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课程游戏化背景下是否取消班级区域的空间限制？说明理由？是否取消区域的目标和内容限制？说明理由？_百度知道
在课程游戏化背景下是否取消班级区域的空间限制？说明理由？是否取消区域的目标和内容限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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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游戏化背景下是否取消班级区域的空间限制？说明理由？是否取消区域的目标和内容限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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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环境创设影响人发展的三因素包括：遗传、教育与环境，遗传因素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唯有教育与环境是我们可以为幼儿创造的，良好环境的创设可以为幼儿创造舒适有趣的环境，可以调动他们参与活动、渴望学习的积极性。在众多教学活动中，区域游戏是大部分幼儿喜欢的活动，但在现实的区域游戏中，出现了一些区角被冷落，区域活动形同虚设，幼儿积极性不高的不良现象，其病症主要在于区域环境的创设。下面笔者从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物质环境根据3—6岁的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视觉感、听觉感与触觉感很强的事物能够很快地吸引他们的眼球，激发他们参与某一区域游戏的兴趣。基于此，教师应该做好区域游戏的环境创设工作，最大限度地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区域游戏的环境创设包括墙面的设计、材料的投放等，其中墙面设计是区域游戏的“敲门砖”，它的生动形象、富丽堂皇能第一时间激发幼儿一探究竟的好奇心。相对于墙面的设计，材料投放则是区域游戏的“压轴”，材料的有趣新颖才是幼儿参与区域游戏的兴趣所在。因此，教师要根据本班级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材料数量、材料结构、材料的种类等，还要考虑幼儿的个别差异性，尽可能地满足每一位幼儿的游戏需求，保证幼儿参与区域游戏的积极性。比如：针对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在材料的结构选择方面，教师应为小班幼儿选择高结构的游戏材料，而要尽可能地为大班幼儿选择低结构的游戏材料，以促进大班幼儿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二）精神环境每一个区域都应该制定一个区域规则，这个区域规则可以包括进区规则，活动中的规则，活动后的规则，进区规则是保证每个区域保持适中的人数，这样每位幼儿都能享受游戏的材料，否则幼儿会因为争抢游戏材料而发生冲突。活动中和活动后的规则是区域游戏正常有序进行的前提，例如：玩完的布娃娃要放回原位，图书每人一次只能拿一本等，“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制定了良好的区域规则，区域游戏才会有序开展。除了区域规则外，区域游戏的精神环境还应该考虑幼儿的游戏情绪和心理，不强迫幼儿游戏，但也不能放任幼儿不参与游戏，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找幼儿游戏的兴趣点，引导他们参与到游戏中，尽可能地顾虑每位幼儿的情绪变化，适当地鼓励幼儿，提升幼儿参与区域游戏的自信心，这样才能达到区域游戏的教学效果。二、寓教育于区域游戏不同于幼儿无目的、无计划地游戏，区域游戏应当是有计划性、有教育性的，在幼儿进行区域游戏时，教师要心中有目标，眼中有孩子，细心观察幼儿的区域游戏活动，针对幼儿感兴趣的事物进行随机教育。（一）规则意识每个区域都应该有一个区域规则，这个区域规则的制定者不仅是教师，而且应当是幼儿，因为区域游戏的主体是幼儿，区域规则的执行者也是幼儿，所以幼儿有义务也有必要同教师一起制定区域规则，只有这样，幼儿才会最大限度地遵守和维持区域游戏的规则。例如：区域游戏开始了，小朋友们一窝蜂地跑到建构区这个区角中，由于建构区面积有限，材料有限，这时很多小朋友就开始为争抢积木而发生了争执，同时打扰了其他区域小朋友的区域游戏。面对这种情况，教师先不要急于劝解幼儿之间的冲突，可以在旁观察，适时地引导幼儿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怎样才能保证区域游戏时不发生冲突呢？”，“你们觉得这个区域最多可以放下多少位小朋友？”，“怎样才能证明这个区域的人数已经满了”，通过教师的步步引导，大家一起献计献策共同制定区域规则，运用这样的方式，幼儿不仅学会了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了规则意识。（二）合作能力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中指出3—6岁的幼儿处于前运算阶段的认知水平，他们总是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大部分幼儿更偏向于独自游戏，这样的游戏方式不利于幼儿分享意识与合作能力的提高，教师可以在区域游戏过程中适时地引导幼儿与其他小朋友一起合作，这个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引导方式，尤其是面对性格内向的小朋友时，切忌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引导。例如：每次区域活动时，小红总是会选择去娃娃家，抱着娃娃一会喂娃娃奶，一会哄娃娃睡觉，游戏过程中几乎不与其他小朋友说话，遇到这种性格内向的小朋友，教师可以慢慢靠近她，尝试性地询问小红：“你的娃娃怎么不好好喝奶水呀，是不是生病了？”小红回答：“好像是的。”这时教师可以带领小红寻求角色扮演区扮演护士的小朋友的帮助，这样就强化了幼儿的合作意识，帮助他们提高了合作能力。（三）创造能力区域游戏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游戏，首先，不同的区域活动给予幼儿自主选择的机会，为幼儿创造了放松自由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幼儿的身心是放松的，这样更有利于幼儿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培养。基于此，在幼儿区域游戏过程中，除非特殊情况，教师不可打断幼儿，只需要静静地在一旁观察即可。除此之外，区域游戏不是模仿游戏，而是创造性的游戏，教师不要给予幼儿太多的参照物，这样会限制幼儿的思维。例如：在进行绘画游戏时，教师切记不要给幼儿展示一张成品图，让幼儿模仿给出的成品图进行绘画，这严重限制了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绘画活动中，教师应该为幼儿创造安静的环境，给予幼儿天马行空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随意勾勒，用不规则的线条表达此时此刻的想法。同时教师切记不要用“像”这个词评价幼儿的作品。三、区域游戏中教师指导策略（一）做好观察记录区域游戏的主体是幼儿，但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忙于自己的事，而忽略幼儿的游戏行为。在区域游戏中，教师扮演的角色是引导者、观察者和记录员，教师要保证每位幼儿都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尽可能地观察到每位幼儿的行为表现，同时可以分阶段地以某几个幼儿为重点观察对象，对其的区域游戏进行着重观察记录和分析。（二）适时介入指导区域游戏过程中不乏小朋友失去游戏兴趣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教师要适时地介入指导，帮助幼儿重拾游戏的兴趣。教师的介入指导可以采用平行介入、强行介入、交叉介入等方式，不同的情况教师应该选择恰当的方式进行介入。（三）给予恰当评价评价是对幼儿区域游戏的总结，也是幼儿下次区域游戏的保证，评价可以是过程性评价，也可以是结果式评价，积极的过程性评价可以维持幼儿游戏的兴趣，提升幼儿的自信心。积极的结果式评价可以激发下次区域游戏的兴趣和热情。教师要采用恰当的、有针对性的评价语，切忌“你真棒”“你好聪明”这样类似的评价语。综上所述，区域游戏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游戏活动，为了保证区域游戏的有效性，教师不仅要精心创造区域环境，还要提高区域指导水平，真正发挥区域游戏的价值，促进幼儿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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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动乱时期的武汉，那段血淋淋的历史——读《超凡领袖的挫败》
那十年，中国人不断地被告知，文革“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然而本书通过对武汉那十年的研究，却发现“这场运动似乎是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蹒跚而行”，头两三年“正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毛主席（以下称为毛）发动了文革，“但他无法驾驭这场运动。甚至在这段动荡时期过后，毛领导的这个政治运动仍不断偏离他所指引的路线”（预告：下次将写北岛等编的《暴风雨的记忆：年的北京四中》读书笔记）。可以说毛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追随者会对超凡魅力领袖产生诸如献身、敬畏、崇敬、盲目信仰等情绪，那么“为什么他指导的政治过程却总是与他所设想的方向背道而驰，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危机、停滞、挫折和社会变化呢？”一、“绪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研究下面几个问题：1、文革的参与者是铁板一块，还是由于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社会意识，而被分化为具有不同目标的众多集团？2、文革的参与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的行为者，还是超凡魅力领袖的真实信仰者？真实信仰者也可以是理性行为者吗？3、为什么某些共同利益群体的个体成员没兴趣对共同事业作出贡献，另一些成员却有？本书的作者王绍光教授认为：“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尽管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但的确是理性的行为者，他们参与集体行动是由理性的算计所指导的。只要我们能证实这一点，那就容易破解毛超凡魅力失败之谜了”。他重点探讨了四个关键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参与者是理性的？在什么情况下，理性的个人会参与集体行动？在什么情况下，理性的参与者会撤出集体行动？我们怎样来解释集体非理性？”王教授特别提出行为者通常是“容易满足者”，而非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行为者并不总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目标。人们的行动经常受到下意识或潜意识的动机驱使”，所以“人类并不总是像冷静的算计者那样行事”。借用埃尔斯特的话来说，“政治行为者‘在战略上是理性的’，即使他们有时也许会作出无理性和非理性的举动。局部的非理性只有在全局的理性背景下才能被理解”。理性的个人只有在消除了两个障碍时才会参与社会运动：“对参与运动所涉及的风险和对成本的算计”，“对风险的担忧构成了‘行动’的障碍，而对成本的顾虑则构成了‘集体行动’的障碍”。“出现社会运动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就是政治机会结构。是否存在这种机会，取决于政府的控制意愿和能力”。文革就是毛“打开社会控制防洪闸的结果”，但是“包含了许多激进化和去激进化的循环，这种循环的节奏是与毛撤销或重新恢复社会控制机构的决定相吻合的”。产生集体行动还需要团体在提供公益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但是人们可能会搭便车，导致公益的提供不足。那么为什么集体行动仍然会发生？因为“在某种条件下，理性的个人可能会发现合作（而不是搭便车）更符合自己的利益”。王教授提出了五个重要的考虑，一是目标的性质，防止公害往往比争取公益，追求二元性目标往往比追求持续性目标更可能促使人们参与集体行动。二是行为者的类型，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起点各不相同，对起点最低的人来说，“参与集体行动也许是一种得益而不是一种代价”，他们“往往会充当开路先锋的角色”。三是选择性激励，起点高的个人参与集体行动往往还需要一些附加诱惑。四是团体的规模，“小团体要比大团体更可能具有克服集体行动问题的能力”，大的团体如果具有一种联盟式结构，就可能成功地提供公益。五是政治企业家，三和四需要有人愿意提供和操作，“政治企业家的任务就是让其它人去做他们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理性参与者在什么情况下会撤出集体行动？王教授认为“满足和失望都会导致运动的消亡”，“当派性斗争似乎处于势均力敌状态时，运动的联盟式结构最能推动人们加入行动”。怎样解释集体非理性？王教授认为“理性个人的偏好或行动加在一起却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这并不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单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可能会导致集体对自我利益的损害”，“理性的人并不总是产生理性的结果”。接下去就进入正文了，王教授叙述了那个时期武汉的状况，并对文革前十几年的社会做了结构主义阐述，对文革十年的群众行为做了理性主义分析。
二、“分歧的根源，年”王教授通过考察1960年代中期以前的社会权力结构以及各个社会集团在这种结构中的地位，认为文革发生的事情，“源于之前十七年的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出现的紧张关系”。王教授首先介绍了武汉当时的六个行政区的特征和主要居民类型，接着指出文革前的武汉呈现着三种社会分歧。一是“干部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分歧”。这主要是由劳动分工的等级结构造成的，王教授认为在文革前的中国，“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被干部阶级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的冲突所掩盖”。二是“干部阶级内部的分歧”。王教授认为干部阶级可以分为党政干部、行政管理干部、技术干部三类，“党政干部，特别是那些中下级干部一般出身于工人阶级或贫农，很少受过正规教育；而多数专业干部则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受过较好的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包含了高低两种出身的人”，原因是搞建设需要一大批专业性强的干部，但是兼备政治可靠和技术内行的人很少，“多数革命干部没有受过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训练，而受过这些训练的人却往往出身于中等或上等阶级家庭”。“新政权努力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知识阶层”，但是短期内“干部的总体教育水平仍然不高”。王教授将这两类精英称之为新精英（新的政治精英）和老精英（老的专业精英），认为这两类精英为了使自己对权力的要求合法化，都把社会排斥作为一种策略，比如在百花齐放期间，老精英表达了一些要求，而在才的方面居于劣势的新精英，则“拥护重视德且用阶级成分作为衡量德的主要标准的政策”，把阶级划分用作“解除专业干部竞争力的武器”。三是“工人阶级的内部分歧”。王教授认为工人势力大体上可以分为积极分子、落后分子和中间分子三类。“这种划分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群众动员方法的副产品，同时也是资源稀缺的副产品”。在生产、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并得到领导赏识的工人可能会成为积极分子，反之可能会成为落后分子。1960年代以后，艰苦朴素也开始同“无产阶级美德”挂钩。社会生活的政治化，极大地扩展了“落后”的范围，使“那些工作努力、很好地完成任务的人也可能被看作‘落后分子’”。“在每个单位里，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都不占职工的多数。在这两类人之间，就是‘中不溜秋’的工人。他们属于人们所说那种‘听话’的工人”。“1960年代初社会生活的政治化给中间分子施加了日益增大的压力”，走中间道路逐渐行不通了。领导会鼓励积极分子去帮助落后分子，但是“因为奖励是有限的，扩大积极分子的队伍就会稀释他们作为少数所享有的好处”，所以积极分子通常会把落后分子看作潜在的竞争者。“领导喜欢积极分子，另一方面，上级和积极的同事则歧视和孤立落后工人”，这加深了落后分子与领导和积极分子之间的隔阂。“有些评论家认为，干部阶级和群众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是文革的原因之一。事实上，经济不平等并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么严重”，王教授通过当时武汉干部的月工资等级和武汉家庭月收入的数据，说明当时“中国的收入分配与西方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带有高度的平等主义色彩”。“如果说在文革前中国社会还有富人的话，那也只能在老精英中找到”。另外“总体上看，知识分子的工资比工人高得多”。在向上流动的机会方面，老精英的家庭环境比较有利于子女上大学，政府为了增加大学生中工农子女的数量，实行了补偿政策（在大学入学考试时为阶级出身好的人额外加分）和抽肥政策（严格限制阶级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上大学机会）。“老精英及其子女把（平等）这一口号理解为机会的平等，而出身低下的人则把它理解为结果的平等。所以每人都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受到了歧视。紧张关系由此而得以发展。推行阶级路线使学生们日益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集团”。文革之前“中国城市中存在着三条主要分歧线：干部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结构性分歧、旧精英与出身低下的新精英之间的残余性分歧、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之间的行为性分歧。从结构上讲，在这三种社会分歧中，第一种是最基本的分歧”，“但是，在文革前，后两方面的分歧却掩盖了精英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使中国社会里的权力关系复杂化”。王教授认为毛在1965年宣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是一个大胆而错误的观点。由于上面提到干扰性分歧，精英与群众的矛盾还没有成为中国社会最富政治意义的分歧。相反，在日常政治中，政治精英和积极分子为一方，专业精英和落后分子为一方，两者之间的冲突更加明显”。“党政干部在利用老精英的知识和才能的同时，还竭力使他们处于虚弱被动地位。为此，他们需要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工人）他们同党政干部一样，也很厌恶旧式精英相对高的生活水平”，所以文革爆发后，“老精英成为运动首当其冲的对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工人积极分子尤其愿意与党政干部合作以维持现状”，“积极分子所拥有的进步机会，鼓励他们从道义上忠于现存社会秩序”。“专业干部凭借其人力资本，在管理商品和价值生产与再生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这个缘故，新政权允许老精英取得比社会大众相对高的收入。但是，得到高工资的专业干部却并不愿意从属于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劣于自己的政治领导”。“落后工人跟其积极的同事一样不喜欢旧精英，但他们更关注党政干部和积极分子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歧视。由于落后分子和老精英都在党政干部和积极分子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屡屡成为被打击的对象，他们就在联合起来挑战现政权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其它分歧，如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职工之间的分歧、国营企业中临时工与正式工之间的分歧、同一城市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人之间的分歧以及代际分歧等。而且这三种分歧并非总像上文所讲的那么截然分明”，为了给分析文革期间各种派别间看来错综复杂的斗争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王教授“有意地简化了1966年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权力关系”。尽管存在着这些分歧，但是“1966年春，中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像以往一样稳固。没人会预期出现大动乱”。人们的偏好也许已经形成，“但他们的行为选择面临政治约束，不允许人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偏好行动”。就在这个关头，毛发动了文革。
三、“旧游戏与新牺牲者，月”那张大字报向民众传达的信息，王教授认为是“攻击当地党的领导并不一定是不合法的”，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体制里，等级制的党组织垄断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强而有力的机制，毛才能够发动统一的行动。但是，只有当毛的指示基本适应操作者的利益时，这种机制才会有力而高效地发挥作用，否则的话，毛的信息就可能受到歪曲。出于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官僚们敢于同毛的指示唱反调，而是因为他们倾向于结合自身利益来解释毛的话。月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从北京的中央到基层的各级领导人都把新的运动看作另一场反右运动。按照这种理解，任何未经批准而对党支部或党的高级官员的攻击，都被看作是对党本身的进攻，而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只允许对基层个别党的官员进行善意的批评”。于是，游戏规则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人们仍会扮演以前扮演过的角色，“在行为上没有完全遵循旧的游戏规则的人”成为打击对象，就像当时省委第一书记宣布的“文革要打击的主要社会集团，是文化名人或资产阶级权威”。“然而少数中学生和大学生却抓住了聂的大字报中透露出的信息，尽管只看到一些表面的东西。他们无意于挑战现存制度，却决定模仿聂一帮人那样行动。后者攻击了北大党委。这些学生才十几岁，政治上天真幼稚，因而行动的起点很低”。武汉的一些学生贴了大字报批评他们所在学校的党委。“当地领导人对这种挑战感到震惊”，于是工作组进驻学校。“地方领导人就像毛1957年那样，急于同‘牛鬼蛇神’玩这样一场游戏：先让他们放心地跳出来，然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总共有来自13所学院的254名武汉大学生被定为‘假左派、真右派’”。成年人经历过反右，变得更谨慎了，“很难把他们引出洞来”，但是也有一些人“并非因为向当地领导进行了挑战，而是当地领导在政治运动中为了装装门面”而成为被打击对象，比如那些有个人历史问题的人。中学生侮辱老师成为一股浪潮，“在文革的政治气候中，任何显示出学术成就的人都被视为学术权威，而一切学术权威都被当作资产阶级权威”。当时武汉约40%的中学教师出身不好，于是又出现“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的标签。这个时期被许多人称为“打乱仗”时期，因为“在多数情况下，目标并不是由党组织和工作组选择的。因为人们感到有巨大的行动压力，就进行了互相攻击。如果他们不批判别人，就可能被人家指责为对运动不太积极”。但是“打乱仗”并不意味着盲目选择目标，秘而不宣的规则是：“如果我不得不攻击什么人，那么我会攻击那些我不喜欢的人”。6月，“北京发布了关于高中和大学招生的两个指示。指示批判现行招生制度有利于非无产阶级子女而不利于家庭出身好的孩子”，在高中生特别是毕业生中引起了动荡，学生团体分化了。除了出身不好的学生，出身好的学生优越的阶级出身也“可以使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学生的学业优势黯然失色”。“在整个6月和7月，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基本上能够把形势置于他们的有力控制之下”，“旧的游戏规则依然本质上完好无损”。这段时期的文革“显然偏离了毛期望它运行的方向，即整顿这个党”。
四、“新游戏与新玩家，月”“为了达到他的激进目标，毛决定通过放松一些旧的游戏规则来打破现存的政治平衡。他推行的第一项变革，就是宣布‘放手发动群众’的原则”。新原则具有三个重要意义，一是“剥夺了党组织限制群众动员的权力”，二是“公民个人第一次获得做出他或她自己判断的权利”，三是“如果发现党组织犯了企图扼杀群众革命积极性、压制不同于自己的意见或对于群众运动设置障碍等错误，人们就可能运用放手发动群众这个武器反对党组织”。这就极大地降低了自发政治行动的风险，具有低政治参与起点的人就可能首先站出来，成为政治先锋。首先登场的是红卫兵，这是1950年代以来出现的第一个“自发群众组织”。由于毛的支持，省当权者表示了对“青年革命闯将”的支持。“由于当红卫兵便马上得到荣誉、尊敬和名望，而且也没有什么风险或代价”，这一组织就像雨后春笋，在武汉到处出现。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消息传到武汉后，“破四旧”运动也迅速席卷武汉。“几天之内，街上所有四旧的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学生于是开始搜查旧精英的家，没收或销毁任何他们认为需要这样做的东西”。“由于价值的判断是由十几岁孩子作出的，已至很多真正的宝贝被摧毁”。“针对老精英的暴力在1949年以来的其它时期也发生过。过去的暴力总是由当地政府发动和组织，而1966年8月的暴力则不痛，它是由自发的学生们进行的，结果就更加肆无忌惮、更加野蛮”，“在武汉，有32人被殴打致死，还有112人企图自杀，其中62人死亡”。为什么武汉学生那么热衷“破四旧”？王教授认为一是没有风险，因为毛和中央文革小组赞扬北京红卫兵“破四旧”；二是除了时间外，不需要付出代价，而学生因为停课而有足够的时间；三是他们觉得有刺激有趣等表现性收益。“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危害了公共秩序，却放过了毛心目中关于文革的主要对象，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领导人开始让红卫兵平静下来。“由于地方社会控制机构仍然很有效，群众暴力很快得到控制”。红卫兵吸收成员的标准是“红五类原则”，只有红五类学生有资格加入，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排斥，出身中等的学生沦落到从属地位。红卫兵的兴起一是开了“利益相同的人可以自己组成团体反对其他人”的先例，二是使“跨单位行动开始出现”。红卫兵当时的打击对象，仍然是“过去十七年里各种运动及文革头两月的打击对象”，然而学生的串联，掀起了汹涌的造返浪潮。8月底，一群北京学生到达武汉，带来了“可以‘炮轰’地方党委”等特殊消息，并开始直接攻击湖北省委。这些北京学生“显示其优越的一种方法，就是要做一件当地人不敢做的事情”，但是挑的第一个问题相当微不足道。省市领导人采用三种策略来对付北京学生，“当地居民（包括当地红卫兵）从一开始就把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攻击视为一种狂妄行为”，北京学生也不屈服，还提出了“打倒湖北省委”的挑衅性口号。约百万武汉市民争论湖北省委是否犯了错误，“主导性的意见是，省委没有犯错误。多数当地居民简直不能相信，几个学生就能改变过去17年确立的游戏规则”。“拥护湖北省委的力量基本上是自发的”，“北京的造返学生陷入了难堪的困境。他们走到哪里，就会被愤怒的人群所包围”。但是，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了。“串联打破了现存政治的平衡，促成了有利造返的形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串联能把保守派转变为造返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先点燃武汉革命烈火的人却是来自北京的保守派”，“对武汉当局发起攻击的多数北京学生，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一般都是保守派”。二是“串联有助于促进地方反对势力的产生”，大批从外地串联归来的武汉学生，和来武汉串联的外地学生带来的消息，“使越来越多的武汉居民开始意识到，以前一直熟悉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而意识到“当一名造返派要冒的风险并不像以前想的那样大”。三是“串联有助于改变大学和中学里保守派和造返派之间的平衡”。大约在这个时候，，毛“决定完全改写游戏规则”，“到9月底为止，他已经认识到，最早出现的红卫兵是维护现状的力量。而他能够依靠的造返力量只有极少数人”，“毛决定采取旗帜鲜明的立场来支持少数”。10月，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向他们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命令地方当局为所有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的人平反，公开销毁所有存档的‘黑材料’”。文革在武汉发生了突然的转折，武汉“省市领导人别无选择，只好承认‘错误’，并向串联学生和本地少数派学生道歉”。王教授认为，“中国政治体系的权力结构就像一个金字塔，每一级当权者的合法性都来自其上一级的权力，最终来自毛。在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十七年里，那些当权者已经习惯于统一的领导和没有制约的权威。由于得到了来自上面的支持，所以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镇压来自下面的挑战。但他们并没有独立地对付挑战者的经验”，“没有来自上面的支持，当地领导人就黔驴技穷了”。“串联学生带给武汉的激进思想为当地造返团体的产生铺平了道路，而地方领导权威的下降则进一步减少了集体行动的风险”。“由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组团结社，1966年10月，在每个学校都出现了无数的组织。这些新团体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成员对老红卫兵组织的排他性感到愤怒”。“只要一个团体成立，它就有权利以某种形式接受学校的财政支持”，“在10月和11月间，出现了大量关于有的团体偷窃或抢夺其它团体设备的报道”。为了与老红卫兵组织竞争，新团体建立了松散的联盟，称为“思想兵”。思想兵扩张并建立了司令部，简称“二司”。“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重要结果就是，它摧毁了地方政权的合法性。随着激进的中央政策逐步摧毁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后者的主要职能——社会控制——也就陷于瘫痪。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缺乏社会控制整套机制支持的情况下，毛能够控制和指挥他所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吗？”“个人崇拜无疑可以作为动员民众的一种工具”，但是有效的领导包括激发活力和指引方向两种功能，如果只能激发活力而不能指引方向，“他就将看到他所调动起来的追随者向别的方向前进”，而“个人崇拜本身却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毛的意志”。毛摧毁了社会控制机制，但是“这种社会控制机制对他指导和协调民众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1966年后两个月，运动超出了文化教育机构，进入了社会的每个角落。文革一开始，工厂基本上没有受到学校里和社会上各种事件的影响。一些工人在6-7月间曾受到打击，他们看到受打击的学生得到了平反，也想恢复名誉。在8-9月间，一些工人在单位内建立了秘密的联系，相互给予支持。10月，一些工人和造返学生之间逐渐形成了众多的联络网。11月，一个叫做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的工人造反组织宣告成立。随着几个城市中工人群众组织的出现，毛“改变了有关不允许成立工人群众组织的考虑”。“自发工人组织的合法化，是文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如果允许工人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那么其它部门的人会感到他们也有资格享有同样的权力。中国人第一次可以自由地组织任何他们想建立的团体，只要他们表示忠于国家的最高领袖毛。不管这个自由多么有限，它毕竟唤醒了人们长期受压制的自我利益或团体利益的意识，并且提供了追求这些利益的机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就这样涌现出来”。工总成立以后发生了几次“政变”，“权力逐渐集中到来自几间特大型工厂的一伙年青工人手里”。工造总司等其他工人激进组织也相继成立。随着成年人群众组织的激增，“在所有部门里都产生了打破权力平衡的威胁，并使整个社会失去平衡”。在多数情况下，激进工人在每个单位里都是极少数。“对于激进工人组织的兴起，多数干部、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和老工人都感到迷惑不解。在他们眼里，好人不造返，造返没好人”，“当造返开始泛滥时，他们逐渐地失去了耐心”。一些激进组织占领《湖北日报》办公室以后，保守组织革命职工联合会（简称“联合会”）于12月宣告成立，成员很快扩展到40万。造返派“在与省市当权者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一些造返工人壮起胆来，开始向单位提出个人要求，焦点问题是“黑材料”。“不管是北京还是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都没有说明白，谁有权力决定哪些材料是‘黑’的，哪些不是，谁有权力确认是否交出所有黑材料，以及谁有权力裁决在整理黑材料过程中出现的争执”，结果“一边想要公布更多的材料，而另一边拒绝交出材料”，加剧了紧张关系。“北京对全国的保守力量日益持反对态度”，1960年末1967年初，造返派高歌猛进，关闭了武汉市委机关报《武汉晚报》。“几乎所有党的干部都‘靠边站’了。造返派对他们举行批斗会，还污辱他们，带其游街。造返派还向保守派发动了猛烈进攻”，“结果，有3100人被监禁。武汉落到了造返派手里”。“武汉造返派势力的兴起过程，说明了政治机会对于群众动员的极端重要性”，头几个月，因为游戏规则基本未变，高风险遏制了潜在的反对派。“直到北京学生揭示了本地政权的虚弱性时，第一批当地学生造返团体才敢宣布他们的存在”，“直到毛决定性地削弱了社会控制机构，而且学生也进一步检验了造返的限度之后，成年造返派才开始消除疑虑，顺应目前的潮流”。“可以说他们投身文革的决定，主要是基于对个人可能得到收益与风险的仔细算计”。
五、“派性剖析”“那些在文革前两月受打击的人最可能成为造返派。但是，并非这类人中的每个人都参加激进组织，也不是每一个造返派都是以前的受害者”，那么文革期间的派性与文革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之间有什么关系？王教授认为，“一般来说，文革前与政府保持比较密切关系的人在运动中容易成为保守派”，“毛也指出，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和普通工人的多数参加了保守组织。但他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他们的蒙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根源。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随着旧权力结构的瓦解，文革为每个人对提供了机会，让人们在激进组织和保守组织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多数人自愿加入保守团体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从前领导的蒙蔽，而是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旧制度结构基本上是良好的”。“什么样的人可能成为造返派？在学校里，造返派是那些被排斥于老红卫兵组织之外的人。在工厂和其它单位里，他们是那些在文革前或在运动最初几个月里被疏远的人。所以，更多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参加激进组织而不是保守组织，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阶级出身并不是派性组合的唯一变量”，王教授考察了“工总”的主要头头的过去经历，发现“他们都有对社会不满的理由”，多数在文革前，“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受到处分”。“对这些个人的指控是否具有充分根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感到自己是受害者”。“有些家庭出身好而且从未受过处分的人也加入了激进组织”，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是‘落后分子’。长期不被信任、遭受批评和歧视”，二是“运动初期，他们可能有亲戚被打成‘牛鬼蛇神’”。有时，“在本单位保护当权者的人却参加了全市性的激进组织”，“在本单位攻击上级的人却加入了全市性的保守组织”，“这些情况常出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存在双重权力结构的单位，即由工作队为首的权力结构和由党支部领导的另一个权力结构”。一个普遍的做法是“通过认定人们加入的主要全市性组织来给他们分类”，“在武汉，那些加入二司或公总的人就被称为‘造返派’，而那些加入老红卫兵或联合会的人就被称为‘保守派’”。“保守派常常被人称为‘保皇派’，指的是他们忠于从刘到他们工作单位党的书记这些当权者”，但是“一旦证实刘真的‘犯错误’时，保守派与造返派同样批判前国家主席”。“保守派对更高级干部命运的关心远不如对他们直接上级命运的关心，这一事实表明驱使他们参与运动的动力并不是对冠冕堂皇的思想问题的关切，而是对他们至关重要的切身利益的关注。从本质上讲，保守派努力保护的不是当权者个人，而是他们从中受益的现存权力分配结构”。此外，还存在着人称“逍遥派”的旁观者，在运动初期主要由三类人构成：“被排斥者、免费搭车者和不愿意参与者”，“在很多单位里，他们至少占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逍遥派的人数还会有巨大的增长”。文革中出现的派性源于之前存在的潜在矛盾，但是潜在矛盾的存在还不足以引起动乱。还需要某些条件，人们才能参与集体行动。前面的分析表明，“直到毛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对政治行动的制度约束之时，自发的行动才开始出现”。“毛首先通过使某一类人成立自由构成和自主运作的团体的行为合法化（比如，由出身好的学生成立的红卫兵），来扩展可准许行动的范围。接着，他通过允许不满现状的社会团体要求政治发言权，来扩大可准许行为者的圈子。最后，他通过拒绝给予下级政府支持，来解除现存实施统治机构的武装。他强调‘造返有理’，就不仅使挑战现政权正当化，而且使社会控制非正当化。通过改写游戏规则，毛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舞台，其大门向长期习惯于被排斥于政治之外的人们开放。这是自发政治行动发生的先决条件”。“由于人们是出于不同原因而成为造返派，所以也就不可能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造返派集团。事实上，造返派分化成一些更小的派别，它们之间的冲突可能跟造返派和保守派间的斗争同样激烈”，“面对保守派的巨大压力时，它们可能结成一时的联盟，但不同或对立的动机，最终把他们引向互相厮杀的战场”。群众组织的联盟结构“具有使成员保持高度积极状态的优点”，也有“没有力量对他们的成员进行严格的纪律约束”的缺点。“在社会控制陷于瘫痪、新成立群众组织缺乏内部控制的情况下，发生偶然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参与者‘坏’或者‘天生好斗’，而是因为没有办法防止人们诉诸武力”。“由于规则和规则实施者的缺失，就使得甚至好人之间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也会去运用暴力”。在敌意普遍存在的气氛里，“一个火星就可能点燃燎原大火”。“多对数运动参与者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各自单位内的问题，而不是宏伟的意识形态问题。例如，多数造返派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补偿个人所受过的委屈”，以单位为基础的小团体附属全市性的组织的主要原因是“以这种附属来威吓本单位内的对立团体，或者要在这方面与对立团体相抗衡”。“而它一旦成为全市组织的一部分，小的团体就要与它的保护组织共同命运了。为了自己的利益，它必须在城市政治问题上与保护着相一致。也就是说，是结盟促使了一致，而不是相反”。王教授认为，“毛对造返的鼓动以及他为使现存权力结构非正当化所作出的努力，是亿万中国投身于文革中的必要条件。但并不能因此就说，作为运动发动者的毛能够控制他所唤出的力量。事实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创造了这样一种局面，它使毛不能有效地同其追随者沟通，从而不能有效地实施他的领导”。“失去了等级制的守门人结构（地方权威）的帮助，毛同他的追随者之间的沟通就变得极端不稳定。这种情况使人们有可能随意解释北京的信息，并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采取行动”。“省级以下支持机构的解体，就使毛失去了躯干、胳膊或腿，只剩下一尊威严的头。对规则实施机构的摧毁，使得毛难于把偏离他所要求道路的潮流纠正过来。以后，他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追求激进目标的话，他必须依赖于动员造返派，而这样做总是导致混乱；仅仅恢复最低程度的法律和秩序的话，他就必须重建地方权威机关，这又不可避免地会恢复旧的权力关系。两种结局毛都不想要，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又不能解决这个困境。相反，运动以日益增大的频率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地来回摇摆”。
六、“保守派与造返派之间的冲突，月”“1967年初，中国徘徊在无政府状态的边缘。由于地方权威实际上已经丧失，人们的行动就不存在机构的约束。在缺乏政府强力管制的情况下，没人对做危害社会秩序的事进行自我约束。结果，无法无天的事情随之发生。政府的缺位，很快促使当代中国媒体所说的‘经济主义泛滥’”。无业青年要求得到工作，个体商贩要求减低税率，集体企业职工要求把单位升格为国营企业，国营企业的合同工和临时工要求获得工作保证，一些正式工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经济主义’给中国脆弱的经济增添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为了消灭无政府状态，毛认为有必要重建拥有足够权力的公共权威机制”，他选择了建立新的权力结构，号召夺权。“当领导人鼓动夺权时，他们并没有预计到这会带来更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在何种条件下，谁有权利夺权？要夺谁的权？夺什么权？夺权行动如何展开？新的权力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北京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信息对是模棱两可和相互矛盾的。结果，夺权成为一场没有规则和规则实施者的游戏”。“毛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提出他的夺权思想的，即能够不费气力地把造返派联合起来，然后依靠他们从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手中把权力夺过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设想”，“成为新的当权派的前景决定性地改变了造返派的未来计划，并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和行为。由于每一个团体都想尽可能地独自掌握权力，内部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北京发出的夺权号召，立即启动了武汉造返组织之间的派性战争”。由于怎样分配权力等具体计划上的分歧，武汉造返派分裂成两个阵营，工总等组织成立了“革命造返司令部”，工造总司等组织成立了“红色造返司令部”。2月8日，工总等组织发表了一个声明，攻击工造总司及其同盟者。这个“二八声明”后来成为武汉的焦点问题，反对者称这个声明是“一株毒草”，被称为“毒草派”，拥护者认为它是“一朵香花”，被称为“香花派”。“毛期望夺权会带来革命秩序，但事实表明这只是一个幻想。令他极为失望的是，夺权给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混乱。首先，夺权并没有导致新政权的建立”，“由于缺少公共权威的支撑，社会处在于迫在眉睫的崩溃危机边缘”。“第二，夺权从内部分裂了造返派队伍”，“促成了造返派内部的权力斗争”。“第三，毛发动夺权的理由之一，是恢复内部秩序和生产，但事实上形势在匆匆夺权之后变得更加糟糕。它所导致的权力真空为以前政治运动受害者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得以对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报仇伸冤”，“报复行动通常比几个月前老红卫兵所做的更加残酷”。“第四，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时，不可能维持正常生产”。“最后，取得摧毁地方政权的胜利之后，造返派又试图打倒旧政权的最后支柱——军队”。“武汉和整个国家面临的紧迫形势，迫使毛采取迅速而果断的措施来控制住疯狂的造返派”。首先，命令军队介入运动“支持左派”。毛亲自批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严禁民众擅入军事设施或攻击军事人员”。“但问题是，在如何区分真左派还是假左派方面并没有给予明确指示”。其次，强调老干部的作用。“他认为，革命干部占干部的大多数”，“在新权力结构中，老干部必须参与，以便利用他们的管理技能”。第三，毛发动了整顿造返派的运动。“三结合”模式开始出现，也就是军队代表、党的干部、造返派在革委会中占有平等的一份权力。“让士兵和党的干部参与夺权，意在抑制造返派的极端主义”。“虽然毛试图遏制激进主义和自发性的过分行为，但他并没有失去对造返派的信任”，“但在军区领导人看来，毛推行非激进化政策的目标，就是削弱甚至解散造返组织。由于这种错误领会，所以毛的战略再次导致他不愿看到的事情出现，即产生‘二月逆流’”。2月，武汉军区受到香花派的攻击，于是发布声明批评二八声明和香花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成员说二八声明是错误的，武汉军区就用这一点来打击香花派。“文革虽然鼓励人们造返，但造返并不是属于他们的合法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造返仅仅是毛授予的一项特权，并且随时有可能被收回”，“从理论上讲，每个派性组织都拥有这项特权。但只要毛等文革领导人对某个团体稍稍表示一点不喜欢，这一团体的对手就会趁机剥夺其特权，甚至予以毁灭性打击”。香花派意识到失败，“工总的头头到军区请求得到宽恕”，成员“举着表示低头认错的标语牌”游行，但是军区不打算对造返派心慈手软。军队封锁了香花派的通讯管道，占领了香花派盘踞的五座大楼，并对工总进行了秘密调查。“通过调查，军队得出结论，认为工总的确是窝藏‘牛鬼蛇神’的巢穴”，因此决定取缔工总，并逮捕了工总的头目和骨干分子共485人。因为“十六条”禁止军队解散学生组织，军区在对付二司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声称二司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希望二司的群众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利用这一招使二司名存实亡。毒草派最初支持军队镇压香花派，后来认识到保守派正在利用批判香花派发起进攻，发表社论予以警告。军区趁势又打击了毒草派。到了3月底，造返派组织要么瓦解，要么陷入困境。军区“支左指挥部”负责人说：“这次运动就是要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跳出笼来登台表演，你们现在表演够了，该我们表演了。如果你们不老老实实，就杀了你们的头肥田，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保守派和干部们对同意军队的观点。他们曾经对文革开始以来的种种乱象迷惑不解”，现在“在他们看来，毛鼓励人们造返，实际上是鼓励隐藏的‘牛鬼蛇神’现出原形”。“随着造返派在军队压力之下势力日衰，保守派开始恢复元气”，“并迅速向造返派发起报复性反攻”。“军队在镇压造返派的同时，还重建了公共政权”，“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并不按三结合原则建立，军队宣布“从前的单位负责人恢复权力，群众应当服从他们的领导。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从前的干部都官复原职”。军区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注意到北京的政治风向正在逆转。“3月中旬，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开始意识到，运动向秩序和稳定的方向摆动得太远”，对所谓的“二月逆流”发起反攻。4月，中央军委发出“十条命令”，“严格限制了军队处理群众组织的权力”。“‘十条命令’将武汉造返派从绝境中解救出来”，“政治上天真的学生造返派喜形于色，而年长一点的造返派则在兴奋之余还保持冷静”，有些人则从过去的经验中认识到“他们参加造返行动损失很大，而收益很少”，从而撤出了行动。学生造返派再次打头阵，发动了一场将军区派出的军训队从学校里驱逐出去的运动并获得成功。“武汉军区做出了极大努力来恢复公共秩序，但在这种秩序尚未巩固之时，北京的新政策却使之前功尽弃”。“在武汉两间最大的工厂里，工人造返派宣布恢复工总的分支组织”，“一帮学生造返派占领了红旗大楼”。军区领导人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汉造返派的支持”，并“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在中央文革小组与地方军队之间建立一个直接信息传达管道”。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对陈的建议再次装聋作哑”。“如果北京明白无误地告诉其中一方说，你们是错误的，那么这不幸的一方只能退出竞争，而两大阵营的冲突也就到此结束。但是，如果双方都坚信北京在支持他们，那么在他们之间进行殊死对抗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只要北京没有明确否定其参加运动的资格（例如，宣布它是反革命或保守团体），那么任何团体都不会退出竞争。而官方态度的模棱两可，就使冲突各方都可以尽情表演，从而更容易导致全面内战”。
七、“保守派与造返派之间的冲突，月”在紧张的局势下，保守派和造返派各自形成了两个大联合。保守派“因为联盟所包含的五十三个组织的成员总数据说超过了一百万人，所以就把这个包括众多组织的联合体称为‘百万雄师’”。“保守派的共同目标是维护现存权力分配结果，在这一结构中他们已经享有一些既得利益。他们是在为防止造返派摧毁自己生活中的机会而斗争，除此之外别无它求。由于他们在胜利后并无战利品可供分配”，所以“事实上最大化的同盟能够比最小化的同盟更好地位他们的利益服务”。而造返派的目标各不相同，“有些人想得到物质利益，另外一些人希望提高其社会政治地位，还有一些人渴望得到权力。即使他们具有共同的目标，如果胜利到来的话，由于资源有限，他们之间也会为战利品的分配而不得不展开争夺”。“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有太多的组织参与夺权，就会没有足够的位置可供分配。基于这种考虑，造返派倾向于建立的只能是一种可以取胜的最小化同盟”。造返派成立的联合体称为武汉革命造返派总司令部。导致保守派和造返派发生意见分歧的主要问题，一是“工总之案应当不应当予以平反”，二是“怎样评价武汉军区‘支左’的功过”。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面。4月，中央文革小组采取了反对恢复工总的鲜明立场，军区领导人就坚持“工总不能翻案”的立场。保守派比军队更急于防止工总死灰复燃，他们“确信工总主要由三类人组成：出身不好的人、坏分子和机会主义野心家”，宣布自己是“拥军派”。造返派由于攻击地方军队，被视为“反军派”。“有三个因素为集体暴力的产生提供了沃土。第一，来自北京的信息十分模棱两可，就使造返派和保守派都以为自己得到了毛的支持”。“第二，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各派对敌手的实力、策略和使用武力的意愿都不太清楚”，“这种不安全感的相互作用逐步升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在缓和冲突方面，既不存在规则也没有规则执行者”。王教授认为“暴力是一种既理性又可悲的行动方式”，“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确实能够威胁运用武力予以严惩的权威，那么甚至善良和理性的人也会在利益冲突时拳脚相加”，这就可以理解文革中为什么经常发生武斗。5月底出现了第一次全市性武斗，双方加紧调兵遣将，占领领略要点。“北京向全省发出命令，严禁在派性斗争中动用武力，但没人重视这个命令”。“保守派把自己完全控制的汉阳称为‘解放区’，把汉口称为‘游击区’”，把造返派掌握的武昌称为“敌占区”。6月，“百万雄师发动了‘解放’汉口繁华地区的总攻。成千上万身背长矛大刀的队员投入战斗。他们不仅数量上占优势，而且组织性也很强”。“而造返派则处于混乱的被动挨打状态之中。他们中多数是二十岁上下所谓八司的战士。他们缺乏指挥系统，战斗中既无战术也无协调”。6月17日的战斗，“造返派称他们有将近100人死亡，约千人受伤”（百万雄师只承认他们打死了一个人）。6月23日，百万雄师开始进攻武昌。24日，他们对汉口的工造总司发动猛攻，“在这个过程中，打死二十五人”。“武汉造返派的失败迅速引起北京的注意”，26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电报，要求百万雄师停止围攻，并声称将在不久之后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一电报使造返派免于灭亡。从6月27日至7月15日，各派都在等待即将进行的北京会谈，武汉变得相对平静，没有严重冲突的消息。7月发生了武汉事件。事情是这样的，毛决定视察南方数省，将武汉作为第一站，武汉谈判的地点就改在了武汉。周、谢、王力随行，只有谢和王力在公开场合露面。7月13日，谢和王力身穿便衣到造返派的一个据点——湖北大学收集情况，被学生们认了出来，造返派举行了盛大游行表示欢迎，保守派对此不知所措。15、16日，毛两次召见周、谢、王力讨论武汉问题，他提出三条建议：“第一，应该给工总平反，释放被捕的造返派领袖；第二，应当允许‘百万雄师’存在，即使它是一个保守组织；第三，应当停止对造返派的歧视”。周、谢、王力遵照毛的指示召开会议，“由于有了毛的指示”，他们“根本听不进地方领导人提出的建议”。17日，谢和王力访问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王力指责了百万雄师，会见不欢而散。18日，周对与会军官宣布了北京的决定，并补充了“工总恢复后，其成员可能会报复‘百万雄师’的人；应当努力劝告他们不要这样做”等内容。军区领导人仍然不服，直到周带他们去见毛。19日，谢和王力向一些造返派公布了毛的决定。那些造返派立刻将消息传遍大街小巷，但故意强调对他们有利的四条决定，比如应该给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一个保守组织，而不提其他。保守派也通过与其有密切关系的8201部队的管道知道了这一消息。正式将百万雄师定为“保守派”的消息激怒了这个组织的成员，“百万雄师的大多数领导人和群众仍然不相信毛会抛弃他们，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是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他们认为王力的批评只代表了他的个人意见”。“此时，除了个别当地最高领导人以外，谁也不知道毛和周在武汉进行幕后操纵。只有王力和谢在公共场所不断露面，而且王力发表的言论最多。所以，保守派就认为王力只代表他本人，所谓的四条指示仅仅是王力个人对百万雄师表示的敌意”。19日傍晚，大约60名士兵要求王力对四点指示作出解释，但是王力不予理睬。20日，部分官兵联络了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组成几百人去找王力，并把他拖到武汉军区大院。就在武昌局势失控之际，说毛夸奖百万雄师的谣言开始在全市流传，数十万武装起来的保守派成员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抨击“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许多部队战士加入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的示威大军，宣布“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它个片甲不留”，第一次拉下面纱，公开与他们站在一起。“武汉处在动乱之中，而毛仍在这个城市里”，“应毛的要求，武汉军区领导人设法营救出王力”。21日，毛离开武汉，“保守派继续进行示威游行，全市仍然动荡不安”，“几十个造返派的据点被拔除。到7月23日为止，全市只剩下四五所大专院校仍被造返派控制”。“在保守派欢呼他们在武汉的胜利之时，北京却得出这样结论：武汉正在发生一场‘反革命叛乱’”。“7月27日，党中央向武汉市民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号召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三个一小撮’——‘武汉军区、百万雄师、公检法一小撮坏头头”。“多年来，中国人受到反复灌输的一个信仰，就是毛主席不可能犯错误。文革爆发以来，多数权力机关都瘫痪了，但只有毛的个人权威得到了加强。除了毛以外，任何人都可以被怀疑、被否定。而毛却指责百万雄师，还承认工总是‘革命组织’”。当时“对毛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于普通人来说，当发现毛的指示与自己的利益相矛盾时，只得避免质疑其合理性和神圣性。在文革期间，每当北京的指示过于笼统时，各省的派别组织或者只是嘴上拥护这些指示，而在实际上不去执行，或者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解释这些指示。但如果指示十分具体，特别是当北京决定否定某个团体时，那么就没人敢于争辩这个裁定的正确性了。7月27日，百万雄师最终解散了”。武汉军区的领导人被撤换，造返派赢得了城市，武汉文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八、“造返派之间的冲突，月”武汉事件触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运动，在运动过程中，造返派意识到需要把自己武装起来。“在全国许多地方，首次出现了武斗的群众组织抢夺解放军武器的事件。军委颁布了十条不许使用武力对付民众的限制，令军队因此无法抵抗”，“全国范围内，有数千座部队仓库和军营遭到攻击。群众自发的军事化现象惊动了北京，为维持最低程度的公共秩序而采取了双重方针。一方面，奉劝群众不要抢夺部队的武器；另一方面，又答应有序地向左派发放枪支”。“造返派欢呼北京关于武装左派的决定，但与此同时，他们却不理睬党要其终止自发从军队夺取武器的呼吁。由于北京没有也不可能具体指明哪些团体是左派，哪些团体不是左派，所以它关于武装左派的决定只能加速群众组织之间的军备竞赛”。“许多组织建立了准军事团体，开始进行军事训练”。“同其它很多城市相比，8月的武汉还是相对平静的”，“而中国的其它地方仍然处于大动乱之中。在几乎所有省份里，都传出装备有重型武器的两派发生武斗的消息。甚至在北京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暴力活动浪潮。在1967年夏季，中国处在了内战的边缘”。北京为了恢复秩序，命令造返派把武器还给军队，但“多数情况下，造返派还给军队的只是不易隐藏的陈旧的重型武器。常常留下比如手枪、手榴弹之类新的小型武器”。“毛认为，（保守派）他们过去是由于受到蒙蔽才成为保守派，只要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加入到造返派的行列里去”，但“人们在文革期间站在哪一边并不是随机决定的”，“让他们相信造返派是真正的‘革命派’却非常困难。所以，虽然可以不费气力地使‘百万雄师’瓦解，但大多数保守派在武汉事件后仍然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拒绝与他们单位的造返派合作”。“报复也许是人类的天性。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本能受到社会规范和法律约束。但文革打破了一切社会规范和法律，摧毁了公共权力。所以，报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北京虽然“反复规劝武汉造返派不要报复从前的保守派”，“却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阻止造返派这样做。在7月末和8月间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报复成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一部分”。“武汉事件后，造返派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迫害他们单位里的前保守派”，“每个单位都召开批斗会，给成千上万人被戴上高帽游街”。“造返派对仅仅以牙还牙不感兴趣。为了发泄积压已久的仇恨，他们常常要加倍地实行无情的报复”，“据不完全统计，武汉事件后，仅在武汉就有超过600人被殴打致死，6600多人被打伤或致残”。“学生们一般在政治上不太成熟”，“在毒打同学时不存一丝担忧”，成年人则“常常叫别单位的造返派同伙，特别是中学生和青年工人，来做这种肮脏的事情，以使受害者无法识别隐藏在后面的教唆者”。“报复高潮持续了大约两个月。当公共秩序于9月中旬逐渐恢复时，造返派的过分行为开始收敛”。“造返派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他们具有扰乱和摧毁现存体制的巨大能力，但极少去考虑如何改革这种体制”。“由于明确的斗争对象已不存在，大批造返派，特别是从前的落后分子，就失去了参加集体行动的兴趣。他们开始退出政治，成为‘新逍遥派’”。新逍遥派的问题就是如何打发时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被当成‘毒草’的电影却又开始放映，而放映这些影片的理由堂而皇之：因为造返派需要批判它们，所以就得先观看或审查这些电影”。“一股新的经济主义浪潮又在武汉掀起”，“国有企业的临时工和合同工要求转为正式工”，“一些正式工要求得到职务提升、薪水提高、更多的福利补贴和奖金”。“许多集体企业的工人以各种借口用企业积累下的资金为自己牟利”，“在有些极端的情况下，公积金很快被用光。一些工人甚至将其企业转变为‘地下工厂或商店’，用来进行投机倒把、牟取暴力、逃税及其它非法活动”。“当时不断报导，有暴徒抢劫企业的财会部门、省市金融机构、税务局和银行”。很多造返派企图消除过去戴在他们头上的帽子，“一些从前的资本家、地主、富农和坏分子抱怨说，‘刘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使他们戴上这些屈辱的帽子”。主要造返组织领导人并不支持那些经济要求，他们更关心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尽管党的领导人反复要求造返派形成大联合，但在武汉事件后各种造返组织之间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造返派领导人想要夺权，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权力来实现诸如改革现存体制之类的高尚目标，而是因为他们喜欢的就是拥有权力本身”。“如果没有一整套调节竞争者行为的规则或实施规则，权力就不可能在竞争者中间分配”，北京提出“在分配权力之前，造返派必须形成大联合”，但仍然没有规定游戏规则。“由于各派都希望建立刚好满足取胜需要的、尽可能小的联盟，自发形成大联合就成为不可能的任务”。“掌握从省到基层权力的前景，再次按‘香花派’和‘毒草派’（现在分别被称为‘钢派’和‘新派’）的旧阵线将武汉造反派分裂开来。每一方都试图主导大联合，并以削弱对方为代价”。双方经过激烈的争执，仍然没有达成一致。 北京为了创造大联合“高潮”，“宣传一些虚假的例子。而各省造返派对此的反应，则是建立虚假的联合以取悦北京”。“对于外面的不知情者来说，省市级的大联合看起来已经近在咫尺。但是，参与者却知道，所有这些仅仅是在做戏”。“周通过设定期限、降低造返派领导人在新政府机构中得到机会的期望值以及指明联合的形式和合法参与者，希望造返派实现团结的过程会顺利一些”，派别斗争的战场就“从街头转移到会议室里”。红代会因为周指定了六个主要学生团体作为成员，因而于10月宣告成立，但工代会的谈判相持不下。北京就要求“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但是“各方都无意执行北京关于解散大型群众组织的指示”。11月陷入僵持，“但是僵持不应当被误认为平静。在武汉建立工代会和红代会的谈判破裂后，‘钢派’与‘新派’之间的矛盾继续加大”，双方互揭伤疤，并“开始组织自己的半专业性的武装力量”。
九、“造返派之间的冲突，1968年”毛要求各省市在1968年春节之间建立革命委员会，“但到1967年12月初为止，只有九个省成立了新的权力机关”。“对立派别正在玩的事实上是一种‘囚徒困境’游戏”，“在缺乏外力迫使合作的环境里，只要不是重复性游戏，双方玩家的自主选择都倾向于采取不合作策略”。于是，毛就开始“从上面强制性地向下实施”。军队在北京的支持下，召集主要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学习班，让他们接受了“让钢派控制工代会，让新派控制红代会”的方案，武汉红代会和工代会正式成立。但是“联合仅仅是名义上的。无论是钢派还是新派都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但是他们暂时无计可施，因为政治气候正向有利于军队的方向转变”。革命委员会要以三结合为基础，干部代表就成为热点问题。“毛从没有打算大规模地把党的干部赶下台，特别是对于较低级的干部更是如此”，“但造返派不愿意让他们批斗过的干部恢复职位”。“在选择未来合作伙伴时，造返派的第一选择就是那些他们认为容易打交道的干部”，主要是“老好人”和新来者，因为他们不太可能损害造返派的利益。“到了1967年11月，北京显然想要革命委员会变成这样的机构：即军队代表担当监护人的角色，造返派代表起监督的作用，而日常决策权力则主要由干部代表掌握”。因此，“武汉的两派在各个级别上对各自提名的干部展开了激烈攻击”。尽管军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钢派和新派无法达成协议，北京非常焦急，就不再坚持在成立革委会前必须先解决派别分歧的要求了，于是军队就承担了决定省市革委会组成的任务，省市革委会终于成立。“两个革委会的负责人都由军队干部担任”，“这两个革委会的其它职位则在两派间均衡地分配”，“两派都有大致相等的干部代表数量，每一方都成功地将其提名的一些干部安排到两个革委会中，但都不能保证他们提名的另外一些干部被安排进去”。随着省市革委会的成立，“这个城市出现了难得的休战时期”。“然而，革委会的成立并没有结束派性对抗，派性活动正在暗地里慢慢地展开。长期摩擦的根源在于：无论哪一派都对自己在省市革委会中的权力分配比例不满”。“毛希望革委会可以成为一个公正的政府权力机关，但革委会成员却要继续作为自己那一派的代表，所以，派别对抗又进入了革委会内部”，特别是较低层次的革委会，“但在一段时间里，派性斗争不得不采取隐蔽的形式，因为北京发动的反对极左思潮运动还在进行”。3月底，“北京突然终止了反对极左思潮运动。毛认为反对极左思潮运动走得太远，把文革引到了右的方向。他又对右倾发起了反攻。对右倾的反攻重新点燃了武汉造返派正在熄灭的火焰”。当时由于从进一步的集体行动中得不到多少益处，很多造返派成员成为了新逍遥派。“为了激励其成员行动起来，两个造返派别都竭力地鼓吹‘百万雄师’正准备复辟，以引起他们的惊慌”，他们“开会公开批斗成千上万的保守派，并让他们游街，还将几千人投入监狱”，“那些被锁在体育馆的人遭到了残酷的折磨。有些人被毒打致死”。一个前造返派理论家承认：“当时‘百万雄师’对造返派根本没有什么威胁。通过夸大这种威胁，造返派头头是想吓唬不积极的成员再次积极起来。通过牺牲以前的保守派，两派都企图互相压倒对方……因为在当时，人们一般认为‘温和’就等于‘右’……为了证明自己比其他人更加革命，他就要格外地残忍”。但是“狼来了”的策略并不太成功，许多造返派“对文革的反复无常日益不当回事”，表示“中央表态我表态，运动后期当左派”。“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两个对立的派别只得依赖特种力量”，也就是半专业化的突击部队，其成员大多是20多岁喜欢打架斗殴的小年青，还有一些地痞流氓。4月，钢派与新派之间的争斗重新爆发。“到了4月底，两派间关系十分紧张，导致工代会和红代会瓦解”，“两派又开始收集武器，包括造返派组织在前一年秋天藏起来的步枪和手枪。据估计，1967年夏季事件以后约有十万件武器流入各个造返派组织手中”，他们还派人到外地购买武器。两派在煽动派性狂热的同时，加紧战斗准备，占据了几十座高楼作为指挥所。“在这种气氛中，两派间的小冲突时常发生”。“5月26至28日，两派在武汉进行了疯狂的抢劫武器竞赛。城里及附近县里几乎所有的军械仓库都遭到抢劫，有人甚至直接从战士手中抢武器。据估计，仅仅5月27日一天，就有约8万支枪被盗。三天总共抢夺了10万多支枪和1000多万发子弹”。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来电要求停止抢枪，但是两派阳奉阴违，只归还了他们抢夺的一小部分破损和陈旧的武器。当时“向天空开枪或在空地投掷手榴弹成为时尚的游戏”，“虽然极少以人为靶子，但到6月中有57人遭流弹打死，327人被流弹击伤”，零星的战斗多次发生，“武汉居民陷入了恐慌状态之中。没人敢离开家，因为害怕会被流弹击中”。形势恶化之时，武汉军区领导人正在北京，“中央领导人给予他们以恢复武汉秩序的自主决策权力”。“6月15日他们回到武汉后，便立即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恢复秩序”，召集主要群众组织的头头参加会议，奉劝造返派组织交出抢去的武器，解散突击队。起初，造反派头头们不当回事，“全市仍能听到枪声，偶尔还能听到密集的射击声”，“有些工厂和院校的造返派开始制造‘新式’武器，入坦克、化学武器、高能炸药包和地雷”。“北京号召进行反右倾运动所重新引发的武斗决不只是在武汉发生，其它很多省在1968年4月至7月间都变成了战场”。“面对日益不可收拾的全国性混乱，北京别无选择只有叫停反右倾运动，转而恢复公共秩序”。7月要求陕西停止武斗和针对广西的两个布告，标志着文革又发生了一个转折，“‘革命大民主’的热焰逐渐熄灭”。7月18日，“毛指示要进一步宣传‘七三布告’。北京随后决定发动一场群众性的宣传运动”。“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强烈反对所谓多中心论的社论”，恢复了对派性的批判。武汉军区受到鼓舞，着手完成三项任务。一是“派工宣队进驻所有学校”。工宣队在学校解除了造返派武装，并解散了造返派组织。“对造返派学生的最后打击，是号召他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二是“逐步解散群众组织”。省革委会通过了关于“彻底解散一切群众组织”的决议，“使一切群众组织都处于非法地位”。“迫于压力，工总于9月11日举行了告别集会。三天后，工造总司也停止活动”。“其它小组织也纷纷宣布解散”。“经过两年的存在以后，除了语言以外，文革‘大民主’的所有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三是“捅马蜂窝”。“很多造返派个人被当成‘马蜂窝’，成为特殊‘学习班’的对象”。“10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武汉展开”，“这一运动对造返派尤其不利，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或者其家庭成员都有不好的阶级背景或不光彩的历史记录。走资派就不同了，在处理时通常极为谨慎”。武汉军区还把军宣队派进各个单位，从而“把革委会抛在一边”。“工宣队和军宣队成员都是遵照北京提出的标准严格挑选出来的。第一条标准，就是他们必须具有好的阶级背景。因此，他们很可能是保守派或者是保守派的同情者”。军宣队“运用大众传媒把造返派搞臭”，在他们的努力下，“前保守派逐渐打消疑虑，开始积极地帮助解放军开展运动。当然，运动对象首先是其单位里的造返派头头和造返派骨干”。“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一些前保守派又得意起来，开始弹起他们在运动过程中一直唱的老调：所有造返组织都是‘坏人的防空洞’或‘罪恶的渊蔽’。因此，他们声称，‘永远不能让造返派掌权’”。“到1969年初，造返派已经丧失了他们在武汉从基层到省各级革委会中的多数权力”，不管变革形式如何，都是“由前保守派替代了造返派，由不支持造返派的干部替代支持造返派的干部”。“文革进行了两年半以后，似乎从1969年开始，历史的钟摆正明显地荡回到1965年的状态”。
十一、“年间的派别斗争”（一）“复查运动正要结束之时，对林的批判突然变得对造返派有利起来。在林死后的第一年里，他被当作极左分子加以批判。但是在反对极左运动的过程中，毛感到持续地批判极左思潮可能会从根本上否定文革。1972年12月，毛得出结论，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太过头了。因此，林罪行被重新定性为极右。当时，毛确信右倾思潮盛行，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就需要一股能够对右翼势力形成制衡的社会力量。他又想起了运动的拥护者——前造返派。于是各省开始接到指示，允许那些原先在当地革委会担任领导职务的造返派复职，并且任命另外一些人到正在被重新组建的官方群众组织中任职”，“此外，最近被调到中央任职的上海著名造返派头头王被派到一些省份视察，目的是会见当地的前造返派头头”。“当造返派们从各自的消息管道得知王的巡视之后，他们意识到对林问题重新定性的重要意义”，并开始活动。“在1973年中期，地方当局迫于北京方面的压力，再次让武汉的一些前造返派头头担任了领导职位。与过去数年的情势相比，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但是，造返派在省市级所取得的胜利还没有蔓延到基层。在工厂、学校、政府机构和其它机构，造返派仍普遍被排除在官方的群众组织领导层之外”。“日，几个造返派秘密系统的积极组织者被捕，同日，中共十大在北京闭幕。整个会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由毛提出的口号：‘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这使造返派想起了毛的另一句名言：‘造返有理’”。一些造返派贴出了大字报，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逮捕，但是“他们继续进行宣传和煽动”，“武汉的气氛逐渐变得狂热起来”，“每天都有大量的大字报出现”。“经过相对平静的四年之后，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于服从政府的命令，看到少数前造返派再次起来挑战省市政府的权威，他们感到很震惊。当然，前保守派痛恨这些造返者的行为，因此希望能尽快把他们镇压下去。前造返派可能和新造返派一样怀有怨恨之情，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觉得参加到战斗中过于冒险。尤其是那些最近在省市革委会中已经恢复职务和在官方群众组织中得到任命的造返派头头，他们害怕危及自己的政治前途因而非常谨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两个原因促使政治气氛发生改变。首先，一个新的群众运动——批林批孔运动于1973年秋在中国全面展开。这个新运动是由北京激进的中央领导人所发动的一次进攻，攻击对象是北京的对手。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没能洞悉批判这两个死者的现实意义何在”。“激进的中央领导人要想点燃群众对这个运动的热情，就必须使运动本身与其未来支持者所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1974年1月，他们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动员运动。他们现在告诉群众，目前运动的真正目标不是林和孔，而是任何敌视文革的人”。“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武汉领导层的大改组”。“面对日益激进的环境，新上任的省领导在1974年新年的第一个举动就是释放被捕的‘反潮流战士’。这给那些造返派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形势正在变得对他们有利”。“‘反潮流战士’们立刻发动了一轮更猛烈的攻势，要求省政府和市政府处理他们的案子”。1月末，董从北京回来，向几个有领导职位的前造返派头头传达了王的讲话，“首先，王谴责了许多省对造返派的镇压行为。其次，王建议应该有更多的‘年轻干部’，即那些崭露头角的造返派成员，被提拔到更主要的职位上去”。“有党的副主席支持，他们可以指望从一个新的造反运动中得到更多好处而不必担心其代价了”，结果他们“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的派性斗争中去”。当时，省市政府收到来自北京的指示，命令他们停止对造返派的迫害。“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双重压力迫使湖北省委对造返派作出了一些让步”。但是，“前造返派的目标是要改变在过去四年中已经固定下来的权力关系。他们的最小目标是要证明，他们是无辜的，近年来所有加诸于他们的指控都是没有根据的”；“对于前保守派，尤其是那些在清查五·一六集团和‘北决扬’分子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言，造返派的这些目标他们一个都不能接受。前造返派和前保守派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结果，在前造返派开始恢复力量不久之后，造返派和保守派之间旧的派性仇恨再次浮出水面。2月初，两个基本阵营冠以新名号重新露面。前造返派自称是‘革命群众’，前保守派则自称为‘工农兵’。两派之间的冲突使武汉陷入新的混乱之中”。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几个之前被逮捕的造返派头头被释放。“第一次集体行动的成功极大地提升了那些不那么热心的造返派的士气，他们当中有些人本来一直都不愿公开站到‘革命群众’的队伍里来，而在行动成功后，这些人都丢掉了顾虑”。“3月4日，湖北省委发布了‘七条’，其中湖北省委第一次正式承认双清运动确实冤枉了很多无辜的人，同时也作出保证，要恢复所有受害者的名誉”。但是“这种试图取悦两方的如意算盘是打错了”。造反派“不同意刘应独自为他们的不幸负责的说法”，“坚持所有那些曾经迫害过造返派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借口，合法地向保守派及党内干部复仇”。而在保守派看来，“双清运动没什么错误。镇压潜藏在造返派队伍中的‘牛鬼蛇神’是正确的，也是合理的。错的是1967年7月的武汉事件还没有得到正式平反”。“在对造返派有利的政治大气候中，当地政府发现抵挡造返派的压力，要比抵住来自其它方向的压力更加困难。在3月的前半月，当地政府对‘革命群众’作出了更多的让步”。造返派的气焰增长，“在很多单位开始贴大字报，点名攻击他们的上级领导和保守派同事”，并想出设立所谓“批林批孔办公室”的创意来夺权。“保守派被这些事态的发展激怒了”，也提出了要求并与省领导谈判，但是“除了得到严厉批评之外一无所获”。3月，一群气急败坏的保守派绑架了几位省领导，结果，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三点指示，宣布“不许为武汉事件翻案”，保守派失望之极，造返派变得更加桀骜不驯了。“在躁动不安的气氛中，武汉市委再次失去了对其机关报《长江日报》的控制”，“当地政府甚至开始失去对其本机构的控制权”，“尽管所有的集会都叫‘批林批孔大会’，但对林孔几乎只字不提。相反，所有讲话者的矛头都指向当地政府。省市领导经常被请去参加这种其实是造返派借机侮辱他们的会议”。“1974年前三个月里，随着公共机构逐渐陷入瘫痪，流氓行为在武汉变得非常猖獗。据报导，在公共场合已经发生了32起性强奸、103起斗殴和28起抢劫事件”。“无政府状态绝不是武汉的独有状态。到4月初为止，浙江、河北、河南、江苏、四川、江西、广东、山西和山东都陷入动乱之中。其它省也都或多或少地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其它各省的动荡与武汉动荡的原因一样，都根源于派性的死灰复燃。全国的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的干扰”。
十二、“年间的派别斗争”（二）“允许这种灾难再次上演，肯定不符合毛的最佳利益。要想让公共权力避免崩溃的命运，北京必须采取行动遏制各省重现的自发派性”。武汉成为了北京态度转变所影响的第一个城市。“4月7日，湖北省委接到了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在过去两周内，几乎造返派所做的和所支持的每一件事都遭到了批评”，指示列举了造返派所犯的大量错误。特别是第十二号文件，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必须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准建立战斗队，不准进行跨单位跨地区的串联”。“和前些年里曾见到的情况一样，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的重新确立，通常已经成为北京打算从混乱中恢复正常秩序的第一个标志。十二号文件使武汉政府免于政治上的惨败”。当地政府开始“敦促各级领导干部更加关注生产和加强党的领导；告诫‘革命群众’和‘工农兵’解散‘联络站’等有形组织，并返回其原单位……同时下令警查对过去几个月中猖獗的歹徒采取强硬手段”。一些造返派头头前往北京，更多的人涌向北京。“但是，在中央和湖北的领导人讨论武汉未来的时候，居然不准任何派别的代表参加”。5月的武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而相对平静，“自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来，相互争斗的派别第一次开始张贴批林批孔的大字报”。北京作出了包括“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省级主要领导可能确实犯过某些小错误，但总的来说还是好干部”，“可能有必要补充领导，但不能在牺牲老干部的前途下进行”，“所有非正式的群众组织必须立即解散”的决定。当地政府为恢复公共秩序作出了努力。“但是，那些要求还没有得到满足的造返派们害怕一旦形势恢复正常，他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使自己的冤案得到平反了”，“6月中旬，狂热的气氛在武汉又开始形成，到了6月底，城市再次陷入混乱”，“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游行和集会。更糟的是，‘革命群众’和‘工农兵’开始诉诸暴力。例如，6月的最后一天就发生了两起流血冲突事件”。“正当武汉当局徒劳地与来势汹汹的派性做斗争的时候，对于国民经济持续不断恶化的状况，中央领导层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国家计委于6月18日提交给政治局的一份报告显示，与1973年同期相比，二十九个省市中有十一个省在1974年前五个月的工业产值大幅度下降”。“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号召广大群众结束派性动乱，专心生产，遵守纪律。通知特别强调，凡是不遵循北京指示的人，都将受到严肃的处理”。“没人敢挑战由毛亲自签发的中央指示的权威”，“到了7月末，武汉的派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有效控制”。10月，毛提建议曾被戴上“中国第二大走资派”帽子的邓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发布指示：“文革，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安定的局面在武汉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武汉市的工业产值在1974年下半年大幅度增长”。“年所发生的派性斗争，源于年间发生的事件。但是，旧的派性活动表现出了新的特色”，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前者参加的人数比后者要少得多。比如1974年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一般都对政治漠不关心，原因很简单：“在1960年代中期使学生们分化的问题如今已不复存在，而当前所争论的问题与这些学生却毫不相关”。1974年拥有大批知识分子的文教科研机构相当平静，“并不是因为知识分子们改变了看法，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表达他们对‘革命群众’的同期。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比其他人更加老辣”。“在其它部门里，人们身上也缺乏激进主义。而在文革早期尤其是年间，激进主义在绝大多数人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只有那些将批林批孔运动当作向上爬机会的造返派，才表现积极、敢说敢做”，“那些迅速采取造返行动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些绝望的造返派。他们已经处于社会底层，没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这些‘愤愤不平者’和‘向上爬者’加起来，也只占前造返派中很小的一部分，更不必说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了”。“‘工农兵’阵营也主要由‘百万雄师’各级前头头们构成。这并不是说，那些不积极参加派系政治斗争的人对此漠不关心”，而是说“他们从没想过为派别斗争再次献身”。“造返派对私利的追求不仅破坏了武汉造返派与其北京支持者之间表面上的从属关系，也分化了造返派的阵营。‘革命群众’分成了八个小圈子，归属两大派：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主流派更“关注补台的名额”，非主流派更关注“对个人物质损失的补偿”，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内部又分为偏好策略的策略派和喜欢行动的街头派。“‘工农兵’也不是铁板一块。保守派阵营内部分为两个派别：正统派和行动派”。“与从前相比，新派别斗争的群众基础大幅缩水、更加世俗化并且支离破碎”。“在1975年初，造返派的街头派试图煽风点火，制造新的混乱”，一个自称“革造民兵”，成员不超过一百人的组织成立。2月，他们“占领了位于一个交叉路口的中南旅馆”，赶走了旅馆职员和客人，并“公然无视公按局的警告装了八个扩音器并开始广播”。地方政府劝说他们离开无功而返，警查被派去强迫他们离开也没有成功。“他们把一辆废弃卡车堵在旅馆前面的十字路口长达11天。结果汉口三分之一的主要道路堵塞，大部分交通系统陷于瘫痪，城市的生产和日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他们预计，一旦整个城市堵死了，北京可能会出面命令当地政府和他们进行谈判，就像年间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但是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2月26日，北京下发了一道指示，命令湖北省委‘严厉处置堵塞汉口重要交通枢纽的肇事者’。当地政府一旦得到了北京的坚决支持，立刻就摆脱了往日的优柔寡断”。“随后几天，几乎所有‘革造民兵’的积极分子都被逮捕，共有大约100名男女被收监。这个行动完全清除了造返派的街头派势力。这一事件之后，派别斗争在武汉销声匿迹了”。“由于策略派造返派的领导不是被收监就是被送往别处，其组织也分崩离析了”。“同时，邓3月5日的讲话和中央《关于整顿铁路工作的决定》，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资产阶级派性’的猛攻”。“对派性的批判到6月发展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在随后的三个月里达到高潮”。与之前的同类运动不同的是，1975年的反派性运动“没有对所有的造返派积极分子搞人人过关”，基层积极分子被放过了。“到1975年秋，武汉的局面似乎已经基本稳定。随着生活恢复正常，经济再次繁荣起来。例如，从3月到11月武汉的工业产值以11%到17%的速度增长”。
十四、“超凡领袖的挫败”毛曾说“他发动的文革将持续大约三个月。那时，他并没有预见到这个运动会拖上十年之久，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到1966年7月末，情况已经很清楚，三个月的时间不够。因此，毛认为有必要再增加三个月。但是，10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毛发现多数党的领导人仍不理解他发动文革的意图，因此，他提出再延长几个月。1966年的最后两个月，公共权力瓦解，派别斗争兴起，毛认为文革可能需要再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然而1967年出现了两个突然事件，一是毛试图用军队稳定乱局，但军队却镇压造返派，二是他试图限制军队权力来恢复文革势头时，社会又陷入了无政府边缘。另建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比毛原本的预计要慢得多。毛要求29个省在来年2月前成立革委会，但到1967年底只有11个省成立革委会。毛不得不再次修正时间表。两报一刊社论预计还需要一整年的时间，文革才能取得完全胜利。1968年更多的革委会成立，但这并不是毛设想的新政权形式。他发动了反“右倾思潮”运动，结果导致派别之间发生更大范围的武斗。目睹激进计划的灾难性后果之后，毛不得不做出调整，让军队来控制局面，形势才开始稳定。毛认为文革将在1969年夏天胜利告终，但1969年4月又调整计划，声称完全取胜仍需一年。1971年发生林外逃坠机事件。毛不再对文革的终结日期做出估计了。“在年间，文革前的权力分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运动开始以来所改变的，仅仅是政治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