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作家有人说姜文姜郎才尽也有人说姜还是老的辣，但盛宴已备好你无需等待！
据猫眼专业数据，7月13日上映当天，《邪不压正》以40.5%的排片拿下1.2176亿，以微弱优势挤下《我不是药神》（1.2130亿），成为当日冠军。这一成绩远超2010年的《让子弹飞》（3018万）、2014年的《一步之遥》（8159万），创下姜文电影首日票房最高纪录。目前，《邪不压正》微博大众评分7.7，大V推荐度79%，后续票房表现如何还需要持续观望。
《邪不压正》由姜文编剧并执导，姜文、彭于晏、廖凡、周韵、许晴、泽田谦也、安地等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该片是姜文第六部导演作品，改编自张北海小说《侠隐》。故事发生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北平城的“至暗时刻”，一个身负大恨、自美归国的特工李天然，在国难之时涤荡重重阴谋上演一出终极复仇记。该片于日在中国上映 。
燃爆、畅快、爽，是很多人看完影片的感受，电影里的故事发生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的北平。这里被姜文称为一个“间谍之城”，各方人士轮番登场，他们代表着各方利益需求。但是姜文的电影有很多细节，都需要你二刷甚至看影评解析才能明了。
片中李天然入职协和医院时，和同事对着一颗肾宣誓。他好奇为何要对着一颗肾宣誓。院长说这是他手术割错的一颗肾，并且还是一个名人的。很多人看到这里笑得前仰后合，但其实这里并不是纯粹的开玩笑，而是引入了一个历史事件。1926年，梁启超因便血腰疼到协和医院诊治，经X光透视显示左肾有黑斑一处，医生诊断结果是左肾患结核，需手术切除。当时由协和的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但手术之后，梁启超依然便血腰疼，最终去世。外界盛传刘瑞恒误将健康的右肾切去了，导致梁启超壮年早逝。但也有另外的说法是并没有割错肾，但黑斑是良性的，没必要割肾。《邪不压正》片中出现的院长表示这是他误做的一次手术。姜文曾表示，他想要在电影里表现这个世界的荒诞，你想当然的事情，很多时候并非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片中姜文饰演的蓝先生，很多人看完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蓝青峰游走于中日两方势力之间的前朝武人，辛亥元老。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死于广东和上海。多年以后，他又来到北平，暗中收养李天然。李天然，习武少年，公开身份是协和医院医生。和朱潜龙师出同门，却结下血海深仇。少年时，他目睹师父全家被屠，自己也被朱潜龙枪击。朱潜龙点了把火，要将他毁尸灭迹，他却奇迹般浴火重生。15年后，李天然在美特训练变身“李小龙”，领受任务归国，同时也为私仇而来。
他让李天然成为自己的第三个儿子，把李天然送到美国，将其训练成勇武的刺客。十五年后，他命令学业有成的李天然回到北平，让李天然对朱潜龙构成威胁。这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人，一个放长线钓大鱼的人，同时也是手段狠辣的人。此人从救下13岁的李天然时就开始布局，抗日、反蒋、倾美，但他也发了国难财。这个角色原型是原著《侠隐》作者张北海的父亲张子奇，曾经做过天津电话局局长，也曾有过军统背景。蓝先生和朱潜龙吃饺子那场戏中说到自己当年和小西天和小诸葛如何叱咤风云，是应对着历史人物阎锡山和白崇禧。
姜文不止一次说过，女人是能成大事的，他的影片也一直在传递这样的精神。在《邪不压正》中，让李天然突破懦弱最终成功复仇的，是周韵饰演的裁缝关巧红。关巧红，隐匿缝纫作坊的巾帼烈女。因为父亲被杀，为了复仇而嫁人，生了两个孩子，由于丈夫不支持复仇，抛家弃子。为了报仇放足、健身。她帮助李天然实现复仇。关于她的身份，在电影中她提到父亲曾经是军人，被军阀所害，而她蓄谋十年为父报仇。其实这个角色承担着姜文的另外一个理想，这个人物设定显然来源于民国时期为父报仇的侠女施剑翘。因为姜文原本就有打算拍施剑翘的传记片。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安徽桐城人，自幼生活在山东济南。生父施从云，后过继给其弟施从滨。1925年秋，奉系军阀张宗昌与直系军阀孙传芳为争夺安徽、江苏的地盘展开战争，时任奉系第二军军长、前敌总指挥的施从滨奉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命迎头截击。施从滨率军南下时，孙传芳曾连发三封电报要施同他合作，但施不予理睬，反而孤军深入。在皖北固镇的交锋中兵败受俘，被孙传芳枭首于蚌埠车站，示众三日。死讯传来，年仅20岁的施剑翘就立志为父报仇，手刃仇人。1935年，施剑翘在天津刺杀直系军阀孙传芳后被捕入狱，1936年被特赦。
片中朱潜龙和蓝先生吃饺子时，发生一桩命案，朱潜龙必须立刻处理，因为是美国人被杀害，还被挖去了内脏。这也是历史上确有其事的“帕梅拉案”。只不过被害人从英国人改成了美国人。朱潜龙，李天然大师兄。1922年，伙同根本一郎杀害师父满门。后投身警界，一路晋升为北平城警察局局长。他和李天然一样，都是师父收养的孤儿，随师父姓李。但是为了要认朱元璋做先祖，他改姓朱。他的野心，是要做皇帝。1937年1月，英国少女帕梅拉·沃纳死在素有“狐狸精”出没传闻的狐狸塔下，尸首被刺得面目全非，血液被抽光，心脏被掏空。帕梅拉的父亲爱德华·维纳曾担任英国领事馆领事，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该案当时由中英警力联合办案，但是最终也未能查明凶手，被后人视为一大奇案。到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时，案件已逐渐被人们遗忘。而也是在这个吃饺子饭局上，朱潜龙和蓝先生对口相声一样的台词中，把爱写日记的人都奚落了一通。民国时期爱写日记的，除了蒋介石，另外一位名人是胡适。
姜文在电影《邪不压正》中，还原了一个曾经的北平。比如李天然从美国回到北京坐安德勒车回家的路线，从前门火车站下车，老城墙、前门箭楼、天安门城楼、南池子街，一路逐一展现，最后抵达内务街11号东四附近。这里就是姜文小时候住过的部队大院。但其实这些场景大部分都不是在北京拍的，比如李天然跑酷的屋顶是在云南搭的景，许晴最终跳城墙的镜头以及多个在城墙上谈事情的镜头，是在西安拍的，因为西安的明城墙保留得比较完整。许晴饰演的唐凤仪，蛰伏权贵之中的美艳交际花。她本是朱潜龙的情人，支持他的皇帝梦，不愿意做妾。后帮助李天然复仇，在日军进城时跳下城墙而死。
北洋年间，北京以北。习武少年李天然（彭于晏饰）目睹师兄朱潜龙（廖凡饰）勾结日本特务根本一郎（泽田谦也饰），杀害师父全家。李天然侥幸从枪下逃脱，被美国医生亨德勒救下。李天然伤愈后，赴美学医多年，并同时接受特工训练。1937年初，李天然突然受命回国。“七七事变”前夜，北平，这座国际间谍之城，华洋混杂，山头林立，每时每刻充满诱惑与杀机。一心复仇的李天然，并不知道自己被卷入了一场阴谋，亦搅乱了一盘棋局。彼时彼刻，如同李小龙闯进了谍都卡萨布兰卡。前朝武人蓝青峰（姜文饰），神秘莫测，与朱潜龙、根本一郎关系紧密，更与亨德勒情同手足，是敌是友面目不清。随着中日危机不断升级，各方博弈愈演愈烈。多次为谎言蛊惑、错失时机的李天然，终于下定决心，在红颜帮助下开启复仇行动，并使整个灭门事件和人物底细暴露世间。
《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武侠小说《侠隐》，讲述1937年青年侠士李天然身上背负着血海深仇，在美国秘密训练多年后返回北平复仇的故事。这是姜文在《一步之遥》后时隔四年的最新作品，也是其“北洋三部曲”的终章。
媒体人称，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叙事节奏，整个影片的后三分之二在渐入高潮的时候突然拖沓起来，在高潮时更是多了许多无谓的特写+场景切换，炫技有余，张弛无度。故事开场没多久，姜文饰演的角色蓝青峰就展示出了雄厚的背景实力：在北平有十二套四合院，和很多革命大佬都是兄弟交情，和故事大反派——廖凡饰演的警察局局长朱潜龙也能谈笑风生还做交易。不仅在国内势力强大，还能在美国建立组织（具体是什么组织不详）：救了男主后，帮助他在美国接受十几年训练（同时还学习了高超的医术），甚至男主的养父和美国上级都是他的下属。
男主彭于晏被告知“等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可以去复仇——手刃朱潜龙和根本一郎”，但这个“任务”一直模模糊糊看不清楚：我只知道他有爱国热情想要抗日，但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做。蓝青峰想将男主作为诱饵，让朱潜龙杀掉根本一郎，后来又跟根本一郎做交易，让他给自己一份汉奸名单。然而这俩计划都失败了，朱潜龙不愿意杀日本人，根本一郎还把他培养的眼线马车夫给杀了，最后将他关在小黑屋里，他答应引男主出来才放他出门。他去接男主的时候，说自己已经穷途末路了。怎么这样就穷途末路了？你美国的下属呢？你那些大佬兄弟呢？你布置了十几年的局，这么简单就给破了？
彭于晏饰演的男主李天然，从出场开始就气势汹汹地说要报仇，结果他第一次偷了根本一郎的刀和印，还印在朱潜龙情人的屁股上，第二次弹碎冰划伤了朱潜龙的眼皮，第三次跟根本一郎单挑，还先让他三刀。他说自己看到仇人会因为恐惧而动弹不得，我看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倒是带着一股骄傲自得的神色，悠闲得不像背负了十几年血海深仇的人。
彭于晏的肉体露得一点不比许晴少，他年轻、饱满、生机勃勃、强大又有力，能快速躲开近在咫尺的子弹，也能轻松地穿行于屋顶和树林之间，刀法精准，人设迷人，但我一点都喜欢不起来。他本质上是一个牵线木偶，最开始听命于上级，后来听命于蓝青峰，之后又在周韵扮演的裁缝那儿“找回复仇的本心”，他没有自己的想法，做得最过火的也不过是贸然出现在朱潜龙的酒局，弹了他一块碎冰。（后来火烧鸦片厂也是蓝青峰让他做的）
说得不好听一点儿，他的“觉醒”和“蜕变”就跟没有一样。廖凡饰演的朱潜龙也没啥内涵，但他的人设就是心狠手辣却非常“单蠢”。虽然是反派但也承担了片里的许多笑点，比如朱元璋画像那段。李天然拿着刀问他为什么要杀师傅一家，他坚持否认说不是我，是你杀的。他还给李天然刻了一个狗的碑，说李天然是杀人凶手。可能他潜意识里觉得只要谎言说多了就会成真的，他连自己都想欺骗，不愿意面对现实。外加那句“要是师傅愿意签字，我当然不会杀他”，这与他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形象一对比，竟然让角色更立体了几分。
周韵演的裁缝和许晴演的贵妇，都非常美，一个是坚毅的美，一个是风情万种的美。但裁缝这角色给人的感觉就像：想塑造一个神秘、有故事的高人形象，但故事有余。内涵不足。和蓝青峰一样，她有钱有势（全京城的达官贵族都来她这里买衣服，她还有自己的小队，最后时刻杀掉了根本一郎埋伏在车上的暗杀者们），她也有惨痛的过往和复仇的心，但她除了一直催促男主角去行动外，并没有做出其他的动作。电影花了一定的篇幅去描述她怎么治好自己的小脚，可能也暗喻了她和男主最后都治好了自己的“心病”，但就像我在上文吐槽的，这种转变实在太微弱，让我连带着对她治好了脚也没有额外的感动。
唐凤仪，她真的非常美，非常诱人。每次出场，全场观众无论男女都会惊呼。她又美又奔放，去追求某个目标时毫不犹豫（朱潜龙、李天然），放弃也十分果断。她其实是个高知女性（在剑桥念过书），但又会说出“我在马尔代夫买了两个小岛，以后海平面下降岛面积就会越来越大”这样的傻话。她贪图玩乐和儿女情长，但在日军进城的时候，没有选择飞去马尔代夫，而是穿得漂漂亮亮的从城墙上跳了下去。
这个角色不像浪漫主义，她就是空想和浪漫本身。仍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姜文选择了戏谑的黑色幽默来表现这种家国情仇。一个普通美国人骑驴可以挡下正在训练的日本军队，坦克里探出头的日本军官只敢嚷嚷着要攻破华盛顿却不敢动他一根汗毛。朱潜龙抓到罪犯，外国人都送去使馆，只能砍本国人的头。蓝青峰四人在六国饭店聚餐，朱潜龙甩了唐凤仪一巴掌，饭店的比利时人老板过来让他滚出去，他半点不敢回嘴。全片在不遗余力地强调着“外国人的特权”，刚来北平的时候，男主角问美国养父开车为什么横冲直撞，美国人说“这里可是北平！”意思是外国人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后来他问为什么一张护照就能拦住日军的坦克，养父说，那是因为我们护照背后有着更大的坦克，更强的军队。
但这种感情是被压着的，全外放出来煽情就不是姜文了。更多时候他的镜头是给了看起来“无意义”的琐碎片段，老北京的街头巷尾，连袂的瓦顶屋檐，断掉的城墙，简直是给老北京民俗拍的纪录片，带着点与战争时代不符的温柔。
这部片子优点很多，有一点就是它的服化道的用心。旗袍与西装并行，枪炮共刀剑一色，西医、萨克斯风都是赤裸裸的现代印记，却残留着侠客飞檐走壁的江湖旧梦。这部片子如果分成片段来看，称得上很优秀，但合成一部完整的故事，只能说差强人意。他在这部作品里肆意展示着自己的恶趣味和荒诞幽默感，但却在临门一脚时戛然而止，强行掰回了轨道。就像他开车去接李天然石时说的，“我已经在压着速度了！”又或者是那句看起来不合时宜的话：“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
各个演员嘴里说出来的台词，一口京片儿没什么问题，但是表现的有点过啊，北京人平时说话都是这么矫揉造作的？彭于晏算是可以理解吧，不过也是一样不太好。台词的说这个部分真是我觉得整部电影最大的败笔了。
别的诸如笑点啦，血腥啦，有的还挺加分，尤其是一上来的血腥尺度，很写实，直接表明了整部电影该有的表现残酷方面的尺度，对于一部描写战争相关的电影是很应该的，毕竟姜文在电影上映之前也说了他是想要拍一部让人知道日本人做了什么的电影。
电影是一部基于现实的荒诞电影，略有些虚幻色彩，所以对于主人公就不要过于较真。就像电影中最后师兄弟对决设置的残忍血腥却又逗比，就是给观众一种脑回路特别奇特的感觉。总体而言，姜文这片也许不如他自己的《让子弹飞》，可能和同期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我不是药神》作为电影来说也有差距，但是不妨一看。缺点总结起来就是电影想演绎出荒诞的效果，但是过了，许晴，亨德勒是比较突出的俩，彭于晏么，演的是可以的，后来想想，感觉实际上跟电影有点不搭，不搭在哪儿呢，如果是一个没台词，只有动作戏的角色，应该就很搭了。
周星驰的无厘头让人释放、开心，姜文的荒诞让人压抑。简单来说，《让子弹飞》影射革命年代和前三十年，《一步之遥》影射改革开放之后，《邪不压正》反映十八大以来的社会思潮。影片中描述外国人特权的几个微小细节，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某些领域某些地方不也是这样嘛！搞逆向歧视！这不能不让人引起联想！
剧情是老套了些，个人英雄主义和家国情怀没有融合好，没有发动群众，准确的说是没有教育群众的改革家，没有大局观价值观的革命战士(主角在美国长大，也说得通)，就是个想自己报仇却稀里糊涂顺便谈情说爱没有成功的故事，还好姜文知道这种背景是不能有大团圆结局的，不然绝对差评。
李天然偷印偷刀射瞎朱潜龙的眼都是他的心理活动体现，小时候亲眼看到师傅一家被杀，心里是有阴影的，不敢报仇，只敢搞搞这种恶作剧似的活动，所以才有了关巧红（原型施剑翘）的开导，而关巧红对他的开导其实也是对自己说的，所以片尾她真的去报仇了。
周星驰的无厘头是取悦观众的，姜文的电影是取悦自己的，他对观众是俯视的（但不是轻蔑）。就像《让子弹飞》里一样，民众力量巨大，要依靠民众、为了民众，但民众是需要引领和激发的。姜郎才尽。
专家认为，本片相较于张北海的原著武侠小说《侠隐》做出了较大改编，主人公为报国恨与家仇采取了一系列果敢行动，不仅有后武侠的风格显现，还表现了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人在各种背景影响下的成长和发展，表现了三十年代民族狂野在侵略者压抑下的强劲爆发，该片对“屋檐之上的北京城”的影像表现极具创造力和想象力。本片延续了姜文导演一以贯之的一些艺术风格，散发出浓郁的浪漫主义和作者个性气质，呈现出个人想象与类型叙事的完美结合，兼顾了艺术个性与商业性，便于观影大众的认知。有的专家还指出本片情节紧凑，跌宕起伏，人物关系复杂但不凌乱，线索密集但十分清晰，历史和年代的信息量巨大，释放出很多的解读空间和多重联想。专家对演员的表演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们认为彭于晏的准确表演了人物的成长过程，其动作迅猛果敢，攻势凌厉，姜文表演出角色的掌控全局和沉稳老辣，廖凡表演出反面人物的阴狠狡诈，周韵诠释了特定女性在复仇道路上的内心纠结、最后决心和含蓄深情，许晴表现了角色在风情万种自由洒脱之余，迸发出城楼之上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这是姜文第二次与IMAX合作，姜文特意打造的民国北平在IMAX高清高亮的大银幕上尤为写意夺目，加上清晰逼真的画面质感，配合上具有穿透力的音响系统，令观众沉浸在充满想象力的世界里。作为“北洋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邪不压正》和前两部《让子弹飞》《一步之遥》一样，独具一种传奇意味，对于这种“传奇”色彩的诠释，左衡在《今日影评》中给出了三个关键因素。
环境的传奇性。《让子弹飞》描述了中国南部一个虚拟的边陲小镇，里面充斥着奇怪的行业和从事奇怪行业的人；《一步之遥》发生在法租界风云诡谲、阴谋丛生的魔幻之都上海，“第三届环球花国大选公开赛”盛大开幕之时；《邪不压正》的故事发生在华洋混杂，山头林立的北平，每时每刻都充满了诱惑与杀机。时代的传奇性。《让子弹飞》发生在北洋战乱后；《一步之遥》发生在1920年军阀混战；《邪不压正》则发生在北洋年间的北平，中日危机不断升级。
人物性格的传奇性。姜文电影中，总有一个正气凛然的人，他可能有邪气痞气，也有底线，但一定不会平庸。比如《邪不压正》中在北京城的屋檐上飞檐走壁的习武少年李天然；《一步之遥》里出身贵族但生逢乱世的马走日，大清覆亡后，身为满族遗老的马走日，与旧友项飞田、完颜英结伴南下闯荡上海，凭胆识打下一番天地；《让子弹飞》中的张牧之，他是昔日蔡锷军中猛将，却在北洋战乱后落草为寇，成为纵横山野的绿林悍匪，带着手下一班有勇有谋的弟兄，踏遍南隅江湖劫富济贫。
抛开“荷尔蒙、粗犷、强烈、热烈”等等形容词，左衡更愿意从姜文的个人气质来聊姜文。在谢飞执导的电影《本命年》里，姜文饰演精神世界极度空虚的李慧泉，他不能正常看待爱情和友情，富有悲剧而优雅的宿命色彩。所以，姜文可以粗犷、强烈又邪痞，亦可不热烈、细腻又孤独。“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样一个非常精雕细刻的，内心无比柔软的，像一个孩子一般的姜文的这种创作能力。”
左衡期待姜文能够像他喜欢的电影大师瑟吉欧·莱昂那样，创作出一部像《美国往事》那样令人心潮澎湃的作品。“如果有一天姜文导演也会留下这样一种关于现代中国往事一般的叙事，这样的一位电影人才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邪不压正》作为姜文导演的第六部作品，也是他“民国三部曲”的终章。四年磨一剑，该片由姜文亲自编剧、执导及出演，彭于晏、廖凡、周韵、许晴等主演，强大的演员阵容、再加上姜文个人品牌的加持，使该片未映先热。此前《邪不压正》在长城脚下举行了“家宴”，众多业内大咖明星齐聚，如：贾樟柯、王学圻、洪金宝、宁浩、张一白、黄渤、夏雨、袁泉等纷纷大呼过瘾，超高评价更加令观众对影片全国公映引颈以待。
《邪不压正》是英皇电影继《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后，参投出品的又一部姜文作品。投资《邪不压正》并在旗下北京首家英皇电影城举行京城首映礼，英皇集团影视产业版图逐渐浮出水面。近十年以来，通过与全国知名导演的紧密合作，英皇集团参与了多部高口碑票房的内地电影，并积极布局电影院线，逐渐完善其产业版图。
“很姜文”、“姜文还是姜文”，《邪不压正》的确延续了姜文一贯的影像风格。“没有慢，直接起”，行云流水的节奏、凌厉的镜头切换，替观众省去了传统叙事中“起因”和“发展”部分，使得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令人大呼过瘾。而姜文最招牌的暴力美学，在1937年的北平得到了最广阔的发挥空间。当个人恩怨被国恨裹挟，那便是快意恩仇、血肉横飞、火光满天。也难怪有观众表示“这部电影不只是很姜文，而是最姜文”，“像是时刻坐在火山口，最嗨最爽的一次观影体验”。
“刺激”、“过瘾”一向是姜文电影的直观标签，此番《邪不压正》更添了一份 “浪漫”的气质，如一道大菜，除了扑鼻的香气之外，多了供味蕾沉醉的余味。而片中迭起的屋顶海洋无疑是导演浪漫和想象力的寄托。在屋顶的世界，虽然穿着夜行服，李天然（彭于晏饰）却展露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相比地面上身背仇恨和任务的“杀人机器”，屋顶上的他会害羞、会表白，亦会胆怯、会恐惧。屋顶上的世界，是姜文的fantasy，亦隐藏着角色的底色。姜文的浪漫不是刻意的设计，而是骨子里的，“信手拈来的一句对白、一个回眸，都令人沉醉不已”。而声乐系的同学则表示，姜文对配乐的选择格外讲究，“多处用到歌剧咏叹调选段”，悠扬的歌剧配合唯美的画面，进一步为浪漫加磅。
作为全国路演的收官之战，姜文、彭于晏和许晴继首映礼后再度“合体”，成为当天的最大惊喜。风趣幽默、活力十足，三人不时的亲密互动、妙语连珠，引得现场掌声、惊呼不断。这也不禁引人感慨，只有如此欢乐的工作氛围和讲究的创作态度才有可能拍得出真正的好作品。
姜还是老的辣，姜文甫一出场便展示了他的“讲究”。“拍电影就像请客吃饭，要做到有滋有味才敢开门迎客，所以4年拍一部时间并不长”。而彭于晏则表示自己不仅在开拍之前苦练动作、练口音、练跑步，还认真钻研了李小龙的表演。他同时也透露，自己的角色与李小龙有着某种关联。当被问到在拍“裸奔”一场戏时是否犹豫时，彭于晏反问“你热爱音乐吗？热爱的东西为什么要犹豫呢？”《邪不压正》剧组在姜文导演的影响下，一个个成了“细节控”、“讲究人”，原因无外乎对电影的热爱。
“讲究”之外，一向以“硬汉”形象示人的姜文也展示了浪漫的一面。有观众问“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是否被赋予什么特殊意义？”姜文坦率表示“我还需要赋予女性特别的意义吗？她们本来就很特别，对我是神一样的存在，我只能这么拍”。硬汉已足够迷人，懂浪漫的硬汉最是撩人。
一位音乐学院的同学对导演的音乐品味大加赞赏，认为《邪不压正》中音乐和视觉的结合非常有意境。对此，姜文坦言自己并不识谱，但“很多音乐在写剧本时就存在脑中了，而且还会帮助自己补充很多细节”。许晴则表示，拍戏现场导演不给演员剧本，每一场戏都演了很多遍，他需要演员自己去找到他心目中唐凤仪的样子。连创作过程都如此肆意，观众口中“中国最浪漫的导演”，姜文绝对担得起。
姜文说，4年的电影创作过程就如4年的大学生涯，最根本的是把基础打牢。而无论银幕上飞溅的荷尔蒙、行云流水的打斗场面，还是幽默戏谑的台词，根基都来自于主创们“讲究”的创作态度和骨子里的那份“浪漫”。姜文导演四年磨一剑，一场有酒有肉、载歌载“武”的盛宴，就在今天，无需等待！
综合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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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七七事变”81周年，拨开云雾，审视抗战，最爱君也将按照年度，讲述8个从年间的阶段性故事。
从细微处，审视我们民族的心灵与泪水。
1937年元旦，南京城里，在西安事变后护送蒋介石返程，被软禁的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
“昨夜梦中过新年，同乡二人来访，述及亡国衰家之苦，大家对泣，恐非东北人不知其滋味，因梦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叫醒。我心中十分惨然。”
抛弃东北、不事抵抗的张学良，除了在梦中感时哀伤，其实并不能真正理解人民的苦难，这一年八月，淞沪会战正式拉开帷幕，一名在中国航空公司的美籍飞行员，记录了他在上海街头的所见：
“我第一次从人性的角度——不是从军事角度——看到了战争。一个女工沿着一条小街奔跑，脸上充满恐惧和忧伤，她怀抱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小孩的整个面孔已被炸掉······我希望我不要像现在这样，老是记住当时的情景。”
在上海，无数的难民开始汹涌涌入租界避难，当时，上海租界地带与华界有围墙和栅栏隔离，恐慌的难民们围聚、扑打在租界边缘，
“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地狱里面的人饥寒交迫，天天幻想着天堂。”
▲1937年上海：租界内外，是生与死的区隔。
但天堂并不存在，这一年12月17日，在南京，随着古都的沦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育系主任、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则在艰难困苦中，努力保护着南京城里的中国妇女：
“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乱世之中，最难是别离。
1938年10月，随着武汉保卫战的失败，国民政府决定组织向大后方撤退，汉口燕山亚细亚火药公司的职工潘士豪带着妻子，也踏上了流亡之路。
去往重庆的船票只有一张，潘士豪对妻子说，你先走！他把逃生的机会让给了妻子，自己则历经艰辛坎坷，最终在三个月后才抵达重庆，他原本以为，此生或许将与妻子永远分散了。
没想到的是，在重庆相国寺码头，他竟然神奇般地遇到了妻子：
“她一个女子，一路上平平安安的，那时候，人心太好。”
乱世中的婚姻，注定坎坷波折。在重庆神奇重逢后不到几个月，妻子在大后方困苦的环境中因病去世，此后终生，潘士豪都没有再婚，他用余生来怀念妻子，他总是对人说，妻子很美，他一生都忘不了她，所以他一生，都要为她守候！
▲1938年，一张通往重庆的船票，是生命与自由的象征。
日，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在带领军校学生辗转迁徙中，也在广西宜山积劳成疾去世，临死前，他留下遗言说：
“战争目的在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它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
“千言万语，对日本人，胜也好，败也好，就是不能同它讲和。”
抗战第三年，日、7日，就在日军大轰炸刚刚过去不久，重庆南开中学就如期召开了春季运动会，当时，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在开幕式上慷慨激昂地致辞说：
“敌人想威胁我们屈服，我们偏不怕他威胁。”
6月下旬，电影《孤岛天堂》在香港首映，电影讲述的是在上海沦陷成为“孤岛”后，一群爱国青年铲除汉奸特务、随后加入游击队的故事。
在电影院中，每当播放到剧中人物说道：“中国是不会亡的！”的台词时，观众们就集体起立，报以狂风暴雨般的掌声。
▲《孤岛天堂》剧照：描绘在大后方坚持抗战的人们。
为了支援祖国抗战，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3200多名华侨机工，也在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分批回国参加抗战，并参与了抢修滇缅公路，和运送国际援华物资的工作。
由于对机工年龄要求为20岁以上40岁以下，因此，一些不符合条件的热血青年，甚至采取虚报年龄等各种办法，以求蒙混过关回国参加抗战。
当时，机工一律要求男性，为了支援祖国，祖籍广东台山、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女孩李月美，当时仅有21岁，看到祖国招募机工的广告后，李月美多次前往报名，却由于是女性被拒绝，为此，李月美通过女扮男装前往应征，最终如愿以偿来到祖国，成为援华机工的一员。
一直到1940年，在一次在滇缅公路上运送抗战物资途中，李月美驾驶的车辆不慎翻车，她身负重伤，由此她女扮男装、回国抗战的真实身份才为人知晓。
▲女扮男装、回国参加抗战的李月美。
此后，李月美又改当护士，继续穿梭在抗战战场上，一直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位“当代花木兰”才复员退伍。
而在整个抗战期间，在回国支援抗战的3200多名南洋机工中，最终有1000多人在滇缅公路等各条战线上为国捐躯。
由于武汉的沦陷，湖北省政府此时也西迁到了位处鄂西的恩施。15岁的少女聂华苓，也跟随着从武汉等地撤离的学生们一起，入读了西迁的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
聂华苓回忆说，在恩施，“下午课后·····三三两两的女孩在河边散步····坐在石头上看书，想家。人人眼巴巴盼望有家信。许多的女孩家在沦陷区，收到一封家信，有的笑，有的哭。”
有一次，有一个东北女孩在河边一边做功课，一边唱起了《长城谣》：“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一个女孩跟着哼起来，有的趴在桌子上哭了，有的大声唱起来，歌声透着哭声。”
而在重庆，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大公报》则将印刷机搬到了防空洞里，坚持抗战报道。此前，抗战爆发后，《大公报》从天津一路辗转搬到上海，又从上海搬到汉口，再从汉口搬到重庆，对于抗战始终坚持不渝，社长王芸生对外界说：
“本报同人，几枝秃笔，一张烂纸，颠沛流离，从事言论工作，以绵薄之力贡献于抗战。”
▲抗战期间，工人们坚持在重庆防空洞里，印刷抗战报纸。
同年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在上海，这一天的《申报》则以“气候转冬，冬赈紧张”报道说：
“隆冬已届，严寒迫人，且米价高涨，街头冻饿而毙之贫民，据普善山庄报告，日近百起。而奄奄待毙者，尚不知其数。”
就在这则报道的旁边，则是一个占了半个版面的“利华奥”牌巧克力广告，广告词写着：
“万千人士一致赞美，因取食便利，增加精力而著名。”
贫富生死对比，是战争年代最无情的告白。
残酷的战争，也使得无数人精神失常了。
在日军频繁的大轰炸下，重庆许多市民，最终因为无法忍受战争的残酷以致疯癫：
“有的全家死尽，七八个尸体横放在储奇门外的河边；有的全家死了剩下一二个，哭得不知人事，抱着那留下惟一的手膀或头颅，在马路上乱跑，与疯人无异！”
也就是在这一年，日军开始正式推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在长城脚下的潘家峪村，这个原本有1700多人的村庄，被日军在一天之内屠杀了1230人，大屠杀后6天，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来到潘家峪，拍下了一组村庄被日寇屠杀后的惨状相片。
后来，雷烨总是难以忘记，当时他所见到的人间炼狱般的惨状：
“听不见昔日牧羊少年的歌声和老人的咳嗽声，没有炊烟也没有灯光。黄昏里，在潘家峪，我们向谁告辞呢？”
大地无言、村庄无声。
▲日军烧杀屠戮后的潘家峪：到处是尸体与废墟。
然而生活总要继续，爱情总要继续。
1941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学生王作荣，经常回忆起当时与女友范馨香谈恋爱的情景：
“我们都很穷，一包花生米，两枚橘子便能打发一下午，而这两样东西是最便宜的。有时我请她吃牛肉面，我不吃；请她在学校看话剧，我不看，在门外等。不只我俩如此，别的恋爱中的同学也一样。”
同样在重庆，在大轰炸过后的大废墟之上，来自重庆全市的二十多个合唱团，搭起了一个个棚架，搞起了千人大合唱，以纪念国民精神总动员三周年。
当时只有17岁的南开中学女生齐邦媛，就参加了这场千人大合唱，她后来回忆说，在那场大合唱中，他们一起唱起了《八百壮士歌》（又名《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战死不退让，宁战死不投降！”
▲1941年 ，重庆军民举行大合唱歌颂抗战。
在昆明，由于剧烈的通货膨胀，薪水难以养家糊口，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夫人们，以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为首，大家开始自己制作糕点，并拿到市场去售卖，以支持先生们在学校继续传道授业，维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薪火传承。
当时，教授夫人们给糕点起了个名字，叫做：“定胜糕”。
在湖南，第三次长沙会战也惨烈进行，国军第十军师长黄钟在日记中写道：
“终日在激烈战斗中，浏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
此前，杨度在《湖南歌》中写道：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整个抗战期间，湖南出兵超过200万人，出粮超过5000万担；而第三次长沙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大获全胜告终。日军在会战中伤亡达5万多人，由于被中国军队四处追击、日军不得不狼狈撤退。
此前，日军会将阵亡士兵火化后带回本土，但此次会战由于尸体太多无法全部火化，日军先是被迫将士兵尸体斩下左手烧成骨灰，再后来被中国军队追击太急，只能改成割下一只耳朵带走，再后来，狼狈得只能是割下尸体的小手指带走了事。
全面抗战进入第六个年头，战争带来的衍生灾难，也深深地刺痛着这个民族。
在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蔓延下，1943年1月，《大公报》记者张高峰，从河南叶县发出了通讯报道《饥饿的河南》：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民，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在随后刊发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中，《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写道：
“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抗战时期，饿死在路边的河南灾民。
困苦不仅是在前线，即使是在重庆等大后方，由于剧烈的通货膨胀，战士们也只能是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甚至隆冬腊月都没有棉衣可穿，当时，国军一个上将的收入，还不如一个普通工人，恶劣的伙食，也导致了国内士兵体质严重恶化，1943年，国内有一次空运1800名新兵到印度兰姆伽受训，结果有1200多名、比例高达68%的士兵由于体格不合格被淘汰。
▲无数这样的年轻人，在那八年中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
为了支援前线抗战，国内的献金救国运动也一直在持续进行，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就奔走了大后方20多个县市进行募捐，并向民众讲解前线战士们的艰难处境，每次有义演的时候，冯玉祥还经常会登台演唱一首民歌《爸爸在家》：
“爸爸在家受欺凌，孩子们在外真心疼。一定打回老家去，救我父母，救我弟兄！”
每次唱完这首歌，台上台下，经常都哭成一片。就在1943年这一年的献金救国运动中，四川全省各界前后献金总金额达到7亿元，其中多数都用来购买了飞机、坦克等武器支援前线，部分则用于慰劳前线战士。
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这一年，日军在中国发起了豫湘桂作战，在衡阳，由方先觉军长带领的国军第十军困守孤城47天，以1.7万人对抗日军9万大军的围攻，最终全军阵亡达6000多人，一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军将士们回到战场搜寻将士们的遗骸：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是一边流泪，一边工作。这古战场并不古，不过在一年半以前，这些古人，都还是我们生龙活虎的战斗伙伴。如今，荒草没径，锈损的枪支、弹壳、炮弹皮、炸弹片，遍地皆是，惨白色的骸骨东一堆西一堆，草长得最高最茂的地方，必然是骸骨最多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收集的、衡阳保卫战部分阵亡将士遗骸。
面对国家危亡，国民政府也向广大学生们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在此情况下，国内青年学生们踊跃报名参军，当时，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个学校的报名人数，竟然达到了在校生的三分之一；当时，甚至连中国聋哑协会的会员，都要求参军报国。短短几个月时间，全国共有12万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共赴国难。
1945年，尽管抗战濒临胜利，但战争，也在无情地摧毁人性、婚姻和爱情。
此前在1939年，演员赵丹带着妻子叶露茜，从上海一起奔赴新疆，希望为西部民众带去抗战戏剧艺术，赵丹没想到的是，他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当做间谍逮捕；1943年，赵丹的妻子叶露茜被释放，由于误会以为赵丹已经遇害，随后，叶露茜与剧作家桂苍凌结婚，并前往昆明定居。
1945年终于被释放后，赵丹随后赶赴昆明，见到了叶露茜，后来，赵丹向女儿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我一见你妈咪，就恨不得一下拥抱她，日夜思念的爱人啊！可你妈却这么冷静。我一看她已怀身孕，马上意识到她已是别人的妻子了。我心如刀割，五脏六腑被撕裂了一样，我忍不住双膝跪下，哭诉恳求她：‘把肚中孩子打掉，跟我回去吧！’可你妈咪绝望地回答我：‘一个家庭已经被破坏了，我不能再破坏第二个家庭。’”
像赵丹一样的家庭悲剧并非孤例，由于战争的动荡、生活的艰辛，根据《大公报》的报道，在抗战最为艰难的1943年、1944年，重庆地区的离婚率也达到了最高峰，无数家庭和婚姻，在战争的摧残下最终崩溃瓦解。
▲赵丹与叶露茜的婚姻，最终在乱世中陨灭。
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停战诏书”最终传来，消息传到重庆时刚好是夜晚，“马上，这个消息从一部电话传到另一部电话，从一个朋友传到另一个朋友。突然，整个城市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爆竹声。起初，爆竹声还是分散地、零星地响着，但还不到一个小时，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座巨响和狂欢的火山。”
就在这热烈庆祝的时刻，内迁四川的武汉大学女生齐邦媛，也参与了这场重庆全城的胜利大游行，“人们丢掉平日的拘谨矜持，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山川壮丽、国旗飞舞’这样的爱国歌，说是万人空巷还不够，黄昏不久，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齐邦媛，也跟当时所有的重庆人民一样，尽情享受着八年抗战之后的胜利狂欢，而可惜的是，她的爱人、中国空军飞行员张大飞，却在抗战胜利前夕的日，在河南信阳与日军的决战中壮烈殉国。
▲齐邦媛的爱人、以身殉国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张大飞。
在那个胜利之夜，齐邦媛起先兴高采烈地参与了胜利大游行，然而，当她经过重庆南开中学校门口时，她马上回想起了，当初张大飞到学校看望她、他们一起相恋相知的情景：
“我想到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人群····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黑地的恸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
因为，在那一场举重若轻的胜利背后，又有多少人会记得，那些破碎的、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是的，没有多少人会记得，在那些宏大叙事背后，这个民族的个体，所曾经蒙受的哀痛与苦难。
谁还会记得，谁又会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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