋外交趋冷原因
“国运兴则棋运兴”。步入90年代后，冷战的结束，亚洲和美国之间日益扩大的相互作用，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美国和日本及其他亚洲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凸显出来：日本在美国的亚太总体战略计划中对抗苏联（俄罗斯）所起到的作用减弱。日本在冷战期间借助美苏争霸坐收渔翁之利，各方面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美国看来日本始终想做东亚地区的霸主、打造新版“大东亚共荣圈”、突破战后强加给他的和平宪法、成为政治大国，这与美国不希望再有人挑战其霸主地位的想法背道而驰。
因此，冷战后美日之间原有矛盾迅速激化：克林顿政府甚至一度视日本为继苏联之后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利益的又一主要敌人。即使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步入低谷期，美国仍未改变“日本威胁论”一说，从美国人对日本态度就可以略见一斑：
在美国政府及民众对持日本敌视态度的同时，祸不单行：1993年8月日本政坛风云突变 ，一党单独执政38年的自民 党下野。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先后出任多党联合内阁的首相，日本进入多党联合执政、各党派加快分化组合并向两大保守政党轮流坐庄发展的新时代。
冷战时期形成的“五五年体制”伴随着自民党在各方面政策的失败而彻底崩溃，日本国内政局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多党轮流执政。
多党轮流执政所暴露出的政治不稳定性、政策缺乏连续性等问题也对这一时期日本的诸多政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许多自民党原有的经济及外交方面政策被新的多党联合政府所废置，取而代之的是先前各个在野党派自己的政策，这使得日本也进入了一个政策缺乏持续性的这一多党轮番执政下由于政府定期换届带来的外交政策乃至各方面政策的大改变特的尴尬局面。而且尤其是自1991年以来，日本国内的泡沫经济漏洞百出，市场萧条、消费停滞，资产价格急剧下跌，银行贷款能力减弱，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外交大国”目标的落实。
经济方面政策时而搁置，时而上马使得日本没有及时跟上冷战后美国领导的新一轮技术化和信息化革命步伐。加之1985年《广场协定》签署后日元大幅升值但日元国际化却意外失败以及日本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中经济再次受到打击……这一系列始料未及的事件使得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五）围棋外交趋冷影响
一个国家围棋水平的高低与其国内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日本经济情况类似的是日本国内的围棋状况：由于经济的受挫，加之围棋层面上在擂台赛上接连败于中国；韩国自应氏杯后的异军突起，棋坛的“李昌镐时代”（1992年起统治棋坛十五年）……这一切的一切都冲击着“六超时代”（日本的六位顶尖棋手统治棋坛时期）。即使“六超一流”仍然奋战于一线、仍有机会在刺骨的“韩流”之下抢得部分世界冠军头衔，但是“六超一流”总有老去的一天，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所导致的围棋综合竞争力下降，致使国内围棋遇冷，最终使得围棋层面后继无人问题日益凸显。
从世纪末的世界围棋排名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当时韩国无疑是世界围棋的主角，老中青三代围棋手都有不俗的成绩；而中国涌现了以古力为代表的新一代棋手，开始进行了较为平稳的更新换代。而日本围棋的光环逐渐暗淡，日本的老一辈棋手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逐渐淡出世界围棋界的中心，“六超一流”也成为过去式。日本围棋出现了体育竞技类项目都可能会面临的青黄不接的尴尬现象，无人能扛起日本围棋的大旗，这使得中日围棋交流逐渐减少，再继续开展原先那种以围棋外交为主的公共外交遇到瓶颈。
（六）围棋外交遇冷下的尝试
即使日本围棋界面临着青黄不接，使得通过开展围棋外交从而带动公共外交的发展这一路径受到多方因素的限制。但这一时期中日围棋外交总体而言仍然是苦难与危机并存。
在危机之下，中日两国为了挽救处于瓶颈期的围棋外交，也曾做出过努力：世纪末两国举办了一个类似于先前围棋擂台赛性质的围棋比赛：阿含·桐山杯。
在前四届两国对抗赛中日本取得了可喜可贺的四连胜，但受限于日本国内的经济复苏较缓的大环境，日本并没有像当年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聂旋风”那样激起国内年轻一代学习围棋的热情。反之，继续沉沦，丧失了一个摆脱苦难，走向新生的绝佳机会，同时也丧失了将中日传统围棋外交发扬光大的宝贵机会。
五、沉沦时期
（一）时代背景
进入新世纪后，小渊内阁曾组织召开了“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对新世纪日本的任务和发展方向进行了研讨，并提出了与以往随美国马首是瞻不同的新型外交政策：维持和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加深与亚洲的睦邻友好关系。倘若小渊首相没有突然病逝，那么，日本势必会继续执行这一外交路线。可是历史容不得假设。小渊首相病逝后接任的森喜朗并未彻底解决上世纪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得日本国内经济改革止步不前。相反，顺应民意、提倡改革的小泉纯一郎趁势而起。
上任伊始，小泉推出了他的第一个改革初始目标，包括邮政民营化改革、强化保险机能、促进智能化产业倍增、推动地方自立与合并和改革财政等7个方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日本的经济摆脱了长达10年的“平成不况”。从02年2月开始到07年的10月，日本经济连续69个月经济增长。以输出型产业为中心的日本企业纷纷刷新了自己的最高盈利纪录，以往注重国外投资的日本大手企业开始对增加对国内的投资，国内雇用人数开始扩大，对大学毕业生的求人率超过了泡沫经济时期，因为团块世代的退职和少子化的影响，以往不被重视的中途采用也大幅度增加。
当时小泉内阁主要关注课题是国内经济问题，对于外交方面则抛弃了先前小渊内阁制定的方针，重回拥抱美国政策、积极拓展日本独立行事的范围、向海外不断派遣自卫队一次次地冲击《和平宪法》框架，重提入常问题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尤其是小泉在任期间不顾亚洲各国反对于日本投降当日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引起了亚洲各国强烈不满，日本与中、韩、俄等国关系甚至降至冰点。同时小泉这一系列追求硬实力的举措也再次激起了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对日后东亚地区的稳定增加了不确定性。
之后的安倍晋三在面对破裂的中韩关系上采取了更为柔和的政策，上任后不久便闪电访华，开启了“破冰之旅”和“暖春之旅”两段中日交往新征程。在安倍短暂的第一段首相生涯中，中日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两国就实现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大目标达成广泛共识，并打破了自小泉纯一郎上台后持续五年的僵局，走上正常发展轨道。
（二）围棋外交沉沦原因
两国关系本可同当年松村“破冰之旅”后加强以围棋外交为主的民间交流一样进行发展。可是在新一轮的民间交流中，围棋并没有像先前那样充当马前卒的角色，而是退居二线，光芒逐渐被文化、经贸等领域的全面交流所掩盖。为何围棋没有再次搭上“暖春之旅”的快车，为中日关系做出新贡献，这值得我们深思：
自安倍晋三作为小泉纯一郎继任者出任首相之后，日本政治圈进入了“七年七相”的政治怪圈，这一怪相所导致的是平均1年左右日本就会发生一次“政坛地震”，使得日本国内某些大政方针就会随着领袖的变化而改变，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时正因为日本这一政治不稳定性，所以对日本国内经济产生了极大破坏。
首先，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自身自然资源较为缺乏，同时地域的狭窄也限制了日本的国内市场，因此，日本在崛起的过程中大力发展的是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虽然对于一国经济起飞有着莫大作用，但光鲜的背后却暗藏危机：外向型经济最大的缺陷就是对外依赖度大，当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他的主要购买力受到巨大冲击之后，日本自身也就受到拖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再次受到了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后的又一次致命性打击。日本内阁府在2009年初发表对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报告中指出：这一季度GDP较上一季度增长率下滑3.3%，按年率折算下降12.7%。具体到日本各个行业上，此次金融危机对于出口型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2008年日本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均出现明显下降其中对美国的出口锐减27.2%对欧盟减少12.5%对亚洲地区减少10.3%，对中国的出口也由2007年的增长15.3%转为减少9.8%。从具体的商品名目来看日本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受挫严重芯片等电子产品与汽车的降幅较大分别为19.7%和24.2%。日本的这种经济不景气现象直接影响了日本国民收入水平，而收入的减少对于有着“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的日式家庭产生了极大冲击：妻子婚后不工作的状态，使丈夫的收入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而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家庭收入减少所带来了大量日本式社会问题：过劳死增多、丈夫零花钱变少、家长对于孩子兴趣方面的培养降至次要地位……正是由于这种日本特色的家庭收入方式才导致在金融危机的这几年内围棋方面人才持续走低，先前失去的十年日本围棋疲软也正是这一道理。
其次，我们通过与先前表格的比较得出这一排名与世纪末中日韩三国排名大体相当：中国5人、韩国4人、日本1人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但是，三国也有一批新面孔进入了世界前十名的超一流棋手的行列；前十名平均年龄由世纪末的27.8岁降至24.2岁，棋手呈现年轻化趋势。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就曾论述过青年人对于国家前途命运走向起着极大影响。中日两国只有青年人更多地去关注围棋、热爱围棋、部分青年去努力成为一名职业棋手，才能为新时代的中日围棋外交注入新动力。可是，又一次在机遇面前，中日两国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围棋大发展、日本围棋大沉沦。这给发展围棋外交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三）中日韩围棋人才培养模式对比
围棋，作为一项智力型的竞技赛事，其最重要的就是我先前所说的计算力，计算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降低。一般来说17岁至27岁被认为是计算力鼎盛的“黄金十年”。在中国甚至有着“20岁未有起色则一生与九段无缘”之说法。以时越为例：6岁学棋，8岁进入省队，12岁入段，22岁夺得LG杯直升九段。至今时越等级分仍高居中国第三、世界前十。在中国，像时越这样的新生代围棋棋手不占少数。中国大多数棋手生涯过程均可用“围棋道场——冲段——定段”这一固定流程描述：国内每年被誉为“围棋高考”的定段赛录取率更是低的惊人。以2013年为例：555人参加定段赛，能通过此次比赛的只有寥寥25人，录取率低至4.5%。为了能达到定段的目标，国内大多数围棋道场进行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魔鬼训练。通过魔鬼训练后再经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角逐，所剩下的代表着中国围棋新一代最高水平。这也是保证中国围棋有着源源不断的高水平人才的基础。
其次，韩国自1989年第一届应氏杯上“围棋皇帝”曹薰铉以黑马姿态击败聂卫平夺冠后，韩国国内掀起了学棋狂潮：各式围棋社团纷纷涌现，甚至明知大学在1997年还开设了围棋专业作为其艺术体育学院下辖的二级学科。韩国在这种对围棋的举国热潮鼓舞下围棋水平得到了极大的飞跃，韩国甚至号称拥有25%的围棋普及率。同时韩国对于围棋专业人才的重视程度远非中日能及。以明知大学为例，其围棋专业每年招收30人。而这30人在毕业时大多会与各地围棋协会或围棋TV签约或担任围棋教师进行围棋推广及教学活动。甚至受到以韩国棋院为代表的官方一系列政策支持在进入三星、LG等大型公司还有加分政策。因此，在较为完善的制度保护之下，韩国青年更愿意选择围棋作为一条谋生的新出路。
总的来说，中韩围棋强盛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韩两国开放式的围棋教学以及较大的围棋人口基数。而反观之日本，自围棋四大家名存实亡后围棋传承才从门派私相授予，改为中韩两国以及世界各国普遍流行的道场、棋院培养模式。其中以木谷实开创的木谷道场最为著名，这一道场先后为日本棋界培养出了大竹英雄、加藤正夫、石田芳夫、武宫正树、小林光一、赵治勋、小林觉等一批著名棋手，在2000年木谷门下弟子总段位超过500段。正如日本著名作家江崎诚致所言：“仅仅由于木谷的存在，专业棋士培养方法才会在这一历史转折点展现出最后的华丽。”而当木谷门下500段逐渐淡出围棋世界的一线舞台后，木谷一家独大的局面给日本带来了不小烦恼：据孔令文七段介绍，目前日本年轻棋手的主要来源是洪清泉道场、绿星学园等培训机构，也有一些棋手在家小规模的收徒教学。相比中韩开放式的大规模道场，日本在人才培养方面相当滞后，这种滞后也是日本围棋落后于中韩的原因之一。此外，现今的日本，每个棋手简介还是能看到“师承XXXX”，这与中韩棋手明显的不同。这也是日本传统内弟子私相授予模式的遗风，对日本围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阻碍作用。
（四）围棋外交沉沦影响
第一，诸多的因素造成了日本国内围棋人才的逐渐减少，正是基于日本围棋人才的日渐匮乏才使得中日两国在这一时期开展围棋外交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即使中国有心开展，但最终收获的效果可能会低于预期，并不能像原来那样对日本整个社会产生较大影响。
第二，自本世纪初中国GDP总值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后，日本对于中国的恐惧感较先前而言激增，伴随着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的是西方现实主义学派和霸权理论学者所赞同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大有卖点。尤其是在日本抛出“购岛”闹剧后，中日在诸多方面矛盾突出，主要表现为围绕着关于东亚地区领导权问题归属而带来的一大批问题。在这种状况之下，中日两国更应该加强交流，将战略互疑变为战略互信。但是，中日以围棋外交为首的公共外交影响力的弱化，使得两国民众了解程度大不如从前；才使得“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盛行；才使得军国主义分子有机可趁……
由此可见，围棋层面交流的减少不仅影响的是两国棋界，而且还最终会对两国关系走向乃至于东北亚地区局势产生影响。
六、围棋外交未来发展方向
（一）中日两国外交关系走向预测
“远亲不如近邻”，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前几年中日两国关系随着中国崛起初期对于原有旧秩序的挑战而变得微妙，但是从现在来看，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对原有旧秩序的彻底打破，我们就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一带一路”在提出之初曾经被各国普遍看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其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关注的中亚地区与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冲突的，是一种中国伸手进入俄罗斯后花园的举措。可就在这种普遍看衰的情况下，中俄两国领导人在过去的几年内实现了频繁的互访，就两国战略目标进行了沟通，化战略互疑为战略互信，成功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有了中俄两国化敌为友的例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日两国也并非会掉入“修昔底得陷阱”，两国在许多方面仍有较大合作余地：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日本的“俯瞰地球仪外交”进行无缝衔接无疑是加强两国合作的方式之一。
俯瞰地球仪的外交虽然是安倍晋三为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提出的对抗性的外交战略，但其中也不发有一些精妙之处：为了创造一个对日本来说是理想，稳定和可预测的国际环境，我们必须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建立互信交流的信任与合作关系，为国际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奠定基础。
因此，“俯瞰地球仪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都与中国特色外交中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共通之处，二者有着无限大的发展潜力。
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确一点：就中日两国而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日两国仍然会在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诸多问题上认识差异较大，这最终会影响到中日双边政治关系。
在关注中日两国“政冷经热”现象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问题。中日两国间的存在着一个奇妙逻辑，以几年前的“购岛”闹剧为例：首先日本抛出这一“购岛”计划后中国国民心中民族主义之火被点燃，国内开始进行各种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紧接着的是中国政府对日政策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对日态度较为强硬，随后日本国内主流媒体大肆渲染中国这一强硬态度，然后“中国威胁论”一说在日本国内更为盛行从而影响到日本政府对中国外交的展开，最终陷入这个死循环。
基本上与中日有关的许多热点事件都是基于这种传导顺序而逐渐发酵。就现阶段而言，只要存在着“政府——民众对决策影响循环”，那么中日“政冷经热”现象就会继续存在。“政冷”的改变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一厢情愿，它需要的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
加强双方民间交流，打破这一死循环，改变未来新一代人对对方的固有认知，增加新一代的认同感以推动两国政治文化的转变，最终带动两国关系逐渐朝好的方向发展。发挥出公共外交应有的作用不失为解决“政冷经热”难题的一种方案。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重视围棋外交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基于上述逻辑推理以及先前对于前两阶段的介绍，我们可得知：想要围棋外交发挥相应的作用，就只有根据当前的围棋大环境，提出符合两国围棋发展实际状况及两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方案。
（二）现阶段世界围棋状况
随着年份的增加，中国围棋呈现异军突起的态势；而日本围棋却逐渐趋向落没，甚至在2005年后进入了常年无冠的尴尬境地。围棋已由原先的中日韩三国争霸慢慢演变为了中韩对决。所以，中韩两国的围棋交流方式以及两国围棋的发展状况对处于沉沦时期的中日围棋外交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中韩围棋交流简介及对中日围棋交流的借鉴和评估
第一，以韩国棋手为例，韩国围棋联赛通常在电视台举办并采取围棋频道网上直播的方式。而在当日的围棋联赛结束之后，韩国棋手可能又会飞赴中国的某一城市，作为外援，参加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像2017赛季的围甲联赛就有韩国著名的九段棋手李世乭、朴永训、朴廷桓、金志锡等人活跃的身姿。而日本就只有一力辽一人参赛。2018赛季更是无日本棋手参赛。
邀请日本棋手参加中国的围棋联赛看似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可是这一方案在实施过程中有很大的可能会遇到日本棋手不愿来参加围棋联赛的困境：日本棋战最重要的赛事是三大头衔战，分别是“棋圣战”、“名人战”和“本因坊”，这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棋圣战奖金最高，从创立的1975年至今，冠军奖金已升至4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42万元），而中国棋战中也是棋圣战奖金最高，但只有60万元。韩国一项名为LetsRunPark杯的新兴比赛奖金最高，冠军也才8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4万元）。如此对比三国奖金最高的棋战，日本是中国的4倍，韩国的5倍。而日本“棋圣战”的冠军奖金甚至也超过了诸多世界大赛，目前只有四年一届的应氏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冠军奖金比日本“棋圣战”高，为40万美元，其他世界大赛的冠军奖金在140万元-180万元（人民币）之间。除棋圣战之外，日本另两大知名棋战“名人战”和“本因坊”也分别有176万元和161万元左右的冠军奖金。日本围棋的传统赛事统称“七大冠”，除了上述的三项，还有“王座战”、“天元战”、“碁圣战”、“十段战”四项，这其中“十段战”在2012年奖金缩水后为其中最低，也有38万元，其他三项冠军奖金在43万元至75万元之间。
以日本围棋棋手井山裕太为例，身为日本国内棋战“七冠王”，仅靠这七个头衔他便可获得过亿日元收入。2015年，井山裕太一年棋战奖金甚至达到1.72亿日元，折合人民币超千万。同样，在日本一个棋手只要能够打进任何头衔战的一个循环圈，就可确保一年衣食无忧。譬如名人、本因坊循环圈，胜一局会得到80万日元，输了也有60万日元。这样即使一年只下8盘棋，全输了也有480万日元，这笔收入相当于日本社会的白领阶层。在另一方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日本棋手在追求国内头衔的同时也会追求其高额的奖金。
因此，日本棋手比赛赛程较为密集，且比赛多为国内棋战，而日本棋手对于国际性质以及外国围棋联赛兴趣不大。所以，邀请日本外援参加中国围甲联赛这一方案的实施难度较大。即使在2018年围乙赛场上出现了由四名日本棋手组成的中日友好队，这支队伍日后对中日围棋外交的作用明显是有的，或许在未来他能为日本棋手广泛参加中国围棋联赛提供一定经验，从而带动两国围棋外交的发展。
第二，中韩两国不仅民间层面上围棋交流频繁，而且在两国的政界人士也就围棋频频交流：近几年开办中国政协委员与韩国国会议员围棋友谊赛、中韩围棋名人与中韩大使围棋赛；从习近平总书记访韩期间朴槿惠向习近平总书记赠送全套围棋用具的国礼再到文在寅访华“破冰之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向文在寅赠送围棋国礼等诸多有关围棋的政界高层人士的交流。这些政界高层有关围棋的频频互动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官方围棋交流带动民间围棋交流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也曾经被中日证明过行之有效。
因此，邀请日本国会议员访华与我国政协委员进行围棋友谊赛，或邀请某些日本围棋名宿访华交流亦或是我国派出围棋代表团赴日交流。这些方案不仅与先前的围甲联赛外援制度一样在国际上有着较为成熟、较为成功的先例，而且在中日两国政界也有着围棋外交的历史传统。倘若促成这一方案，对中日两国关系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必会有着深远影响。
第三，先前我们也简单介绍了韩国围棋的崛起源于第一届“应氏杯”上曹薰铉以黑马姿态逆转夺冠；中国围棋崛起离不开“聂旋风”。
偶像光环对国民产生的意向并不能通过详细的数学公式进行计算得出。日本当前的围棋疲软、青黄不接也正意味着日本围棋界缺乏一个偶像级别的人物。即使井山裕太在国内夺得再多的“七冠王”头衔也抵不上在世界大赛上日本棋手夺得一次冠军对国民心的提振作用。用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思想来看，它作为一个讲究名声的义理的国家，对于名声极为看重甚至可以为此献出生命。
从2006年开始日本进入了与世界冠军无缘的尴尬局面，在日本人看来这对日本的名声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即使日本国民自嘲为“平成废物”，但是面对名声的义理的受损“平成废物”也能爆发出“维新志士”般的武士精神。所以，倘若日本棋界一哥——井山裕太，以及被寄予众望的“龙与虎”（大西龙平、芝野虎丸两位年轻棋手的称呼），能在世界性围棋比赛中夺冠对日本围棋或许能产生较大影响，或许会如同《足球小将》中的大空翼的奋斗故事激励一代人学足球一样激励一代人学习围棋。
第四，韩国国会本会于日通过了曹薰铉议员发起的《围棋振兴法》修订案。此法旨在打造韩国围棋发展的基础，从国家、政府层面形成系统培育和支持围棋产业发展的健康体系。韩国这种从立法层面重视围棋无非就是看中了围棋产业对于本国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以及围棋对于本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起到的促进作用。韩国的这一创新性做法对中日两国有着借鉴意义，可以使两国围棋产业的发展有了法律的保障，从而为其更好地发展扫清障碍。
中韩两国围棋外交开展经验只是对于当下中日围棋外交的开展提供一些新思路，为中日围棋外交注入新活力。借鉴原有经验只是发展的一步，中日围棋外交的新方式除了可以效法韩国之外，也可以发挥自身原有的部分优势因素。
（四）中日围棋人口基数及其影响
中日两国要想发挥原有的部分传统优势，我们就必须得清楚现在两国围棋人口的真实状况，没有围棋人口基数的支撑何谈什么发展围棋外交。
就中国而言，由中国棋院组织编写的《中国围棋年鉴》中估算在2009年中国围棋人口达到约2500万人；而截止2014年6月，我国有3000万人左右的围棋人口，其中注册的职业棋手共421人，业余围棋选手约为970万人，围棋爱好者约为2000万人。在各地培训机构学习围棋的少年棋手，约500万人，目前业内比较认可的活跃的学棋人口数量约为200万至300万人。中国棋手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国棋院数据显示，1段-5段的段位证书发放数量在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2015年发放的段位证书约20万张。
在先前我也简单介绍了冲段少年这一特殊群体。每年能顺利定段成功的少年只是冲段少年这一群体中的凤毛麟角。而对于广大的冲段失败少年，他们存在着将普通孩子业余甚至学习的时间贡献出来进行高强度的围棋训练从而使他们在学业方面较为薄弱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广大冲段失败少年未来发展这一问题，中国最具特色的高考制度给予了他们一定的优惠照顾政策。
以上述几所高校为例
不仅大学在招生上对围棋特长生有着一定的倾斜政策，而且围棋特长生只要具备了业余五段的水平，就可以通过向当地体育局报备的方式来申请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从而在高考中享受20分的加分政策。
中国围棋普及率在近几年仍然保持上升态势，而且由于相应高考政策的扶持，使围棋相较于其他运动项目而言高考压力更小，父母对于子女教育问题的担心也更小，因此父母更愿意让孩子学习围棋。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围棋仍然会保持增长态势。
就日本而言，媒体和民意越发在对华政策制定过程握有话语权和规定方针立场的砝码。这是因为，第一，日本主流媒体在客观和及时向社会传递有信凭性的信息这一点上，是得到其民众充分的信赖的; 第二，日本社会无论政要还是普通大众，他们关于中国基本状况的了解和把握，主要还需介于媒体才能达成;第三，一旦关于某个对华事件或国际状况而形成的多数民意不仅有通常社会意识的相对稳定性，而且还会通过各种途径对政府为中心的其他对华政策制定主体发生影响甚至是压力。
因此，为了使围棋外交能够发挥作用，我们就必须要让日本的围棋人口基数增加，让更多人学棋从而逐渐形成多数民意，影响到日本主流媒体对华态度转变最终带动日本官方对华政策的改变。
可是现阶段之日本，从《休闲白皮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围棋人口从1984年巅峰时期的1208万人锐减至现在的400万人左右，其人数只有当年的1/3，而且日本国内围棋人口老龄化严重，60岁以上围棋人口大约占比为31%。按井山裕太说法就是“现在去棋院比赛就可以发现基本上全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在对弈。”
通过这张抽样调查表和前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日本围棋社会基础在逐渐被侵蚀。或许，就现目前情况来看，日本大部分国民都认为围棋和将棋都是老爷爷才会选择的兴趣爱好。因此，现阶段发展中日围棋外交形势较为严峻。
（五）中日围棋外交发展建议
为了围棋外交的长期开展，我们就应该将眼光放长远一些，要想增大日本的围棋人口基数，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现有围棋爱好者角度，二是从娃娃抓起。
首先，对于利用现有围棋爱好者群体上，中日两国可以组织更多的两国围棋对抗赛、两国围棋元老赛甚至组织两国业余棋手或者是围棋爱好者间的比赛，以棋会友，增进两国民间层面的围棋交流。
其次，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培育出新一代爱围棋、懂围棋的新青年对于未来中日围棋外交的开展有着莫大的作用。日本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是动漫产业、汽车制造业、电器产业。其中，动漫产业在不仅在日本火热，同时在中国的新生代群体中也较为火热，在两国拥有着较广的受众面。动漫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它所起到的作用与文化对人起到的作用也有相似之处：对人有着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它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实践活动的开展。就具体而言，在动漫产业中两国也曾经有过较为知名的围棋类动漫，诸如中国的《围棋少年》和日本《棋魂》。二者在当时的中日两国都曾掀起过一阵“围棋热”。同时，中日两国在动漫制作上也曾有过合作的先例。假使两国合作共同拍摄一部讲述围棋的动漫，不仅可以加强两国青少年对于围棋的了解，甚至在拍摄制作的过程中也间接的增加了两国在动漫制作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加深在动漫产业上的交流，最终带动两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可谓是一举多得。
此外，就非传统交流方式而言，网络围棋的兴起无疑使更多的围棋爱好者找到了可以即时对弈的地点，同时又由于各国的围棋对弈网站已经达成了多样的对接协议，各国围棋爱好者可在这一系列网站中自由流通。原有的围棋对弈网站运行模式多为：一、定期举办一些大型网络围棋赛事，吸引了众多围棋爱好者以及各国职业棋手参加。二、聘请围棋职业棋手作为大盘讲解员或对局分析员对正在进行的一些大型围棋赛事进行实时解说以及分析。三、开发围棋APP，将网站功能搬上手机。可是这种传统的运行模式缺乏相应的交流机制，更多局限于“老师对学生”的定式，缺乏“学生对学生、学生对老师”的新型交流模式。这种传统的围棋网站方式对于发展两国围棋外交所起到的作用较小。基于上述逻辑，倘若政府或棋院鼓励将围棋网站定位为围棋社区，在运行模式上更多地借鉴微信、QQ等社交类软件的运行模式，进行运作模式改革，并且推动围棋网站走出国门，在日本架设服务器，赴日发展，致力于打造中日围棋网络社区，必然可以让更多人在对弈之余进行文化交流，增进双方了解。
第四，就人工智能角度而言，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一轮的围棋革命已经开始：近几年，世界各国不同研发团队各自开发出了不同的围棋AI，这一系列的围棋AI的问世标志着各国围棋实力的竞争已从人类棋手扩展到围棋AI领域的比拼。甚至在阿尔法Go教学工具出现之后，柯洁甚至发出了重新学围棋的感叹。对于一个考验计算力的游戏而言，使用运算量极大且运算速度极快，而且还存储了大量人类棋手对弈棋谱的AI可以使人类加深围棋的认知。但在围棋AI这一全新领域，各国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关于在AI比赛规则制定、参加何种比赛等多方面具体规则国际社会并没有一套详细的、具体的标准来进行规范。就目前而言，缺乏单独为围棋AI量身定做的国际性比赛，只有少许国际赛事可能会邀请AI参赛。假若中日两国扩大在围棋AI方面的合作，共同举办一系列对AI开放的围棋赛事，共同制定围棋AI比赛的相应规则，加深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适当借鉴阿尔法Go教学工具的模式，编写设计并推出属于两国的，操作更简洁、内容更丰富的围棋教学工具是绝对可以帮助更多人接触到围棋这一游戏。通过两国加强在围棋AI领域的合作还可以起到在加强两国围棋领域交流的同时也会加强两国科技等多领域交流的作用。
第五，除了人工智能之外，大数据现在也逐渐成为了人们用于处理、分析数据，更好地得出结论的一个重要载体。因此，围棋外交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来进行分析：
围棋职业比赛中呈现出月份分布不均匀的态势。新年和春节前后是围棋比赛较少的时间段。而比赛在春节结束之后就呈现出明显增加态势。在比赛较多的几个月中，通常是有大型的比赛举行。例如6月份的团体赛（围乙、围丙和女团），7月份的段位赛，9月份的个人赛。
因此，在围棋比赛相对较少的“淡季”，可以组织适当的围棋交流团访日，或者举办中日围棋的相关比赛，利用这一“空白期”来达到增进两国围棋交流的目的。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千多年以来，两国人民保持着密切联系和友好往来中日，是东亚地区的执牛耳者。两国关系对于东亚地区的繁荣稳定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两国关系也是东亚地区发展的引擎。搞好了中日关系，那么中国同东亚各国的关系也不会太差。倘若对两国关系不加以重视，最终损害的不仅是我国的国家利益，其最终也会损害东亚各国的利益；同时，不重视中日关系也不符合一个大国应有的担当与气度，长期保持这种战略互疑态势也与我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总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找到一条能改变两国现有“政冷经热”现象，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道路是现在我国对日外交亟待解决的问题。
正如本文所探究的一样，围棋，作为大中华文明共同拥有的文化载体。对于大中华文明圈的各国而言，对围棋的热爱早已刻入东方人民的心中；对于同属中华文明圈的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在历史上本就同根同源，在历史上两国也曾携手打造过属于东方的灿烂文明；反观之当下，双方的各种领土、贸易、资源间摩擦，无疑是兄弟阋墙之举，长期的内斗只会让兄弟之间间隙增多；让外人看笑话；让域外国家有插手两国事务的机会。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政冷经热”现象的长期存在并不是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主题，这一独特现象并不符合双方利益，并不利于促进两国发展。加强合作才是大势所趋。
国与国间关系也如一局棋：序盘布局要打好基础，稳住阵脚，做好大模样；中盘厮杀要有大局观，懂得舍小就大，不在乎一子得失，弃子争先，掌控全局以获取更大利益；终盘官子要注重收官顺序，避免一步走错全盘皆输的状况出现。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围棋，加强两国间交流合作，“化干戈为玉帛”，共同谱写中日两国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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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风厘紫
制作 | 云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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